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
职务犯罪7成获缓刑免刑 检方极少抗诉
2010年11月19日03:44京华时报我要评论(250)字号:T|T [导读]最高检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
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的工作机制。此举为确保职务犯罪分子量刑适当、罚当其罪。该规定明年1月1日起试行。
>>规定
两级检方监督职务犯罪案
《规定》指出,作出一审判决法院的同级检察院是同步审查的主要责任主体,上一级检察院负督促和制约的责任。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庭审后,提起公诉的检察院应当将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起诉书、出庭意见书报送上一级检察院;有量刑建议书的,应当一并报送。
地方各级检察院收到同级法院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书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收到下级检察院报送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起诉书、出庭意见书和量刑建议书后,应当指定专人及时审查。收到下级检察院报送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书后,应当立即审查。
《规定》特别指出,对于重大、疑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以及检察院、法院之间、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有重大分歧意见的案件,上一级检察院认为必要时,可以组织上下两级检察院公诉部门和侦查部门共同研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执行
比对起诉书判决进行审查
《规定》主要解决的是检察机关对错误判决不敢监督和不善监督的问题,因此监督的重点应当是那些上下两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中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规定》的执行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力度,确保职务犯罪分子量刑适当、罚当其罪,有利于震慑和遏制职务犯罪行为。
具体操作中,上下两级检察院应结合本规定的审查重点,把检察机关起诉书和出庭意见书指控的内容与一审判决进行比对审查,从而判断一审判决是否正确。依照《规定》,上下两级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马上就访
职务犯罪69.7%缓刑免刑
昨天,最高检公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最高检组织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
该负责人表示,据此,大家认为,如何有效化解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免刑偏多的难题,是当前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一项紧迫而突出的重要任务。(本报记者 于杰)
链接——高检院公诉厅负责人就《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答记者问
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加大对职务犯罪案件监督力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日印发《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下称《规定》),对检察机关监督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提出具体要求。这是高检院为破解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不力这一难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为帮助广大读者准确理解和掌握《规定》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您谈一下制定《规定》的背景和意义。
答: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高检院组织开展了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动。专项检查活动中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据此,大家认为,如何有效化解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免刑偏多的难题,是当前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一项紧迫而突出的重要任务。
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制度主要目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的体制优势,通过上一级检察院的及时介入,有效排除案外因素的干扰和阻力,确保及时发现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判决不公并依法监督纠正,有利于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由“软”变“硬”,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二是能够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力度,确保职务犯罪分子量刑适当、罚当其罪,有利于震慑和遏制职务犯罪行为,从而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顺应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呼声。三是《规定》的制定紧紧抓住了职务犯罪案件监督不力这一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有利于通过检察机关工作机制建设,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促进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科学发展。
问:为何将同步审查的范围确定为第一审判决? 答:将同步审查的范围明确为第一审判决,主要有三点考虑:首先,一审裁判和二审裁判在法律效力、监督程序、审查时限等方面都有区别,尤其是在监督程序和时限上,对二审生效裁判的监督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在时限上也无未生效裁判的紧迫性,无需同步审查。其次,上下两级检察院经过对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后,一般能够达到排除案外因素干扰的目的,也无再对已生效二审裁判进行同步审查的必要。其次,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定罪和量刑,法院是以判决的形式确定,而一审裁定一般只用于解决程序性的问题,我们把同步审查的对象直接明确为第一审判决,不会出现遗漏。
问:如何确保同步审查的案件质量和工作效率? 答:《规定》第五条确定了上下两级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进行同步审查时应当重点审查的八个方面的内容,作出这一规定,主要是考虑如何使上下两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中能够集中精力、突出重点,重点审查那些检察机关的指控与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有分歧、一审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上,保证同步审查的案件质量和工作效率。所规定的八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经研究认为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形,另一方面也是根据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动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情形。具体操作中,上下两级检察院应结合本规定的审查重点,把检察机关起诉书和出庭意见书指控的内容与一审判决进行比对审查,从而判断一审判决是否正确。
