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征地拆迁进程中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对策

第一篇：农村征地拆迁进程中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对策

农村征地拆迁进程中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对策

摘 要：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群体事件也越来越多。该文通过分析征地拆迁出现的问题，从政府、企业、农民3个角度出发，剖析造成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有政策问题、舆论问题、建设问题，生活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信息公开、完善评估机制、提升居民素质等一系列对策，以保障“征地拆迁”的合理合法进行。

关键词：征地拆迁；群体事件；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11-0010-04

城镇化建设作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措施，各级政府积极实施，不断加大对土地的征收力度，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制的结构，导致农民在征地拆迁进程中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从而在少数地方引发了不少的群体性事件。如在“拆迁”过程中“静坐”、“堵路”、“围攻政府办公楼”、“抗拆”等不良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些现象中，利益问题不仅是造成这些现象的唯一因素，而农民对于土地的留恋、传统文化的固守等也是导致农民无法离开现有土地的原因。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定义，从政府、企业、农民3个角度分析当下由于征地拆迁所造成的群体事件的原因，并提出对策措施。相关概念梳理

1.1 征地拆迁 拆迁已经成为当下一大社会问题。但是对于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的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混用了。土地的征收和征用都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按照法定程序强制取得他人土地所有权并予以补偿的行政行为；土地征用是取得他人所有权以外的其他土地权利，进行利用并给予一定补偿的行政行为[3]。本文所提的征地拆迁是指征地之后，为了城镇化建设，在原有农村旧址或者其他土地上进行房屋拆除、建设等一系列行为。

1.2 群体事件 何为群体事件，至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如把其分开来看，“群体”2字体现了数量多、复杂程度高。“事件”是指发生的某项事。而两者在一起所代表的含义也就更加复杂化。吕世明认为群体事件有广义与侠义。广义的群体事件是指某些不特定的人在确定或不确定的目标驱动下聚集起来进行游行或示威。此类活动并非一定具有反社会性。而狭意的群体事件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和破坏性[1]。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将其定义为：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由公众参与并具有一定目的，有组织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群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对国家的政治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行为[2]。

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群体性事件是由于某种原因所引起的人员数量较多的事件。而征地拆迁进程中，不管是“集会”、“静坐”，还是围攻，堵车等现象涉及人员数量较多，影响较大，都属于群体性事件的范畴。爆发群体事件原因

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对农村征地时，应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保障农民权益。通过分析发现政策的缺失成为群体事件爆发的导火索；建筑企业作为回迁楼房的建造商和维护商，在对小区进行建设和维护时忽视了农民生活习惯等问题，加速了问题爆发的进程；农民自身素质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群体性事件由此爆发。

2.1 政策问题（1）新生儿、临时性住户问题。所谓的临时性住户是指许多户口已经搬离村落，但是在拆迁之前，通过某种方式重新落户该村，向村委提出建设住房，从而得到拆迁补偿的住户。新生儿由于没有上户口，许多新生儿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但是农民普遍认为新生儿属于村集体的一员，应该得到相应的拆迁补偿。虽然政府已经通知土地冻结、房屋冻结、人口冻结，但还是存在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严重的影响了公平，许多户口早已不在该村的农民，重新回到该村，利用相关资源获得补偿，破坏了农民之间原有的平衡，导致冲突产生。（2）评估问题。评估是对房屋进行拆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评估不仅代表了房屋的价格，也影响了农民对后续楼房置换的选择。在对S村进行调查时发现，尽管村委会已经下发房屋冻结通知，但还是有许多农民在房屋冻结期间进行了房屋整修。比如：修建排水管道、加盖钢构、整理化粪池、修建小型池塘、种植树木等，期间需要物料都是按照一定价格租赁而来。在评估时，由于评估人员素质的不同，导致对其评估价格不同，如对于化粪池一项就相差300～500元。许多农民反应房屋评估价格的问题，有些农民的房屋评估高达50～53万元，较低的评估价格在39～43万元。导致许多农民对房屋评估产生了怀疑，认为评估人员不够专业，存在“黑幕”。

在S村与Y村相继拆迁之后，由于公共设施评估问题，导致大量农民围堵当地政府办公楼，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事件平息之后，S村的公共设施评估费用进行了增加，每人得到的补偿费用由1万左右上升至1.7万元左右，由此让S村农民认为评估是存在问题和黑幕的。

（3）补偿问题。补偿问题，主要是指当下房屋租赁费用。在社区建设期间，政府会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补偿，但是政府却忽视了集中拆迁所导致的各种问题。由于地域限制，房屋大量租赁导致租赁费用的上涨，在S村与Y村相继拆迁之后，导致临近房屋租赁价格上涨，两室一厅的房子租赁价格10 000～15 000元，一室一厅的房子租赁价格8 000～10 000元。导致许多农民在补偿范围内无法找到合适的住房。根据征收通知，搬迁补助费按拆除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m25元；临时安置费，按照户口冻结时的常住户口人数计算，不足3人的按3人计算，每人每月220元。对于选择2套小高层或高层楼房进行安置的，临时安置补偿费按24个月发放，对于选择1套多层和1套小高层或高层楼房且多层楼房不属于现房进行安置的，其中多层楼房安置补助费为18个月发放，对属于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发放3个月临时安置补偿费。

此处以房屋拆迁面积为200m2，居住4口人，选择2套小高层的家庭进行计算，他们在拆迁期间可以获得的补偿费用为5×200+4×24×220=22 120（元），基本可以满足租赁房屋的需要。但是如果另加2口老人的话，就必须另外租赁，这是6口人的补偿费为22 120+2×24×220=32 680（元），这时仅仅房屋租赁费用18 000～25 000（元）。可以满足正常的租赁需求。

如果选择一多一高时，这时的补偿费用为5×200+4×220×18=16 840（元），也是可以满足正常租赁。另加2口老人的话，补偿费用为5×200+6×220×18=24 760（元），房屋租赁费用18 000～25 000（元）。

在房屋租赁期间，不仅仅需要支付房屋租赁费用，还需要支付额外费用。比如在村落生活时无需支付水费、可以节省电费、交通费等，但是在拆迁进程中，就需要农民额外支付其中部分费用。如果租赁地与原有村落距离较远，则带来了诸多不便。

2.2 舆论问题 地方政府在进行土地征收时往往会存在一些腐败行为。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无法直接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沟通，从而引发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在土地征收时，“流言四起”，许多农民无法正确的分析流言蜚语，导致农民之间不信任的现象出现。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普遍认为村委存在重大问题，村委与地方政府相互勾结，暗中侵吞补偿款等。通过与农民交谈，发现许多舆论，如说拆迁之前的动员款项100万元、拆迁之后的安慰款项100万元，房屋质量，多分房子，照顾家属等问题。许多农民也认为“钉子户”会得到特殊对待，经过“抗拆”，最终会得到比一般人多的利益，从而导致许多原本能拆的住户不想拆。

2.3 建设问题（1）建设施工问题。这里所谓的建设施工问题包括用工、用料。指在进行建筑用工时，某地农民强制施工单位聘用本村农民导致农民与用工单位产生的冲突。在进行建设时，某村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迫使建设单位使用本村提供的沙石等建设材料和劳动力，采取暴力、围堵等违法的方式，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最终导致建设单位无法按时按质按量的完成工期，影响了建设企业的资金流转，最终导致“烂尾”等问题。在针对S村进行调研时发现，S村部分农民组成“小团体”霸占当地的土地费用、垃圾清理费用、建设用工单位的沙土、部分劳动力费用，迫使当地建设企业采用他们的人员和物料，严重的破坏了当地的生产秩序，最终“东窗事发”，S村部分农民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2）房屋质量问题。房屋质量是关系到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拆迁村，由于资金问题导致“烂尾工程”、“房屋质量缩水”等问题。此时许多农民在入住之后发现房屋楼板裂缝、墙皮脱落等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在对房屋问题进行反馈时，产生了由物业管理人员、房屋开发商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踢皮球现象，相互推诿，问题一直都不能得到解决，从而导致冲突进一步加剧。

2.4 生活问题 在征地拆迁进程中，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往往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忽视了农民失地后的一系列问题。在短时间内，农民“暴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失地之后的农民往往因为生活生存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

