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15期乡村治理说乡贤

第一篇：2015年第15期乡村治理说乡贤

2015年《半月谈》|第15期：乡村治理说乡贤

乡村治理说乡贤

半月谈记者近日在江苏走访14个村庄过程中发现，主要由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这“三老”群体构成的乡贤群体已经成为一些地方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成为村风民风改善的推动力。

有事都会找乡贤请教

在江苏省宝应县鲁垛镇贾林村，69岁的刁人贵的家是村里的“地标”。他家大门口挂着的“三和调解室”“三和人口文化书院”两块牌匾也特别醒目。堂屋墙上还写着“家庭和美、邻里和谐、代际和谐”“宣讲法律、解读道德、共建和谐”的字样，这个小院落内还集合了书报阅读、婚姻计生法宣讲等多种功能。

被称为乡贤的刁人贵的工作得到了不少村民认可。“他是村里的贤人，我们有事都会找他请教。”村民高程喜说，2000年以前村里在赡养老人、生产分配、修路修桥等方面矛盾频发。而老刁发动组织了“三和杯”竞赛活动，15年来坚持评选了12届好公婆、好媳妇等多个奖项，在评选活动中，让群众赶有目标、学有榜样，村里风气明显改善。

贾林村支书朱成奇说，现在村民不欠集体钱、自觉禁烧秸秆，全村多年无一例刑事犯罪、青少年犯罪、集体上访和重大安全事故。

“在我们这里，乡贤发挥的主要是文化治理、价值引领的作用。”太仓市双凤镇庆丰村支书梁金龙告诉记者，村里特别设立了几支队伍，其中一支就是曹瑞钦等乡贤领衔的社会公德评议团。其关键作用就在于评议，把真善美、假恶丑拿出来晒晒，让人们看清哪些行为是值得弘扬的，应该效仿的，又有哪些行为是应受到鞭挞的，坚决防止的。

对乡贤的认知还应更加全面

70多岁的杨文华曾经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曾经把一个小厂的年产值做到了上亿元。2011年退休之后返乡，他发现故乡高邮市朱堆村这些年变化不大。在文化建设方面，由于当地是苏中知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过车桥战役等重大战役，却没有一个烈士纪念碑，只留下了一些无名无姓的烈士墓。为了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作用，杨文华耗时3年搜集烈士资料，并集资建设了烈士纪念碑。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杨文华仍然有点激动，200多个乡亲，自己掏钱，没钱的做义工，起早贪黑，用了30多天修建起这座高大的纪念碑。

但是，杨文华的一些做法，当地的一些基层干部却不是很认同。一些镇、村干部认为，朱堆村是一个经济薄弱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仅5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是首要的。“杨文华提出的道德建设的调子高了一点，也超越了农村现实需求”。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更看重在外的“成功人士”能给村里捐一些钱，对于这些乡贤推动民风改善的工作重视不足。一位村支书说，村里最看重的还是能不能带头致富，能不能为村里的公共事业无私奉献。

还有些地方将乡贤简单等同于好人，将乡贤助力乡村治理简单等同于好人好事，忽视了其中的文化传承和乡村治理的积极意义。

专家表示，无论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还是促进村风民风改善、传承乡村文化，都是乡村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应该厚此薄彼，发挥好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需要各方做出共同的努力。

应大力培育乡贤群体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当前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应把法治的作用和道德的规范结合起来。乡贤是推进“德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建议采取切实措施培育乡贤群体，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盐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姜友新建议，在创新乡村治理的规划中，应把发挥乡贤作用纳入其中，一方面应引导退休官员、专家、学者、商人回乡安度晚年，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等反哺家乡，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的文脉，使回乡的乡贤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地开展重塑乡土精英活动，实施民间人才挖掘和培育计划。

一些专家建议在村民议事会中增设乡贤理事岗位，与相关人员共同议事，把复垦房屋补助、安置房分配、建设资金管理等事关村民切身利益、影响集体发展的事项摆在桌面上共同商议。

据了解，贾林村2015年的“三和杯”竞赛中将增设“好乡贤”评选，目的是通过表彰乡贤，教育后代，使地方民德归厚。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杨明说，树立新时期的乡贤典型、加大乡贤宣传力度，能够吸引更多基层德高望重的人自觉效仿，发挥德治、善治的力量，促进乡村自治和基层的和谐稳定。

