第一篇：贷款典型案例范本
一、基本情况
贷款用途
客户宣某经营一家汽车运输公司，从事货运运输，已经营7年。公司名下有60辆左右的车辆，有20辆左右是于2000年左右购买的，已达到的更新的时候了，客户表示在今年会逐批更新，每次更新7-8辆，平均每辆车在8-10万元左右。另需要一部份的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营运。故向我行申请贷款金额200万元。
家庭基本信息
客户家庭有套位于**市高新区之江花园3幢1单元801室用于我行的抵押贷款，评估价值290万元，另有一商铺，价值40万元，一辆森林人越野车，价值24万元，无家庭负债，客户配偶怀孕在家休息。
基本经营信息
该客户于2003年开始经营**东市运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货物运输。客户主要从事于周边货物运输。经过7年多的经营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因此经营状况良好。公司由3个股东组成，其中洪某占注册资本的35%，是企业的法人。另一股东章某占注册资本的32.5%，客户占32.5%，也是实际经营者。客户表示平均净利润在20%-30%之间，结算方式主要为现金结算，部分单位月结，基本无淡旺季。
财务信息
客户公司主要的资产为交通工具（货车），现值123万元，总资产为148.13万元，无企业负债，有效净资产为126.68万元。
客户表示每月的业务收入在50-60万元，通过其提供的私人帐本与其描述相符，另外通过工资和客户表述的货车（60辆）每天的收入（300-400元）间进行验证，基本相符。主要费用为：雇员工资平均每月17.7万元，租金每月8.93万元，油费及停车费每辆车2000元，共需12万元。客户每月经营净利润7.39万元，年净收入88.74万元。
客户提供的银行帐户显示有较频繁的、大额的银证转帐交易，剔除该部分，平均现金流入为16.86万元，现金流出为16.75万元。调查报告上描述：客户的单位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基本上为现金收支。故在银行流水上难于体现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后续支用情况
根据净资产、净收入、抵押物价值、有效现金流情况给予客户授信额度200万元，支用情况如下：2010年6月25日，50万元，期限6个月，2010年6月28日，50万元，期限6个月，2010年6月30日，50万元，期限6个月。
贷后基本情况
信贷员于贷款发放后一个月内进行了贷后检查，贷后检查报告简单，提交的贷款支用报告书显示3笔50万的贷款都用于购买车辆，但无收集车辆购买发票等凭证。
二、银监检查问题
规避贷款资金受托支付监管，贷后资金跟踪不到位，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流入股市。借款人150万元贷款资金，分别于2010年6月25、28和30日三次提款，每次提款金额均为50万元，以达到自主支付的金额要求，规避贷款资金受托支付的监管。同时，借款人在上述三次提款日当天，将其中147.4万元贷款资金转入借款人工行牡丹灵通卡账户，该账户交易记录显示如下：
日期
交易金额
交易明细
转出账户
转入账户
余额
2010.6.21
1240.47
2010.6.25 474000
跨行转入
**银行贷款户
牡丹灵通卡
475240.47
2010.6.25 470000 银证转账
牡丹灵通卡
证券账户
5240.47
2010.6.25 4000 网转
牡丹灵通卡
网上银行
1240.47
2010.6.25 6000 银证转账
证券账户
牡丹灵通卡
7240.47
2010.6.25 6000 网转
牡丹灵通卡
网上银行
1240.47
2010.6.28 500000 跨行转入
**银行贷款户
牡丹灵通卡
501240.47
2010.6.28 500000 银证转账
牡丹灵通卡
证券账户
1240.47
2010.6.30
500000
跨行转入
**银行贷款户
牡丹灵通卡
501240.47
2010.6.30
501240.47
卡取
牡丹灵通卡
0
交易明细表明，有97万元贷款资金被借款人挪用流入股市，用于股票交易。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贷前调查不够深入
１．经营模式描述不够详细。如客户收费标准，车辆油费支付方式（是驾驶员先垫付还是公司统一支付）、销售收入结算方式等进行详细描述。
2.对于销售收入的确认没有经更有力的交叉验证。在本案例中，客户经营货运运输，却没有对每辆车子的收费标准（比如按公里数、货物重量计价等）、百公里数耗油量进行详细调查。使得每辆车每天300-400元收入和每月2000元油费和停车费可信度不高。
3．对于现金流调查不够充分。即使某些单位客户为现金结算，那收了现金后也会将此部分收入存入公司账户，而不是简单的在银行流水上难于体现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作为销售收入的最有力验证方式银行流水未给予充分重视。
（二）贷款审查审批环节
贷款在经办行审查，审贷会环节虽对客户大额银证转账的记录提出疑问，但信贷员未给予充分解释也未说明在贷后检查时会重点关注。对于调查报告中的疑问未提出质疑。
（三）贷款支用
1.规避受托支付。该案例中，客户表示贷款用于购买车辆，符合受托支付条件，但分3笔，每笔50万元支用，规避受托支付比较明显。
2.贷款支用报告书不合理。贷款支用报告书填写的理由都为购买车辆，但未认真分析其合理性，与首次调查报告中的用途也不符（部分资金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四）贷后检查
1.贷后检查不到位，在首次贷后检查中，未就贷款用途进行详细核实，未收集购买凭证，未就贷款支用报告书的合理性在贷后检查环节进行验证。
2.对于贷前调查的一些重要信息未在贷后检查中给予充分关注。本案例中，客户有大额、频繁的银证交易，按理应该格外关注贷款资金流向，但在贷后中未重视资金流向的凭证收集，事实上，客户当天将资金挪用至股市。
第二篇：典型案例贷款分析——王磊 网吧
个体工商户贷款案例分析
——宇中漫步网络会所
一、贷款受理
借款人王磊在包头市青山区友谊大街阳光生态园内经营一家网络会所，开业至今10个月，经营状况良好，在规模上也属于当地比较大的一家网络会所，公司的各项手续齐全且合法有效，该网吧是借款人王磊和朋友席华宇一起经营，借款人以前在东河区经营一处网吧，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边生意不稳定，同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借款人了解到在青山区友谊大街阳光生态园内娱乐场所比较集中，地理位置较好，于是在生态园内转兑下该网络会所，更换了部分设备，在电脑公司等地有欠款8万元整，所以此次从我公司贷款用于偿还外面的欠款。了解了大致情况后，我和借款人说明了我公司的贷款利率和流程，经过借款人的确认后，我认真填写了借款申请表并签了字，并约好第二天一起去调查。
二、调查前准备
在借款人离开后我就对该笔贷款进行了思考，为明天的贷款调查做准备，按着我公司贷款流程，我首先对借款人、担保人信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没有不良记录，然后对了解该行业的人咨询行业特点，据了解，因为网吧属于服务性行业，该行业具有以下特点：
1、利润较高、一般无存货或者存货较少。
2、一般都为现金结款，无赊欠。
3、前期投入比较大，且固定资产较多。
4、生意的好坏受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影响较大。
根据以上特点，我针对贷款调查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1、贷款目的：除了初期投入，装修，更新设备、交房租外，一般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借款人结款的目的到底是为何？
2、地理位置 ：网吧位于繁华地带，四周有现代城住宅楼，学校，工厂，公园等，人群较集中。
3、负债情况：借款人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是否影响我公司贷款的偿还。
三、贷款前实地考察
做好以上准备之后，第二天我和另外一个信贷员如约来到借款人的网络会所，因为时间比较早，网吧上网的人也比较少，但是店内环境干净整洁，及其设备比较新，网吧分为不同的娱乐区，很能吸引顾客。该店内电脑等设备的总数如下：
电脑151台 服务器2台 桌子160张 交换机10台 椅子160把 路由器1台 接着又和借款人了解了该店的经营情况：借款人的主要收入包括营业收入和点卡饮料的收入，网费的收入一个月在7万左右，点卡饮料的收入在6000左右，店内的工作人员一个月工资为1万元，水电费和维护费在1万元左右每月，房租一个月1万元，光纤费1万元每月，税务为200元每月，维护费在1500元每月。据借款人说，每天得保底营业额为1400元。
借款人在转兑网吧时在亲戚那借款15万元，在工行有贷款10万元，还款情况一直很好，现在手里有现金5000元，饮料点卡存货5000元，无其他存款。
之后又谈起了其家庭情况，借款人家里有一儿子，在上小学，借款人妻子和借款人父母一直自己经营羊毛衫的生意，自己的住房为结婚时父母给买的全款房。夫妻上方感情较好，家庭生活较稳定。