（1）生活成本提高。征地拆迁之后生活成本提高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装修费用。在社区建设完成之后，由于是毛坯房，在入住之前需要进行装修，装修费用大多在几万左右；二是费用开支多。随着许多农民成为失地农民，住进楼房后需要交纳的费用较多，许多农民的生活成本突然加高，导致一时无法承担，出现后悔搬迁现象。在村生活时，不需要交纳水费、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但是搬迁之后需要交纳，加之失去了耕地这部分钱款，导致生活拮据。

（2）生活习惯问题。由于原有的生活习惯导致邻里问题发生，许多农民占用公共用地，破坏了正常是生活。在对T回迁社区进行调查时发现，高层楼房的消防通道已经被占用，导致许多孩子跌倒。原有的村落生活习惯被破坏，但是还是有些被保留下来，楼道烧水、养狗、种植作物等都严重的影响了邻里的生活，导致邻里冲突。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

3.1 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拆迁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问题。要针对不同的拆迁类型，制定不同的法律法规，保障开展工作和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认为新的《拆迁法》应该符合大众利益，尽可能实现公平化，根据不同的拆迁区域和拆迁目的做出相关分析报告，坚决杜绝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开发之实的违法行为。

拆迁程序应该合法合规。要善于听取民众意见，及时修改拆迁方案并且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使大众做到真正的监督，保证各项工作真正的做到实处，而不是流于形式。派遣专人负责拆迁事务，要责任到人，如出现矛盾时，责任人要保证第一时间到现场，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回报，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3.2 工作规范化，信息公开化 在进行拆迁之前，应该充分论证拆迁过程以及以后有可能所发生的各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统一设立相关预案，从而保证在发生问题时可以按照预案操作。如拆迁开始之前，应该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及时向农民发布信息，派遣工作组入住该村，及时听取农民意见，并且工作组应该及时向上级领导部门反馈各项信息，完善拆迁工作的进程和预案。拆迁之后，农民应有权利知晓工作进程，相关开发商应及时成立农民协调办公室，由农民自主成立房屋质量监督小组。小组成员应由农民自主选举产生，小组成员可以随时随地监督工程质量；开发商应及时发布相关建设进程，针对不同的设计方案与村委会进行沟通协商，在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工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满足农民的日常生活要求。

3.3 完善评估机制 评估是拆迁的根本。房产的确权和价值评估是拆迁补偿的基础。明确产权、合理的评估价格既能保证被拆迁人得到合理的补偿，又能够有效的减少拆迁过程的违法行为。当下拆迁成本过高，以重庆市某县一沿江综合整治项目为例，项目总费用4.2亿元，其中建安工程费1.8亿元，征地拆迁费用1.87亿元，其他费用0.53亿元[4]。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评估问题，某评估公司在对某项目的被拆迁房屋进行估计时，无现场查勘原始资料作为依据的占拆迁总数的23%，另外认为变更房屋结构和成新率的占拆迁总户数的12%[5]。

为了完善评估机制，应从以下几点入手：（1）成立一支专门的有专业技能的评估团队。人员是评估的基础，技能是手段，只有具备相应技能的人员才能最准确的评估房屋质量和价格，从而为评估的展开打好第一步，保证被拆迁人的合法所得。（2）加强对评估人员的监督，防止以权谋私，最大限度的保证各项评估工作合理、合法、合规的展开，一旦发现违纪问题，应立即解除评估人员资格，由其他评估人员重新审核其评估项目，保证公平性。（3）及时公布信息。在拆迁之前的评估工作，应及时公布，针对不同的评估价格作出不同的解释，防止农民因为价格问题相互比较，产生问题。（4）选择合理的评估方法。目前房产价值的评估有市场法、收益还原法、成本法等多种评估方法。不同的评估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评估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评估价值最高的评估方法，使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3.4 适当提高补偿标准 通过对农民的调查了解得知，当下的补偿标准明显偏低。房屋征收补偿主要包括：房屋价值的补偿，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费，装修补偿和提前搬迁奖励几个方面。其中房屋本身价值的补偿一般采用等面积置换或按房产评估价格乘以安置房屋面积计算，而其他各项由各地区自行制定。比如临时安置费，随着拆迁的进程加快，其补偿费根本不足以支付当地的房屋租赁费用，导致农民需要额外支付相关费用，才能保证生活的正常进行。

适当的提高补偿标准，是解决矛盾的最好方式。这样既有利于保证被拆迁人各方面的生活秩序的顺利展开，又有利于拆迁的顺利进行。但是补偿标准不是越高越好。补偿标准应按照本地区的生活成本等，在科学、合理的条件下，完善补偿标准。

3.5 提升居民素质 农民向居民的转化不仅仅是自身入住环境的变化，更应是农民自身素质的提升。由于农民自身素质的缺失，在利益面前，无法克制内心的欲望，导致广大农民普遍认为征地拆迁是致富的一大途径，由于过度渴求利益，从而导致问题发生。提升农民素质不仅仅需要农民自身加强修养，而且政府、企业更应该加强教育引导。政府应针对回迁社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措施，创办志愿群体，楼道楼长，夜间培训学校，给予经济帮助等；针对大型的活动，比如“广场舞”等，应积极进行引导，制定相关的政策，使农民在进行娱乐的同时，兼顾大众利益。创办培训学校，提高农民的就业水平，保证农民的收入。创办志愿团体，比如“读书会”，让农民自身接受更多的知识，从而提升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

此外，在农民入住回迁楼房之后，政府应按时考察农民生活情况。针对不同户的生活情况进行不同的调整，提高农民的生活技能，保证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居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实现农民城镇居民化，从而使整体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结语

拆迁是一项关于民生的系统大工程。这项工程的实施应充分的论证，保证其目的的实现，保障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政府应理性的对待，不应该也不能够因为GDP问题，盲目进行拆迁，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拆迁应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合理合法，务必做到使政府、开发商、农民“三满意”。

参考文献

[1]刘亚静.群体性事件相关概念之界定[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7（7）26-28.[2]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专辑[J].中国行政管理，2002增刊.[3]衷向东、任庆恩.土地征收、土地权利变动与征地制度改革――由一起征地补偿纠纷展开[J].中国行政管理，2005（273）.[4]任宏.公共项目征地拆迁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2014（1）32.[5]余丽娟.公共事业建设征地拆迁中的问题及对策[J].审计月刊，2010（5）52-53.（责编：徐焕斗）

第二篇：浅谈农村征地拆迁滋生腐败的原因及预防对策

浅谈农村征地拆迁滋生腐败的原因及预防对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社会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征地拆迁补偿款的数量、范围、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大。拆迁、征地已经成为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衍生区”。由征地拆迁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已经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加剧了干群矛盾的激化，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如何铲除这一滋生腐败的土壤，斩断伸向征地拆迁中的腐败黑手，是检察机关职责所在。本文结合我县近年来办理的征地拆迁腐败案件进行分析，希望能为今后征地拆迁工作在化解矛盾、防范腐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征地拆迁腐败案件的特点

１、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巨大。

征地拆迁领域的贪污、贿赂案件，窝案串案特别突出。因为征地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行为人靠“单干”往往很难完成贪污、贿赂的全过程，需要借助其他征地小组成员或有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沆瀣一气，共同贪污征地补偿费，事后进行分赃。如我县在办理梅县西阳镇地段征地拆迁工作中，出现补偿资金严重超出预算的突出问题。经查，参与征地拆迁补偿工作的干部互相串通，或与征拆迁补偿户合谋，共同虚大、虚报、冒领补偿款，涉案人员包括县直机关干部3人，镇干部12人，村干部13人，村民小组长2人，村民6人，涉案金额达几百万元。

２、蓄意串通作案，虚大、虚报、虚高补偿款。

参与征地拆迁补偿工作的机关、乡镇干部、村干部蓄意串通，为骗取国家给予不属于自己的征地补偿款，采用虚报、重报、冒领等方法，大量骗取国家征用土地补偿款。如在丈量登记土地时与户主串通，虚大土地面积，虚大果树青苗数