问:《规定》在对上下两级检察院实施同步审查程序的要求是否相同? 答:由于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的职责不同,因此在同步审查的要求上也应有区别。鉴于下级检察院和上一级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分别是本规定确定的同步审查主体,《规定》要求,下级检察院的同步审查,应当按照“三级审查、逐级把关”的规定进行,而对于上一级检察院同步审查,一般可由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报公诉部门负责人审核。对上一级检察院之所以没有要求按照“三级审查、逐级把关”的程序,主要考虑上一级检察院的审查一般不阅卷,在没有阅卷的情况下,不宜交由检察长决定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问:同步审查一旦发现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如何应对? 答:《规定》主要解决的是检察机关对错误判决不敢监督和不善监督的问题,因此监督的重点应当是那些上下两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中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依照《规定》,下级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提出抗诉后报告上一级检察院,在此情况下,上一级检察院的职责是审查抗诉是否正确,根据刑诉法和有关规定,上一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抗诉正确或者部分正确的,出庭支持抗诉或者部分支持抗诉;认为抗诉不正确的,依法撤回抗诉。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要及时通知下级检察院,下级检察院认为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意见正确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问:那上下两级检察院意见出现分歧时又如何解决? 答:按照《规定》,下级检察院对上一级检察院业务部门的意见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在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认为应当抗诉,下级检察院不同意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意见的,需经检察长决定或者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经下级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作出的不抗诉决定,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不同意的,则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阅卷,否定下级检察院的决定,要报经检察长决定或者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上一级检察院作出的决定,下级检察院应当执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上一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时确有阅卷必要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调卷审查,并应当尽可能在一审判决生效前提出审查意见。此外,对重大、疑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以及检法之间、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有重大分歧意见的案件,在同步审查中,在充分发挥上下级检察院一体化机制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协作配合机制的作用,保证对职务犯罪案件裁判监督的力度和质量。
问:检察人员在同步审查过程中存在执法过错,如何追究责任? 答:考虑到如果不强调同步审查的责任,就难以将同步审查这项制度落到实处,故在《规定》第十三条写入了责任落实内容。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制定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对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存在执法过错的,明确规定了责任追究的范围和程序,因此,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发现存在执法过错的,应当按照《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篇:最高检察院解读《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答记者问
最高检察院解读《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
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答记者问
来源: 新华网 记者:隋笑飞
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加大对职务犯罪案件监督力度
------高检院公诉厅负责人就《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
干规定(试行)》答记者问
新华网北京11月19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对检察机关监督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提出具体要求。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就《规定》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日印发《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下称《规定),对检察机关监督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提出具体要求,这是高检院为破解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不力这一难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为帮助广大读者准确理解和掌握《规定》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您谈一下制定《规定》的背景和意义。
答:09年5月至2010年1月,高检院组织开展了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动,专项检查活动中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据此,大家认为,如何有效化解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免刑偏多的难题,是当前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一项紧迫而突出的重要任务。
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制度主要目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的体制优势,通过上一级检察院的及时介入,有效排除案外因素的干扰和阻力,确保及时发现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判决不公并依法监督纠正,有利于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由“软”变“硬”,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二是能够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力度,确保职务犯罪分子量刑适当、罚当其罪,有利于震慑和遏制职务犯罪行为,从而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顺应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呼声,三是《规定》的制定紧紧抓住了职务犯罪案件监督不力这一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有利于通过检察机关工作机制建设,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促进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科学发展。
问:为何将同步审查的范围确定为第一审判决?
答:主要有三点考虑:第一,一审裁判和二审裁判在法律效力、监督程序、审查时限等方面都有区别,尤其是在监督程序和时限上,对二审生效裁判的监督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
行,在时限上也无未生效裁判的紧迫性,无需同步审查。第二,上下两级检察院经过对第一
审判决同步审查后,一般能够达到排除案外因素干扰的目的,也无再对已生效二审裁判进行
同步审查的必要。第三,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定罪和量刑,法院是以判决的形式确定,而一
审裁定一般只用于解决程序性的问题,我们把同步审查的对象直接明确为第一审判决,不会
出现遗漏。
问:如何确保同步审查的案件质量和工作效率?
答:《规定》第五条确定了上下两级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进行同步审查时
应当重点审查的八个方面的内容,作出这一规定,主要是考虑如何使上下两级检察院在同步
审查中能够集中精力、突出重点,重点审查那些检察机关的指控与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有分歧、一审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上,保证同步审查的案件质量和工作效率。所规定的八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经研究认为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形,另一方面也是根据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
动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情形。具体操作中,上下两级检察院应结合本规定的审查重点,把检察
机关起诉书和出庭意见书指控的内容与一审判决进行比对审查,从而判断一审判决是否正
确。
问:《规定》在对上下两级检察院实施同步审查程序的要求是否相同?
