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构建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研究
构建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推动“宜居宜游”
金张掖建设
【摘要】对现代社会而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最为主要也是最为重要的两种方式即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无论是我国的实践过程还是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均说明,构建一种多元化的纠纷化解机制体系是社会整合与和谐的必由之路。从法院工作角度来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通过人民调解自治、行业自律协调、行政调处和司法审判的科学、有机结合，使司法调整和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使司法审判与社会力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促使纠纷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到解决，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法治化进程，为建设“宜居宜游”金张掖做出贡献。
【关键词】 构建 多元化 社会矛盾纠纷 调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使得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各方利益、处理各类矛盾的难度不断加大。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呈现增多和繁杂的发展趋势，单一的调解方式和传统的调解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变革的需要，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不畅，相关部门缺乏协调一致的有效工作机制，无法形成工作合力，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发展。就此，我们对调解机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得出结论：构建“多方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崇尚并综合运用三大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整合各种资源，统筹各方力量，妥善处理好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一、调解制度概述
调解作为矛盾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是由第三方介入纠纷协商、解决过程，对纠纷当事人进行疏通、规劝、引导，促使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非对抗方式解决争议，消除矛盾的实践活动。调解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资源，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现代各国采行的各种调解制度的发源地与摇篮，被西方法学界称为“东方之花”。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中开始重新审视社会治理规律、反思社会控制手段，对非诉讼纠纷解决制度（ADR）进行了尝试，其所提出的“非对抗性、自治性、效率行、便利性、协商性”等多元化理念，恰好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含的“以和为贵、以让为先”的传统文化相契合，促成了我国传统调解机制的现代化转型，使更多的矛盾纠纷当事人由对抗走向合作，由俱损走向共赢，克服了以往诉讼方式导致的“案结情断”，切实做到了“案结事了”，从而使纠纷解决在更加经济、及时、合理的同时，兼顾了法律、道德、和各种利益的协调。
二、中国的调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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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磊，《浅析如何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源于中国法院网，http://www.xiexiebang.com 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从而解决纠纷的行动。行政调解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于行政裁决或行政仲裁中适用。一般分为两种：其一是基础人民政府对一般民事纠纷的调解。其二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据职权管辖范围对某些特定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劳动纠纷等进行的调解。
三、构建“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
为适应社会发展对和谐稳定的更高要求，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克服单一调解方式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要求的弊端。我县通过整合调解资源和力量，规范调解流程和制度，明确调解主体和调解责任，强化调解组织和调解力量，建立了一套科学的，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为一体的“多方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
（一）大调解机制含义
我县“多方联动”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以夯实社区（村）、街道（镇）基础工作为切入点，以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调解中心力量为突破口，实施“三级联动、多方联动共调”（即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种方式联合调解，社区（村）、街道（镇）、县三级联动调解，各部门全员参与调解），构建“大综治、大信访、大平安、大稳定”工作格局。努力通过“多方联动”实现“三个转变”，即由各部门单打独斗转变为综治牵头、司法行政部门主办、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由单一化解一般性矛盾纠纷转变为既调处一般性矛盾纠纷又化解群体性事件；由坐等上门调解转变为积极主动登门化解矛盾纠纷。
（二）大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一年多的运转，“多方联动”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在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阻碍了工作的落实。
部分单位领导干部对此项工作的认识还有一定差距，不能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性、长期性、复杂性、危害性缺乏科学认识对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在整合调解资源、强化调解职能、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功能与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思想上存在着形式主义，工作上务虚有余务实不足。对本地、本单位实际情况没有进行具体调查，没有深入研究，因此，采取的措施不细、不实，没有针对性，在贯彻落实工作精神中，不积极、不主动，应付了事，动作迟缓。
二是调解衔接不到位，抑制了效能的发挥。
建立和完善调解衔接机制，是构建“多方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也是增强调解功能，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作用的必由之路。而在机制的现实运行中，三大调解中心之间以及各个单位、部门之间相互衔接配合的责任意识还不够，一些复杂矛盾纠纷，如房屋拆迁纠纷、征地纠纷、劳资纠纷等，涉及面广，需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协同调处。但由于部分部门责任意识不够或无力解决，参与意识不强，加之“多方联动”的衔接、责任履行、追究机制不够健全完善，存在推诿、拖延等现象，个别单位“多方联动”工作还“联不起来”、“动不到位”，影响了工作的整体推进。
三是队伍素质不过硬，阻碍了机制的运行。
调解人员的政策业务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是做好调解工作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在社区专职从事调解工作的人员没有限制性的准入条件和计划性的培训方案，对从事调解工作的文化水平、法律知识、工作经历等没有过多的要求，这就使得调解员普遍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不足、工作能力欠缺，面对复杂、疑难、大型的纠纷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影响了纠纷的调处质量和调解的社会威信。特别是基层的综治协管员，有一定工作能力和水平的群众，不屑于从事此项工作，而一部分选配的人员，工作热情虽高，但他们的政策法律水平、调处技能、群众工作能力等相对欠缺，在接待群众、处理问题、解决矛盾方面尚需进一步提高和加强。
四是经费保障不到位，影响了队伍的稳定。
由于调解工作属于义务性质，没有强有力的不变性指标和措施，且没有经济报酬，只能凭觉悟做工作，各调解委员会基本是临时兼职，这样客观上就形成了各级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均无外在压力，工作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开拓精神。一些调解员抱有干与不干都一样，应付了事的态度，更是出现了一些地方部分调解员频繁更换的现象，严重的影响队伍的稳定和职能的发挥。
五是宣传力度不够大，限制了机制的开展。虽然各单位已通过下发公开信，召开工作大会等多种形式，宣传了“多方联动”工作的意义和作用，但由于“多方联动”机制建设时间较短，加之宣传力度、广度和深度均不够，在群众中影响不大。使得很多群众在发生纠纷时，仍然习惯于求助公安部门或直接上诉到法院，对街道、社区的基层调解组织的调解效力还缺乏信任。
（三）完善调解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而是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社会。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多方联动”工作要充分适应形势的要求，进一步转换观念，完善措施，不断提高调解能力和工作质量，以更为有效地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当前，我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互相交织，日益复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应运而生的“多方联动”机制，是新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措施，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各级党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多方联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多方联动”机制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纳入和谐宽城创建活动的总体工作目标，切实加强领导，坚持“高标准、高规格、高起点”，加大投入，落实保障措施，强化组织协调，努力为“多方联动”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要加大
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范围，加强对新时期调解工作地位、作用及先进人物事迹的宣传，努力营造全社会都来理解、关心、支持“多方联动”工作的良好氛围。
二是优化素质，进一步加强调解队伍建设。
建设高素质的调解员队伍，是调解工作适应时代要求的基础和保证，要从提高素质、优化结构入手，逐步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技能精、实战能力强、群众威信高、热爱调解工作的高素质调解员队伍，为“多方联动”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首先要坚持把好入口关，优化队伍构成。区、街两级调解组织和三大调解中心，要配备具有较高政策法律水平、丰富的阅历和实践经验的精兵强将，切实把好素质关。同时，大力发展志愿者队伍，动员和吸收离退休法官、检察官及律师、法学专家等加入调解员队伍，逐步增加专家级调解人员的比重，建立起一支专群结合、结构合理、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调解员队伍。其次要建立完善上岗培训、岗位培训和定期集训的制度，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现有调解员大都非专业出身，可能有调解的激情和热心，却很可能没有专业技巧和方法。而一个调解员的技巧和方法在调解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因此，要按照“分级负责、条块为主、重在实效”的原则，逐步建立起基层调解员的培训准入和在岗学习制度。各级调解领导机构要加强对本级调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通过庭审观摩、组织旁听和调解实例分析、开展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使他们熟悉掌握调解程序、调解方法及如何制作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高其调解水平。要强化对调解员的考核力度，设立试点实施调解员等级制度，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要建立调解员诚信制度，严格奖惩办法，保持调解工作的纯洁性和社会公信力。再次，要大力宣扬典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建立良好的奖惩机制，大力宣传调解工作的先进事迹和先进调解员，激发广大调解员从事本职工作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弘扬奉献社会、为民服务的精神，树立公道公平的品德，养成耐心、细心、诚心的工作作风，在调解员队伍中形成学有典型、比有目标、赶有方向的良好风尚，努力营造有利于“多方联动”工作长效、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是加强衔接联动，促进对接平衡、资源整合到位 “多方联动”的核心特征就是“整合资源、整体联动”，也是“多方联动”的生命所在，然而现实中却有很多缺乏整合的现象。这就要从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入手，来改善这一状况。