第二篇：“新乡贤”带来乡村治理之变

“新乡贤”带来乡村治理之变

▲ 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新乡贤”苏祖才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解家风家训

■ 乡贤是家乡的守望者和乡土精英，乡贤文化蕴含着社会治理的智慧与经验■ “新乡贤”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一个地方的发展和稳定，既靠物质力量，也靠精神力量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空心化、老龄化、边缘化态势凸显，如何建设美丽乡村、记得住乡愁？乡村治理面临新挑战，急需新力量、寻求新突破。

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以退休官员、读书人、德高望重者为主的“乡绅”、“士绅”是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重要群体，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重庆市永川区基层采访时发现，一批被叫做“新乡贤”的人活跃在乡村，他们或不求回报做好事催人向善，或回馈家乡修道路发展产业，或投身公益解矛盾促进和谐，或以身作则重家教垂范邻里。

这些由村民自己选出来的“新乡贤”，是来自民间、生长于斯的好人、能人和热心人，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深受村民们的拥护。受访基层干部告诉记者，民间精英组成的“新乡贤”在引领乡村价值取向、传承乡村文化文脉、帮助村民发家致富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成为建设美丽乡村、促进村民自治的重要力量。

“新乡贤”带来乡村新面貌

走进永川区巨龙村鲤鱼凼村民小组，硬化公路通到了家家户户，而两年前这条路还是土路，74岁的村民吴太伯是修路的“功臣”。谈起吴太伯，村民们都竖起大拇指。村民黄成树告诉本刊记者：“吴太伯重视家教，几个子女都出人头地，在城里工作，但他还是留在村里养鱼。他是个热心肠的人，谁家有困难他都要去帮帮。硬化前的土路，也是他19年前带领大家修的。”

村民走了19年的土路一下雨泥泞不堪，在吴太伯多方奔走下，公路硬化得到立项，主路由政府投资，支路由村民自筹建设。吴太伯召集村民开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2014年12月动工，不到2个月就把硬化公路修到每家每户。村干部喻明详说：“能修这么快多亏了吴太伯，修路占了几户村民的土地，吴太伯拿出自己的承包地补给人家。村民自筹修路经费不够，吴太伯就自掏腰包补上缺口。”

走进吴太伯简朴的家，客厅正中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我喜欢传统礼仪文化，子女从小就教育他们尊师重道。”吴太伯说。当记者问他修路自己出了多少钱时，吴太伯憨厚地笑道：“这个不能告诉你！”

喻明详告诉记者，村里征地、土地流转等一些工作靠村干部不一定做得动，吴太伯这样德高望重的乡贤出马，大家都服，是村干部治村的好帮手。“吴太伯一招呼，我们不动都挑不过理。去年村里选乡贤，我们全都选他。”村民黄成树赞叹说。

在永川区何埂镇仓宝村，“新乡贤”苏祖才老人远近闻名。71岁的苏祖才长期在外经商办企业，但他始终牵挂着家乡。由于交通不便，仓宝村曾是何埂镇最偏远落后的村，苏祖才投入100多万元为村修了40多公里的公路。他还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家乡招商引资，2012年重庆渠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入驻仓宝村，年产豆瓣酱8000吨，每年上缴利税50多万，为村民提供了60多个工作岗位。村民们向苏祖才赠予了“德布乡邻”的锦旗。

2014年苏祖才将企业交给子女，回到家乡居住，把老房子拆掉建了一座古香古色的三层农家四合院，取名“苏源”，购置了书桌、椅凳、各类图书作为村里的文化中心，而自己却只住其中的一间房。

“我13岁外出打工，虽然没读什么书，但小时候受‘耕读当勤、赋税当纳、邻里当和’的家规陶冶，读《曾文正公全集》，传统文化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我要在‘苏源’开设‘新乡贤’课堂，给晚辈们讲传统文化、家风家训和自己的创业故事，请老师为村民培训技能。”苏祖才说。