答:由于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的职责不同,因此在同步审查的要求上也应有区别。
鉴于下级检察院和上一级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分别是本规定确定的同步审查主体,《规定》要
求,下级检察院的同步审查,应当按照“三级审查、逐级把关”的规定进行,而对于上一级检
察院同步审查,一般可由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报公诉部门负责人审核。对上一级检察院之所
以没有要求按照“三级审查、逐级把关”的程序,主要考虑上一级检察院的审查一般不阅卷,在没有阅卷的情况下,不宜交由检察长决定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问:同步审查一旦发现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如何应对?
答:《规定》主要解决的是检察机关对错误判决不敢监督和不善监督的问题,因此监督的重点应当是那些上下两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中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依照《规定》,下级
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提出抗诉后报告上一级检察院,在此情况下,上一级检察院的职责是审查抗诉是否正确,根据刑诉法和有关规定,上一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抗诉正
确或者部分正确的,出庭支持抗诉或者部分支持抗诉;认为抗诉不正确的,依法撤回抗诉。
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要及时通知下级检察院,下级检察院认为上
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意见正确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问:上下两级检察院意见出现分歧时又如何解决?
答:按照《规定》,下级检察院对上一级检察院业务部门的意见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在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认为应当抗诉,下级检察院不同意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意见的,需经检察长决定或者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经下级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作出的不
抗诉决定,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不同意的,则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阅卷,否定下级
检察院的决定,要报经检察长决定或者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上一级检察院作出的决定,下级检察院应当执行。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上一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时确有阅卷必要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调
卷审查,并应当尽可能在一审判决生效前提出审查意见。此外,对重大、疑难、有较大社会
影响的案件,以及检法之间、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有重大分歧意见的案件,在同步审查中,在充分发挥上下级检察院一体化机制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协作
配合机制的作用,保证对职务犯罪案件裁判监督的力度和质量。
问:检察人员在同步审查过程中存在执法过错,如何追究责任?
答:考虑到如果不强调同步审查的责任,就难以将同步审查这项制度落到实处,所以在《规定》第十三条写入了责任落实内容。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制定的《检察人员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对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存在执法过错的,明确规定了责任追
究的范围和程序,因此,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发现存在执法过错的,应当按照《检察人员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最高检就《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答记者问
2010年11月19日 16:16:44来源: 新华网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新华网北京11月19日电(记者隋笑飞)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对检察机关监督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提出具体要求。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就《规定》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问:为何将同步审查的范围确定为第一审判决?
答:主要有三点考虑:第一,一审裁判和二审裁判在法律效力、监督程序、审查时限等方面都有区别,尤其是在监督程序和时限上,对二审生效裁判的监督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在时限上也无未生效裁判的紧迫性,无需同步审查。第二,上下两级检察院经过对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后,一般能够达到排除案外因素干扰的目的,也无再对已生效二审裁判进行同步审查的必要。第三,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定罪和量刑,法院是以判决的形式确定,而一审裁定一般只用于解决程序性的问题,我们把同步审查的对象直接明确为第一审判决,不会出现遗漏。
问:如何确保同步审查的案件质量和工作效率?
答:《规定》第五条确定了上下两级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进行同步审查时应当重点审查的八个方面的内容,作出这一规定,主要是考虑如何使上下两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中能够集中精力、突出重点,重点审查那些检察机关的指控与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有分歧、一审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上,保证同步审查的案件质量和工作效率。所规定的八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经研究认为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形,另一方面也是根据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动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情形。具体操作中,上下两级检察院应结合本规定的审查重点,把检察机关起诉书和出庭意见书指控的内容与一审判决进行比对审查,从而判断一审判决是否正确。问:《规定》在对上下两级检察院实施同步审查程序的要求是否相同?
答:由于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的职责不同,因此在同步审查的要求上也应有区别。鉴于下级检察院和上一级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分别是本规定确定的同步审查主体,《规定》要求,下级检察院的同步审查,应当按照“三级审查、逐级把关”的规定进行,而对于上一级检察院同步审查,一般可由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报公诉部门负责人审核。对上一级检察院之所以没有要求按照“三级审查、逐级把关”的程序,主要考虑上一级检察院的审查一般不阅卷,在没有阅卷的情况下,不宜交由检察长决定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问:同步审查一旦发现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如何应对?
