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热点时评红头文件强捐实属乱收费

第一篇：公务员考试热点时评红头文件强捐实属乱收费

公务员考试热点时评：红头文件强捐实属乱收费

强捐现象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有慈善和公益作马甲,使其并没有以乱收费定性,因此很轻易逃避了处罚与问责

“捐款原则上参考以下标准:正厅级8000元、副厅级7000元、正处级5000元、副处级4000元、正科级3000元、副科级2000元、科员1000元。”这出自北京律师王鹏在微博上晒出的《关于在市级单位开展“助力五水共治”捐款活动的通知》,这份落款为“中共台州市委办公室、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文件写明:“请各单位于2014年1月13日上午下班前完成认捐工作,并将捐款名单和金额汇总报给市水环境整治办。”(1月15日《中国青年报》)

红头文件强捐并不鲜见,按职务级别捐款也早已司空见惯。这些捐款活动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以慈善为名行收费之实,权力之手直接就伸进了个人腰包。事实上,这跟当年一些地方比所谓的“支援建设”为名搞集资一样,都是政府办事,民众买单,其最后当然也是政府出彩,公众受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跟一些执法部门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而搞执法经济,或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地方财政收入而乱收费、乱罚款一样,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红头文件强捐打着慈善之名,既造成了政府自身公信的损失,也让慈善事业因此中枪。强捐泛滥成灾之下,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度已然降至冰点。可以说,红头文件强捐的最大不智在于,如此近乎于挖肉补疮的做法,必然会贻害无穷。

此外,如果考虑到当下环境因素,“五水共治”式的劝款则更没有正当性。一方面是时下公共财政并不缺钱,尤其是年末岁首之际,很多地方还在为花光钱而犯愁。据报道,东部某发达省份一地级市的财政局预算局局长,谈及地方财政预算的一些执行怪象,他对记者感叹:“我天天都求着教育局长花钱。”至于“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的“天价采购”,哪一个不是为了“花了预算”?何以不差钱的主,到了要搞“五水共治”工程时,就捉襟见肘要靠“化缘”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个人收入的微薄,面临着极大的生活压力。最近一篇“80后公务员辞职自述”的报道在网上流传,其辞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而教师等更是公认的弱势群体,若再逼他们捐款,无疑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

同时,“五水共治”当是政府固有的责任,如果进行强捐就是一种转嫁,有违行政伦理。更严重的是,相比于其他显性的乱收费,借慈善之名的强捐则更加隐性,并因之成为乱收费的另一条暗渠。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三乱”现象为人诟病,也成为各级政府的治理重点,再加上各方抵制的作用,已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强捐现象却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有慈善和公益作马甲,使得其往往并没有以乱收费定性,因此很轻易逃避了处罚与问责,并因之而肆意生长,甚至泛滥成灾。

如此看来,很有必要对“红头文件”式强捐重新定性,将其作为“乱收费”和“乱摊派”的行为,依据“三乱”治理标准进行约束。同时,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当给其一个明确的行为界定,既要出台相关的禁令,同时也要辅以刚性的问责机制,如此才以从根本上防止类似现象的发生。

第二篇：2013年广东公务员申论考试热点时评

2013年广东公务员考试热点、时评

1、两会也讲家常话

全国两会，如何讲话？响应中央八项规定中有关切实改进会风，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倡导，代表发言紧紧围绕会议议题，不讲空话套话，不作汇报工作性、一般表态性发言；全国政协办公厅也强调，增强讨论实效，鼓励委员畅所欲言，讲真话、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提倡讨论发言不照读文稿，不作一般汇报性、表态性发言。

要求不高，做到不易。有个办法，就是讲家常话。

两会，当商国是，怎讲家常？

国是，兹事体大，但正因与老百姓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相关，方见其大。江河不择细流，“国是”常寓于“家常”之中。两会是商国是、谈大事的地方，但关系到百姓重大、切身利益的事，无论看上去多么琐屑平凡，都可进入话题。刚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中外记者，讲的就是平实亲切的家常话：“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朴素深刻，掏心窝，接地气，通民心，让人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

全国两会，尤其是会议讨论发言，不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疑难问题明白化，把高深问题通俗化，讲点大家都关心、喜欢的家常话。

讲家常话，得放下架子。开会，当然与在家不同，但也不妨如家人朋友般坐下来一起谈心聊家常，摈弃那些板起面孔、端起身架、装腔作势的说教路数。讲管用实用的话，别不痛不痒。讲明白通俗的话，勿故作高深。讲有感而发的话，莫无病呻吟。能三言两语说清，绝不拖泥带水。能短小篇幅阐明，绝不拐弯抹角。如果只讲“常说的老话，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这样的会，不开也罢！

用家常话讲出深刻道理，要下功夫。家常话是通俗话，但深入浅出是通俗，浅入浅出叫庸俗，浅入深出乃恶俗。“真佛只说家常话”，佛要普度众生，就要用家常话让众生知佛信佛。修行高的僧人，说起话都是娓娓道来，平常人家的话，告诉你一个需要悟一生的道理。无独有偶，我问过一个有名的基督教国际布道家，你讲话如何打动人心？告诉我的诀窍是：凡到一地，首先要仔细了解那里最关心什么，讲人家想听的话；简短，不是非常必要不超过三段；以引人开怀的幽默开头，以耐人寻味的故事结尾。我们是共产党人，深入浅出的功夫不是下在嘴上，而是永远把群众放在心里，真正深入到群众中、深入到基层一线，认真调查研究。如果“嘴行千里，屁股还在屋里”，难免讲大话。如果下去调研还是“葫芦掉到井里，在水上漂着”，就照样讲空话。

在两会上讲话，当然不是“唠家常”，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还得讲短话，不容易。丘吉尔说，“如果给我5分钟，我提前一周准备；如果是20分钟，我提前两天；如果是1小时，我随时可以讲。这个演讲就是属于随时可信口聊的水平。”

有位爱好诗词的朋友，几年前给我出题：“是大家常讲家常”，能否找到合适的上对？我琢磨良久，一直对不好。近日与他谈起“两会也讲家常话”，他豁然开朗说，上对找到了：只有“凡才子夜读子夜”，才能“是大家常讲家常”！

2、低保救助

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保障绿皮书。在安徽、福建等5省市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访的696户低保户中，有436户是非贫困但享受了低保救助的家庭，占到60％以上，而有近8成的贫困户没有享受低保救助。调查结果显示，漏保率和错保率都比较高。（2月24日 《新京报》）

近年来，我国低保制度进入快速发展期。毫无疑问，低保是惠及社会中最弱势一部分群体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可是，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变形”“走样”，必然会出现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社会保障绿皮书披露的高达60％的错保率和近80％的漏保率，虽然只是部分地区的抽样数据，总体上未必如此严重，但窥一斑而知全豹，谁都无法否认低保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

