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些看法（大全）

第一篇：逄先知：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些看法（大全）

逄先知：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些看法

观察者网早前报道：2014年11月2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座谈会。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去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深入分析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势，围绕如何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其中，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指出，当前，有这样一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

逄先知生于1929年，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见习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曾参与编写《毛泽东选集》等重要文献。

在京专家、学者20人参加会议。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沙健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中纪委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纪检组原组长林文肯，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博士生导师彭光谦，解放军总参某部原政委、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方敏，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原副主编、研究员曾镇南发言。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一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非常复杂，相当严峻。多少年来，邓小平同志批评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

有这样一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

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有人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发表汉奸言论，称汪精卫为“真正的英雄”，把爱国主义者称之为“爱国贼”。我们有些思想阵地并不巩固，甚至在一个一个地丢失。高校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注意。有些高校教师可以在讲堂上公开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只讲西方的。这样下去，很危险。

历史经验证明，出事往往从高校而起。高校又是培养将来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摇篮，培养将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高校情况如何，决定于领导班子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教师又是直接影响学生思想状况的关键因素，因此高校教师的选用、聘任应当严格把关。对于那些公然反党又坚持不改的，必须作出相应处理。

上述情况，是长期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存在“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所以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对于“左”的东西，我们永远不能放松警惕，永远不能减弱反对的力度。但是长期以来，只强调反“左”，忽视了反右，甚至对右的东西听之任之。“新西山会议”中那些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言论，却可以容忍，置之不理；有的刊物专门同共产党对着干，连篇累牍地发表反面文章，制造舆论，蛊惑人心，造成极坏影响。对一些严重错误的言论，你越容忍，它就越放肆。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现了重大转机，情况开始扭转。习近平同志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讲话和批示，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者，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二

有一些混乱的观念，应当予以澄清。举几个例子。(1)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同“阶级斗争为纲”混淆起来。现在，谁讲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就给你扣上“阶级斗争为纲”的帽子。这个问题要澄清。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上了宪法和党章的，写进了第二个《历史决议》。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一直是这样讲的。

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必将长期存在。这是客观事实，不是哪个人主观想出来的。

害怕讲阶级斗争的人，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过去受过不公正待遇、受到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冲击。但有一些人，恰恰自己就是搞阶级斗争的。他天天在那里搞阶级斗争，却不许别人讲阶级斗争。

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同“阶级斗争为纲”是有原则区别的。“阶级斗争为纲”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相对立；而且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当作是阶级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批评。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同时又承认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样的认识和提法才是全面的。

(2)把人民民主专政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任何国家都是实行专政的。问题在于谁专谁的政。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还是多数人专少数人的政，性质是不同的。

美国不实行专政吗？对于占领华尔街、反对金融寡头的广大穷人，它毫无顾忌地动用武力进行清场。这就是专政。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它是保障国泰民安不可缺少的武器。所以说，人民民主专政并不亏理，要理直气壮地讲。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国体。依法治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要求，它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提供法律保障。人民的民主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敌对分子，依法给以制裁。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3)把真左和假左（即带引号的左、极左）混淆起来。左是革命的，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现在是左、“左”不分。左派，在一些人那里成为贬义词，受到压制和攻击。谁讲马克思主义，讲革命传统，就说你“左”，让你抬不起头来。

“文化大革命”中是宁“左”勿右，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宁右勿左的倾向。连人民民主专政都被人当成是“左”的东西。谁对错误的言论进行批评，谁就被扣上搞“文革大批判”的帽子，遭到围攻。

(4)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争论”扩大化、绝对化，歪曲了邓小平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争论”，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说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非常坚定，一点也不含糊。他说，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有人大讲“不争论”，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手脚被捆住，右的错误言论大行其道。

还有一个所谓“不炒热”的问题。这要看什么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些问题可以这样做，有些问题就不能这样做。