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衔接机制。做到分工负责与联合调处相结合，属地管理和集中调处相结合，力求信息联通、纠纷联排、力量联动、矛盾联调，着力提高疑难矛盾纠纷的调处能力。应定期召开各级调处中心的联席会议，明确各单位的职责任务，切实发挥各成员单位的职能作用，保证联席会议各项工作的落实；针对重大的社会矛盾纠纷，明确牵头部门，指定责任单位，相互配合，抓好落实。，整合调解资源，规范调解程序。
健全责任考核机制。实行矛盾纠纷调处责任制和分级负责制，贯彻落实首问负责制、领导接待包案制度和督办回访制度，切实保障调处中心的分流指派、调度、督办及责任追究权落到实处，逐步提高调处中心的威信和地位，防止少数部门敷衍了事、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层层建立工作考核奖惩制度，把各级调处中心调处工作作为领导班子年终、任期考核的重要内容，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定期组织检查考核，对调处工作不力引起重大矛盾激化的予以责任追究，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调处中心也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考评，将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岗位津贴、福利待遇相挂钩。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帮助群众树立纠纷调解解决的思想意识
社会舆论导向对“多方联动”工作的深入开展非常重要。当前，大部分人仍然把诉讼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或者是唯一途径，有的也把上访当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渠道，这些都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加大对“多方联动”的宣传，就是要引导人民群众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不采取激烈的方式解决纠纷，而是采取民间的方法、和谐的方式化解矛盾。要通过对典型成功案例的报道，或多方联动位、多角度地对调解工作的宣传，使群众相信，各级调解组织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能够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调解可以成为代替上访告状的另外一种重要的维权方式。要努力营造一种舆论氛围，逐步使百姓形成“有矛盾纠纷，找调解组织”的观念。这种舆论氛围和观念一旦形成，全社会的信访稳定形势必将出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新闻宣传部门的密切配合。在实际工作中，还要注重典型的发现和培养。经验永远来自基层。要及时总结各基层单位在工作中取得的好经验、好做法，对“排查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解决得好”的典型经验，要采取报告会、现场会等方式及时进行总结推广。
五是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必要的物质保障是开展工作的基础
长期以来，广大调解员没有固定收入，社区没有专项工作经费，一直都是靠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来调动工作积极性。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样付出了劳动，却没有任何回报，这种价值的冲击、生活保障的顾虑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已经成为调解工作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偌大一个“第一道防线”光靠奉献精神来支撑是不会稳固和持久的，必须树立“稳定需要投入、和谐需要成本”的观念，逐步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购买和谐环境”的机制，切实将调解工作经费、调解员的补贴、报酬、奖励经费等列入财政预算，变软性规定为硬性措施，保证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充分激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六是搭建信息平台，完善矛盾纠纷的收集、汇总、报送、化解、反馈、跟踪的管理
加快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电子信息系统建设，消解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促进维稳信息共享，畅通矛盾纠纷信息渠道，改变以往工作中报喜渠道畅通，报忧渠道堵塞的现象。强化党委、政府对职能部门的工作监督，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和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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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构建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
【摘要】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地方经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但是，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开始涌现，矛盾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也在上升，矛盾博弈策略、手段日益复杂，这对社会矛盾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措施各方面提出了挑战。单一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已经远远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需要贯彻协同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的思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手段，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现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多方协同、广泛参与，建立完善的组织框架，理顺关系、优化流程，以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
【关键词】社会矛盾 和谐 化解 治理 调解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2.006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探索，采取有力措施，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地方经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但是，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开始涌现，矛盾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也在上升，矛盾博弈策略、手段日益复杂，这对社会矛盾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措施各方面提出了挑战。正是矛盾的客观存在，产生了改进与完善矛盾治理机制的需要。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态势
2013年1月至2016年4月间，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先后组织了6次面对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城乡社会调查，包括社会矛盾与社会心态等主题的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6600余份；同时采取半结构式的个别访谈和座谈会，完成以乡镇、街道党委书记、乡镇长和街道办主任等基层干部为主的访谈600余人次，涉及江苏、山东、湖北、四川、安徽等16个省、直辖市。笔者发现，本世纪以来频发的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企业改制、历史遗留等重大矛盾以及交通事故、医患、家庭婚姻、邻里纠纷等人际矛盾仍在高位运行，同时因环境污染、土地流转和民间借贷导致的矛盾纠纷亦快速增长。
2015年4月①，课题组在x省②的4个地级市开展了有关社会矛盾现状的专项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干部和群众两个群体。在干部群体看来，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六类社会矛盾是：征地拆迁（69.14%）、劳资纠纷（45.11%）、农村土地纠纷（42.17%）、环境保护（35.10%）、医疗卫生（29.21%）、涉法涉诉（28.03%）。其余的社会矛盾是：物业管理（27.33%）、邻里纠纷（26.74%）、交通事故（26.27%）、社会保障（25.44%）、历史遗留问题（24.62%）、婚姻家庭（23.44%）。在群众看来，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六类社会矛盾是：征地拆迁（55.00%）、劳资纠纷（37.07%）、农村土地纠纷（36.42%）、环境保护（32.26%）、医疗卫生（30.92%）、邻里纠纷（30.72%）、交通事故（26.41%）、婚姻家庭（26.26%）、社会保障（24.98%）、物业管理（19.62%）、历史遗留问题（14.82%）、涉法涉诉（12.39%）。群众与干部对于矛盾的看法，在前五位上是一致的。
我们通过对社会矛盾冲突事件的形成过程、演化逻辑以及化解对策的研究，发现诸多突出的、重大社会矛盾冲突（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土地纠纷、环境矛盾、历史遗留矛盾、干群矛盾等）常常冲破既有的制度化渠道，已具有难以妥协的特征，表现出较强的“刚性”特质，我们尝试将这类矛盾概括为“刚性社会矛盾”。“刚性社会矛盾”是一种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已客观存在的具有明确利益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该类矛盾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社会结构要素的重新分化与整合而来的必然产物；引发该类矛盾的对抗性利益纷争关涉到其中一方维护生存底线的刚性需求，明显缺乏协商的“弹性”空间；该类矛盾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均远高于其他社会矛盾，目标的合理性与手段的非理性相绞合，往往冲破既有的制度化控制渠道，大量使用非制度化的博弈策略与手段，具有难以协调性；该类矛盾在总量上持续增长，种类上不断衍生，具有较强的再生性；该类矛盾已显现出向政治领域扩展的趋向，在发生机制上由传统的被动反应性开始向主动维权的抗争性转变，地方政府已成为主要的冲突对象；矛盾冲突的负功能比较突出，具有较高的社会风险。因此，从这类矛盾的特性来看，其与一般柔性社会矛盾（发生在个体间的人际矛盾冲突、制度化手段可解决的）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尽管这类矛盾性质依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与改革初期以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为主体的柔性矛盾有了较大的区别。从我们调查情况看，每一个矛盾源，都会形成矛盾的双方甚至多方的获益者与利益受损者。大量的矛盾累积了不同的矛盾受损群体，如被征地拆迁的农民和居民、失业的工人、受到环境污染的人群等，矛盾主体趋于多元化。从矛盾参与主体的形式看，已由过去较为单纯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逐步发展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有某一群体或个人与企事业单位、某一群体或个人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等；从矛盾主体的构成看，有些矛盾已由过去以社会底层群体为主向多阶层共同参与转变，矛盾不再仅局限于农民、下岗失业工人等群体，还常有教师、医生、企业管理人员、中小企业主以及离退休干部等群体参加，特别是在环境污染、劳资矛盾、物业纠纷等冲突中，这种多阶层共同参与的现象更加明显。矛盾源的复杂化与矛盾主体的多元化，为化解矛盾冲突增加了难度。
在干部群体看来，群众在遇到社会矛盾时常常采用的行动方式是：信访（73.38%）、调解（60.66%）、媒体投诉或上网（46.41%）、自行协商解决（40.99%）、采取过激手段直接应对（26.15%）、诉讼（14.02%）、寻求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帮助（14.02%）、行政复议、行政裁决（7.89%）。群众认为解决矛盾最有效的三种方式是：调解（74.93%）、自行协商解决（56.64%）和信访（31.02%）。还有就是诉讼（22.10%）、寻求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帮助（17.99%）、行政复议、行政裁决（16.55%）、媒体投诉或上网（13.53%）、采取过激手段直接正面冲突（2.33%）。调查结果表明，当前社会矛盾的化解主要是在制度框架内加以解决的，但仍有相当部分人会采取过激手段应对。非制度化矛盾化解方式分为：一是民众常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主要包括：自我摧残、极端泄愤行为等个体反抗；集体反抗，分为较温和的集体抗议与较强硬的集体对抗两类。较温和的集体抗议是指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而较强硬的集体对抗在方式与程度上更加激烈，如封堵交通道路、围堵冲击政府等，通常都有暴力的成分。二是政府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如，阻止群众走司法渠道解决矛盾；“花钱买平安”；或采取用强力阻止群众反映诉求等。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的内涵
