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解析我国P2P网货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主要原因5篇

第一篇：详细解析我国P2P网货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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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解析我国P2P网货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主要原因

我国P2P网贷行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提现困难、跑路问题也时有发生.给投资人带来巨大听命。当前P2P网贷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主要原因是: 1.缺乏行业监管导致问题平台频发

我国P2P网贷行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基本属于“三无”行业，即没有准入门槛.没有运行规范.没有外部监管.缺乏行业监管导致P2P网贷行业野蛮的快速增长，平台良莠不齐，平台诈骗、跑路事件屡见不鲜;而且由于发展太过迅速.导致很多平台规模远超过自身实力和能力所能掌控的范围，提现困难平台也不断出现。2.面临非法集资困扰

P2P借贷采用公开方式为借款人筹措资金.在我国一直存在非法集资的困扰。

2010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间题的解释》中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宜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那些没有采取客户资金第三方托管的平台，会形成资金在平台的沉淀，存在非法集资的嫌疑.3.自融和虚假借款问题层出不穷

有些P2P网贷平台设立的目的就是为自己或关联企业融资，即自融.如果平台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或委托关联方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真实借款信息并没有大问题，只是容易发生操作违规和道德风险。

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自融平台往往会采用虚构借款人和借款需求的方式进行自融，把吸收的资金转贷或投资于其他用途。介意这种情况下借贷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一旦资金出现问题，投资者往往血本无归。4.坏账率居高不下

P2P平台主要定位于为借款人提供小额信贷。小额信贷是一项严重依赖征信体系、诚信环境和数据技术的业务。

国外运行的P2P网贷由于对接了征信系统和大数据信息.个人的征信数据相对全面、准确，可作为筛选借款人的第一道门槛，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后，比较容易在线上解决问题。同时，其高昂的违约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借款人的违约行为.但是在我国由于征信系统不完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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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P2P网贷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

我国的小额信贷业务本身发展滞后，技术和人才储备有限.缺少完备的个人征信体系，诚信环境不佳.还有一些网贷平台经营者本身并无小额信贷业务经营经验，仓促上线平台，盲目扩张业务，使得P2P网贷平台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存在巨大风险。

为应对这一风险，许多平台开展详尽的线下尽职调查，从搜集信用数据开始，经历初审、终审、复核多个环节以便尽可能准确地确定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评估其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和违约成本。这些工作大多由人工完成.

第二篇：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问题：

根据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当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等，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包含个体或群众对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和人际沟通模式等。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感明显增大，尤其近两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购买，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几乎存在于中国整个奶业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居民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担忧，导致了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上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市民对社会信任得分仅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极低信任”的最下限。两年来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1日数据

本文所说的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民意”、“民心” 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要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的社会心态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一、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是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会心态问题。

（一）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4月在全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和47.7%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方面。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二）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的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的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的55%，担心交通安全的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2010年1—10月全国发生矿难22起，死亡人数456人，仅3月份就发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三）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

虽然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不如说当前社会存在社会信任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信任可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大类，水平信任是指对周围他人的信任, 比如人际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的信任。第一个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问题。

社会信任的第二个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这是关于垂直信任的问题。沃伦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这说明，信任和民主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垂直信任高低的优劣。

研究者发现, 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 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的信任, 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权威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组织机构某些工作人员、公共权力机关某些权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转化为对于机构、行业、组织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会信任重建是全社会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一定意义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为关键，直接影响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交易将无法进行。

（四）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8月的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得到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为74.2%； 13.6%的人选择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说不清”；但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五）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很小，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多数人自我认同为中等和中下等。我们要警惕底层认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2007年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的调查都是类似的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机会越来越难，而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

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50天时间国内接连发生6起针对幼儿园或小学学生的恶性凶杀案件。这些血案的凶手的行为都属于报复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具有受挫经历的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发下采取攻击他人的行动。除了警惕产生“挫败感”后的极端行为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惨案后的社会反应，许多人流露出对于行凶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孩子作为报复对象，而应该针对贪官。这种同情心态的出现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败感”有关。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更容易同情有挫败经历的人。

