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疗救助款被骗引出的职务犯罪案件思考

第一篇：对医疗救助款被骗引出的职务犯罪案件思考

对医疗救助款被骗引出的职务犯罪案件思考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为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普惠政策，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以下简称新农合基金）对于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帮助农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具有重要作用，而农村医疗救助基金是用于农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的专用基金。2012年初，我院查处了该县鱼岳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陈某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医疗救助款被骗20余万一案，虽然陈某已被法院作了有罪判决，但此案曝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基本案情

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犯罪嫌疑人陈某在担任嘉鱼县鱼岳镇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期间，先后四十七次为汪某等人伪造或变造《嘉鱼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审批表》并加盖嘉鱼县鱼岳镇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公章，或者在汪某等人拿来的不符合条件的嘉鱼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审批表上加盖嘉鱼县鱼岳镇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的公章，汪某、王某等人利用这些审批表及其它虚假的住院、结算等报销资料向嘉鱼县民政局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局申报、领取城乡贫困对象医疗救助，先后骗取医疗救助款共计20余万元，给国家专项资金造成重大损失。

二、作案手段及特点

这起案件是发生在我县“新农合”和民政医疗救助领域的首例诈骗案件，作案次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震惊。通过实地调查，本案呈以下特点：

1、伪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审批表》。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是一种在“新农合”医保报销之后的救助，救助对象是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因病致贫），对于低保边缘户，当其住院治疗自费金额达到一定数额（城镇居民2万，农村居民1.5万），就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救助，救助金额一般是自费数额的10%—20%，最高不超过5千元。民政部门在审核发放医疗救助金的过程中，必需的资料是“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出具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审批表》。犯罪嫌疑人汪某等人正是利用了陈某系“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干部的身份和职权伪造该审批表，为后续诈骗犯罪提供提供前提条件，本案中，嘉鱼县某镇“新农合”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陈某共为犯罪嫌疑人汪某等人以低保边缘户的名义违法出具虚假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审批表》47次，为诈骗犯罪打开绿灯，并每次从中获取烟酒或吃请等回报。

2、变造住院病历、结算单等申领资料复印件。按规定，申请人向民政部门申领医疗救助只需提供加盖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公章的审批表和医院住院治疗及结算资料的复印件即可。由于这些资料原件经过“新农合”报销一部分住院费用后都存放在“新农合”管理办公室，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这一条件实施诈骗。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均是从陈某处领取相关资料后，将真实的医院结算票据、病历资料等采取粘贴他人名字或涂改医疗费金额再进行复印的手段伪造相关资料实施诈骗。如：汪某等人先后利用村民的真实身份资料，伪造复印件骗取救助款。当个人支付金额达不到申领救助款标准时，通过修改变大住院结算金额达到领取救助款的目的。如：2010年10月，犯罪嫌疑人陈某明知其熟人洪某不符合领取救助款的条件，仍采取修改住院费金额，伪造资料的方法，使其在民政部门领取了救助款3000元。

3、以“小利”获取群众的相关身份证件为诈骗制造条件。对于医疗救助制度，大多数群众并不十分了解，只知道有“新农合”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却不知道在报销后，家庭经济困难，还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救助资金。犯罪嫌疑人汪某曾经在居委会民政办工作过，对这一政策和申领程序都非常了解。汪某等人在一些群众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事后分给一定金额为利诱，使用其身份证、户口本等资料骗取救助金。如：2010年12月，犯罪嫌疑人汪某以丁某的名义骗取了医疗救助金3000元，事后汪某获赃款2500元，分给丁某500元。

4、作案频繁，累计金额巨大。调查发现，该专项救助资金已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提款机”，只要手中差钱花，就利用这种诈骗方式“蚕食”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自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短短一年时间里，犯罪嫌疑人汪某等人疯狂作案47次，共计在民政部门骗取救助款20余万元。

三、医疗救助款被骗的主要原因。

1、监管失位，令犯罪嫌疑人有机可乘。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新农合医疗资金监管机构主要由各级管委会、卫生部门和市、县、乡三级合管办组成。地方管委会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加，主要进行决策协调，不进行具体监管。卫生部门同样是进行业务指导不进行具体监管，具体监管工作都落在了三级合管部门身上，但目前这种运行机制很难适应监管需要，合管办既承担经办任务，又承担监督任务，既要当裁判员，又要当运动员，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自然易发生缺位，犯罪分子有机可乘，这是这一领域容易滋生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

2、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不能充分发挥监督制约作用。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是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保证，一般来说外部监督机制包括政府审计、部门监督、群众监督等几种。而现实情况是目前在新农合资金的使用审计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新农合资金还未完全列入审计项目，审计力度还不够。而部门监督方面，各监督部门又尚未形成合力，无法实施有效监督。群众监督依赖于信息公开，目前新农合各级部门对于新农合资金的公开尚处于起步阶段，信息公开还不完善，导致群众监督困难，起不到监督效果。

3、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2007年才开始全面推行，还是一项不成熟的制度，国家对该制度的规范，很大程度仍停留在正在引导及部门规范上，对于这项惠及几亿农民的大事，仅靠这种规范显然是不足的。