早在2010年，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09年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有194个区县向不符合条件的6．29万户家庭发放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3．3亿元。随后，低保乱象非但没有缓解，反倒有愈演愈烈的倾向。2012年8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 《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显示，违规发放低保金现象严重，有8个省（本级）178个市（本级）1899个县向323万人次的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共14亿元。

总体上看，低保制度实施中的问题不外乎两类，一是真正符合条件者“入保无门”，一是不符合条件者“鸠占鹊巢”。这其中固然有一些人为利益所驱动而有意骗保的因素，但不论是符合条件的人申请无门还是骗保者能够通行无阻，要么是一些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存在失职渎职行为，要么有的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就是“骗保”的幕后推手，与骗保者形成违规运作的“利益共同体”，大搞“人情保”“腐败保”等。

这说明，导致低保救助制度出现“损不足，奉有余”的奇怪现象，根本原因在于低保制度的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相应的失职渎职甚至贪腐行为。漏保错保率有多高，负有法定职责的地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需要被追究的法定责任就有多大。

事实上，近年来就有不少从低保违规行为中牵扯出来让人触目惊心的低保乱象。比如，2012年《中国青年报》报道，自认为符合但没有享受低保的湖北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的余富章，在不停为自己争取低保奔走过程中，由于引发了当地官场一场“违规官员相互猜疑的内讧”，从而让当地一份让人触目惊心的低保名单大白于天下，其中“一人多地冒领”“死人冒领”“高报低发”“只报不发”随处可见。

从这个意义上讲，错漏频现的低保救助，无疑传递出一些地方的民政部门在履行低保审批职责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以此为线索，彻查其中的失职渎职甚至贪腐行为，不仅是建设廉洁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低保救助中错漏频现的根本途径。

3、有贪有腐必惩治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人们对这八个字印象深刻。这八个字掷地有声，再次表明了我们党对腐败问题的鲜明态度，彰显了我们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坚决反对贪腐、严厉惩治贪腐，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立场。革命战争年代，曾任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因生活腐化堕落、走私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杀害红军军医等问题遭到处决；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天津地区党和政府主要领导职务的刘青山、张子善，因蜕化变质、违法乱纪、贪污巨款被处极刑；改革开放以来，胡长清、成克杰等高级官员同样因贪污腐败受到严惩。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坚持严厉惩治贪腐问题。事实表明，我们党作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与贪腐行为水火不容，对贪腐分子决不姑息。

贪腐对党和国家事业危害极大，对人民利益危害极大。历史上，因贪腐行为动摇党的群众根基、贻害革命事业的情况时有发生；现实中，因贪腐问题造成国有财产流失、酿成重大责任事故的事例屡见不鲜。事实告诉我们，贪腐行为腐蚀党的肌体、影响事业发展、损害人民利益。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由于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和部位易发多发。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越需要坚持惩治腐败这一手不放松，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只有这样，才能对腐败分子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起到震慑作用，才能确保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进。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

既打“老虎”，又打“苍蝇”。“老虎”也好，“苍蝇”也罢，都是蠹虫，不能搞区别，必须一起打，否则就会腐蚀社会风气、失信于民。打“老虎”，就要敢于碰硬，对腐败分子不论职务高低都要依法查办；打“苍蝇”，就要严查案件，不给腐败分子留下空间。

既抓案子，又抓问题。现在，腐败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有的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一方面应认真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另一方面应着力解决各种突出问题。比如，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特权思想、特权行为颇为严重，群众反应强烈，就需要进行集中治理。

既重惩治，又重预防。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并不是只要惩治、不要预防。其实，惩治不是目的，惩治与预防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惩治与预防两手抓、两手硬，同时不断加大预防力度。为此，应高度重视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制度体系，切实做到以制度管权、管人、管事。

4、门票免费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春节期间，湖南岳阳楼景区开展优惠活动，游客背诵出《岳阳楼记》可免费领取门票。一时间，景区之内书声琅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回响在景区，有六千多人成功领到门票。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度，我国人文景点众多，世界遗产就多达43处。岳阳楼景区开展背古文登楼活动，是让公众感受历史文化的创新之举，值得各地景区特别是人文景区学习。

“不少参与活动的游客目的是证明自己的文学素养，而不是一张免费门票。”岳阳楼景区的工作人员如此解释活动为何广受追捧。但对到岳阳楼的游客来说，“只要在10分钟内用普通话背出《岳阳楼记》，就可以免费获得全价80元的景区门票”，这种激励的作用恐怕也不可忽视。

如果80元的门票还不够激励人的话，那看看下面这份景区票价单：泰山127元、曲阜“三孔”联票185元、云南石林门票175元、九寨沟门票220元、黄山门票230元、张家界门票245元……如果背段“子曰”能免孔府门票，相信公众的积极性肯定会非常高。

遗憾的是，文化景区现在正成为个别地方的摇钱树。有调查显示，少林寺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大约在300万人次，景区旅游收入已占当地财政收入的1/3。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些严重依赖门票收入的地方，真要学岳阳楼景区的做法，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动辄二三百元的门票，让大好河山成为“看不起的风景”，严重阻碍了公众出门旅游的脚步。

在旅游大开发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将文化景区作为固定资产推介，吸引商业资本搞基础建设，最后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公司按比例分享门票收入。资本引入改变了很多文化景区的面貌，但也让景区门票价格年年攀高，寒了公众感受文化的热心。

相比中国景区门票的“高不可攀”，国外许多景点的门票价格十分低廉，法国卢浮宫一张普通参观门票仅9.5欧元，折合成人民币跟岳阳楼差不多，但人家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全天免费；意大利、埃及等国的著名景点门票价格也普遍低于居民收入的1%。

都是世界唯一，为何人家没看到景区门票涨价的“生意经”？背《岳阳楼记》免票值得叫好，但它因“一枝独秀”而成为新闻的现实，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文化景区正离金钱越来越近、离文化越来越远。背《岳阳楼记》免门票这样的事真应多一些，但要让更多的文化景区“学有所成”，考验的恐怕还是我们旅游开发的根本目标，是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还是公众的利益最大化？

5、环保“最后防线”如何不失守

38名责任人被查处，山西省长治市长被提名去职，长治市环保局长被撤职……引发各方关注的苯胺泄漏事故，在50天后给出了问责结果。

事故直接肇事者是一家化工企业。然而，据调查组结论，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上报迟缓、应急处置不力，也是主因之一。以“负有重大责任”的长治市环保局为例，是在企业报告事故89个小时后才向上一级环保部门报告，严重违反有关规定，且面对大量监测数据不能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和建议，在监测数据连续超标的情况下，仍将污染事件暂定为“一般”事件，最终影响并误导了事故处置。