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也就是说，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造成明显的一边倒，加强原来的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六）群体性怨恨可能成为社会情绪“我爸是李刚”，这是2010年最触犯众怒的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近年来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是“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最近山西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的案件中，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2009 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案件一发生民众就表达了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用个人的不满解读发生的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群体性怨恨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关。调查中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待遇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正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但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一样的追捧。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化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七）利他行为的主动性、习惯性不足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灾难让民众看到了许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岛、南京、北京等地区的“血荒”却拷问了我们社会的利他行为和鼓励利他行为的机制。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大事件激发下的利他行为踊跃，二是经过组织的利他行为仍然是多数，也就是利他行为缺乏主动性。

社会的慈善观念还需要逐步树立，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有待消除。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些富人、名人、企业捐赠金额表达不满；把慈善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企业的慈善行为成为一种表演和形象推广；甚至出现所谓的“诈捐”……

（八）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

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

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原因：

1.文化断裂与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西方文化与部分西方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譬如体现在“家庭与婚姻观念”和“中西方节日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观念”等等，使许多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陷入了一种“纠结”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之中。

2.当代中国之发展：当代中国之发展日新月异、成效显著，然而，飞速发展的背后难掩其问题重重：诸如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发展模式单一和不稳定；发展中急功近利之思想盛行；社会竞争不公平、激烈和失业率高等。在这样的一种大社会环境中，许多年轻人特别是身处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总难免产生迷茫和担忧的情绪，然拘于当下社会和大学之现状却又多少无可奈何，这样“对当下状况之不满，对未来生活之迷茫”的现状让他们多了焦虑、浮躁，少了冷静、憧憬。

3.个人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人民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然这些丰富的物质对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像如今许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而言却成了对他们的极大的诱惑，他们往往溺于享受和消遣这些新奇的事物，这方面的事例诸如“网瘾”、“网恋”等等不甚枚举。最终，他们耽搁了自己的学业，缺失了对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和照看，而出现了对当下生活的浮躁和对未

来生活的焦虑等等不良心态。归根结底，则是这些人缺乏对自我的约束和律省、对未来生活没有明晰的理想和目标、意志力不坚定等等。

第三篇：浅谈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浅谈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由于人们对于经济效益的热衷和对金钱的崇拜，世界范围内自然生态平衡逐渐被打破，以破坏环境来换取表面上的经济增长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严重，我国的环境形势不容乐观。研究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对于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调查研究，目前我国存在的生态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我国土地广袤、幅原辽阔，国土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但是可耕地资源十分有限。当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778平方米，不及世界人均耕地的三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实施《土地管理法》之后，耕地减少速度趋缓，但仍为减少趋势。

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建筑占地最为严重，包括住房、工厂等的修建。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荒村或者是“村中荒”现象。荒村现象大多是由于整村迁移导致的。“村中荒”则是由于宅基地外要导致的，村子面积不断扩大，但村中间的老宅或倒塌、或用来放置废弃物品。这些都体现了农村建设规划的不科学、不合理。其次是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占地。例如青藏铁路的修建，不可避免的占用了部分耕地资源。

二、土地沙漠化日趋严重

我国目前有沙漠化土地约7.1×105km2，占国土面积的7.4％；戈壁面积5.7×105km2,占国土面积的5.9％。更为严重的是，我国沙漠化土地每年正以2.1×103km2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年减少两个香港的土地。政府虽然实施了相关政策，如退耕还林，但效果微乎其微。

土地沙漠化现象在我国西北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地区原本就处于干旱和半干旱的脆弱生态环境之下，由于缺水，动植物多样性不像其他地区那么丰富。再加上人类的过度开发，如伐木毁林，破坏了生态平衡，从而导致土地肥力下降、质量退化，最终变成沙漠。可以说我国土地沙漠化主要是由于过度的人类活动引起的。

三、森林资源缺乏且急剧减少

经统计，在世界160个国家或地区中，我国森林覆盖率位居第120位，人均占有林地面积位居第128位。可见，我国森林资源极度缺乏，是世界森林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森林资源的缺乏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同时也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森林资源缺乏、林地面积急剧减少是由于人类过度的伐木开垦、毁林造田，以及火灾、病虫害等原因引起的。森林面积的减少同时也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灾害。

