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项目宣传典型案例

第一篇：旅游项目宣传典型案例

 宣传口号：

大唐芙蓉园——中华大唐文化复活遗产园

清明上河园——河南最美建筑

七彩云南——旅游天堂

 宣传方式：

1、自制旅游宣传片

2、结合当地特色开展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比如，大唐芙蓉园有名的是晚上的水幕电影、“梦回大唐”演出；七彩云南的花花世界；清明上河园的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请明星出任当地旅游形象大使

4、在景点举行各种文化展览或者其他观赏性活动

5、结合当地历史资源优势，衍生出新的景点文化

第二篇：四川乡村旅游典型案例

乡村旅游典型案例

案例1：广安武胜县白坪-飞龙将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幸福美丽新村、农（林）业产业基地（园区）等工作结合起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份规划建到底”的建设原则，进行整体规划与打造，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首个乡村类省级旅游度假区。

2011年，白坪飞龙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民实现人均纯收入7256元（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6798元，仅高于全县6.7%），因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到2014年，白坪飞龙乡村旅游度假区农民实现人均纯收入13382元，高于全县31.9%，其中全县农民人均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获得收入1200元，农民从旅游业发展中得到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达到8.9%。

截至2014年12月白坪飞龙乡村旅游度假区旅游相关从业人数达到22460名，农民通过从事度假区公益性岗位、旅游企业务工、自办客栈和农家乐等方式，15000余名农民实现就地就业。

案例2：汶川县水磨镇按照“农旅统筹、全域景区、一三互动、接二连三”的思路，坚持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农业生产与农业深加工、旅游度假与旅游康养和集体经济与共同增收“四位一体”原则，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先后成功举办2011中国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2012中国乡村•欢乐健康游启动仪式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经验交流会，成功创建国家5A旅游景区，在2008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水磨镇被全球人居论坛理事会授予“灾后重建最佳典范”的荣誉称号。

震前，汶川县水磨镇乡村旅游发展一片空白，震后三年恢复重建，因大力发展乡村旅游，2011年，汶川县水磨镇休闲农业产值2亿元，同口径增长200%；农民人均纯收入5152元，增长26.7%，其中农民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中获得收入423元，占8.2%。到2014年，汶川县水磨镇农民实现人均纯收入11260元，高于全县17.4%，其中全镇农民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获得人均纯收入1779元，农民从旅游业发展中得到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达到15.8%，比全省高7.8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在汶川等25个县（市、区）抽查调查结果，2014年全省农民从旅游业发展中得到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达到8.0%）。截至2014年12月汶川县水磨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相关从业人数达到5300余名（常住人口19230人，占27.56%），农民通过从事古镇管理公益性岗位、旅游企业务工、自办客栈和农家乐等方式，4200余名当地农民实现就地就业。

2014年汶川县旅游接待666.3万人次，旅游收入28.26亿元，乡村旅游产业正在成长为夯实底部基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

案例3：大梁酒庄以“盘活生产要素、发展多元产业”为抓手，实施“产村一体”新模式，打破固有的“就居住建新村”、“就旅游搞开发”、“就农业种庄稼”的传统模式，以“田园耕种、收获酒粮、酿制琼浆、品尝佳酿、斗酒踏歌、休闲娱乐”等一系列的酒事活动筑起酒村的产业基础，实现一二三产的“联动互动”，并于2013年成功创建为五星级乡村酒店。

中国酒村一期工程“大梁酒庄”的建成，在促进产业多元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文笔山村及周边老百姓的多元增收，年人均收入3.5万元以上，带动劳动力就业比重占全村的15.4%；截止2015年2月，现有从事旅游接待的员工180余人，酿酒生产员工20余人，从事农业生产员工100余人，全部为当地农民。同时带动周边农户种植猕猴桃、无公害蔬菜13户，养殖跑山鸡、饲养土山羊20余户。

