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问题研究定

第一篇：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问题研究定

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问题研究

化解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也是人民法院履行审判职能的具体要求，对于法院工作服务党和政府工作大局意义重大。人民法院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以“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为工作目标，深入把握社会矛盾根源，从促进和谐的高度出发，从化解纠纷的关键入手，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协调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不同性质的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人民法院的新的职责。

一、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的硬任务，是第一要务。

“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成效如何，最终要落实、体现在执法办案上，对于人民法院而言，不管在任何时候，只有紧紧把握执法办案这个第一要务，依托执法办案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借助执法办案营造和谐稳定的发展氛围，才能真正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为更好的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法院是主角，而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的硬任务，是第一要务。

二、化解矛盾是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审判处理各类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任务。说到底，基本职能就是通过依法裁判案件，定分止争，化解矛盾。适应新的形势任务的需要，面对党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人民法院必须以化解矛盾为主线，不断提高司法水平，切实担负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任。

（一）法院是国家设立的解决纠纷的专门机构。

人类社会基于利益分化而发生的矛盾纠纷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

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四）化解矛盾已成为新时期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人民法院法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人民法院的职能随着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变化而相应地进行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也使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由过去的以打击刑事犯罪特别是反革命犯罪为主转变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民事经济纠纷为主，法院的收案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尽管形式多样、内容各异，但多数是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利益冲突，关涉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其核心是利益矛盾，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社会矛盾的反映。就刑事犯罪案件而言，绝大部分也是当前社会问题的反映，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因此，化解矛盾已经成为新时期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

三、要充分认识执法办案在化解矛盾中的重要意义。

化解社会矛盾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治本之策，法院在履行审判职能的过程中，应当将化解矛盾贯穿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化解矛盾的同时不脱离执法办案，执法办案过程也不忘记化解矛盾，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执法办案的社会效果，保证三项重点工作的长期深入推进，这是必须把握好的重大问题。执法办案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矛盾冲突、协调利益关系，而法院执法办案是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基本方式。把化解矛盾纠纷贯穿于执法办案全过程，在保证依法正确处理各类案件的同时，主动化解社会矛盾，通过严格公正执法和坚持在执法办案各个环节释法说理，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实现法、理、情的有机统一，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法

关系密切、影响大局的社会矛盾，在化解这些矛盾上充分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例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招商引资带来的土地征用及补偿、城建拆迁、房地产开发、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问题；因经济转轨带来的三大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重组改制等方面的问题；因社会保障带来的教育、医疗、劳动用工等方面的问题；等等。特别是一些重大群众性案件，涉及人数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对抗情绪激烈，处理不好极易使矛盾激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造成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要紧紧围绕这些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具体可行的司法服务措施，妥善处理好相关案件，着力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促进大局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要以化解矛盾为主线，全面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在新的形势下，人民法院应当把化解矛盾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作为贯彻各项工作的主线，从指导思想、制度措施，工作的各个环节上把化解矛盾的要求落到实处，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一）转变执法观念，从思想上认识到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一是树立科学的执法观。要求干警以理性的思维分析矛盾、化解矛盾，以平和的态度解决群众诉求，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以文明的方式执法，以规范的行为办案。做到“案结事了”。我们坚持的“六心工作法”在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显示出了突出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1.接待群众来访要热心。用热心使群众充分感受到法官的亲和力，使其戒备而来、轻松而去；怨恨而来，满意而走；误解而来、理解而走。2.倾听群众诉求要细心。“规范”执法的基础就是要细心。执法无小事，细节系大局。3.说服教育当事人要耐心。以公心、诚心和耐心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疏导

程度。我们说办案质量是法院工作的生命线，说到底就是把公平正义作为法院工作的永恒的生命。在当前社会法治化进程加快，社会对司法公正期望强烈，而社会矛盾诉讼化、多样化、复杂化的条件下，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要求更高，如果继续满足于传统的案件在实体上没有搞错、程序上没有大问题的办案标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三个效果相统一的办案质量的理念更要求办案必须做到公平正义，更要求把公平正义全面落实在办案的优质高效上。所谓优质，就是办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严谨规范，措施文明得当，是案件实体与程序、过程与结果、打击与保护、惩处与教育的有机统一。所谓高效，是指在确保案件优质的前提下，让正义不再迟到，办案效率高、周期短，以及时的公平正义的司法成果变成当事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的成果，从而在实现合法诉求的同时及早修复当事人因矛盾曾经有过的身心创伤。应该说，只要执法办案真正做到优质高效，案件本身和与案件相关的矛盾是能够有效化解的。要确保执法办案优质高效，应更加注重平等性、公开性和说理性。执法办案是一项社会工作，应针对案件的主要矛盾，对焦点、难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加强办案不同阶段的释法说理、政策教育、情绪疏导、等工作，让当事人对法院办案心悦诚服。

四是要提升创新推动的执法理念。社会矛盾是复杂、综合、活跃的社会现象。随着形势的变化，社会矛盾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从过程到结果，从数量到规模，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方法、策略、机制等都必须同已变化了的社会矛盾相适应，创新推动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必由之路。从化解社会矛盾出发，法院的创新主要有：1.注重执法办案风险评估，积极防范社会矛盾。针对执法办案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认真分析研判，科学制定处臵预案，增强化解矛盾的主动性和预见性，防止因执法不当激化矛

用不同的结案方式。传统民事案件多为家庭、乡邻等熟人之间的纠纷，调解处理方式有利于化解矛盾，修复关系，促进和谐，所以要坚持能调则调，只要有调解的可能，就要尽量调解处理。商事案件主要是经济主体之间的纠纷，更加注重效率和效益，更要求案件的及时处理。因此，在优先调解的前提下要当判则判，不能久调不决，更不能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迫调解。

（四）努力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

依法正确及时地审判处理案件是法官的基本能力。通过处理案件有效地化解矛盾、消除积怨，则是更高层次的司法能力。现在有些法官熟悉法律，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但缺乏社会阅历，缺乏做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的本领，往往就法讲法，就事论事，就案办案，常常案结事不了，甚至造成矛盾激化。因此，着眼化解矛盾，法官应当切实提高四个方面的能力：

一是认识和把握大局的能力。善于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从法律、社会、国家等多个角度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防止和克服脱离大局、脱离群众需求、就案办案的单纯业务取向。