4、主管人员责任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总量庞大，主管人员责任意识不强，不能正确运用手中权力为社会尽责。同时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新农合方面的规章制度了解不深入，不透彻，极易发生违规行为，最终酿成职务犯罪。如，本案中的陈某，明知他人拿来的申报表系伪造的，仍不经审查就加盖公章，还自己还帮助伪造审批表。

四、预防此类犯罪案件发生的对策与建议

1、强化对新农合工作的组织领导。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惠民工程，政府部门应该高度重视，要进一步加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监管，由政府领导牵头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并且强化监管职能。二是强化各级管理机构建设，为新农合制度的运行监管提供组织保障。

2、加大宣传力度。一项政策下来，宣传是关键，通过此案的查处，我们了解到，大多数群众不知道有医疗救助这项政策，为此，一是抓住宣传时机。民政部门应当将医疗救助政策的规定通过各种途经进行宣传，让百姓家喻户晓，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当年在关医疗救助的有关政策、救助标准、金额等，让群众心里有本明白“账”。二是拓宽宣传渠道。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和村镇宣传专栏等有效形式，宣传国家医疗救助的意义，引导群众正确理解政策、拥护政策、落实政策。三是倾听群众的呼声。无论是民政局还是新农合办，都应进一步健全联系群众制度，构建群众工作平台，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向农民群众宣传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医疗救助规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农民群众的咨询、信访和举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3、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科学管理机制。科学管理的前提是要有科学的管理制度，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行主要依靠政策引导和地方法规规制，这种状况很难适应管理需要，要从根本上保证该制度的健康运行，必须为其提供法律保障。建议社会各界加强调研，提出立法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起新农合法律体系，把新农合制度纳入到依法行政的轨道上来，使之健康有序地发展，真正发挥其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作用。

4、农合办与民政部门应加强协调，共同堵塞漏洞。一是农合办与民政局要共同制定相关规定，出台措施，防止医疗救助款被事件的发生；二是要在严格医疗救助款的发放程序，民政部门与农合办要协商好，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程序进行审批和发放。三是要相互监督、制约。作为医疗救助款发放和审批的民政部门和农合办，要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防止错发、误发、骗发。四是各村委会、社区在对申请人员的真实情况进行审核时要确实把好关，防止弄虚作假，骗取医疗救助款。

第二篇：浅析医疗领域职务犯罪案件

浅析医疗领域职务犯罪案件

时间：2012-06-07 作者：王集明

新闻来源：中国职务犯罪预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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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状况]:

2007年来,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院紧紧围绕治理商业贿赂职务犯罪专项工作部署,从群众反应强烈的医药购销领域入手,通过缜密侦查,依法查处了9起医疗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其中,市第一人民医院6件6人,市妇幼保健院1件1人,卫生防疫站2件2人。贪污数额最大的达到215118.51元,受贿数额最大的达到169000元。当前,在司法机关严厉打击下,医疗领域职务犯罪仍然呈现出屡禁不止之势。因此,有必要认真分析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情况,提出切实有效的预防策略。

[特点分析]:

从我院查处的这几起案件看,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从发案部门及涉案人员来看,主要集中在医院的药剂部门、财务部门和对药品采购有决定权的医疗系统领导高层。涉案9人有4人是药房负责人,3人是财务科会计,2人是卫生防疫站领导层。受贿者职位高。受贿人员均系我市医疗卫生系统知名的高层领导、科室主要负责人,对于药品、设备能否中标入围有决定权,是目前销售商的主攻对象。

二、贪污、受贿多发生在药品及医疗设备的采购环节。我院查处的这9起案件有8起发生在药品及医疗设备采购环节。随着药品市场完全开放,药品行业的利润空间比较大,制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销售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一些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在药品及医疗器械销售中大做“文章”,纷纷采用回扣和好处费等不正当方式推销药品或医疗器械,使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环节成了发案的重灾区。

三、罪名集中,窝串案突出。所涉罪名主要为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其中贪污罪占58.33%,受贿罪占33.34%,挪用公款罪占8.3%,有3人同时犯有贪污罪和受贿罪。一人行贿多人的现象比较普遍,从一个行贿人入手,往往能发现多起涉嫌受贿案件,如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石某、副站长谭某就多次接受同一个医药代表的行贿。同一单位内部多人共同犯罪现象明显,如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徐某与其他药房负责人曹某、盛某等相互串通作案,并由此案牵出另外2起贪污、受贿案件。

四、案件呈现“一高一大”的特点。即涉案人员学历普遍较高,有7人为大专以上学历;涉案时间跨度大,行为人大多从2003年就开始犯罪了,时间跨度基本在3至4年,其每次的贪污或受贿金额不大,但是次数频繁,均都在3次以上,最多的达到22次,故累计总涉案金额却比较大,有的甚至惊人,例如查办的徐某总贪污数额为215118.51万元。