从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需要来看，矛盾类型的多样化与矛盾主体的多元化，需要构建新的多元化矛盾的化解机制。传统的社会管理更多的是以政府行政为主体，以司法为手段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的矛盾解决机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③从社会建设到社会管理创新，再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到主动进行顶层设计，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社会治理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执政党主动适应社会变化，进行理论革新。单一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已经远远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需要贯彻协同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的思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手段，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与传统思路相比，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更加强调的是政府与社会各界力量“双向互动”的特征；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更加强调协商、合作，采取协商民主的方式，通过广泛听取矛盾多方的诉求，统筹协调处理社会矛盾，寻找“最大公约数”，达成解决矛盾的共识。
所谓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是指在矛盾化解中将制度、政策、机构、队伍、资源、社会力量等相关要素有机组合，形成稳定的一种合作（协同）关系与有节律的活动模式。就是要统筹各种力量，形成相互配合、多向互动的组织框架；就是要发挥诉讼、仲裁、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信访、协商和解、社会救助等多种解决方式的综合功能；就是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多种手段，推动各种解决方式、手段之间的统一协调、功能互补、程序衔接、良性互动。构筑起“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司法推动、部门参与、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工作体系，使得矛盾纠纷以最适合的方式得以及时有效解决。
化解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中，化解主体有多个：一是司法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和法院。对涉法涉诉的矛盾纠纷，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由公安机关或法院进行调解，减少了矛盾纠纷化解成本。如果调解不成功，进入诉讼程序，矛盾化解主体就是法院。二是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复议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也有一些准行政机关承担化解矛盾的职责，例如劳动仲裁委员会等。三是社会力量。社会力量的内涵很广，主要指各种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工会等；也指社会力量，如律师、新闻媒体、人民调解员等。不同的主体其处理结果的效力区别很大，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具有国家强制力，而社会力量的处理结果不具备国家强制力。四是基层街道（乡镇）、社区的矛盾化解力量。五是矛盾双方的当事者。不同主体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在主导性的选择权利、选择渠道、选择方式上是不同的。
化解机制多元化。社会矛盾处理中，要对各种矛盾化解机制进行整合，协同运用这几种机制，使它们共同发挥作用。与矛盾类型和化解主体相对应，可以形成四大机制，即以司法机构及法律规范为主的司法化解机制；以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及行政规范为主的行政（如调解、仲裁、复议）化解机制；以社会组织、专业性社会机构及行业规范为主的社会化解机制；以基层社区组织与社会名流及道德规范、乡规民约为主的社区矛盾化解机制。法律规则无疑是化解矛盾的底线，但司法化解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而且成本较高、效率较低。行政化解易产生强制性，不适宜复杂的矛盾。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有着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公众认同的强大的文化氛围，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化解机制。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形成，需要在司法机制与行政机制以外，能够接受、容纳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
化解方式多元化。制度化解决矛盾的这种方式主要有协商、谈判、调解、仲裁、诉讼等，其主要特征是双方在利益争论的焦点上无法达成共识时，能够以制度许可的手段加以解决。现在要引进非制度化的，但是行之有效的诸多矛盾化解方式。在矛盾化解准则方面包括道德规范、地方自治规范、市民公约、行规、团体章程、村规民约等社会性、地方性、民间性的柔性规范为主的化解规范，并在法规的基础上，通过理、义、情等手段调解矛盾。它们具有引导、约束组织成员、团体成员、社区成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社会公德的重要作用。另外，民族习惯、宗教文化中也有许多倡导和平、宽容、妥协的内容可以作为化解矛盾的思想与做法。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初步形成
面对实际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基层政府在矛盾化解中做出了各种努力与探索，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步。
对社会矛盾纠纷需要多元化解机制形成共识。原有的行政治理系统已经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治理。在当前社会矛盾多元化的情况下，大量的非制度化矛盾化解方式自发地形成。一是民众常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主要包括：其一，通过自我摧残、极端泄愤行为、“闹访”、“缠访”等形式的个体反抗；其二，集体反抗。较温和的集体抗议是指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而较强硬的集体对抗如封堵交通道路、围堵冲击政府等，通常都有暴力的成分。二是政府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如阻止群众走司法渠道解决矛盾、“花钱买平安”、用强力阻止群众反映诉求等。民众与地方政府中大量非制度化化解矛盾方式的出现，反映了现有矛盾处理机制的局限与弊病。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政府与学界已经初步形成了共识，过往单一的行政――司法化解矛盾的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大量矛盾的处理与化解。需要转换观念，借助社会力量针对多元化的矛盾构建多元化的矛盾化解的新体系与新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协同解决体制的初步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现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多方协同、广泛参与，建立完善的组织框架，理顺关系、优化流程，以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各地建立起统一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作为社会矛盾解决平台。根据本课题组的调研，提炼部分地方的先进经验，总结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体制。根据地方经验，从市级到社区建立四级大调解工作网络，依次是市大调解指导委员会、区（县）调处中心、街道（乡镇）调处中心、社区（村）调处站。有了实体化的调处中心，能为群众提供“一揽子解决”诉求的服务平台，让群众在家门口反映诉求，就地解决矛盾。市大调解指导委员会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矛盾发挥指导协调作用，不具体处理问题。区（县）调处中心主要承担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协作调度、检查督办以及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五项职责。调处中心主任由政法委书记或综治办主任担任，相关部门分别派人进驻调处中心，包括两类，一类是处理矛盾的直接部门，如法制办、信访局、法院、公安局；另一类是预防矛盾和矛盾多发领域的管理部门如人社局、城乡建设、城管、医疗卫生等。调处中心设立受理窗口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受理上级交办或相关部门转来或镇调处中心请求协调办理的事项。分类处理窗口按照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访调对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专业调解的分类，分别负责不同类型社会矛盾的调解处置。专业调解主要是处理医患、交通事故、劳动人事争议、职工维权、妇女儿童维权、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物业管理、消费、物价等多发矛盾，按职能分类调处矛盾纠纷；法律服务窗口主要负责法制宣传，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援助等，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及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经济杠杆的本义是国家或经济组织利用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影响、调节和控制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也可以利用经济杠杆来协调矛盾相关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我国的大多数社会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当所导致的。对于矛盾相关人来说，利益补偿是其最关注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利益补偿问题，此类社会矛盾就可以很好解决。应该说，我国各级政府采取了很多种方式，为社会矛盾相关人提供利益补偿，例如拆迁补偿款、安置补贴、征地补偿等，有助于矛盾的解决。各级政府财力越来越雄厚，群众的生活标准也日益提高。在法律法规和财力允许的前提下，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相应提高了矛盾相关人的补偿标准，有利于矛盾的化解。有些地方发挥保险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针对矛盾多发领域，推广医疗事故责任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动车交强险、安全生产责任险、校园方责任险、食品安全责任险等保险种类，充分发挥保险在矛盾纠纷化解、风险预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新的途径。支持保险公司等机构及时全程介入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通过构建完善的强制保险体系，把保险作为一种经济杠杆来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矛盾调解互相补充。但是，不少经济补偿远远低于矛盾相关人的期望值和现实需要，而且不同时期的补偿标准差距过大也导致了新的矛盾产生。
专业性机构的调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医患纠纷、校园伤害、交通事故等具有行业性、专业性特点的矛盾日益增多。针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矛盾，需要用不同的调解标准对症下药，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需要在社会矛盾突出的行业（领域）建立专业调解机构，充分发挥行业性专业调解组织在专业性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有些地方按涉企、涉农、涉地、涉房、涉法、涉教等类别，由行业组织来牵头，成立了不同的专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专项对口调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还有些地方在矛盾纠纷多发、高发领域和行业，采取派驻制办法，设立专门调解室，集中受理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行业协会、商会、集贸市场联合会、企业联合会等各类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这些社会组织力量，引导这些社会组织参与到矛盾的化解中去，有针对性地解决同行业间、专业内经常发生的矛盾纠纷。
社区调解。社会治理依赖于群众的自治，这种自治不是杂乱无序的，要通过社区为载体来实现。在一些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乡规民约、社区规范是农村村民、城市居民公认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和行为准则。在乡村中存在一些家庭纠纷、邻里纠纷、违规占用宅基地等行为，这些事情“行政不好管，法律管不好”。运用人情、习俗、礼仪、规矩等“乡规民约”作为和解的措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协商和解，减少矛盾冲突，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具有特殊的作用。村一级建立村规民约，在乡这一级有乡规民约，经过村民代表的讨论形成规矩、章法，对于村民有一定的约束力，营造良好的村风。在村（社区）大力发展“公道会”“好人调解室”等民间调解组织，有“理”大家评，有“话”大家听，广泛发动群众解决矛盾纠纷。⑤
法律手段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因为社会矛盾复杂多样，法律并不能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法律手段程序严格，时间较长，成本相对较高，一些简单的矛盾不必走法律程序。此外，我国传统社会中，“无讼”的传统依然存在，普通民众还不习惯于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我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在判断事情对错时，现代性法律依据的是‘法理’，而中国人依据的是‘情理’”。⑥因此，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复杂的、重大的矛盾之外，较小的矛盾纠纷，可以将情理道德、公序良俗、传统习惯等因素引入具体矛盾的解决过程中，运用情、义、礼手段，在融通法律与社会联系的同时，进一步有效增加司法的亲和力。中国人向来比较注重面子，基层干部在解决社会矛盾时如果能充分尊重矛盾相关人，给足面子，矛盾相关人得到心理满足之后，再进行政策法规的解释，效果会比较明显。基层干部借助矛盾相关人的亲属、邻里、朋友、老乡等初级群体网络，借助这些社会网络的力量来劝导矛盾相关人，使矛盾相关人与遵纪守法，降低期望值，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社会矛盾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的改革