不按规定上报信息，不能作出专业判断，作为环境保护的职能部门，如此失职无法宽容。当初，瞒报5天后，长治市长在“瞒无可瞒”情况下向社会致歉时，以三个“没想到”解释迟报原因。现在看来，“没想到”除了有敷衍公众、避重就轻之嫌，也与环保部门不能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有一定关系。说到底，无论是自己“没想到”，还是被误导了才“没想到”，其背后都是一种失职。

这尤其让人反思。并非每个地方都会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但是，在当前中国进入“环境风险期”与“环境敏感期”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地方会面对公众的环境焦虑。就像近期，浙江一企业家痛心于家乡的河流污染严重，以“20万元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公开“悬赏”；春节以来公众对地下水污染的持续举报与质疑，也将山东潍坊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今后要更多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按规定上报信息、及时处置，还要学会面对公众如何回应，包括如何面对“悬赏”与“举报”，如何及时核实，作出专业判断、正确建议。

环境问题已经置身一个全新的时代场景。一方面，信息化让环境问题暴露后传播越来越快，留给环保部门解决问题的“窗口时间”越来越短。另一方面，公众“环境风险感受”日趋敏感，对环保部门更为挑剔，环境问题正在遭遇信息时代和权利觉醒的双重考验。环保部门作为保护环境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后防线”，理应改进工作方式、跟上时代脚步。在公众表达环境焦虑时，少一些自我撇清，多一些正面回应，是否更能纾解焦虑、树立公信？在媒体曝光污染事故后，少一些封闭调查，多一些公众参与，是否更能查清真相、取信于民？

更应看到，不仅要善于回应，更要体现专业担当。环境问题具有专业壁垒，环境污染更有“累积效应”，过分依赖“公众反映—部门回应”，必然导致发现问题的滞后和采取行动的迟缓。现在的环保问题，媒体都在关注雾霾和地下水，但从专业角度看，还有哪些没有曝光的问题应该防患未然？还有哪些“定时炸弹”需要提前排查？环保部门更应跳出简单的事后回应思维，将关口前移，更多体现专业性和责任感。

环境问题的独特性在于，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容易上升为公共事件，甚至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引爆点。为避免环境风险发酵为社会风险，环保部门应该以及时回应和专业担当，做环境焦虑的润滑剂、环境改善的导航仪，进而成为社会风险的安全阀。

5、网络虚拟世界

网络虚拟世界不能超越现实的牵绊与规约，更不能以“虚拟社会”为借口，与现实世界的权利和义务一刀两断

“网络是虚拟社会”的观念由来已久，但这一观点常被误读为“网络是虚假社会”。网络建构的虚拟社会不是虚构的，更不是虚假的，它不是一块“飞地”，而是现实的延伸，离开现实的依托，其意义等于零。

网络社会本质上由现实社会的人组成，网络反映的很多问题有着现实的基础，如网络反腐、网络购物、网络犯罪等，甚至有些荒诞不经的网络故事，背后都有现实诉求，作为表达渠道和行为平台的现实性更毋庸置疑。研究表明，在现实政治参与渠道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网络表达往往会表现出更大的冲动。由于不用受到现实身份的约束，网民表达既有更具真实性的一面，也有为吸引眼球而夸大、渲染的一面。

每一个鼠标背后都有一个人，一个现实中的人。即便他整天沉湎于网络，也是以另类方式与现实世界发生关系的。因此，不能将网络虚拟世界视为“独立王国”。作为现实的延伸，网络虚拟世界不能超越现实的牵绊与规约，更不能以“虚拟社会”为借口，与现实世界的权利和义务一刀两断。

既然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网络言论、行为都应有边界，不可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网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更不能借着虚假的网络身份，发布各种出位言论，煽动各种越轨行动。网络可以成为合理的政治参与渠道，发表言论可以受到尊重，网上行为不能逾越底线。这底线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底线、伦理底线，凡是现实社会中不能僭越的，网络虚拟世界同样也不应逾越。

网络作为虚拟社会，有其特殊性。但网络的特殊性不代表虚假性。网络世界不是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可以快意恩仇，凭借江湖规矩和浪漫想象就可搞定一切，网络虚拟社会同现实社会一样，需要管理也能够管理。

当然，网络管理必须考虑到网络的特殊性。遵循网络规则，不可能全盘套用针对现实生活的管理规则。对于网络作为虚拟社会的特殊内容，也要给予符合网络逻辑的管理。网络本身的去中心化特征，并不一定适合线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值得进一步探索。对于“偷菜”、“网络结婚”等明显游戏化的“虚假行为”，也不必依照现实规范给予严责。

网络管理还要有整体布局。目前，我国在网络管理上缺少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遵循各部门条块划分的规则，而且很多法律法规并未完全考虑网络的特殊性。这些都需要加强研究、加快完善。

放任不管或套用旧有规则管理，都会影响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可不慎。

6、盼改善民生稳步推进

一项项关乎民生的切实举措，正在各地陆续推出。黑龙江、甘肃、江苏、贵州，居民收入倍增计划鼓舞人心；北京、上海、广东，异地高考方案“小步稳进”。在工厂企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牵动人心；在广大农村，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家庭农场”激荡着热土……

这是十八大以来温暖振奋的中国场景，也是实现“中国梦”征程的强劲旋律。重视民生，成为2013年各级政府施政中的突出主题；改善民生，正在各个领域里开始新的突破；保障民生，逐步化作一项项具体部署。

“让人民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更是十八大最响亮的政治宣言。十八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145次。“牢记人民信任与重托”、“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温暖着亿万民众的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同志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庄严承诺，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民生情怀。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这些梦想能否实现，关键看能否通过实干，化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福祉。

实干方能兴邦。十八大报告勾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际上正对应着人民群众的五大权益，政治权益、经济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生态环境权益，不仅顺应了人民群众新期待，更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要求。能否准确把握民生脉动，保障人民各项权利，不断解决好民生问题，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检验着各级领导干部的宗旨信念。收入多一点，物价稳一点，看病不苦恼，出行更方便，天空蓝起来，河流清起来……解决好这些民生诉求，无不需要求真务实，让科学发展的步子更好更快、改革创新的步伐坚定有力。

民生所指，民心所向，国运所系。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复杂。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向往在增强，对加快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的期盼在提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既考虑人民意愿，又对接基本国情，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唯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才能以切实行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以更大勇气实现重点领域的突破，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用公平正义成就个人梦想，把十八大的蓝图化为现实。

