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中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第一篇：广州城中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广州城中村社会矛盾分析与化解机制研究①

潘向泷 颜卫青②

（广东警官学院 广东，广州510440）

内容摘要：城中村（含转制社区）的各类社会矛盾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愈加突出，建立有效的化解机制一直是城市管理者及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阐述广州城中村现存主要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剖析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源，指出现阶段只有构建新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才能破解城中村社会管理的难题，实现广州城乡全面发展和创建和谐广州的目标。

关键词：社会矛盾 城中村 转制社区 城市化 违章建筑

Analysis on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resolving mechanism research of Guangzhou urban village

Abstract: The 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urban village(including the Transitional Community)increasingly prominent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establish effective resolving mechanism has been the concerned problem by the city governors and scholars.Based on the existing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alyzing the cause of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only establish a new mechanism can re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of harmonious Guangzhou as well as all-round development ofurban and rural areas.Keywords: social contradictionUrban villageTransitional

CommunityUrbanizationIllegal construction

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1967年在其经典著作《农民的终结》中曾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的人口变化情况显示，我国人口总量继续保持低速增长，城镇化率历史性地首次超过50%，做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6.5%，省会广州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83.78%，这意味着通过工业化广州已经完成了“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并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后期阶段，其城中村必然成为多方利益和社会矛盾集聚的焦点地区。

一、城市化与城中村的内涵界定及发展趋势

（一）城市化的内涵及其发展趋势

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在其著作《城市化基本理念》中首次提出了城市化(Urbanization)的概念，城市化问题从此受到了业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城市化是指在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过程中，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非农经济及其人①论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广州市社会矛盾的发展现状与调节机制研究”（编号：）研究成果

① [作者简介]潘向泷（1969-），男，重庆人，广东警官学院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信息检索、治安管理研究；颜卫青（1968-），上海人，广东警官学院理论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社会学研究。

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集聚到城市，从而使城市人口数量增长、经济比重增大、城市数目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大的现象。城市化过程主要包括人口的城市化、非农产业的城市化、地域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现代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从广东30年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看，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人口城市化出现了一个“井喷”阶段，城市化呈现快速发展局面；20世纪90年代后（1991-1995），原有的制度因素释放的城市化增量开始削减，增速变缓；1996-2000年，广东人口城市化迎来了另一次高峰增长，这一阶段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率约为6.9%。进入21世纪后，广东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增速在2%以下。村落的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过程，而广东用近30年的时间，大步跨越了西方数百年城市化的阶段，作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的城中村在这里大量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进入城市化后期的广州，城中村的深度治理与改造成为城市化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城中村的内涵界定与发展趋势

城中村，就广义而言，它笼统地指坐落于城市之中或位于城市周边的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都基本上已经非农村化或正在城市化的村庄。村落的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过程，而城中村是这一过程中的过渡性阶段。根据城中村为城市包围的程度来分，城中村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处于繁华闹市区，早已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区周边，尚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存留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转制社区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一种社区类型，与农村社区相比，其己实行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与城市社区相比，其社会关系的基础仍然是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等初级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广州城中村陆续撤村改制成为转制社区，但仍然保留了村落的治理结构（集体土地并未完全非农化，村集体改制后的公司仍有较多的行政发言权），所以我们将这些未完全城市化的转制社区也界定为城中村。

广州市政府于2001年9月，在全市村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城中村的改制与旧村改造。同时将城中村改造纳入广州市“三年一中变”和“十年一大变”工作的总体规划，遵循“先行试点，积极稳妥，逐步升温，不出乱子”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远景规划。首批试点的三元里等七个村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试点中提出的目标并未实现。2007年10月，广州第一个由地产商参与的“全拆全建式”城中村改造—猎德村拆迁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后称之为“猎德模式”。总体上说，十余年过去了，在城中村改造问题上广州探索出一些经验，但由于这些经验并不可复制，城中村改造实际成效与预想的目标仍相去甚远，而城中村违建、违法用地和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在一些村落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违建房屋高度从初期的6-7层，发展到现在12-15层，2012年广州清拆违法建设98.5万平米，但却新增违法建筑140万平米。广州错过了低成本城市化的最佳时期，进入复杂的多方利益博益期。因此，广州城中村社会矛盾的化解及城中村改造不能指望短期能够彻底解决，村落城市化的步伐会变得比政府预想的更加漫长。

二、广州城中村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城中村拆迁与整治违建产生的社会矛盾

广州城中村在发展中缺乏统一规划，整体建筑非常混乱，村内建筑密度高，建筑间距小，“握手楼”现象大量存在，道路、供水、供电、排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都不配套，更不用说休闲绿地及体育设施，“城外现代化，村内脏乱差”

现象十分突出。以广州天河的珠江村为例，在0.3平方千米地面上，建有房屋3600余栋，面积88.1万平方米，如此高密度的地区，一旦发生火灾、地震等灾害，救援将无从谈起。从城市化进程来说，城中村整治或拆迁是必需的。但由于所涉及到的利益范围非常广，特别是拆迁问题涉及的关系非常复杂，实际成了个人、集体、国家、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博弈，任何一方都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各方利益不平衡势必引发矛盾，这类矛盾在广州城中村社会矛盾中显得尤为突出。

拆迁矛盾的根结在于补偿，而补偿的根结在于传统单一的补偿形式与居民的心理预期相差甚远。以广州杨箕村拆迁为例，该村改造容积率为6.18，远高于猎德村，补偿安臵标准也较高，从理论上讲矛盾应该少些，但拆迁过程一直矛盾冲突不断，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杨箕村改造自2010年5月开始进入拆迁补偿签约阶段，已签订《杨箕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臵协议》1387户，约占杨箕村改造总数的99%，剩余18户未签约，2011年7月进入房屋拆了房屋拆卸阶段，2011年10月9日，法院对钉子户姚润珍的房子依法成功实行强拆，媒体以“杨箕村拔首钉”为题进行报导。合法面积只有167M2 钉子户，却要求1500万的补偿，在外人看来近似贪婪的要求，实际补偿和留守户心理预期的巨大差距成为矛盾的根源。这种矛盾在2012年5月9日村民李洁娥从五层待拆楼上纵身跳下当场身亡后变得更加尖锐，强拆因为留守者的生命抗争而暂停了，但已经迁出的村民希望拆迁工程早日动工，按期回迁的愿望也变得渺茫。12月16日，近千名已搬出村外的村民从四面八方赶回村里聚集，要求留守户尽快搬离，演变为99%的村民对1%留守者的逼迁。

从杨箕村的拆迁冲突的过程来看，个体诉求与多数人的利益冲突矛盾复杂性超出公众的理性想象，在充分尊重个体诉求原则下，我们也反思这些年为何违建现象屡禁不止，而钉子户要求不断提高，钉子户的队伍不断壮大。主要原因在于补偿原则和标准变化太大，如违建部分从不补偿到补偿，艰守到最后的留守户最有可能成为赢家。最为典型的是深圳市CBD开发建设，城中村蔡屋围的钉子户从2004年-2007年与政府的拆迁博弈中获利1200万元，于是在利润的驱使下，岗厦村村民不再认可政府的拆迁补偿标准，村内出现集体抢建的风潮，最终岗厦拆迁拆出了几十个亿万富翁和几百个千万富翁。笔者在访谈广州白云区某城中村一村民时，她反映自己多少年一直未对住宅进行扩建和加建，但看到村内这么多户违建户并未受到处罚后，去年在外来资金的支持下，才将原来300多平米住宅扩建成5000平米，城管虽多次警告甚至抡锤砸墙，但最终有惊无险建成。在村民看来违建目前仍然是成本低、风险不高但利益最大的投资。

（二）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矛盾

村干部作为村民的“父母官”，承担着维护村民利益的重担。村民和村干部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加上村级组织运作难以规范和非公务人员犯罪成本低等特点，村干部很容易沦为村民的对立面，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是城中村最突出的矛盾，村民对村干部普遍有不信任感，个别村民甚至直接指出村干部大多是村里最富的群体，村民对村干部最大意见是分配不公、贪污腐败、集体资产流失等。2012年8月，广州市公安局破获一起城中村干部集体文化腐败案，白云区棠景街棠溪村18名村官集体受贿，但这或许仅仅是村官腐败案的冰山一角。两种基层组织成员—城管和“村官”成为城中村违建的主要的受益团体，据白云区法院的一份材料显示，4年间，白云区已有73名“村官”落马，这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城中村由于其特殊性，中国农村族权意识及其经济基础还很深