二是准确理解和熟练适用法律的能力。善于将普遍的法律规范准确适用于具体个案中，同时要从社会实际和方便群众出发寻求最有效的方式，确保取得最好的办案效果。

三是疏通协调能力。善于从人民群众的意见中寻求化解矛盾、案结事了的智慧，准确理解和把握当事人的诉求，不断提高调解能力、沟通能力、释明能力，特别是基层法院法官要做好群众的沟通交流疏导工作，使当事人了解并理解法律，服从裁判。四是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善于认识和把握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充分考虑社情民意，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做到因事制宜、因案制宜，使案件裁判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

围，推行被害人救助制度等亲民措施，从而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诉累。

三是完善强化质量管理的审判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完善内部纠错机制。加大审级监督指导力度，努力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把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和新类型案件办成精品案，把大部分案件办成和谐案，进一步提高案件审判质量和效率，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另外，人民法院还要积极推动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把当事人的矛盾纠纷纳入到社会这个大体系中，积极引导和利用各种纠纷主体和手段，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整体合力。

第二篇：广州城中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广州城中村社会矛盾分析与化解机制研究①

潘向泷 颜卫青②

（广东警官学院 广东，广州510440）

内容摘要：城中村（含转制社区）的各类社会矛盾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愈加突出，建立有效的化解机制一直是城市管理者及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阐述广州城中村现存主要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剖析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源，指出现阶段只有构建新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才能破解城中村社会管理的难题，实现广州城乡全面发展和创建和谐广州的目标。

关键词：社会矛盾 城中村 转制社区 城市化 违章建筑

Analysis on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resolving mechanism research of Guangzhou urban village

Abstract: The 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urban village(including the Transitional Community)increasingly prominent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establish effective resolving mechanism has been the concerned problem by the city governors and scholars.Based on the existing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alyzing the cause of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only establish a new mechanism can re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of harmonious Guangzhou as well as all-round development ofurban and rural areas.Keywords: social contradictionUrban villageTransitional

CommunityUrbanizationIllegal construction

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1967年在其经典著作《农民的终结》中曾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的人口变化情况显示，我国人口总量继续保持低速增长，城镇化率历史性地首次超过50%，做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6.5%，省会广州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83.78%，这意味着通过工业化广州已经完成了“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并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后期阶段，其城中村必然成为多方利益和社会矛盾集聚的焦点地区。

一、城市化与城中村的内涵界定及发展趋势

（一）城市化的内涵及其发展趋势

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在其著作《城市化基本理念》中首次提出了城市化(Urbanization)的概念，城市化问题从此受到了业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城市化是指在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过程中，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非农经济及其人①论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广州市社会矛盾的发展现状与调节机制研究”（编号：）研究成果

① [作者简介]潘向泷（1969-），男，重庆人，广东警官学院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信息检索、治安管理研究；颜卫青（1968-），上海人，广东警官学院理论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社会学研究。

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集聚到城市，从而使城市人口数量增长、经济比重增大、城市数目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大的现象。城市化过程主要包括人口的城市化、非农产业的城市化、地域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现代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从广东30年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看，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人口城市化出现了一个“井喷”阶段，城市化呈现快速发展局面；20世纪90年代后（1991-1995），原有的制度因素释放的城市化增量开始削减，增速变缓；1996-2000年，广东人口城市化迎来了另一次高峰增长，这一阶段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率约为6.9%。进入21世纪后，广东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增速在2%以下。村落的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过程，而广东用近30年的时间，大步跨越了西方数百年城市化的阶段，作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的城中村在这里大量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进入城市化后期的广州，城中村的深度治理与改造成为城市化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城中村的内涵界定与发展趋势

城中村，就广义而言，它笼统地指坐落于城市之中或位于城市周边的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都基本上已经非农村化或正在城市化的村庄。村落的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过程，而城中村是这一过程中的过渡性阶段。根据城中村为城市包围的程度来分，城中村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处于繁华闹市区，早已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区周边，尚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存留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转制社区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一种社区类型，与农村社区相比，其己实行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与城市社区相比，其社会关系的基础仍然是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等初级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广州城中村陆续撤村改制成为转制社区，但仍然保留了村落的治理结构（集体土地并未完全非农化，村集体改制后的公司仍有较多的行政发言权），所以我们将这些未完全城市化的转制社区也界定为城中村。

广州市政府于2001年9月，在全市村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城中村的改制与旧村改造。同时将城中村改造纳入广州市“三年一中变”和“十年一大变”工作的总体规划，遵循“先行试点，积极稳妥，逐步升温，不出乱子”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远景规划。首批试点的三元里等七个村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试点中提出的目标并未实现。2007年10月，广州第一个由地产商参与的“全拆全建式”城中村改造—猎德村拆迁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后称之为“猎德模式”。总体上说，十余年过去了，在城中村改造问题上广州探索出一些经验，但由于这些经验并不可复制，城中村改造实际成效与预想的目标仍相去甚远，而城中村违建、违法用地和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在一些村落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违建房屋高度从初期的6-7层，发展到现在12-15层，2012年广州清拆违法建设98.5万平米，但却新增违法建筑140万平米。广州错过了低成本城市化的最佳时期，进入复杂的多方利益博益期。因此，广州城中村社会矛盾的化解及城中村改造不能指望短期能够彻底解决，村落城市化的步伐会变得比政府预想的更加漫长。

二、广州城中村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城中村拆迁与整治违建产生的社会矛盾

广州城中村在发展中缺乏统一规划，整体建筑非常混乱，村内建筑密度高，建筑间距小，“握手楼”现象大量存在，道路、供水、供电、排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都不配套，更不用说休闲绿地及体育设施，“城外现代化，村内脏乱差”

现象十分突出。以广州天河的珠江村为例，在0.3平方千米地面上，建有房屋3600余栋，面积88.1万平方米，如此高密度的地区，一旦发生火灾、地震等灾害，救援将无从谈起。从城市化进程来说，城中村整治或拆迁是必需的。但由于所涉及到的利益范围非常广，特别是拆迁问题涉及的关系非常复杂，实际成了个人、集体、国家、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博弈，任何一方都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各方利益不平衡势必引发矛盾，这类矛盾在广州城中村社会矛盾中显得尤为突出。