之后又和借款人一起去了2个担保人的单位和住所，对担保人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具体情况如下：
周晓红 身份证号：***3071843 东河区公安分局干警 电话：*** 月收入为3500元。
马利军 身份证号：***4080319 电话：*** 回民小学教师 月收入3500元。
通过与借款人一天的接触，我认为借款人为人比较诚实，还款意愿良好，比较注重自己的信誉，对以前银行的贷款还款状况良好可以看出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较强，回到公司后我对数据进行了归纳分析整理，做了相关表格。
四、贷款审批及发放
我把分析整理好的资料上报审贷会，在审贷会上，我阐述了此笔贷款的分析结果，回答了审贷会提出的问题，共同探讨了此笔贷款的风险点，及如何控制，最终此笔贷款批准发放，我将资料移交给信贷后台，然后与借款人、担保人约定好时间，要他们和后台一起去公证处做贷款的公正以及签订合同，出纳及时的转账放款，该笔贷款顺利发放完成。到目前为止，借款人网络会所运行情况良好，每笔贷款都提前偿还。
第三篇：骗取贷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
骗取贷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
陆向辉
法条规定及相关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
（六）》的规定，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立法背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在现实中存在有区别于贷款诈骗的行为，比如采用欺骗手段取得贷款，但是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或者无法证明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行为，但客观上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非常严重，这样的行为就需要刑法规定罪名来规制，遂在刑法修正案六中增设骗取贷款罪。
该罪名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国家把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一种特殊对象，尤其在法律上做出比一般对象较为特殊的保护，设置了很多关于银行业务法律责任和特殊规定，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的同时，觉得打击力度还不够，又新增了骗取贷款等新罪名，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一个罪名的设置也应该严格遵守刑法的谦抑性，在对关于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给予特殊保护，及时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只要实施了骗取行为，就有可能触犯刑法，这本身就将该类行为由原来的结果犯加入了情节犯的因素，在经济活动日益活跃的现代社会，规定该罪名有其必要性，但决不能再对该罪名进行扩张或者类推解释。
问题：但在实践中骗取贷款罪的司法适用十分混乱，司法人员和学者在对贷款诈骗的解读上也有很多分歧。甚至不当扩大处罚范围使该罪成为了任意解释的“口袋罪”，很容易被公权力机关降低入罪门槛而滥用，或者不当限缩的入罪范围使该罪实际上形同虚设。此外，骗取贷款与贷款诈骗在实务中因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界限不明，削弱了对贷款诈骗罪的规制力度。撇开个别案件存在的人为操控而故意混淆的原因，这种界限不清大都涉及对该罪基本构成要件的不当理解。很多人单单从文理解释的角度出发，理解该罪名只要实施对“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实施了“骗取”行为就构成骗取贷款罪，这有违立法本意。
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终归是一种金融机构和公民个体之间的民事活动，民事活动的原则要鼓励交易，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当事人双方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作出的处分行为，一般不需要刑法去保护，即使造成了损害结果，也应属于被害人自我归责的范围，既不属于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刑法也缺乏干预的必要性。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日本刑法规定负责贷款人发放的贷款“即使它构成违背任务的行为，如果这种贷款主要是为了谋求公司利益而实施的话，那么，因不存在‘图利目的’，所以照样不构成背信罪”。所以该罪名就应该规制那些在手段上严重虚构事实并且做成危害后果的行为，并且通过民事或者行政手段无法惩处的行为。本文将从行为、因果关系和危害后果等方面对该罪名做一分析。行为包括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的各种骗取，因果关系比较特殊，包括欺骗手段和取得贷款的因果关系，也包括取得贷款后对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或者风险的因果关系，危害结果包括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和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行为
欺骗手段：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求行为人在申请、取得贷款时存在欺骗手段。实践中，行为人为骗取金融机构贷款，往往同时实施多种欺骗手段以达到欺骗目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欺骗手段都要纳入骗取贷款罪的规制范围。
从金融行业层面看，行业内部有着较完备的贷款审查制度和不良贷款清收、处理制度，遇到欺骗手段轻微的贷款纠纷时，应首先触发金融行业自身的抗风险机制，以提升抗风险意识和能力，而不是让刑法过度介入，否则不利于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从刑事立法层面看，刑法在已经设立贷款诈骗罪的情况下，又增设骗取贷款罪，免去“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对骗贷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可谓不大，因而更应遵循谦抑性原则进行规制。从贷款纠纷的解决机制及刑事司法层面看，我国民商法以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已经能够相对妥善地解决金融机构与贷款者之间的纠纷，且通过民事或者行政路径处理轻微欺骗手段导致的纠纷，效果更好。如果不区分骗取贷款手段的严重程度，将一些手段明显轻微的欺诈行为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将导致打击面过大，也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区分骗取贷款手段欺骗性程度很有必要。骗取贷款罪的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上看，关于骗取并没有手段的限制，只要行为人采取了欺骗手段，均可以构成。但是否只要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就构成骗取贷款罪呢？实践中，银行商业贷款中，贷款人形式上需要提供的贷款资料名目繁多，恐怕很少有人认为凡借款人提供了不真实的贷款资料都能成为骗取贷款罪。该罪立法讨论中，“银监会认为，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本身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由此带来损失的形成一般需要很长的周期，且损失是否最终形成，在实践中因缺少统一判断标准而很难判断。如果将‘造成重大损失’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则判断起来非常困难，不利于打击此类违法犯罪。银监会建议将该罪由‘结果犯’模式改为‘行为犯’模式，以是否实施行为作为构成要件，而不是以结果作为构成要件。即以‘数额巨大的’和‘数额特别巨大的’作为‘骗用贷款罪’成立的要件”。⑽但这一立法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因为在诸多贷款资料中，有一些并不是为了控制贷款风险，而是基于贷款行政管理（如统计）等需要提供的，对形成贷款风险不起实质性的作用。从现实情况看，借款人为获得贷款，对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作某种程度的夸大，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如果因此认为这都是刑法上的欺骗行为，则扩大了本罪的规制范围。对商业上的担保贷款而言，关键是有无真实的有效的资产进行抵押，只要担保单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额，其他资料、手续纵有虚假，也不致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笔者的这种解释，在一些国家的刑法中也有规定，如在日本，是否成立不法贷款的背信犯罪，“要根据实质性的标准来判断”。“即使属于不当贷款，如果确实采取了设定担保等确保债权回收的必要措施，那么仍不构成背信罪。”。行为人虽然提供的资料有瑕疵，但该资料对金融资产的运行没有形成风险的，不应作为骗取贷款罪认定。实际上，作为商业贷款，银行借款合同的中心是围绕着借款与还款来进行的，至于合同规定的一些随附义务，也大都是围绕着贷款安全设置的。而担保抵押贷款，最主要的安全保证，就是担保和抵押物的真实、足额。