厚，而这往往成为村官腐败的资源和对抗查处的筹码，村民看到村官腐败，常常是敢怒不敢言。

（三）村民与外来人员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外来人员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按流动人口统计，1990年广州流动人口为46.7万人，占8.9%, 2000年即达到了394万人，占40%，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达到713万人。外来务工人员多数选择房租便宜的城中村为安身之所，本地村民则成为房东，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为村民带来了财富，但地位却非常低，他们希望在异乡能得到尊重，但愿望与现实之间往往有差距。如天河棠下村荷光西社区公园内一块“非本村村民不准入内”的铁牌一挂就是五、六年，直到近期媒体曝光才摘除。外来人员因此也抱团取暖，同乡、同业之间自然形成了群体，遇事集体出头，这类矛盾处理不好，极易触发群体性事件。

2012年6月10日，在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外来人口以本地人口比例高达9：1的大墩村，由于四川籍孕妇王联梅占道经营与该村治保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时摔倒，引发了持续三天以外来人员为主体的打砸烧聚众滋事的“增城事件”。这次群体性事件有以下特点：一是闹事人员以年青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二是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众多并呈现出有组织性；三事件中大量“谣言”的传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是矛盾由单一的官民矛盾转化为官民矛盾和族群矛盾并存。“增城事件”是城中村外来人员与本地村民社会矛盾激化的典型群体性事件，如何化解矛盾，使外来人口真正融入广州，这是对广州社会管理创新的考验。

（四）城中村社会治安问题引发的矛盾

流动人口在城中村大量集聚，成为城中村社会治安的主要隐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严景耀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犯罪问题应看作是城市社会生活失去家庭控制的表现，也是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的结果。”流动人口对城市环境的不适应，容易引发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引发的社会矛盾易被激化为犯罪行为。广州市1979年流动人口作案人数仅占3.5% ,2001年后就一直高于80%，这其中又有90%以上的犯案人员落网前以城中村出租屋为主要藏身地，外来人口既是广州城中村犯罪的主体，也是主要的受害者。

广州城中村社会治安近年来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城中村内“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极大地破坏了城市的文明形象。广州公安机关一直没有中断过对“黄赌毒”现象的查处，但近年来一些城中村的“黄赌毒”又有暗流涌动、沉渣泛起之势，2008年广州登峰村、河水村因“黄流涌动”被媒体曝光。二是以侵财型犯罪为主，“两抢一盗”案件所占比例高。三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团伙性犯罪突出。广州2008年在对18个重点街镇的城中村治安整治中就查获作案团伙400多个。四是公共安全隐患突出，对自然灾害和火灾等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高密度的建筑结构和人口使城中村成为广东火灾的高发区域，2003年6月，广州天河区冼村一出租屋发生火灾，过火面积仅40m 2，但由于灭火施救条件极其困难，却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五是“三非”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外国人聚居在城中村引发治安问题。外国人已成为广州流动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常住外国人已达5万多人，涉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三非”外国人大量居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给管理和查处带来困难。2009年7月15日，广州市矿泉派出所民警依法在广园西路某服装城进行治安检查时，一名涉嫌非法兑换外币的外籍男子在逃跑时坠楼受重伤，不少非洲籍外国人到派出所门口聚集，导致广园西路交通严重堵塞。

三、创新社会管理，构建有效的城中村矛盾化解机制

1、强化基层信访维稳中心在化解矛盾中的作用

2010年石牌街道受理的矛盾纠纷构成图 2009年、2010年石牌街道受理的矛盾纠纷变化近年来，社区发生的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多因性，即多种矛盾可能源于一个因子，多个因子可能作用于一个矛盾;二是具有突发性、敏捷性，猝不及防，一些“小题”常常被“大做”;三是规模有增大的趋势，富有群体性，有时候一些非直接利益群体介入的人数远多于直接利益群体，造成群众转而

2、解决城中村突出的利益问题，以发展促和谐

3、发挥法院、检察院在化解城中村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

白云区14干部对违建履职不力受处分：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全市2012年拆除违法建筑物39。9万平米制止违法建设58。6万平米，清拆违法建设98。5万平米。去年仍然新增违法建筑140万平米。谢晓丹白云区14位干部对京珠高速沿线违建履职不力而受到处分，有城管执法人员，也有街道镇的干部。当地太和镇4名村长受贿数额超100万元。城中村设卡收停车费。太和镇大源村海珠区南洲街上冲村西禄村

广州社区的社会矛盾，除了传统的社区居民邻里之间、家庭内部之间的矛盾以外，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目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于：城区改造过程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碰撞以及居民与房地产开发商的矛盾;公用设施、小型餐饮娱乐场所与周边居民的矛盾;居民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与其管理者之间的矛盾;社区人员与外来人员之间的矛盾;政府的规划、政策及行政管理引发的矛盾;意外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在一些社区还面临如何处理居住在社区外国人引发社会矛盾的问题。我们在石牌街道调研时，社区社会矛盾的构成与变化趋势如下图。

城中村治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

乡村治理结构中的矛盾

三、创新社会管理，构建有效的城中村矛盾化解机制

笔者获悉，在今年7月底前全省133个基层法院已全部建好诉前联调工作室。今年1-9月，全省共受理诉前联调46440件，经过调解达成协议37435件，调解成功率为八成以上，收案增长率减少了近10个百分点。

郑鄂介绍，1-9月，诉前联调成功解决了3万余件纠纷，假如这3万余纠纷全部进入审判程序，则全省法院今年1-9月民事一审收案将比去年同期增长17.41%，而剔除这31630件后，只比去年同期增长7.43%，“收案增长”减少了近10个百分点。“诉前联调在遏制法院民事案件快速增长、缓解法院案多人少问题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不起诉、不收费、效率高、效果好，广东法院诉前联调工作在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一把“利器”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欢迎。

广州法院设置城中村合议庭

近年来，随着广州“三旧”(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改造步伐的加快，该市两级法院受理的城中村案件出现快速增长趋势，2011年受案量已经超过前4年的总和。

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广州中院近日设立了全国首个“城中村案件合议庭”，专门审理涉“三旧”改造案件。广州中院副院长瞿卫东说，2007年至2010年，广州法院共受理涉城中村改造一审案件33件，二审案件12件。但是2011年，广州法院就受理此类一审案件49件，二审案件21件。案件类型主要是城中村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房屋搬迁安置补偿

纠纷、宅基地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物权保护纠纷及所有权确认纠纷等。

2007年的《北京宣言》提出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的今天，反思城市发展的历程，重新评价城市文

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提出了:(1)新世纪的城市文化应该反映生态文明的特征;

参考文献：

1、展改革委员会。2011年广东省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报告 2013年1月18日

2、李韬。广东人口城市化的中后期转折问题研究。中共省委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12。4

[2]陈翔.广州多数流动人口不再频繁流动.广州日报2009-08-03.1、潘向泥，卢淦泉.广东城中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策略研究.政法学刊.2009,(5)

2、严景耀著，吴桢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P202-214

第二篇：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法律问题的研究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法律问题的研究

【摘 要】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中央审时度势确定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基于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法律问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社会矛盾 化解社会矛盾机制 预防 创新 法律 研究 【正 文】

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是做好三项重点工作的根本目标。而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各类矛盾突发的特殊历史阶段，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触点多、燃点低、对抗强、化解难等特点，这要求必须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适时地回应与解决社会矛盾中理应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各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对现有的危机管理制度和法治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探讨和创新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律机制成为法治秩序构建的当务之急。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表现

1、内容复杂化。近年来各地因征地拆迁、土地承包、基层选举、企业改制等纠纷激化所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诱因复杂，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诉求与维护民主权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给处置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2、规模群体化。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中，由于矛盾纠纷的起因往往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对共同的利益问题极易产生共鸣，因而参与人员众多，牵涉群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在改制企业中，因职工下岗、企业内部集资引起的纠纷，众多下岗职工和有关方面的人员成了纠纷当事人；在城镇房屋拆迁等方面，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了纠纷当事人。

3、类型多样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愈来愈多，造成各类纠纷复杂多样。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土地流转、农民负担、企业改制、职工工资、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生产安全事故、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社会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发展。