四、水土流失日益加重

水土流失是我国土地资源遭到破坏的最常见的地质灾害，以黄土高原地区最为严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约为50亿吨，属于世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的国家之一。

造成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有两个方面，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从自然方面来看，主要有多山，土质疏松，垂直节理发育，易冲刷；降水集中，多暴雨，冲刷力强；植被稀少，对地面的保护性差，易造成水土流失。从人为方面来看，主要有乱砍滥伐，植被破坏严重；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开矿及其他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

五、淡水资源严重缺乏

我国是一个淡水资源奇缺的国家。虽然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 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名列世界第四位，但是我国拥有十三亿人口，若按人均计，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我国淡水资源奇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总体而言，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夏秋多春冬少，这导致有些地区水灾频发，有些地区又极度干旱。二是人为因素，我国国民惜水、节水意识薄弱，节水措施不到位，这导致水资源浪费现象随处可见。

六、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大量物种面临灭绝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近年来我国生物多样性成骤减趋势，且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同时也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我国生物多样性骤减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物种生存环境的改变与破坏，人类掠夺式的开发与利用，环境污染，外来物种的入侵或不合理的引种等，此外人类非法收集、采挖、走私等行为也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七、各种污染严重

在我国，各种污染日趋严重，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光污染、噪音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等。其中，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尤为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重心，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大肆发展第二产业，人们长期只片面的注重经济效益而置社会整体效益于不顾，先污染后治理曾是我们一度采用的发展策略。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不仅带来的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同时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存与发展。

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不止于此，而以上所提到的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如何防治这些生态环境问题，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践证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此外，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缺点，因此，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我们还要积极主动的学习科学发展观，明确其基本内涵，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重在贯彻与落实，我们要在其指导下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真正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不断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们要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指导下，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此外，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还有利于我们防污治污能力的提高，我们可以把科技成果运用到生态环境保护上来，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国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我国国民环保意识薄弱是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应当在这一方面多做工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增强国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政府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等渠道，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还可以通过完善法制、加强监管等方式来督促人们的行为。个人则需要将思想意识落实到行为活动，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保护环境，爱护自然。

四、制定科学合理的方针政策，将生态环保工作落到实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我们一部分领导人已经看到了我国面临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计划，如倡导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填海造陆、海水淡化，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等，但其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我个人认为政府应将这些政策方针进一步科学化、具体化，形成硬性要求，针对各地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任务分配，并按时进行成果验收，未完成任务指标的地区政府，应给与适当的惩罚。

等等。

总而言之，实现防污治污，环境保护的方法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认识到生态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做到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第四篇：我国当前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我国当前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外资质量不高

一方面，外商为了保持其技术垄断优势，将高端核心技术控制在自己手里，或是向我国输出已经失去竞争力或正在普及和标准化的技术，即使转让了部分高精尖技术，往往要附加各种

[6] 限制性条款，不利于我国技术提高

另一方面，我国存在只重技术引进，不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创新问题

（二）外资结构不合理

我国外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从外资来源来看，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是国际投资的主体，而从流入中国的外资看，我国外资来源主要集中在香港、日本、台湾等亚洲国家或地区，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我国的投资所占的比例不高。

外商投资来源过于集中在某些亚洲国家，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整体提升。

2.从外资的产业构成来看，我国急需发展的农业利用外资额最少，而工业中制造业利用外资比重最大，另外服务业中房地产利用外资的比重也很高。这种外资结构的倾斜加大了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偏差，使三次产业之间发展水平与国际竞争能力的距离扩大，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负面效应；

3.从外资的地区分布来看，我国东、中、部地区相比较，无论在外资使用量方面，还是在外资规模和效益方面，三者都有很大差距。这样的区域失衡状况容易加剧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造成更大的不均衡，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

4.从外商投资形式来看，我国外商独资化趋势明显，合资企业比重下降，且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中外方控股比例失衡，或由外方绝对控股或外商独资

而外商独资企业大规模进入国内市场，必然对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构成威胁，而且外商可能会滥用优势垄断地位，损害公平竞争以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从长远来看，这将会削弱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