7、转作风

纠风之难，更难在防止反复。打赢改作风的持久战，还须进一步凝聚共识、促动全社会形成合力，让清风吹遍每一处暗角

蛇年元宵即将来到，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出的转作风首场大考——两节“遭遇战”，也可用“初战告捷”作出盘点：依赖公款消费的高档餐饮娱乐业几乎被腰斩，迎来送往之风偃旗息鼓，公车私用大为收敛，而调查研究蔚然成风……

“重点防范期”变“成果展示期”，蛇年新春通过的这场考验，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执政党整风肃纪的诚意与实效。这也正是为什么，无论普通百姓还是海外媒体，都给予这次“春节新变化”肯定。

自然，这份不错的“成绩单”，也令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一种“过大关”、“松口气”的情绪。这种心态，在当前应该引起重视。

党风之变，引领涤清社会风气

作风是党风、政风的直接体现，作风的转变，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直接有效的载体。

今年两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了每个领导干部安排活动时逃不过的一道紧箍咒。来自各级政府的禁令，为过一个风清气正的春节划出了明晰的边界；一些部门和干部因无视上级要求，骄奢做派、顶风作案，迅速得到查处。

作风之变正在逐渐推动干部远离酒桌，回到工作岗位。由上而下的示范力量是改作风的原动力，中央领导坚决践行“八项规定”，调研考察轻车简从，访真贫、问真苦，率先垂范形成一种传导和扩散效应，一级一级的传给各级干部。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各路媒体的暗访蹲守也形成一种压力，让干部时刻保持“高压”状态。而返璞归真的春节，也让干部们从吃不完的酒宴、送不完的年礼中解放出来，有精力学习思考和走访调研，做回人民公仆应做的分内事。

这种清风，也由庙堂之上吹进千家万户。有网友诙谐地写道，这个年还真过得有些“小清新”。以北京为例，春节期间高档酒店用者寥寥、家常菜饭店倒是异常火爆，连烟花爆竹销量也比去年同期减少45%。健康过年、节俭迎春、低碳生活成为一种集体自觉。

外媒亦捕捉到了农历中国新年悄然发生的巨大变化。《体现节约新风》、《蛇年蜕变》、《中国春节瘦身》等成为西方主流媒体上的新闻标题。有媒体还生动地赞赏中国官员和百姓“控制住了自己的胃”。这些外来的评价，开启了一扇审视自己的窗口，同时也印证了简单而朴实的道理：真实的转变，总不会被忽略，唯有真实，最能赢得尊重。

党风之变，引领了社会风气的涤清。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对保持清明的党风反过来也有促进作用。作风问题从治标向治本的深度推进，各级领导的躬亲示范、以身作则仍然必不可少，仍须毫不手软、绝不松劲。

防范反复，须全社会形成合力

不过，就在党风政风在这个春节整体“小清新”同时，我们依然发现，一些干部“顶风作案”者有之，一些单位“避风头”心理有之；一些偏僻的县城乡村，仗着“天高皇帝远”依然我行我素，一些部门单位，潜伏卧底、改头换面、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依然存在；节后上班头一天仍有不少政府机关没人、或者人到心未到。而以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纠风之难，更难在防止反复。

中国社会的庞大和组织链条的复杂，往往使得政策传达在神经末梢出现问题。它再次提醒我们：风起于上、俗成于下，但是，“上行”可以推动“下效”，却并不必然确保“下效”。改作风只有中央、地方“齐步走”，才能真正做到“一改到底”。

不可否认，改作风要深入还面临着一定的阻力。有些干部群众常有三种担忧：一忧不能长久，害怕上级要求逐渐放松后，故态复萌；二忧阳奉阴违，迫于风头有所收敛，但暗地里搞移花接木；三忧借机作秀，形式上穿旧衣、吃简餐，实际上惰政不改，该做的工作没做。现实不断地提醒，“反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敌人。改作风的新风虽未被过年冲淡，但“作风病”是慢性病，欲根治必须常抓不懈。

打赢改作风的持久战，还须进一步凝聚共识、促动全社会形成合力。在党的历史上，抓作风并非首次，那么这一回靠什么确保不会沦为“一阵风”？群众忧心“此风还能刮多久”，也不排除某些干部暗自揣测“龙卷风已过、和风细雨将归”的心态。社会各界皆须葆有忧患意识并形成合力，努力建立长效机制，从源头遏制住不良作风，让清风吹遍每一处暗角。

从这个意义上说，召开在即的全国两会正是又一次“大考”。可以预见，今年两会鲜花将更少、材料将更精简。但更重要的是，代表委员的审议讨论应更加务实有效，建言献策要挤出水分、拿出干货，实实在在地为治国理政贡献智慧，让改作风继续向纵深推进。

8、改会风从批评开始

近日，某机关召开总结会，一上来就要求：不讲自己什么活干得好，只讲自己什么活没干好，当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时间不长，收效甚大。年长同志感慨，这样的会多少年没开过了；年轻同志惊讶，这种场面从没经历过。忐忑、尴尬之后是畅快、振奋，大家都为这个会叫好，有人感慨，改会风就应从批评开始。

总结会可以有多种开法。多讲问题，不讲成绩，似乎有些偏颇。但组织者认为，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活干好了，百姓自有评价；活干得不好，藏着掖着，贻害无穷。更要命的是，长久以来，我们的一些干部习惯于只有表扬没有批评，习惯于自我肯定相互捧场，习惯于假意恭维上下讨好。有点成绩夸大其辞，沸沸扬扬，出了问题百般推脱，遮掩矫饰。没有动真格的勇气，党风政风的积弊难除。

现在流行“好孩子都是表扬出来的”，这话对孩子可能是对的，但是，不能把它作为信条，推广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党员领导干部不是孩子，人民的事业不是儿戏。领导，担当的是大任，就应该经得起批评、容得下质疑。批评肯定让人不舒服，可能会得罪人，但批评能够促进工作、推进成长。真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事业进步、团结和谐的内生动力。

我们期望这样的会更多一些，期望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不再稀缺的空气。

9、免收通行费8.46亿元背后的正能量

全国收费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结束。全国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公路运行正常,各大中城市主要出入口及收费站通行顺畅,局部路段车流量较大但未出现长时间拥堵现象。春节期间,全国收费公路除四川、西藏、海南外,共免收通行费8.46亿元,其中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8.05亿元,高速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7.82亿元(2月17日法制网)。

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交通运输部门吸取去年“十一”政策运行的系列教训,在发卡、收卡、免费和收费衔接等环节,完善了管理办法和措施,使今年春节期间的免费通行政策执行的效果得到改善,既没有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拥堵现象。

尽管国家节假日高速免费政策,让路桥公司和地方政府“损失”了8.46亿元,但背后所带来的正能量,是无法用金钱所衡量的。高速公路节日免费通行政策被解读为推动假日经济的“弃车保帅”之举,几乎成为一个全民消费盛宴。据商务部监测,大年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国重点监测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5390亿元。而据山东大学物流管理研究所所长彭志忠测算,全国高速公路免费会减收200亿元,国家会因此减少30亿元的税收,但可拉动2000亿元的旅游收入。