事实上，贷款过程中的欺骗行为形式多样，常表现为虚构主体、提供虚假担保、虚构贷款用途（提供虚假的合同）、改变贷款用途、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等。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行为都是可以通过其他规制方式调整的。从金融行业层面看，行业内部有着较完备的贷款审查制度和不良贷款清收、处理制度，遇到欺骗手段轻微的贷款纠纷时，应首先触发金融行业自身的抗风险机制，以提升抗风险意识和能力，而不是让刑法过度介入，否则不利于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发布的《贷款通则》对贷款的条件、流程、管理、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如要求在贷款时，借款人应当填写借款申请书并提供真实的贷款资料；《贷款通则》第71条规定了借款人不按借款合同规定用途使用贷款的，或者贷款在有价证券、期货等方面从事投机经营的，或者未依法取得经营房地产资格的借款人用贷款经营房地产业务的等，由贷款人对其部分或全部贷款加收利息；情节特别严重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贷款通则》第72条规定，借款人向贷款人提供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资料的，或者不如实向贷款人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等资料的，或者拒绝接受贷款人对其使用信贷资金情况和有关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监督的，由贷款人责令改正。情节特别严重或逾期不改正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所以，在没有造成损失或者没有形成遭受损失的风险时，该行为作为贷款纠纷处理是有依据的，如果都要入罪，行政上的处罚就失去了空间。
如果只是以一般的事实夸大或隐瞒非必要事实以取得银行贷款的，并不宜认定为骗取贷款罪，这在公民个人向银行申请房屋贷款的类型案件中尤为常见。此外，在银行诸多贷款资料中，有一些并不是为了控制贷款风险，而是基于贷款行政管理（如统计）等需要提供的，对形成贷款风险不起实质性的作用。借款人为获得贷款，对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作某种程度的夸大，虚高抵押物的一定价值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也不应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骗取”行为。
如某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涉嫌骗取贷款罪一案: 2010 年11月，嫌疑人张某帮沈某购买位于三里屯的房子，在办理贷款时，银行要求沈某出具收入证明，于是张某就以甲公司名义开了一份月收入3.6万元的收入证明，因银行需要其提供甲公司的公司章程，张某就伪造了一份内容为“甲公司系沈某和张某两人出资成立”的公司章程，并在上述材料上仿造沈某签字。于是张某帮助沈某从银行获取房贷 261万元，后一直正常还款。本案中，张某申请银行贷款时有三个带有欺瞒性质的行为: 一是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二是沈某只是公司经理但伪造章程 将沈某列为出资人，三是张某代替沈某签字。银行发放个人贷款真正要审查的是申请人是否具有还贷能力，该案中张某实施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欺瞒行为只有提供沈某月收入证明这一项，后面两个行为只是辅助证明沈某所在甲公司的信息，对沈某的月收入起到间接证明作用，所以嫌疑人张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的核心行为 即提供了与沈某月收入不相符的证明文件。张某提供的收入证明虽然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水平，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质，但是沈某在A公司担任经理确有较高的月收入，并且通过事后沈某按时还款的行为也能反过来印证其具有按时还贷的能力，因此张某夸大沈某月收入行为的情节过于轻微，不宜被评价为骗取贷款罪中的欺骗手段。
其二，“其他严重情节”的立法语言，包含了对入罪范围的扩张，更表明了对入罪的限缩。作为情节犯中的情节，虽然含义比较抽象，但不等于在司法中可以作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立法用“严重”作为情节入罪的限定，就表明在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一般是不需要入罪的。从该罪的客体是危及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将此处“其他严重情节”解释为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犯是可行的。因为，该罪常态的入罪条件是“造成重大损失”，即“导致一定数额的金融资金无法归还”，与其对应的入罪条件，从逻辑上应该与“重大损失”危害程度具有相当性。单纯采取欺骗手段获得贷款，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性，难以相当，只有在虽然没有造成现实的“重大损失”，但由于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使金融机构的“巨额金融资金陷入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才能危及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安全，将其界定为有造成重大损失危险的，才具有相当性。实际上，刑法中的许多情节犯，看上去比较广泛，但司法解释为了减少裁量的任意性，控制入罪面，或者还原为数额犯，或者限定为危险犯，骗取贷款罪也理应如此。
因果关系： 关于因果关系，首先要联系到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问题，对于骗取贷款罪的欺骗手段应达到何种严重程度，实践中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达到使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实施相应放贷行为的程度；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达到使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的程度；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达到致使金融资产造成严重损失的程度。这三种观点各有侧重，但都不够严谨全面。
第一种观点只强调了欺骗手段与错误认识以及基于错误认识所作出的处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忽略了这种错误认识及处分行为是否导致了足以科处刑法的风险或者后果。比如，行为人虽然虚构贷款用途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发放贷款，但其并未置贷款于高度风险之中，同时还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担保，那么，行为人的欺骗手段就未达到入罪要求的程度。