5.从外资利用形式来看，外资并购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外资并购的领域多涉及制造业、流通业、高科技产业等，部分产业涉及国家安全，如果我国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企业被外商控制，则不利于我国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还可能导致我国经济的动荡，并引发新的危机。

当前中国货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出口市场上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低价竞销现象严重，外贸经营秩序亟待改善

2）货物出口经营方式粗放，低价格、高物耗、数量扩张的出口模式未能根本改变

3）出口高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

4）外贸顺差激增，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加大

5）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我国货物出口贸易影响愈益严重

1)较高的贸易依存度

2)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

3)贸易方式不合理

4)工业制成品竞争力不强

5)农产品深加工不足

6)机电产品技术含量不足

7)纺织品、服装所占比例大，价格低。对策：产业高新化

市场多元化

以质取胜

第五篇：我国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

我国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原因，对策：

问题：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98-2005年的五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处在低水平上徘徊，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平均增长5.5%，远远低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最慢的一个时期。

2。、农村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农民看病难，吃药难，受教育难，上学难，社会保障难，文化享受难等等问题。

3、农民自身的问题：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思维方式较为保守和僵化。

4、农村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

5、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现状不容乐观。基层干部和一些党员不能起到带头作用，个别村甚至连正常办公地点都没有，成为“无办公用房、无办公设施、无活动场所”的“三无”支部。原因：

1、近年来，农民收入虽然逐年增多，但城乡居民收入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民增收渠道不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依然是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为突出的矛盾。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觖决，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2、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导致农村基础设施脆弱，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渠道变窄。

3、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但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农民受教育的年限比较短，文化程度比较低，特别是一些有文化、有技能的农村青壮劳力都在外务工，留守人员多为年龄较大或年龄较小的老人或儿童，难以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担。

4、随着农村的不断发展，各项改革也在不断深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仍未彻底打破，土地、资金等影响农村发展的因素未能得到有效、合理地配置，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农村综合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

5、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现状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有的党员干部“双带”作用发挥不好，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不强；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不能成为领导农村发展的核心。对策：

1、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1）继续加大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力度。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开展定向培训和订单培训，促使农村劳动力尽快就业；要切实保护好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免费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政策咨询和就业服务。

（2）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精品农业、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深入实施科技农业，提高科技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使农民在农业链的延伸中获得更多的收入。

（3）积极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和广大农民自主创业。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和在乡农民自主创业，是解决农民增收难的客观需要。要制定出台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和农民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引导农民领办、创办、合办民营企业，就地吸收消化本地富余劳动力，在致富自己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

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

（1）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投入，探索建立长效的管养机制。

（2）继续推进农村公路建设。要继续抓好农村公路建设，逐步把乡村公路延伸到规划的农民集中居住点。

（3）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要做好农村改水工作，优先解决农民饮水安全问题，让农民都能饮用上清洁、安全的自来水。

（4）加强农村能源建设。要积极推广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民用沼气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切实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和居住环境。

3、培养新型农民，不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1）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抓好教育是建设新农村的基础，要大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要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注意调动和保护长期在农村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的积极性，促进城乡教育事业均衡协调发展。

（2）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要充分发挥基层农技部门和科技人员的作用，分期分批对农民进行农业实用技术等的培训，促进科学种田；要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增强农民就业创业的能力。

（3）加强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要认真实话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积极开展“文明家庭”、“和谐村组”等的创建活动，提倡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4、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改革，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1）深化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要在切实保护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有序推进土地经营权合理流转，解决当前农村部分外出务工家庭“土地抛荒”、“胡种胡收”的现象，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2）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要全面推行农户“贷款证”制度，加大小额贷款的支农力度，积极为农民申办小额贷款提供信用担保，解决农民发展生产和创业致富过程中资金不足问题。

（3）深化村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在坚持林权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通过招投标、竞买、租赁等方式取得林地使用权，落实林地管护责任，促进林业产业健康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5、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1）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切实加强以村级党组织为重点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改进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和活动方式，深入开展农村“三级联创”活动，进一 步丰富“三级联创”的内涵，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2）加强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不断提高农村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

（3）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要进一步搞好村务、财务和党务“三公开”，积极推行村务民主听证制度，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建立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真正实现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构建民主和谐的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