答:《规定》主要解决的是检察机关对错误判决不敢监督和不善监督的问题,因此监督的重点应当是那些上下两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中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依照《规定》,下级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提出抗诉后报告上一级检察院,在此情况下,上一级检察院的职责是审查抗诉是否正确,根据刑诉法和有关规定,上一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抗诉正确或者部分正确的,出庭支持抗诉或者部分支持抗诉;认为抗诉不正确的,依法撤回抗诉。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要及时通知下级检察院,下级检察院认为上一级检察院公
诉部门意见正确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问:上下两级检察院意见出现分歧时又如何解决?
答:按照《规定》,下级检察院对上一级检察院业务部门的意见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在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认为应当抗诉,下级检察院不同意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意见的,需经检察长决定或者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经下级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作出的不抗诉决定,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不同意的,则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阅卷,否定下级检察院的决定,要报经检察长决定或者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上一级检察院作出的决定,下级检察院应当执行。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上一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时确有阅卷必要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调卷审查,并应当尽可能在一审判决生效前提出审查意见。此外,对重大、疑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以及检法之间、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有重大分歧意见的案件,在同步审查中,在充分发挥上下级检察院一体化机制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协作配合机制的作用,保证对职务犯罪案件裁判监督的力度和质量。
问:检察人员在同步审查过程中存在执法过错,如何追究责任?
答:考虑到如果不强调同步审查的责任,就难以将同步审查这项制度落到实处,所以在《规定》第十三条写入了责任落实内容。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制定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对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存在执法过错的,明确规定了责任追究的范围和程序,因此,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发现存在执法过错的,应当按照《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篇:职务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检察监督
职务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检察监督
杜文海
[摘 要]我国职务犯罪案件量刑出现了明显的“轻刑化”态势,引发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检察机关应多策并举,积极应对,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和纠正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
[关键词] 职务犯罪 轻刑化 检察应对
但近年来,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此类案件的量刑出现了明显的“轻刑化”①态势,成为官员犯罪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认为纵容了犯罪,破坏了法律的公平,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及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和纠正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检察机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积极应对。
一、完善内部工作机制,整合内部监督资源,提升案件审判法律监督的能力。
(一)、完善查办职务犯罪考核标准,强化证据意识。考核标准对执法办案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导向作用,目前检察系统对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进行案件目标考核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考核指标偏重数量。没有案件数量就会影响全院的考评成绩,所以某些检察院的侦查部门为了完成指标往往会对一些数额较小、证据不完善的案件也立案侦查,对大案、复杂案件则只注重突破而忽视深挖。二是,考核侧重于有罪判决。客观上造成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和公诉部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共同目标仅仅满足于“诉得出、判得了”,没有重视是否“判得准”。为此应确立科学、合理地考评指标:着眼于案件的质量,以质量考核为主,数量考核为辅;增大职务犯罪大要案的考核分数比重,引进对职务犯罪有罪判决量刑是否适当的审判监督考核;这样可促进提高侦查人员固定证据与深挖犯罪意识,转变“从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把侦查、起诉工作的重点放在实物证据的收集上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避免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现象的发生。
(二)、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指导作用。落实《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备案审查规定》、《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 杜文海,检察员,研究生学历,陕西省铜川市人民检察院,邮编727031,手机***。①职务犯罪“轻刑化”,有人称之为职务犯罪“轻缓化”,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对职务犯罪人判处较轻刑罚的司法趋向。其突出表现是职务犯罪相比其他一般刑事犯罪被判处缓刑和免刑的数量比例过多。