第二种观点恰与第一种观点相反，仅强调了欺骗手段与金融资产无法回收的高度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忽略了欺骗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因此实施了发放贷款的行为。比如，行为人的欺骗手段被金融机构识破，金融机构基于其他原因如完成指标、谋取利益等，向行为人发放了贷款，那么无论该贷款是否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行为人的欺骗手段并不在骗取贷款罪的规制范围内。
第三种观点强调了欺骗手段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该观点除了与第二种观点同样忽略了欺骗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由此发放贷款外，在对骗取贷款罪是否要求实际损失的理解上也存在偏颇。无论刑法条文还是司法实践，本罪并不以实际损失为必备要件，未造成损失而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人依然可能构成本罪。
笔者认为，骗取贷款罪中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应同时满足两重因果关系，且这两重因果关系是递进关系。
第一重因果关系，是指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与金融机构的错误认识和放贷行为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只有行为人的欺骗手段足以导致金融机构陷入认识错误并基于此错误认识而发放贷款，才达到骗取贷款罪的入罪要求。反之，如果金融机构并非基于行为人欺骗手段，而是基于其他原因发放贷款，即便该贷款处于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欺骗手段仍未达到骗取贷款罪的入罪要求。
实务中查处的一些骗取贷款类案件，借款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确实向银行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些有瑕疵的贷款资料，例如虚构公司的经营情况、贷款的用途等，但银行经办该贷款的工作人员或者决策放贷的人员对这些材料本身的不真实性是非常清楚的；相关人员在了解真相即没有受到欺骗的情况下做出了放贷决定，使行为人获得了贷款。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本罪的“骗取”行为呢？理论与实务中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骗取贷款犯罪中，不符合贷款条件的行为人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共谋策划、内外勾结作案，参与骗取贷款的行为，如果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人既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又构成骗取贷款罪，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其他情节严重的，应构成骗取贷款罪的共犯。换句话说，对实践中存在的借款人和金融机构审核人员联手做局的案件，审核人员明知是虚构事实或虚假材料，但收受好处后仍将其作为真实情况，或者放宽审查标准，将有缺陷的贷款申请放行的情况，只要其目的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贷款，仍应作为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处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在欺骗行为的对象认定上，有认识上的误区。
一个骗贷案件发生后，人们习惯地说银行受骗或被骗了多少贷款。实际上，银行被骗受害固然是事实，但说银行受骗是不准确的。借款人欺骗行为作用和影响的对象应该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而不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是无法受骗的。不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直接受骗，不等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能受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完全有可能因为借款人的虚构事实而陷入错误认识，而代表银行作出错误的决定。换句话说，银行的意思表示是通过银行工作人员显露的，它的经营是通过具体的银行工作人员行为对外活动实现的，借款人的欺骗行为针对的是银行办理贷款的工作人员和具有决定贷款发放权限的人，而不是泛泛而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即“欺骗行为作用于法人中的自然人，即作用于法人中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自然人，才可能骗取法人财产”。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被骗的后果，往往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了骗贷案件的被害人。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受害对象不一致的情况并不鲜见，如《刑法》第167条签订、履行合同被骗罪，受骗者是国有公司、企业中的相关主管人员和责任人员，而受害者则是公司、企业本身。
不过，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他在从事某种违规活动时，既可能为银行本身的利益并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意而实施，也可能是为了借款人利益而损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因此，当银行的工作人员明知行为人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而予以发放贷款，是否属于骗取贷款罪的欺骗行为，应分别情况处理。
第一，负责贷款的各环节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为了本单位的利益，以本单位的名义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由于他们代表了银行的意思和行为，发放贷款也不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因此，借款人不应构成骗取贷款罪。换言之，“在金融机构内部，处分财产的人并没有陷入任何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而是在知道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进行非法转移”，不符合欺骗行为的构造。
第二，不具有决定权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但发放贷款最终决定者并不了解真相，决策者在陷入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了放贷决定。此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借款人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共同虚构事实，通过向具有决策权的银行工作人员行骗而获得贷款，如果造成了实际损失，银行工作人员行为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特征，应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借款人应构成骗取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具有“严重情节”的，则银行工作人员和借款人应成立骗取贷款罪的共犯。
第三，具有决定权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不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是基于私情私利，仍然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由于其目的不是为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而是与借款人串通共同损害本单位的利益，故其行为实质上也就不具有银行的代表性，应属于骗取贷款罪的骗取行为，造成损失的，可以构成非法发放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损失，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构成骗取贷款罪。
