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改、增、删”读懂《准则》和《条例》
从“改、增、删”读懂《准则》和《条例》
名称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改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适用对象从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内容从3600余字精简至281字,这样的“删繁就简”意味着什么?原《准则》中的“8个禁止”“52个不准”去哪儿了?
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与2003版相比,哪些方面的变化值得特别关注?“负面清单”与每一名党员息息相关吗?原《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如今整合为“六大纪律”,为什么反而提高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
答案就在《准则》和《条例》的“改、增、删”中。《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
修订后的《准则》共8条、281字,分为导语、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等3部分,可概括为“四个必须”“八条规范”。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重申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传统作风、高尚道德情操等“四个必须”原则要求。二是围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对全体党员提出“四条规范”。三是围绕廉洁从政,从公仆本色、权力行使、品行操守、良好家风等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要求更高的“四条规范”。
与2010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相比,修订后的《准则》紧扣“廉洁自律”、覆盖全体党员、突出“关键少数”,强调自律,重在立德,为党员 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充分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成为向全体党员发出的道德宣示和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需要指出的是,原《准则》中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的“8个禁止”“52个不准”并非“去无踪”,很多内容作为“负面清单”,移入同步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列“负面清单”,“六大纪律”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原《条例》共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修订后的《条例》共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分为“总则”“分则”和“附则”等3部分。
对照《条例》修订前后的内容变化,不难发现,新《条例》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作为“负面清单”,强调他律,重在立规。
这把突出政党特色、党纪特色和体现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果的“党纪戒尺”,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六大纪律”,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其中,既做“减法”,删除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并以设定专门条款的方式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效衔接;又做“加法”,结合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纳入党中央强调的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以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内容。
修订后的《条例》,与2003版相比,哪些方面的“改、增、删”值得特别关注?梳理《条例》的具体条款,“负面清单”的 重点清晰可见。
“总则”告诉你,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等情形,后果更严重了
修订后的《条例》“总则”部分,第二章“违纪与纪律处分”的第九条规定:党员受到警告处分一年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而在2003版《条例》的第十二条规定中,“党员受到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从“一年内”改为“一年半内”,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后果更严重了。
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的类似条款还有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等。如第十三条是修订后新增的内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留党察看以上(含留党察看)处分的,党组织应当终止其代表资格”。
又如,第十九条规定,有“在纪律集中整饬过程中,不收敛、不收手的”等三类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在第二十条中,“党员违纪受到党纪处分后,又被发现其受处分前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应当从重处分”。这些都是增补的内容,突出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党纪“从严”。
“分则”告诉你,“六大纪律”可“对号入座”,党纪“负面清单”不再包括贪污贿赂行为
修订后的《条例》“分则”部分,就是详述对违反“六大纪律”行为的处分,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强化“负面清单”作用,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令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子可钻。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六大纪律”,政治纪律排在首位。修订后的《条例》第六章“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条文,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纪条款。如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违反组织纪律新增“负面清单”,包括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以及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如第六十八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违反廉洁纪律新增“负面清单”,包括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等。如第八十一条规定,“相互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权交易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值得注意的是,“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第九十六条),“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第九十七条),“用公款旅游、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或者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的”(第九十八条第一款),“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第九十九条)……诸多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形被纳入“违反 廉洁纪律行为”,不仅要处分直接责任者,还要处分领导责任者。
“对违反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新增了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等违纪条款。
违反工作纪律新增“负面清单”,包括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
“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主要对“四风”问题和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值得一提的是,2003版《条例》第一百五十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
还有引人注目的一大变化,是2003版《条例》第九章“贪污贿赂行为”所列条款,在修订后的《条例》中都删除了。不消说,这是实现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不再把法律当成纪律审查的尺子,而是在法律之前就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抓早抓小、动辄则咎。(记者 陈治治)