案例4：泸州龙洄酒庄，是按照“产业带动旅游、旅游反哺产业、三化带三农”的发展模式，以“传统酿酒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循环经济产业”三大产业为内容，整合“种植、酿造、储存、养殖、农副产品加工、清洁能源生产、文化旅游”等七大业态，按照“酿酒造园、旅游兴园、新经济模式富民”发展思路，着力打造集产业、文化、生态、旅游、商务、休闲、度假、居住等多元为一体的示范区。酒庄自2014年建成以来，实现庄园综合旅游收入近600万元。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白酒酒庄联盟成立大会”和“世界金牌酒庄庄主论坛”，被授予 “中国白酒酒庄联盟标准认证001号牌”。不到一年时间，龙洄酒庄已接待国内外客12万人次，承办各种国际、国内会议100多场次。旅游相关从业人数达到500多名，农民通过从事度假区公益性岗位、旅游企业务工、自办客栈和农家乐等方式，280余名农民实现就地就业。直接带动附近村民从旅游方面增收800多元，农民从旅游业发展中得到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达到8.17%。

案例5：巴中平昌县借国家实施扶贫开发战略，树立全域旅游、全域规划、全域景区理念，坚持把城镇当景区、把新村当景点、把道路当精品旅游走廊打造，充分融入文化元素，依托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设了各具特色的省级乡村旅游示范镇6个、示范村15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园区15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116个，走出了一条山区农业大县、旅游经济新县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乡村旅游的发展，已经成为平昌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据统计，2014年平昌县接待旅游213.2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7.7亿元，对全县GDP的贡献率达15.7%，乡村旅游产业正在成长为夯实底部基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

第三篇：旅游项目计划书案例

旅游项目策划方案范文

一、背景分析

1、概况：

浏阳河又名浏渭河，原名浏水。因县邑位其北，“山之南，水之北，谓之阳”，故称浏阳。浏水又因浏阳城而名浏阳河。全长234.8公里，流域面积4665平方公里。

2、旅游资源：(1)自然资源

浏阳河：十曲九弯，两岸青山翠枝，紫霞丹花。

浏阳河漂流：浏阳河第一湾(浏阳市高坪乡境内)。

特产：浏阳花炮闻名中外，还有菊花石、夏布、湘绣、豆豉、茴饼、纸伞、竹编。(2)人文资源

开福寺、马王堆汉墓、陶公庙、许光达故居、黄兴故居、徐特立故居、谭嗣同故居、浏阳文庙、浏阳算学馆、孙隐山等文物。(3)红色旅游

走出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家副主席王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中顾委主任王首道等。走出了中国第一个为戊戌变法而流血牺牲的志士谭嗣同，走出了民国先驱唐才常、焦达峰。还走出了数十位挽民族之危亡、救生灵于水火的铁血将军和数万名革命烈士。可见，浏阳的“红色旅游”氛围浓厚，发展潜力不言而喩。

二、区域优势/劣势

1、优势：

(1)浏阳市社会经济基础雄厚，城市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2)浏阳市的道路状况良好，区位条件比较好，可进入性较强。(3)浏阳河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强劲。(4)优美动听的《浏阳河》，掠云越波，传遍了五湖四海，浏阳河的知名度较高。(5)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国家将“红色旅游”提上日程，可以使浏阳河的“红色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2、劣势：

(1)浏阳市整体形象缺乏明确定位，对外宣传不够。

(2)浏阳河景区的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比较薄弱，服务水平较低。(3)浏阳河的旅游资源缺乏有效的保护，开发不足。

三、策划目的

1、市场分析：一句“浏阳河。。。”，伴随着中国的一代伟人响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传遍了世界各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对“浏阳河”都有一份额外的亲切和敬仰。因此，“浏阳河”的目标消费者群非常庞大。无论男女老少，都是“浏阳河”的目标消费者。港澳台喜欢文化交流的年轻人以及老一辈革命老人，亚洲甚至全世界热爱中国文化，喜欢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都有可能成为目标消费者。