五、受贿方式多样化,药品回扣成为“潜规则”。药品供应商在公开支付医院“明扣”(一般是药品购买额的5%—30%)的过程后,私下还给医院里能对药品采购起决定作用的有关人员一定的“暗扣”,如“处方费”、“旅游费”、“开单提成费”等等,名目繁多,且大都是“一对一”的运作行为,隐蔽性强,不易被发现。

六、危害后果严重,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经营企业或医药代表以回扣等手段,向医疗机构推销质次价高甚至是假冒伪劣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二是一些医务人员为获得回扣、提成,滥用某些“高回报”药品和高值耗器材,导致医药服务价格不断攀升,既损害患者的健康,又加重了患者的医疗成本和经济负担。

[原因分析]:

一、潜规则盛行,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淡漠,是诱发医疗机构职务犯罪的直接原因。我院在查办这些案件过程中发现,权钱交易等潜规则的流行,是导致卫生系统大面积发案的重要原因。很多涉案人员把医疗回扣视为劳务所得,认识不到其受贿犯罪的性质,或者认为医疗回扣是行业规则,争相效仿。他们对罪与非罪的界线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在药品、医疗器械、耗材等采购活动中收受一点“回扣”、“好处费”捞点外快是潜规则,而非犯罪,最多是违规行为,促成和导致了医疗领域受贿之风的盛行。

二、内部管理不规范,为医疗机构职务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是药品采购制度不规范。虽然现在很多地方都推行医疗卫生招投标制度,但往往中标企业都有2、3家,到底用哪家的药品,还是医院说了算。在涉案医院,最终有决定权的都是医院领导高层或药房直接负责人;二是财务制度不规范。收支一条线现象普遍,客观上为财务人员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监督制约不到位,为医疗机构职务犯罪提供了生存土壤。一方面,一些医疗机构偏重内部的业务建设,忽略了对有关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有的单位监督机制不健全,有的虽然建立了监督机构,却没能认真履行职责,形同虚设,导致一些有职、有权的人员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对药品行使监管职权的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医院的监管往往没有深入,而且部门之间也难以形成监管合力,使医疗机构的一些不良行为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约束和矫正。

四、医疗机构“医、药不分家”、“以药养医”的传统模式,是导致医疗行业犯罪的根本原因。据调查,医疗机构维持正常运营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方面:医疗服务收费、药品按比例加价收费和政府补贴。当前各级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经费补贴大概仅占医疗机构每年支出的7%左右,另外大约93%的支出要靠医院自主创收,即来源于医疗服务和药品的加成收入。“以药养医”、人为地拔高“以硬件设施养医”,就成了目前医院普遍的经营模式。而在现有的医药不分家、处方外放难的情况下,医院药房绝对地占有了药品消费市场的垄断地位。此种模式成为医药器械回扣的诱因之一,为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药品及医疗器械回扣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药品定价机制不完善,药价虚高,为医药领域的行贿受贿提供了资金来源。目前政府物价部门只对进入医保目录15%—20%的药品实行定价调控,其余药品价格由生产厂家自主定价。且在现实中,政府物价部门对药品利润空间的了解不充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药品价格监督的不到位。另外,一些制药企业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对外地同类药品生产企业进行价格排斥,不按国家有关定价标准和规定如实进行药品定价,导致药品定价虚高。因此,药品生产厂家就给予了药品经销商丰厚的利润空间,药品经销商再用各种手段打通各个销售环节,也正是这一利润空间为医疗系统行贿受贿提供了资金来源。

六、对收取回扣行为的处罚较轻,客观上放任了医疗机构贿赂型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在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治理活动开展以来,一般对普通医生的收回扣行为,大多数只通过行政手段给予处罚,警告、罚款等居多,最重的处罚也只是吊销医生执业证书。加之手段隐蔽,查处打击难度大,即使查处,一般量刑偏轻,起不到震慑作用。这种风险小,成本低,回报高,客观上放任了医疗机构贿赂型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

[预防对策]:

针对医疗领域职务犯罪的成因,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一、加强法律教育和医生职业道德的建设。从查办的医疗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分析表明,相当一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忽视对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和贯彻,缺乏对医疗系统干部职工进行必要的法制宣传教育,干部职工的法纪观念比较淡薄,对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常识不了解。针对这一深刻教训,要切实加强法制教育工作,通过以案释法、专题讲座等形式,结合本单位、本行业的典型案例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警示教育,切实增强医疗系统工作人员的法制理念,增强抵御不正之风的能力和定力。此外,还可以在医疗卫生系统积极倡导优良医德医风的职业道德,深入挖掘具有教育意义的医务人员模范事迹,通过典型辐射,教育广大医务人员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增强其自我约束意识,自觉维护白衣天使的社会形象,从而构建好预防职务犯罪的道德防线。