量，虚大房屋被征项目数量。或者是在无补偿项目的户主上虚报补偿项目，或者是在有补偿项目的户主上再虚报补偿项目，或者是将有其户主姓名而无补偿之实的村民当作补偿户，虚报份额，套取补偿款。如我们办理的案件中，征地人员与村民串通，以村民亲戚的姓名虚报骗取补偿款14万多元私分；更为夸张的是，有些在无补偿户主补偿项目的情况下编造假户主和假项目。这些参与征地的国家工作人员与村民结成畸形的利益共同体，对彼此的违法违纪行为视而不见，心照不宜，肆意妄为。其行为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在社会上、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

３、部下以权谋私，领导疏于监管。

按照我国的监督体系，公共权力在执行过程中要受到多重监督：各级人大的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还有社会团体、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等。按照监督理论，权力监督必须具有“权威性、上位性、专门性和单向性”。但是具体到土地补偿领域，这些监督就变的苍白无力，征地、拆迁多在乡镇等基层，这正是人大监督和新闻领域监督的薄弱环节，政府内部的监督又缺乏主动性，乡镇不设审计机关缺乏必要的审计监督。因此缺乏监管和土地征用、拆迁体制为贪污等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了空间。如我县办理的征地拆适腐败案中，乡镇工作人员以套高标准，虚大数量，故意不在现场对丈量登记表统一签名，不公示征地情况，不公示补偿金发放等主观恶意大的手段，以权谋私，侵吞公款。在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开展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些违法违纪行为就一直存在，但该镇主要领导对此疏于监管，这就参与征地的乡镇工作人员的权力滥用留足充分发挥的空间。

二、征地拆迁腐败案件产生的原因

通过对大量涉案人员、被征地拆迁户等当事人及相关部门的接触、调查、了解，征地拆迁腐败案件的发生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１、法律法规政策不完善、不连续、滞后。

一些法律法规虽然对征地价格、土地补偿金的发放标准、发放程序等作了原则性规定，但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评估、公示等规定，存在补偿标准不明确，使测量人员、评估者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空间，容易引发职务犯罪。法律法规还存在空白和滞后的问题。如村组干部在征地过程中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无法可依，无法追究刑事责任。又如，土地补偿费用的计算标准滞后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还有是相关政策没有连续性。如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政策出现阶段性的变化和反复等，这些情况都成为此类案件发生的诱因。

２、制度不健全，没有监管。

征地拆迁补偿的群众监督制度、公开公示制度、工作人员之间互相制约制度、职能部门复查复核制度、直接责任人失职责任追究制度、征用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测量办法和实地物证固定制度、财务制度等，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甚至上述制度有的根本就不存在。如我们办理的征地拆迁案件中，涉案人员所在单位的镇党委政府对征地拆迁补偿工作根本没有监督，缺乏应有的敏锐性、敏感性和责任心。而且在征地所需资金严重不足时，不但没有去跟踪过问资金流向，反而不断打报告向财政要钱，同时盲目以镇财政垫付，这就给不法之徒留下很多可乘之机。３、主观上党纪、政纪、法纪意识缺失。

所有涉案人员造成犯罪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私欲过度膨胀，从而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违法犯罪行为。表现为“见钱眼开”的贪婪心理、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难以自控的矛盾心理、深感吃亏的补偿心理、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有恃无恐的攀比心理等等。正是在这些心理因素的驱动下，职务犯罪人员往往置国法于不顾，恣意妄为。随之而来的是自私心理、贪利心理、权势心理的产生，将“贪欲之害，律已之心、为

政之德”忘得一干二净，在工作中处处打自己的小算盘，时时想着谋取私利。

三、如何斩断伸向征地拆迁中的腐败黑手

镇村干部作为征地拆迁的主力军，是国家庞大行政机器中的“末梢神经”，直接参与很多征地拆迁的具体工作，他们职位虽小，但面很广，量很大，一旦蜕变，危害很大。为此，积极探索和理性思考征地工作中职务犯罪预防的对策，对规范征地行为，保护干部，促进社会和谐及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权力不分大小，职务不论高底，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必须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更必须有完善而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在今后的征地拆迁补偿工作中，要制定如下制度：一是岗位责任追究制度。做到谁承办谁负责，一包到底，责任追究，以此增强责任人履行职责的意识。二是一事一档备案制度。对所征土地面积、地面附着物、青苗补偿等所有征地资料登记造册，存档备查，条件许可的最好能建立视听资料，防止征地后很快进场施工造成物证灭失的情况。三是要制定复查复核制度。将涉及征地拆迁补偿的项目列入复查、复核范围，避免虚报事件的发生。四是制定行政告知制度。告知被征地对象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公开征地的内容、范围、办理程序、政策法律依据、投诉程序、公示丈量、清点结果等。五是制定征地补偿资金流向监控制度。切实加强对补偿金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2、加大法律宣传和思想教育力度。

要通过警示教育、以案说法、印发法律宣传资料、举办法制讲座等各种有效形式，使工作人员明白什么是犯罪、为什么会犯罪、如何预防犯罪，一旦犯罪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从而使他们警钟长鸣，自省自律。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密切联系实际,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期有效的机制，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世界观、利益观，筑牢拒腐防变的“灵魂”工程。

3、加大对此类案件打击和预防的力度。

检察机关是查处职务犯罪的专门机关，也是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职能部门。实践证明，打击具有不可替代的震慑作用，打击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手段，对征地拆迁补偿工作中的职务犯罪要做到力排各种阻力和干扰，发现一个，打击一个，决不手软，全力为城乡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第三篇：征地拆迁引发不稳定因素原因及对策浅析

征地拆迁引发不稳定因素原因及对策浅

析

随着我市城市建设步伐的快速推进，我办辖区内征地拆迁项目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范围也越来越广。近几年来，我办辖区内共实施拆迁项目12 个，被拆迁居民 1700余 户，农民400余户，拆迁房屋890栋，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不稳定问题成为当前工作中的一个重点问题。近几年来，我办先后调处各类征地拆迁矛盾纠纷1200余起，总体来看，辖区内各个拆迁项目实施都比较顺利，征地拆迁工作基本稳定，但是征地拆迁中一些遗留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和处理，因此引发群众不断上访，且呈上升势头，成为当前我办最主要信访案源和维稳的主要工作对象。

据调查，2010年，我办有关征地拆迁方面的信访案件有10件次，占全办信访总量的35%，其中属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有8件次。今年1-6月份，因拆迁问题产生的信访有12件次，占全办信访总量的45%，较去年同期上升10%，其中个访8次10人次，群访4次120人次。自去年以来，我办共接劝返因征地拆迁赴省、进京越级上访12次26人次，耗费30余万元。可见，征地拆迁引发的不稳定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我办的社会稳定，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深入的调研走访和分析，笔者认为，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对新形势下信访维稳工作的认识，深入分析当前因信访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坚持以人为本，着重关注民生，因人而异，妥善处理征地拆迁的历史遗留问题，用群众的观点统领信访维稳问题，真正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确保维稳工作的良性互动，营造长期的稳定和和谐生产、建设和办公环境。

一、当前征地拆迁引发不稳定因素的主要特点

1、协调难度大。

上访群众反映的大多是征地拆迁中的遗留问题，矛盾多，难度大。由于建设中每一个开发项目都是临时组建拆迁机构，在拆迁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征迁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等工程完工，机构解散，人去楼空后，相关责任人员相互推托责任，导致产生的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被征迁群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求决无门的情况下，不得已选择上访。上级按“属地管理”原则将这些问题交基层部门协调处理，我们认为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对群众反映的此类问题，大都是当时职能部门或政府的行政所为，因一些项目机构是从各个单位临时抽调的人员，我们不是当事人，不了解事情真实情况，有时甚至是连了解情况都不知道要去找哪个部门。既无权去问责事发责任单位，也无能去解决群众诉求，更无力去组织协调处理。所以，我们除了不断的接劝返，就是不断的组织人员和力量按政府交办要求做稳控工作。由于不能直接答复上访群众，也不能及时解决问题，久而久之，我们的稳控工作不仅日益乏力，也引发上访人对我们的对抗情绪，导致上访人屡屡越级上访现象的发生。如辖区内双江街居民蒋某，以反映2006年火车站广场扩建拆迁时对其补偿安臵不合理为由而长期上访不息，按“属地管理”原则，我办成立了专门的包案稳控责任班子，先后赴省、京接劝返其5次7人次，主动向拆迁部门汇报会同协调6次以上，上门与蒋某谈心劝解10余次，但由于蒋某的诉求非我办职能权属所能答复和解决，所以，在我办反复的劝解和稳控多次后，由于问题的不能解决，已引起蒋某对我办工作人员的强烈反感，现蒋某已扬言：“既然我的问题你们解决不了，我不会再听你们的劝解，我要拆迁部门直接和我接触”。今年1-6月份，辖区内因征地拆迁、土地确权等历史问题已引发了5起18人次的赴省、进京越级访。