4、方式激烈化。矛盾纠纷的受害方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矛盾出现之初，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基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解决纷争，希望能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由于调处不及时、不得当，一些纠纷导致矛盾激化，并引发上访或聚众闹事等群体性事件，或冲击党政机关，或阻塞交通、影响生产等，有的酿成刑事案件，有的甚至赴省进京上访，酿造严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5、矛盾易激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类矛盾纠纷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造成矛盾纠纷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一是快速激化。有些纠纷激化过程短，在行进中、工作中、用餐中一触即发，几分钟、几秒钟内激化，酿成刑事案件。二是小事激化。有些纠纷并非利害冲突，只是为一点小事、一句话大动干戈，发生恶性事件。三 是潜伏激化。有的纠纷潜伏期较长，表露不明显，经过矛盾集聚，突然激化成大案要案。

（二）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

1、社会原因。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多发；二是，因各种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的社会矛盾剧增；三是，社会管理机制运转不畅引发社会矛盾；四是，意识形态滑坡、思想观念落后。

2、法律制度原因

①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利益升降，所有社会成员在受益于改革的同时也会受损于改革的利益调整。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需要一整套科学论证和周密的策划安排，权衡利弊，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得失。“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制订法律法规、公共政策时，对基层群众考虑不周，利益结构失调，对群众的权益保障体系尚未形成。”人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的服务类公共品。”

②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是指广大群众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情绪、想法和意见向社会、政府表达出来，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权利和利益的政治机制。” 法律的实施是执法者与守法者互动的产物。执法不能与执法侵权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而社会民众的法律执行观在压制型、命令式执法理念导引下出现误区：在民意表达方式上，不是通过温和而合理的方式，而是采取威胁或暴力抗法的极端方式来引起关注、给执法者施压，最终导致执法者与相对方关系的恶性循环。

③矛盾调处机制不完善。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使社会矛盾凸显，纠纷增多，但当前矛盾与纠纷化解的机制却十分缺乏，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国家相关部门近年来不断出台关于调解优先、检调对接、释法说理、化解矛盾纠纷的各项机制，但这些规定没有形成系统有机联系的整体，在各项措施之间存在制度漏洞和间隙。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法律建设

“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较高的社会必然是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针对当前的社会矛盾的特征及成因，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完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机制

1、健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法制建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凸显了党对新时期收入分配失衡所带来的矛盾隐患问题的充分认识，着力健全群众权利保障机制建设的正确决策。要切实从法律层面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建立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把改善民生、关注民生的主题贯穿于所有法律法规之中，把公平正义的理念体现在所有的执法活动中。除了要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增加保护群众权益的条文之外，出台一部专门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从全方位的角度规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保护的机制，从程序到实体，做到维权有法可以、侵权追究有据、诉权渠道畅通。

2、从法律上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各利益群体之间出现利益矛盾、呈现利益冲突时,有的地方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演变成了剧烈的群体性事件，而有的地方政府却能把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缓和在‘秩序’的范围内，原因就在于利益协调机制的作用。”从法律上构建公正的社会规则，明确公共利益的法律内涵界定，此外，设立一个排除条款，明确排除哪些事项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

3、建立重大项目风险评估法律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在项目上马前通常能够出具书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该报告侧重于立项依据、市场需求、应用前景、投资效益等旨在证明项目可行的内容，而忽略甚至回避项目的不可行性因素尤其是社会风险分析。这是导致集体土地征用、重大环境污染等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风险评估法律机制的建构应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风险评估机制必须法定化。二是法定化的风险评估机制需要高效率的执行与实施机构作为执法主体。三是社会风险评估是一道必经的法定程序而非选择性事项。

4、构建全方位的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人的情感、尊严要求应受到基本的尊重。改革社会管理弊端的实质是政府转型，要求各级政府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在社会管理中更多的运用服务型的手段，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引导群众增强法制意识，教育群众遵纪守法，有序参与民主实践，理性表达利益诉求，有利于逐步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素质，培育造就新型公民。构建重构听证，强化协商，民主谈判，间性克服等系统性制度，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利益表达机会，扩大和加强群众的政治和民主参与，畅通信访、诉讼途径，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和其他行业协会及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使群众的意愿反映和纳入到政府的公共决策中去，确保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沟通、交流渠道畅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才是社会矛盾从源头上化解的治本之策。

5、实现信访、复议、诉讼的相互配合、协调机制。信访机构主要任务是处理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或超过时效的案件。信访工作人员对于属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能解决的问题，要求信访人员提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对拒绝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信访机构一般不再接待。改变现有的诉讼类 信访案件按行政化信访处理的模式，将其纳入正常的审判监督程序之中并加以必要的限制，剥离公民权利救济功能。将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信访事项转入司法领域，形成信访呈情与行政、司法救济有机对接，使其逐步纳入到国家法治体系中。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使老百姓信“访”,也要信“法”。

6、构建社会、行政、司法等多方参与协调的大调解格局，加强大调解中的释法说理工作机制。“要化解社会矛盾，仅仅强调司法调解还远远不够，要构建‘大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整合调解资源，扩大调处矛盾类型的范围，是矛盾纠纷得到有效的调节。“要用群众的语言、情理、方法去沟通协商，用法律的、政策的、道德的以及乡规民约等多种手段综合调处，从而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释法说理机制最终的结果是使当事人知晓公共权力行为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其结论形成的逻辑理路，如果不告知受影响的当事方并向社会公开，便无法获得当事方的认同，也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更不利于接受社会的监督。充分发挥司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司法救助能力，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打官司难、申诉难、执行难等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司法救助而寻求上访的问题。

7、加强法律执行的监督建设。出台《法律监督法》，加强法律执行的监督。社会管理机制制度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是各类创新的支撑和保障。无论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还是社会管理创新，都必须有法规范作支撑、制度作保障，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和服务，依良法善治，形成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目前，我们的监督体系不容乐观，“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不敢”的状况导致法律执行出现偏差和任意的现象。出台《法律监督法》可以使法律监督工作有了遵循的规范和程序，可以使监督机关排除干 扰、顶住压力，严肃查处违法乱纪和职务犯罪案件，有效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加强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制度建设，把行政执法纳入法律监督视野，形成“只要有执法就有监督，只要有侵权就有救济”的法治化路径。从源头上建成完善的法律对权益的保障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法治权威，构建和谐社会。

（二）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非公权力机制

创新科学、系统、完整的非公权力化机制，是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水平，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大力发扬民间调解机制。民间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过去乡村中出现家庭、邻里或宗族成员矛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纠纷，一般都由尊长里老、绅士族长、亲朋好友等出面调和解决，很少诉诸公堂。这是一种民间自治，虽然没有组织机构，也没有明文的规章程式，但是解决纠纷的社会效果比较好，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传承中华“和为贵”的精神文化，维护社会和谐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近些年，这方面的作用被忽略、萎缩了。新时期，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我国的社会治理力量和方式尤其是公权力手段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方面，大力发扬民间调解这种带有强烈本土化色彩的社会治理方式，既有现实需求，又有历史经验，对完善我国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应大力宣传、积极培育、加强引导、适度规范民间调解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民间调解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2、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制度与民间调解不同，它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通过说服教育，规劝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依照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自愿达成协议，从而解决争议的一种群众性自治纠纷解决方式。我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大都设立了这种调解组织，有效地缓解和消除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人民调解的法律保障、工作范围、队伍素质、组织形式、调解程序、工作方法等，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应当通过完善人民调解立法和推进人民调解组织自身改革，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素质，扩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覆盖面，壮大人民调解组织，加大经费、培训等保障力度，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强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从而促进人民调解事业再上新台阶。

3、发展行业调解。我国有许多行业协会，在规范和促进行业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但在解决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外部各种经济纠纷方面却存在盲区，缺乏应有的认识、制度、职能和手段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行业协会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之间，在合资、合作、产品买卖、生产经营等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纠纷，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具有明显的特点，即彼此之间一般都有协作关系和利益依赖关系，往往都是一系列的合同链条，一个环节发生纠纷，就会影响其他环节的生产经营。行业协会处理这些纠纷具有独特优势，他们熟悉本行业的生产现状、市场需求、发展趋势、知识技术、行规惯例、交易规则和会员情况等，可利用其在本行业的权威地位，对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外部的各种纠纷通过行业调解的方式解决。我们可以尝试从法律上的认可，使其在调解方面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调处社会纠纷、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4、创立律师独立调解制度。众所周知，律师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目前许多律师主要的业务是帮助当事人“打官司”，作为“在野法曹”，其独特的优势和潜能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应尽快研究建立律师独立调解制度，即除了代理当事人诉讼或仲裁以外，律师在当事人提起诉裁前，独立地直接主持调解各类纠纷。律师具备专业法律素养，熟知法律和政策，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能对纠纷产生原因、问题焦点、是非曲直等作出基本判断和预测，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由于律师身份特殊，地位超然，更容易发现客观事实，掌握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而且律师调解程序简单、方式灵活多样，可以避免诉讼程序的一审、二审、再审等，既节省当事人费用，又节省司法资源，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较低。充分发挥律师独立调解的作用，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首先应从立法上赋予律师调解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当事人解除后顾之忧；其次应从制度上调动律师主动调解的积极性，如规定律师独立调解的收费标准可以高于诉讼或仲裁代理的收费标准；再次可以考虑在律师队伍中逐渐分离出专事调解的律师和专门出庭的律师，以确保调解律师的力量。