二、建立健全监管、监督制约机制,从制度上防范未然。医疗机构职务犯罪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督制约不力。因此,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监督制约的职能作用,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首先,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医药市场的监管,理顺监督管理体制,使各部门的监管形成合力,对医院进行跟踪管理,及时掌握域内卫生系统药品采购动态,进行行情分析。其次,医疗机构要针对自身在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一些关键人员,制定切实可行又便于操作的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的防范制度。在财务方面要建立权责分明、制约有效、规章健全、运作有序的财务内控制度,完善收支审计和稽查制度。再者,要保证采购得到有效的监督,药事管理委员会、采购领导小组等不能象征性地开展工作,不仅要对所采购的药品、器械的质量及价格行使监督管理权,而且对具体经办人员的采购行为也要进行监督。要发挥有专业特长的医务人员、纪检监察部门、财务人员的监督作用,深入开展“医务公开”活动,有条件的话将采购的标的物的相关内容公布上网,征求意见,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三、改革药品生产、销售体制,规范医院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途径和方式。药品、医疗器械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特殊商品。如果在流通环节没有健全和完善的市场体系作保障,将严重导致市场无序竞争,交易活动“暗箱操作”,行贿受贿违法犯罪行为滋生,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因此,必须健全和完善药品及医疗器械市场营销体制,确保药品及医疗设备实行“阳光采购”,这是预防和遏制医疗领域职务犯罪的重要举措。归纳为:一是要建立药品及医疗器械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切实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二是要全面推行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医用试剂等均以“招标采购制”进行购销,逐步实行挂网竞限价购销,把采购活动推向社会,使其公开化、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这不仅有利于防止不法行为的出现,而且能切实降低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医用试剂等在流通环节的成本,保护消费者利益。三是要积极探索药品及医疗器械等实行专营的市场流通新路子,切实减少药品及医疗器械等流通环节的中间“水分”。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出台了这方面的规定措施,如通州市出台了医疗机构医药招标采购廉政准入规定(试行),广东省对医疗机构药品的集中招标实行采购价格改革等等。

四、改革现行医疗卫生、医疗体制,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的滋生土壤。国家发改委下发《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积极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并提出要“加大政府卫生投入,解决医疗机构的收入补偿问题”,借此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全国政协委员蔡玲在两会的提案中也指出,要完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费用补偿机制,弱化药品收入的补偿作用,增加财政投入。在医疗服务价格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成本以前,要努力保证财政对医疗机构的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幅度。随着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财政补助则要逐步向专项经费倾斜,以支持医疗机构的发展与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与质量。另外,如果能适当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从结构上调整医疗机构经费来源的比例也是防治医疗贿赂的有效手段。即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逐步提高诊疗、护理、手术等技术性劳务价格,提高医疗收入在医疗机构总收入中的比重,以体现医生“医”的技术含量;逐步降低药品、医疗器材价格和大型医疗设备检查、治疗服务价格,降低其在医疗机构总收入中的比重,保证医药费用负担与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基本相适应。

(作者单位: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篇：对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调研分析

对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调研分析

近年来,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呈现高发、多发态势,由于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该系统贿赂犯罪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医疗卫生管理秩序,也直接侵害了群众切身利益,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2010年以来,东海县院共查办了医药卫生系统贿赂犯罪案件13件17人,为提升办案水平,增强系统预防效果,笔者对此类案件进行了综合调研分析。

一、案件特点

1、主体身份特殊,多为单位领导或主要负责人员。贿赂犯罪的隐蔽性使得涉案人员会尽量缩小知情范围,尤其是在医药卫生领域,无论是行贿方还是受贿方,参与者一般为掌握管理权或决定权的单位负责人员,如卫生院院长、科室主任、医药公司经理等。该院2010年以来查处的医药卫生系统贿赂犯罪案件中,医院和卫生院院长占5人,其他科室负责人占2人,医药购销公司经理占4人,业务员占3人,单位占3人。

2、大案较多,窝串案高发。随着药价的不断走高,医药卫生领域贿赂犯罪的数额也随之升高。另外,药品购销的市场特性决定了一家公司不可能仅与一家医院存在业务上的往来,使得某一公司案发后常常会带出其他多人或多家单位。

3、犯罪行为连续性强,作案次数较多。就经销商而言,由于公司管理体制上的缺陷,其完全可以在被查处后借用他人身份重新注册新公司从事医药经销行业。就院方来说,由于工作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工作性质的相对专业性,造成该领域案件线索发现和案件侦查存在较大难度。以上两方面原因使得犯罪嫌疑人作案连续性较强,作案次数普遍较多,除非受到相关案件的影响,行贿方与受贿方在案发之前一般不会停止犯罪行为。

4、行业特征明显,潜规则盛行。本领域职务犯罪潜规则主要表现在医药购销环节,从药品招投标,到院方准入,再到临床用药,整个利益链都与药品回扣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收受回扣已成为该领域公认的潜规则,一些医药经销商法制观念淡薄,认为给付一定比例的回扣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丝毫没有意识到已触犯法律甚至构成犯罪。该院2010年以来查办的本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3件17人全部为贿赂犯罪,且全部涉及医药购销环节。

二、发案环节和主要作案手段

医药卫生系统案件发案环节相对集中,作案手段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1、工程建设环节。在法律上,院方和承建方均需严格遵守相应的工程建设和招投标规定,但在实践中,承建方常常采取多种形式规避招投标制度或通过双方串通投标进行暗箱操作,这时最终审批权集于院长一人,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医药卫生系统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多发。