2、最终目的：提高浏阳河的知名度，使浏阳河走出湖南省，唱响中国，走向世界。

四、策划原则

1、目的性原则：

(1)把浏阳河打造成国内著名的休闲旅游景点。

(2)将浏阳“红色旅游”资源和其它“红色旅游资源”整合为经典“红色旅游”线路。

2、可行性原则：

(1)浏阳市的道路状况比较好，交通便利，旅游者可进入性比较好。

(2)浏阳河经过多年发展，有良好的口啤，现在正在不断完善之中，其发展潜力较大。(3)浏阳市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和信心把浏阳河“推出去”，走出省门。

3、特色化原则：

《浏阳河》唱响了全中国，它特有的“诗歌”情怀是其它旅游资源缺乏的。因此，加强《浏阳河》的宣传和推广，让人们产生去浏阳河旅游的动机，4、政府主导和市场结合的原则：

(1)政府主导，依靠浏阳市政府，甚至湖南省政府的强烈支持和推广。(2)提高浏阳河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五、主题口号

唱响古今，璀璨浏阳!

六、组织形式

主办：浏阳市政府

承办：浏阳市旅游局

协办：湖南卫视电视台

七、主要活动

1、音乐晚会：其中有大合唱《浏阳河》版，以及抒情版的《浏阳河》，小品等。

2、放烟花：音乐晚会结束后放烟花。

3、征文比赛：要求参赛者围绕浏阳河这个主题写文章。通过这个征文比赛，来提高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浏阳河的认知。在音乐晚会当晚会给优秀作品的参赛者颁奖。

4、举行音乐晚会当天浏阳市旅游局以6折的价格出学生票，以8折的价格给其它消费者。

5、以浏阳河的名义捐款20万给当地的慈善公益机构，在当天中午举办新闻发布会。

第四篇：乡村旅游发展纪实典型案例

“愚公”精神引领下的山村蜕变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乡团结村乡村旅游发展纪实

摘 要：发展乡村旅游，文化是灵魂，注入文化的乡村旅游才有生命力，是助力脱贫的有力抓手。

关键词：文化，灵魂，乡村旅游，新路

一、基本情况

团结村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因时代楷模黄大发的“大发愚公”精神享誉全国，距城区100公里，总面积为46.2平方公里，属省级深度贫困村，全村平均海拔1250米，辖39个村民组，共有1540户543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457户1767人。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年四季包谷沙，过年才有米汤喝”，这曾是团结村最真实的写照，该村是播州区最偏远的一个行政村。

近年来，该村依托“大发精神”这一宝贵精神资源，盘活土地资源变资产，做活乡村旅游+文章，深度贫困村成功蜕变成美丽乡村，绿水青山终变金山银山。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456元。

二、主要做法

（一）弘扬“愚公”精神，铸就美丽乡村灵魂。一是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争取中央主流媒体、国内知名媒体和省级媒体聚焦黄大发先进事迹，广泛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形成了中央、省、市、区四级宣传部门共同发力，多家媒体多种形式共同发声的宣传格局和强大声势，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2017年，黄大发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入选“感动中国2017人物”，82岁高龄的老支书短时间内成为“网红”人物。二是创作文艺作品推广。录制了电影《天渠》，创作了《大发说》、《大发渠》、《喊一声老黄》等歌曲，让大发事迹唱响全国。三是打造教育基地。修建了“大发渠”陈列馆，通过图片、视频、实物等形式全面展示黄大发带领村民修渠的艰辛历程。2018年，接待各类开展教育活动团队2100批次13万余人。