2、多串联群访。

拆迁安臵工作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拆迁户因共同的利益诉求，为达到共同的目的，极易捆绑成团、串联上访，如火车站广场扩建中的遗留问题已由去年的3起个访发展到今年的5人串联群访。其次是交通路西侧开发后二、三排门面业主的集访，“环北东路”开发时引发的光文社区八、九组150余名村民的集访，娄新高速拆迁户的赴省集访。今年以来，辖区内已发生了3起规模大的集访。

3、重复上访多。

所有这些遗留问题，由于时间跨度长，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查、协调、处理过程，且往往会出现在调查中因客观原因而延误了处理进度；个别上访户私欲心太强，漫天要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服协调；因问题牵涉的范围广、复杂性强、难度大，有关部门一年半载难以处理到位等情况。在问题处理过程中，一些上访群众认为政府是在拖延、敷衍，而产生不满和对抗情绪，不断重复上访。今年以来，辖区内共发生了8起120人次的重复访。其中本级重复访有2起50人次，赴市级重复访有2起50余人次，赴京越级重复访有4起20人次。

二、征地拆迁引发不稳定因素的成因分析

1、补偿标准不够统一。存在同一个地段、同一区块因户籍不同，补偿标准不一样。其次是因个别工作人员存在执法不公，打“人情牌”的现象，相同条件的拆迁户补偿标准不一致，面积测算标准不一样，造成群众互相攀比，如西郊株六复线移民户之一张某某，反映与他同等区域，拆迁面积比他家要少的其他移民户的补偿要比他高。由此质疑拆迁方少付了他拆迁补偿款，以此为由而上访，至今难以息访。同时，由于拆迁标准是由政府统一制定，群众普遍反映补偿标准过低，对补偿标准不太认可。

2、行政行为不规范。一是存在政府拆迁部门过于追求征地拆迁效率而忽视程序的正当性和透明性，当拆迁方和被拆迁人在不能及时达成协议时，拆迁方为赶进度而发生随意表态、“强制拆迁”等现象，由此引起被拆迁群众的不满而上访。如今年1月份，光文社区八、九组村名联名到市政府集访，反映2006年“环北东路”修建时，拆迁部门在征地拆迁前没有将征地用途、面积和范围向群众公示，征地审批程序不合法，存在少批多征，先征后批的情况；而且将已征的公益用地用做了商业开发，触犯了群众的利益，拆迁时承诺无房户的宅基地安臵问题至今没有落实，已征的统征地至今闲臵五年等。交通路西侧二、三排门面业主集访反映的也是政府原承诺的前后通道和商业街的规划未落实到位。二是有关管理部门全局观念不强，对一些重点户有畏难情况，不敢管，不想管，使问题久拖不决，引发上访。如辖区内1994年光蓝路开发时，由于没有及时依法处理好移民户李某的安臵问题，致使李某领取了拆迁预付款后又违约不履行拆迁义务，导致光蓝路的开发工作中断。此后到2003年，政府将光蓝路更名为环北西路，另建拆迁机构，继续开发工作，时隔10年后，李某的房屋才按原协议约定拆除，同一个拆迁主体，先后经历两个时期，两个不同的拆迁机构，致使李某在拆迁补偿安臵上层层加码，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关部门多次协调无果后，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导致该问题至今8年了仍未处理好，引发李某不断上访。

3、政策法规与现实存在滞后现象。随着城镇拆迁总量的增大，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房价节节攀升。而相应的政策法规却未能依据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存在拆迁标准与实际的房地产价格脱节。当前，群众上访的焦点就是拆迁补偿标准与现有市场物价差距太大，反映政府部门低价征收，高价卖出，导致被拆迁群众因感觉利益失衡而上访。如2006年“环北东路”修建时，实施的仍是娄发[2003]29号拆迁补偿标准，但被拆迁居民参与政府利益分配的愿望十分强烈。据了解，我市现行的拆迁补偿标准仍是娄市[2008]3号文件，对比2008年的建房工价为70-80元/天，现在是100-120元/天为例，群众重新建房的物价成本显然要高出很多，由此也引发移民户要求政府补偿建房物价差。同时，在征地拆迁方面有些规定没有完全依照上级相关规定来执行，与上面政策有不符之处，而随着群众法制意识的不断加强，维权意识也越来越浓，由此也引发群众的诸多诉求。

4、失地农民缺乏社会保障。被拆迁农民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一些年龄大、文化低、无技能的拆迁户难以找到工作，由于实行一次性货币补偿安臵，久而久之，这部分人生活出现困难，却又得不到帮扶或救济，“坐吃山空”后，又只好回过头来找政府。如不久前，新新社区西郊居委会100余户失地农民代表到政府及相关部门联名上书，反映顺鑫公司转产后他们失业，要求政府重新安臵就业。近两年，辖区内因娄新高速公路和污水治理工程的建设，已产生失地农民20余

户，但这部分农民的社会保障目前没有及时跟进。

5、部分群众思想观念滞后。个别拆迁户为了追求安臵利益最大化，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拒不按合同履行拆迁协议，因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不断上访。如株六复线中的个别拆迁户，领取了拆迁安臵费后，以安臵补偿不合理为由不如期腾出老房，一直居住至今，还要求安臵新的地基。其次是个别上访户对政策一知半解，总以为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提出问题层层加码，又听不得半点解释，三番五次的重复上访，牵涉领导精力，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如火车站广场扩建拆迁问题而引发的老上访户蒋某，动不动就越级进京上访、告“洋状”。

四、关于做好征地拆迁稳定工作的对策建议

征地拆迁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一项政策性、群众性很强的工作，也是一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必须始终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处理征地拆迁稳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安定团结大好局面。

1、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建立和实行征地拆迁维稳风险评估制度，预防不稳定因素的发生。一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立和完善规范、科学的拆迁风险评估体系，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等因素，对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进行公开评定估算，将评估结果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的依据。在实施征拆工作前，向群众公开拆迁许可证、审批程序、拆迁管理收费标准以及拆迁投诉渠道。将征地用途、面积和范围告知群众，使征地拆迁补偿安臵工作臵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让群众充分了解拆迁政策，既能理解和支持城镇建设，又能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建设项目意见书增加信访维稳事项评估的内容，对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充分估计，并提出处臵意见和措施，及时处理征地拆迁群众信访，防止出现老的征迁问题没处理好，又出现新的拆迁信访问题。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稳定风险问题进行预警评估，事先对周边的人文环境、社情、民意等作详细了解，通过公告、听证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研究分析可能出现的维稳信访问题的特点和规律，变事后被动处理为事前主动预警评估。三是组织专门力量，对拆迁项目包括有历史遗留问题的拆迁项目、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拆迁项目集中进行排查，对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上访的拆迁项目重点排查，力争从最基层和源头上发现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和隐患，做到情况明，底数清。对排查出的问题和隐患，拆迁主管部门要主动与维稳等部门沟通情况，逐一分析原因，研究化解对策，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2、以人为本，逐步健全和完善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扶持、统筹发展四位一体的征地拆迁安臵格局，解决拆迁户的后顾之忧。农民失地后今后生活靠什么？怎样实现自主就业是被拆迁农民最关心、担忧的两大问题，也是政府做好拆迁安臵工作的两个关键，所以增加失地农民的就业竞争力，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加大财政、银行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和开发商的作用，通过土地开发利用，盘活土地资源，多方位筹集资金，为失地农民拓展更多的就业渠道。要逐步完善“三条保障”线，一是推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引导失地农民参加社保，便于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二是探索建立学历教育、医疗、丧葬和其他特殊补助机制，并逐步提高标准；三是推行生产就业发展保障机制，创建“失地农民人力资源数据库”，长期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失地待业青年进行免费技能培训，建立就业扶持机制，支持失地农民创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3、加大力度，妥善处臵拆迁遗留问题。事关征地无小事，利关农民大如天，为使“土地征得下，群众迁得出，房屋拆得掉，生活有保障。”拆迁安臵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情况复杂，矛盾突出，处理难度大，群众反映强烈，此类问题久拖不决，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要制定稳定工作应急预案，一旦发生拆迁群体性事件，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依法妥善处理。在处理问题之前，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摸底，对遗留问题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以及政策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虑。针对遗留问题的不同情况，建议由政府牵头成立专门机构，制定解决遗留问题的实施方案，落实配套措施，实行目标管理，突出重点，分期、分批实施，逐一化解。对当前存在的遗留问题，要本着既尊重事实，又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妥善处理。建议成立由市政府领导挂帅的征地拆迁遗留问题处理领导小组，由涉及到的相关单位、部门为成员单位，共同来协调处理这些存在的遗留问题，以确保所有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尽量予以解决，对提出不合理要求，且无理重复上访的，按照市里有关信访案件包案处理的有关规定，确定为无理上访，坚决予以打击处理。