5、构建专家解决纠纷制度。社会纠纷存在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而不同领域和行业又有各种各样的专家，如法律专家、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经济贸易专家、自然科学专家等，如何发挥专家力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也是我国目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专家具有深厚的知识结构和丰富的专业经验，对特定领域发生的纠纷起因、问题实质、解决方案等具有权威的认知，由专家参与解决纠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法官、律师技术知识与经验的欠缺，可信度高，说服力强，容易被当事人接受。尤其涉及复杂的专业性强的案件，专家参与解决纠纷就更显优势。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由特定领域的专家长期固定组成或者临时组成独立的调解组织，由当事人聘请专家或者专家主动主持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也可由专家担任法院特邀调解员、专家证人、人民陪审员等。

6、改革创新仲裁制度。现代仲裁制度建立以来，其在处理国际贸易和商事 纠纷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如今，仲裁制度又被扩展到各个领域的纠纷解决过程中。1995年，我国《仲裁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现代仲裁制度的正式确立。新的仲裁制度既体现了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传统惯例，又体现了意思自治、程序简便、灵活高效、成本低廉等优势。这些年来，全国仲裁机构得到重建和壮大，仲裁水平不断提高。然而，我国通过仲裁解决的纠纷绝对量还很小，仲裁的巨大潜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在民商事纠纷数量迅猛增长的情况下，非常有必要探索仲裁制度改革。目前，应在坚持仲裁的民间化、确保独立性和公正性、实现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一元化体制、建立临时仲裁和专业仲裁制度、扩大仲裁庭职权、改革仲裁员制度、改善司法与仲裁的关系等方面改革和完善仲裁制度。还要修改完善《仲裁法》，进一步扩大仲裁案件的范围，放宽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对于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从严规定，从立法上赋予仲裁裁决较高的法律效力。应特别注意大力宣传仲裁制度，让全社会了解仲裁制度和仲裁机构，认识仲裁机制的优势，使更多的法人、自然人积极运用仲裁方式解决各种纠纷。

第三篇：如何构建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

【摘要】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地方经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但是，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开始涌现，矛盾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也在上升，矛盾博弈策略、手段日益复杂，这对社会矛盾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措施各方面提出了挑战。单一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已经远远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需要贯彻协同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的思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手段，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现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多方协同、广泛参与，建立完善的组织框架，理顺关系、优化流程，以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

【关键词】社会矛盾 和谐 化解 治理 调解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2.006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探索，采取有力措施，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地方经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但是，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开始涌现，矛盾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也在上升，矛盾博弈策略、手段日益复杂，这对社会矛盾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措施各方面提出了挑战。正是矛盾的客观存在，产生了改进与完善矛盾治理机制的需要。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态势

2013年1月至2016年4月间，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先后组织了6次面对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城乡社会调查，包括社会矛盾与社会心态等主题的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6600余份；同时采取半结构式的个别访谈和座谈会，完成以乡镇、街道党委书记、乡镇长和街道办主任等基层干部为主的访谈600余人次，涉及江苏、山东、湖北、四川、安徽等16个省、直辖市。笔者发现，本世纪以来频发的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企业改制、历史遗留等重大矛盾以及交通事故、医患、家庭婚姻、邻里纠纷等人际矛盾仍在高位运行，同时因环境污染、土地流转和民间借贷导致的矛盾纠纷亦快速增长。

2015年4月①，课题组在x省②的4个地级市开展了有关社会矛盾现状的专项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干部和群众两个群体。在干部群体看来，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六类社会矛盾是：征地拆迁（69.14%）、劳资纠纷（45.11%）、农村土地纠纷（42.17%）、环境保护（35.10%）、医疗卫生（29.21%）、涉法涉诉（28.03%）。其余的社会矛盾是：物业管理（27.33%）、邻里纠纷（26.74%）、交通事故（26.27%）、社会保障（25.44%）、历史遗留问题（24.62%）、婚姻家庭（23.44%）。在群众看来，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六类社会矛盾是：征地拆迁（55.00%）、劳资纠纷（37.07%）、农村土地纠纷（36.42%）、环境保护（32.26%）、医疗卫生（30.92%）、邻里纠纷（30.72%）、交通事故（26.41%）、婚姻家庭（26.26%）、社会保障（24.98%）、物业管理（19.62%）、历史遗留问题（14.82%）、涉法涉诉（12.39%）。群众与干部对于矛盾的看法，在前五位上是一致的。

我们通过对社会矛盾冲突事件的形成过程、演化逻辑以及化解对策的研究，发现诸多突出的、重大社会矛盾冲突（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土地纠纷、环境矛盾、历史遗留矛盾、干群矛盾等）常常冲破既有的制度化渠道，已具有难以妥协的特征，表现出较强的“刚性”特质，我们尝试将这类矛盾概括为“刚性社会矛盾”。“刚性社会矛盾”是一种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已客观存在的具有明确利益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该类矛盾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社会结构要素的重新分化与整合而来的必然产物；引发该类矛盾的对抗性利益纷争关涉到其中一方维护生存底线的刚性需求，明显缺乏协商的“弹性”空间；该类矛盾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均远高于其他社会矛盾，目标的合理性与手段的非理性相绞合，往往冲破既有的制度化控制渠道，大量使用非制度化的博弈策略与手段，具有难以协调性；该类矛盾在总量上持续增长，种类上不断衍生，具有较强的再生性；该类矛盾已显现出向政治领域扩展的趋向，在发生机制上由传统的被动反应性开始向主动维权的抗争性转变，地方政府已成为主要的冲突对象；矛盾冲突的负功能比较突出，具有较高的社会风险。因此，从这类矛盾的特性来看，其与一般柔性社会矛盾（发生在个体间的人际矛盾冲突、制度化手段可解决的）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尽管这类矛盾性质依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与改革初期以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为主体的柔性矛盾有了较大的区别。从我们调查情况看，每一个矛盾源，都会形成矛盾的双方甚至多方的获益者与利益受损者。大量的矛盾累积了不同的矛盾受损群体，如被征地拆迁的农民和居民、失业的工人、受到环境污染的人群等，矛盾主体趋于多元化。从矛盾参与主体的形式看，已由过去较为单纯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逐步发展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有某一群体或个人与企事业单位、某一群体或个人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等；从矛盾主体的构成看，有些矛盾已由过去以社会底层群体为主向多阶层共同参与转变，矛盾不再仅局限于农民、下岗失业工人等群体，还常有教师、医生、企业管理人员、中小企业主以及离退休干部等群体参加，特别是在环境污染、劳资矛盾、物业纠纷等冲突中，这种多阶层共同参与的现象更加明显。矛盾源的复杂化与矛盾主体的多元化，为化解矛盾冲突增加了难度。

在干部群体看来，群众在遇到社会矛盾时常常采用的行动方式是：信访（73.38%）、调解（60.66%）、媒体投诉或上网（46.41%）、自行协商解决（40.99%）、采取过激手段直接应对（26.15%）、诉讼（14.02%）、寻求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帮助（14.02%）、行政复议、行政裁决（7.89%）。群众认为解决矛盾最有效的三种方式是：调解（74.93%）、自行协商解决（56.64%）和信访（31.02%）。还有就是诉讼（22.10%）、寻求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帮助（17.99%）、行政复议、行政裁决（16.55%）、媒体投诉或上网（13.53%）、采取过激手段直接正面冲突（2.33%）。调查结果表明，当前社会矛盾的化解主要是在制度框架内加以解决的，但仍有相当部分人会采取过激手段应对。非制度化矛盾化解方式分为：一是民众常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主要包括：自我摧残、极端泄愤行为等个体反抗；集体反抗，分为较温和的集体抗议与较强硬的集体对抗两类。较温和的集体抗议是指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而较强硬的集体对抗在方式与程度上更加激烈，如封堵交通道路、围堵冲击政府等，通常都有暴力的成分。二是政府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如，阻止群众走司法渠道解决矛盾；“花钱买平安”；或采取用强力阻止群众反映诉求等。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的内涵