比如对党和党的领袖进行造谣诬蔑的，就要澄清，不能怕“炒热”而置之不理。人家早就把谣言炒热了。谣言不胫而走，搞得沸沸扬扬，以讹传讹，信谣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就不能以怕“炒热”而束缚了自己，就要理直气壮地拿事实进行辟谣。凡是这样做了的，都收到好的效果，谣言销声匿迹。

三

面对现在的情况怎么办？首先要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前面我说过，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扭转，已经见到成效，方向明确了，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心。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非常精采，有的放矢，观点鲜明，很有说服力。不仅有理论深度、文化底蕴，言语又生动活泼，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他的讲话，结合新时代的特点，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一切优秀遗产和宝贵经验；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发扬了党的正气；同时又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他的系列讲话，是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有力武器。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大力宣传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并以此来统一大家的思想。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太天真。鲁迅的话，“战斗正未有穷期”。现在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并不巩固，斗争不会停止，会长期较量下去。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上的斗争同国内的斗争又是相呼应的。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毛、邓的这些思想都被实践证明了。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要主动出击，打主动仗，改变过去多年来的被动处境。旗帜要鲜明，观点要鲜明，“不要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如果自己都理不直气不壮，腰杆不硬，旗帜不鲜明，谁还会跟你走？

斗争一定要讲究方法。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拿捏好分寸，以理服人。不随意上纲上线，不搞大批判式的批评。

不论是写文章还是发表讲话，要着眼于绝大多数的中间力量，使他们能接受；集中批评那些攻击诬蔑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危害人民政权的极少数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归根到底是争取人心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说：“人心就是力量。”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人心是最大的力量。”一些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搞颜色革命，也是先大做舆论工作，影响和争取人心。它们掌握和利用强大的高科技的舆论宣传工具，进行文化和价值观的思想渗透，做到一定程度就发动颜色革命。

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既密切联系政治问题，又密切联系经济基础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往往发展成为政治斗争，最后会导致政权的争夺。

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有重要的反作用，但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现在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固然同我们的思想宣传工作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

拿国有经济来说，它的总产量只占经济总量的25%．只占出口贸易额的11%，非国有企业反成为外贸出口的主力军。国有经济是不是处于主导地位都成问题，怎能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些人还在极力鼓吹“民进国退”，谁不赞成就受到围攻。也有人想把“混合经济”这种合法形式，作为推行私有化的途径。

另一方面，则拚命抹黑国有企业，把国企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不公道的，别有用心的。

我们这三十多年经济起飞，是靠国企打下的基础、创造的种种基本条件。真正能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的也是国有大企业。国企需要改革，是改掉国企本身的毛病，使之更有效率，更健康更壮大。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不能借机搞私有化。

国企是全国人民的财产，不能轻易一卖了之，化公为私。邓小平同志从实行改革开放那天起，就一直强调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坚持。

现在我们国家的国企经济所占比例，还不如有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大量涌入，就出现了今天思想领域的情况。

在思想宣传工作中，应当如实地、系统地宣传建国后的前30年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建设方面的成就（如基本建设，水利建设，科学技术等等）。这方面的宣传很不够。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专门抹黑前30年的历史。使得人们一提到前30年，就是讲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好像什么好事都没有做。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就贬低前30年，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新旧社会两重天对比的人们，很容易接受这种宣传。

与此相关联的，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就是“民国热”。有人流露出对旧中国的留恋之情。有人替蒋介石翻案，把蒋介石作为正面人物来评价，拿蒋介石日记做文章，声称要改写近代史。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赤裸裸的表现。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作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支力量，要坚定不移地遵循和宣传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团结和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有什么涵义？

雷蒙。高斯（Raymond Geuss）依据意识形态在感情色彩上的差异，把意识形态分为三类： 第一，中性意义（或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人们把它当作一个描述性概念，以分析一定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不论真假是非，不做价值判断。现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常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既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信仰体系和宗教仪式等，也包括一切精神现象、心理现象、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综合。

