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典型模式研究

第一篇：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典型模式研究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典型模式研究

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提出的一项重点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近年来，社会各领域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和研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模式及方式、方法，成立了专门的调解组织，建立健全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实现了公调、检调、诉调等的对接，形成了联调综治的维稳工作格局，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当前，我们正处于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结构的调整，新的矛盾不断涌现。如何根治社会矛盾的产生、化解社会矛盾成为各个领域新的课题。把握社会矛盾的特点和规律，分析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探索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典型模式，对于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促进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特点及主要表现形式

正确认识社会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发展前进,社会矛盾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转型的长期性决定了社会矛盾的长期性,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出现,这是事物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

从大量的社会实践看,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化、表现形式多样化、诉求反映方式激烈化、问题解决复杂化以及触发点多、突发性强的态势。矛盾纠纷的重点由单纯的民间、家庭纠纷向复杂的社会矛盾转移,集中体现在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城乡建设、劳动争议、矿产资源管理、教育、环境污染、安全生产、社会保障、企业改制、交通运输等方面。体现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矛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政府之间产生的矛盾,因犯罪行为、公共安全事故等引发的矛盾。

二、产生社会矛盾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有些基层党政组织缺乏凝聚力,第一道防线失去了作用;从近几年发生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中可以看出,有一大部分矛盾纠纷可以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妥善处理,但因为排查不细致、发现不及时,错失了化解的最佳时机,以至于矛盾激化,群众越级上访,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一些基层政权组织缺

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人民网一篇题为《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至15倍 已跃居世界首位》的报道称,行业间工资差距,欧洲国家最高是3倍,中国是15倍,居全球第一。2011年人民日报连续四次刊载评论文章,从各个层面分析解读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是造成社会矛盾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富者愈来愈富、穷者愈来愈穷,这种马泰效应,不仅会导致各种矛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引起人民群众不满、危及社会和谐稳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议题。

(四)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在一些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中,缺少民主,民众缺少话语权和知情权;发生矛盾时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少数干部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甚至采取堵、截、压等手段,控制群众信访,堵塞了群众的诉求表达渠道。矛盾纠纷调处体系还不够完善,调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多个部门协调配合没有形成合力,一些矛盾纠纷没有得到有效处置,从而由小变大、积少成多。

(五)少数干部不依法办事,作风不实,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矛盾。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不能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冷、硬、横、推,吃、拿、卡、要,重权轻法、以权谋私,以至于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不能很好地得到贯彻落实,造成政府公信力和说服力缺失。少数基层政权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不能充分发挥法律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加剧了社会矛盾的积累。而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不得力,权力相对集中,群众缺乏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途径和能力,放纵了社会不公的扩大蔓延。官员贪污腐败不断刷新犯罪纪录,黑恶势力等违法犯罪时有发生。

2011年中国的公务员接近一千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512.7万名,党员、干部中违法违纪和犯罪人数的比例是很高的。

诸如此类,法治不健全、道德观念冲突、贪污腐败现象的存在、违法犯罪的高发势

2、专门调解和职能调解未实现无缝对接。在社会大调解机制下，各职能部门实现了联合调解，信息共享，措施对接，对调解工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大调解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和多个事项，在实际对接过程中，对接的全面性、时效性和长期性，都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

3、忽视矛盾产生的首接职责。矛盾的产生都有其直接原因和根源，直接负责人对矛盾的处理、调解是基本因素。在对矛盾调解过程中，往往只重视矛盾调解和化解，很少涉及矛盾产生的责任，这是矛盾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体现了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性，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相关基层组织、部门、个人，其职能作用发挥如何、其思想境界如何、其处理方式方法科学性如何，直接关系影响国家社会稳定的各种社会矛盾。

4、化解矛盾周期长。对有些矛盾的处理，遵循机制设定的程序，通过上报、转办、会办，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有些问题还无法确保限期解决，从而导致多次上访、越级访、信访，影响社会稳定。

（三）传统方法的影响。

1、陷入矛盾-调解-新矛盾的怪圈。由于传统化解机制运行存在内在不适应性，社会矛盾的化解困难很大，穷于应付，新矛盾层出不穷，旧矛盾化解不力，陷入矛盾-调解-新矛盾的怪圈。

2、忽视根治社会矛盾的机制建设。社会矛盾的机制建设，往往仅从社会管理角度出发，局限于运行机制的创新，而忽视根治社会矛盾的机制建设，没有从产生社会矛盾的源头去强化形成机制，重化轻防，因此社会矛盾化解形成被动应付局面。

3、割裂了管理和服务的并存关系。社会的管理不仅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且包括内部事务的管理，同时管理多强调权利的行使，而忽视社会服务的功能，因此，在社会管理中，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缺失，社会矛盾的自行消化和自我净化的能力不够。

四、走群众路线、实行政府联动机制以及依法化解，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和法宝。

（一）全面推行大调解机制。

《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接受群众求助、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对于调解工作，我国越来越重视从立法角度化解社会矛盾。

1、出台《人民调解法》。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了人民调解法，使这项具有中国特色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以更好地发挥其社会矛盾“减压阀”的作用。这部新通过的法律在总结中国民间调解经验基础上，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人民调解的性质、任务和原则，调解组织形式和调解员选任，调解的程序、效力等问题作出规定。