从根源上化解社会矛盾是根本，此外，在思路、制度、政策、机构、队伍、资源等层面也有大量的工作可以改进。当前在构建多元化矛盾协同化解机制中，需要做的工作是：
在战略上树立以防为主的矛盾化解思路。社会预防注重矛盾源头预防和事前预防，改善矛盾产生的因素与社会条件，以最小的代价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期，以达成和谐社会目标。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务。现行社会治理体系中依然存在漠视社会预防的情况。一是社会预防观念缺乏。社会预防是基础性工作，短时期内难以看到政绩，现行的考核监督体系未将社会预防纳入，致使基层政府参与社会预防积极性不高。一些地方依然急功近利，为政绩不择手段，许多项目、决策不顾长远、不顾环境、不顾群众利益，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二是社会预防体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少经费预算。各地从财政中专门拨出一定的资金设立“维稳”专项经费、信访补助专项资金等用于事后处置。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出现后，政府不计成本代价将其“扑灭”；而对于社会矛盾的事前预防则存在舍不得花钱、财政投入不足、后续投入不足、支持主体和方式单一等缺陷。其二，缺少预防力量。社会预防缺乏常态化的组织载体，仅有一些承担社会矛盾预防功能的职能部门之间往往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综合协调，甚至彼此之间存在职能的替代与程序设计上的重复、信息封闭等问题，难以整合力量。三是社会预防机制不合理。在现行的机制下，主要负责社会矛盾治理的部门以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公检法等单位为主，这些单位都是惩处性的事后处置部门，其管理者的视野、知识结构及其机构的职能、权限等限制了社会矛盾的基础性预防工作。正是这种理念的缺失、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制约了社会预防的建设，使得引发社会矛盾的诱因与导火索没有得到有效预防，持续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更新治理思维、转变治理方式，把社会预防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社会预防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为主要目标，由各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通过运用一定的治理策略，从理念、制度、机构、队伍、机制等，对社会矛盾进行事先预测和分析，以达到防止和控制矛盾的生成、生长，将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或将矛盾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的积极社会行动。社会预防是一个动态过程，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部过程。在队伍建设上要专业人才与经费保障并举。要突破政府单独作战的困境，提升化解矛盾队伍的专业能力。市级矛盾级调处中心要建立调解专家库，根据不同专业矛盾，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司法公证人员以及各行业专家学者（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为重大、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提供指导性处理意见。⑦区（县）、街（镇）矛盾级调处中心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负责选拔、招聘、培训、管理、调配专职调解员与兼职调解员，培养一支专、兼职结合的调解队伍。提高调解员的专业化水平，可以对调解员进行分级认证管理，根据其调解水平的不同，认定为不同等级。⑧此外，矛盾化解队伍中还要引入三种专业人才。一是司法人才。应该通过“三官一律”（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进社区（村）等措施，鼓励和支持司法人才下沉到基层一线，参与社会矛盾化解。二是社会工作人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支持街道（乡镇）、社区吸纳和使用社会工作人才，让社工在基层一线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积极作用，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三是心理咨询人才。当前，不少矛盾当事人心理偏激。对此，先心理疏导后解决矛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⑨在加强队伍建设的同时，要加强基层干部的激励机制建设，解决好“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的问题，加大对基层政府化解矛盾的支持力度，将权力和财力向基层下沉，保持权力与责任的均衡性，使干部有能力、有动力解决社会矛盾。上级政府要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理解和支持基层干部，对勇于迎着矛盾上的干部、善于处理矛盾的干部要表扬奖励，进行广泛宣传，树立典型，并作为干部晋升的一个重要依据。媒体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公正清廉、勤政为民的基层干部，改变舆论对基层干部“污名化”的现象。定期安排一定的职数从村干部中单列考录公务员，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优秀村（居）干部。处置社会矛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了保障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落实社会矛盾专项经费，由综治部门牵头筹集专项经费，列入专项财政预算，用于基层调解工作室建设、调解员工作补贴和个案补贴等。从基层经验来看，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调解经费、个案奖补、部门专业调解等列入财政预算，以此保障专职调解员的教育、培训、管理、考核与矛盾纠纷的相关费用支持，实现矛盾的有效化解。
在制度上要改革矛盾化解的瓶颈。应改进不分青红皂白的“一票否决”制及其变相的“通报制”。要实事求是地看到有些矛盾是解决不了的，有些是可以解决的。引起矛盾的原因，有些在政府，有些不在政府。现行对待进京“非访”的不分是非、不讲原因、不讲道理的通报，极大地挫伤了基层干部化解矛盾的积极性，产生了较大的负效应。考核制度要在分清责任、原因的基础上落实，区分尽职、不作为、乱作为等几种不同情况。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建立矛盾纠纷解决工作责任制，明确领导干部化解社会矛盾的责任，将职责落实到人，以防止因其不作为而致使一些矛盾纠纷被推到上级部门去处理，增强工作合力，避免部门之间推卸责任。
在预防上要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当前，各地项目风险评估已经展开，政策风险评估也较为谨慎，但决策风险评估还没有进行。我们迫切需要制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规则与办法，建立整体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重大项目，在实施之前开展风险评估，通过入户调查、材料公示、听证等环节，进行信息公开，广泛征集意见，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做好疏导工作。一是以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领域为重点，定期进行重大矛盾源的风险评估。二是以重大项目为重点，进行定向评估。这一工作目前还比较粗糙，需要精准化。三是以重大决策、社会政策为重点进行评估。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出台之前，需要进行决策评估，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从居民中进行抽样调查，分析研判群众对重大决策的看法，充分尊重群众意见，争取群众理解。对于群众普遍反对的决策，按照决策程序依法终止或修正。实现社会风险评估的全覆盖，并将风险评估的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以防止新的重大社会矛盾的产生。
在治理力量上要建构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不能仅靠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力量，还需要依靠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要大力发展“独立第三方”的专业调解组织建设，鼓励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设立调解委员会，发展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推进专业类调解的社会化，例如医疗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物业纠纷、交通纠纷、金融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力量的引入机制。一是为各类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力量成长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明确社会力量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界限、程序、购买服务的经费保障、优惠政策等，让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有法可依。二是政府要真正简政放权，将社会力量能够解决的矛盾放手给社会，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组织转移释放。三是设立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的专项经费，加大人财物投入的力度，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机制，由政府花钱养人、养机构向购买优质服务转向，鼓励社会力量主动化解矛盾，根据化解矛盾的效果提供补贴等形式的经费保障。四是政府要做好监督和指导。简政放权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要对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提供法律法规指导，加强监督，防止违法违规。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制度化建设。
在化解路径上要建立社区微观治理机制。将社会矛盾消除在萌芽之中的关键，就是将矛盾抑制在社区中。将治理的资源、人员、资金等下放到社区，在社区中形成“微治理”的状态。一是完善社区自治组织。自下而上由社区居民自行选举产生社区自治组织，选举品质良好、热心社区的居民加入社区自治组织，这些居民骨干同时也是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负责社会矛盾的排查和处理。二是引进司法、社会组织等力量。建立社区民警工作室、社区法官工作室以及律师工作室，指导社区化解社会矛盾。此外，还要引进心理咨询、志愿服务等力量，形成多元共治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三是完善信息排查机制。社区干部和自治组织负责人要主动下沉到群众中去，实时掌握居民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对社区内的矛盾纠纷，主动出面解决，迅速靠前调解，不推诿回避，防止社区矛盾扩大化，做到“家庭纠纷不出户，小纠纷不出社区”。可以充分发动居民骨干，以及“老娘舅”“老舅妈”等调解员参与到社会矛盾化解中去。第一时间发现可能引发矛盾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化解矛盾、第一时间将信息整理上报。将社会矛盾在萌芽时期就有效地化解，避免矛盾扩大化。在矛盾难点上要攻克疑难矛盾的化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基层干部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少部分坚持无理诉求、缠访闹访人员的无理纠缠，这些人员虽然数量不多（据基层干部测算，这类人约占当地人口的万分之一），但牵扯了基层干部的大部分精力，浪费了大量资源。对于此类老上访户的处理，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分类分流处置。区别对待老上访户的有理诉求和无理诉求，切实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如果信访人诉求合理或有合理成分的，要积极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督促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对于诉求无理、缠访闹访的，应该根据《信访条例》和相关规定终结备案后，信访机关上下一致，尤其是国家信访局以不受理、不统计、不交办的原则对待，真正实现无理信访事项的退出；对于确需到上级行政部门申诉复议的，分流到行政复议渠道进行有限次度的申诉复议。对于涉法涉诉案件应回归到司法渠道解决，将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转交法院审理，通过法律程序、法律手段解决，严格执行法院判决，避免终审判决后进入无限申诉的怪圈，彰显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对恶意滋事并有违法行为的，依法严肃处理，让当事人为“非访”行为付出代价，树立起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鲜明导向。⑩