第二，贬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ejorative sense），主要是指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意识形态”概念。它把人类的一切精神思想文学艺术活动都看成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从而否定它自诩、自命的普遍真理性，揭示它曲解社会存在并进而维护某些特定团体的利益的根本特征。

第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建设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和工人处境的思想体系。它是在揭穿虚假意识的基础上，所做的建设性工作。无产阶级之所以急于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是因为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至关重要，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便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真理性。

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分类：基于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背景，曼海姆把意识形态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定意识形态（particular ideology），一类是整体意识形态（total ideology）。前者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某些集团的私利；后者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并不在于现实利益的掩饰和遮盖，而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架构和主体的认知态度。前者的作用范围是个别人的心理，后者的作用范围是整体化的社会舆论。前者总是对敌对派思想的一部分提出质询，后者则是对其整体提出挑战。前者建立在对各种观念的心理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在认识论——本体论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前者重在研究个人行为，后者重在研究集体行为。

根据不同意识形态理论的知识背景和历史发展，把意识形态分为四大类：

1、认识论意义上（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一词是法国18世纪末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提出来的，他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也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把握这个概念。它是建立在感觉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特拉西首创了“意识形态”一词，并赋予其“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的意义，认为它的使命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与边界、认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等认识论最为基本的问题。

2、社会学意义上（soci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就会把它看成是一套在某个特定社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观念体系，它在社会和谐、社会控制、社会动员方面都能发挥巨大作用。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还可以为一个特定的目标、一套特定的价值进行辩护（或进行批判），还可以使一定的政治权力合法化（当然也可以非合法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可能赋予“意识形态”一词以贬义色彩，也可以赋予它中性意义。

3、一般心理学意义上（psych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把它看作是控制个人情绪的工具。弗洛伊德那里，宗教就是意识形态，认为宗教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创伤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它虽然治不了病，却能给人提供一种幻觉（illusion），是人类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安宁而制造出来的“虚假意识”。撒顿（Francis X。Sutton）认为意识形态是对心理紧张的一种回应，而心理紧张来源于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难题，每个人都要应付各种各样的难题，每个人在日常性地扮演自己角色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相互冲突的需求和莫名其妙的情形。角色塑造了人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扮演角色的人产生了心理的紧张和焦虑。为了消除紧张和焦虑，人需要寻找恰当的“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意识形态就能起这样的作用。

4、文化心理学意义上（psychocultur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狄翁（Leon Dion）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具有一定整合性的文化和精神的结构”，是一定价值规范的模式，这个模式既有客观性（文化）又有主观性（精神）。“个人或团体以它为基础设计政治蓝图，以便实现他们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高度评价过的抱负和理想。”格尔茨（Clifford Geerts）对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十分不满，他想建立一个更加适当的非价值性的理论框架来处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他从符号和符号行为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至少是部分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各种符号是如何符号化的？它们是如何调停各种意义而不使其相互矛盾的？”其基本假设是：思想是由符号体系的建构与操纵构成的。符号体系，不论是认知性的还是表情性的，都是信息的内在资源。人类生活就是根据符号体系予以模式化的，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人类的内在资源十分贫乏。符号体系是感知、判断、操纵世界的非个人性的机制。文化模式，无论是宗教科学还是意识形态，都是一些纲要（programs），它为社会或心理过程的实现提供蓝图。“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图解性意象的建构，人使自己或好或坏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总之，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心理紧张的回应，它还是指导人类政治生活的文化符号体系。窃以为，其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的色彩。

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形态的蒙蔽——‚解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解蔽‛的思想萌芽：柏拉图的‚洞穴说‛，后来培根又提出了‚假相说‛。启蒙运动之所以为启蒙运动，在于它要去除人类信中的愚昧；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也表现在他勇于揭穿谎言并暴露真实的现实关系和现实利益；胡塞尔的精神现象学，主张把支配人们头脑的各种先入之见‚悬置‛起来，以解除精神上的蒙蔽；海德格尔把存在的本真状态理解为‚解蔽状态‛，存在的过程就是不断解蔽的过程。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两条理论传统：一条是注重讨论认识真假的认识论传统（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卢卡奇及一些新近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意识形态看做幻觉、歪曲和神秘化）；另一条是关注意识形态社会功用胜于关注其真实性或非真实性的社会学传统。