2、出台《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国家以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稳定作为出发点，明确了可以调处的原则，并对调处的范围作了规定。为指导和规范调处工作，公安部出台《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江苏省公、检、法联合出台《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江苏省公安厅也出台了《公安机关治安案件调解工作规范》等规定，为公安侦查环节的调处工作提供了执法依据。

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各级法院要深刻认识调解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切实转变重裁判、轻调解的观念，把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首要选择，自觉主动地运用调解方式处理矛盾纠纷。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各个环节，贯穿于一审、二审、执行、再审、申诉、信访的全过程，把调解主体从承办法官延伸到合议庭所有成员、庭领导和院领导，把调解、和解和协调案件范围从民事案件逐步扩展到行政案件、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和执行案件，建立覆盖全部审判执行领域的立体调解机制。将九类民事案件列为调解重点，将三类再审案件列为尽力促成调解和解范围。

五、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谁管理、谁负责，谁过错、究谁责”原则和规范执行行为，是破解社会矛盾化解问题的根本。的人员和社会监督员共同参与调解的“阳光调解”法，并邀请部分群众参与旁听，有效地提高矛盾纠纷的化解率和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当然，让群众满意并不是随意满足当事人的无理要求，而是要从群众的角度出度，合理、公正地作出处理，保障公民的合理诉求。

（二）健全社会管理对减少社会矛盾的实际意义。

1、健全管理机构。加强基层管理组织建设，尤其要健全内部矛盾调处组织，健全矛盾调解内部体系，畅通内部诉求渠道，是确保社会矛盾内部解决、不激化、不扩大的重要保障。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必须从源头抓起。从近年来高位运行的信访总量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难看出，信访群体事件的背后反映的大多是因利益诉求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要化解这些矛盾，只有从源头抓起，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对政法机关来说，抓好源头，就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未雨绸缪，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查找并掌握当地可能影响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政府来说，抓好源头，不仅是抓好排查、调处、稳评工作，在机制、机构层面进行完善，抓好矛盾产生的土壤，即内部单位的管理和调处，才是重中之重，这也是重防重调，扭转重调轻防的关键。要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重心在基层，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我国越来越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领导核心责任。”

2、确保职责分明。管理组织不仅承担社会管理事务，同时又是内部管理的重要机构。要坚持“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既要做到依法管理，又要保障权利。当前，从一定意义上讲，保障权利的职责甚至重于管理，当社会管理基本完成时，保障权利的职责显得尤为重要。

3、坚持各司其职。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按照坚持做好本职工作，在落实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责，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做到矛盾不出单位，矛盾不出诉求渠道，在规定的轨道上运行。

4、严格按章办事。社会管理的意义在于管理的规范、公开和社会化。只有按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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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如何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2014年02月19日 09:54:22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2月19日电 尽可能减少社会问题，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是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和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的关键。《决定》提出，创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体制，要重点抓住4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推出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前置程序、刚性门槛，使重大决策的过程成为党委、政府倾听民意、改善民生、化解民忧的过程，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发生。把可能影响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与矛盾解决在决策之前。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审批、重大工程立项、重大举措出台前，都要采取公示、听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环境影响、矛盾纠纷及各类不稳定因素，及时发现各种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确保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通过强化责任、健全制度、落实到人，推动有关方面形成合力，妥善加以解决。对损害群众利益的失职渎职和违纪违法行为要坚决查处、决不姑息。第二，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一是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社会利益表达功能，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畅通网络公众参与渠道，引导群众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二是建立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开展个人心理调节疏导工作。三是加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针对所在地区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经常性的分析排查，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工程、特殊群体、敏感时期的监控和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依法按政策进行解决。四是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第三，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一是建立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与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调解网络，充分挖掘民间资源，充分利用乡规民约，充分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化解调处矛盾纠纷。二是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认真办理行政复议、行政调解案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三是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四是通过“大调解”，形成社会治理合力，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第四，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切实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一是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工作合力，改进信访事项办理工作，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二是纠正拦卡堵截正常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拓宽信访渠道，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完善畅通有序、便捷高效的诉求表达方式。三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回访、联系群众制度，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家事，认真解决事关群众利益的信访问题。四是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建立诉讼与信访分离、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的工作机制，完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终结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实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与维护司法权威相统一。

第三篇：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法律问题的研究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法律问题的研究

【摘 要】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中央审时度势确定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基于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法律问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社会矛盾 化解社会矛盾机制 预防 创新 法律 研究 【正 文】

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是做好三项重点工作的根本目标。而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各类矛盾突发的特殊历史阶段，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触点多、燃点低、对抗强、化解难等特点，这要求必须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适时地回应与解决社会矛盾中理应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各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对现有的危机管理制度和法治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探讨和创新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律机制成为法治秩序构建的当务之急。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表现

1、内容复杂化。近年来各地因征地拆迁、土地承包、基层选举、企业改制等纠纷激化所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诱因复杂，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诉求与维护民主权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给处置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2、规模群体化。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中，由于矛盾纠纷的起因往往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对共同的利益问题极易产生共鸣，因而参与人员众多，牵涉群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在改制企业中，因职工下岗、企业内部集资引起的纠纷，众多下岗职工和有关方面的人员成了纠纷当事人；在城镇房屋拆迁等方面，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了纠纷当事人。

3、类型多样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愈来愈多，造成各类纠纷复杂多样。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土地流转、农民负担、企业改制、职工工资、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生产安全事故、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社会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发展。