第四篇：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拆迁难的原因分析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拆迁难的原因分析(1)

［摘 要］ 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和拆迁难问题，是现实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其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和政策与现实的矛盾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和基层组织或执行者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拆迁双方对土地所有权、补偿标准、个人利益和成本等方面认识上的原因，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合理的方法解决。

［关键词］ 城市化；集体土地；拆迁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各地对土地的征用越来越多，拆迁难度也随之越来越大。土地问题成为农村中矛盾频发的焦点，其中尤以土地征用问题比较突出［1］。随着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工作的进行，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将之与“扯皮”和“暴力”挂钩。很多拆迁人（国家职能部门、用地单位、建设单位、拆迁单位等单位的统称，下同）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在拆迁工作上，少则一年半载，多者三年五年。征地和拆迁堪为“天下第一难”，其中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和拆迁尤其如此，备受各方关注。

拆迁难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许多现实的具体原因。有的认为主要是征地补偿被各级政府及集体经济组织截留、征地程序缺乏透明和协商、农民参与度低、以“公共目的”为由征地用于盈利活动等［1］144-145，结合十堰市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拆迁难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下面10个方面的原因：

一、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所致

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分国有土地所有制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两种形式。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在现实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如同样备受争议的小产权房问题、户籍管理问题、就业、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农村土地征用和拆迁的结果是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变化，农民因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作为“农民”身份的依据，意味着融入城市社会的开始。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质上意味着城郊乡村社会的拆除，是乡村城市化的开端。从表面上看，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是拆除了城乡间的隔离墙，拉近了农村和城市的距离，但实质上却集中和突出暴露了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的矛盾。在“农民” 完成向“市民”身份转化的长长链条中，要完成这个过渡，在中国的各项法规缺失、各种社会保障极不健全的情况下，拆迁难是自然的。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凸显出来，如由户籍制度引起的“农嫁居”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另一方面，农民并没有因征地和拆迁变成真正享有5大福利保障的市民，而是沦为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边缘人”，这在城乡结合部表现得尤为突出。拆迁矛盾突出的地方，几乎都是城乡结合部，有的甚至就是“城中村”。十堰市由于特殊的地理状况，对农村的拆迁几乎都是在城市中心进行的。城市的拆迁难，主要源于补偿标准；农村拆迁难，除了这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没有了衡量身份标准的土地。因此，集体土地征用和拆迁难实质上是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瓦解前的阵痛，是农民对被人为地分为“农村人”而区别于“城市人”并享受不平等待遇的呐喊。

二、补偿标准问题所致

这是影响拆迁工作是否顺利和进度快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补偿标准高，能及时到位，拆迁进度就相对快些；反之，就要大打折扣。但问题的关键是：补偿的标准到底是多少才能令各

方满意。低了，被拆迁户不乐意；高了，拆迁方不乐意。关于补偿标准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1.补偿标准片面强调市场化

应该说补偿以市场为标准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对双方而言都是公平的。但在现实社会中，房

屋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或补偿价值的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补偿价应该是市场

公允价值，但这个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却有很大的区别。如某个被拆迁人的房屋，按标准只能补

偿15万元，但他偏偏要价50万元，双方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根本就没

有实现公平的市场化基础。所以拆迁补偿片面强调市场化是不妥的。

2.补偿标准不统一

由于区位、环境和项目性质等原因而产生的补偿标准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正常的，但如果补偿标准过于参差不齐，甚至差距极大，就易造成群众的互相攀比，造成拆迁困难。如十

堰市2006年到2007年对襄渝铁路复线、十漫高速公路、工业园区、高校园区和其他建设用地的拆迁补偿标准上，差距就较大，同一个村，甚至相距不到100米，由于用地单位的不同，补偿标

准不同，容易引起问题。

3.补偿标准不合理、偏低

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由于拆迁补偿过低而引起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拆迁补偿应是完全

充分补偿。房屋拆迁的补偿应该是损失多少补偿多少，补偿的价格是客观市场价格，并且符合等

价有偿原则。被拆迁人不能要求额外的补偿，拆迁人也不能是不完全补偿。但实际上在某些领域

和某些地方、某些项目中，拆迁补偿的标准是较低的，拆迁户抵触情绪很大。这将直接引起被拆

迁户生活水平的下降，引发社会矛盾，造成拆迁难。如十漫高速公路和襄渝铁路复线的拆迁补偿

标准就比一般工业园区的补偿标准低很多。在操作中，不能上调，也不敢上调。即便可以调整补

偿标准，往往是没有上限，一般情况是，只要没有补偿上限的，被拆迁户总是嫌低，拆迁方总是

嫌高，总是达不成一致意见。根据调查，73.96%的农户表示应提高土地补偿标准［1］。

4.无补偿标准

征地拆迁过程中，涉及的补偿项目非常宽泛，既有土地、房屋、树木等大宗财物，还有许多

其他财物，如玫瑰花树、爬山虎等之类，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一旦没有标准，补偿就只能由拆迁双方讨价还价，“摸着石头过河”。其结果，要么是被拆迁户狮子大开口，拆

迁方咬牙同意，形成补偿标准的“步步高”；要么拆迁方不同意，以耗时间、延长工期为代价维

持原有的补偿标准，但问题是：这对拆迁方来说，合算吗？

三、政策与现实的矛盾所致

一般人可能认为，在拆迁工作中只要坚持原则、坚持政策、按章办事，拆迁工作的矛盾就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多问题恰恰就在于政策的规定和现实的矛盾。对于所有被拆迁人来说，他

们不管什么法律和政策，只认一个浅显的道理：生活只能因拆迁变得越来越好，不可能因拆迁变

差。

对于拆迁中的多数问题，必须按原则办事，各方也可以接受。但对于局部的、个别的甚至是

特殊的问题按原则办就很难进行，如被拆迁户的房屋无土地使用证或无房屋产权证。按政策规定，对这样的被拆迁户，补偿按临时房屋补偿，且不能偿还新宅基地。但事实上行不通，不说被拆迁

户不同意，村组和地方政府都不会同意。希望通过征地拆迁，改变当地的经济环境和改善村民的生活状况，不仅是被拆迁户的一致愿望，也是基层和地方政府的愿望。其结果只有一个，按正规

房补偿，同时提供宅基地。有人会说，这没有按原则和政策办事。可是这些被拆迁户祖祖辈辈就

居住在这里，或者至少在这生活了几代人，仅仅因为没有房产证或土地使用证就不给宅基地，就

因为拆迁人要用地，就使他们房子都没有了，谁会答应？再如“农嫁居”问题。农村女性嫁入城

市，上个世纪90年代前难以转为城市户口，90年代以后转为城市户口又失去了原来的经济意义，这种情况在十堰较为普遍。所以，很多“农嫁居”尽管在城市生活、就业了几十年，但户口包括