（二）立足绿水青山，绘就美丽乡村新貌。一是以A级景区创建为抓手，变穷窝为景区景点。充分用好山、水、村寨、文化这些“宝贝”，围绕资源建景区、铸品牌，出精品，把乡村民居变花园、污水滩变成荷花池等，把贫困村打造成既有“净界”又有“颜值”的旅游景点。按国家A级旅游景区创建标准完善了该村相关配套设施，修建了“大发渠”观光长廊，完成道路绿化3000米，改造美化村民民居院落100%；新建景区门头、旅游公厕、停车场等；建成稻里野舍、星空木屋、悬崖酒店等特色民宿。二是借山成景，丰富旅游业态。实施了“乐耕田”项目，开发旅游观光、体验、休闲项目10余个，吸引各类消费群体到该村观光体验、休闲度假等。2018年，共接待游客20.1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6亿元。

（三）创新“三变”实践，成就乡村旅游新路。一是引进投资金凤凰。引进了贵州中天金融集团与“时代楷模”黄大发手拉手，携手并肩，与该村党支部建立“以企带村、村企结对、村企互动、村企共融、村企共营”发展模式，分别成立贵州大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贵州大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引领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二是探索“三变”新模式。中天金融携手团结村通过农业公司和旅游公司两个平台，以“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社员”等模式，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融合一二三产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由公司出资金，该村以村集体土地、大发渠入股，股份归大发渠109名建设者所有，平台公司收益的80%用于反哺乡村。同时，村民以土地、房屋等入股公司，由公司订单式引导村民种、养殖市场需要的农副产品，将民居改造成乡村特色民宿等。目前已发展黄桃260亩、向日葵200亩、小米120亩、稻+蟹50亩、蜜蜂520箱、养殖肉猪3200头；利用农副产品开发了大发米、菜籽油等“乐耕田”系列旅游商品20余种，改造旧民居为特色民宿15栋，参与发展农户100%，让全村群众共享旅游发展红利。

三、发展启示

（一）找准产业定位是关键。该地以乡村旅游作为产业发展定位，把一二三产融合变成旅游新业态，将城市的需求和资源、农村的生态和产业、文化等资源集聚起来，实现资源和产业的融合，形成农村经济多元化，吸引游客走进来。

（二）挖掘特色文化是核心。该地紧紧依托时代楷模黄大发新时代“愚公精神”在全国的影响，深度挖掘和弘扬其精神内涵，让大发天渠事迹红遍全国，教育意义深远，有力地提升了该村的知名度。

（三）推动产业富民是宗旨。通过引进有实力的公司，创新实践“三变”新模式，整合该村各类资源，引领和带动全村群众通过开办乡村旅馆、农家乐，开发特色旅游商品、就地务工等方式，多渠道促进农民群众增收，带动当地群众共同富裕。

第五篇：旅游纠纷典型案例法律解析

旅游纠纷典型案例法律解析（作于2012年3月）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耿军

（本文系作者为《北京消费者》杂志2012年4月期刊撰写并发表的专栏文章）

【案件回放】 纵横10万岛礁的著名自然景观“挪威峡湾”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权威旅行指南《孤独星球》和《美国国家地理》都将“挪威峡湾”航海之旅评定为“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

2011年12月3日，北京消费者彭燕女士与5A级旅游机构西泽国际旅行社签订了《出境旅游合同》。合同约定，彭燕参加西泽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梦游挪威”旅行团，乘坐拥有120年历史的海达路德邮轮公司的“山妖峡湾号”邮轮，游弋在岛屿和峡湾之间，探秘挪威北极的经典旅程。合同载明的全部旅游费用是74000元，合同附件明确约定旅游费用包含有：“„„

7、国际间往返机票及欧洲境内段机票；

8、挪威海达路德邮轮船票。”

彭燕依约于2012年1月27日15点从首都机场出发，两次转机历经31小时航程到达挪威北极小镇。西泽国际旅行社导游突然告知：“山妖峡湾号”邮轮发生机械故障，原订航海之旅取消了，改由海达路德邮轮公司提供两晚住宿和一张取代既定海上旅程的机票。彭燕当时有如晴天霹雳，如果不是为了饱览“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她断然不会在北半球最寒冷的我国春节期间，辞别亲友孤身赶赴北极陆野。