“大家都说托了苏老的福呢！他做的好事太多，比如给村里老人建‘五保家园’养老项目等等，每年要带出一批年轻人出去创业就业。”年轻的村民杨小虎说。何梗镇驻村干部周光荣感叹：“仓宝村以前全镇经济排名倒数第一，现在有苏老给村里出钱出力出主意，不仅经济提了上来，村风民风也为之一变。”

目前，在永川区像吴太伯、苏祖才这样的“新乡贤”有913名，他们用自己的人脉资源、精神品质、技能特长造福乡里。如板桥镇“乡贤”李世学，义务为村民修路10余年，20余位村民在他的感染下加入了义务修路队伍；朱沱镇“乡贤”罗金太自学龙眼种植技术，成立龙眼种植专业技术合作社，义务传授龙眼种植技术，帮助村民增收；在外经商的“乡贤”王跃林，回乡捐款设立教育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奖励优秀学生和教师……这些乡贤带领乡亲们“富口袋”又“富脑袋”，为乡村带来了新面貌。

“新乡贤”怎么来的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要有青山绿水的田园风光，同样需要有乡土特色的道德和精神追求。

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士绅”、“乡绅”等乡村贤达是治理乡村的重要力量。永川区委书记熊雪认为，乡贤根植乡土、贴近群众，蕴含着爱国爱乡、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是规范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的重要载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加强乡贤文化建设，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也是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如何把民间的乡贤选出来？2015年，永川区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农村干部群众心理定位，赋予传统乡贤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提出“遵纪守法、品德良好、为人正派、处事公正、群众公认”20字“新乡贤”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开展“我们的乡贤我们评”，让村民自己评选，既评勤劳致富带头人，一心为民、公道正派的老党员、老干部，又评热心公益、扶危济困的热心人、好心人，既评身边人又评不忘乡里、逐梦他乡的永川人。为了让评出的乡贤让大家信服，永川区通过院坝会推荐、村民代表会评议、初评公示、走访调查、审核认定等七个步骤，确保评出来的是真正的乡贤而不是乡霸。

为发挥乡贤的垂范作用，永川区把选出来的乡贤“立起来”——“一张榜”展示形象，永川区摄影家协会为每位乡贤拍摄一张反映其事迹和精神风貌的照片，并在每个镇街和各个村（社区）集中设置“乡贤榜”；“一句话”概括事迹，将每位乡贤的感人事迹、优秀品质凝练概括成一句话，让群众易记易懂、便于传扬，如将多年资助他人的“乡贤”邓贤英事迹概括为“退休不褪色的老党员”；“一块匾”明确荣誉，邀请书法名家为每位乡贤题写家风家训，制成牌匾，悬挂厅堂；“一本书”荟萃故事，永川区作家协会牵头编撰《永川乡贤故事汇》，记录乡贤故事400余个，作为农村道德讲堂的教材和农村中小学的校本课程；“一首歌”传递情怀，面向社会征集新乡贤主题歌200余首，用歌曲传颂乡贤的奉献精神。

吴太伯家门口，挂着“永川乡贤”的牌子，他家客厅由当地书法家题写的“团结友善、勤俭自强”的匾额装裱精美，十分醒目。“看到这个匾，作为乡贤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啊。”吴太伯对记者说。

永川区委宣传部部长赵德明介绍，乡贤不是高大上的典型人物，把“话筒”交给群众，让群众选心中人、说身边事，让乡贤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标杆，在农村树立“爱国爱家、勤劳善良、崇德尚法、诚信重义、见贤思齐”新的价值导向。

榜样的力量在于行动，永川区搭建平台，让乡贤的作用最大化。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永川区按照乡贤兴趣爱好、能力特长、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组建“乡贤智囊团”“乡贤创业团”“乡贤调解团”“乡贤爱心团”等八类组织，引导乡贤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形成“乡贤效应”。同时永川区还成立“乡贤文化促进会”培育乡贤文化，制定《永川区乡贤管理办法》《永川区乡贤奖励办法》建立动态管理和激励机制，定期表彰“最美乡贤”。