其次，建立甄别机构。建立甄别机构是为了建立矛盾的终结机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解决矛盾的机制是法律。而在我国法律的终结机制没有形成，这与我国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文化环境有关。民众对法律没有敬畏之感。当法院的判决生效后，当事的任何一方，可以司法不公为理由，通过信访的渠道来否决法律的裁决。于是，一个从司法渠道来讲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又从信访渠道重新开启了解决的途径，从头再来。这不仅仅是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的问题，而是反映出没有一个终结矛盾的社会机制。目前，终结机制有其特殊性，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执行甄别机制的组织是一种各方面代表的临时机构。这种机构是在法律、信访、行政机制失效的情况下的特殊机构，兼顾到情理法。情与理，就是乡理乡情，法是法规。发挥社区舆论的作用，通过公开信息，让周围的邻里依照相关的法律、政策、程序来辨别矛盾冲突的是非曲直。因此，这种甄别机制必须要有社区的居民代表参加，主要有三种人参与，一是矛盾申诉一方的当事人、亲属、亲戚，二是人民调解员，三是要有社会力量如社区组织、律师、社区中有威望的群众领袖参加。这样不是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对政府基层组织了，而是有了第三方的力量。矛盾处理的过程，不是在信息封闭的情况下进行了，而是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仲裁者不只是政府基层组织，而是社会的各方面的力量。政府的基层组织从矛盾的一方解脱了出来。一旦矛盾通过这种建立在社区中的甄别机构甄别后，就具有民间舆论的力量。以人民调解的方式，在法院中备注，也具有法律的效力。矛盾一经甄别后，就是最后的定性。如果矛盾当事人反复不定，再去上访。法律、信访、行政部门不予支持。对这类甄别过的矛盾，也不记录在进京通报、干部考核中。这将使基层干部从通报制中解脱出来，从而可以理直气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解决无理取闹的问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杜伟泉对此文有重要贡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刚性社会矛盾趋势分析与化解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a061）
注释
此次调查将调查对象分为干部群体和群众群体。干部群体调查问卷共计发放880份，实际回收问卷共857份，问卷回收率为97.39%，有效问卷为849份，有效回收率96.48%；群众群体调查问卷共发放2160份，实际回收问卷共2070份，问卷回收率为95.83%，有效问卷为2018份，有效回收率93.43%。
限于保密原则，调查地点采用匿名的方式。问卷调查获取的样本对社会矛盾的感知是一种主观看法，与实际矛盾发生的频率无关，而是对矛盾的后果、矛盾的影响、矛盾的冲击程度的一种看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所谓大调解，是指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调处中心具体运作、司法部门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界整体联动的解决纠纷制度。
例如，南京经济开发区成立了韩国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利用韩国商会的人力资源和栖霞区内的调解资源相结合的形式，化解了大量的韩资企业内的矛盾纠纷，如劳资纠纷、经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等，处理时间短，效率高，不收费，达成的调解协议又能得到履行，这些人民调解的优势让韩资企业非常认同。
郭星华等：《社会转型中的纠纷解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如江苏南通市成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法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医学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各区医调委调解疑难复杂医患纠纷时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和调解建议，大大增强了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能力。
例如江苏南通推进调解员队伍职业化建设。2013年，该市专门制定了《南通市调解专业人员职业水平考试和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办法》确立了专业调解员的准入机制，详细规定了调解员职级评定、晋升、管理、待遇等方面的内容，有力地推进了调解人员专业化。
第三篇：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唐山市政府的重要职责。2011，市政府法制办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将这一任务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坚持依法行政、高效便民的原则，扎实开展各项法制工作，积极为全市的和谐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办回顾全年工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努力开拓创新，力求在新时期更好的完成各项工作。
一、完善行政调解制度
行政调解是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措施，是大调解联动机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行政调解可以使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合理的、彻底的解决纠纷矛盾，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为完善行政调解制度，我办采取了下列措施：
1、制定指导性文件，开展行政调解指导工作。我办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已作为全市行政调解的纲领性文件印发全市执行，为深入推进行政调解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确保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分管领导、调解人员队伍完成行政调解工作。
2、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队伍和工作网络。为解决行政调解在“三位一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调解体系中的“短
板”问题，我办已推动各县（区）市、市直行政执法部门共649个单位完成了行政调解委员会的建立和行政调解室的设立工作。各单位基本设立了行政调解领导机构、办事机构和行政调解专兼职工作人员，全市行政调解工作队伍和工作网络已初步建立。
3、推动建立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选用业务精通、素质过硬的工作人员担任调解员，针对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工伤认定工作中出现的常见性、多发性矛盾纠纷，以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作为工作重点，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严防矛盾纠纷激化，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对于在复议程序中直接达成和解的，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对于未经行政复议程序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的，积极协助法院做好诉前调解工作，实现与司法调解的衔接。另外积极实现与人民调解的衔接，建立预警机制，对人民调解过程中造成的集体访和大规模不安定因素要及时疏导，对人民调解无法处理的问题，引导当事人通过行政复议、裁决等方式进行解决，当事人对行政处理结果不满意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再协助法院做好诉前化解工作，从而实现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真正实现三大调解的联动。
二、加强行政复议工作
行政复议工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推
动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我办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1、指导全市县级以上政府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机构，充实行政复议人员，确保行政复议案件依法由2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审理。开展行政复议人员业务培训，组织各县（市）区政府和市直部门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参加国法办、省法办及有关高校举办的行政复议应诉业务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理论素养，并结合我市实际加强对行政复议办案人员实务操作、办案技巧的指导，切实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的办案水平。
2、改进和优化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方式。在审查形式上，由原来的书面审查原则逐渐改为公开审查原则，逐步推行听证制度，以增加复议案件办理的透明度，促成一些影响大、涉及面宽、群众关注的复议案件得到妥善解决；在审理方式上，逐步实现书面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对一些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在书面受理的同时，深入现场调查了解案件全貌和实情，辨别证据真伪，客观公正地作出复议决定。
3、狠抓复议案件办理这项基本工作。我办畅通行政复议渠道，积极受理行政复议案件。今年以来，共收到复议申请140件。经审查，对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决定受理104件；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告知申请人向其他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申请36件。在受理的104件案件中，已办结94件，正在审理及中止审理10件（中止1件）。在已审结的案件中，占比较大的是工伤认定类复议案件，共计76件。究其原因，一是唐山市经济较发达，周边县区工厂企业较多；二是企业职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步增强，新《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台也有利于职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外因土地争议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也占较大比重。这类案件特点明显，一是争议土地问题产生的过程漫长，有些还牵涉特定历史时期的土地政策，认定难度大；二是争议双方矛盾尖锐，调解难度大。对每个复议案件，我办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理念，通过审阅卷宗、现场走访、询问相关当事人等方法，辨别证据真伪，认定相关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法规，从而真正做到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使每个案件都能做到案结事了，彻底化解社会矛盾。
4、建立健全适应行政复议工作特点的激励机制和经费装备保障机制。近年来，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行政复议工作面临案件数量多、办案人员少、工作压力大的困难。因此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经费装备保障机制是圆满完成行政复议工作的重要措施。对于业务素质过硬、群众评价较高的复议工作人员，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并在选拔干部时作为优先考虑的条件；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出行政复议的专项费用，以保证行政复议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些机制的建立健全能够充分调动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办案积极性，充分保证行政复议工作所需资金及设备，有利于更好的推动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
5、建立行政复议与信访衔接机制。我办在信访接待中心设立专门的行政复议接待办公室，对于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解决的行政争议类信访投诉请求，委派专职工作人员进行接待，对符合立案条件的一律当场立案，对广大群众的诉求做到两个“耐心”：耐心倾听群众困难，耐心解释政策法规。我办与信访中心积极沟通，实现了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的对接，有利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三、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
行政应诉工作是我办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办对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积极应诉，按规定向法院提交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证据和其他相关材料。积极推动建立重大行政诉讼案件由主要负责人主动出庭应诉制度，尊重并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今年我办共代理行政应诉案件11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应诉案件数量持平。其中一审案件9件、二审案件2件，主要为土地管理类案件。目前法院已审结2件，1件裁定驳回起诉；1件原告撤诉。我办全力做好一、二审案件的应诉和与法院的联系工作，努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市政府的权威。
总结以上各项工作，我们尤其体会到：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办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继续总结经验教训，建立健全相关机制，进一步推进行政调解工作的开展，发挥行政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强化行政复议工作，加强宣传、拓宽行政复议渠道，为更好的完成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建设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四篇：关于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施方案99