第二篇:六个关键词迅速读懂营改增具体实施办法
六个关键词迅速读懂营改增具体实施办法
2016年3月2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同时以附件形式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和《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相应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等文件废止。北京国税微信六个关键词带您读懂营改增试点实施办法。
一、税率
第十五条:增值税税率:
(一)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除本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外,税率为6%。
(二)提供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税率为11%。
(三)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17%。
(四)境内单位和个人发生的跨境应税行为,税率为零。具体范围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行规定。
二、抵扣
可以抵扣项目:
第二十五条: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下同)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二)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三)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计算公式为: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买价,是指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在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价款和按照规定缴纳的烟叶税。购进农产品,按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抵扣进项税额的除外。
(四)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自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人取得的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不可以抵扣项目:
第二十七条: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属于个人消费。
(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以及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
(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
(四)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以及该不动产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五)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在建工程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均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六)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
(七)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条第(四)项、第(五)项所称货物,是指构成不动产实体的材料和设备,包括建筑装饰材料和给排水、采暖、卫生、通风、照明、通讯、煤气、消防、中央空调、电梯、电气、智能化楼宇设备及配套设施。
三、销售额的确定
第三十九条:纳税人兼营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
第四十条: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本条所称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包括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为主,并兼营销售服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内。
第四十一条: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不得免税、减税。
四、纳税期限
第四十七条: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以1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规定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纳税人。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纳税人以1个月或者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以1日、3日、5日、10日或者15日为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1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期限,按照前两款规定执行。
五、起征点
第五十条:增值税起征点幅度如下:
(一)按期纳税的,为月销售额5000-20000元(含本数)。
(二)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300-500元(含本数)。
起征点的调整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和国家税务局应当在规定的幅度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适用的起征点,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月销售额未达到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免征增值税。2017年12月31日前,对月销售额2万元(含本数)至3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六、征收管理
第五十一条: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纳税人销售取得的不动产和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的增值税,国家税务局暂委托地方税务局代为征收。
第五十二条:纳税人发生适用零税率的应税行为,应当按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退(免)税,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第五十三条: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向消费者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二)适用免征增值税规定的应税行为。
第五十四条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购买方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
第五十五条:纳税人增值税的征收管理,按照本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现行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来源:北京国税
第三篇:从qq头像快速读懂一个人内心!神准读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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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营改增材料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背景
1、增值税
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17%、13%两档税率,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在规定标准之下,并且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按规定报送有关税务资料的增值税纳税人,具体标准为从事货物生产为主、年销售额不大于50万元的企业和以销售为主、年应税销售额不大于80万元的企业)适用3%的征收率。国内增值税由国税局负责征收,其中75%为中央收入,25%为地方收入。
2、营业税
营业税是对在境内提供应税劳务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个税种。具体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讯业、文化体育业、金融保险业、娱乐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