从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需要来看，矛盾类型的多样化与矛盾主体的多元化，需要构建新的多元化矛盾的化解机制。传统的社会管理更多的是以政府行政为主体，以司法为手段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的矛盾解决机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③从社会建设到社会管理创新，再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到主动进行顶层设计，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社会治理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执政党主动适应社会变化，进行理论革新。单一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已经远远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需要贯彻协同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的思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手段，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与传统思路相比，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更加强调的是政府与社会各界力量“双向互动”的特征；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更加强调协商、合作，采取协商民主的方式，通过广泛听取矛盾多方的诉求，统筹协调处理社会矛盾，寻找“最大公约数”，达成解决矛盾的共识。

所谓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是指在矛盾化解中将制度、政策、机构、队伍、资源、社会力量等相关要素有机组合，形成稳定的一种合作（协同）关系与有节律的活动模式。就是要统筹各种力量，形成相互配合、多向互动的组织框架；就是要发挥诉讼、仲裁、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信访、协商和解、社会救助等多种解决方式的综合功能；就是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多种手段，推动各种解决方式、手段之间的统一协调、功能互补、程序衔接、良性互动。构筑起“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司法推动、部门参与、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工作体系，使得矛盾纠纷以最适合的方式得以及时有效解决。

化解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中，化解主体有多个：一是司法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和法院。对涉法涉诉的矛盾纠纷，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由公安机关或法院进行调解，减少了矛盾纠纷化解成本。如果调解不成功，进入诉讼程序，矛盾化解主体就是法院。二是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复议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也有一些准行政机关承担化解矛盾的职责，例如劳动仲裁委员会等。三是社会力量。社会力量的内涵很广，主要指各种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工会等；也指社会力量，如律师、新闻媒体、人民调解员等。不同的主体其处理结果的效力区别很大，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具有国家强制力，而社会力量的处理结果不具备国家强制力。四是基层街道（乡镇）、社区的矛盾化解力量。五是矛盾双方的当事者。不同主体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在主导性的选择权利、选择渠道、选择方式上是不同的。

化解机制多元化。社会矛盾处理中，要对各种矛盾化解机制进行整合，协同运用这几种机制，使它们共同发挥作用。与矛盾类型和化解主体相对应，可以形成四大机制，即以司法机构及法律规范为主的司法化解机制；以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及行政规范为主的行政（如调解、仲裁、复议）化解机制；以社会组织、专业性社会机构及行业规范为主的社会化解机制；以基层社区组织与社会名流及道德规范、乡规民约为主的社区矛盾化解机制。法律规则无疑是化解矛盾的底线，但司法化解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而且成本较高、效率较低。行政化解易产生强制性，不适宜复杂的矛盾。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有着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公众认同的强大的文化氛围，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化解机制。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形成，需要在司法机制与行政机制以外，能够接受、容纳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

化解方式多元化。制度化解决矛盾的这种方式主要有协商、谈判、调解、仲裁、诉讼等，其主要特征是双方在利益争论的焦点上无法达成共识时，能够以制度许可的手段加以解决。现在要引进非制度化的，但是行之有效的诸多矛盾化解方式。在矛盾化解准则方面包括道德规范、地方自治规范、市民公约、行规、团体章程、村规民约等社会性、地方性、民间性的柔性规范为主的化解规范，并在法规的基础上，通过理、义、情等手段调解矛盾。它们具有引导、约束组织成员、团体成员、社区成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社会公德的重要作用。另外，民族习惯、宗教文化中也有许多倡导和平、宽容、妥协的内容可以作为化解矛盾的思想与做法。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初步形成

面对实际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基层政府在矛盾化解中做出了各种努力与探索，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步。

对社会矛盾纠纷需要多元化解机制形成共识。原有的行政治理系统已经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治理。在当前社会矛盾多元化的情况下，大量的非制度化矛盾化解方式自发地形成。一是民众常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主要包括：其一，通过自我摧残、极端泄愤行为、“闹访”、“缠访”等形式的个体反抗；其二，集体反抗。较温和的集体抗议是指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而较强硬的集体对抗如封堵交通道路、围堵冲击政府等，通常都有暴力的成分。二是政府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如阻止群众走司法渠道解决矛盾、“花钱买平安”、用强力阻止群众反映诉求等。民众与地方政府中大量非制度化化解矛盾方式的出现，反映了现有矛盾处理机制的局限与弊病。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政府与学界已经初步形成了共识，过往单一的行政――司法化解矛盾的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大量矛盾的处理与化解。需要转换观念，借助社会力量针对多元化的矛盾构建多元化的矛盾化解的新体系与新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协同解决体制的初步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现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多方协同、广泛参与，建立完善的组织框架，理顺关系、优化流程，以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各地建立起统一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作为社会矛盾解决平台。根据本课题组的调研，提炼部分地方的先进经验，总结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体制。根据地方经验，从市级到社区建立四级大调解工作网络，依次是市大调解指导委员会、区（县）调处中心、街道（乡镇）调处中心、社区（村）调处站。有了实体化的调处中心，能为群众提供“一揽子解决”诉求的服务平台，让群众在家门口反映诉求，就地解决矛盾。市大调解指导委员会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矛盾发挥指导协调作用，不具体处理问题。区（县）调处中心主要承担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协作调度、检查督办以及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五项职责。调处中心主任由政法委书记或综治办主任担任，相关部门分别派人进驻调处中心，包括两类，一类是处理矛盾的直接部门，如法制办、信访局、法院、公安局；另一类是预防矛盾和矛盾多发领域的管理部门如人社局、城乡建设、城管、医疗卫生等。调处中心设立受理窗口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受理上级交办或相关部门转来或镇调处中心请求协调办理的事项。分类处理窗口按照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访调对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专业调解的分类，分别负责不同类型社会矛盾的调解处置。专业调解主要是处理医患、交通事故、劳动人事争议、职工维权、妇女儿童维权、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物业管理、消费、物价等多发矛盾，按职能分类调处矛盾纠纷；法律服务窗口主要负责法制宣传，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援助等，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及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经济杠杆的本义是国家或经济组织利用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影响、调节和控制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也可以利用经济杠杆来协调矛盾相关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我国的大多数社会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当所导致的。对于矛盾相关人来说，利益补偿是其最关注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利益补偿问题，此类社会矛盾就可以很好解决。应该说，我国各级政府采取了很多种方式，为社会矛盾相关人提供利益补偿，例如拆迁补偿款、安置补贴、征地补偿等，有助于矛盾的解决。各级政府财力越来越雄厚，群众的生活标准也日益提高。在法律法规和财力允许的前提下，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相应提高了矛盾相关人的补偿标准，有利于矛盾的化解。有些地方发挥保险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针对矛盾多发领域，推广医疗事故责任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动车交强险、安全生产责任险、校园方责任险、食品安全责任险等保险种类，充分发挥保险在矛盾纠纷化解、风险预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新的途径。支持保险公司等机构及时全程介入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通过构建完善的强制保险体系，把保险作为一种经济杠杆来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矛盾调解互相补充。但是，不少经济补偿远远低于矛盾相关人的期望值和现实需要，而且不同时期的补偿标准差距过大也导致了新的矛盾产生。

专业性机构的调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医患纠纷、校园伤害、交通事故等具有行业性、专业性特点的矛盾日益增多。针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矛盾，需要用不同的调解标准对症下药，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需要在社会矛盾突出的行业（领域）建立专业调解机构，充分发挥行业性专业调解组织在专业性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有些地方按涉企、涉农、涉地、涉房、涉法、涉教等类别，由行业组织来牵头，成立了不同的专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专项对口调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还有些地方在矛盾纠纷多发、高发领域和行业，采取派驻制办法，设立专门调解室，集中受理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行业协会、商会、集贸市场联合会、企业联合会等各类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这些社会组织力量，引导这些社会组织参与到矛盾的化解中去，有针对性地解决同行业间、专业内经常发生的矛盾纠纷。

社区调解。社会治理依赖于群众的自治，这种自治不是杂乱无序的，要通过社区为载体来实现。在一些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乡规民约、社区规范是农村村民、城市居民公认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和行为准则。在乡村中存在一些家庭纠纷、邻里纠纷、违规占用宅基地等行为，这些事情“行政不好管，法律管不好”。运用人情、习俗、礼仪、规矩等“乡规民约”作为和解的措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协商和解，减少矛盾冲突，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具有特殊的作用。村一级建立村规民约，在乡这一级有乡规民约，经过村民代表的讨论形成规矩、章法，对于村民有一定的约束力，营造良好的村风。在村（社区）大力发展“公道会”“好人调解室”等民间调解组织，有“理”大家评，有“话”大家听，广泛发动群众解决矛盾纠纷。⑤