4、方式激烈化。矛盾纠纷的受害方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矛盾出现之初，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基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解决纷争，希望能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由于调处不及时、不得当，一些纠纷导致矛盾激化，并引发上访或聚众闹事等群体性事件，或冲击党政机关，或阻塞交通、影响生产等，有的酿成刑事案件，有的甚至赴省进京上访，酿造严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5、矛盾易激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类矛盾纠纷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造成矛盾纠纷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一是快速激化。有些纠纷激化过程短，在行进中、工作中、用餐中一触即发，几分钟、几秒钟内激化，酿成刑事案件。二是小事激化。有些纠纷并非利害冲突，只是为一点小事、一句话大动干戈，发生恶性事件。三 是潜伏激化。有的纠纷潜伏期较长，表露不明显，经过矛盾集聚，突然激化成大案要案。

（二）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

1、社会原因。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多发；二是，因各种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的社会矛盾剧增；三是，社会管理机制运转不畅引发社会矛盾；四是，意识形态滑坡、思想观念落后。

2、法律制度原因

①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利益升降，所有社会成员在受益于改革的同时也会受损于改革的利益调整。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需要一整套科学论证和周密的策划安排，权衡利弊，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得失。“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制订法律法规、公共政策时，对基层群众考虑不周，利益结构失调，对群众的权益保障体系尚未形成。”人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的服务类公共品。”

②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是指广大群众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情绪、想法和意见向社会、政府表达出来，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权利和利益的政治机制。” 法律的实施是执法者与守法者互动的产物。执法不能与执法侵权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而社会民众的法律执行观在压制型、命令式执法理念导引下出现误区：在民意表达方式上，不是通过温和而合理的方式，而是采取威胁或暴力抗法的极端方式来引起关注、给执法者施压，最终导致执法者与相对方关系的恶性循环。

③矛盾调处机制不完善。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使社会矛盾凸显，纠纷增多，但当前矛盾与纠纷化解的机制却十分缺乏，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国家相关部门近年来不断出台关于调解优先、检调对接、释法说理、化解矛盾纠纷的各项机制，但这些规定没有形成系统有机联系的整体，在各项措施之间存在制度漏洞和间隙。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法律建设

“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较高的社会必然是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针对当前的社会矛盾的特征及成因，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完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机制

1、健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法制建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凸显了党对新时期收入分配失衡所带来的矛盾隐患问题的充分认识，着力健全群众权利保障机制建设的正确决策。要切实从法律层面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建立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把改善民生、关注民生的主题贯穿于所有法律法规之中，把公平正义的理念体现在所有的执法活动中。除了要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增加保护群众权益的条文之外，出台一部专门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从全方位的角度规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保护的机制，从程序到实体，做到维权有法可以、侵权追究有据、诉权渠道畅通。

2、从法律上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各利益群体之间出现利益矛盾、呈现利益冲突时,有的地方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演变成了剧烈的群体性事件，而有的地方政府却能把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缓和在‘秩序’的范围内，原因就在于利益协调机制的作用。”从法律上构建公正的社会规则，明确公共利益的法律内涵界定，此外，设立一个排除条款，明确排除哪些事项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

3、建立重大项目风险评估法律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在项目上马前通常能够出具书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该报告侧重于立项依据、市场需求、应用前景、投资效益等旨在证明项目可行的内容，而忽略甚至回避项目的不可行性因素尤其是社会风险分析。这是导致集体土地征用、重大环境污染等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风险评估法律机制的建构应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风险评估机制必须法定化。二是法定化的风险评估机制需要高效率的执行与实施机构作为执法主体。三是社会风险评估是一道必经的法定程序而非选择性事项。

4、构建全方位的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人的情感、尊严要求应受到基本的尊重。改革社会管理弊端的实质是政府转型，要求各级政府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在社会管理中更多的运用服务型的手段，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引导群众增强法制意识，教育群众遵纪守法，有序参与民主实践，理性表达利益诉求，有利于逐步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素质，培育造就新型公民。构建重构听证，强化协商，民主谈判，间性克服等系统性制度，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利益表达机会，扩大和加强群众的政治和民主参与，畅通信访、诉讼途径，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和其他行业协会及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使群众的意愿反映和纳入到政府的公共决策中去，确保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沟通、交流渠道畅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才是社会矛盾从源头上化解的治本之策。

5、实现信访、复议、诉讼的相互配合、协调机制。信访机构主要任务是处理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或超过时效的案件。信访工作人员对于属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能解决的问题，要求信访人员提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对拒绝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信访机构一般不再接待。改变现有的诉讼类 信访案件按行政化信访处理的模式，将其纳入正常的审判监督程序之中并加以必要的限制，剥离公民权利救济功能。将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信访事项转入司法领域，形成信访呈情与行政、司法救济有机对接，使其逐步纳入到国家法治体系中。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使老百姓信“访”,也要信“法”。

6、构建社会、行政、司法等多方参与协调的大调解格局，加强大调解中的释法说理工作机制。“要化解社会矛盾，仅仅强调司法调解还远远不够，要构建‘大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整合调解资源，扩大调处矛盾类型的范围，是矛盾纠纷得到有效的调节。“要用群众的语言、情理、方法去沟通协商，用法律的、政策的、道德的以及乡规民约等多种手段综合调处，从而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释法说理机制最终的结果是使当事人知晓公共权力行为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其结论形成的逻辑理路，如果不告知受影响的当事方并向社会公开，便无法获得当事方的认同，也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更不利于接受社会的监督。充分发挥司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司法救助能力，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打官司难、申诉难、执行难等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司法救助而寻求上访的问题。