淖党发【2012】99号
***关于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施方案
各村（站所）党支部、社区党总支：
为有效预防、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全区社会稳定，为我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根据《***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切实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精神，结合我镇实际，现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1．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全镇工作大局，构建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机构综合协调，司法行政、信访部门和人民法院分别牵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既充分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及时把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基本原则。坚持统一领导、协调一致的原则，充分发挥党政主导作用，协调整合各方调解力量，统筹解决 “大调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条块联动，各司其职，有机衔接，紧密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坚持依法调解、公正高效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进行调解，注重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严格调解制度，提高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坚持调解优先、尊重自愿的原则，把调解贯穿于解决民间纠纷、处理行政争议和司法诉讼的全过程，尊重当事人意愿，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解；坚持定分止争、促进和谐的原则，畅通“大调解”与司法裁判、行政裁决（仲裁）、信访工作对接渠道，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工作目标。建成覆盖社区、村（组）和各部门、各行各业的调解组织网络，实现调解工作全面覆盖。“大调解”工作整体效能充分发挥，调解工作全面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职责明晰，工作规范有效。调解成功率明显提高，基本实现“小纠纷不出村（社区）、大纠纷不出乡镇、疑难纠纷不出区”，“民转刑”案件、越级上访案件和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明显下降，防止重大群体性事件、恶性“民转刑”案件和集体赴省进京上访案件发生，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二、全面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
4．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作用。人民调解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主体为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要充分发挥维稳“第一道防线”的独特作用，围绕党委、政府关注的难点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同时兼任维稳综治信息员和社情民意调查员，全面了解掌握辖区内社会矛盾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对一时解决不了的，应及时报告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调解不成、可能进入诉讼程序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处理途径，并主动与有关部门、人民法院联系、配合，帮助其解决问题；对随时有可能激化或造成严重后果、影响社会稳定的，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进行缓解或疏导，并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
5．认真履行行政调解的职能职责。行政调解由人民政府负总责，信访部门牵头，主体为政府行政部门（包括其他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政府行政部门要认真落实行政主管责任，充分运用调解的办法处理行政纠纷和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纠纷。调解行政纠纷和相关民事纠纷，特别是有重大影响和涉及全局的矛盾纠纷，要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人民调解组织共同进行调解。对不愿进行行政调解的或未达成协议的行政调解，要积极引导当事人运用行政复议、裁决等方式进行解决。对调解不成功或对行政复议和裁决结果不服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司法救济权利和渠道，并主动配合人民法院帮助其解决问题。6．有效发挥司法调解的主导作用。法院将大力支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工作，加强对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指导。对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达成协议，自愿申请确认效力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及时审查，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确认。对未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纠纷，法院将积极引导其先进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对进入诉讼途径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刑事自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等，在立案、执行、信访等环节开展调解，强化调解效果，最大限度提高调解结案率。
7．完善衔接配合机制。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办公室要切实担负起组织协调和指导督促职责，推动“大调解”工作机制规范、高效运行。镇属各部门及各调解组织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做好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对法律关系单一、一个职能部门能够解决的矛盾纠纷，由该职能部门负责解决；对法律关系复杂、涉及多个部门的复杂矛盾纠纷，由最初受理的部门邀请相关部门参与协调解决，协调不成的，提请镇“大调解协调中心”协调有关方面共同解决；对镇“协调中心”协调有困难的重大矛盾纠纷，报请上级“协调中心”指导解决。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协调联动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和效力衔接机制，充分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公开听证、领导接访、联合接访制度，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按照职责分工，积极引导和规范各种民间调解及其他调解，有效发挥其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
三、强化“大调解”工作组织保障 8．加强组织领导。镇党委、政府定期听取“大调解”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大调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成立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名单附后），村（社区）成立由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各有关部门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全面加强本地区、本部门（行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
9．搭建工作平台。“大调解”工作的重点和关键在基层，要积极搭建“大调解”衔接配合的工作平台。镇上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村（社区）建立调解室。“中心”在镇“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心”主任由党委书记周义同志兼任，专职副主任由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元忠同志担任，负责日常工作；“中心”工作人员从“大调解”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调，其他相关部门人员遵循“有事则聚、无事则散”的联动工作原则，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健全矛盾纠纷定期排查研判和综合调处机制，建立健全工作台账，具体指导参与村、社区人民调解工作。
10．健全组织网络。建立健全纵向覆盖镇、村（社区）、组三级，横向覆盖各领域、各行业及社会管理各方面的调解组织网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社区服务点及区域性组织、行业性组织，特别是人员比较集中和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联系密切的单位和机构，都要建立调解组织。加强“大调解”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党政主导、扎根群众、覆盖基层和各行各业的专职调解员、协助调解员、特邀调解员、调解志愿者和调解联络员队伍。要尽快建立调解员和调解志愿者信息库，做到资源共享、人员共用。要加强教育、培训、管理，不断提高调解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11、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一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村（社区）、组实行每周排查，所发现的矛盾纠纷及时上报镇“大调解”协调中心。镇“大调解”协调中心每月28日前进行一次矛盾纠纷综合排查分析，并于每月30日前上报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在敏感期或特殊时期要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要求，认真开展专项排查，准确上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稳控情况。二是矛盾纠纷预警制度，突发事件、重大纠纷隐患一旦发现必须立即逐级上报至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镇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每月30日前对排查出的纠纷隐患进行分析，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隐患提出处理意见后上报镇领导小组；三是定期会议制度。镇“大调解”协调中心每月召开一次调解工作例会，主要通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总结经验、会商重大疑难案件解决办法。四是定期培训制度，在县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和行政调解指导中心的指导下，制定培训计划，对部门和村（社区）调解员进行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12、建立和完善调解效力机制。人民调解组织和行政机关调解的矛盾纠纷，严格按照程序办理，除事由简单、能即时办结的案件外，应如实记录调解过程，达成协议的要出具调解协议书，确保调解文书合法、有效；调解协议书必须符合相关的文书规范，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要尊重社会主义道德和公序良俗。
13．落实工作保障。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镇财政将大调解工作经费、调解员工作补贴、司法救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要落实专门办公场所和设施，配齐配强调解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建立调解工作信息化平台。建立调解工作激励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因事（案）制宜落实调解员的补助。
14．开展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选择，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推动“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的良好氛围。
15． 严格考核问责。把构建 “大调解”工作体系、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作为综治、维稳工作考评的重要内容，纳入目标管理。严格落实党政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班子其他成员的责任，将有关工作情况记入领导干部抓稳定、综治工作政绩档案。严格落实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责任制，对调解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人员进行表彰奖励；对组织领导不力、调解工作不落实，导致矛盾纠纷突出的地区、部门，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对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件和事件的，要实行责任倒查，严格追究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附件：******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中共***委员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日 附件：