第二重因果关系，是指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与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贷款等金融资产本身具有风险属性，故而金融机构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风险控制机制，将贷款等金融资产置于可控的风险之下。因此，只有行为人的欺骗手段突破了金融产品的风险底线，置金融资产于不可控的高度风险之中，威胁到金融信用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和社会大众的资产安全，该欺骗手段才达到需要刑法进行规制的严重程度，即便这种高度风险并未导致实际损失。反之，即便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因此发放贷款，但未使得该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则该欺骗手段未达到入罪所要求的严重程度。比如，行为人在虚构贷款理由的同时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即使该抵押最终因不可抗力等非借款人原因贬值或者灭失，造成贷款无法收回，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仍不应视为使贷款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危害结果
这涉及对骗取贷款罪所侵害和规制范围的认识。关于该罪的性质，理论分析和实务处理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罪是结果犯，“骗贷案件是一种结果犯罪，衡量是否犯罪的标准是，是否造成重大损失，如果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算是骗贷”。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刑法规定看，骗取贷款罪是结果犯和情节犯并存的犯罪。行为人的骗贷行为，本身就已危害到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在该类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和严重的今天，理应通过刑罚来加以惩戒。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下称《规定
（二）》）第27条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规定
（二）》接近于上述后一种观点的立场。但从实务中看，大部分骗贷案件被立案而追究刑事责任都是建立在由于骗贷行为给银行造成了实际损失的基础上的，鲜有仅仅因为采取骗取手段获得贷款而没有造成损失就作为犯罪处理的，甚至一些典型案件中，被告人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得了巨额贷款，公安机关也已经立案侦查，但由于尚未形成损失而被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起诉。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所偏颇。首先，认为本罪是结果犯，只有造成了相关结果才能构成本罪的第一种观点不符合立法规定。立法已经明确，构成本罪有两种情况，一是造成“重大损失”，二是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有“其他严重情节”。虽然“其他严重情节”具体指何种情况，界定不清，比较模糊，但显而易见的是，其入罪范围比实际造成损失的范围宽。第二种观点虽然形式上有《规定
（二）》的依据，但入罪范围过宽，也未必符合社会现实和立法精神。骗取贷款行为的入罪，首先看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后是否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在已经造成损失并达到立案标准的情况下，构成骗取贷款罪应没有异议。其次，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后，虽然没有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造成损失，但案发时已经形成贷款风险，危及贷款安全，此种情况下，也应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申请贷款时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但没有形成贷款风险，则行为人不应构成本罪。
其三，将欺骗贷款罪的最低入罪标准限定为形成贷款风险、危及贷款安全，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二元化”规制模式决定的。各国对欺骗贷款行为的规制模式和范围不一样，在美国，《美国联邦法典》第18篇第1014节规定的虚假贷款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即行为人向银行提交了虚假贷款申请，便构成既遂，而未必实际上取得贷款。《德国刑法典》第256条b（信贷诈骗）规定，对信贷诈骗的规定是一种行为犯的犯罪构成，其并不要求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也不要求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为要件。⒀这与西方国家刑事立法定性不定量的“一元化”模式有关。而我国经济刑法的规制模式是典型的“二元化”模式。“二元化”的立法规制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根据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分别界分为一般违法违规行为与犯罪行为。只有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引起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例如，俄罗斯刑法典中的“非法取得贷款罪”，只有贷款人提供了明显虚假的其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的信息，并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才能构成。
众所周知，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分为担保贷款和无担保贷款，对商业上的担保贷款而言，关键是有无真实有效的资产进行抵押，只要担保单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额，其他资料、手续纵有虚假，也不致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在当初设立该罪时，正是因为骗取金融 机构信用与贷款，使金融资产运行处于可能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之中，有必要规定为犯罪。而在担保真实足额的情况下，银行完全能通过担保物权实现债权，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不会产生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或者说可以运用法律手段消解潜在的风险。由此，笔者认为骗取贷款的行为应当至少造成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重大损失的风险才能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现有判例也有印证，如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廖某某骗取贷款罪二审一案。原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廖某某以欺骗手段取得被害单位工商银行湘乡市支行贷款人民币45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等，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廖某某以“用真实的姓名、房产证、土地出让使用证办理 贷款手续，并有房屋作抵押，不构成骗取贷款 罪”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以一栋商住两用房作为贷款抵押物，该房屋经评估价值为91万元，房产证、土地出让使用证是真实的，只是用于贷款的结婚证、有关文书签名是虚假的。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廖某某虽然实施了欺骗手段，但是原审判决认定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证据不足，不构成骗取贷款罪。