7、加强法律执行的监督建设。出台《法律监督法》，加强法律执行的监督。社会管理机制制度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是各类创新的支撑和保障。无论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还是社会管理创新，都必须有法规范作支撑、制度作保障，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和服务，依良法善治，形成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目前，我们的监督体系不容乐观，“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不敢”的状况导致法律执行出现偏差和任意的现象。出台《法律监督法》可以使法律监督工作有了遵循的规范和程序，可以使监督机关排除干 扰、顶住压力，严肃查处违法乱纪和职务犯罪案件，有效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加强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制度建设，把行政执法纳入法律监督视野，形成“只要有执法就有监督，只要有侵权就有救济”的法治化路径。从源头上建成完善的法律对权益的保障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法治权威，构建和谐社会。

（二）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非公权力机制

创新科学、系统、完整的非公权力化机制，是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水平，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大力发扬民间调解机制。民间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过去乡村中出现家庭、邻里或宗族成员矛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纠纷，一般都由尊长里老、绅士族长、亲朋好友等出面调和解决，很少诉诸公堂。这是一种民间自治，虽然没有组织机构，也没有明文的规章程式，但是解决纠纷的社会效果比较好，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传承中华“和为贵”的精神文化，维护社会和谐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近些年，这方面的作用被忽略、萎缩了。新时期，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我国的社会治理力量和方式尤其是公权力手段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方面，大力发扬民间调解这种带有强烈本土化色彩的社会治理方式，既有现实需求，又有历史经验，对完善我国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应大力宣传、积极培育、加强引导、适度规范民间调解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民间调解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2、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制度与民间调解不同，它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通过说服教育，规劝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依照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自愿达成协议，从而解决争议的一种群众性自治纠纷解决方式。我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大都设立了这种调解组织，有效地缓解和消除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人民调解的法律保障、工作范围、队伍素质、组织形式、调解程序、工作方法等，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应当通过完善人民调解立法和推进人民调解组织自身改革，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素质，扩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覆盖面，壮大人民调解组织，加大经费、培训等保障力度，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强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从而促进人民调解事业再上新台阶。

3、发展行业调解。我国有许多行业协会，在规范和促进行业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但在解决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外部各种经济纠纷方面却存在盲区，缺乏应有的认识、制度、职能和手段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行业协会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之间，在合资、合作、产品买卖、生产经营等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纠纷，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具有明显的特点，即彼此之间一般都有协作关系和利益依赖关系，往往都是一系列的合同链条，一个环节发生纠纷，就会影响其他环节的生产经营。行业协会处理这些纠纷具有独特优势，他们熟悉本行业的生产现状、市场需求、发展趋势、知识技术、行规惯例、交易规则和会员情况等，可利用其在本行业的权威地位，对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外部的各种纠纷通过行业调解的方式解决。我们可以尝试从法律上的认可，使其在调解方面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调处社会纠纷、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4、创立律师独立调解制度。众所周知，律师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目前许多律师主要的业务是帮助当事人“打官司”，作为“在野法曹”，其独特的优势和潜能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应尽快研究建立律师独立调解制度，即除了代理当事人诉讼或仲裁以外，律师在当事人提起诉裁前，独立地直接主持调解各类纠纷。律师具备专业法律素养，熟知法律和政策，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能对纠纷产生原因、问题焦点、是非曲直等作出基本判断和预测，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由于律师身份特殊，地位超然，更容易发现客观事实，掌握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而且律师调解程序简单、方式灵活多样，可以避免诉讼程序的一审、二审、再审等，既节省当事人费用，又节省司法资源，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较低。充分发挥律师独立调解的作用，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首先应从立法上赋予律师调解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当事人解除后顾之忧；其次应从制度上调动律师主动调解的积极性，如规定律师独立调解的收费标准可以高于诉讼或仲裁代理的收费标准；再次可以考虑在律师队伍中逐渐分离出专事调解的律师和专门出庭的律师，以确保调解律师的力量。

5、构建专家解决纠纷制度。社会纠纷存在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而不同领域和行业又有各种各样的专家，如法律专家、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经济贸易专家、自然科学专家等，如何发挥专家力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也是我国目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专家具有深厚的知识结构和丰富的专业经验，对特定领域发生的纠纷起因、问题实质、解决方案等具有权威的认知，由专家参与解决纠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法官、律师技术知识与经验的欠缺，可信度高，说服力强，容易被当事人接受。尤其涉及复杂的专业性强的案件，专家参与解决纠纷就更显优势。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由特定领域的专家长期固定组成或者临时组成独立的调解组织，由当事人聘请专家或者专家主动主持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也可由专家担任法院特邀调解员、专家证人、人民陪审员等。

6、改革创新仲裁制度。现代仲裁制度建立以来，其在处理国际贸易和商事 纠纷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如今，仲裁制度又被扩展到各个领域的纠纷解决过程中。1995年，我国《仲裁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现代仲裁制度的正式确立。新的仲裁制度既体现了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传统惯例，又体现了意思自治、程序简便、灵活高效、成本低廉等优势。这些年来，全国仲裁机构得到重建和壮大，仲裁水平不断提高。然而，我国通过仲裁解决的纠纷绝对量还很小，仲裁的巨大潜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在民商事纠纷数量迅猛增长的情况下，非常有必要探索仲裁制度改革。目前，应在坚持仲裁的民间化、确保独立性和公正性、实现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一元化体制、建立临时仲裁和专业仲裁制度、扩大仲裁庭职权、改革仲裁员制度、改善司法与仲裁的关系等方面改革和完善仲裁制度。还要修改完善《仲裁法》，进一步扩大仲裁案件的范围，放宽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对于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从严规定，从立法上赋予仲裁裁决较高的法律效力。应特别注意大力宣传仲裁制度，让全社会了解仲裁制度和仲裁机构，认识仲裁机制的优势，使更多的法人、自然人积极运用仲裁方式解决各种纠纷。