******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周 义 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副组长：艾力克木•艾买提 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 赵元忠 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成 员：麦则古丽•尼亚孜 镇纪委副书记
艾尼沙•阿力 纪检委员、司法所所长
吾拉木•伙加不都 农经站站长
热沙来提•依米提 远程办主任
侯灵芝 中心社区主任
刘美玲 成教办主任
艾尔肯•安木都 民政所所长
曹艳玲 劳动保障所所长
阿米娜•玉努斯 计生办主任
刁训武 城建办主任
艾合买提•玉苏云 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
白新福 农机站站长
马合木提•买买提 统计站站长
热娜古丽•艾沙 纪检委员 王志红 综治干事 齐文婷 基层组织干事 杨婧媛 宣传干事
主题词：大调解 社会矛盾纠纷 实施方案 抄报：存档 中共***委员会
2012年3月10日
第五篇：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
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夯实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内容提要
目前，商丘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和省司法厅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的总体部署，以构建和谐商丘为目标，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主线，狠抓人民调解基础建设，积极创新体制机制，人民调解工作取得了新发展。仅在去年“三夏”期间，全市就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3389件，调成3321件，调成率98%。奥运期间我市共排查出各类纠纷4514件，调成4426件，调成率98%，制止大型械斗36起，防止自杀6起，11人，制止群体越级9起，防止民转型案件36起，共计48人。集中排查各类纠纷24388件，调成24097件，调成98%以上，防止自杀性事件41起,共计52人,防止民转刑案件101起,共计157人，调解纠纷数量与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事纠纷之比突破1：1.5，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彰显，成为了维护商丘市基层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二、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效果彰显
商丘市近年来开展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形式有机衔接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建设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商丘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不断强化基层基础建设，实现了飞跃式发展：
人民调解网络进一步完善。去年以来，市司法局大力推进企业、行业和区域性调解组织建设。召开了全市物业小区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推广在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部门建立调解组织的经验，人民调解工作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目前，全市189个乡缜街道、645个社区全部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住宅小区、楼院均设立了调解小组、调解信息员，商业街和农批市场等区域和单位建立了调解组织，以街道调委会、社区调委会、调解小组为主线的三级调解网络得到健全，全市共有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全市共有人民调解组织6858个，人民调解员20791人，各县（市、区）实现了四级网络建设，企业、行业和区域性调解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基本做到“有(民间)纠纷就有(人民)调解组织”。
专兼结合、以专带兼的调解员队伍渐具规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动员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全市90%以上的社区实现了至少配备一名专职调解员的目标，在全省率先建立起了社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在调解员队伍建设中，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结合“法律进社区”活动，积极引入律师等专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调解员培训等工作，极大地促进了调解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提升了调解工作质量和社会公信力。
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目前全市大部分社区都设立了单独的人民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的经费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市司法局与财政局联合转发了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在各县（市、区）司法局的积极争取下，2008年全市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实现较大幅度增长，社区调委会办公经费和调解员补贴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永城市、睢县、都把社区调解委员的补贴列入了财政预算，永城市、睢县委、政府《关于深化“大综管”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的实施意见》中明确了首席调解员享受村长待遇。
规范化建设卓有成效。人民调解工作各项制度健全完善，调解室按照国家司法部“五有四落实”和“六统一”的要求进行规范，各区、街道制定了人民调解工作考核奖惩制度，推动了人民调解工作的良性发展。2007年，市司法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商丘市社区人民调解工作绩效评估标准》，并与市民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贯彻“基层基础年”活动部署，进一步加强社区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各县市区、街道也制定了人民调解工作考核奖惩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调解工作的良性发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充分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的矛盾纠纷数量连续大幅增长，人民调解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基础性机制地位得到初步确立。从2008年
开始，商丘市“大调解”体系建设工作就被列为市政府工作重点；商丘市委、市政府对“大调解”体系建设工作做出了整体规划；成立了市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市委政法委和各县市区政法委都将“大调解”体系建设工作纳入了维稳综治目标考核指标体系。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把加强调解工作作为加大司法保障的重要举措：一是强化司法调解工作。把调解工作贯穿于立案、审判和执行等各个环节，并将调解工作纳入各级法院、法官的绩效考核范围；二是认真做好人民调解指导工作。建立了人民调解指导员制度，参与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三是完善人民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建立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引导纠纷当事人选择调解途径。
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目前全市派出所和警务室建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累计受理各类民事纠纷，调解率达到96.2%。
市各相关部门也根据自身职能，积极推进“大调解”工作。市劳动局从2008年起就与乡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探索开展劳动仲裁与人民调解衔接工作，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全市劳动争议申诉案件较去年同期增长的情况下，各级劳动部门将调解工作贯穿于劳动争议处理全过程，劳动争议案件调解成功率达48%；市信访办积极推动人民调解与信访工作衔接机制，推广律师接访接待日制度和司法所用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信访案件中的民间纠纷的做法，得到省市领导的肯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从去年开始大力推动“消费者维权服务站”建设，建立“和解在先”处理消费争议机制，2008年全市工商申诉案件和消委会受理投诉数量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0%以上；市总工会积极推进全市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建设，目前全市已有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40多家，2008年调解劳动争议31多件；市民政局把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列入社区发展规划，指导各社区工作站协助调委会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并积极发动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市财政局与市司法局联合转发了司法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促使全市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和加强。在各相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下，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合力已逐渐形成，“调解首选”的氛围日益浓厚，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形式有机衔接机制初步建立。
目前，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框架已经初步形成。睢阳区在2008年底就基本完成基础工作，各个街道都建立了调解中心，聘请了140多名专职调解员，今年以来又进一步强化专职调解员队伍和调解工作室规范化建设，与民政部门一起开展了引入社会工作者参与调解工作的试点；区各个社区都设置了法律宣传室、调解室以及法律服务窗口，建立了首席调解员制度，聘请了78名律师，今年在全区13个派出所设立了调解工作室，向律师事务所购买服务，由律师事务所招聘专业法律人才开展工作，在交警部门、法院等地也设立调解工作室；招聘了专职调解员，在全区10个派出所建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在巩固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衔接工作的基础上，着力提高调解员队伍素质，规范工作程序，取得了良好效果，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联动工作，并开展了人民调解与劳动仲裁衔接工作的试点。全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已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三、五大经验
1、契约模式
虞城县司法局每月开展“基层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活动”，县司法局抽调相关股室负责人和各司法所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到基层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工作组紧紧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易发性和经常性发生的矛盾纠纷开展工作，直接与纠纷当事人座谈，了解矛盾纠纷发生具体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通过全县基层司法行政干警的共同努力，开展“基层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活动，2008年十二月份就共排查出矛盾纠纷15起，其中：劳动纠纷3起，土地引起的矛盾纠纷3起，土地经营权引起矛盾纠纷2起，婚姻家庭、扶养、抚养、赡养、继承等引起的矛盾纠纷3起，伤害赔偿纠纷2起，其它矛盾纠纷2起，在以上排查出的各类矛盾纠纷中，基层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共受理15起，组织相关人员及其工作部门调解15起，调解成功14起，调解成功率93%，防止矛盾激化2起，防止群体性事件2起，防止民转刑案件1起，调解未成功，经过做思想工作现已转入诉讼程序的1起。在开展基层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的同时，深入群众中开展相关知识宣传两次，受教育人数3000余人，有效地遏制了民转刑案件的发生，排查调处各类民间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96%以上，全村没有发生一起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自杀、上访或群体性事件，被誉为新时期化解矛盾纠纷的“契约式”，即：在村党总支、村委的高度重视支持下，于村民户签定协议书，行成村民自律的风尚。使人民调解成为村居民、企业和广大外来工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选择，做到“小事不出小村(自然村)，大事不出大村(行政村)，矛盾不上交”，维护了基层社会稳定。睢阳区司法局，一是加强基层司法所工作，从人力、物力、财力、待遇等方面向基层司法所倾斜，提高干警到基层工作的积极性。2008年，投资5万余元，为基层司法所全部配齐了电脑。二是局班子成员每人分包三个司法所，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工作。班子成员每月下基层次数不少于5次，征求当地党委政府以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三是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式，发挥先进典型的带头作用，对提前完成全年工作任务的司法所进行嘉奖；把工作进展较慢的司法所列入重点督查与管理单位。每半月一督查，一月一汇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有刑释解教人员568人，基本上得到了安置。今年以来，共有62名刑释解教人员，全部得到安置。二是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在全区18个乡镇（办事处）建立健全了乡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在全区380多个行政村建立了调解组织。组织民调员以开展“我为和谐做贡献”主题实践活动为契机，将矛盾纠纷处理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2008年，全区共调解涉及婚姻家庭、土地宅基等各类纠纷5000余件，避免群众越级上访43件，控制矛盾纠纷激化48起，防止民转刑案件37起。流动人口9万余人，设有10个大型工业园区，入驻企业400多家。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村委副主任担任调委会主任，在辖区7个村民小组、163家100人以上企业全部成立了调解小组，并规定凡入驻六约村的企业必须成立调解小组，村民小组长、企业负责人是当然的调解小组长，使人民调解组织覆盖整个辖区，完善了村调委会、调解小组、调解员的三级调解网络。聘请了4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热心人民调解工作、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专职人民调解员，组建了一支高素质的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在村民小组和企业中选任了300多名纠纷信息员，发现矛盾纠纷苗头及时向调委会、派出所、信访办报告情况，实现信息共享，为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争取时间，奠定基础。