“新乡贤”成乡村治理重要力量

永川区乡贤文化建设一年来，这些评出来、立起来、动起来的乡贤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0余名乡贤依托43个家族祠堂，结合本地“清明会”家族祭祖聚会的风俗，融入诵读家规家训、讲述家族故事、奖掖后辈先进等仪式，发挥家族生活伦理教化功能；110余名乡贤组织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禁赌劝导协会”，引导村民节俭养德，不大操大办，不“无事整酒”；全区乡贤牵头开展志愿服务2万余场次，为群众办理助困、助学、助医等好事实事3000余件，资助贫困学生上大学372人，受扶助和帮助的困难户达2900余户；帮助乡邻学技术、建场地、筹资金、跑市场，培育群众致富增收项目200余个，捐资1.25亿元修筑农村公路400余公里。

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吉安镇近年来经济发展下滑，乡贤所发挥的作用让永川区吉安镇党委书记黄海东深有感促，“聂绪冰等乡贤带领建卡贫困户和周边群众养殖土鸡、兔、鸽子等1.1万余只，帮助市级贫困村石松村脱贫；张泽琼等乡贤参与调解日常纠纷70余件、镇综治办立案纠纷93件。全镇31名乡贤，有的捐资修路助学，有的发挥人脉优势引入产业，他们的资源、资金和技能有效助推了镇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永川区委书记熊雪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和稳定，既靠物质力量，也靠精神力量，乡贤是家乡的守望者和乡土精英，乡贤文化蕴含着社会治理的智慧与经验。加强乡贤文化建设，既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

“新乡贤”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引导乡贤参与民事民治，组织乡贤促进乡风文明，动员乡贤参与群众工作，很多时候比基层干部管用。监督基层干部、让群众信服满意，乡贤拉近了群众和党委政府的距离。”熊雪说。

探索“新乡贤”工作法让永川区在乡村治理上尝到了甜头。“下一步我们将启动乡贤好人馆建设，进一步评好乡贤、学好乡贤、用好乡贤，引导群众学乡贤、颂乡贤、用乡贤、当乡贤，培育和美家风、醇美乡风和尚美社风。”赵德明说。LW

记者｜周凯 实习生｜柯高阳刊于《瞭望》2016年第5期 还有三天，新华社将为您奉上一份神秘“礼物”。

第三篇：谈乡贤治理

谈乡贤治理

此次回老家过年，与家乡一个执政官员闲聊，他说想研究并在农村引入“乡贤治理”。通过他所描绘的乡贤治理，我理解为，一者是“人才回归”，吸引从乡村走出去的贤达之人回乡定居，重建乡村治理秩序；一者是“经济回归”，鼓励乡贤热心投资家乡，为家乡牵线招商引资，在家乡建设中发挥作用。

他思来想去的乡贤治理并不新鲜，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行政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治理就是乡贤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维系中国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庞大力量。

这种模式之所以得以传承千年，是因为传统社会安土重迁，不喜欢流动迁移，商贩流动是少数，无关大局。为了克服官僚腐败，朝廷多规定官员异地为官，形成一定的人口流动，但臣游的官员一旦退休或致仕，要告老还乡（武将则解甲归田），这是“惯例”，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有疾患则提前。

《尚书大传〃略说》：“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致仕者不论是在京城，抑或宦游异乡，到了任期，或告老还乡，或解甲归田，回到乡间，躬耕垄亩。比如《汉书〃疏广传》记疏广告老还乡时，“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帐东都门，送者车数百辆，辞决而去。”回乡时颇为排场，回乡后大多默默奉献乡梓。

这些致仕回乡的读书人是乡村的精英，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的乡贤，他们虽然从此在政坛上销声匿迹了，但并不是甩着袖子养老，还是要发挥余热的。按郑玄的说法是，“所谓里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这也符合中国文人身处江湖心怀魏阙的心理，即便不能以正当名义以身事国，也能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多大的热量发多大的光。这些人退休后成为乡村的土豪士绅，被公举为乡村的管理者，与乡亲一起实现乡村自治，维系着传统社会基层的稳定。