显然,春节黄金周8.46亿元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制度安排,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节省了人员交流的成本,由此带来的节假日效应和商机不可估量,地方政府在通行费上可能受到损失,换来的将是更多的回报,既有刺激内需的回报、稳增长的回报,也有民众口碑的回报、地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提升,这个回报,比什么都重要和宝贵。

有人曾统计过:一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至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

好在国家层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从2011年6月开始,在全国开展了整整一年的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但这项清理工作可谓“雷声大雨点小”,进展缓慢,成效寥寥。要改变这种状况,各级政府必须摆脱招商修路与贷款修路的两种路径,改成政府直接投资,多建一些免费公路,不再局限于节假日免费,而是“全年候”免费。

实际上,近年来陆续有一些地方政府回购经营性公路(桥梁、隧道)的收费权并取消收费。比如,从2000年起,上海的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徐浦大桥、延安东路隧道、浦东机场等项目的赎回经营权问题,都一一进行,随后取消了收费；陕西省咸阳市回购两座大桥的收费权,自2011年5月1日起供市民免费通行；深圳市政府回购梧桐山隧道收费权,并于去年3月30日取消收费。特别是深圳市政府,为回购梧桐山隧道的收费权付出了不小的经济代价。

现代政府服务理念告诉人们,发展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应确立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这才符合公民纳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逻辑关系。尤其在当前,政府在财力日益丰厚以及筹集资金压力缓和的情况下,有义务和责任赎回高速公路等公共设施,让公路尽早姓“公”。

10、火车票“通取不通退”，合不合理？

“现在，乘客已经能很方便地异地购票、异地取票，为什么不能异地退票？火车票销售前后的服务很不平衡。”（2月16日 扬子晚报）

春运迎来返程客流，票源日趋紧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笔者了解，今日，全国重点省市火车站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就在大伙忙着返程准备投入节后工作的时候，“火车票通取不通退”的话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逐渐炒热。那么，就事论事，全国火车票通取通退在当下又该何去何从？

首先，笔者就现阶段铁路发展形势分析，“火车票通取通退”就目前来看并不合时宜，据笔者所知，长期以来，铁路收支不打统账，成本核算、收入与支出分别采用各自明细，或许为了减少统计时的失误，这样的做法也有它的可取之处，毕竟在全国范围内通盘考虑一个企业的盈利或亏损，将几者分开计算不失为最佳方法。于是，笔者始终认同企业这样的收支分线。那么作为铁道部下属的各铁路局，将车票售出站或乘车起始站划入各自退票的准许范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笔者认为火车票“通取不通退”虽看似不近人情，却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铁路部门做事的严谨。笔者举一范例，如若某人前往商场购买品牌商品，巧遇商品缺货，作为经营者，商店在最大限度保证消费者利益的同时将协调临近店铺进行调剂，而在数日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消费者产生退货念头，而此时，他前往退、换货品的商家该是哪里呢？答案似乎已经明朗，那么同样，作为有价票证的火车票，同样具有商品的类似特性，提供通取服务，铁路考虑更多的是消费群体的利益。换位思考，直面“不可通退”带来的矛盾，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是否也该正确理解？铁路除了遵循固有的市场规律，参照一些商业做法外，“通取不通退”难道还有其他出格之处么？

最后，笔者认为，作为一项远景目标，“火车票通取通退”其实也不失为一个利好设想，将旅客需求及利益最大化一直是铁路发展的长期目标。为了秉承“人民铁路为人民”的主导思想，这些年铁路的改变相信大家也有目共睹，如若众人能在理性中静待时机成熟，那么对于类似事件的不快定会与日俱减。少一些“民怨”，就少分一份精力，同时，铁路就有更多的时间完善自身。我们也由此看到，建言与炮轰的不同之处在于如何表达，建言往往通过合理的诉求表达，最终成就美事，而炮轰相比前者，将始终徘徊于对话桌下，即难登大雅之堂！

11、教师狂扇女童耳光

“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这是《爱的教育》中文版译者夏丏尊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翻译此书时说过的话。19世纪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下的《爱的教育》虽然是薄薄一册小书，却已在全世界出版了数千万册，称得上是一本教育学“圣经”。

突然想起这本书和这番话，是由于发生在山西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的揪心一幕：一个5岁女童因为不会算“十加一”，被教师李竹青在短短十几分钟里扇了几十下耳光。目前，打人者已被拘留，涉事幼儿园已被取缔。

中国的上千万教师中间，为学生成长呕心沥血、恪尽职守者是绝大多数。像李竹青这样进行“耳光教育”的，虽然只是极少数，但从中折射的教育暴力问题却不容忽视。

近年来的校园暴力案，可谓五花八门。每每这样的个案揭露，那触目惊心的场面总会引来舆论的一片哗然和愤怒指责，然后，是当事教师被处以从检查、停职反省到开除等惩罚，幼儿园、学校或教育机构赔偿、道歉以至于被取缔，事件便告一段落。如是反复，警示戒除的功效却不明显。

如何减少教师体罚乃至虐童的现象发生？首要的当然是靠法治和监管。我们已有教育法、教师法、教师师德规范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对教师体罚学生皆有明确规定。只是，法律的威严并未受到重视，原本该起到作用的行业监管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说，如何建立健全针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安全的动态监管系统，防范暴力个案发生，如何以更加严格的法律和制度倒逼教师恪守师德和人性底线，值得反思。

而更重要的一点，却是要研究，一些地方的教育为何失去了它最为核心的一点——爱。

法治与管理只能维护教育的底线。缺失了爱，避过摄像头或公众眼睛的施暴者一样会换个方式作恶。在某些幼儿园里，怎么打孩子看不出痕迹、怎么让孩子挨了打不告状竟然成了一个“课题”。情感教育，培养孩子爱的能力与正义感，原是幼儿园、小学时期教育的最重要功效。怒气冲冲、口不择言，甚至肆意体罚施暴，伤害的远不是一个被打的孩子。这会给更多孩子带来什么样的精神伤害，又会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仅仅事后惩戒肇事者，是不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的不是奢谈什么“蒙特梭利”之类，而是找回那份最基本的爱与尊重。这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12、不要让“城乡户籍”割裂“生命平等”

近日连霍高速河南义昌大桥垮塌事故中，有多人遇难，事发地政府决定赔偿金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先行垫付。