在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中，这两条充满矛盾的不同理论传统似乎得到了同等重要的强调，从而使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呈现出认识论思想和社会学思想互相交叉的复杂状况。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是从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开始的。马克思接着黑格尔对精神异化的揭示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但将对意识领域的异化批判转入对个人所处的物质关系的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借用拖拉西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对其意义进行了改造。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发生、发展、变化和消亡是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史、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变革相联系的。不但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基础和存在倾向（‚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而且提出意识本质上是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实践用途之一就是生成幻象和神秘，以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这时候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以下特征：具有意义的指向性；并没有自身绝对独立的历史“意识形态没有历史”（非历史性、永恒性）；本质上受统治阶级思想支配；掩盖或扭曲现实的不公正，并为现实的合理化做有意无意的辩护。但在这里，马克思是辩证看待这个概念的，他似乎认同拿破仑的态度，对意识形态持否定、批判态度，但他也赞同法国意识形态家们对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反对将观念神秘化的倾向。

这里他既有认识论的传统，也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意味的作用。他看到意识形态本质是实践的，具有其物质产生条件。在《形态》中，马克思将“一般意识形态”看成是某种社会为维持自己的存在和运转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现象，属于耸立于社会生产条件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在这里意识形态指的是那些自由漂浮于它们的物质基础之上却否认基础存在的思想观念，是我们应该揭穿和批判的幻象。

但还没有直接指出意识形态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无意识性或结构性），总的来说，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有意识的产物。

随后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意识形态的内容被具体化，指的是创建于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上的各种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他指出了资产阶级形成的基础和矛盾本性，还阐明其演变规律。

1．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及其矛盾本性。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依赖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发展条件，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这个革命自身是矛盾的：它本来不过是一种社会对抗的形式去代替另一种社会对抗的形式，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只有通过广泛地动员群众，组织他们进行革命斗争，才能实现历史发展所必需的反封建变革，因而又需要广泛的群众性。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矛盾的本性：（1）以虚假的形式反映客观现实。在反映和论证反封建的社会变革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中，由于要把资产阶级特有的、本质上是自私狭隘的阶级利益表达为人民的普遍利益，因而使资产阶级意识在一开始便具有幻想的特征。它使抽象的理性原则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它始终沉浸在自我陶醉中而缺乏真正的自我批评。尽管是一种幻想，它仍然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过程，即消灭封建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性。其幻想的方式中仍然包含了部分真理性的内容，即在推翻封建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它给充满了英雄行为的革命群众提供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

（2）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现实斗争的旗帜。为了模糊现实斗争的阶级实质和真实内容，资产阶级必须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精神支柱。‚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3）内部结构的矛盾性。意识形态的各种要素（知识和价值、抽象理论和实际策略、思想家和阶级等）都以矛盾的形式组合在一起。

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演变规律（1）结构的多元化倾向。在资产阶级革命上升时期，其意识形态的主体（思想家和阶级）还基本一致的话，那么当它转向反革命时，这个主体自身也发生了分裂。‚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2）幻想作用的改变。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其意识形态的幻想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掩盖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内容，同时，1848年革命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想，已经丧失了革命的思想动力的作用而转变为纯粹的辩护意识。幻想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其主要攻击目标已经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它不得不抛弃传统意识形态中的民主性精华。‚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奇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它继续制造美化资本主义的幻想时，就是美化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因而丧失了任何推动历史的思想动力的作用。