法律手段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因为社会矛盾复杂多样，法律并不能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法律手段程序严格，时间较长，成本相对较高，一些简单的矛盾不必走法律程序。此外，我国传统社会中，“无讼”的传统依然存在，普通民众还不习惯于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我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在判断事情对错时，现代性法律依据的是‘法理’，而中国人依据的是‘情理’”。⑥因此，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复杂的、重大的矛盾之外，较小的矛盾纠纷，可以将情理道德、公序良俗、传统习惯等因素引入具体矛盾的解决过程中，运用情、义、礼手段，在融通法律与社会联系的同时，进一步有效增加司法的亲和力。中国人向来比较注重面子，基层干部在解决社会矛盾时如果能充分尊重矛盾相关人，给足面子，矛盾相关人得到心理满足之后，再进行政策法规的解释，效果会比较明显。基层干部借助矛盾相关人的亲属、邻里、朋友、老乡等初级群体网络，借助这些社会网络的力量来劝导矛盾相关人，使矛盾相关人与遵纪守法，降低期望值，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社会矛盾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的改革

从根源上化解社会矛盾是根本，此外，在思路、制度、政策、机构、队伍、资源等层面也有大量的工作可以改进。当前在构建多元化矛盾协同化解机制中，需要做的工作是：

在战略上树立以防为主的矛盾化解思路。社会预防注重矛盾源头预防和事前预防，改善矛盾产生的因素与社会条件，以最小的代价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期，以达成和谐社会目标。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务。现行社会治理体系中依然存在漠视社会预防的情况。一是社会预防观念缺乏。社会预防是基础性工作，短时期内难以看到政绩，现行的考核监督体系未将社会预防纳入，致使基层政府参与社会预防积极性不高。一些地方依然急功近利，为政绩不择手段，许多项目、决策不顾长远、不顾环境、不顾群众利益，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二是社会预防体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少经费预算。各地从财政中专门拨出一定的资金设立“维稳”专项经费、信访补助专项资金等用于事后处置。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出现后，政府不计成本代价将其“扑灭”；而对于社会矛盾的事前预防则存在舍不得花钱、财政投入不足、后续投入不足、支持主体和方式单一等缺陷。其二，缺少预防力量。社会预防缺乏常态化的组织载体，仅有一些承担社会矛盾预防功能的职能部门之间往往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综合协调，甚至彼此之间存在职能的替代与程序设计上的重复、信息封闭等问题，难以整合力量。三是社会预防机制不合理。在现行的机制下，主要负责社会矛盾治理的部门以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公检法等单位为主，这些单位都是惩处性的事后处置部门，其管理者的视野、知识结构及其机构的职能、权限等限制了社会矛盾的基础性预防工作。正是这种理念的缺失、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制约了社会预防的建设，使得引发社会矛盾的诱因与导火索没有得到有效预防，持续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更新治理思维、转变治理方式，把社会预防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社会预防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为主要目标，由各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通过运用一定的治理策略，从理念、制度、机构、队伍、机制等，对社会矛盾进行事先预测和分析，以达到防止和控制矛盾的生成、生长，将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或将矛盾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的积极社会行动。社会预防是一个动态过程，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部过程。在队伍建设上要专业人才与经费保障并举。要突破政府单独作战的困境，提升化解矛盾队伍的专业能力。市级矛盾级调处中心要建立调解专家库，根据不同专业矛盾，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司法公证人员以及各行业专家学者（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为重大、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提供指导性处理意见。⑦区（县）、街（镇）矛盾级调处中心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负责选拔、招聘、培训、管理、调配专职调解员与兼职调解员，培养一支专、兼职结合的调解队伍。提高调解员的专业化水平，可以对调解员进行分级认证管理，根据其调解水平的不同，认定为不同等级。⑧此外，矛盾化解队伍中还要引入三种专业人才。一是司法人才。应该通过“三官一律”（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进社区（村）等措施，鼓励和支持司法人才下沉到基层一线，参与社会矛盾化解。二是社会工作人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支持街道（乡镇）、社区吸纳和使用社会工作人才，让社工在基层一线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积极作用，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三是心理咨询人才。当前，不少矛盾当事人心理偏激。对此，先心理疏导后解决矛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⑨在加强队伍建设的同时，要加强基层干部的激励机制建设，解决好“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的问题，加大对基层政府化解矛盾的支持力度，将权力和财力向基层下沉，保持权力与责任的均衡性，使干部有能力、有动力解决社会矛盾。上级政府要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理解和支持基层干部，对勇于迎着矛盾上的干部、善于处理矛盾的干部要表扬奖励，进行广泛宣传，树立典型，并作为干部晋升的一个重要依据。媒体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公正清廉、勤政为民的基层干部，改变舆论对基层干部“污名化”的现象。定期安排一定的职数从村干部中单列考录公务员，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优秀村（居）干部。处置社会矛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了保障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落实社会矛盾专项经费，由综治部门牵头筹集专项经费，列入专项财政预算，用于基层调解工作室建设、调解员工作补贴和个案补贴等。从基层经验来看，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调解经费、个案奖补、部门专业调解等列入财政预算，以此保障专职调解员的教育、培训、管理、考核与矛盾纠纷的相关费用支持，实现矛盾的有效化解。

在制度上要改革矛盾化解的瓶颈。应改进不分青红皂白的“一票否决”制及其变相的“通报制”。要实事求是地看到有些矛盾是解决不了的，有些是可以解决的。引起矛盾的原因，有些在政府，有些不在政府。现行对待进京“非访”的不分是非、不讲原因、不讲道理的通报，极大地挫伤了基层干部化解矛盾的积极性，产生了较大的负效应。考核制度要在分清责任、原因的基础上落实，区分尽职、不作为、乱作为等几种不同情况。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建立矛盾纠纷解决工作责任制，明确领导干部化解社会矛盾的责任，将职责落实到人，以防止因其不作为而致使一些矛盾纠纷被推到上级部门去处理，增强工作合力，避免部门之间推卸责任。

在预防上要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当前，各地项目风险评估已经展开，政策风险评估也较为谨慎，但决策风险评估还没有进行。我们迫切需要制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规则与办法，建立整体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重大项目，在实施之前开展风险评估，通过入户调查、材料公示、听证等环节，进行信息公开，广泛征集意见，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做好疏导工作。一是以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领域为重点，定期进行重大矛盾源的风险评估。二是以重大项目为重点，进行定向评估。这一工作目前还比较粗糙，需要精准化。三是以重大决策、社会政策为重点进行评估。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出台之前，需要进行决策评估，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从居民中进行抽样调查，分析研判群众对重大决策的看法，充分尊重群众意见，争取群众理解。对于群众普遍反对的决策，按照决策程序依法终止或修正。实现社会风险评估的全覆盖，并将风险评估的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以防止新的重大社会矛盾的产生。

在治理力量上要建构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不能仅靠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力量，还需要依靠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要大力发展“独立第三方”的专业调解组织建设，鼓励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设立调解委员会，发展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推进专业类调解的社会化，例如医疗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物业纠纷、交通纠纷、金融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力量的引入机制。一是为各类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力量成长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明确社会力量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界限、程序、购买服务的经费保障、优惠政策等，让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有法可依。二是政府要真正简政放权，将社会力量能够解决的矛盾放手给社会，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组织转移释放。三是设立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的专项经费，加大人财物投入的力度，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机制，由政府花钱养人、养机构向购买优质服务转向，鼓励社会力量主动化解矛盾，根据化解矛盾的效果提供补贴等形式的经费保障。四是政府要做好监督和指导。简政放权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要对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提供法律法规指导，加强监督，防止违法违规。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制度化建设。