规定(试行)》等文件规定,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在办案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在案件初查以后,上级检察机关要掌握立案的犯罪金额或重要情节;密切关注案件的侦查终结、起诉、审判等环节在犯罪数额认定及重要情节方面的变化;对下级检察机关提出需要上级支持或者出面协调的,上级机关应当及时与有关机关或部门协调,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对案件质量的跟踪管理,及时进入对下级法院判决的实质审查,做到两级审查同步和一体化,对明显适用法律不当,判决崎轻的,基层检察院要及时提出抗诉,对没有提出抗诉的,上级院要指令下级院提出抗诉,并跟踪监督落实。通过上一级检察院的及时介入,发挥上下级检察机关一体化效能,有效排除案外因素的干扰和阻力,及时发现不公的职务犯罪案件判决并依法监督纠正,把审判监督由“软”变“硬”。
(三)、加强检察职能部门内部整合,发挥互补优势。实行有效的内部整合,实现检察机关侦、诉职能部门的良性互动,发挥互补优势,是提高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实行公诉向前延伸,加大对自侦部门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听取案件进展及证据到位等情况,及时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对证据锁链的完整性、适用法律条款及定性的准确性,提出意见,按公诉证据标准引导侦查,指导取证工作。侦查向后延伸,服务于公诉,侦查部门及时将职务犯罪案件查办过程中嫌疑人的悔罪表现、证据变化等向公诉部门承办人员反馈沟通,便于承办人审查起诉时全面掌握案情,及时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进一步提高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通过业务部门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形成法律监督合力。
(四)、严肃查办法官违法审判案件,发挥警示作用。职务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问题也是司法不公问题,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司法不公背后的种种犯罪行为,是促进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措施。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法官职务犯罪问题仍时有发生。他们有的与律师相互勾结弄虚作假,有的利用所谓的法律“灰色地带”弄权渎职,有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索贿受贿。检察机关应对职务犯罪案件审判的判决裁定文书实行专人审查,严格把关,对个案处理上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以及量刑畸重畸轻的案件情况要重点审查。对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背后的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及时调查,该立案侦查的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通过强有力的刑事惩治,发挥警示预防作用,促使司法工作人员自觉廉洁、公正、高效执法,减少案外因素的非法干扰。
(五)、充分运用量刑建议权,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量刑规则的缺失,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在审判活动中,检察院应依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对职务犯罪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将量刑程序纳入法庭辩论阶段,使控辩双方对量刑进行辩论。量刑建议应当载明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种类、幅度、执行方式及其理由和依据,对量刑部分进行阐释说理,列举证据分析是否适用缓刑、免处,提出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如果法官不按建议判,他就要在判决书论证适用缓刑、免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且要能经得起本院审委会、上级院的监督,这样会有效遏制因暗箱操作所导致的缓刑适用不当的现象,有效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
(六)、完善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委会制度。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参与人民法院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讨论,是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途径。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职务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分时,应邀请同级检察长列席。通过列席审委会可以直接就案件的定性、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法律的适用,与审判委员会面对面地沟通,阐明检察机关的意见、观点和法律依据。有助于审判委员会充分考虑人民检察院意见和观点,准确地适用法律,恰当地裁判案件,达到审判监督的目的和效果。
二、完善外部沟通机制,整合外部监督资源,形成打击职务犯罪之合力。
(一)、加强与人民法院的联系、协调、沟通。
1、细化缓刑、免刑的适用条件,减少人为因素的介入。我国现行刑法对缓刑、免刑的适用条件规定不够细化,缺乏明确性、可操作性。检、法两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标准认识常存在分歧。建议由各省级人民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结合本地实际, 按照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原则要求再进一步细化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和细化规范自首、立功等具体条件,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实施意见。从而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增强可操作性,减少人为因素的介入。
2、召开联席会议,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案件侦结后,检察机关要及时加强与审判机关的联系和沟通,除了在认定事实及情节上进行监督外,更应加强对量刑的监督。在交流方式上,可采取定期、不定期与法院召开联席会议。对职务犯罪个案审理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相互沟通,对案件定性、证据采信、庭审旁听、案件线索移送等工作进行协商,相互配合;