近年来，一些事件中死亡赔偿的城乡差别，每每引起舆论关注和社会讨论。可见，这尽管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却首先要回应公众的道德关切。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社会公平正义，更是行进中国的追求目标。生而为人，他们或许有城里人、农村人的身份标签，可能有高低不同的收入等级，然而当大桥坍塌突如其来，受难的亡灵又岂有城乡之别？亲人的眼泪更何来贵贱之分？赔偿金额带上有色眼镜，是在人为地区分生命的价值等级，亵渎了生命尊严、割裂了生命平等。

有一种法学理论认为，死亡赔偿不是对生命权损失的衡量，而是对死亡事故造成的利益损失的救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生活成本和收入水平，“同命”固然难以“同价”。即使按照这种理论，也难以证明城里人的天然优越性，城镇平均收入高于农村，但是具体一个城里人却未必比农村人收入高，又怎能囫囵吞枣地把城乡户籍的身份标签作为赔偿依据？

把人世间的户籍标签延伸到九泉之下，造成死而不平等的观感，这正是社会公众的愤慨之处，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所在。教育、医疗、社保……户籍造成的分配差别早已引发激辩，是否还让户籍去阻断生命平等的不可承受之重？死亡赔偿应该穿越户籍壁垒，更加尊重生命平等、体现公平正义，这正是公众所寄望的立法共识和制度共识。

应该看到，事发地政府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先行垫付赔偿金额，这既体现了勇气和担当，更反映出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慰藉。这能否成为一个光明的开始？

13、“好声音”带来法律制度创新

【背景链接】

浙江卫视联合星空传媒制作的“中国好声音”创下收视高潮，节目到广告都引争议。

【热点分析】

浙江卫视联合星空传媒制作的“中国好声音”尘埃落定，这个节目从荷兰引进版权，经过精心加工改造之后，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不少新闻媒体在评论这一现象的时候认为，中国的新闻媒体要想走出历史的窠臼，在娱乐领域开辟新的天地，必须引进其他国家的优秀作品，给中国观众以全新的视觉享受。的确如此，在传统意识影响之下，一些新闻媒体不敢娱乐，也不会娱乐，他们制作的文艺作品缺乏视觉冲击力，也缺乏足够的传播能力。借鉴一些国家成熟的经验，充分考虑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把公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呈现在人们面前，应该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新闻媒体发展的方向。

此次浙江卫视引进荷兰电视节目的时候，不仅进行了版权谈判，而且对版权的实施约定了非常复杂的条款。为了确保合同的履行，荷兰方面甚至专门派出技术专家进行现场监督，随时解决节目录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是西方国家艺术创作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常态，但在我国却是一个新生事物。中国的新闻媒体应当逐步习惯这种艺术作品的制作方法，在大胆借鉴的基础上，尽快找到中国自己的创新点。

讨论“中国好声音”的是与非和艺术价值，不是本文的志趣所在。之所以从“中国好声音”出发讨论法律问题，是因为这一文艺现象从侧面折射出中国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法律问题。自从我国引进着作权制度以来，关于着作权是否有利于保护创新的问题始终争执不休。一些学者认为，着作权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创作者的权利，因而着作权天生具有保护创新的功能；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设立着作权保护制度固然有利于保护作者的基本权利，但是，着作权制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创新的步伐。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着作权保护制度究竟是鼓励创新还是在遏制创新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着作权保护制度有利于创新，那么，实施着作权保护制度的国家就是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反过来，如果着作权不利于创新，那么，实施着作权保护制度的国家就是一个缺乏创新精神的国家。

笔者认为，世界各国的着作权保护制度大同小异，除了着作权的内涵和外延有些许的差异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着作权保护制度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实施着作权保护制度的国家，创新精神未必得到大力弘扬；而在没有实施着作权保护制度的国家，创新精神也未必彻底的泯灭。

着作权保护制度实际上是将权利契约法律化，是在知识产品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当前我国在着作权保护领域存在诸多问题，无论是着作权合理使用制度，还是着作权强制许可制度，都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国家通过制定专门的互联网络信息传播条例，试图加强对互联网络信息传播的监管，但由于对互联网络的发展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规则制定方面没有充分保护创作者的权利，结果导致互联网络侵权现象案件屡见不鲜。我国侵权责任法虽然对互联网络侵权行为的性质作出规定，但是，对于国际上通行的“避风港原则”缺乏程序化的规范，结果导致一些互联网站经常利用法律规则上的漏洞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解决我国着作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不妨充分借鉴荷兰的经验，不仅要签订全面的权利转让契约，而且要督促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所规定的各项义务。说到底，在文艺作品传播的过程中，既涉及制作者的商业利益，也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着作权人必须有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并且签订完善的合同，采取一系列 有效的措施督促合同相对人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营造一个健康的着作权交易环境，让每一个创作者都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创新上来，而不是采用自力救济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

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是，我国在着作权保护方面采取的是行政主导立法模式，行政执法机关在着作权保护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令人多少感到遗憾的是，无论是在互联网络着作权保护方面，还是音像制品着作权保护方面，都存在着行政监管不到位的现象。现在我国一些搜索网站和门户网站存在大量侵犯知识产权的内容，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对此显得较为被动，没有主动进行彻底的清理，并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人，而往往是受害人举报后才主动出击。这不是一种比较负责任的执法方式。只有让着作权保护机关恪尽职守，随时随地地清理着作权领域的违法行为，我国着作权保护制度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好声音”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成功的商业模式，也不仅仅是精彩的艺术作品，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法律制度上的创新。只有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着作权保护体系，我国的艺术市场才能繁荣昌盛。

第三篇：公务员申论热点：教育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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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教育问题——教育乱收费

一、规范性文件：

1.肯定成绩，认清形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同时，教育乱收费现象一度蔓延，在一些地区和学校甚至相当严重，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此反映强烈。为解决这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多次指示要求坚决治理教育乱收费，各级政府加大了治理工作力度。一是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机制，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加强了制度建设，治理工作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三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了一大批违规违纪收费案件。四是落实各项政策，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教育乱收费提供了保证，奠定了基础。

在充分肯定治理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规范教育收费的任务仍然很重。虽然我们不断加大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投入，但是有关政策还不完善，投入仍然不足，教育乱收费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并未完全消除。因此，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必须常抓不懈，力争不断取得新成效。

2.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教育事业正处于重要发展阶段。第一，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力度是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要求。第二，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力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第三，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力度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的要求。

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重在治本，加强规范，建立长效机制；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力争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取得新成效。

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现象。应该第一，大力推进公共教育协调发展特别是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解决和规范城市择校收费问题。加强管理、从严治教。第二，要规范教育收费审批权限，严禁违规出台收费项目和标准。第三，要规范学校收费行为，强化监督检查工作，继续保持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高压态势。第四，提倡勤俭办学，加强和规范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第五，在预防和教育上下功夫。第六，真抓实干，确保治理教育乱收费各项工作的落实。