第四篇：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稳定是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以及民生不断得以改善的基本前提条件。如何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宏观的制度架构上或者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路上讲，是社会矛盾冲突的事先防范和事后救济的问题。社会矛盾冲突事后解决的结果经常对事前防范会产生一种指引作用。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无非是一种利益冲突。现从信访和立案调解方面浅谈如何化解社会矛盾。

一、如何从信访方面化解社会矛盾

1、建立大信访大信访工作机制，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深入开展

充分执法办案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基础作用，在全院建立大信访格局，转变传统观念，动员全体干警参与到信访工作，参与到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中。

2、打造大信访工作环境积极构建联系群众的工作平台，拓宽联系渠道，及时掌握社情民意。

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大信访的社会环境，设臵宣传栏，市信访制度公开化，开辟电话受理系统。网上举报受理形式拓宽受理举报排线索，是举报形式多样化，加大对举报人员的奖励，激发群众举报热情，3、实行对口接待制度，减少信访工作环节。按照谁主办、谁负责、谁接待的要求，建立健全有效化解积案，加强源头治理的工作机制，采取规定案件办理时限，明确质量标准和化解调处办法。在全院干警中形成加大办案力度与矛得到化解相统一的工作理念。

4、建立分级管理，逐级考核制度，转变工作作风。有效解决重点难点信访问题对信访案件实行分级管理哦，逐级考核的管理机制。对于办案质量好，达到群众满意，事迹突出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5、落实回访制度，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双赢。建立信访案件回访制度，即对信访人建立档案，在问题解决后，及时安排回访，了解其思想状况，妥善处理遗留问题，为党委分忧，为政府解难，让群众满意。

二、建立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协调机制 努力化解社会矛盾

任何社会都存在纠纷，而纠纷的妥善解决是社会运转的内在需要。调解是我国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宝贵经验和优良历史传统，被成功地实践了数千年，对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以“和谐”为价值目标，是民间和司法程序重要的纠纷解决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正当性。

在诉讼爆炸的今天，审判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人们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对民事诉讼的依赖和诉讼意识的变化使我国实际上进入了“诉讼时代”。在诉讼外，探讨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方式，已成为各级政府改革方向，而人民调解以其合意性与便捷性，在审判外纠纷解决机制中始终居于显著地位。如何最快地解决社会矛盾，最在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有必要建立起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之间的协调机制。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后，如何使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相协调，已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当前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现状

人民调解又称诉讼外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产生民间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要求，我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由于人民调解具有解决纠纷的便捷高效、解决纠纷成本低、解决纠纷的彻底性等特点，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治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国当前的人民调解工作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专职调解员数量少，缺乏专业性调解委员会来处理行业矛盾，与政法部门沟通衔接不够。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纠纷，矛盾纠纷的主体、内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

诉讼调解即法院调解，是指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双方当事人自愿为前提，组织当事人协商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诉讼调解是我国诉讼程序中特有的一种制度，也是我国法院结案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诉讼法都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主要优点是：调解具有较为规范的程序；法官作为调解的主持人员具有较为专业的法律知识，大大增强了调解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其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同时它也存在一定的弊端：“调审合一”的现状使“以判压调”、“久调不判”的情况无法绝对避免，当事人调解的自愿性降低；诉讼调解没有同诉讼当事人所在地的人民调解组织构成有效的联动；对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调解，因法官对当事人缺乏了解而难以做到彻底的防范。

2、建立两种调解协调机制的必要性

一个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该是能充分发挥诉讼内外机制的作用，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共同致力于纠纷解决的有机体系，而目前这个体系尚未形成。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各自为阵，相当一部分纠纷经人民调解达成协议后，仍会进入诉讼程序，不仅浪费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是对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更不利于人民调解制度自身的发展。因此，在两种调解之间建立起协调机制，就成为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课题。所谓“协调机制”，就是指要使得人民调解以及行政调解能够具备有效性，其最低限度应该是能够使得人民调解的过程具备有效性，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可有可无的状态。

（1）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 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总体形势较好，但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关系的调整，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由各种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利用调解的方法化解矛盾纠纷，依法维护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执政为民的宗旨至关重要。国家提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要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的功能要充分显现。在新的形势下，应充分利用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两种调解方式的优势，采取积极措施，促使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处于良性互动状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2）是提高人民调解质量、规范人民调解的需要 由于我国当前人民调解组织是建立在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之下的一种群众性组织，多数基层调解人员由退休职工或年长的村民、居民担任，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难以熟练运用法律、法规调解纠纷，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调解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不利于保护和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难以使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不能适应当前新形势下调解工作的需要。加之当前社会矛盾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行业性特点，更加要求人民调解员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及专业素养。建立起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协调机制，形成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的业务指导制度、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的审判业务法官或专门的诉讼调解人员对人民调解员的法律专业水平进行指导的制度。这同时也是《人民调解法》中“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的内在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应制定培训计划，派出具有较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的审判人员定期开展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通过培训，使人民调解员能够掌握民事纠纷的性质、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调解艺术，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水平。有了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规范人民调解过程中一些不规范行为。