对共性问题应当及时分析,向审判机关通报反馈,提出修正或者纠正的意见、建议,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
(二)、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支持的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办案的政治效果是根本要求,坚持党对司法工作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党的反腐败方针和重大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特别是在遇到阻力大、因难多的案件时,要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向党委汇报工作,争取党委对打击职务犯罪工作的关心与支持非常重要。对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理要向人大常委会报告,这样既可以接受人大的监督,又可以争取人大的支持。
(三)、借助新闻舆论监督权,发挥新闻监督作用。随着现代传媒的逐步普及和发展,新闻舆论监督权已成为独立的权力,利用舆论的公开、透明,可以把职务犯罪的丑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下,形成强大的社会威慑力量,这是对防范司法审判活动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司法腐败现象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监督方式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检察机关可以适时对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报道和曝光,发挥新闻监督作用,使人民法院在职务犯罪案件审理中不敢随意适用缓刑。
三、创新检察工作机制,完善工作制度,拓展审判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
(一)、建立诉前检察官走访调查制度。对职务犯罪案件可能适用缓刑、免刑的,诉前实行检察官走访、调查制度。通过走访认真听取被告人单位和社会各界对被告人的评价,对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综合判断.有利于检察机关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起诉,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引进判决公开审查评议制度。由检察院牵头,邀请人大、法学专家等组成一个评案小组,每年对当地法院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中作出的缓刑、免刑判决进行公开审查评议,通过对职务犯罪案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判决的公开审查,可以发现量刑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意见或建议,监督和促使人民法院在职务犯罪案件审理中正确适用缓刑、免刑。
(三)、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异地审判制度。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的身份特殊,大多数是拥有一定权力和职务的官员,他们大都拥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即使被控制住人身自由,也可能会通过其既有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干扰、影响司法活动。在本地提起公诉、审判,本地法官在判决时往往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干扰,说情送礼的有之,法官碍于情面判决时手下留情的有之,甚至徇私枉法、徇情枉法者也有之。要公正地处理这些案件,就应将案件快速侦查完毕后即交由异地关押、起诉、审判,能将上述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减小到最低的程度,阻却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四)、践行公开报告、质询制度。对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
用法律审判程序等方面存在错误和不当,经抗诉不改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无效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书面报告同级人大,提请人大召集两院公开报告、质询。人大根据报告情况决定是否公开进行质询,公开报告、质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如果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没有错误与不当,人民检察院也可通过公开报告、质询准确了解案件事实,正确理解法律适用,从而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抗诉、上诉、上访,起到息诉和化解矛盾的作用。
(五)、尝试将社会监督引入刑事审判监督。社会效果是查办职务犯罪的终极目标,办案的最终目的就是归结为人民的满意。职务犯罪裁判文书生效后,检察机关在除确系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以外,对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的可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布,将具体案情、对量刑结果有重大影响的自首、立功的认定,判决结果乃至执行情况公之于众,接受民众的评判和监督,将群众意见作为是否抗诉的参考因素,争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四篇:对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调研分析
对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调研分析
近年来,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呈现高发、多发态势,由于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该系统贿赂犯罪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医疗卫生管理秩序,也直接侵害了群众切身利益,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2010年以来,东海县院共查办了医药卫生系统贿赂犯罪案件13件17人,为提升办案水平,增强系统预防效果,笔者对此类案件进行了综合调研分析。
一、案件特点
1、主体身份特殊,多为单位领导或主要负责人员。贿赂犯罪的隐蔽性使得涉案人员会尽量缩小知情范围,尤其是在医药卫生领域,无论是行贿方还是受贿方,参与者一般为掌握管理权或决定权的单位负责人员,如卫生院院长、科室主任、医药公司经理等。该院2010年以来查处的医药卫生系统贿赂犯罪案件中,医院和卫生院院长占5人,其他科室负责人占2人,医药购销公司经理占4人,业务员占3人,单位占3人。