西泽国际旅行社导游交给彭燕后续空中旅程的电子客票，机票显示订票时间竟然是2012年1月26日。由此可知，在彭燕乘坐1月27日15点航班离开北京之前，西泽国际旅行社就已做出了取消航海之旅、改换航空之旅的安排。

彭燕拒绝改乘飞机取代既定的海上旅程，只得独自在北极小镇滞留了五天四夜。2012年1月31日，在面临签证过期的情形下，彭燕被迫在西泽国际旅行社提供的“保密协议”文本签了字。该协议书主要内容是，原定邮轮班次取消，使甲方（系指彭燕）出行造成影响，乙方（系指西泽国际旅行社）深表歉意；甲方自愿放弃所有的游览项目和相关服务并且承担若干损失，乙方在甲方回国以后向其退还所缴纳团款50%即37000元；甲方应当对本事件处理的所有信息保密；甲 1 方保证不再追究乙方任何责任等等。“梦游挪威”旅行团全体成员都毫无例外地签署了相同内容的“保密协议”。2012年2月1日，彭燕按来时路线折返北京。（文中名称皆为化名）

【法律解析】旅游是现代物质文明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高层次的生活需求和精神产品。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呈现爆发性增长态势，而旅游产生的各种消费纠纷更是层出不穷。我们在此以案说法，就案例反映的常见法律问题作出法律解析：

一、因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故障导致的旅程延误是否归责于旅行社？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由于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即不可抗力）导致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无法按时启航，致使游客耽误了正常旅游行程，旅行社及其指定的相关服务提供者（包括承运人）都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

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故障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呢？

就飞机故障而言，《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民航总局出台的《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也把飞机故障航班延误明确列为属于航空公司自身原因引起的航班延误，不属于不可抗力原因。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所有判例无一例外全都判定飞机故障导致的航班延误属于归责于航空公司的违约责任。其实航空公司应对飞机故障延误给予相应赔偿，早已属于生活基本常识了，现实引发争议的早就不是“赔不赔”的问题、而是“赔多少”的问题。

就船舶故障而言，在国际公约《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以及世界多国海商法中均明确规定，承运人的“最低法定义务”就是保证船舶在航行前和航行中不出故障的“适航责任”。我国《海商法》第47条规定：“承运人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应当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

交通工具故障归根到底是安全检查和保养维护责任没有认真落实的结果，可以通过事前检测予以消除，发生了故障可以及时予以维修，在无法及时维修时又可予以调换。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发生机械故障不属于不可抗力，因此导致的航班延误并非承运人免责的法定事由，承运人对此应当担负相应的违约责任。根 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既然消费者与旅行社签订了全程旅游服务合同，那么旅行社当然应向消费者概括承受其指定的相关服务提供者（包括承运人）全部法律责任，旅行社在承担赔付责任后可以再向相关服务提供者予以追偿。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承运人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十九条规定：“航班取消、提前、延误、航程改变或不能提供原定座位时，承运人应优先安排乘坐后续航班或签转其他承运人的航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交通工具发生故障不能及时修复的情形下，承运人必须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相同交通工具的其他航班，无权擅自改换其他种类的交通工具。也就是说，原来是坐飞机还得是坐飞机、不应擅自改换成轮船；原来是坐轮船还得是坐轮船、不应擅自改换成飞机。

具体本案而言，“山妖峡湾号”邮轮系西泽国际旅行社特为“梦游挪威”旅行团独立租赁的专属交通工具，并非为不特定公众服务的的公共客运交通工具。海达路德邮轮公司作为西泽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服务履行辅助人，两者履行服务行为具有同一性，西泽国际旅行社对海达路德邮轮公司的相关行为能够支配和控制，对于延误事件亦属可预见的范围。