其实，宦游的官员告老还乡，不只是官员角色的转换，也不只是官员居住地的简单回归，也不只是精神情感上的叶落归根，还因“归教于闾里”而成为一种文化回流，对乡村社会起着文化建设作用。因为这些官员是当地的文化精英，他们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一般都是科考中举之人。他们多年宦游在外，见多识广，眼界开阔。他们回到家乡，与当地乡绅一起，力尽所能地为当地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会伦理等各方面贡献才智，其实就于无意中播下了文化的种子，涵养了令我们至今怀念的乡村文明，我们内心里的乡愁，说到底是这样一种温情脉脉的宗法乡贤文化。然而，这种乡村治理结构早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就被破坏了，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以革命的名义打土豪劣绅，这些所谓的土豪劣绅，其中很多人就是乡贤，即饱学之士、贤达之人，他们是乡贤治理的支柱和灵魂。这些人被打倒之后，乡村的自治模式变成了中共的政权治理模式，中共取得国家政权后，并未还权于乡民，回归过去的乡贤治理，中国数千年的“权不下县”的传统被打破，中央政治权力可以一杆子插到最基层的乡村，乡贤治理从此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更要命的是，中共在乡村搞农业，在城市搞工业的城乡二元政策，直接将“乡村”这个“中性偏有美感”的词，变成了“农村”这个“中性偏贬义”的词，让人唯恐逃之不及。我们这一辈“跳农门”的人，就曾经为了洗刷这带有“中性偏贬义”的身份而进行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拼博。

现今，农村不但不复有乡贤治理，农村本身已在大面积衰败。由于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农村人力资源大量流失，以致“空心化”，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妇。留守问题，三农问题，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地方黑恶势力介入基层治理问题等等，给乡村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一些地方又开始打起“新乡贤治理”牌，所谓新乡贤指从乡村走出去的或为官、或求学、或经商的人才。只是，在一个自由流动的社会里，再想把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拉回乡村定居已不太可能，城市有诸多不如意，也远胜农村的吸引力。有些人呼吁官员退休后回原籍，也仅限于呼吁而不能成为强行的制度，因为这既是违背人的意愿的事，也是侵犯个人的自由迁移权的事，更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事。在自由流动迁移的时代，乡村治理不要总是想着什么乡贤治理，关键是落实好乡村自治，如果乡村确实因为缺乏精英治理，可以搞开放式治理，让乡村走出去的、愿意为故乡发展出力的精英参与到乡村治理来，借用他们的经验、学识、智慧、资本，成为再造乡村的力量。

事实上，互联网不但缩小了世界的距离，也在缩小城市和乡村的距离，而且必将改造乡村治理模式。比如，现在的电子商务，将农村与城市前所未有的地联系起来，农民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制造者，前所未有地在消费者面前立体呈现，人们因为关心产品而关心产品制造者、产品制造的环境，也会关注乡村的治理。而那些搭建平台的人，往往是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他们穿行在乡村、城市和互联网之间，联结着乡村与整个世界，又不会定居于乡村，出于自由，由于组织经营生产，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这大约就是未来若即若离的“乡贤治理”模式罢。

第四篇：乡贤文化,助推,美丽乡村

让乡贤文化助推美丽乡村和谐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核心价值观引领，扮靓美丽乡村需要精神文明建设。笔者认为，挖掘乡贤元素，形成地域文化，助推“美丽乡村”和谐发展。

一个地域，一个村庄，从古至今，都有一批乡贤。他们的善行义举帮扶一个个弱势群体，他们的家风家训育子有方，他们的经营理念是引领一个地域发展的“活样板”。挖掘乡贤文化元素，设立宣传展示阵地，将他们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可以为村民心灵注入精神食粮，为地域发展丰润深厚的文化内涵。

挖掘古贤事迹，整理名人史传，建立当今知名乡贤数据库，修复古代遗存风貌，不仅将德祠族规族训族谱、忍让谦恭礼仪家风祖训家训，形成乡贤文化长廊，还可以地域文化建筑为中心，沿古道遗址为契合点，供人观赏。“留住美丽，展示乡贤，记住乡愁”。乡贤是文脉，景观是文象，脉以象生，象凭脉传，美好乡村在储蓄历史底蕴的乡贤文化中凸显起来。

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作用不可或缺。要利用乡贤文化工作为枢纽，用好“在场” 和“不在场”的乡贤，引导“在场”的乡贤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引导“不在场”的乡贤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要让每一位乡贤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弥合社会分歧，化解社会矛盾，使乡贤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让村民有村落的归属感和地方的荣誉感。要利用乡贤文化推进依法治乡，完善现代乡村治理，充分发挥乡贤对于当下农村稳定的重要作用，通过乡贤示范引领，进一步教化乡民、反哺乡里、涵养文明乡风，以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