2、大案较多,窝串案高发。随着药价的不断走高,医药卫生领域贿赂犯罪的数额也随之升高。另外,药品购销的市场特性决定了一家公司不可能仅与一家医院存在业务上的往来,使得某一公司案发后常常会带出其他多人或多家单位。
3、犯罪行为连续性强,作案次数较多。就经销商而言,由于公司管理体制上的缺陷,其完全可以在被查处后借用他人身份重新注册新公司从事医药经销行业。就院方来说,由于工作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工作性质的相对专业性,造成该领域案件线索发现和案件侦查存在较大难度。以上两方面原因使得犯罪嫌疑人作案连续性较强,作案次数普遍较多,除非受到相关案件的影响,行贿方与受贿方在案发之前一般不会停止犯罪行为。
4、行业特征明显,潜规则盛行。本领域职务犯罪潜规则主要表现在医药购销环节,从药品招投标,到院方准入,再到临床用药,整个利益链都与药品回扣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收受回扣已成为该领域公认的潜规则,一些医药经销商法制观念淡薄,认为给付一定比例的回扣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丝毫没有意识到已触犯法律甚至构成犯罪。该院2010年以来查办的本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3件17人全部为贿赂犯罪,且全部涉及医药购销环节。
二、发案环节和主要作案手段
医药卫生系统案件发案环节相对集中,作案手段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1、工程建设环节。在法律上,院方和承建方均需严格遵守相应的工程建设和招投标规定,但在实践中,承建方常常采取多种形式规避招投标制度或通过双方串通投标进行暗箱操作,这时最终审批权集于院长一人,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医药卫生系统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多发。
2、医药用品购销环节。医药用品购销环节是医药卫生系统最主要的发案环节,作案手段主要表现为受贿人通过与医药代表、器材经销商等商定一定的比例,然后按照相应的比例收取回扣款或感谢费等,受贿人一般会根据回扣比例的高低决定使用哪家的药品或是否采购相关的设备。从办案情况来看,2010年以来该院所办理的医药卫生系统行受贿案件均存在上述现象,且作案时间长、作案次数多、涉案金额大等特点十分明显。
3、财务管理环节。此环节主要表现为受贿人在收取回扣款或其他好处费后,在药品、医用器械款、工程款支付等方面为相关人员提供便利,一般表现为提前支付。
4、人事管理环节。院长的签字许可是人事变动的必经程序,在职务调动以及人员聘用过程中,院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便采用行贿等非法手段在人事管理方面获取不正当利益,造成此环节行受贿案件多发。
5、其他行政管理环节。其他行政管理环节的犯罪主体一般为医院的主要负责人员,主要表现在利用医院行政管理权,为相关人员从事医疗相关行业提供便利。例如该院查办的许某受贿一案,许某在收取季某贿赂后,允许季某以医院名义从事理疗等行业谋取私人利益,严重侵害了患者权益。
6、其他特定事件。其他事件主要指在婚嫁、升学、“两节”等期间,行贿人以过节费、礼金等名义给予相关人员钱、卡、物等,其金额和数量明显超过正常的礼尚往来范围或明显不对等,在本质上应认定为为拉近双方关系,进而在业务往来中获取利益提供的贿赂,属于为行受贿行为。
三、发案原因
腐败产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医药卫生系统而言,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完善、制度执行不到位、思想意志不坚定等方面。
(一)体制机制不健全。药品招投标及采购环节的体制机制缺陷是导致医药购销环节腐败行为的根本诱因。在药品流通环节,药品从出厂后大都要经过药品批发商、零售商、医院药房和医生才能到达患者,而且中间还有药品招标机构和药品代理商等中介环节,药品供应链长、中间环节多,药品层层加价,导致药价虚高,为商业贿赂留下了利润空间。另一方面,药品种类繁多,市场竞争激烈,使得一些医药代表为了让自己代理的药品能够进入医院并获得有利的价格,千方百计讨好、拉拢相关科室负责人员和处方医生等,其中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回扣、红包等非法手段。
(二)监督管理不完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办案中发现,权力过于集中,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民主政策沦为一纸空文是导致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管理者和监督者名义上分开设立,实质上却没有真正的人员配备,有些地方虽然领导班子健全,但缺少常态化的议事、运行机制,监督工作名存实亡,造成部分医院院长、科室负责人甚至是普通医生都可以决定药品采购的种类和数量,需要监督的人员多、环节多、方式隐蔽,而监督的人员少、力度小、方法不足,必然导致监督工作不到位、不理想。
(三)制度执行不到位。制度执行力逐层递减,使得现有制度难以发挥应有效力,是造成医药卫生系统腐败发生的直接原因。比如,药品采购中的民主决策制度被一把手的一言堂取代;处方上原本廉价的特效药,却因一些人利欲熏心被新药、贵药取代,而原本最有效、最对症的药品却因为厂家不想生产、医生不愿使用不得不退出市场,严重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法律规定的招投标制度、逐级审批制度、工程质量验收制度被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取代,成为不法分子钻空子、谋私利的重要手段。
(四)思想意志不坚定。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能够坦然面对利益的诱惑,不良心理随之产生,是造成医药卫生系统腐败行为的主观原因。一方面,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严谨细致是第一要求,尤其是长期工作在基层一线的医疗工作者,面对各种各样的病人和纷繁复杂的病情,工作生活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以药养医”等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绩效考核机制的存在,导致某些卫生院长或业务骨干的收入水平难以与其面对的压力和付出的劳动相适应,在高额的药品回扣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见利忘义、心理失衡,再加上部分医药生产、销售人员百般讨好,最终造成腐败行为发生。
四、查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1、主体特殊,定性方面存在难度。医药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涉案人员属于以普通医生身份收受回扣还是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范围的医疗机构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行为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难度。