其孩子的户口仍在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时，这部分“农嫁居”的房屋安置利益如何解决？享

受，老农民有意见，不享受，“农嫁居”有意见。

现在处处讲和谐社会，处处讲人性化管理，处处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你不满足要求，就

有矛盾，就会不和谐，就会有人上访、告状、阻挠施工，这又是哪一级政府都忌讳的，都尽量回

避的，其结果就是拆迁难。

四、对土地所有权的理解不同所致

土地是不是商品，其所有权最终归谁？谁有最终的处置权？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也是拆

迁双方难以达成共识并造成拆迁难的原因。

村民认为，土地归集体所有，集体就有所有权，即拥有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村民与集

体签订了土地使用承包合同，也同时拥有了使用权、收益权和一定限度的处置权。有的法律工作

者就认为土地使用权不应仅仅体现为承包经营权，还应是独立的物权［2］。既然是独立物权，村集体和土地承包人就有权决定土地是否出让，拆迁人要征用土地就必须取得被拆迁人的同意，就必须按被拆迁人的标准提供补偿；如果被拆迁人不同意出让，即使拆迁人出“天价”，拆迁工

作可能也难以顺利进行。

而拆迁方则认为，不管是土地国家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土地实质上都是国家的，国家要

征用，你就得按国家规定执行，按既定的标准获得补偿，不能讨价还价，多要多补。根据有关法

律规定，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主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权利除具有物权的一般效力外，主要是占

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优先继承权、处分权、相邻权和获得补偿权［3］。其中的处分权也仅

仅是出租、转让、互换和转包等有限的处分权，并没有赋予“卖与不卖”的权利。

五、政府行为弱化或偏差所致

政府在拆迁和补偿中的角色问题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际工作的一个难题。有的主张政府必

须充分介入，政府不参与城市房屋的拆迁工作是不正确的，仅依靠拆迁方是不行的［4］；有的又反对政府介入，认为由行政强制力来干预民事合同的订立过程，调整民事权益的做法不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建议按市场规则进行［5］。

2001年11月以前，我国执行的是《城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条例》，农村的拆迁工作比照城

市拆迁工作进行。那时虽然也存在着拆迁矛盾，但问题还不是太突出，拆迁工作从全国来看总体

上还是相对平稳的。但自从新的拆迁法规于2001年11月1日开始执行后的几年时间内，拆迁矛

盾开始在全国大面积爆发。各地纷纷反映政府在拆迁中的强制手段过于频繁，拆迁户的利益受到

侵害，各地拆迁矛盾逐渐激化，人民群众上访不断。在这种形势下，2005年的全国人大会上许

多人大代表大声疾呼，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严格限制拆迁中使用强

制手段，拆迁矛盾突出的城市拆迁甚至被叫停。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

端。由于整个拆迁工作被质疑，强制手段被限制，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作用下，政府在拆迁工作中的作用逐渐弱化，补偿标准形同虚设，拆迁工作犹如一根不能触及的红线，人人避之不及，征地

拆迁及补偿工作只能由拆迁双方自行协商，政府只起“协调”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被拆迁户开始

抬高要求，拆迁人开始让步。一旦不能满足被拆迁户的要求，拆迁工作就受阻，从而形成了现在拆迁工作举步维艰的现状。

事实上，拆迁工作如果没有了政府的支持和强制力，没有了政府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仅凭拆

迁方和被拆迁户“单打独斗”、“斗智斗勇”、“死打蛮缠”，要按期完成整个拆迁工程和保证拆迁

工作的顺利实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六、基层组织或执行者行为不当所致

在市、区、乡、村四级机构中，乡村等基层组织或干部的行为往往对拆迁工作起着直接的作

用。基层单位干部素质低下，操作方法失当等均有可能引起拆迁矛盾的激化。集体土地的征用和

村民房屋的拆迁又大多是在一个熟人社会里进行的，当地基层干部或其他乡镇（街办）甚至少数

上级领导干部的家庭或亲朋好友很可能就是被拆迁人，工作压力、熟人关系、自身利益交织在一

起，任何向基层干部及关联方利益的微小倾斜，都有可能给其他拆迁户授之以柄，成为其他拆迁

户要挟获取个人更大利益的筹码。同时，虽然有统一的拆迁补偿标准，但因具体情况复杂且有的补偿标准本身就有一个浮动范围，所以拆迁方一般对补偿标准都设有一个可操作的弹性空间，拆

迁方不能不给予乡村基层干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实际工作中，自由裁量权本身不易把握，而且褒贬不一。基层组织和干部对自由裁量权的任何不当使用，都将会引发农民的攀比和悔约，引发拆迁难。

同时，基层组织或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要为当地群众谋福利，争取尽量多的利益和政策。

由于所处位置不同，这种争取未尝不可，但往往就是这些争取，被拆迁户认为是为自己撑腰，为

自己做主，从而有恃无恐。另外，也有些基层组织在实际工作说一套做一套、对自己有利就干，对自己无利就消极对待，对群众补偿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得力、办法不多、从中揩油等，这些问

题都会加大拆迁难度。

七、拆迁户博弈个人利益最大化所致

对拆迁与被拆迁双方来讲，总体情况是被拆迁一方是弱者，但小部分又是“强者”，拆迁难的原因一般不在大部分拆迁户，而是由这一小部分拆迁户即所谓的“钉子户”造成的。“钉子户”的要

求是否合理，是否值得同情与支持？这是目前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笔者在此暂不述及。

小部分被拆迁户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常常有意刁难和从中作梗。这部分人，人数虽少，但“本

事”和“能量”很大，甚至能呼风唤雨。对大多数被拆迁户而言是“争取利益”，对这部分“钉子户”

而言则是一种“利益赌博”。继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之后，深圳又一位“最牛钉子户”获得1 000

多万元的“天价”补偿。这到底是维权的楷模，还是无赖的典型？在这个过程中，“钉子户”事实上

是在玩一场赌博，结果是他们赢了。如果都像这样，拆迁就会形成一种“牛钉”与“天价”之间的相

对固定的因果关系，如果是这样，维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正义，就可能变异为某些人牟取额外利

益的非正常手段。这两件事都是在事闹大了的情况下，由许多复杂的外力干预下结束的，这更容

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把事闹得越大，得到的补偿越多”。而这样的结论一旦形成，不管是否符

合实际，拆迁户得到的一个经验便是“闹、扯”。舆论对“最牛钉子户”的报道及讨论，更引起了被

拆迁户的群起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拆迁工作的难度。

八、拆迁单位对于机会成本的考虑所致

机会成本是指在决策时从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择某一种方案而放弃另一种方案所丧失的潜在利益。这种成本在拆迁中虽不是实际付现成本，但却是拆迁方必须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

如拆迁过程中有回迁安置、工期要求、支付超期过渡费等等问题。由于政府严格控制使用强制手

段，只要遇到一户“钉子户”需要强拆，所需时间最少半年以上。拆迁方一方面要支付已搬出住户的过渡费（超期过渡费还要逐日递增或付双倍），又不能对剩下的住户在补偿上作太多让步，因

为一旦让步，已签约搬出的住户很可能又会返回或毁约。再者拆迁方很多人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长期拖下去，也使人身心疲惫，精力难以为继。所以，拆迁方出于避免拆迁纠纷、不在拆迁上耗

费太多时间、让项目早日启动早日见效益，少付后期各种高额补助，降低各种潜在机会成本等目的，就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大幅提高补偿标准。其结果是该次拆迁可能较快，但又会对别的拆

迁点带来极大的冲击和连锁效应，造成拆迁补偿的“步步高”，进一步加剧拆迁的难度。典型案例

就是十堰市武警支队的拆迁补偿对我院拆迁补偿的负面影响。

九、对《物权法》的理解不同所致

《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法制的一大进步，对保护各方物权意义重大。很多被拆迁

户也总爱拿《物权法》说事，动不动就搬出《物权法》，摆出维权的架势。其实这是对《物权法》的片面理解和认识的偏差，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物权法》，甚至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物权法》有很多重要特征，其中至少有两个特征在拆迁工作中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物权