这只有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用阿尔都塞的话说，看到了意识形态的结构性、无声的一面。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建立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深入，他认为意识形态错觉不仅是扭曲的思想观念或“虚假意识”的产物，而且是阶级社会本身物质结构所固有（必然产生）的东西。马克思在19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终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基础上建立来的新的社会结构观，表明了社会存在的基本图式：从社会生产，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到社会意识形态。这说明马克思已经不再将意识形态简单看成带有贬义色彩的虚假或歪曲幻象，而更重视从唯物史观为意识形态定位，更重视揭示构成意识形态虚假性或歪曲性的社会关系根源。不再纠缠于对意识形态是否真实的追究和批判，而更加重视揭露和消灭造成意识形态虚伪性的真实物质条件。意识形态范畴已经被纳入到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框架中（这成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起点），而意识形态研究也因此发生了真正的转向，即不能只停留在社会学的分析、真与假的揭示上，它更具体地表明观念如何与现实的物质条件相联系，如何遮盖或掩饰现实物质条件，如何用其他形式移置它们，虚假地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把它们明显地转成一种自然的、不变的、普遍的状态。在这里，马克思将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政治斗争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同时具有更新认识（认识论）与政治实践（激进改造）的双重意义。

正因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纳入到社会生产关系当中去进行讨论，使得意识形态概念不再只代表虚假意识或欺骗意识，而成为构成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重要概念。

马克思对意识与权力、意识与语言表达之间密切关系的精辟论述，都使得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入，直接影响到阿尔都塞等追随者的意识形态观。

此外，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法学背后所隐蔽的深层意识形态欺骗性进行了更深入的揭示，并论述了艺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都深化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三大拜物教的批判，对人类学、东方社会研究和共产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种种意识形态偏见的批判，对意识形态滞后性的批判都丰富了人们对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解。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和虚假性产生根源的批判，真正奠定了正确理解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论线索和理论基础，对后世各派思想家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既从认识论角度戳穿了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又指明了彻底铲除产生虚假性的社会物质关系的实践道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伊格尔顿说：“‘意识形态’话语经过一定方式的解码和破译之后，将在凸显和沉默以及断裂和内部矛盾中显示出现实物质冲突的印记。”（《历史的政治、哲学、爱欲》）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呈现为一种元批判，即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意识形态的前提加以澄明、加以“去蔽”的彻底批判方式。（俞吾金：《意识形态论》）这种批判为意识形态范畴勾画了两种基本理论线索——认识论的揭露和对现存物质秩序的摧毁，这两条线索都存留在后来者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当中。

科学（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对1848年革命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确立了下述信念：科学意识形态同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革命证明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正在增长，它正在成为革命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但是，革命也证明工人阶级并不能自发地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不能轻而易举地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想的影响，从而证明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意义。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是促使科学意识形态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之必需。

1．无产阶级意识的一般特点：（1）依靠科学和知识，不需要任何幻想。无产阶级意识不需要任何幻想，它只有消灭全部现存社会关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空前艰巨、十分现实的社会革命任务面前，需要的显然不是空话、幻想，而只能是科学态度和实际行动。因此，无产阶级意识的根本要求是：力求最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各种趋向，以及作为各阶级物质利益的冲突的社会斗争的本质和特点，就是说，它以科学地认识历史过程为前提。（2）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吸取前进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意识不需要借助历史传统来提出和实现自己的革命任务。相反，它处处要克服对于过去事物的迷信，以免束缚住自己的手脚。“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吸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

2．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形成过程。（1）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对工人群众进行广泛持久的宣传教育。（2）在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同时“自己批评自己”。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意识、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精神，特别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意识形态的含义作出了新的阐述。最为重要的是，列宁把马克思作为否定性概念的“意识形态”改铸成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使之等同于阶级意识。列宁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力量时，不宜再以抽象方式谈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应该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的这一转换，“出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实际斗争的需要，因而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重要推进和发展”。

第三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探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探讨