拆迁矛盾的根结在于补偿，而补偿的根结在于传统单一的补偿形式与居民的心理预期相差甚远。以广州杨箕村拆迁为例，该村改造容积率为6.18，远高于猎德村，补偿安臵标准也较高，从理论上讲矛盾应该少些，但拆迁过程一直矛盾冲突不断，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杨箕村改造自2010年5月开始进入拆迁补偿签约阶段，已签订《杨箕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臵协议》1387户，约占杨箕村改造总数的99%，剩余18户未签约，2011年7月进入房屋拆了房屋拆卸阶段，2011年10月9日，法院对钉子户姚润珍的房子依法成功实行强拆，媒体以“杨箕村拔首钉”为题进行报导。合法面积只有167M2 钉子户，却要求1500万的补偿，在外人看来近似贪婪的要求，实际补偿和留守户心理预期的巨大差距成为矛盾的根源。这种矛盾在2012年5月9日村民李洁娥从五层待拆楼上纵身跳下当场身亡后变得更加尖锐，强拆因为留守者的生命抗争而暂停了，但已经迁出的村民希望拆迁工程早日动工，按期回迁的愿望也变得渺茫。12月16日，近千名已搬出村外的村民从四面八方赶回村里聚集，要求留守户尽快搬离，演变为99%的村民对1%留守者的逼迁。

从杨箕村的拆迁冲突的过程来看，个体诉求与多数人的利益冲突矛盾复杂性超出公众的理性想象，在充分尊重个体诉求原则下，我们也反思这些年为何违建现象屡禁不止，而钉子户要求不断提高，钉子户的队伍不断壮大。主要原因在于补偿原则和标准变化太大，如违建部分从不补偿到补偿，艰守到最后的留守户最有可能成为赢家。最为典型的是深圳市CBD开发建设，城中村蔡屋围的钉子户从2004年-2007年与政府的拆迁博弈中获利1200万元，于是在利润的驱使下，岗厦村村民不再认可政府的拆迁补偿标准，村内出现集体抢建的风潮，最终岗厦拆迁拆出了几十个亿万富翁和几百个千万富翁。笔者在访谈广州白云区某城中村一村民时，她反映自己多少年一直未对住宅进行扩建和加建，但看到村内这么多户违建户并未受到处罚后，去年在外来资金的支持下，才将原来300多平米住宅扩建成5000平米，城管虽多次警告甚至抡锤砸墙，但最终有惊无险建成。在村民看来违建目前仍然是成本低、风险不高但利益最大的投资。

（二）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矛盾

村干部作为村民的“父母官”，承担着维护村民利益的重担。村民和村干部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加上村级组织运作难以规范和非公务人员犯罪成本低等特点，村干部很容易沦为村民的对立面，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是城中村最突出的矛盾，村民对村干部普遍有不信任感，个别村民甚至直接指出村干部大多是村里最富的群体，村民对村干部最大意见是分配不公、贪污腐败、集体资产流失等。2012年8月，广州市公安局破获一起城中村干部集体文化腐败案，白云区棠景街棠溪村18名村官集体受贿，但这或许仅仅是村官腐败案的冰山一角。两种基层组织成员—城管和“村官”成为城中村违建的主要的受益团体，据白云区法院的一份材料显示，4年间，白云区已有73名“村官”落马，这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城中村由于其特殊性，中国农村族权意识及其经济基础还很深

厚，而这往往成为村官腐败的资源和对抗查处的筹码，村民看到村官腐败，常常是敢怒不敢言。

（三）村民与外来人员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外来人员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按流动人口统计，1990年广州流动人口为46.7万人，占8.9%, 2000年即达到了394万人，占40%，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达到713万人。外来务工人员多数选择房租便宜的城中村为安身之所，本地村民则成为房东，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为村民带来了财富，但地位却非常低，他们希望在异乡能得到尊重，但愿望与现实之间往往有差距。如天河棠下村荷光西社区公园内一块“非本村村民不准入内”的铁牌一挂就是五、六年，直到近期媒体曝光才摘除。外来人员因此也抱团取暖，同乡、同业之间自然形成了群体，遇事集体出头，这类矛盾处理不好，极易触发群体性事件。

2012年6月10日，在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外来人口以本地人口比例高达9：1的大墩村，由于四川籍孕妇王联梅占道经营与该村治保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时摔倒，引发了持续三天以外来人员为主体的打砸烧聚众滋事的“增城事件”。这次群体性事件有以下特点：一是闹事人员以年青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二是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众多并呈现出有组织性；三事件中大量“谣言”的传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是矛盾由单一的官民矛盾转化为官民矛盾和族群矛盾并存。“增城事件”是城中村外来人员与本地村民社会矛盾激化的典型群体性事件，如何化解矛盾，使外来人口真正融入广州，这是对广州社会管理创新的考验。

（四）城中村社会治安问题引发的矛盾

流动人口在城中村大量集聚，成为城中村社会治安的主要隐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严景耀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犯罪问题应看作是城市社会生活失去家庭控制的表现，也是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的结果。”流动人口对城市环境的不适应，容易引发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引发的社会矛盾易被激化为犯罪行为。广州市1979年流动人口作案人数仅占3.5% ,2001年后就一直高于80%，这其中又有90%以上的犯案人员落网前以城中村出租屋为主要藏身地，外来人口既是广州城中村犯罪的主体，也是主要的受害者。

广州城中村社会治安近年来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城中村内“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极大地破坏了城市的文明形象。广州公安机关一直没有中断过对“黄赌毒”现象的查处，但近年来一些城中村的“黄赌毒”又有暗流涌动、沉渣泛起之势，2008年广州登峰村、河水村因“黄流涌动”被媒体曝光。二是以侵财型犯罪为主，“两抢一盗”案件所占比例高。三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团伙性犯罪突出。广州2008年在对18个重点街镇的城中村治安整治中就查获作案团伙400多个。四是公共安全隐患突出，对自然灾害和火灾等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高密度的建筑结构和人口使城中村成为广东火灾的高发区域，2003年6月，广州天河区冼村一出租屋发生火灾，过火面积仅40m 2，但由于灭火施救条件极其困难，却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五是“三非”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外国人聚居在城中村引发治安问题。外国人已成为广州流动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常住外国人已达5万多人，涉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三非”外国人大量居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给管理和查处带来困难。2009年7月15日，广州市矿泉派出所民警依法在广园西路某服装城进行治安检查时，一名涉嫌非法兑换外币的外籍男子在逃跑时坠楼受重伤，不少非洲籍外国人到派出所门口聚集，导致广园西路交通严重堵塞。