健全机制，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作用建立人民调解工作考核奖励机制。各调解小组长分别与村委、所属公司签订责任书，把辖区或企业内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与调解小组长的奖惩紧密挂钩，严格考核，明确责任。建立矛盾纠纷预防机制。每月一次组织辖区内矛盾纠纷排查，同时针对劳资纠纷突出的实际，每季度在辖区开展一次工资大检查，一旦发现有拖欠工人工资两个月以上的工厂，当即对工厂负责人进行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责令其按时发放工资，消除纠纷“导火索”。建立警务工作联动机制。派出所将所接到的符合人民调解受理条件的民事纠纷大部分都移交给调委会进行调处。规范运作，确保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公信力在调委会建设上，加大经费投入，达到“五有”(即有房子、有章子、有牌子、有标识、有台帐)、“四落实”(即场地、人员、报酬、工作落实)标准；在调解程序上，建立“四统一四规范”工作制度，在统一收案、统一研究案件、统一制定调处方案、统一进行人员分工的基础上，确保收案、调处、移交、档案四个环节规范操作，简单纠纷指派调解员直接调解，复杂纠纷利用调解室组织调解，难度较大、多次调解无效的纠纷移交乡镇调委会调解，或引导其循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材料一案一档；在文书制作上，严格按照中央两办、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民调解工作的文件规定的要求，规范制作统一的人民调解笔录和调解
协议书，确保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和社会公信力。
2、三调联动调解机制
睢县辖8镇、12个乡，548个村民委员会，1171个自然村，全县总户数184870户，总面积926平方公里，人口80万。
一是探索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机制。县委、县政府下发了《关于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成立机构，建立健全制度，切实做好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的衔接互动。二是领导重视。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每年召开大型专题工作会议10次以上，将人民调解工作列入对各乡镇、县直各部门的综合目标管理，年终与其他工作目标同考核、同奖罚，每年初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进行表彰和奖励。三是全力支持，投入到位。增列人民调解专项费用12万元，按每人每月30元的标准列入财政预算。睢县城郊乡在县级财政拨付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每人每月30元的基础上，给每位人民调解员每月增加50元，较好地调动了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为人民调解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在增加预算的同时，提高办公经费和其它各项工作经费标准，与法、检等政法机关同等待遇，切实将司法行政部门的经费保障落实到位。四是遇有重大工作事项，县财政及时追加拨款，保证工作顺利开展。司法所国债项目资金配套等，都能及时追加经费。五是创新工作，强化管理。充分发挥基层工作职能，做好中央省市政法专款专用，完善基层硬件建设。推出“警民联系卡”制度，加强基层司法行政干警与群众联系，现已发放卡片8万多份。创建“百分百”回访制度，健全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把调解工作做到村民家门口，把政策法规讲到百姓心坎上，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中”。2008年睢县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本着超前预防、及时化解的理念创新调解工作，在全县实行“流动调解庭”制度，旨在推动调解工作及时、透明、公开、公正，同时把法制宣传教育和人民调解工作结合起来，调解一起，教育一片的良好成效。流动调解庭采取接报即到、公开调解的方式开展调解，使调解结果的公信力大幅度提高，使调解工作的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如周堂镇杨庄村村民杨某和郑某的一起宅基纠纷，经过该镇司法所、土地所和该村调委会组成的流动调解庭三次上门调解，并积极组织村民参与旁听，参与旁听调解的村民达100余人，最终把这起历时5年的纠纷一朝化解，受此影响，该村另外一起宅纠纷也迎刃而解。
睢县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还组织全县部分调解骨干进行了集中培训和经验交流，使他们的业务素质、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县20个乡镇人民调解组织的“流动调解庭”，共深入农村现场调解200多场次，散发宣传资料3万余份，调解成功率99%，受教育人数达2万多人次，受到了乡镇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通过电话回访、上门家访等多种方式逐个回访被援助当事人或其亲属，将回访结果与援助工作人员的考核、诚信执业和补贴发放相结合，真正把回访制度落到实处。
3、民调大格局
永城总人口为136.7万人，农业人口16万人。辖11个镇、18个乡739 个行政村、26个居委会，6468 个村民组，3706个自然村。永城市委政府以司法所为主力军，以各社区工作站为依托，建立起防控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层层网络，有效地将各种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辖区基本上做到了小矛盾不出社区，大矛盾不出街道，辖区信访量每年大幅递减。永城市司法局因此成为商丘全市“全市优秀司法局”。
永城市委高度重视司法所的设立工作，从力量配置、经费投入、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全面倾斜，使司法所各项工作规范化建设水平达到司法部的标准。永城市司法局针对辖区各类社会矛盾非常突出，越级上访、重复上访事件层出不穷的情况，党委将街道司法所和信访办合署办公，利用司法所工作人员的法律专业知识解决矛盾纠纷，并在各乡镇成立予盾排查中心，每个社区都有专职人员接待群众来访。至此，基层群众遇到小矛盾、小纠纷都可以在覆盖辖
区的社区信访接待室就近得到接访。
该市还建立了专职法律工作者社区法律工作站。办公场所由社区工作站提供，工作人员由具有职业声望、丰富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退休老法官担任，法律工作站向辖区居民深入普及法律知识，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就近向辖区居民免费提供人民调解、法律咨询、协办公证、法律援助、普法宣传和安置帮教等服务；联合民调中心和社区警务室开展调解工作。永城市实现100%建立矛盾排查中心后，司法局又着力构筑覆盖整个街道、涉及各个行业、深入每个单位的调解工作大网络，将维稳力量延伸部署到比司法所更为前沿的防线，先后在社区、企业、自然村、集贸市场等处成立了各类人民调解组织102个，培训兼职信访员(调解员)350名。这支队伍来源于最基层，熟悉社情民意，群众基础好，是做好维稳工作的重要力量。为了将这支队伍用好、用活，该司法局形成了三项制度：一是培训制度。每季度轮流对信访员(调解员)进行培训，传达上级最新政策，讲授有关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进行典型案例分析，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与化解矛盾的技能。二是上报制度。信访员(调解员)负责经常对本单位、本社区的不稳定因素进行排查，并每15天向司法所上报一次，遇重大、特殊情况随时上报。三是考评奖惩制度。每年年底，司法所对调解员进行考核评比，把调解员补贴经费定为每人每月50元，表现优秀的予以奖励，表现不好的予以批评，工作失职的则清除出队伍。目前，794个调解组织、6468个(调解员遍布辖区的各个角落，成为了党委政府的助手。2008年共调处各类纠纷1600多仟，其中当事人5人以上的重大调解事项160宗，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30宗，防止群体性上访事件30多件，涉及近万人。矛盾纠纷调解圆满的解决，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
4、“人民守护神”——人民调解工作室
夏邑县地处豫、鲁、苏、皖四省结合部，总面积1470平方公里，总人口110万。蔡文建，夏邑县城关镇西关村农民，现年40岁，商丘市第二届、第三届政协委员，夏邑县栗城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室主任。1992年义务从事人民调解工作，10多年来，共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起，调解成功率高达98%以上，调解协议履行率100%，为夏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了突出贡献，被夏邑及周边市（县）群众称为“和谐社会的‘守护神’”。
他常想，社会在发展，方方面面的矛盾不可避免的产生，偌大一个县城，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快节奏、高质量的解决来自社会各界的纠纷。于是，重新组建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离退休干部为主体的民调工作室，县司法局命名为“夏邑县栗城人民调解工作室”。
蔡文建又拿出4万余元，购买了一辆面包车，作为民调专用车。民调室成立以来，已相继调解了120余起案件，并将100余起民事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蔡文建三次出省，八次到周边县市调解，他还在县法院、交警大队、城关派出所及县各大医院设立民调热线电话。栗城民调工作室，已成为夏邑保护社会平安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深受夏邑人民的拥护和支持。10多年来，他调处的1000余起纠纷，从不收当事人一分钱。
蔡文建先后被推选为商丘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商丘市青联委员。《商丘日报》、《河南日报》、《人民政协报》对其的事迹进行了连续报道。记述蔡文建民调事迹的中篇报告文学《和谐社会的守护神》被“公安网”选载。蔡文建被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等6家单位授予“中国时代百名优秀新闻人物”荣誉称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7年，荣获河南省优秀人民调解员演讲一等奖。
5、全市首家人民调解村级工作站作用明显
民权县成立全市首家人民调解村级工作站。化解矛盾近百起，在开展人民调解示范创建工作中，民权县司法局指导程庄镇葛庄村成立了全市首家人民调解村级工作站，对创新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程庄镇葛庄村三名退休返乡的在外工作人员自发组成了义务调解工作队，发挥自身年长、懂法、威信高、时间充裕的优势，听说哪里邻里发生纠纷，他们
便自告奋勇前往调处，赢得了当地干群的好法，程庄司法所，积极为老干部开展工作创造条件，使他们能更好地为服务和谐社会发挥余热。成立了“程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葛庄工作站”，其工作范围得到扩大，覆盖了该镇多个行政村。他们通过排查纠纷、调解矛盾、宣讲法律，为当地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被乡亲们亲昵的称为“闲不住的老头”。目前，已调解各类民间纠纷100余起，防止矛盾激化17起，调解成功率达98%，使5名受虐待的老人得以安度晚年，3个濒临破裂的家庭破镜重圆，10余名悲观厌世者重拾生活信心，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180余人次，3个濒临破裂的家庭破镜重圆，10余名悲观厌世者重拾生活信心，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180余人次。民权县程庄镇葛庄村三名退休干部组建义务人民调解工作队，排查矛盾，调解纠纷，服务乡邻。县长王仲田在《民权司法行政工作》第23期上做出批示：请电视台专题采访，做好宣传；请人事局、老干部局认真整理三名老同志事迹，编发离退休老同志学习；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保障，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护好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目前，商丘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已基本形成，大量的纠纷被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和激化之前。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彰显，成了维护商丘市基层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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