（3）是减轻法院办案压力、提高办案质量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各种利益的调整，各种矛盾纠纷也呈现出主体和内容多样化、成因复杂化的特点，诉讼爆炸现象在我国已经初现征兆，各类纠纷如潮水般涌入法院。20年来，全国法院每年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几乎增加了几十倍，在法官数量增加不多的情况下，法院担负的审判任务非常艰巨，几乎不堪重负。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大幅上升与法院审判力量有限的矛盾日益突显。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互动机制，可为法院减轻大量的案件负担，使法院集中精力解决法律上的疑难案件，提高裁判的质量。如果不重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法院将势必被淹没于诉讼的汪洋大海。诉调对接不仅有分流诉讼，减轻法院压力，缓解执行难的顽疾，更加重要的是增加了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民主性和协商性，有利于培养和促进社会自治与纠纷解决的生态平衡。在已经实施了诉调对接以及与诉调对接相类似地司法制度的地方，已经开始初见成效。诉调对接以及相类似地纠纷解决方在遇到案件不断增多而审判力量又相对不足的时候，把一部分适合的案件导入诉调对接的程序，可以收到分流案件、减轻法院压力的效果。

三、建立两种调解协调机制的构想

（一）加强沟通，形成信息共享、相互配合的机制 建立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协调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加强与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沟通与联系。在法院内部，成立专门的人民调解联络部门，负责与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的业务联系，同时形成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常规性业务指导。法院的人民调解联络部门与当地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起人民调解工作信息共享平台，人民调解委员会将其调解的每一起民事纠纷录入信息共享平台，一旦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件进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人民调解联络部门可以直接从信息共享平台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具体情况进行调取。对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过的案件，法院可在审理前向有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了解纠纷形成的渊源、当事人的情况等，以便对症下药。

作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给当事人进行调解过程中，应及时有效地给当事人讲述法律知识，阐述调解工作的必要性，消除当事人进入诉讼阶段的可能性。同时，法院也应依法支持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当事人持已经生效的人民调解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十七章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对人民调解达成协议，双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确认效力的，法院在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应遵循“法律不禁止即为合法”的原则，除非查明调解协议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违反自愿原则，否则应依法确认其效力。这样，一方面增强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民间自治得到国家公权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减轻了法院的办案负担。

（二）设立诉前强制调解制度

诉前强制调解指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定类型的案件在起诉法院之前必须经过调解程序，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或权利在未起诉前，从中调停排除，促使达成合意，以避免诉讼的程序。我国当前的民事案件受理条件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必须受理。可见，我国没有建立诉前强制调解制度，只要是符合上述受理条件的案件均直接进入了诉讼程序，而未强调必须经过人民调解。

设立诉前强制调解制度可以有效地缓解法院审判压力，促进审判合理化，避免“以判压调”的情况出现；同时，可以有效地引导当事人积极地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处理双方争议，中国自古传统是民不喜诉，如果能将当事人的纠纷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而不是法院诉讼的方式处理，能更好地起好案结了事、社会和谐的效果。由于人民调解同法院诉讼相比具有不收费的特征，通过人民调解处理争议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事人节省开支。

诉前强制调解与审前调解不同。审前调解指当事人起诉后，开庭审理前由法官主持所进行的调解，代表国家为美国。审前调解本质上也是一种诉前和解制度，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然而，由于它的良好运作需要一系列相应制度和措旋的配套和支持，如须重新划分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职能，分成准备法官和庭审法官；须重组法院的调解组织；须设立庭前会议制度等，而这些条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尚不具备改革的可行性。设立调解作为诉讼程序的前臵程序，案件不经调解不得起诉。调解成立，调解协议具有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立，则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相关调解证明，作为法院立案依据。

设臵诉前强制调解制度是为了减轻法院负担，但不是所有民事纠纷都必须诉前强制调解，应当设定一定的案件范围，应主要考虑案件性质、案件金额、复杂程度。比如，对于起诉到法院的离婚案件，应指引当事人先到双方经常居住地的村委会或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会员申请人民调解，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确实调解不好的情况下，凭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证明到法院进行起诉。诉前强制调解应主要考虑双方当事人在同一个乡镇、具有人民调解基础的案件。

（三）形成诉中共同调解机制

在案件由人民法院受理进行审判程序后，承办法官一般都会在征询双方当事人后对案件进行调解，这是我国当前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切实需要，也是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具体体现。在该阶段的调解工作中，承办法官应及时通过人民调解联络部门同案件当事人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取得联系，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到诉讼中的调解工作中。

西方国家主持法院附设调解的主体通常有退休法官、相关行业专家或法院的辅助人员。就我国而言，大部分案件只能由法官或法官助理主持调解程序，但就利用社会力量主持调解程序而言，最理想的主体莫过于现有的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与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士相比，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给某一位或几位调解员调解，也可确定由人民调解员与审判员共同调解。这一制度的实质是让人民调解员与案件承办人相互配合，对案件进行调解，将人民调解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熔为一炉,二者互为补充。人民调解得以规范化，法院“僵硬”的诉讼得以适当软化，应该说这是公正与效益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四）建立诉后调解反馈体系