虽然该案例中被告人骗取的贷款只有45万元，并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100万元，但是从二审法院的判决依然可以清晰看出推理的逻辑。法官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实质性的审查判断，即骗取贷款的行为究竟是否给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的风险。被告人在贷款过程中，提供了真实有效的、价值明显高于贷款额度的房产担保，也就是说被告人虽然未归还贷款45万元，银行也可以执行担保物权，上诉人未还的45万元并不必然等于银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即上诉人的行为没有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基于此，二审法院才在判决中认 定上诉人廖某某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类似案例还有朱恒忠被控骗取贷款案、邓宠被控骗取贷款案）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在担保充分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放贷与被告人提供虚假材料或者虚假陈述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银行确信放贷资金不会陷于收不回的巨大风险之中而予以放贷。对于明显不会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犯罪行为。
典型案例：
一、朱恒忠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广东省肇庆市中级法院（2016）粤12刑终18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理由：对于上诉人朱恒忠及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第一、上诉人朱恒忠在设置土地使用权抵押时，向肇庆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了伪造股东会协议书及公司章程上刘某的签名，并向银行提供了没有真实交易的供货合同等材料，在向银行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使银行相信其抵押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取得了银行发放的贷款。因此，足以认定上诉人朱恒忠向银行贷款的过程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骗取银行贷款2500万元的事实。第二、虽然上诉人朱恒忠向鹤山建银贷款的过程提供虚假了贷款资料，但最高额抵押合同等证据证实，上诉人朱恒忠以肇庆长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设置了抵押，且上述土地的评估价高于其向银行的贷款数额。因此，上诉人朱恒忠向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认定其行为给银行造成实际损失或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的证据不足，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上诉人朱恒忠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综上，上诉人朱恒忠及辩护人认为上诉人朱恒忠在贷款过程中未欺骗银行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但认为上诉人朱恒忠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意见理据充分，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朱恒忠虽然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但其向银行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认定其行为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及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证据不足。原判认定上诉人朱恒忠犯骗取贷款罪的定性不当。上诉人朱恒忠及其辩护人所提不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上诉人朱恒忠刑事责任的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理据充分，予以采纳。
二、邵某某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葫刑抗字第0001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被告人邵某某在从S信用社办理贷款的过程中，在信用社工作人员的要求下，以刘某新、昝某宇、阎某、张某宇的名义申请并提供足额有效担保，取得银行贷款人民币240万元用于生产经营，银行贷款到期后正常还本付息。其行为属于正常的民事行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邵某某无罪的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关于抗诉机关所提，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获取银行贷款并私自改变贷款用途，属于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抗诉意见，经查，关于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是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并要求其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规避S信用社贷款60万元的贷款限额的限制。并不是邵某某的主动决定实施行为。从办理贷款及办理催款转贷的过程中看，银行对邵某某为贷款的实际使用人至始至终是明知的，并没有产生错误的认识。故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关于邵某某改变贷款用途，经查，邵某某取得贷款后用于浴池经营，并未用于贷款合同约定的购买工程器械的用途。但邵某某将贷款用于浴池经营的行为依旧属于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并未挥霍取得的贷款，其在贷款存续期间一直按照约定偿还贷款利息，后又全额归还贷款本金，没有给S信用社造成任何损失和风险。故被告人邵某某虽然改变贷款用途，但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对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予以支持。
三、邓宏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广东省高级法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12号判决书）裁判理由：对于上诉人邓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1、虽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邓宏申请涉案500万元贷款时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隐瞒飞尔公司巨额亏损的事实，但《个人借款保证合同》、《个人经营创业借款合同》、《购销合同书》、《授权声明》等物证、书证及证人李某、王某甲、姜某等人的证言证实邓宏以个人创业贷款为由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500万元贷款向融光公司购买原材料，以虚假的《购销合同》和《授权声明》为申请材料向兴业银行申请该笔贷款；证人邓某乙、周某、肖某、邓某丙的证言及相关的银行流水清单等均证实上述所贷款项经层层流转用于向兴业银行质押贷款获得的450万元全部进入飞尔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使用，并未作为货款支付给融光公司；工商行政部门的查询结果证明融光公司事实上并不存在；上诉人邓宏作为飞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供述其骗取贷款的目的系为了飞尔公司的资金周转和经营，且飞尔公司与融光公司之间的交易并不存在。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上诉人邓宏以个人名义，提供虚假申请材料骗取银行500万元贷款的事实。