3.教育部长周济认为，整治乱收费现象主要应在以下几点上下功夫：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二是努力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落实到位。三是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四是巩固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成果，完善公开透明的招生工作体系。严格执行招生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五是严格执行教育收费的监管制度。六是加大宣传力度，坚持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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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论员文章

1.教育乱收费不该是笔糊涂账

新闻主体：教育部部长周济批驳了“教育乱收费达2000亿元”的说法，他认为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推断，建议不要把个别学校的问题通过乘法变成整个教育界的问题。

提醒媒体和公众不要把个别学校乱收费的现象扩大化，确实有助于媒体和公众避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但笔者以为，此番“批驳”，并不能满足公众对教育行业信息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以正视听的动机也可能会打些折扣。

乱收费是公众对教育行业最为关心的问题，教育乱收费现象之严重也绝非无风起浪。国家发改委公布了2006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投诉高居价格投诉榜首。此间就有媒体披露我国10年来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而且是“据官方统计或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但事隔两月有余，一直未见作为教育行业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出面辟谣，以致关于教育腐败黑洞的说法不胫而走，公众对教育领域的不满情绪不断滋长蔓延。教育部既有不同意见又不及时出面澄清，等这种说法广泛传播之后才出面“批驳”。那么，在“批驳”之余，是否也该为自身的纠错不及时反省反省呢？

应该明确的是，媒体在报道教育乱收费问题时，从来都没有对教育界进行全盘否定。公众对教育界腐败的印象缘于个案的不断积累，这种印象非一日形成，也非一两件事情促成，否则，教育乱收费就不会在全国范围内高居价格投诉的榜首。当教育乱收费已经位列投诉之首时，教育行业主管部门应做的是从中总结并查找本行业存在的问题，拿出解决方案，而不是纠缠于教育乱收费具体数额的多少。

就教育乱收费问题而言，公众和行业主管部门在拥有的信息上也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行业主管部门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而不能让它成为一笔糊涂账。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部门在“批驳”对个别学校乱收费做乘法的同时，是否能告诉公众，全国到底有多少学校乱收了多少钱？如果自己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数据，又凭什么来消除公众的怀疑，遏止不确切数据的传播呢？

没有人怀疑教育事业的发展主流是好的，但在“科教兴国”战略越来越深入人心、公众对自身及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的今天，教育行业的主管部门更应该把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看得严重一些。这不妨碍我们认识已取得的成绩，却有助于革除业已存在的弊端。

2.充分认识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教育部承诺，2007年，我国将狠抓教育乱收费治理，要全面清理、规范和公布各级各类学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完善教育收费及管理使用规定，从制度层面防范各种截留、挪用、挤占、平调教育经费的行为，做到收费和经费使用规范、公开，并让教职工、学生和家长参与监督。今后还将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完善教育收费监督和举报体系，严肃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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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乱收费是一个公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这么多年来，这一问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对乱收费的治理就很难做到对症下药。

从根源上看，乱收费屡禁不止是由于教育投入不足。从1965年以来的4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教育投入增长速度都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也逐步提高，“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而我国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3951.59亿元，仅占GDP的2.16%.根据相关规定，教育投入不足留下来的缺口，应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但是，地方政府填补这一缺口的动力不足，官员们更关心自己的政绩。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维持运转，只能采取乱收费，将相关成本转嫁到公众身上，由公众承担教育投入不足的后果。因此，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教育部门，都很难真正用心去解决乱收费问题，否则，留下来的缺口由谁来承担？假如学校因此无法正常运转，教育部门的政绩也必然大大受损。这就意味着，乱收费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的利益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它们很难去真正落实治理乱收费的相关政策。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默认乃至纵容的。只有逼迫学校乱收费，地方政府才能减轻财政投入的压力。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

以占GDP4%的标准来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缺口大约800多亿元，以中国目前的财力，填补这个缺口是完全有实力的。应该认识到，借助财政投入不足的名号所进行的乱收费，可能远远超出填补缺口本身的需要，而沦为一些蛀虫敛财的途径。只有财政投入足以填补此前所留下来的缺口，政府和教育部门才能理直气壮地去治理乱收费，教育乱收费问题的治理也才有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3.教育收费位居价格举报首位说明啥？

2006年价格部门查处的5.1万件价格举报案件中，教育、交通运输、医药、房地产及物业管理、电信位居前五位，占案件总数的66%.据悉，2001-2006年期间，教育收费有5年在各类价格举报位居第一，1年位居第二。

调查和公布各类价格举报案件以及查处情况，是为了调查了解人民群众对哪类收费价格满意或者不满意的情况，给相关部门在规范价格和收费，重点打击各类价格违规行为提供决策依据，也是为了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重视，并采取措施解决和杜绝。而教育乱收费在价格举报案件中连续五年居首位，最少说明这样一些问题：人民群众对于教育乱收费极为不满意；教育乱收费十分严重；有关部门治理教育乱收费措施不力，效果不好。

从被举报的教育收费主要问题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巧立名目、变换手法乱收费十分严重。例如：学校不执行相关政策，违规收取择校费、赞助费，“一费制”外自立项目乱收费，以改制为名举办“校中校”、“校中班”乱收费，等。教育乱收费的危害性，人们已经谈论太多，不用赘述。几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协同价格管理部门年年出台制止乱收费的规章，年年组成声势浩大的各类教育乱收费检查组、清理治理小组等，年年到各地方进行检查、人事考试教育网

查处，在组织检查上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巨大，耗费主管部门、相关部门以及各级学校的精力不少，但效果却不明显。

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一些主管部门查处乱收费的力度不到、决心不大，甚至表面上查处，暗地里放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教育投入不到位，或者财政困难，或者重视不够，不给学校拨经费或者拖延拨经费时间，导致一些学校自己“生财”。

有关主管部门应该深刻反思教育乱收费五年居价格投诉首位的原因。是治理措施不力，还是重视不够；是没有能力管住，还是本身自己就想不通？治理教育乱收费一方面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必须下猛药。对于乱收费者坚决采取组织、纪律以及法纪措施，对于管理不力人员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及时、足额拨付教育经费，切实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和教职员工的各项待遇。

年年下文件，年年组织检查、查处，而年年居价格举报居首位的情况必须改变。但愿教育乱收费在价格投诉中不出现“六连冠”。

三、典型观点和事例

1.2006年，哈尔滨市价格举报中心共受理各类价格政策咨询及投诉举报10742件，教育收费成为价格投诉举报的最大热点，占投诉举报总数的27.5％。

据介绍，2006年，哈尔滨价格投诉举报呈现出教育收费、房地产价格和物业收费、药品价格和医疗收费、存车场收费、价格欺诈5大热点，分别占投诉举报总数的27.5％、22.5％、20％、13.75％、16.25％。