建立诉后调解反馈体系，监督联合调解的质量和效果。首先，对涉及人民调解的案件审理终结后，应将生效的裁判文书寄送原承办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一方面，就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人民调解过程中的好的方面予以肯定，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做好调解回访工作，督促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对于相邻权、道路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多发易发纠纷的案件，应当将诉讼调解向后延伸，实现调解回访与息诉罢访相结合，及时消除不和谐苗头，巩固调解成果，真正实现案结事了。⑦其次，定期对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相衔接的程序问题、实际效果、存在问题等进行分析，就运作质量进行反馈，总结经验，不断改进，促使人民调解工作质量的提高和两者的有效衔接。第三，法院在设臵目标管理考核指标时，可将对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的工作量、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诉中调解的案件数等，纳入法官审判质量效率管理制度，落实奖励，调动法官的积极性。

在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诉讼审判所能处理解决的纠纷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在高度专门化、技术性的诉讼程序中使纠纷真正妥善的解决往往不易获得。探索实现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效协调，是实现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和法官适当介入管理的有机结合，更符合公正和效益的司法价值取向。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协调机制符合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潮流，符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符合“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符合基层法院的审判实际，符合司法制度现代化改造的时代要求。作为纠纷解决主体和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人民法院，在立足于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借鉴域外成熟的经验，积极探索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在整合资源、减轻法院负担、社会纠纷解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创新举措。虽然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非诉讼解决传统，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协调机制毕竟尚属新事物，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需要从实践到理论，理论升华后再指导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得到完善。我们坚信，只要对现行机制进行完善和必要的改革，通过立法保障，并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两种调解协调机制一定能够在定纷止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因此，必须加强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协调机制的构建，以便把那些血缘地域性强、冲突烈度不大、适用法律技术含量小、无需诉讼即可获得公正处理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程序外，使法官有充足的精力做到“疑案精审”。

第五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总结

关于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

调 研 报 告

中共*********街道工作委员会

（2011年8月18日）

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维护稳定工作，加强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分析、预防，通过总结街道综治维稳办在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工作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维护稳定政策措施和制度机制。我**街道办事处综治维稳站就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工作，积极深入基层进行了了解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矛盾纠纷排查情况及基本情况和特点

（一）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位于**区的东南部，东与**区**道办事处**街接壤，南至**路，西至**街，北至**路，面积**平方公里，居民***户、***人，是本市高档次居民住宅小区较为集中，餐饮、娱乐等服务业十分发达的新兴现代化城区。街道辖区的特点是“五多一少”，即：商服网点多，居民住宅小区多，专业市场多，学校多，驻辖区部队多；大型企事业单位少。

（二）社区。街道现有*个社区居委会，社区的特点是“三多三少”，即：成型的楼房住宅小区多，平房户少（仅有不到200户）； 社区四周的商服网点多，驻区的大型机关企事业单位尤其是生产加工型单位少；社区的租房户、空挂户和流动人口较多，常驻人口少。

（三）辖区单位。街道辖两个公安派出所（**、**），有较大机关企事业单位35个，其中辖区县处级以上的单位6个（主要集中在部队），其余均为中小型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民营股份制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此外街道四周和辖区内还有二千多家从事餐饮、洗浴、自行车、小食品、五金建材、电器、家具批发等商服店铺，三产业十分发达。

二、矛盾纠纷化解情况

**区**街道综治维稳办按照“大调解工作”的要求，积极探索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新机制，把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作为维护社区稳定、构建平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构建了“一办、七站、十四室”（一个街道综治维稳办，七个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十四个社区调解室和人大政协工作室分类负责）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采取“三五四”的模式化解矛盾纠纷排查，有效提高了处置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取得显著成效。

（一）加强“三个建立”，完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体系。一是建立机构。首先在街道成立以党工委书记为组长、街道主任、派出所所长为副组长的“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 设在街道综治维稳办。其次在社区依托综治维稳工作站成立调解室和人大政协工作室，社区一把手兼任室主任。

二是建立制度。建立信息预警机制，加强预警，努力做到苗头早发现。从街道到社区上下建立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体系，对各种动态性、苗头性的矛盾纠纷及时上报、汇总、分析、预警，保证矛盾纠纷早预测、早发现、早分析，掌握主动权，有效控制矛盾纠纷的发展和扩大，切实将苗头性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建立突出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组织专项、集中、重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排查；同时，对排查出的各类矛盾纠纷，根据矛盾的利益关系、主体类型和内容形式，建立联动运作制度、责任制度、处置制度、保障保障等，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是建立档案。在街道和社区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登记表、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将排查出的问题分类登记、归口办理，落实每一个矛盾纠纷的责任，注明处理期限及结果。并在每月的综治维工作会议记录中，体现一个月以来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及调处情况。

（二）发挥“五个作用”，及时排查和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一是发挥街道综治维稳办作用。为整合基层维护稳定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机构和人员的作用，街道综治维稳办一直重点着力于基础力量的整合协调、综治工作机制的完善，通过建立社区综治工作站、倡导成立志愿者队伍、建立社区警务室和协调 警民联动机制，搭建起基层维护稳定的平台，将维护稳定的各种力量和资源整合起来，形成统一指挥、整体联动、反应迅速、处置高效的工作机制，从更高层次上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性的公共安全服务。街道综治办成立两年多来，在所辖社区共建成巡防队、治安巡逻队、矛盾纠纷调节队等各类志愿者队伍25支，志愿者达300余人，安全稳定信息员14人。2010年，街道综治办协调整合多方力量，高质量完成了的全市大排查大调解工作。