2、虽然上诉人邓宏在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提供虚假的贷款资料，但该笔贷款最终由担保人远大担保公司代为偿还，并未给兴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实际损失，亦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上诉人邓宏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
本院认为，上诉人邓宏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但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原判认定上诉人邓宏犯骗取贷款罪的定罪不当。上诉人邓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不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邓宏的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某，予以支持。
四、浙江七彩凤公司、张斌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2013）浙嘉刑终字第274号判决书）裁判理由：2008年7月14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应用集成膜技术日处理印染工业废水2000立方米节水技术改造项目”获得平湖市经贸局备案，因要申报国家项目，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张斌让范兆科制作“印染生产线系统节水项目书”，项目总投资为5300万元。2009年2月，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对该项目制作了可行性研究报告。2009年11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该项目的申报。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未按要求建设节水项目，而采用廉价设备替换项目中的高价设备等手段，以达到通过国家验收的目的。2010年8月，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以节水项目名义，向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申请专项资金贷款3000万元。为顺利取得贷款，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及被告人张斌隐瞒了上述情况，并向银行提供虚假的工矿购销合同。2010年8月30日、9月26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与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签订两份合计3000万元的节能减排专项借款合同。后兴业银行按约将3000万元发放，由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支配使用。至案发，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仅归还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
关于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提出其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问题。经查，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构成骗取贷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所提检察意见，亦予以采纳。
第四篇：典型案例参考格式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
青岛即墨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典型案例题目：字体要求为用2号宋体，加粗，居中。
姓名：（打印时，姓名2字不出现）字体要求为用3号宋体，加粗，居中。
时间（如二〇一四年四月）字体要求为用3号宋体，加粗，居中。
即墨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国家中职示范校项目建设成果
正文字体一般使用四号宋体，正文段落间距设置为零，行间距为25磅。其中（2）一级标题：黑体；序号依次用：“一”、“二”„„；（3）二级标题：黑体；序号依次用：“
（一）”、“
（二）”„„；（4）三级标题：黑体；序号依次用：“1.”、“2.”„„。
典型案例参考格式
前面可以加上个帽：对本案例进行简单地说明。
第一部分：
实施背景。简述面临什么问题及其具体表现。要立足于本校的实际和需要，体现“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二部分：
主要目标。介绍预期成果和创新点。即通过这么做，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第三部分：
工作过程（实施过程）。详述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程序等
第四部分：
条件保障（实施条件）。介绍解决问题需具备的保障条件；
第五部分：
实际成果、成效及推广情况。要与实施背景和主要目标等方面相呼应，重点在于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成效如何，而非仅仅谈其外在影响（比如得到了多少荣誉，受到了多少表彰等）；
第六部分：
体会与思考（评价与认识）。即通过具体“做”的过程，反思还存在哪些问题，在哪些方面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也可进行经验总结。
以上六个方面是撰写案例的建议框架，其具体标题、表现形式、撰写风格视各自案例的特点，可以灵活多样。
每个案例字数控制在3000字左右，尽量不超过5000字。
如文档包含图片，为方便编辑，请同时在系统里提交原图，原图大小在2M以内。
第五篇：典型案例
个 人 简 历
方林海，1993年毕业于淮南师范专科学校，200年6月自考安师大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中学语文一级教师。任教十余年，历任班主任工作，并卓有成效，所任班级在历次中考中均取得优异成绩，曾多次被评为镇县级“文明班级”，同时有海曼、陈桥等同学多次被评为县级“三好”学生和淮北市“三好”学生。从教之余，致力于语文教育教学研究，探讨新课改动向，结合教学实际，研发“三段五步”教学模式，曾先后有《新课改下语文课改的几点思考》等十余篇论文在县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奖。
典 型 案 例
濉溪县刘桥镇中心学校 陈卫东
我长期担任毕业班班主任，对杜绝流生工作作了不懈的努力，一有流生，我就千方百计动员其回校。去年秋季学期开学不久，就有一个叫梁红的同学想停学，原因是觉得数理成绩跟不上班，我便及时做她的思想工作，称赞她的作文写得好，（在母亲节举行的全校作文大赛——献给母亲的歌上获得全校一等奖）鼓励她树立学下去的信心，并请数理老师多多帮她补补数理课，她不停学了。后来这个女同学在一次夜自修以后，回家的路上，遇到几个无赖的纠缠调戏，又想停学了，我便特许她不到校上夜自修。又一次让她留在了学校。后来她的家长终因觉得读书无用，不如让她出去打工早赚钱，又一次动摇了她上学的信心，我立即给她家长打了电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特地请她当小学教师的表姐把我写给她家长的一封信，顺便协助做动员说服工作。此后，我又一日一次登门动员，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梁红同学从此安心上学，再无停学的念头。