相比之下，哈尔滨教育收费类投诉数量有所下降，但在2006仍占投诉案件首位。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严禁教育乱收费，但问题仍比较突出。有的学校擅自收取初、高中学生补课费、学习资料费，校方为了提高成绩，树立名气，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为学生补课并收费。学生家长偏信名师补课、名校快班、强化班等效应，鼓励子女参与，客观上也助长了乱补课、乱收费。

2.浙江将把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和房地产行业作为纠风治乱工作的重点领域。浙江省新任纪委书记王华元日前在全省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将认真解决在上学、看病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2006年，浙江省的教育乱收费问题仍不容乐观，全年共查处此类案件104件，被清退的违规收费金额达1258万元。王华元表示，2007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督促和会同有关部门严格规范各类学校办学和收费行为，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各地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杂费政策和教育投入保障措施的情况。

第四篇：2012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时评

2012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时评：调任带走

车,留下了什么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只带走一辆公车。诗里描述的是湖北广水，该市的官员上调，将单位的车也一起顺走了。迄今为止，已有28辆公车离广水而去。这令当地干部群众和人大代表强烈不满。

说顺，这词似乎不太准确，官员带车走，不是小偷小摸般的顺，而是光明正大、理所当然之事，至少在广水已经成了惯例。君不见广水有部分官员在知道自己要调走后，专门在临走前买好新车，以备他们带走。事前有准备，事后不理会，看来广水的官员早已对此驾轻就熟。

带走一辆公车就像带走一篮水果般轻松、随便，这车到底姓公还是姓私?给官员配车说起来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可是现在看起来却成了工作的阻碍，你要没车，人家就无法工作了，所以官大官小，人手一车，用得多了，用得久了，官员们看来是对车子产生了私人感情，人走了，也想把车带上。可惜你的私人感情再浓厚，这车还是姓公啊。官员的另一种称呼叫公仆，供你使用的车叫公车，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是为了你服务民众用的。这道理我们的官员不是不懂，只不过在缺乏监督与制约的公车制度下，装傻充愣成了他们的一致选择。你看，广水的官员在临走前这么短的时间内，尚能说买新车就买新车，这纳税人的钱花起来跟他家的有啥两样?

这样带车走不是没有意见。相反，意见大得很。2007年，时任广水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的肖诗兵调往随州任职。临走前，他透出风说，会把乘坐的小车带走。一些民警拦在车前，要求司机将车开回公安局大院，不得离开。随后，为防止这辆车逃离，几个人专门将车胎气当众放掉。不过，这辆车最后还是被带走了。一位原广水市检察院检察长准备带车走时，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检察院职工将大门锁住，不让车走。最后经过调解，车还是被开走了。带车走容易，拦下车何其难哪!广水人大的5位常委愤怒了，2009年11月，五名人大官员，联名提交了《关于要求清理并追回调出领导干部所带小轿车的议案》。几经周折之下，追车议案被列入议事日程，形成决议后成立了专门的追车小组。可是追车也难!追了数月，28辆车只追回8辆，剩下的20辆没法追了。因为这些“车主”高升了，找上级领导追车，“会得罪很多人”。到底难在何处?难在上面的压力，难在政府官员的说情。被调到随州的前广水纪委书记邓凯对记者表示，从没有人找他要车，“如果找我要我不还，那是我耍无赖，关键是根本没人找我要过车。”纪委书记都是这种觉悟，其他人可想而知，向这些上级领导追车的难度也就不难想象了。

离开时带走车，到了新单位又配一辆车，于是带走的车就这样名正言顺地成了私车。广水市人大财经委主任马国庆说，据他所了解，有部分将车带走的官员，将车给了亲戚用。广水市政府称，一开始是为照顾被抽调官员的情绪，才允许他们带车走的。官员的情绪要照顾，那谁来照顾民众的情绪呢?他们不会意识到，他们带走了车，却留下了浑浊的“官声”。

第五篇：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热点时评：如何培训公务员的职业道德

公务员要接受职业道德培训了，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提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全体公务员将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

人要讲道德，职业从业者要讲职业道德，则公务员有自己的职业伦理道德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职业道德一直是政府在倡导，它通常是针对食品、交通等服务行业的道德要求，而对于公务员职业道德，似乎缺乏自觉。现在要开展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可谓开风气之先。

培训点啥？据媒体报道，职业道德培训包括基础知识、四大专题以及典型案例三大部分。基础知识除了公务员的责任、义务和纪律，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等，还包括古代“官德”的内容。虽说职业道德远非一个知识问题，甚至也不是认知问题，但通过知识灌输带动公务员对职业道德的认知，这对于他们践行公务员职业道德具有基础性作用。

但对于“培训”的作用不能盲目乐观。即使像美国，曾经在相当长时期内，国家公布了公务员道德伦理方面的准则甚至立法，但公务员还是当做耳边风。如果我们仅仅是搞一点培训，让公务员知道天底下有职业道德，知道有一些原则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培训的价值，在于它向我们提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现在权力行使不规范，滥用权力比较普遍，亟须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公务员职业道德始于认知，落脚在践行。前者生产知识，确立原则，后者负责把原则落实于公务员的日常职业行为中，让公务员践行职业道德。尤其是践行，是职业道德建设中的难点，理应成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着力的重点。

培训，意味着我们有知识，有原则，现在要做的是把它们告知公务员。乍看起来，中国不缺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知识、原则与规范，由于历史悠久，我们似乎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但所谓传统“官德”根本谈不上是一种“职业道德”，它与现代的权力现实格格不入。在当代，我们出台大量文件，公布了各种“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它们是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具体体现。但社会处于持续变革中，人们针对权力的观念以及权力的现实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对公务员职业道德进行新的总结，上升为一门学问，再反过来加深我们对公务员职业道德的认识，强化其逻辑自足性和说服力，已经迫在眉睫。

道德要求主体自律，公务员职业道德自然要求公务员的道德自律，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公务员职业道德自律必须以他律为基础。在很多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一般被称为“政府伦理”或者“公务员伦理”，就是强调它的规范性。很多国家对公务员职业道德进行了立

法，并设立专门的伦理办公室或伦理委员会。相比之下，我们的“纪律”分散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中，尚未“法典化”；我们也有监察机关负责政务风纪，但习惯了事后查处，而短于事前事中的伦理审查。

当然，凡事不必操之过急，开展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开了一个好头，接着应该还有好戏。在开展相关培训的同时，可以把各种“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归纳为一部公务员伦理的“基本法”，公之于众。监督部门正在探索预防腐败，对公务员职业行为实施伦理审查，就是一个规范权力、预防腐败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