2、医药用品购销环节。医药用品购销环节是医药卫生系统最主要的发案环节,作案手段主要表现为受贿人通过与医药代表、器材经销商等商定一定的比例,然后按照相应的比例收取回扣款或感谢费等,受贿人一般会根据回扣比例的高低决定使用哪家的药品或是否采购相关的设备。从办案情况来看,2010年以来该院所办理的医药卫生系统行受贿案件均存在上述现象,且作案时间长、作案次数多、涉案金额大等特点十分明显。

3、财务管理环节。此环节主要表现为受贿人在收取回扣款或其他好处费后,在药品、医用器械款、工程款支付等方面为相关人员提供便利,一般表现为提前支付。

4、人事管理环节。院长的签字许可是人事变动的必经程序,在职务调动以及人员聘用过程中,院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便采用行贿等非法手段在人事管理方面获取不正当利益,造成此环节行受贿案件多发。

5、其他行政管理环节。其他行政管理环节的犯罪主体一般为医院的主要负责人员,主要表现在利用医院行政管理权,为相关人员从事医疗相关行业提供便利。例如该院查办的许某受贿一案,许某在收取季某贿赂后,允许季某以医院名义从事理疗等行业谋取私人利益,严重侵害了患者权益。

6、其他特定事件。其他事件主要指在婚嫁、升学、“两节”等期间,行贿人以过节费、礼金等名义给予相关人员钱、卡、物等,其金额和数量明显超过正常的礼尚往来范围或明显不对等,在本质上应认定为为拉近双方关系,进而在业务往来中获取利益提供的贿赂,属于为行受贿行为。

三、发案原因

腐败产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医药卫生系统而言,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完善、制度执行不到位、思想意志不坚定等方面。

(一)体制机制不健全。药品招投标及采购环节的体制机制缺陷是导致医药购销环节腐败行为的根本诱因。在药品流通环节,药品从出厂后大都要经过药品批发商、零售商、医院药房和医生才能到达患者,而且中间还有药品招标机构和药品代理商等中介环节,药品供应链长、中间环节多,药品层层加价,导致药价虚高,为商业贿赂留下了利润空间。另一方面,药品种类繁多,市场竞争激烈,使得一些医药代表为了让自己代理的药品能够进入医院并获得有利的价格,千方百计讨好、拉拢相关科室负责人员和处方医生等,其中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回扣、红包等非法手段。

(二)监督管理不完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办案中发现,权力过于集中,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民主政策沦为一纸空文是导致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管理者和监督者名义上分开设立,实质上却没有真正的人员配备,有些地方虽然领导班子健全,但缺少常态化的议事、运行机制,监督工作名存实亡,造成部分医院院长、科室负责人甚至是普通医生都可以决定药品采购的种类和数量,需要监督的人员多、环节多、方式隐蔽,而监督的人员少、力度小、方法不足,必然导致监督工作不到位、不理想。

(三)制度执行不到位。制度执行力逐层递减,使得现有制度难以发挥应有效力,是造成医药卫生系统腐败发生的直接原因。比如,药品采购中的民主决策制度被一把手的一言堂取代;处方上原本廉价的特效药,却因一些人利欲熏心被新药、贵药取代,而原本最有效、最对症的药品却因为厂家不想生产、医生不愿使用不得不退出市场,严重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法律规定的招投标制度、逐级审批制度、工程质量验收制度被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取代,成为不法分子钻空子、谋私利的重要手段。

(四)思想意志不坚定。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能够坦然面对利益的诱惑,不良心理随之产生,是造成医药卫生系统腐败行为的主观原因。一方面,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严谨细致是第一要求,尤其是长期工作在基层一线的医疗工作者,面对各种各样的病人和纷繁复杂的病情,工作生活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以药养医”等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绩效考核机制的存在,导致某些卫生院长或业务骨干的收入水平难以与其面对的压力和付出的劳动相适应,在高额的药品回扣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见利忘义、心理失衡,再加上部分医药生产、销售人员百般讨好,最终造成腐败行为发生。

四、查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1、主体特殊,定性方面存在难度。医药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涉案人员属于以普通医生身份收受回扣还是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范围的医疗机构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行为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难度。

2、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侦查难度大。一是由于在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方面具有相对的专业性和封闭性,各种药品种类繁多,犯罪分子一般以业务往来、赞助费等多种名义使收受回扣行为表明上合法化,取证时需反复比对,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二是行贿人员流动性大,取证活动不易开展。医药购销人员多以他人名义设立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以不同公司身份与相关单位开展业务,再加上涉案人员众多且地域分散,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3、社会关系复杂,办案阻力大。从办案情况来看,涉案人员多为医院主要行政管理人员或某一领域专家、人才或业务骨干,一旦被查处,将给医院带来不小的损失,导致医院方面常常消极对待办案工作,不利于案件的快速办理。另外,涉案人员一般在本地具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在案件启动和查办过程中阻力较大。