三、创新社会管理，构建有效的城中村矛盾化解机制

1、强化基层信访维稳中心在化解矛盾中的作用

2010年石牌街道受理的矛盾纠纷构成图 2009年、2010年石牌街道受理的矛盾纠纷变化近年来，社区发生的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多因性，即多种矛盾可能源于一个因子，多个因子可能作用于一个矛盾;二是具有突发性、敏捷性，猝不及防，一些“小题”常常被“大做”;三是规模有增大的趋势，富有群体性，有时候一些非直接利益群体介入的人数远多于直接利益群体，造成群众转而

2、解决城中村突出的利益问题，以发展促和谐

3、发挥法院、检察院在化解城中村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

白云区14干部对违建履职不力受处分：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全市2012年拆除违法建筑物39。9万平米制止违法建设58。6万平米，清拆违法建设98。5万平米。去年仍然新增违法建筑140万平米。谢晓丹白云区14位干部对京珠高速沿线违建履职不力而受到处分，有城管执法人员，也有街道镇的干部。当地太和镇4名村长受贿数额超100万元。城中村设卡收停车费。太和镇大源村海珠区南洲街上冲村西禄村

广州社区的社会矛盾，除了传统的社区居民邻里之间、家庭内部之间的矛盾以外，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目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于：城区改造过程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碰撞以及居民与房地产开发商的矛盾;公用设施、小型餐饮娱乐场所与周边居民的矛盾;居民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与其管理者之间的矛盾;社区人员与外来人员之间的矛盾;政府的规划、政策及行政管理引发的矛盾;意外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在一些社区还面临如何处理居住在社区外国人引发社会矛盾的问题。我们在石牌街道调研时，社区社会矛盾的构成与变化趋势如下图。

城中村治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

乡村治理结构中的矛盾

三、创新社会管理，构建有效的城中村矛盾化解机制

笔者获悉，在今年7月底前全省133个基层法院已全部建好诉前联调工作室。今年1-9月，全省共受理诉前联调46440件，经过调解达成协议37435件，调解成功率为八成以上，收案增长率减少了近10个百分点。

郑鄂介绍，1-9月，诉前联调成功解决了3万余件纠纷，假如这3万余纠纷全部进入审判程序，则全省法院今年1-9月民事一审收案将比去年同期增长17.41%，而剔除这31630件后，只比去年同期增长7.43%，“收案增长”减少了近10个百分点。“诉前联调在遏制法院民事案件快速增长、缓解法院案多人少问题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不起诉、不收费、效率高、效果好，广东法院诉前联调工作在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一把“利器”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欢迎。

广州法院设置城中村合议庭

近年来，随着广州“三旧”(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改造步伐的加快，该市两级法院受理的城中村案件出现快速增长趋势，2011年受案量已经超过前4年的总和。

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广州中院近日设立了全国首个“城中村案件合议庭”，专门审理涉“三旧”改造案件。广州中院副院长瞿卫东说，2007年至2010年，广州法院共受理涉城中村改造一审案件33件，二审案件12件。但是2011年，广州法院就受理此类一审案件49件，二审案件21件。案件类型主要是城中村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房屋搬迁安置补偿

纠纷、宅基地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物权保护纠纷及所有权确认纠纷等。

2007年的《北京宣言》提出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的今天，反思城市发展的历程，重新评价城市文

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提出了:(1)新世纪的城市文化应该反映生态文明的特征;

参考文献：

1、展改革委员会。2011年广东省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报告 2013年1月18日

2、李韬。广东人口城市化的中后期转折问题研究。中共省委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12。4

[2]陈翔.广州多数流动人口不再频繁流动.广州日报2009-08-03.1、潘向泥，卢淦泉.广东城中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策略研究.政法学刊.2009,(5)

2、严景耀著，吴桢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P202-214

第三篇：工商执法办案工作中常见问题研究

工商执法办案工作中常见问题研究

工商工作中的执法办案即经济检查工作，是公平交易以及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保障，没有公平交易执法的保障，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实施，使经济检查即执法办案工作中案件的查处工作更加严谨、程序更加规范，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办案过程中却存在的一些陋习，使得办案工作存在诸多的疏漏和不合理之处。现笔者结合办案实践，将日程工作中的常见问题做一个总结，常见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先进行案件的调查工作，后立案。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违法行为，应当立案，它是行政机关启动行政处罚程序的环节，是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取证的前提。立案必须填写立案审批表，同时附上相关的材料（举报材料、上级交办或者有关部门移交的材料等），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批准，指定两人以上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处理。但是，实践中执法人员常常是发现案件后即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待案件事实清楚、取证结束后才填写立案审批表，这就导致虽然有立案，但此时的立案是在案件调查取证后进行的，已经违背了法律设定“立案”程序的本意，使“立案”失去了法律意义，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要求的。

二、询问笔录表述不清。询问笔录是指对调查、询问所得情况的书面记录。询问笔录制作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案件的调查和处理，在案件的查处工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制作询问笔录的时候却存在以下问题：（1）案前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拟好询问调查提纲。（2）询问当事人的时候不表明身份。（3）违法当事人的姓名记述不清楚。（4）询问笔录目的不强，证明力差。

（5）询问笔录相互矛盾，不统一。笔录应该说是办案证据中最为重要，最有说服力的一项证据材料，如果缺乏严谨性，缺乏系统性，就难以构成完成的证据链，难以让人信服。

三、证据材料的核对和确认。为了体现所取得的证据材料的客观真实性，确保证据能力，尤其是有的证据的提取只有一次机会，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就难以取得，所以就必须对证据材料进行核对确定。正确做法是执法人员应该在复制的证据材料的当场对复印件进行核对，在复印件上标注“经核对与原件无误”字样，并且要签名、盖章；同时应当由证据材料的提供人签字、盖章以示确认,最后由办案人员标注取证时间、取证地点、取证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执法人员经常遗漏在复印件上进行签字的步骤，有的甚至没有证据材料的提供人签名、盖章，从而影响到证据材料客观真实性的确定，形成无效证据。

四、制作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检查笔录是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涉嫌违法当事人的物品或涉嫌违法的场所依法进行检查时，对检查情况制作的书面记录，它是一种法定的证据形式，是一种十分规范的法律文书。但是有些执法人员在制作现场检查时候，不仅现场检查笔录有空项，而且往往容易出现以下问题：