积极推进新乡贤和乡村社会结构有机融合，促进公共服务普及与公序良俗形成，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要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知名人士在乡贤文化中的引领作用，颂传“古贤”、挖掘 “今贤”、培育“新贤”，鼓励和支持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邀请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传承和弘扬乡村文明，参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用乡贤智慧扮靓美丽乡村建设。

第五篇：2015年国家公务员笔试申论热点：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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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

【背景链接】

当前，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外出务工潮波澜壮阔，许多乡村精英流失、人去地荒，中国农村正呈现空壳化。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农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的发展与治理，千余年的文脉的接续、传统乡村文化的重构成为重中之重。

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收到一份《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的提案，提案人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案由是：希望向全国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原上虞市）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

乡贤文化做法

上虞乡贤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本着“挖掘家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的宗旨，14年来，研究会编撰《虞籍名士通讯录》，开展“走近虞籍乡贤”采访活动，开辟“上虞乡贤名人展厅”，乡贤会的工作使“乡贤文化”成为上虞对外的一个窗口、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对外文化名片。

14年来，乡贤们深度介入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如大龙山开发、祝府兴建、英台故里的文化环境营建，甚至舜耕大米、谢安家茗、白马湖水产等品牌的文化包装都蕴含着乡贤的智慧和力量，是乡贤使上虞的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对接，草根文化与大雅文化互动，乡贤文化与传统乡村文化共振。

【标准表述】 [内涵] 乡贤，多是饱学之士、贤达之人。重构传统乡村文化，需要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乡贤。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而回乡的乡贤，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中公教育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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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备考指导

[乡村精英流失的原因] 第一，乡村精英流失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不平衡发展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我国形成了以城市为发动机、农村为稳定器的发展模式。在此结构下，受城市所提供的更多就业机会与更好的生活条件的吸引，农村中的精英人群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第二，传统农民离开村庄经商或进入仕途获得成功，成为精英群体之后，以回报家乡为己任，再次回到村庄，成为村庄治理的积极力量。改革开放后，这种传统文化在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离开村庄当作目标，打破了乡村精英返乡机制。中公教育版权

第三，部分政策也造成了乡村精英流失。改革开放以来，部分能力较强的农民留在农村发展，他们当中有的通过内部土地流转发展成为专业种养户，有的从事基层收购销售代理业务。但近年来，一些政策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生产环节，挤压了这部分人的生产空间，致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城市打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精英流失。

[乡村精英流失的危害] 乡村精英的流失瓦解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公众参与，主要是引导鼓励所有农民表达不同意见；二是形成决议并执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千家万户分散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决议并执行。这个过程必须有乡村精英参与才能够完成。乡村精英流失之后，农民分散意见不能达成统一，造成治理失效。

[乡贤返乡对乡村治理的作用] 乡贤返乡对乡村治理有最显著的影响体现在公共品供给上。由于乡贤的人际关系广，可以向上级政府为本村庄争取资源。在村庄内部，他们也发挥着组织者的作用，引导农民积极进行公共建设。中公教育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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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是传递中西文化的“转换器”。总体来看，乡贤对于中西文化都有较为客观准确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乡村的情况有同样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是具有新知识、新眼界的读书人，对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的把握。所以，现代的乡贤成了传播中西文化的桥梁，让中西文化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同时通过村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中公教育版权

乡贤是缓和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在城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进程中有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里面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进去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缓，让农民、农村顺利加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措施] 首先是文化土壤。要通过文化建设保持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让农村生活具有价值意义。要警惕一些刺激消费政策的不良影响，警惕城市消费主义对农村文化的侵蚀。村庄具有价值生产能力后，农民自然会面向村庄，而不是选择逃离。这样就可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农民返乡作贡献。中公教育版权

其次，要保护培育乡贤的经济土壤。在政策上要采取扶持而不是抑制农村精英群体，比如，要警惕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生产环节对农村自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种养专业户的挤压。这些群体作为留在农村的精英，在村庄的日常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政策不保护，他们很容易被挤垮、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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