其中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讯业和文化体育业适用3%的税率,娱乐业适用5%~20%的税率不等,其他行业适用5%的税率。除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部分归国税局征收外,其他部分属于地税部门征收,归省及以下地方所有。
3、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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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税收中的地位。全国2011年实现国内增值税收入24267亿元,占全部税收(89720)的27.0%,是全部税种中组织收入最大的税种。2011年全国实现营业税收入13679亿元,占全部税收的15.2%。在营业税中,有174.56亿元属于中央税,占全部营业税的1.3%。地方营业税(13504.44亿元)占全国地方税收(35511亿元)的38%,是地方税的最大税种。东湖高新区2011年税收收入完成85.3亿元,其中:营业税180776万元,占总税收的21.2%;增值税212312万元,占总税收的24.9%。
——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中的地位。武汉市2011年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2865974万元,其中:营业税984134万元,占34.3%;增值税461527万元,占16.1%。东湖高新区2011年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342107万元,其中:营业税90388万元,占26.4%;增值税26539万元,占7.8%。
——在地税组织收入中的地位。分部门看,2011年,东湖高新区国税部门实现税收39.06 亿元,地税部门实现税收47.31 亿元。地税收入中营业税为180776万元,占地税收入的38.2%。
4、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必要性
——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营业税是对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所取得的营业额征税,增值税是对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征税,两者产生了差异。缴纳营业税的企业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那里购买货物或接受劳务供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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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是不能抵扣的,而要按着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所取得的营业额计算交纳营业税,每道流转环节都要交税。增值税是只对增值额那部分征税,这样就比增值税纳税人无形中多交了一些税。这样产生了行业之间的区别化对待。
——营业税的税负重。增值税应纳税额是当期销项税额减去当期进项税额之差,如果一个企业进项税额比较多,比如购买较多的生产资料,那么它的应纳税额就会减少,税负会减轻。虽然表面看起来营业税的税率比较低,但是,每一道环节征的税,下一环节的税款还要计入基数,再次征税,商品每经过一道流转环节就要交纳一次税,税上加税,税滚税,流转环节越多,重复征收越严重,税负越高。一种税率为 5%的商品如果流转 4 次,其税率如滚雪球一样至少加到20%,成为重税。
——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从税制完善性的角度看,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影响了增值税作用的发挥。增值税具有“中性”的优点(即在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并不对经济主体施加“区别对待”的影响,因而客观上有利于引导和鼓励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做大做强),但是要充分发挥增值税的这种中性效应,前提之一就是增值税的税基应尽可能宽广,最好包含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在现行税制中增值税征税范围较狭窄,导致经济运行中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被打断,中性效应便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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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从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将我国大部分第三产业排除在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之外,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且无法抵扣,不可避免地会使企业为避免重复征税而倾向于“小而全”、“大而全”模式,进而扭曲企业在竞争中的生产和投资决策。比如,由于企业外购服务所含营业税无法得到抵扣,企业更愿意自行提供所需服务而非外购服务,导致服务生产内部化,不利于服务业的专业化细和服务外包的发展。
同时,出口适用零税率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由于我国服务业适用营业税,在出口时无法退税,导致服务含税出口。与其他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服务出口由此易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营业税、增值税分治不利于税收征管。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两套税制并行造成了税收征管实践中的一些困境。随着多样化经营和新的经济形式不断出现,税收征管也面临着新的难题。比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捆绑销售的行为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复杂,要准确划分商品和服务各自的比例也越来越难,这给两税的划分标准提出了挑战。再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某些传统商品已经服务化了,商品和服务的区别愈益模糊,二者难以清晰界定,是适用增值税还是营业税的难题也就随之产生。上述分析,可以说明营业税改征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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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国际经验也表明,绝大多数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都是对商品和服务共同征收增值税。在新形势下,逐步将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至全部的商品和服务,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符合国际惯例,是深化我国税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5、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经济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分工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不仅体现为税负减轻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也显示出税制优化对生产方式的引导。相对而言,前者的作用更直观,后者的影响更深远。其效应传导的基本路径是:以消除重复征税为前提,以市场充分竞争为基础,通过深化产业分工与协作,推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应提升。
——在深化产业分工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多环节经营活动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推进现有营业税纳税人之间加深分工协作,也将从制度上使增值税抵扣链条贯穿于各个产业领域,消除目前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在税制上的隔离,促进各类纳税人之间开展分工协作。
——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将现行适用于第三产业的营业税,改为实行增值税,更有利于第三产业随着分工细化而实现规模拓展和质量提升。同时,分工会加快生产和流通的专业化发展,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消除了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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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对投资者而言,将减轻其用于经营性或资本性投入的中间产品和劳务的税收负担,相当于降低投入成本,增加投资者剩余,有利于扩大投资需求;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后,商品和劳务价格中的税额减少,可以相应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和消费需求。