2、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侦查难度大。一是由于在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方面具有相对的专业性和封闭性,各种药品种类繁多,犯罪分子一般以业务往来、赞助费等多种名义使收受回扣行为表明上合法化,取证时需反复比对,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二是行贿人员流动性大,取证活动不易开展。医药购销人员多以他人名义设立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以不同公司身份与相关单位开展业务,再加上涉案人员众多且地域分散,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3、社会关系复杂,办案阻力大。从办案情况来看,涉案人员多为医院主要行政管理人员或某一领域专家、人才或业务骨干,一旦被查处,将给医院带来不小的损失,导致医院方面常常消极对待办案工作,不利于案件的快速办理。另外,涉案人员一般在本地具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在案件启动和查办过程中阻力较大。
五、治理建议
卫生系统腐败问题成因复杂,涉及多个部门,其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变,更需要个人内心的净化,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合理绩效考核、加强思想教育四个方面入手,构建完善的预防体系,着力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营造廉洁行医、诚信服务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建立药品购销新机制
一是要进一步规范医院内部的药品招投标制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杜绝人为操控。建议成立专门的基本药品采购机构,统一负责机构内部各成员单位的药品选择,减少药品购销的中间环节。同时,允许医疗机构在不高于国家中标价的前提下与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并将实际采购价与国家中标价之间的价差用于医院发展和改善医务人员待遇。二是探索建立选购分离制度,将药品选择权与议价权适当分开,形成选择者与执行者之间的良性制约,真正使药品价格回归到合理的范围之内。三是要始终坚持医药产品的公益性质,建立更加合理的核算定价机制,使符合条件的企业都能够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推动药品市场的有序发展。四是要充分运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衔接平台,加强与工商、户籍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做到信息互通共享,确保企业违法行为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处置。五是要建立更高标准的药品准入制度,加强对医药器械销售公司、人员的跟踪管理,在注册时尽可能详细地录入、审查负责人个人信息,从源头上杜绝“皮包公司”和无资质个人经营此类行业,严把药品入口关。
(二)强化监督管理,规范权力运行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财务和人事管理制度,加强医药卫生系统内部监督,对重要岗位负责人员权力进行适当分解,对部门内部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决策,依法公开,自觉接受监督,保证医院内部运行阳光透明。二是建议建立药品使用巡查制度,对医生的用药数量、种类进行定期检查,对滥用药人员进行依法处理。三是对于人事安排以及基建工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应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确保相关款项准确及时支付,既避免提前,又防止拖欠,实现人员安排各尽其才,职务变动竞争择优,避免暗箱操作和恶性竞争。
(三)改革绩效考核机制,激发工作积极性
一是要实施医药分开,加大医疗卫生行业投入支持力度,取消药品、器材加成,将个人收入与药品器材使用量完全脱钩,切断医生收入与药品之间的联系。二是应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制定更加科学的工作量统计办法,把接诊次数、接诊时间、诊断准确率、公共卫生服务等综合性指标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不断优化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三是要以“人员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为主要考核原则,建立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对于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分配,应向医疗水平高、门诊病人多以及处理的工作事务复杂的人员倾斜,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加强法制教育,提升职业素养
首先应加强对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增强法制观念,自觉维护良好的职业形象,形成良好的行医风气和良好的市场环境,把好给付和收受两个重要关口,彻底杜绝回扣、感谢费等违法违纪行为。其次要坚持惩防并举,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依托检察职能,通过实地参观、法制讲座等多种形式的警示教育,使其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违法犯罪的严重后果,筑牢思想防线,从而自觉远离犯罪,保持清正廉洁。
第五篇: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2003-6-5 杭州市公安局经侦部门收集
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公安部经侦局
公经[2003]436号
近来,有多地公安机关就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是否有管辖权问题请示部经侦局。对于该问题,部经侦局曾于2001年3月正式批复,此批复征求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同意部经侦局意见,即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具有管辖权。现予网上公布,请各地参照执行。
附: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管辖问题的意见
二00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
管辖问题的意见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
你局《关于征求对案件管辖权问题意见的函》(公经[2001]248号)收悉。经研究,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
鉴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管辖问题,原则上以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为宜,如果由犯罪行为实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为实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2001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