二是发挥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的作用。根据区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总体要求，为了保证辖区维稳工作的顺利进行，街道党工委成立了综治维稳工作办，并于2009年，分别在7个社区建立了综治维稳工作站，站长由社区一把手担任，副站长由外勤民警和1名社区副主任担任，下设治保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安置帮教工作室、反邪教工作站、社区关爱分团、社区警务室六个分支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维护社区稳定，及时掌握社区治安总体情况、排查调处社区矛盾纠纷、宣传政策法律以及组织开展巡逻防范、反协教、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协助开展安全生产监管等综治维稳工作。工作中维稳工作站充分发挥 “近民”优势，不断强化综治维稳的基层基础工作，使 “大走访、大调研、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形成长效机制，做到综治维稳工作重心下移，努力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在基层，推动了全街社会持续和谐稳定。

三是发挥司法调解室作用。基层调解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矛盾激化。为此街道在社区建成了“法律援助室”“调 解小组”“司法调解室”等基层司法调解组织，面向群众，服务群众。工作中，坚持法律服务与人民调节工作相结合，通过办理民事纠纷调解、法律咨询等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较专业的法律服务，同时司法调解工作紧紧围绕办事处的整体任务，根据矛盾的轻重缓急，有重点的调处了一批矛盾纠纷。年初至今调处各类民事纠纷29起，有效地保证了辖区的社会稳定的和群众的安居乐业。下一步街道还打算联合妇联、残联部门建立法律援助联络机制，在各社区建立法律援助服务站，进一步健全法律援助网络机构，积极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

四是发挥人大政协工作室作用。为进一步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取得实效，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加强政府与群众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切实为百姓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街道党委在社区成立了“人大政协工作室”，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作延伸到社区，让代表工作更加透明和具体，更加贴近百姓生活，更能发挥人大作用。工作室内制作了代表图板，将本辖区代表的姓名、职务向群众公开。成员来自政府职能部门、地产开发企业、律师事务所等各行各业，每周定期轮流在工作室接待群众来访，帮助解决居民面临的困难，倾听百姓呼声，传递党和政府的法律法规。不仅把群众的意见下情上达，同时还很好的把党和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上情下达，释疑解惑。人大政协工作室成立2年多来接待来访群众200多人，组织助学、助困捐款4次，金额共计1万多元。社区人大政协工作室的建立为增进政府与群众联系，为化解 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是发挥综治志愿者作用。社区面对的社会矛盾多数属于居民内部矛盾，本着老百姓的事让老百姓自己帮助解决这一原则，街道综治办决定发挥各类综治志愿者队伍作用，促进社会矛盾化解。7个社区共建有。“夕阳红”志愿者调解工作室、党员志愿者调解室等志愿者队伍4只，同时整合治保会、调委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社区综治维稳服务站为工作平台，充分发挥街、居、群众三级群防群治网络组织在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积极构建治保、调解、帮教、普法、巡逻“五位一体”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格局。

（三）强调“四个突出”，以机制创新促进化解社会矛盾。

1、预防矛盾纠纷突出“早”。

调解关键在预防，街道综治办不断加强“五五”普法的宣传力度。依靠社区宣传板、文化长廊、社区QQ群、市民大课堂等多种途径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律观念，争取做到人人学法、懂法、守法，干部依法行政，百姓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量。

2、矛盾排查掌握信息突出“准”。

完善排查机制，超前稳控矛盾隐患。按照“预测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工作思路，具体排查工作中着重保证三个方面：一是矛盾纠纷排查有一个完整的队伍；二是搞好经常性排查，一般情况下组织相关人员每月排查一次；三 6 是搞好集中排查。针对重大节日和敏感时期矛盾易发的特点，集中力量开展排查，主要查重点人员和重点地区。努力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防患于未然。通过及时排查，准确掌握信息，街道综治维稳办掌握了调解和稳控的主动权。

3、矛盾纠纷发现突出“快”。

矛盾纠纷的发生具有偶然性，有相当大的不确定因素，相当一部分的矛盾纠纷属突发性。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必须快介入、快调处，这样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避免事态扩大，减少调处工作的难度。只要及时介入，早疏导、早调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矛盾纠纷一旦发生，必须快介入，快调处。

4、矛盾纠纷调处突出“巧”。

街道综治办要求调解工作人员在调解中要注意自己的语言行为，在调解中我们的发言力求客观，准确，慎重。在调解时机不成熟时，对当事人争议过大，过于敏感的问题慎重提及，不轻易评判。评判过程中，注意表达上的明确性，准确性，合理性，不让当事人因我们的语言表达或肢体语言的不当而对调解人员产生怀疑，激化矛盾。

街道综治维稳办每年都定期对各维稳工作站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进行阶段和考核评价，同时将考评结果作为向区政法委推荐先进集体、个人人选的参考依据。

三、对进一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和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想法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稳 定是第一责任的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切实加强对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领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建立“超前化解”工作机制。要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营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和谐局面，必须从源头上着手，建立一种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矛盾超前评估化解机制。

（三）整合资源，构建“大调解”网络。希望今后在区委、区委政法委的协调下整合资源，将综治维稳部门、信访部门、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治保会、调解委员会以及各种群防组织有效地整合起来，联动预警，合力处置。

（四）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加强调解队伍建设是抓好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关键，建立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作风顽强，业务精湛的调解工作队伍是落实各项调解工作任务的必要条件。

（五）健全保障激励机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调解奖励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