二、旅行社是否有权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

国务院令（第550号）《旅行社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旅行社及其委派的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拒绝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

（二）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 第五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旅行社，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或者领队证：

（一）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二）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的；„„”

根据行政法规之规定，旅行社非因不可抗力是不得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的，否则应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就一般的购物之旅或奥运之旅来说，变更交通工具通常并不改变旅行目的。具体本案而言，乘坐邮轮航海不是过程而是目的！彭燕参加西泽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梦游挪威”旅行团的目的和核心价值就是：乘坐邮轮在冰雪世界近距离饱览遍布10万岛礁的“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绝非是乘坐飞机从远空俯瞰云雾缭绕的北极冰雪荒原。西泽国际旅行社以邮轮故障为由，为了攫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擅自将挪威峡湾“航海之旅”变更为“航空之旅”，又拒绝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之规定“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致使旅游合同目的根本落空，明显属于《旅行社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明令禁止的“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又据《北京市旅游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旅游者投诉后，应当在10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在45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答复投诉者；对应当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处理。北京市旅行社质量监督管理所依法受理旅游者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投诉。”彭燕有权向北京市旅行社质量监督管理所投诉西泽国际旅行社擅自变更旅游核心行程的违约和违法行为，甚至有权针对北京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北京市旅行社质量监督管理所相应的行政处置措施（如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旅游行政主管机关要求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无疑是督促旅游经营者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消费者在境外旅游遭遇不法侵害时，还可向外国消费者维权组织举报当地相关服务供应商的不法行径，“告洋状”往往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成效（如新闻效应）。彭燕亦可直接向挪威消费者协会投诉挪威海达路德邮轮公司擅自取消班轮的侵害行为。

三、旅行社强迫旅游消费者签署的所谓保密协议是否有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地方法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四条规 定：“本市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揭露、批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压制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真实报道。”由此可知，无论如何经营者与消费者签署的有关“今后不再向媒体披露”内容的保密条款都是无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旅游经营者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旅游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责任，旅游者请求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该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具体本案而言，西泽国际旅行社要求彭燕签订的“保密协议”包含有“应当对本事件处理的所有信息保密”、“保证不再追究任何责任”等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实质内容，那么该协议书由于违反《合同法》第四十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确将 “不公平、不合理”作为法定无效的情形之一，对于消费者的特殊保护确比《合同法》第四十条等有关无效的法律规定有着更为有利的界定。需要指出的是，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有关“回国以后退还50%团款37000元”的约定显然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明显减轻或免除了西泽国际旅行社损害彭燕合法权益本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鉴于西泽国际旅行社涉嫌欺诈，彭燕有权要求其双倍赔偿旅游价款人民币148000元以及赔偿其他各项损失；依据“保密协议”西泽国际旅行社仅向彭燕退还所缴纳团款74000之50%即37000元，而且约定“甲方保证不再追究乙方任何责任”，甚至企图就此剥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赋予消费者的“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之权利。

其次，即使暂不考虑本案欺诈因素，西泽国际旅行社仅向彭燕退还所缴纳团款74000之50%即37000元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明显减轻或免除了西泽国际旅行社本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三百条之规定“承运人擅自变更运输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提高服务标准的，不应当加收票款”，又据《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旅办发〔2011〕44号）第八条之规定“旅行社安排的旅游活动及服务档次与合同不符，造成旅游者经济损失的，旅行社应退还旅游者合同金额与实际花费的差额，并支付同额 违约金”，据此西泽国际旅行社不仅应当向彭燕返还相关旅游费用，还应就此向彭燕支付同额违约金。