在化解路径上要建立社区微观治理机制。将社会矛盾消除在萌芽之中的关键，就是将矛盾抑制在社区中。将治理的资源、人员、资金等下放到社区，在社区中形成“微治理”的状态。一是完善社区自治组织。自下而上由社区居民自行选举产生社区自治组织，选举品质良好、热心社区的居民加入社区自治组织，这些居民骨干同时也是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负责社会矛盾的排查和处理。二是引进司法、社会组织等力量。建立社区民警工作室、社区法官工作室以及律师工作室，指导社区化解社会矛盾。此外，还要引进心理咨询、志愿服务等力量，形成多元共治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三是完善信息排查机制。社区干部和自治组织负责人要主动下沉到群众中去，实时掌握居民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对社区内的矛盾纠纷，主动出面解决，迅速靠前调解，不推诿回避，防止社区矛盾扩大化，做到“家庭纠纷不出户，小纠纷不出社区”。可以充分发动居民骨干，以及“老娘舅”“老舅妈”等调解员参与到社会矛盾化解中去。第一时间发现可能引发矛盾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化解矛盾、第一时间将信息整理上报。将社会矛盾在萌芽时期就有效地化解，避免矛盾扩大化。在矛盾难点上要攻克疑难矛盾的化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基层干部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少部分坚持无理诉求、缠访闹访人员的无理纠缠，这些人员虽然数量不多（据基层干部测算，这类人约占当地人口的万分之一），但牵扯了基层干部的大部分精力，浪费了大量资源。对于此类老上访户的处理，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分类分流处置。区别对待老上访户的有理诉求和无理诉求，切实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如果信访人诉求合理或有合理成分的，要积极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督促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对于诉求无理、缠访闹访的，应该根据《信访条例》和相关规定终结备案后，信访机关上下一致，尤其是国家信访局以不受理、不统计、不交办的原则对待，真正实现无理信访事项的退出；对于确需到上级行政部门申诉复议的，分流到行政复议渠道进行有限次度的申诉复议。对于涉法涉诉案件应回归到司法渠道解决，将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转交法院审理，通过法律程序、法律手段解决，严格执行法院判决，避免终审判决后进入无限申诉的怪圈，彰显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对恶意滋事并有违法行为的，依法严肃处理，让当事人为“非访”行为付出代价，树立起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鲜明导向。⑩

其次，建立甄别机构。建立甄别机构是为了建立矛盾的终结机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解决矛盾的机制是法律。而在我国法律的终结机制没有形成，这与我国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文化环境有关。民众对法律没有敬畏之感。当法院的判决生效后，当事的任何一方，可以司法不公为理由，通过信访的渠道来否决法律的裁决。于是，一个从司法渠道来讲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又从信访渠道重新开启了解决的途径，从头再来。这不仅仅是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的问题，而是反映出没有一个终结矛盾的社会机制。目前，终结机制有其特殊性，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执行甄别机制的组织是一种各方面代表的临时机构。这种机构是在法律、信访、行政机制失效的情况下的特殊机构，兼顾到情理法。情与理，就是乡理乡情，法是法规。发挥社区舆论的作用，通过公开信息，让周围的邻里依照相关的法律、政策、程序来辨别矛盾冲突的是非曲直。因此，这种甄别机制必须要有社区的居民代表参加，主要有三种人参与，一是矛盾申诉一方的当事人、亲属、亲戚，二是人民调解员，三是要有社会力量如社区组织、律师、社区中有威望的群众领袖参加。这样不是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对政府基层组织了，而是有了第三方的力量。矛盾处理的过程，不是在信息封闭的情况下进行了，而是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仲裁者不只是政府基层组织，而是社会的各方面的力量。政府的基层组织从矛盾的一方解脱了出来。一旦矛盾通过这种建立在社区中的甄别机构甄别后，就具有民间舆论的力量。以人民调解的方式，在法院中备注，也具有法律的效力。矛盾一经甄别后，就是最后的定性。如果矛盾当事人反复不定，再去上访。法律、信访、行政部门不予支持。对这类甄别过的矛盾，也不记录在进京通报、干部考核中。这将使基层干部从通报制中解脱出来，从而可以理直气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解决无理取闹的问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杜伟泉对此文有重要贡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刚性社会矛盾趋势分析与化解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a061）

注释

此次调查将调查对象分为干部群体和群众群体。干部群体调查问卷共计发放880份，实际回收问卷共857份，问卷回收率为97.39%，有效问卷为849份，有效回收率96.48%；群众群体调查问卷共发放2160份，实际回收问卷共2070份，问卷回收率为95.83%，有效问卷为2018份，有效回收率93.43%。

限于保密原则，调查地点采用匿名的方式。问卷调查获取的样本对社会矛盾的感知是一种主观看法，与实际矛盾发生的频率无关，而是对矛盾的后果、矛盾的影响、矛盾的冲击程度的一种看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所谓大调解，是指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调处中心具体运作、司法部门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界整体联动的解决纠纷制度。

例如，南京经济开发区成立了韩国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利用韩国商会的人力资源和栖霞区内的调解资源相结合的形式，化解了大量的韩资企业内的矛盾纠纷，如劳资纠纷、经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等，处理时间短，效率高，不收费，达成的调解协议又能得到履行，这些人民调解的优势让韩资企业非常认同。

郭星华等：《社会转型中的纠纷解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如江苏南通市成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法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医学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各区医调委调解疑难复杂医患纠纷时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和调解建议，大大增强了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能力。

例如江苏南通推进调解员队伍职业化建设。2013年，该市专门制定了《南通市调解专业人员职业水平考试和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办法》确立了专业调解员的准入机制，详细规定了调解员职级评定、晋升、管理、待遇等方面的内容，有力地推进了调解人员专业化。

第四篇：建立多层次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共）

建立多层次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平安生活”、“和谐社会”，决不是无矛盾的生活、无差别的社会，更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和冲突的社会生活。在建设市容环境、做好旧区改造（特别是动拆迁）等诸多矛盾和问题中，其立足点是在矛盾冲突的社会生活中，找寻缓解矛盾、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与方法。在众多社会矛盾中，关键是要调节好个人的自我心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协调好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在调节纠纷、化解矛盾方面，中西方有着各自的思维、方法和途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崇尚礼治的社会，礼治以性善论为根基，以仁爱为核心，注重的是“教化”的作用。而西方社会是一个偏重法治的社会，法治以性恶论为基础，以控制为手段，注重的是“法律”的作用。其差异具体表现在：一是在社会矛盾的防治理念上，古代中国强调的是道德约束力，反映了以“礼”和“德”的精神处理民间纠纷的理想，把精神道德作为解决现实民间财产利益纷争和社会群体利益纷争的良药，德治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而西方强调的是制度约束力，认为法律制度是维护人的自然权利和民间利益纠纷的保障，并把法治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二是在人的心理矛盾调节方法上，古代中国讲究精神上的清心寡欲、淡泊明志，行为上的去欲、寡欲、禁欲，强调修身养性、自省自重，注重人的自我调节。而西方倡导的是平等、自由、生存、健康，追求幸福的权利，保护个人财产权，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对人的心理调适，主要依靠外在的干预和疏导。三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处理机制上，古代中国倡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价值观，强调妻对夫、子对父、臣对君的人身依附和从属关系，注重家庭内部、族群内部、单位内部的矛盾协商和调节，主张“家丑不外扬”。而西方的法律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人的权利与生俱来、不能被任何他人剥夺，在激烈的经济竞争、政治竞争、民事纠纷中，主张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四是在人与社会的矛盾处理观念上，古代中国崇尚社会群体的价值，倡导集体观念、家族观念，当个人与集体利益冲突时，强调的是个人从属家族、国家利益，有时为了维护国家、集体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体利益。而西方则强调个人的权利，突出的是个体意志，承认个人的价值，当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冲突时，往往倾向个人权利的维护。从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处理社会矛盾方法的差异的比较中，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重礼治、重教化、重德治；而西方社会重规范、重制度、重法治。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期”，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竞争压力的加大，容易导致个人心理的失衡，人际关系的紧张，社会矛盾加剧，直接影响人的身心健康、生活安定和社会和谐。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与纠纷，我们要打造平安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既应传承中国古代社会的崇礼、尚德，注重“德治”的良好传统，也应汲取西方社会重理、尚法，注重“法治”秩序的做法，通过社会治理模式、治理方式、调节机制的创新，理顺个人的情绪、调节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