（1）现场检查笔录有空项；（2）不记载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身份的执法程

序。（3）现场检查记录误作为行政处罚记录（4）不记载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

（5）现场检查笔录没有当事人“以上情况属实”签字确认。这些问题极易造成现场检查笔录证据效力降低或者无效。

五、授权委托书内容不完整。授权委托书是违法当事人授权他人代表自己接受调查的文书，被授权人的一言一行直接代表当事人，所以，授权委托书应该详细载明授权的事项、时限。但是有的授权委托书只是写明“授权某某人代表本人接受询问调查”，接受调查什么，授权起止时间都没有，这样的授权委托书就很不规范，容易出现扯皮现象。此外，执法人员应将授权人和被受权人的身份证复印存档。

六、陈述、申辩的复合程序。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体现了执法机关在查办经济违法案件中公平、公正原则，是当事人参与到行政处罚程序中的主要方式，体现了程序的正义性，有利于进一步查清事实、发现真相，防止行政机关主观偏见，从而有效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中，很多执法人员对案件先入为主，主观认为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只是形式上的东西，甚至认为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是“不老实”“狡辩”，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不理睬、甚至不受理，或者是简单地把陈述、申辩材料入案卷不进行认真复合。我认为办案人员接到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后，应该及时对意见进行分析，采纳或者不采

七、诉权告知错误。告知当事人行政诉权的途径错误。对属复议选择的，只告知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而未告知也可以向人民法庭起诉；对属复议前置的，确告知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庭起诉此外还有期限告知错误等等。

作为一名工商基层执法人员，在我们的日程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行政处罚法》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认认真真的查办每一起经济违法案件，做到严肃严谨执法、公平公证执法，才能使我们查处的案件滴水不漏，给当事人一个交代，同时也是给严肃而又神圣的法律一个交代。

第四篇：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法律问题的研究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法律问题的研究

【摘 要】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中央审时度势确定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基于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法律问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社会矛盾 化解社会矛盾机制 预防 创新 法律 研究 【正 文】

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是做好三项重点工作的根本目标。而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各类矛盾突发的特殊历史阶段，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触点多、燃点低、对抗强、化解难等特点，这要求必须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适时地回应与解决社会矛盾中理应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各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对现有的危机管理制度和法治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探讨和创新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律机制成为法治秩序构建的当务之急。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表现

1、内容复杂化。近年来各地因征地拆迁、土地承包、基层选举、企业改制等纠纷激化所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诱因复杂，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诉求与维护民主权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给处置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2、规模群体化。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中，由于矛盾纠纷的起因往往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对共同的利益问题极易产生共鸣，因而参与人员众多，牵涉群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在改制企业中，因职工下岗、企业内部集资引起的纠纷，众多下岗职工和有关方面的人员成了纠纷当事人；在城镇房屋拆迁等方面，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了纠纷当事人。

3、类型多样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愈来愈多，造成各类纠纷复杂多样。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土地流转、农民负担、企业改制、职工工资、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生产安全事故、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社会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发展。

4、方式激烈化。矛盾纠纷的受害方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矛盾出现之初，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基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解决纷争，希望能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由于调处不及时、不得当，一些纠纷导致矛盾激化，并引发上访或聚众闹事等群体性事件，或冲击党政机关，或阻塞交通、影响生产等，有的酿成刑事案件，有的甚至赴省进京上访，酿造严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5、矛盾易激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类矛盾纠纷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造成矛盾纠纷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一是快速激化。有些纠纷激化过程短，在行进中、工作中、用餐中一触即发，几分钟、几秒钟内激化，酿成刑事案件。二是小事激化。有些纠纷并非利害冲突，只是为一点小事、一句话大动干戈，发生恶性事件。三 是潜伏激化。有的纠纷潜伏期较长，表露不明显，经过矛盾集聚，突然激化成大案要案。

（二）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

1、社会原因。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多发；二是，因各种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的社会矛盾剧增；三是，社会管理机制运转不畅引发社会矛盾；四是，意识形态滑坡、思想观念落后。

2、法律制度原因

①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利益升降，所有社会成员在受益于改革的同时也会受损于改革的利益调整。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需要一整套科学论证和周密的策划安排，权衡利弊，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得失。“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制订法律法规、公共政策时，对基层群众考虑不周，利益结构失调，对群众的权益保障体系尚未形成。”人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的服务类公共品。”

②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是指广大群众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情绪、想法和意见向社会、政府表达出来，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权利和利益的政治机制。” 法律的实施是执法者与守法者互动的产物。执法不能与执法侵权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而社会民众的法律执行观在压制型、命令式执法理念导引下出现误区：在民意表达方式上，不是通过温和而合理的方式，而是采取威胁或暴力抗法的极端方式来引起关注、给执法者施压，最终导致执法者与相对方关系的恶性循环。

③矛盾调处机制不完善。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使社会矛盾凸显，纠纷增多，但当前矛盾与纠纷化解的机制却十分缺乏，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国家相关部门近年来不断出台关于调解优先、检调对接、释法说理、化解矛盾纠纷的各项机制，但这些规定没有形成系统有机联系的整体，在各项措施之间存在制度漏洞和间隙。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法律建设

“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较高的社会必然是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针对当前的社会矛盾的特征及成因，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完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机制

1、健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法制建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凸显了党对新时期收入分配失衡所带来的矛盾隐患问题的充分认识，着力健全群众权利保障机制建设的正确决策。要切实从法律层面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建立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把改善民生、关注民生的主题贯穿于所有法律法规之中，把公平正义的理念体现在所有的执法活动中。除了要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增加保护群众权益的条文之外，出台一部专门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从全方位的角度规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保护的机制，从程序到实体，做到维权有法可以、侵权追究有据、诉权渠道畅通。

2、从法律上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各利益群体之间出现利益矛盾、呈现利益冲突时,有的地方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演变成了剧烈的群体性事件，而有的地方政府却能把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缓和在‘秩序’的范围内，原因就在于利益协调机制的作用。”从法律上构建公正的社会规则，明确公共利益的法律内涵界定，此外，设立一个排除条款，明确排除哪些事项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

3、建立重大项目风险评估法律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在项目上马前通常能够出具书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该报告侧重于立项依据、市场需求、应用前景、投资效益等旨在证明项目可行的内容，而忽略甚至回避项目的不可行性因素尤其是社会风险分析。这是导致集体土地征用、重大环境污染等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风险评估法律机制的建构应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风险评估机制必须法定化。二是法定化的风险评估机制需要高效率的执行与实施机构作为执法主体。三是社会风险评估是一道必经的法定程序而非选择性事项。