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党内理想信念动摇、党内意识形态多元化、党员质量有待提高，以及后意识形态化、社会思潮混乱等现象。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功能，这些现象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难题。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8-0269-02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及当前的问题时说道，“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5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如何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严重问题，实现十八大报告里讲的凝聚人心、攻坚克难，首先就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理清指导思想、道路方向问题，让其为人民群众所认同并内化为人民群众实践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能真正从理论到实践及时解决上述报告中所讲的各种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意识形态混乱问题，那么“后共产主义”现象、逐渐西化甚至开历史倒车等问题就极有可能发生。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当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第一句话旗帜鲜明地写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2]1然而，世人皆知共产主义理想任重而道远，一部分甚至包括我们党内的一些“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的人都认为共产主义是个虚无飘渺的“乌托邦”。党的先锋队性质和核心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党自身的行为和结果对于坚定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共产党内部出了意识形态问题，那么，很可能整个社会主义大厦都将渐渐从内部变质甚至在内忧外患中动摇以致崩溃。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放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3]202与马克思和列宁教育他们的追随者要抵制“普世”理想的教导反其道而行，以致造成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对共产主义信仰原则的整个背叛。此举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就是放弃意识形态斗争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活生生的前车之鉴。所以党内必须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宗旨意识，要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坚强领导和表率。

二、党内意识形态“多元化”

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各种社会思想如潮水般涌进中国，这些思想的多面同时也在党内反应出来，表现为党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这导致有些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继续坚持和开拓的严重挑战。如果连共产党员都对理想道路和信仰问题模棱两可，说一套做一套，人民怎么会相信社会主义事业能够长久，共产主义理想又怎么能够实现。从这一点来讲，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如何能做到“三个代表”。不能实现“三个代表”，就不能解决当前社会阶层和利益多元化情况之下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就不能凝聚各个阶层的力量，就不能带领人民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意识形态领域往往非黑即白，共产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会来渗透。意识形态“多元化”是党内意识形态建设大忌，此举不仅会从内部导致思想混乱，同时也给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战略或者说文化入侵打开大门，给“和平演变”带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曾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4]380邓小平的话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对党内意识形态建设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后意识形态”现象浮现

侯惠勤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中提到“后意识形态”时说，“除了‘非意识形态化’外，与之有异曲同工之用的是‘后意识形态’现象，即表面上仍然坚持意识形态立场，实际上并不信奉，当然也不去实践。”[5]49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断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将经由这种“后意识形态化”最终走向灭亡。他的一段话精辟地描述了那些言行不一的共产党员，他说：“那些声称共产主义理论是他们的政权之本，那些口头上说着实践共产主义理论而实际上却在背离其实质的共产党人，那些毫无顾忌地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共产党人，所有这些自称‘共产党人’的人，都不再认真地将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社会政策的方针。”[6]298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从理论到实践解决此类问题，否则“后意识形态”现象难以避免。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接受主体常常不能分清哪些是时代的精华，哪些是应该坚决摒弃的糟粕，容易导致思想混乱甚至在利益面前采取绝对的实用主义态度替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现象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7]34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由此观之，要抵制“后意识形态”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教育势在必行。

四、党员质量有待提高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先锋队的性质，决定了其组织必须严格入党条件才能保持其先进性，保证其创造活力。严格入党条件意味着不能一味的追求党员数量，不是所有工人阶级或者其他各阶层的人都能入党。不选拔出真正信仰坚定、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人入党，将很难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尤其要注意对青年的培养和选拔，历史证明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广大青年怀着怎样的目的和思想觉悟入党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怎样的一代人来接班，这是事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兴衰的重大问题。要注重科学培养与选拔程序，杜绝持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唯心主义等观念的人入党。党员的先进性是党内团结一致的保证，党内团结一致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和整合功能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不偏不倚地前进而不被颠覆。列宁说过，“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8]215此外，还要看到党员的质量与腐败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邓小平在1989年5月的政治交代中说过，“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要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4]297党员质量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一定要把党员质量问题放在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议程之上。

五、社会思潮活跃，泥沙俱下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并存的局面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出现，这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难题。