五、治理建议

卫生系统腐败问题成因复杂,涉及多个部门,其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变,更需要个人内心的净化,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合理绩效考核、加强思想教育四个方面入手,构建完善的预防体系,着力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营造廉洁行医、诚信服务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建立药品购销新机制

一是要进一步规范医院内部的药品招投标制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杜绝人为操控。建议成立专门的基本药品采购机构,统一负责机构内部各成员单位的药品选择,减少药品购销的中间环节。同时,允许医疗机构在不高于国家中标价的前提下与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并将实际采购价与国家中标价之间的价差用于医院发展和改善医务人员待遇。二是探索建立选购分离制度,将药品选择权与议价权适当分开,形成选择者与执行者之间的良性制约,真正使药品价格回归到合理的范围之内。三是要始终坚持医药产品的公益性质,建立更加合理的核算定价机制,使符合条件的企业都能够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推动药品市场的有序发展。四是要充分运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衔接平台,加强与工商、户籍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做到信息互通共享,确保企业违法行为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处置。五是要建立更高标准的药品准入制度,加强对医药器械销售公司、人员的跟踪管理,在注册时尽可能详细地录入、审查负责人个人信息,从源头上杜绝“皮包公司”和无资质个人经营此类行业,严把药品入口关。

(二)强化监督管理,规范权力运行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财务和人事管理制度,加强医药卫生系统内部监督,对重要岗位负责人员权力进行适当分解,对部门内部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决策,依法公开,自觉接受监督,保证医院内部运行阳光透明。二是建议建立药品使用巡查制度,对医生的用药数量、种类进行定期检查,对滥用药人员进行依法处理。三是对于人事安排以及基建工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应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确保相关款项准确及时支付,既避免提前,又防止拖欠,实现人员安排各尽其才,职务变动竞争择优,避免暗箱操作和恶性竞争。

(三)改革绩效考核机制,激发工作积极性

一是要实施医药分开,加大医疗卫生行业投入支持力度,取消药品、器材加成,将个人收入与药品器材使用量完全脱钩,切断医生收入与药品之间的联系。二是应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制定更加科学的工作量统计办法,把接诊次数、接诊时间、诊断准确率、公共卫生服务等综合性指标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不断优化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三是要以“人员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为主要考核原则,建立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对于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分配,应向医疗水平高、门诊病人多以及处理的工作事务复杂的人员倾斜,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加强法制教育,提升职业素养

首先应加强对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增强法制观念,自觉维护良好的职业形象,形成良好的行医风气和良好的市场环境,把好给付和收受两个重要关口,彻底杜绝回扣、感谢费等违法违纪行为。其次要坚持惩防并举,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依托检察职能,通过实地参观、法制讲座等多种形式的警示教育,使其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违法犯罪的严重后果,筑牢思想防线,从而自觉远离犯罪,保持清正廉洁。

第四篇：侦办农村信用社职务犯罪案件的思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信用社作为最基层的金融管理部门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资金保障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任务。但近几年来，某县连续发生农村信用社职工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经济犯罪案件，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影响。现结合经侦部门办理农村信用社职工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简要地分析一下农村信用社职工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经济犯罪的表现形式、原因及对策。

一、表现形式：

１．冒用他人身份证，发放冒名贷款。行为人往往利用工作便利，冒用农户办理银行业务交付的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私刻印章，以他人名义办理贷款挪作己用。

２．收取储户存款不入账。行为人利用农户对自己的信任，以非正式储蓄存单加盖储蓄专用章后出具给农户，将资金挪作己用。如犯罪嫌疑人孙某利用其担任某信用社信贷员的职务便利，利用储蓄存单副本第五联、以及农户借款借据收取储户存款不入账；犯罪嫌疑人赵某利用储蓄存单副本、现金收入传票收取储户存款不入账。

３．收取农户归还贷款不入账。行为人往往在收到农户归还贷款时，不出具正规的还贷证明单，而是开具便条或收条给农户，将收回的贷款不上缴信用社入账，而是私下截留，归个人使用。

４．利用职务便利，盗取储户存款。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冒用储户姓名将储户存单（折）挂失补办或直接从储户存款中，将存款随意支取。如犯罪嫌疑人孙某冒用王某的姓名，提前支取王某定期八年的存款１００００元，５．利用职务便利，违法发放贷款。如犯罪嫌疑人徐某利用其担任某镇信用社会计的职务便利，模仿信用社主任及信贷员签名，私自发放贷款给他人使用。

二、原因分析：

一是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政治思想薄弱，法律意识淡薄。

二是内部管理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岗位工作职责落实不到位，信贷管理工作混乱。贷款管理工作混乱，严重违反“三到场、三核对”制度，以及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制度。审查不到位，不良贷款反映不实，各个工作岗位不坚持原则，起不到相互监督制约作用，违规操作、违反制度办理业务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内部监督管理不力，对职工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知识教育不够。一些部门的领导只重视经济指标任务，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放松了对干部和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对基层信用社的监督管理不力，使一些规章制度得不到落实，对应掌握的职工思想动态疏忽大意，对职工暴露出的作风腐败、赌博、贪图享受等不良行为，不仅不及时劝阻，听之任之，甚至同流合污。