4、构建全方位的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人的情感、尊严要求应受到基本的尊重。改革社会管理弊端的实质是政府转型，要求各级政府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在社会管理中更多的运用服务型的手段，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引导群众增强法制意识，教育群众遵纪守法，有序参与民主实践，理性表达利益诉求，有利于逐步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素质，培育造就新型公民。构建重构听证，强化协商，民主谈判，间性克服等系统性制度，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利益表达机会，扩大和加强群众的政治和民主参与，畅通信访、诉讼途径，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和其他行业协会及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使群众的意愿反映和纳入到政府的公共决策中去，确保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沟通、交流渠道畅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才是社会矛盾从源头上化解的治本之策。

5、实现信访、复议、诉讼的相互配合、协调机制。信访机构主要任务是处理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或超过时效的案件。信访工作人员对于属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能解决的问题，要求信访人员提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对拒绝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信访机构一般不再接待。改变现有的诉讼类 信访案件按行政化信访处理的模式，将其纳入正常的审判监督程序之中并加以必要的限制，剥离公民权利救济功能。将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信访事项转入司法领域，形成信访呈情与行政、司法救济有机对接，使其逐步纳入到国家法治体系中。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使老百姓信“访”,也要信“法”。

6、构建社会、行政、司法等多方参与协调的大调解格局，加强大调解中的释法说理工作机制。“要化解社会矛盾，仅仅强调司法调解还远远不够，要构建‘大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整合调解资源，扩大调处矛盾类型的范围，是矛盾纠纷得到有效的调节。“要用群众的语言、情理、方法去沟通协商，用法律的、政策的、道德的以及乡规民约等多种手段综合调处，从而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释法说理机制最终的结果是使当事人知晓公共权力行为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其结论形成的逻辑理路，如果不告知受影响的当事方并向社会公开，便无法获得当事方的认同，也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更不利于接受社会的监督。充分发挥司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司法救助能力，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打官司难、申诉难、执行难等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司法救助而寻求上访的问题。

7、加强法律执行的监督建设。出台《法律监督法》，加强法律执行的监督。社会管理机制制度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是各类创新的支撑和保障。无论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还是社会管理创新，都必须有法规范作支撑、制度作保障，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和服务，依良法善治，形成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目前，我们的监督体系不容乐观，“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不敢”的状况导致法律执行出现偏差和任意的现象。出台《法律监督法》可以使法律监督工作有了遵循的规范和程序，可以使监督机关排除干 扰、顶住压力，严肃查处违法乱纪和职务犯罪案件，有效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加强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制度建设，把行政执法纳入法律监督视野，形成“只要有执法就有监督，只要有侵权就有救济”的法治化路径。从源头上建成完善的法律对权益的保障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法治权威，构建和谐社会。

（二）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非公权力机制

创新科学、系统、完整的非公权力化机制，是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水平，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大力发扬民间调解机制。民间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过去乡村中出现家庭、邻里或宗族成员矛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纠纷，一般都由尊长里老、绅士族长、亲朋好友等出面调和解决，很少诉诸公堂。这是一种民间自治，虽然没有组织机构，也没有明文的规章程式，但是解决纠纷的社会效果比较好，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传承中华“和为贵”的精神文化，维护社会和谐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近些年，这方面的作用被忽略、萎缩了。新时期，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我国的社会治理力量和方式尤其是公权力手段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方面，大力发扬民间调解这种带有强烈本土化色彩的社会治理方式，既有现实需求，又有历史经验，对完善我国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应大力宣传、积极培育、加强引导、适度规范民间调解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民间调解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2、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制度与民间调解不同，它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通过说服教育，规劝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依照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自愿达成协议，从而解决争议的一种群众性自治纠纷解决方式。我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大都设立了这种调解组织，有效地缓解和消除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人民调解的法律保障、工作范围、队伍素质、组织形式、调解程序、工作方法等，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应当通过完善人民调解立法和推进人民调解组织自身改革，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素质，扩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覆盖面，壮大人民调解组织，加大经费、培训等保障力度，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强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从而促进人民调解事业再上新台阶。

3、发展行业调解。我国有许多行业协会，在规范和促进行业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但在解决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外部各种经济纠纷方面却存在盲区，缺乏应有的认识、制度、职能和手段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行业协会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之间，在合资、合作、产品买卖、生产经营等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纠纷，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具有明显的特点，即彼此之间一般都有协作关系和利益依赖关系，往往都是一系列的合同链条，一个环节发生纠纷，就会影响其他环节的生产经营。行业协会处理这些纠纷具有独特优势，他们熟悉本行业的生产现状、市场需求、发展趋势、知识技术、行规惯例、交易规则和会员情况等，可利用其在本行业的权威地位，对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外部的各种纠纷通过行业调解的方式解决。我们可以尝试从法律上的认可，使其在调解方面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调处社会纠纷、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4、创立律师独立调解制度。众所周知，律师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目前许多律师主要的业务是帮助当事人“打官司”，作为“在野法曹”，其独特的优势和潜能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应尽快研究建立律师独立调解制度，即除了代理当事人诉讼或仲裁以外，律师在当事人提起诉裁前，独立地直接主持调解各类纠纷。律师具备专业法律素养，熟知法律和政策，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能对纠纷产生原因、问题焦点、是非曲直等作出基本判断和预测，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由于律师身份特殊，地位超然，更容易发现客观事实，掌握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而且律师调解程序简单、方式灵活多样，可以避免诉讼程序的一审、二审、再审等，既节省当事人费用，又节省司法资源，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较低。充分发挥律师独立调解的作用，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首先应从立法上赋予律师调解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当事人解除后顾之忧；其次应从制度上调动律师主动调解的积极性，如规定律师独立调解的收费标准可以高于诉讼或仲裁代理的收费标准；再次可以考虑在律师队伍中逐渐分离出专事调解的律师和专门出庭的律师，以确保调解律师的力量。

5、构建专家解决纠纷制度。社会纠纷存在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而不同领域和行业又有各种各样的专家，如法律专家、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经济贸易专家、自然科学专家等，如何发挥专家力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也是我国目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专家具有深厚的知识结构和丰富的专业经验，对特定领域发生的纠纷起因、问题实质、解决方案等具有权威的认知，由专家参与解决纠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法官、律师技术知识与经验的欠缺，可信度高，说服力强，容易被当事人接受。尤其涉及复杂的专业性强的案件，专家参与解决纠纷就更显优势。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由特定领域的专家长期固定组成或者临时组成独立的调解组织，由当事人聘请专家或者专家主动主持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也可由专家担任法院特邀调解员、专家证人、人民陪审员等。