法平等保护物权。《物权法》对各类主体的物权的保护是平等的，无论国家、集体还是个人的物

权都同样保护，没有谁先谁后这个问题，既不能片面强调拆迁方的权利和利益，也不能片面强调

被拆迁方的权利和利益；第二，没有绝对的物权。有权利必有义务，物权也同样应负有社会义务，这种权利不是绝对的。如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需要对公民和集体的房屋进行征收，那么无

论是单位还是公民都要自觉服从，个人物权不可对抗公共利益，有义务来服从公共利益［6］。《物

权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用益物权，既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又是

一种特殊的物权［7］。现实中，许多被拆迁户总拿应享有的权利说事，不管自己应承担的义务。

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认识程度的不高，也给拆迁工作带来了难度。

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必然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市场机制基本形成，相对于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和思

维方式也逐步形成。人们看问题、做事情都会打上深深的市场经济的烙印。拆迁工作过去的拆迁

人基本上是政府，配合拆迁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而新的房屋拆迁安置管理条例是建立在市场经

济体制上的，有的拆迁方就是开发商，征地拆迁的目的就是开发商品房赚钱，体现的是私人和个

人利益。在此情况下，还指望被拆迁的农民像过去那样为支援国家建设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既不

现实，也不合适。农民争取自身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也没有什么不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

必然。基于这种认识，拆迁工作比过去难既是客观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各自不同利益要求的体现。

总之，拆迁难从总体上讲主要是由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

长远利益等各种利益冲突所致，但在现实中，却有多种不同的原因，需要在拆迁工作中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李剑阁.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徐 涛，高玉林.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和失地农民权益保护法律问题探析

3、张平华.土地承包经营权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4、王国元.创建解决城市房屋拆迁难的新机制

5、张安照.关于征地拆迁稳定工作的情况及对策

6、梅家骝.城市房屋拆迁与城市建设问题

7、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国土资源部土地争议调处事务中心.土地物权常见问题专家解答中国法制出版社

第五篇：征地拆迁中的不稳定问题及对策

XX年，我局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四城同创”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建设厅的指导帮助下，按照省级园林城市的相关标准和要求，牵头组织开展园林城市创建的各项工作，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绿化景观效果和档次进一步提升，城区环境卫生和秩序管理进一步规范，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将2XX年工作总结和20年工作思路报告如下：

一、XX年主要工作及成效

（一）城区绿化整治效果突出，绿化景观凸显

1、制定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实现城市绿化管理制度化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广大市民对城市环境和园林绿化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改变在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规章严重缺乏、城市绿化保护的监督、执法和绿化成果巩固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的问题，我局结合我市实际，代市政府草拟了《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市城市绿线管理暂行办法》和《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办法，市政府已分别于今年9月、12月发布实施。随着这些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的出台，将实现我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的制度化。

2、全面开展拆墙透绿工作，实现城市绿化资源共享

通过拉网式的调查摸底，我市城区具备实施“拆墙透绿”条件的单位（小区）实体围墙15处，共约5000米。为顺利推进全市“拆墙透绿”工作，我局对照《城市园林绿化专项整治考核标准》，结合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拆墙透绿”工作方案，明确了责任单位、督办单位、工作目标、完成时限等，召集相关部门和单位召开动员大会，市城管局领导、市园林处专业技术人员对拆墙单位上门逐一进行政策宣传和技术指导，全力推进“拆墙透绿”工作。目前，南车机车有限公司、市公安局等10个单位已完成了长3500米实体围墙的拆除，新建了视线通透的穿透式围墙，其余单位正在制定“拆墙透绿”方案和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3、加大古树名木保护力度，实现古树名木“无证”零的突破

今年7月，我局对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古树名木进行了全面普查，对古树名木生存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理措施和解决办法，市城区共有古树名木52株（古树名木23株，名木群2处共29株），按照《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条例》、《古树名木管理办法》的规定，市园林处于9月上旬完成了市城区古树名木挂牌保护工作，首次为古树名木“挂牌正身”；按属地管理原则，明确管护单位，并与管护单位签订管护责任书，明确管护责任。对长势不好、存在病虫害的古树各木，市园林处及时派专业技术人员及时进行了现场处理和技术指导。

4、开展园林式单位、居住小区创建，实现创建“细胞工程”经常化

按照市政府办《关于开展市级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小区创建活动的通知》（资府办函〔200〕35号）、“四城同创”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市城区市级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小区创建工作的通知》（资创建办〔200〕6号）等文件精神，积极筹备开展市级园林式单位、小区的创建评选工作。前期，全市共有60余个单位、居住小区提出了创建申请。我局组织园林绿化专业人员按照相关标准和办法，对申报单位、居住小区进行了检查验收。通过查阅创建资料、听取工作汇报、实地察看等方式，对市电力公司、市交通局、市财政局、蜀亨大酒店、博雅酒店、芭蕉园、广场小区、天景花园、九曲花园等一批创建单位的市级园林式单位和园林式居住小区进行了评比打分，市政府已发文命名表彰市级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小区45个。通过创建，增强了广大单位和市民爱绿、建绿、护绿的自觉意识，为实现省级园林城市创建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开展城区公共绿地补植工作，实现绿化档次全面提升

按照城市绿地“黄土不露天”的原则，做好对街道、小区、单位的绿化摸底和增植补绿工作，市城区一、二、三类街道存在树木、草坪死缺株现象，需补植。从8月起，市园林处即着手准备城区园林绿地苗木补植、更换工作。目前，已完成娇子大道、南骏大道、大千大道的草坪、绿篱补植工作，完成了上西街、建设北路、建设西路、滨江大道等路段的行道树补植工作，共补植乔木173株、灌木769平方米、草坪7688平方米。同时积极鼓励单位、小区、居民开展“见缝插绿”、“屋顶增绿”，实施屋顶绿化、阳台绿化，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

6、加强城区绿地和公园、广场管理维护，实现公共场所服务优质化

实施城区绿化带白色垃圾、杂草、石块、动物粪便等杂物的彻底清理，及时冲洗园林植物枝叶上的残留尘垢，定期清洗广场地砖、水池等公共场所。加大了公共绿带的保洁力度，每天保洁时间在14小时以上；完成了全市城区公共绿地14万平方米草坪的修剪，15万平方米绿篱、0.2万株行道树的修枝整形工作。清除园林垃圾25车，约50吨，维修花台沿石27处，开展公共绿地病虫害防治5次，施肥1次。

加强了城区三贤文化公园、世纪广场、体育广场、苌弘广场、凤岭公园管理和维护、为市民休闲营造良好城市环境。目前已完成了公园广场灯具、座椅、垃圾桶、花台等园林设施的维修工作，建立了城市园林设施“随坏随修”的工作制度，确保各类设施功能的正常发挥。共检修安装灯具135盏，维修电线路长达2380m，绿地供水管网260余米，维修花台126处长108米，维修座椅62座次，清理凤岭公园上山道路排水沟余米，集中清洗广场水池3次。、春节、国庆期间，在城区主要节点摆放鲜花40万余盆，开启公园、广场的夜景亮化设施和喷泉，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7、开展春节、国庆鲜花摆放工作，打造城市绿化景观节点

为迎接2XX年春节和国庆60周年等重大节日，营造喜庆、祥和、热烈的城市环境，9月下旬，在娇子大道收费站广场、二环路和马鞍路节点、市政府大门外绿地、世纪广场等城市重要公共区域共摆放鲜花30万余盆，摆放鲜花面积约3000平方米共投资40余万元。市民反响较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通过城市园林绿化专项整治行动，我市城市园林绿化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善，成功打造了娇子大道、市政府转盘、三贤文化公园、南骏大道、滨江大道等重要景观节点。