四是有法不依，处理不力，助长了犯罪分子作案的胆量。一些部门的领导从维护本单位、本部门的声誉和考核成绩出发，对本系统、本单位发生的经济违法违纪问题，心慈手软，不深查、不深究，一味迁就，为犯罪的再发生留下隐患。

三、应对之策：

１．加强政治思想及业务学习，不断增强职工的法制意识，提高职工的敬业精神。

政治思想是关键，要把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政治素质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对信贷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农民、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使职工从思想上找准自己的位置，划清公与私的界限。多方面组织职工分批分期进行业务培训，并严格考试考核，不合格的坚决不上岗。

２．强化监督管理机制，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

做到岗位明确，责任清楚，互相制约。严格按照贷款管理规定、贷款业务操作规程办理贷款业务，定期进行贷款账务核对，严格按照贷款“三查”制度，实行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制度办理贷款业务，规范操作行为，有效防范贷款风险。

３．严格考核，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行奖惩机制。要健全检查监督制度，加强信贷管理情况检查和对信贷人员的日常考核，推行奖励和惩处制度。落实各项考核、检查制度，既要对信贷人员储蓄存款和收贷收息等数量指标进行考核，更要对贷款质量指标进行考核。

４．公开业务操作规则，发挥外部监督作用，增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不仅仅要将储蓄存款及办理贷款等业务的范围和程序通过张贴、悬挂的方式实行公开，还可以通过媒体广告、组织便民咨询活动、聘选行风监督员、开通举报电话或设置举报信箱等形式，结合典型案例，对广大群众发动宣传教育，一方面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发挥群众及舆论监督的作用，防止职工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典型案例的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及防范意识，提高识别力，及时举报此类经济犯罪案件。

５．狠抓预防工作，加大打击处理力度。

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经济犯罪预防工作的组织领导，查找工作的漏洞和隐患，密切注视经济犯罪的新动向，搞好超前预防，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加强严厉打击，提高预防犯罪的意识，增强责任感，从源头上根治农村信用社从业人员犯罪高发趋势。公检法机关要牢固树立为信用社改革与发展服务的思想，对涉及信用社从业人员的案件，要及时立案、及时审理。

第五篇：新型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关利益输送的思考

新型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关利益输送的思考

随着新型反腐工作的深入开展，“利益输送”作为一个新名词逐渐纳入自侦案件法律学者的视野。“利益输送”通常指上市公司与公司股票的庄家配合或与其他上市公司配合，利用内幕消息或经营手段导致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或经营业绩变化，从而使得庄家或其他公司盈利。目前，我国学者大多是从经济、金融领域对其进行研究，但在职务犯罪领域，某些特定人员的以权谋私行为同样牵扯到“利益输送”行为。概括而言，“利益输送”就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将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的非法所得通过隐蔽方式漂白转化为“正当利益”的过程。

一、职务犯罪案件中“利益输送”的特点

“利益输送”做为犯罪分子漂白非法所得的新型途径，其犯罪方式也比直接收取财物复杂、隐蔽。

1、“利益输送”行为的隐蔽性和漂白性

随着近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并不与非法利益直接接触，而是将这种非法所得采取貌似正当的途径隐藏下来，使其披上合法的外衣来取得利益。如以个人或者其亲属名义与犯罪相对人人合伙办企业；将子女留学、外出旅游等费用报销等方式。这些获利方式行为隐蔽，环节复杂，难以认定。

2、“利益输送”过程的商业化

商业化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全国的工业化进程，也给了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犯罪途径。金融机构、融资市场、信托基金等各种各样的资金流转方式不仅方便了人们资金交易，同时也开拓了职务犯罪分子的视野。在这种环境下，新型的洗钱方式应运而生，地下钱庄、赌博、空壳公司等为犯罪分子转换非法所得提供了极大地便利。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参与到洗钱过程中，将自己的非法所得层层转换，最后转化成合法利益。这些商业化模式的谋利途径超出现有的侦查手段，在查办这类案件时，往往不了了之。

3、“利益输送”行为方式的多样性

2007年，两高颁布的10种新类型受贿行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利益输送”的影子。通过买卖交易、收受干股以及特定关系人受贿等多种途径，犯罪嫌疑人成功的将非法所得转换成合法利益。这些行为经过司法解释一方面明确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明白，随着社会的发展，职务犯罪行为催生的利益输送方式也将会越来越多。

在我国由于法治环境不健全，以至贿赂罪广泛蔓延，纵深扩展，贿赂的内容范围也不断扩大。现有的社会大环境下，升学就业、提升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行为，也将逐渐成为利益输送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腐败犯罪分子并不仅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如原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武汉市新洲区原区委书记王世益等均涉嫌性贿赂。