6、改革创新仲裁制度。现代仲裁制度建立以来，其在处理国际贸易和商事 纠纷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如今，仲裁制度又被扩展到各个领域的纠纷解决过程中。1995年，我国《仲裁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现代仲裁制度的正式确立。新的仲裁制度既体现了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传统惯例，又体现了意思自治、程序简便、灵活高效、成本低廉等优势。这些年来，全国仲裁机构得到重建和壮大，仲裁水平不断提高。然而，我国通过仲裁解决的纠纷绝对量还很小，仲裁的巨大潜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在民商事纠纷数量迅猛增长的情况下，非常有必要探索仲裁制度改革。目前，应在坚持仲裁的民间化、确保独立性和公正性、实现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一元化体制、建立临时仲裁和专业仲裁制度、扩大仲裁庭职权、改革仲裁员制度、改善司法与仲裁的关系等方面改革和完善仲裁制度。还要修改完善《仲裁法》，进一步扩大仲裁案件的范围，放宽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对于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从严规定，从立法上赋予仲裁裁决较高的法律效力。应特别注意大力宣传仲裁制度，让全社会了解仲裁制度和仲裁机构，认识仲裁机制的优势，使更多的法人、自然人积极运用仲裁方式解决各种纠纷。

第五篇：构建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研究

构建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推动“宜居宜游”

金张掖建设

【摘要】对现代社会而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最为主要也是最为重要的两种方式即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无论是我国的实践过程还是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均说明,构建一种多元化的纠纷化解机制体系是社会整合与和谐的必由之路。从法院工作角度来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通过人民调解自治、行业自律协调、行政调处和司法审判的科学、有机结合，使司法调整和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使司法审判与社会力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促使纠纷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到解决，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法治化进程，为建设“宜居宜游”金张掖做出贡献。

【关键词】 构建 多元化 社会矛盾纠纷 调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使得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各方利益、处理各类矛盾的难度不断加大。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呈现增多和繁杂的发展趋势，单一的调解方式和传统的调解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变革的需要，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不畅，相关部门缺乏协调一致的有效工作机制，无法形成工作合力，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发展。就此，我们对调解机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得出结论：构建“多方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崇尚并综合运用三大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整合各种资源，统筹各方力量，妥善处理好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一、调解制度概述

调解作为矛盾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是由第三方介入纠纷协商、解决过程，对纠纷当事人进行疏通、规劝、引导，促使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非对抗方式解决争议，消除矛盾的实践活动。调解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资源，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现代各国采行的各种调解制度的发源地与摇篮，被西方法学界称为“东方之花”。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中开始重新审视社会治理规律、反思社会控制手段，对非诉讼纠纷解决制度（ADR）进行了尝试，其所提出的“非对抗性、自治性、效率行、便利性、协商性”等多元化理念，恰好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含的“以和为贵、以让为先”的传统文化相契合，促成了我国传统调解机制的现代化转型，使更多的矛盾纠纷当事人由对抗走向合作，由俱损走向共赢，克服了以往诉讼方式导致的“案结情断”，切实做到了“案结事了”，从而使纠纷解决在更加经济、及时、合理的同时，兼顾了法律、道德、和各种利益的协调。

二、中国的调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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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磊，《浅析如何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源于中国法院网，http://www.xiexiebang.com 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从而解决纠纷的行动。行政调解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于行政裁决或行政仲裁中适用。一般分为两种：其一是基础人民政府对一般民事纠纷的调解。其二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据职权管辖范围对某些特定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劳动纠纷等进行的调解。

三、构建“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

为适应社会发展对和谐稳定的更高要求，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克服单一调解方式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要求的弊端。我县通过整合调解资源和力量，规范调解流程和制度，明确调解主体和调解责任，强化调解组织和调解力量，建立了一套科学的，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为一体的“多方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

（一）大调解机制含义

我县“多方联动”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以夯实社区（村）、街道（镇）基础工作为切入点，以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调解中心力量为突破口，实施“三级联动、多方联动共调”（即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种方式联合调解，社区（村）、街道（镇）、县三级联动调解，各部门全员参与调解），构建“大综治、大信访、大平安、大稳定”工作格局。努力通过“多方联动”实现“三个转变”，即由各部门单打独斗转变为综治牵头、司法行政部门主办、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由单一化解一般性矛盾纠纷转变为既调处一般性矛盾纠纷又化解群体性事件；由坐等上门调解转变为积极主动登门化解矛盾纠纷。

（二）大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一年多的运转，“多方联动”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在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阻碍了工作的落实。

部分单位领导干部对此项工作的认识还有一定差距，不能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性、长期性、复杂性、危害性缺乏科学认识对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在整合调解资源、强化调解职能、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功能与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思想上存在着形式主义，工作上务虚有余务实不足。对本地、本单位实际情况没有进行具体调查，没有深入研究，因此，采取的措施不细、不实，没有针对性，在贯彻落实工作精神中，不积极、不主动，应付了事，动作迟缓。

二是调解衔接不到位，抑制了效能的发挥。

建立和完善调解衔接机制，是构建“多方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也是增强调解功能，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作用的必由之路。而在机制的现实运行中，三大调解中心之间以及各个单位、部门之间相互衔接配合的责任意识还不够，一些复杂矛盾纠纷，如房屋拆迁纠纷、征地纠纷、劳资纠纷等，涉及面广，需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协同调处。但由于部分部门责任意识不够或无力解决，参与意识不强，加之“多方联动”的衔接、责任履行、追究机制不够健全完善，存在推诿、拖延等现象，个别单位“多方联动”工作还“联不起来”、“动不到位”，影响了工作的整体推进。

三是队伍素质不过硬，阻碍了机制的运行。

调解人员的政策业务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是做好调解工作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在社区专职从事调解工作的人员没有限制性的准入条件和计划性的培训方案，对从事调解工作的文化水平、法律知识、工作经历等没有过多的要求，这就使得调解员普遍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不足、工作能力欠缺，面对复杂、疑难、大型的纠纷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影响了纠纷的调处质量和调解的社会威信。特别是基层的综治协管员，有一定工作能力和水平的群众，不屑于从事此项工作，而一部分选配的人员，工作热情虽高，但他们的政策法律水平、调处技能、群众工作能力等相对欠缺，在接待群众、处理问题、解决矛盾方面尚需进一步提高和加强。