（二）城市管理工作上台阶，城区环境进一步优化

1、市政、环卫管理加强，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进一步加强，城市环境进一步优化。重点加强城区环境卫生的整治和管理，对乱丢乱倒、建筑工地、清扫保洁、卫生死角、洗车场点、垃圾清运与处理进行了规范和整治。一是认真抓好城区主次干道及小街小巷清扫保洁工作，承担近280万平方米的清扫保洁任务，分成15个承包片区，划分成若干清扫保洁责任地段，逐段落实专人负责，分段包干，坚持每天两次大清扫，全天候保洁。对和平路、政府路、娇子大道、广场路、雁城路等商业繁华及人流量大的主要街道180万平方米实行特级路面16小时清扫保洁，坚持机扫面积达110万平方米。二是认真抓好垃圾的日产日清工作，承担城区552个垃圾清运点、46座垃圾库、1座中转站的清运任务，稳步推进垃圾袋装化工作，日清运生活垃圾达224吨，全年共清运城市生活垃圾6.75万吨；三是认真抓好街道冲（洒）水工作，对城区140余万平方米的城市主街道进行冲（洒）水作业，冲（洒）水量达8.4万吨。四是规范生活垃圾处理，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7%以上。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运行正常，对城区收集运输到垃圾处理厂的城市生活垃圾均按要求进行了卫生填埋，确保垃圾处理厂产生的渗滤液得到有效处理，全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数量达7.54万吨，坚持开展垃圾处理厂内的灭鼠灭蝇工作，运行状况良好；与城区240个单位签订了《生活垃圾处理服务合同》，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提供保障。其间，位于八楞村南骏工业园主干道侧的垃圾渗滤液管道于2月、8月两次被土石方压破，随时存在污染周边环境的危险，经采取安装临时性排污管道的抢险措施，有效防止了事件扩大，确保了稳定。五是认真抓好环卫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工作，安排专人对城区30座直管公厕、37座直管垃圾库、1座垃圾中转站、1000个果皮箱、1座垃圾场、23辆机动作业车、55辆人力清运三轮车进行了有效地维护管理，全年共维修公厕120余座次，垃圾库60余座次，安装果皮箱610个，维修果皮箱660个，维护维修环卫作业车辆1000余辆次，确保了环卫设施的正常使用。办理《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182个，着力编制环卫设施建设规划。城区一、二、三类街道路面清扫保洁率达100%，垃圾清运率达100%，垃圾袋装化率达80%以上，市区环卫设备完好率达90%以上。在日常管理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环卫作业市场化试点工作，探索环卫市场化作业新路子。

城市市政设施管理进一步加强，逐步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功能。全面加强城市市政设施管理，重点整治维修城区车行道、人行道、排水系统、桥涵等，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功能。共办理占用市政设施许可证712件，开挖市政设施许可证102件。维修城区人行道1米2，路沿石350米，非机动车栏杆195 米；填补车行道坑槽395 米2；改造九曲花园河堤栏杆343.6 米；为健康快车活动安装排水管506.2 米；清掏排水系统6219米，检查井317座，更换和疏通水沟盖板118块、水篦子78套，新建排水沟150米、排水管50米，增设雨水篦21套，主排水沟清淤2400米，并对设施的安全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及时维护。排除孙家坝羽绒厂积水23万米3。新安装路灯370柱，维修城区路灯2162 盏，更换各类灯泡1822只、镇流器247只、触发器430只。更换路灯故障电缆300余米，恢复被盗路灯电缆126米，对28台变压器和1台配电柜进行了经常性养护，并按季节变化适时调整了全市区路灯的亮熄时间，确保了道路亮灯率达98%以上。新增加城区路灯灯杆广告位438个，广告灯箱26个，均实行了对外招租。对城区15座桥梁进行了安全检测，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2、加大执法管理力度，规范城区卫生和秩序管理

按照年初制定的执法管理重点工作任务，集中力量组织实施城区建筑垃圾、户外广告及店招、占道经营、车辆停放、夜市及校园周边秩序等专项整治50余次。对重点区域、重要路段坚持重点管理、实施错时巡查管理，集中清理整治了皇龙路夜市、苌弘广场乱搭建棚屋及城北商业街、仁德中路、马家巷等马路市场及城区市场周边市容秩序，对西门桥街等乱倒垃圾严重的街道开展专项整治，规范了市民行为。2XX年共教育纠正各类违规违章人员7000余人次、依法办理城管行政处罚案件2990余件，其中：查处违规处置建筑垃圾33件；查处入城脏车31件；新批设置户外广告17处，送发书面整改通知540余份，动员业主自行拆除和依法组织拆除破旧污损广告、牌匾330余处，依法查处擅自设置户外广告店招、横幅标语390余起；清除城区“牛皮癣”76000余处（张），查处20件；清理整治各类占道经营摊点16200余处，依法查处各类违规占道行为1350余件；规范夜市摊点770余个，查处67件；查处擅自开挖城市道路违规行为25起，查处毁损市政、环卫、园林、燃气等设施案件16件；拆除各类乱搭建230余处（个），查处40件；规范乱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6700余辆，查处乱停放820余起。

3、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充分调动创建热情

市城管局以“爱我城市爱我家，共建美好新”为主题，扎实开展创建省级园林城市的各项主题实践活动，取得了突出成效。城管系统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了“义务植树”、“千人大扫除”、“街面油污清除”、“城区卫生大调查、大清洁”、“人行道杂草清除”、“城管执法大劝导”等主题实践活动，在“五一”、“十一”等重要节日，组织城管干部职工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提升了干部职工积极创建园林城市、爱护城市环境的工作热情。2XX年，城管系统共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10余次，参加人员上万人次，排查、处理各类环境治理的问题近1000个，清理卫生死角1000余处，解决重大民生稳定问题2个，清运死角垃圾余吨，清淤3000余立方米，治理“牛皮癣”1800余处，拆除违规设置的布幅广告及标语横幅210余处，疏导规范流动摊点1100余个，取缔违规夜市摊点120余处，城区环境卫生及秩序明显改善。

4、公用事业稳步发展

港华燃气公司全年共销售天然气1893万方，新安装天然气3200户，户内维修整改9366户，铺设天然气管道26千米。做好“侯十工业带”燃气管网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加快“北内环”建设的协调进度，为公益事业稳步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全面推进创建工作

雁江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市、区相关部门按照《市创建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提出的创建目标和任务分解，全面推进省级园林城市创建的各项工作。

1、雁江区政府组织城区各街道办事处、社区加强居民院落绿化宣传，组织城区居民和区级机关干部职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在侯家坪、沱东新区开发建设时加强了配套绿化设施建设，积极动员单位、居民参与园林式单位、小区的创建，提升了市民爱绿、护绿的意识。

2、开发区管委会在园区新建项目绿化严格执行“四同时”制度，确保绿化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2XX年共投入60万元完善园区绿化，实施了外环路南段口子的裸露山体绿化和外环路北段临高速路约3万平方米的绿化。园区工业企业建设涉及保留山体的，要求业主做好保留山体植被保护和裸露山体的绿化工作，督促园区企业实施“拆墙透绿”。

3、市规划和建设局严格执行相关行业标准，从源头入手，狠抓规划“龙头”关和竣工验收关，要求城区各类建设项目按要求规划建设绿地，达到创建的各项指标要求，正牵头组织实施九曲河综合整治工程，打造沿线城市景观带，提升城市绿化水平。

4、市林业局加强了植树造林宣传，大大增强了市民的绿化意识，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全市义务植树尽职率达75%以上。组织春秋两季义务植树100万株，全市完成义务植树500万株，城区78个山头绿化全面完成。投入经费10万元，引进先进裸露山壁绿化科技试点，实施了1000平方米山壁的绿化恢复。投入10万元经费，组织对娇子大道两旁山体植被差地段进行绿化补植，完成造林面积100余亩。全市实施天保工程绿化6万亩、荒山造林2万亩、工业原料林3万亩、义务植树3万亩。

5、市环保局实施蓝天碧水工程。重点抓好清洁能源行动计划，把好新建项目入口关，对城区三产业油污染进行集中整治，大力推广煤改气，2XX年城区空气质量达国家二级以上的天数达到了99%以上。开展工业废水、水源地保护区地表水环境综合整治，强化水污染防治，打击违法排污企业，加大对水源地保护力度，积极配合开展九曲河环境治理。今年，城区空气、噪声环境质量全面达标，沱江出境断面持续达标，雁江区重点工业企业污染物达标率达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