当前，在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都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中国复杂的民间信仰等等。新自由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转向国际垄断，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实现其全球一体化的重要战略手段，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消极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种理论体系，该理论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成为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解决的问题。民族主义对人类历史进程一直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那些狂热激进、偏执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却会危及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破坏和平发展局面甚至引发争端，这也是一把需要用马克思主引导其健康发展的“双刃剑”。对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应当结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事实、坚持唯物史观，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中国的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包含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其中与唯物主义相对立、阻碍科学发的诸多内容则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加以解释和引导。“意识形态是一组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9]5它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真伪善恶的判断，并支配着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原则或信念。所以，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各种社会思潮也是非常重要的借鉴和批判对象。

古人云，天下大乱始于人心丧乱。显然，凝聚人心要先于攻坚克难，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动力。所谓欲成大事者，必先正名，为了凝聚人心，防止“人心丧乱”，就“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1]29以此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使其更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和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美]R.R帕默尔.冷战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终结[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6][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8]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9]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第四篇：关于医闹问题看法

11月3日中午12时左右，广东潮州男科医院1名医生被砍死2人被砍伤。经初步审查，犯罪嫌疑人黄某金认为男科医院治疗效果不好，治疗费用无法退回，遂怀恨在心。经进一步审查，犯罪嫌疑人黄某金主动交代当天上午在潮安县砍死一人。

对于近期患者骚扰医院和伤害医务人员的案件不少，见诸报端，因此依据法律、法规，通过执法手段整治医闹行为，维护正常的医疗环境，维护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显然是迫切而且必须的。

从根本上维护医疗机构秩序考虑，维护医院的公共秩序，以及维护医患双方的人身权益，除了依靠执法手段之外，更要靠秩序的建设。这个秩序，既是环境秩序，也是信任秩序。“医闹”是一种非理性的维权，甚至发展成为职业维权代理，如果冷静地分析，也与医疗制度的部分非理性成分有关。比如医患双方专业上客观存在的不对等，使得患者没有能力自觉自愿地完全相信医生的话；医疗责任界定还不够明晰，也使患者难以判断自己是否受到了公平对待；医疗事故鉴定公信力的一些缺陷，患者甚至无法判断医疗事故是否发生„„这些因素层层叠加，使得极少数患者激化医患矛盾，以制造事端的方式寻求对话。所以，“医闹”需要依法追究责任，但更需要在法律之外展开反思，以求得从根本上减少医患矛盾。我认为医疗行业需要更多的“第三方”。

“医闹”问题，是个重要的信任问题。当然，信任的建立，首先需要为专业、外行之间的对等交流清除障碍。我们需要呼吁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医疗专业的权威不仅仅是以艰深的专业为基础，而同时还要辅之以普通人的感知、经验认同。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医疗服务、医疗鉴定、医疗监管等等，能在符合常识的制度框架下进行。

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专业权力”被分割，并互相制衡。具体的建议是：医疗机构、医保机构、医疗鉴定机构、医疗主管部门等等，形成相互独立的责任主体，彼此监督、制衡，最终使得医疗领域不再是个神秘的专业领域。在本质上，涉及到公众利益的科学专业也是一种权力，它需要和其他权力一样被切割，形成相互制衡的体系。

患者可以不相信一个医生的话，也可以不相信一家医院的治疗，但如果连整个医疗行业都一并怀疑，“医闹”就难免有可趁之机。要从根本上遏制“医闹”违法行为升温，执法决心需要特别宣示，打击“医闹”行为应该成为执法重点，重塑整个医疗行业的公信力，重建医疗行业的自律体系，引入更多的第三方，让医患走向相互信任，根本上消除“医闹”。

第五篇：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些看法

关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些看法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界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肆意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一味地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却很少考虑环境的供给能力,结果造成全球生态环境危机,自然正以前所未有的反作用报复人类。

人类要敢于同大自然斗争,但不能破坏自然,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其主要表现为:能源危机以及石化企业突发性污染、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全球气候变暖、森林面积锐减、淡水资源枯竭、臭氧层空洞形成、海洋污染及过度开发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