四是经费保障不到位，影响了队伍的稳定。

由于调解工作属于义务性质，没有强有力的不变性指标和措施，且没有经济报酬，只能凭觉悟做工作，各调解委员会基本是临时兼职，这样客观上就形成了各级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均无外在压力，工作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开拓精神。一些调解员抱有干与不干都一样，应付了事的态度，更是出现了一些地方部分调解员频繁更换的现象，严重的影响队伍的稳定和职能的发挥。

五是宣传力度不够大，限制了机制的开展。虽然各单位已通过下发公开信，召开工作大会等多种形式，宣传了“多方联动”工作的意义和作用，但由于“多方联动”机制建设时间较短，加之宣传力度、广度和深度均不够，在群众中影响不大。使得很多群众在发生纠纷时，仍然习惯于求助公安部门或直接上诉到法院，对街道、社区的基层调解组织的调解效力还缺乏信任。

（三）完善调解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而是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社会。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多方联动”工作要充分适应形势的要求，进一步转换观念，完善措施，不断提高调解能力和工作质量，以更为有效地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当前，我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互相交织，日益复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应运而生的“多方联动”机制，是新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措施，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各级党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多方联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多方联动”机制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纳入和谐宽城创建活动的总体工作目标，切实加强领导，坚持“高标准、高规格、高起点”，加大投入，落实保障措施，强化组织协调，努力为“多方联动”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要加大

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范围，加强对新时期调解工作地位、作用及先进人物事迹的宣传，努力营造全社会都来理解、关心、支持“多方联动”工作的良好氛围。

二是优化素质，进一步加强调解队伍建设。

建设高素质的调解员队伍，是调解工作适应时代要求的基础和保证，要从提高素质、优化结构入手，逐步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技能精、实战能力强、群众威信高、热爱调解工作的高素质调解员队伍，为“多方联动”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首先要坚持把好入口关，优化队伍构成。区、街两级调解组织和三大调解中心，要配备具有较高政策法律水平、丰富的阅历和实践经验的精兵强将，切实把好素质关。同时，大力发展志愿者队伍，动员和吸收离退休法官、检察官及律师、法学专家等加入调解员队伍，逐步增加专家级调解人员的比重，建立起一支专群结合、结构合理、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调解员队伍。其次要建立完善上岗培训、岗位培训和定期集训的制度，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现有调解员大都非专业出身，可能有调解的激情和热心，却很可能没有专业技巧和方法。而一个调解员的技巧和方法在调解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因此，要按照“分级负责、条块为主、重在实效”的原则，逐步建立起基层调解员的培训准入和在岗学习制度。各级调解领导机构要加强对本级调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通过庭审观摩、组织旁听和调解实例分析、开展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使他们熟悉掌握调解程序、调解方法及如何制作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高其调解水平。要强化对调解员的考核力度，设立试点实施调解员等级制度，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要建立调解员诚信制度，严格奖惩办法，保持调解工作的纯洁性和社会公信力。再次，要大力宣扬典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建立良好的奖惩机制，大力宣传调解工作的先进事迹和先进调解员，激发广大调解员从事本职工作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弘扬奉献社会、为民服务的精神，树立公道公平的品德，养成耐心、细心、诚心的工作作风，在调解员队伍中形成学有典型、比有目标、赶有方向的良好风尚，努力营造有利于“多方联动”工作长效、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是加强衔接联动，促进对接平衡、资源整合到位 “多方联动”的核心特征就是“整合资源、整体联动”，也是“多方联动”的生命所在，然而现实中却有很多缺乏整合的现象。这就要从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入手，来改善这一状况。

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衔接机制。做到分工负责与联合调处相结合，属地管理和集中调处相结合，力求信息联通、纠纷联排、力量联动、矛盾联调，着力提高疑难矛盾纠纷的调处能力。应定期召开各级调处中心的联席会议，明确各单位的职责任务，切实发挥各成员单位的职能作用，保证联席会议各项工作的落实；针对重大的社会矛盾纠纷，明确牵头部门，指定责任单位，相互配合，抓好落实。，整合调解资源，规范调解程序。

健全责任考核机制。实行矛盾纠纷调处责任制和分级负责制，贯彻落实首问负责制、领导接待包案制度和督办回访制度，切实保障调处中心的分流指派、调度、督办及责任追究权落到实处，逐步提高调处中心的威信和地位，防止少数部门敷衍了事、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层层建立工作考核奖惩制度，把各级调处中心调处工作作为领导班子年终、任期考核的重要内容，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定期组织检查考核，对调处工作不力引起重大矛盾激化的予以责任追究，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调处中心也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考评，将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岗位津贴、福利待遇相挂钩。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帮助群众树立纠纷调解解决的思想意识

社会舆论导向对“多方联动”工作的深入开展非常重要。当前，大部分人仍然把诉讼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或者是唯一途径，有的也把上访当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渠道，这些都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加大对“多方联动”的宣传，就是要引导人民群众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不采取激烈的方式解决纠纷，而是采取民间的方法、和谐的方式化解矛盾。要通过对典型成功案例的报道，或多方联动位、多角度地对调解工作的宣传，使群众相信，各级调解组织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能够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调解可以成为代替上访告状的另外一种重要的维权方式。要努力营造一种舆论氛围，逐步使百姓形成“有矛盾纠纷，找调解组织”的观念。这种舆论氛围和观念一旦形成，全社会的信访稳定形势必将出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新闻宣传部门的密切配合。在实际工作中，还要注重典型的发现和培养。经验永远来自基层。要及时总结各基层单位在工作中取得的好经验、好做法，对“排查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解决得好”的典型经验，要采取报告会、现场会等方式及时进行总结推广。

五是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必要的物质保障是开展工作的基础

长期以来，广大调解员没有固定收入，社区没有专项工作经费，一直都是靠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来调动工作积极性。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样付出了劳动，却没有任何回报，这种价值的冲击、生活保障的顾虑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已经成为调解工作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偌大一个“第一道防线”光靠奉献精神来支撑是不会稳固和持久的，必须树立“稳定需要投入、和谐需要成本”的观念，逐步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购买和谐环境”的机制，切实将调解工作经费、调解员的补贴、报酬、奖励经费等列入财政预算，变软性规定为硬性措施，保证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充分激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六是搭建信息平台，完善矛盾纠纷的收集、汇总、报送、化解、反馈、跟踪的管理

加快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电子信息系统建设，消解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促进维稳信息共享，畅通矛盾纠纷信息渠道，改变以往工作中报喜渠道畅通，报忧渠道堵塞的现象。强化党委、政府对职能部门的工作监督，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和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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