第三，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在形式上就是无效的，西泽国际旅行社作为5A级出境游专业旅行社对该协议的形式无效应付全部责任。“保密协议”标明的签署日期是2012年1月31日，该协议第2条写到：“甲方（系指彭燕）同意于2012年2月1日自行乘飞机由特罗姆瑟前往奥斯陆机场与大团回合„„”，由此可知，该协议签订地点只能是在挪威北极小镇特罗姆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２００１〕３３号）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鉴于“保密协议”属于非经法定提交的境外形成证据，况且彭燕拒绝追认该协议的效力，因此该协议本身根本就不具有证据资格。

第四，鉴于《出境旅游合同》附件明确约定旅游费用已包含有：星级酒店住宿和三餐费用、全程巴士费用、中文导游陪同、景点门票费用、往返北京机票和欧洲境内机票和邮轮船票等全程费用，彭燕出游时仅携带有限的零用外汇，并且自行承担了滞留期间的住宿、餐饮和前往机场的费用，根本就不够另外购买返回北京的机票，由于语言不通即使家中汇款都不知怎样办理，况且远水救不了近渴，更何况当时彭燕的护照和签证文件都在西泽国际旅行社导游手中掌控，由此可知，西泽国际旅行社系以胁迫的手段并且乘人之危，致使彭燕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所谓“保密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２００１〕３３号）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如果审理法院坚持认定“保密协议”属于“可撤销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那么法院必须对此依法行使释明权，彭燕还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保密协议”。

四、旅行社故意隐瞒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是否构成欺诈？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 明。”《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和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

在旅客运输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导致运输行为不能正常进行，包括发生不可抗力以及运输工具突然发生故障等原因。不管承运人对此是否有过错、是否承担责任，承运人都应当及时（！）向旅客告知这些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法律之所以对承运人要如此要求，一是为了使旅客自己及时采取措施以避免不能正常运输给自己造成损失，例如在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的情况下，旅客一旦知道了迟延运输的原因后，如果认为可能对自己造成重大影响的，他就可以变更客票改其他班次或是干脆取消行程；二是可以让旅客知道不能正常运输的原因，以避免造成混乱和无端的猜疑。

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具体本案而言，邮轮故障事件是在“旅游行程前”发生的，并非是在“旅游行程中”发生的（当时彭燕仍在北京家中尚未前往机场）。既然西泽国际旅行社在彭燕离家前往首都机场以前就已明知邮轮航程已被取消，当然有义务在第一时间通知相关事实，并且彭燕有权据此作出相应的选择。当时如果事先及时得到“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已被取消的通知，彭燕必定不会在寓意阖家团圆的春节期间孤身赶赴处于最寒冷季节的北极荒原！西泽国际旅行社为了赚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故意隐瞒了“山妖峡湾号”邮轮发生故障的真实情况，擅自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导致旅游目的和核心价值根本落空，无疑就是侵犯了“消法”赋予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而且违反了《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的“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之强制义务，以及违反了《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之强制义务，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明显构成欺诈情节。根据“消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五、对于消费类服务合同纠纷违约之诉，消费者是否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于违约造成的损害原则上并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在导致消费者精神高度痛苦的具体违约案件中，不应完全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否则就不能符合完全赔偿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要求。

因消费类服务合同内容的特殊性，经营者的履约行为往往与消费者的精神利益密切相关。例如，一个孤儿花钱将其父母生前唯一的照片交给影印公司扩印，但影印公司不慎将孤儿父母的遗像丢失；又如，一对新人花钱聘请摄像公司为其婚礼录影，但摄像公司因器材故障未能拍摄婚礼场面。上述案例给消费者造成的精神痛苦都是显而易见的。

消费者因经营者严重违约的高度精神痛苦，显然属于合同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并且不能从合同责任中得到救济。旅游服务就属于典型的精神产品。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是性质不同、各自独立、不能相互吸收的两种损害（责任）。在因经营者的严重违约行为同时造成两种损害时，如果基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有关请求权竞合的规定，只允择一而诉，必将出现对消费者不公平的后果，使消费者不能就其精神和财产两方面损失得到完全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