一、建立以自我修养为内核的人的心理调节机制

注重自我修养，善于心理自我调节，保持人的平和的心态和情绪，是打造平安生活、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人的情绪是人的心理活动的核心，情绪的波动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根源。对此，一要强调社会成员个体的道德修养。要加强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培育，不断提高人对善与恶、益与害、正义与非正义的把握能力，从而寻找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关系，以此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理顺心态，平和情绪。二要善于学会自我情绪的调节控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伤心、悲痛、愤怒、焦虑等消极情绪，往往容易引发心理矛盾，进而导致家庭和社会矛盾。要通过心理辅导，理智控制自已，不能苛求社会与他人满足自己的一切愿望，使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符合社会道德和规范，用理智打消非理智、非道德的念头，以维持心理平衡，培养健康情绪。三要建立心理咨询机构和网络。通过心理咨询活动来调节社会成员的心理情绪，培养社会成员具有乐观的生活态度，面对困难和挫折，都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相信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从而勇敢地面对现实，努力进取，永不失望。或向心理咨询机构倾诉自己的苦恼和忧伤，消除心中的烦恼、压抑，适当地发泄积存在心中的不良情绪，从而达到心平气和。四要培育社会成员的康复能力。每一个人生活在客观环境中，难免会受到这样那样的精神打击或精神刺激，而产生一些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要培育心理师和精神科专业医生队伍，当人受到精神打击和心理创伤后，能求助于心理师和精神科专业医生，帮助心理受伤者增强精神康复能力，保持一个平稳心态。

二、建立以宽容精神为核心的人际纠纷调节机制 宽容精神的核心，是对他人和外在世界的异己意见和不同声音，保持一种大度谅解的态度，坦然面对和宽厚容忍他人由于知识能力不足和正义感的偏离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和危险，给他人留下思考、活动的空间和条件。一要倡导社会个体 “尊重人”的精神。倡导相互尊重精神与胸怀，营造相互沟通、相互谅解的氛围，社会个体就能够摆脱各种无聊的纷争和烦恼，排遣内心的浮躁和焦虑，达到身心和谐，更加乐观洒脱地面对人生，从而获得更多的宁静和自由。二要培育人际之间的“宽容人”环境。营造一种宽松的人际环境，引导处于矛盾和冲突的主体之间，能以宽容精神为怀，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念，通过彼此之间的利益选择与取舍，减少摩擦和对抗，化消极为积极，来求得共识，达成互让互谅，从而解决问题。三要建立民间纠纷调解机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相同的群体也会有不同的利益存在，人际之间产生隔阂与矛盾是正常的，关键是在矛盾纠纷产生后的处理途径与方法。应建立社区为单位的纠纷调解组织，设立社区道德法庭等有效载体，通过第三方调节协商，促进当事人双方相互沟通、相互谦让，形成共识，达成妥协，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三、建立以法律制度为规范的理性强制机制 国家法律是调控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有力武器，是解决对抗性和协调非对抗性社会矛盾的最强有力武器，是打造平安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的最后防线。一要善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不但应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经过一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强化有关调节民事矛盾的法律法规，构建完善的民事法律制度体系，使法律制度成为有效维护公众权利的“保护伞”、处理民事纠纷的“调节器”，使人们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切身利益。二要善于用法律手段处理矛盾纠纷。要确立法律制度在协调经济和社会矛盾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引导用法律制度来协调现实各个社会阶层的具体利

益，使各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能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在法律框架内得公平、公正的解决，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和正义。三要用法律强制手段解决社会矛盾。不但要以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以刚性的尺度来衡量大众的行为，更要对严重的群体性矛盾、社会性冲突，能依靠法律强制性手段加以解决，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平安与稳定。目前，由于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分配而导致的冲突和矛盾也更加复杂多样，要打造平安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既要注重社会矛盾冲突的事后处理，健全强制性的现代法律制度，又要注重社会矛盾形成过程中的前置调解，充分依靠传统的矛盾纠纷协商调解机制，更要注重社会矛盾萌芽状态的疏导化解，建立人的心理自我调节机制，形成多层次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造平安生活、建设和谐社会。

第五篇：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芦阳镇破解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化解难题活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工作，集中解决当前影响我镇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化“三项重点”工作，按照着力化解社会矛盾的要求，芦阳镇党委决定开展破解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化解难题活动，现结合芦阳镇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深化“三项重点”工作、促进社会稳定为着力点，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集中化解影响全镇稳定的重大社会矛盾，健全完善社会矛盾预防化解长效工作机制，确保全镇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为“十二五”期间全镇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目标任务

一是进行重大社会和积案攻坚化解，使往年遗留的积案和当年新发生的重大社会矛盾化解率达到95%以上;二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机制，推进排查化

解工作经常化、制度化；三是有效遏制群体性事件上升势头，确保群体性事件发生数和参与人数不超过去年，并努力实现稳中有降。

三、时间步骤

芦阳镇破解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化解难题活动从2011年11月开始，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结束。具体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集中化解攻坚（2011年10月下旬至12月底）。各村结合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化解攻坚行动，继续加大工作力度，采取强有力措施，有效化解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对排查出来的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要求及时上报镇综治办，综治办建立工作台账，对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进行分析梳理组织调处化解，对当时不能调处化解的归档分流到各分管领导或包村领导，实行一件矛盾一名领导包案制度，及时监督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情况，调处化解情况实行月通报制度，解决一件，销号一件。对一时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必要时召开部门、行业联席会，进行分析研判，制定调处措施，靠实工作责任，确保今年12月底化解率达到95%以上。

第二阶段，深入排查调处（2012年1月至6月）。按照省、市、县有关工作会议精神，开展新一轮的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化解攻坚活动，各村和社会矛盾相对集中的镇属有关部门全面排查各类社会矛盾和隐患，并坚持边排查边化解，及早化解带有倾向性的问题，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升级。重点排查截止上年底前尚未彻底解决、已发生群体性事件和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的重点社会矛盾，特别要着力排查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宅子用地、邻里纠纷、企业改革改制、安全生产、土地矿产、涉法涉诉、执法管理、养殖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矛盾。各乡镇、各部门对排查的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要按照“一案一档”的要求，逐一完善工作台账，确保做到“情况明”、“底数清”，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逐一确定责任单位，责任领导和责任人，明确化解的目标任务和化解时限，区别不同情况，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社会救助以及思想教育等手段，及时有效进行化解。

第三阶段，巩固提高（2012年7月至9月）。根据活动开展情况，召开专题会议，总结交流经验，进一步

提出工作要求，对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已经化解，但仍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上访的，要落实好稳控措施，巩固调处成果、防止发生反弹。以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为重点，进行检查、抽查，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建立月通报制度，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推广典型经验，查找存在问题。9月上旬前，各村对破解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化解活动情况进行自查自评，写出专题报告。9月中旬起，组织工作组，对各村和有关部门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验收，确保当年排查出来的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化解率达到90%以上，完成预定的工作目标。

四、组织领导

芦阳镇成立破解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化解难题活动领导小组，加强对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化解难题活动的组织领导、案件督办以及反映情况、交流总结等日常工作。

芦阳镇破解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化解难题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 王涛 芦阳镇党委书记

副组长： 常蓬东 芦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晓斌 芦阳镇副镇长

寇明玉 芦阳派出所所长

成员: 王维武 芦阳司法所所长

徐新彩 芦阳镇纪委书记

刘兴杲 芦阳镇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张宏涛 芦阳镇综治专干

雷寅虎 芦阳镇综治专干

范丽娟 芦阳镇综治专干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刘兴杲同志担任。根据工作需要，镇破解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化解难题活动领导小组成立督导组，抽调工作人员，坚持每月开展一次督促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靠实工作责任。各村委会、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相应机构，加强协调合作，确保工作实效。及时研究解决专项行动中的重大问题，对矛盾纠纷突出的村组，加强工作力度配调政治责任心强、熟悉法律政策、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组

成工作组驻村、组开展工作。对排查出来的重大社会矛盾和积案，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责任分解，落实到村、具体单位、具体领导、具体人员，限期进行化解。

二坚持领导包案，实行挂牌督办。按照“五个一”（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个方案、一个工作组、一抓到底）的要求，实行领导包案，组织开展攻坚。在化解工作中，注重从政策和制度层面化解矛盾，严格依法按政策办事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把化解矛盾和落实稳控措施结合起来，坚决防止矛盾激化、矛盾激化升级或引发群体性事件。镇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全面梳理遗留的积案，根据活动进展情况，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开展攻坚工作。

三完善风险评估，健全长效机制。各村委会、各成员单位认真贯彻落实《景泰县关于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工作机制的意见》和《景泰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工作考评实施办法》文件精神，将风险预判化解和控制管理结合起来，实现对各类稳定风险和隐患的科学识别、行业性管控和就地化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认真总结可排查化解矛盾的经验，坚持全面排

查与重点可排查相结合、常规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区域排查与部门行业排查相结合，探索建立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工作机制，实现一般矛盾就地化解，重大矛盾发现得早、稳控得住、解决的好的目标，努力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