——在改善外贸出口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实现出口退税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延伸,形成出口退税宽化效应,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货物出口也将因外购生产性劳务所含税款可以纳入抵扣范围,形成出口退税深化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拓展货物出口的市场空间。
——在促进社会就业方面,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容纳的就业人群要超过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将对就业岗位的增加产生结构性影响;随着由于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带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将相应带来产出拉动型就业增长。
6、营改增的影响
——营改增的意义:而按照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要求,“营改增”有利于完善税制,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促进三次产业融合;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有利于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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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曾撰文测算,“营改增”全面推开后,将带动GDP增长0.5%左右,第三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将分别提高0.3%和0.2%,高能耗行业增加值占比降低0.4%。
——全国减税影响:虽然长期来看,“营改增”具有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到税收增长的作用,但短期看是有减税效应的,并且“营改增”还是今年乃至“十二五”时期我国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影响最为重大的改革。据测算,“营改增”如在全国全面铺开,预计每年税收净减少1000亿元以上。
二、上海试点情况
1、试点时间:2012年1月1日
2、选择上海率先试点的原因
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愿望强烈、门类齐全
上海财力雄厚:2011年上海全市实现税收收入6828.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完成3429.8亿元,财政收入为4021.9亿元。 上海市主要领导支持
上海国地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上海税务局 准备充分:2009年已启动
3、试点范围:两大类、十个细分行业
交通运输业:陆路运输服务业、水路运输服务业、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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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服务业、管道运输服务业
部分现代服务业:物流辅助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有形动产租赁、签证咨询服务
4、试点效果:
——减税效应明显。上半年,上海 “营改增”试点工作取得了好于预期的阶段性成效,试点企业应纳增值税104.9亿元,整体减税约44.5亿元,减收比例为29.8%:小规模纳税人税负明显下降,大部分一般纳税人税负略有下降,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因进项税额抵扣范围扩大而普遍降低。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15日申报期结束,上海市共有13.5万户企业经确认后纳入试点范围,其中小规模纳税人9万户,一般纳税人4.5万户。
其中: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缴纳应税服务增值税累计为7.2亿元,与按原营业税方法计算的营业税相比,减少税收4.9亿元,降幅为40%,小规模纳税人成为此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一般纳税人申报缴纳应税服务增值税累计为77.3亿元,剔除即征即退企业后,按增值税申报的应纳增值税税额比按原营业税方法计算的营业税税额减少4.2亿元,其中约3万余户企业税负下降,其余近1.5万户企业税负有所上升,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和物流辅助业。也就是说,在上海市13.5万户试点企业中,89.1%的企业在改革后税负得到不同程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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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和延长增值税抵扣链条。实施营改增改革后,通过进一步打通和延长增值税抵扣链条,绝大部分试点企业以此为契机,着力整合业务资源、拓展业务空间、创新服务领域。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营改增从税制上解决了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不少企业主动将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务转为向外部发包,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逐步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
——促进企业经营业态创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共有1.2万户原实行营业税的企业在试点期间新增了试点服务项目,新办试点企业8779户,主要集中在文化创意服务、鉴证咨询服务,以及研发和技术服务等新兴产业领域。
——减税促增长效应显现。伴随着“营改增”试点的深入推进,其结构性减税综合效应也得以充分体现,某公司既采购了上游企业的设备,推动上游企业业务增长,同时对下游企业提供业务服务,因对下游企业也有减税作用,也促进了本公司的业务增长。上海市对1200多户营改增试点企业的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试点企业的设备更新升级意愿逐步增强,如交通运输业的设备采购额同比增长10.8%,物流辅助服务企业的设备采购额增幅高达171.3%。
三、第二批试点推广计划
7月25日,国务院第212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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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湖北省、广东省、厦门市、深圳市等十地。明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
7月3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北京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2‟71号),明确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含宁波市)、安徽省、福建省(含厦门市)、湖北省、广东省(含深圳市)等8个省(直辖市)。
1、新旧税制转换时间
北京为9月1日,江苏、安徽为10月1日,福建、广东为11月1日,天津、浙江、湖北为12月1日。
2、主要内容
税率: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交通运输业适用11%税率,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鉴证咨询服务适用6%税率,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适用17%税率;
税收优惠:试点纳税人原享受的技术转让等营业税减免税政策,试点后调整为增值税免税或即征即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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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一般纳税人抵扣增加: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现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试点纳税人购买增值税应税服务,可抵扣进项税额;
出口零税率:试点纳税人提供的符合条件的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提供的研发和设计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试点纳税人在境外或向境外提供的符合条件的工程勘察勘探等服务,免征增值税;
差额征收方式延续:试点纳税人原适用的营业税差额征税政策,试点期间予以延续;
税收归属: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仍归属试点地区;
征收机关: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由国税局负责征管。
3、试点意义