这些无形的、非财产性质的利益由于法律的局限性，导致定性不明、认定困难，增加了我们侦查职务犯罪的难度。

4、“利益输送”过程的长期性

新型的职务犯罪往往存在一个相对较长的犯罪过程，同时伴随的是一个长期的“利益输送”过程。犯罪行为与非法所得往往不能一一对应，具体表现为三点：

一是先获取非法利益后实施具体行为。中国社会关系是所谓的熟人社会关系，具体体现在百姓口头上的就是“政府有人好办事”。在这种情况下，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利益输送”行为并不是随着一时一事而发生，而是为了和相关部门及具体人员保持稳定、长久的人迹关系，达到“政府有人好办事”的目的，往往在过年过节时来完成量小次多的“利益输送”行为。此类行为具有持续时间长，获利单笔金额小、总额大的特点，使我们在侦查中在认定此类账款金额时提供较大难度。

二是先实施具体行为后获取非法利益。利益输送相对人为了保证获取的利益与所实施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即达不到法律通常规定的所谓因果关系，往往采用事后获利的方式来逃避侦查。如行贿案件中，常遇到的具体行为发生一段时间或退休后收取贿赂的情况。这些行为时间跨度大，增加了我们收集证据并形成证据链的难度。三是实施具体行为与获取非法利益之间交叉发生。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某些犯罪嫌疑人存在“给钱不办事”的情况。犯罪嫌疑人为了满足自己逐渐扩张的欲望，在多次收取不同种类的利益后才实施具体行为。有的犯罪嫌疑人为了与国家工作人员达到一个长久稳定的关系，存在谋多次利，办多次事，钱权之间多次交易的情况。

二、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关“利益输送” 问题的几点意见 “利益输送”做为新概念引入职务犯罪时间不久，现行的对“利益输送”的认识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实践中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概念。实践中也并没有完全区分“利益输送”与其他职务犯罪行为之间的区别。如何界定“利益输送”行为，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1、“利益输送”中获取利益种类的界定

“利益输送”中获取的利益应当包括能够满足人们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物质或者非物质、财产或者非财产性的利益。即包括财、物、有价证券等可以用价值衡量的财产性利益，也包括升学就业,提升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无形的、非财产性质的利益。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输送人往往采用多种手段来达到利益转移目的。如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为了顺利达到走私目的，多次用财、物行贿，以女色引诱，成功拉拢腐蚀一大批国家工作人员，为其非法走私提供便利。目前，无形的、非财产性质的利益已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新型职务犯罪案件中，值得我们用法律来规范。当然如何用证据来认定这种非财产性质的利益也是我们实践中将要面临的难题。

2、“利益输送”输送渠道的界定

2007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很好的囊括了“利益输送”的相关渠道，包括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收受干股问题；以开办公司合作等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以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等十种受贿渠道。其中“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法律对范围进行合理的界定有利于我们准确地认定证据，有力的打击职务犯罪。但上述通过列举方式提出的输送渠道只能遏制当前的职务犯罪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输送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如地下钱庄、海外投资、博彩获利等等。在新的“利益输送”渠道出现前，如何发挥法律的前瞻性，将新的犯罪模式提前纳入法治规范，是我们当前新型反腐预防要思考的要点。

3、“利益输送”相对人身份思考

“利益输送”就是一个利益流转的过程，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输出方与输入方至少有一方要具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身份，我们按照提供相关人是否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不同，为大家简单概括一下职务犯罪案件中“利益输送”的不同类别：

（1）若“利益输送”输出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而输入方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主体，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输出方为了某些目的，而将利益转给输入方。这些利益包含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通过“利益输送”行为，输出方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实践中不论相对人代表的是个人还是单位，均可能构成贿赂行为；

（2）若输出方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输入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时我们就先要调查输出方与输入方是否存在共同利益，输出方是将单位的利益输出，还是将个人的利益输出，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若存在将国家单位的利益输出，最终受益人为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员、单位等，则可能构成为亲友谋利的行为，若输出的利益最终自己完全没有受益，则可能构成挪用公款的行为或者渎职行为；

（3）若输出方为与输入方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即输出方代表自己或者单位，为了某些目的，将利益转入另一国家工作人员身上，则其中仍有可能构成行贿行为；若是输出方与输入方为同一人，既输出方输出利益是代表的是单位，而输入方的最终收益人为自己个人，则其中就可能构成贪污行为或者挪用行为。（4）若输出方与输入方均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则不属于职务犯罪案件范畴，属于经济犯罪案件。

4、“利益输送”的应用途径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新型的职务犯罪可能逐渐与洗钱犯罪、经济犯罪等高智商犯罪有效结合。在职务犯罪中，深入的研究“利益输送”的有关问题，可以提前更新侦查思想，拓展侦查思路，为更好的打击职务犯罪提供对策。

其次，将“利益输送”概念引入刑法中，可以更好地解决有关法律缺失的问题，以利益为主线，查清利益最终受益人，将多重环节的复杂问题简化为原因、目的、收益途径的简单问题，就可以更准确的定性新型的职务犯罪，做到从根本上解决预防职务犯罪产生的目的

三、结语

“利益输送”过程复杂多变，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但我们只要抓住利益这条主线，顺藤摸瓜，确定利益输出方与利益输入方，便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脉络，从而更好的打击职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