记得我刚做到班主任的时候火气是比较大的，很容易在课堂上发脾气批语学生，往往适得其反，后来，我慢慢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招数。就是用放大镜看学生的优点，用缩小镜看学生的缺点。七年级我班有个男生吕维勋，性格比较反叛，具体表现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概括：班主任说什么他都不变，班干部做什么他都认为不对！但是这个学生有一个爱好踢足球，口才和反应能力都很不错，出黑板报也是个人才，有一次我班与兄弟班踢足球，结果我们班3：2胜了，其中有两个球是他进的，我当时立即把握住这个大好时机，当晚找他出来谈话，首先我就赞扬他今天足球场上表现如何积极英勇，关键时刻连下两城，力换狂澜，为班级的胜利奠下了坚实的基础，获得了同学们一浪接一浪的掌声，之后我又跟他聊荷兰足球的全攻全守，巴西的足球艺术，聊到足球他特别来劲，聊完足球我发现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春天般的微笑，之后我又跟他回顾在主题班会上他如何舌战群雄，面不改色心不跳，然后我又大力表扬他出的黑板报如何的别具一格，赞扬完后我发现他已经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这个时候我看准时机话题突然一转：“但是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你在班里那么有才干都没有一个人选你当班干部，你有没有冷静的思考过为什么？”然后我跟他一一分析原因，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点点头，到了后来他自己主动表态，过一段时间，我又跟他出来长谈了一次，慢慢的我发现这个学生在学习态度与同学相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期末考试后他第一个跑到我家里来问自己的成绩，问自己的成绩有没有进步。八年级一开学我就起用该同学做班干部，做的很出色，而且曾经有一次考试进入过年级前二十名。
进入九年级，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叫吕艳丽，由于爸爸和妈妈离了婚，她判给了妈妈，因此与弟弟、妹妹也分开了。她心情受到了伤害，无心上学，我了解情况后，多次找她谈心，让她明白不要轻易在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不要轻易做出于人于已都不利的傻事，那只会给妈妈带来更深的伤害与痛楚。大人的事情有时你还很难弄明白，因为你毕竟太小，还无法理解父母婚姻的对与错。虽然你和弟弟妹妹分别判给了父母双方，暂时不能朝夕相处，但谁也拆不散你们之间的手足情与彼此的关爱。做一个懂事、善良又勤奋好学的女孩，那便是你给予妈妈的最大安慰。目前这位同学学习非常刻苦，在全县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中，成绩非常理想。
绿色教育的理想境界
——优秀班主任工作总结
濉溪县刘桥镇中心学校
陈卫东
做教师辛苦，做班主任更不容易。面对几十个性格各异的学生，管理起来是颇费心思的，一路爱下去，他们自以为是；一味严厉训斥、讽刺、挖苦，他们顶牛逆反。屡教不改的难免给人“朽木”之感。我在班主任工作中愈来愈认识到，对学生的教育中爱心、强制、等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一样都不能少。
一、学生需要老师的爱犹如禾苗需要雨露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试想，每当你看到学生，尤其学困生，从你心里涌出来的不是浓浓的爱意，而是厌烦，理都不想理，你又怎么想教育他？当班主任的都有这样的体会，对那些优秀学生想不爱他们都难，对三天两头打架、上网、抽烟、喝酒、犯错误的学生想说爱他们真不容易。但正因为不容易，爱对他们来说才弥足珍贵，才能使他们无所谓的心有所动。魏书生说：“不管多调皮的学生，他往你跟前一站，当班主任的就得学会钻到他心里去，钻到他的心灵世界中去，去真正的爱他，尊重他，理解他。”其实调皮学生更在乎老师和同学对自己的态度。他们更渴望思想的交流，情感的宣泄，心灵的慰藉。很多时候他们的调皮之举不过是想引起老师和同学对他的注意罢了，比如在课堂上的故意说笑、出洋相。
对这些学生，我坚持一个原则：尊重学生的志向，顺应学生的性情。具体做法是先交朋友不谈看法。有机会我就和他们聊几句，吃饭、穿衣，兴趣爱好，球星、影星，东扯西拉就是不谈他们的学习。他们的行为表现。有时就和他们天南地北地胡扯，有时我还会把自己高兴的事，心烦的事讲给他们听；有时周日我还会约上几个学生一起去户外活动。每到周末，我要问一问他们的钱够不够用，有没有回家的路费。我要给他们一个感觉：老师不烦我，老师是关心我的。
教育学生不是演戏，贵在真诚，要表里如一，要付出真情，才能和学生零距离相处。见面时的一个微笑，抑郁时的一丝安慰，挫折时的一声鼓励，困难时的一点帮助，看似微不足道，但很多时候，很多学生需要的就是这么一点点。
教育实践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面对玩劣学生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时，就真心爱他吧，因为世界上只有爱是不会被拒绝的，因为学生需要老师的爱犹如禾苗需要雨露。
二、学生很多好习惯需要强制养成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者的任务是既要激发学生的信心、自尊、激发他们蕴藏的创造才能，真诚的关心爱护学生，相信你的学生都是闪光的金子。同时也要对学生心灵里滋长的一切错误的东西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让学生分清对与错，是与非。”
长期担任初中毕业班班主任，我深深知道初中生十三、四岁的年龄正是自我意识膨胀的时候，其特征就是过分的自负和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表现出来的非社会性行为诸如不遵守课堂纪律，不听从老师的教导，打架斗殴等等都是自我意识膨胀的结果。强制就是要遏制学生自我意识膨胀所表现出来的不良行为，无须说理，也没有对与错的说明，违反了校规校纪就是错，旨在调动学生自己心里去认识是非对错，让学自己去控制，让学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魏书生对违纪的学生不是常罚他们唱歌、写日记、跑步吗。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学生很多好习惯需要强制养成。做广播操迟到、缺席是懒学生的家常便饭，不是想迟到缺席，是没那意志，爱心也改变不了他们这个懒。我就强制他们补，谁广播操迟到或缺席，我就强制他们跑步做操，非补上每天这些必修课不行。对随手乱扔纸屑的学生，就强制他值日一周，非让树立起“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不可。久而久之，做操迟到缺席的没有了，教室里也看不见乱扔的纸屑了。
没有强制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对于学生的违纪行为，我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后，当怒则怒，当罚则罚，当强制则强制，让学生在体验中适应，适应过后就是意志，就是习惯。对有些学生来说，即使不能内化为素质形成为习惯，也是一种自律和他律的影响力、约束力。
三、充满爱的等待是对学生成功的欣赏
“三分等待，七分等待”。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过程，教育就是一个朝朝暮暮集腋成裘的过程，是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教育学生不能心浮气躁，不能急于求成。每个学生摆脱幼稚，告别无知，改变玩劣，抛弃恶习都需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指望几多关心，几次谈话，几番强制就能立竿见影。
学生不仅存在着天生的差异，接受后天的教育也存在着差异。同是违纪，有人改正快，有人改正就慢。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也没有两个相同的学生，学生之间不存在可比性，唯一能比也应该比的是他的现在和过去，今天和昨天。等待就是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善待差异。“人非圣贤，就能无过”关键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
学生上网，谈恋爱，抽烟等的确影响学习，但当他们身陷其中不能自拔时，也许他们的内心比谁都痛苦，他们也想改正，但缺少意志，没有自控力。此时的我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意志，在学生稍有转变和进步时，适时地用“你很棒，都坚持这么长时间了”、“你一定能行”等等肯定和激励性的语言赞扬他、鼓励他。有时候他们也会告诉我：“老师你不知道，我比上学期好多了”、“昨天别人喊我去上网，我没去”。几番自我较量之后，学生也等来了自己的转变。
庄稼无收年年种，总有能收成的时候，需要的就是积极的等待。等待也是一个教育过程，是学生的自我教育过程。等待也是一种欣赏，是对学生成长的欣赏，也是对自己工作的欣赏。在等待中付出，在等待中收获。我班的吕维勋同学，刚入学时就是一个玩劣分子，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八年级下学期举行的“爱国主义”读书活动，喜获县级二等奖。
总而言之，爱心、强制、等待三者在班级管理中犹如春天里的绿，把它们统一起来就会永保教育的青春。难于教育的学生并不可怕，懒于教育的班主任才真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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