1、全球变暧与海平面上升，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气体增加，将出现更严重的温室效应，旱涝灾害可能增加。

2、土壤过分失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1980－2000年之间，人均土地总量减少38％。

3、森林资源日益减少，世界森林每年几乎减少1％,土地荒漠化.4、臭氧层的损耗将大影响水生生态系统。

5、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6.转基因生物的泛用以及所印记的生态危机 7.工业急剧发展,造成的资源枯竭及酸雨危害

造成这些的原因是多样化的,我觉得首先是人口压力过大。人口的不断持续增长给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带来巨大压力,造成了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加重;其次是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人类对自然过度开发、利用和索取,超过了自然的承受能力,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土地荒漠化及生态危机;第三是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传统发展模式只注重经济数量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忽视了经济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永续发展。从人类生存发展的漫长历史可以看出,人类、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联系。正是由于人类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节制地盲目开发、利用、索取,有时甚至浪费自然资源,对环境污染和破坏严重,结果造成全球环境的危机。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事实证明,我们不能走人口增长失控、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破坏的发展道路,不能为了追求经济的增长,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致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如不能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就必然会受到了自然的惩罚。如何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找到一条既符合当代人类利益,同时又不损害未来人类利益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们当前十分重要的和非常紧迫的问题。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深入了解,以下想说几点我认为可行的解决办法：

1.生态保护要尊重自然规律。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地方今天成了荒芜的不毛之地。”

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正确认识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如沙漠、森林、草原、山地、河流都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对人为破坏的生态环境，应加大治理力度，恢复本来的基本属性，如草原沙化就应加大治理力度，恢复本来的生态功能。应遵循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的原则进行生态建设与保护。不该种树的地方就不能种树。

据有关资料介绍，降雨量太小的地方就不宜种树，因为加大了蒸发量。海拔很高的地区也不宜种乔木。已经破坏了的自然环境，本身具有修复能力，不必人为去干扰，靠自然恢复，修养生息也是尊重自然规律，遵循这个原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生态保护要坚持以生态系统管理的原则。在资源开发，区域的经济活动，首先应考虑本地的生态特点，明确生态功能定位。统一虑人为活动是否附合生态功能区要求。区域开发应统一规划、统一立法、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如松花江的污染涉及吉林、黑龙江两省，首先就应制定统一的、共同遵守的松花江流域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制定防治规划，确定科学实际的排放标准，建立统一监督管理机制，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3.生态保护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是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影响后代人的需求，体现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目的。在经济展上应大力提倡生态经济，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不破坏生态环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保护动物是无可非议的，但更重要的是注重生态平衡，如果生物链的某一环节出现不平衡就应人为进行调节，使之趋向于平衡，如我省林区一度野猪过剩，对庄稼的破坏非常严重，就可以有计划，有组织的捕猎一些，不能片面的保护了动物的利益而过多伤害人的利益。日本对野生的鹿也曾有计划猎杀，使生态平衡不至于被破坏，这样才能体现科学的保护环境。

4.生态保护应坚持生物多样性的原则。我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科学的合理的引进外来物种也是值得十分重视的问题，任何非本地的物种都称为外来物种，引进物种要经过科学评估，按国家规定的程序和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引进物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做不好，就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生态系统的破坏，影响本地物种的生存、消失与灭绝，还可能危害农业生产和人类健康。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植被质量低、湿地破坏严重、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十分重要，主要原则是应尊重自然规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加强管理，生态保护应坚持以人为本，要十分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是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5.对于转基因生物的泛用,政府应该发挥指导作用,可以进行科学普及,改变人们对转基因的看法和了解,同时引导此科学向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进步!总之,全球生态热点问题正在不断的引起人类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大学生也义不容辞,从身边的小事一点一滴的做起,不要以为保护小草,栽种一棵小树没有意义,不要认为捡起一片纸削没有帮助,更不要以为节约一滴水毫无价值!绿色生活,都在小处!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对抗生态危机,保护地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