此次扩大试点范围,是国务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目标任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而做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意义十分重大。已经开始试点的上海市加上即将进行试点的8个省市,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区域,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总量占半壁江山,对全国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此次扩大试点对下一步改革在全国推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些地区的服务业相对发达,改革示范效应明显,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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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湖北省试点改革安排
1、试点开始时间:今年12月1日完成税制转换工作 2012年7月31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北京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2‟71号)明确要求我省自今年12月1日起完成税制转换工作。
2012年8月21日,《湖北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公告》也明确为12月1日完成税制转换工作。
2、试点范围:两大产业、十个细分行业,具体包括: 《湖北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公告》(2012年8月21日)明确我省试点范围为:陆路运输服务业、水路运输服务业、航空运输服务业、管道运输服务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物流辅助服务业、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业和鉴证咨询服务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
3、节点安排:
10月31日以前完成试点行业征管系统的升级、征管干部的培训以及其他相关的准备工作
11月30日以前完成试点企业的模拟空转准备工作 12月1日正式实现新旧税制的转换 2013年实现新税制的正常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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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革影响:
——本省试点改革影响。据省国税局巡视员、武汉市政府参事覃先文预测,实施“营改增”,湖北省将减税约40亿元,其中武汉约减营业税24亿元,减少的税收将转变为企业的利润,成为助推试点行业以及相关行业做大做强、转型升级的“营养”和动力。
据地税局统计,东湖高新区共涉及企业1307户,这些企业2011年共纳营业税27800万元,享受税收减免2041万元。若按年增长20%计算,2012年这些企业约纳营业税3.34亿元,2013年约应纳营业税4.00亿元。若比照上海试点企业减收29.8%的幅度计算,2013年高新区试点企业约减税1.19亿元。
——外省试点改革影响。高新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试点地区取得的新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纳入抵扣而增加抵扣,也会造成减收,并且会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的扩大而影响增加。如因天然气管道运输费进项抵扣率由7%提高到11%,中石油华中天然气销售公司2012年预计运费进项税额增加约7000万元。
五、后续改革
将营业税税目全部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 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 整合税务机关 重构分税制财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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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一文读懂棚改(推荐)
一文读懂棚改
本文纲要
第一部分 一波三折的棚改传闻与波澜 第二部分 快速理解什么是“棚改” 第三部分 棚改与央行货币政策
第一部分 一波三折的棚改传闻与波澜
一、近期新闻回顾
这几天,棚改相关的媒体报道、业内传闻和各路小道消息均不绝于耳。6月25日,一则关于国开行“棚改贷款审批权收回总行,全国一刀切暂停棚改”的传闻惊动了整个市场。
当日晚间,国开行新闻办公室回应称,今年以来,开发银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棚改政策,在国务院相关部委指导下,配合地方政府依法合规开展棚改融资工作。
6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称国开行分支行暂停棚改项目审批,且审批权限上收总行属实。此次棚改项目审批暂停,或与财政系统整治地方政府负债有关。不排除相关部门在调研后,将地方政府的棚改项目融资视为隐性债务,需控制其总量。
6月26日稍晚,证券时报称国开行内部近日正在重新全面梳理授信白名单,强化业务风险管理,受此影响,不少尚未审批通过的新增项目被暂停,但已获批的存量项目仍在继续执行中。国开行此次并非针对棚改项目。目前,新棚改项目基本暂停审批,但已经在放款的存量项目还会正常发放。
6月27日即今天,澎湃新闻上午还发布了一篇有关“海通证券邀请国开行相关领导参与电话会议”的报道。其中提到了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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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的上收主要是处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国开行分行在审批时违规现象严重,总行担心后期的风险隐患;二是棚改的货币化推高了房价,中央对棚改有一定的看法。
现阶段处在停摆状态,下一步怎么走在等高层的下一步决策。其个人感觉不会特别严重,此后对棚改的政策肯定会收紧些,但不太可能一刀切直接暂停,这样后果不太可控。
此后货币化安置的比例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和地方债务问题相关。
不过就在下午,就有媒体发布报道澄清此事。据中新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 王恩博),针对“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收紧棚户区改造融资”等市场传闻,国开行27日发布澄清声明称,从未授权任何人员代表该行发表相关言论。
国开行在声明中强调,经核实,国家开发银行从未授权任何人员参加该电话会议并代表该行发表言论,有关言论不代表国家开发银行。
目前,澎湃新闻已经删除了上午关于电话会议的报道。
虽然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说法再出现。不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何这个国开行棚改贷款的传言,引发了如此大面积的关注,而且对于市场造成了可观的冲击。
二、政策调整原因猜想
虽然今天,国开行27日发布澄清声明称“未授权任何人员参加该电话会议并代表该行发表言论,有关言论不代表国家开发银行。”
不过其实这个电话会议报道的信息,其实也正是多方推测的近期政策调整的原因。
1、三四线城市房产价格非理性暴涨归因于棚改货币化安置
自2005年至今,棚改已在中国实施12年之久。作为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民生战略,棚改确实为困难群众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居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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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来,为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商品房积压问题,中央提出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方案,期冀在解决居住问题的同时,顺带解决掉部分商品房库存积压。于是国务院、财政部、住建部等出台了若干政策鼓励棚改货币化补偿。主要包括如下政策: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提出:积极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各省要摸清存量商品住房库存,制定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指导意见和安置目标。
《关于进一步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的通知》(建保〔2015〕125号)明确:落实棚改货币化安置目标和项目,按照原则上不低于50%的比例确定本地区棚改货币化安置目标。
《关于进一步做好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财综 [2016]11号)提出: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化解库存商品住房。
棚改货币化安置完全契合了地方政府偏好,通过货币化安置既能很好地解决了商品房库存问题,同时也能拉动本地房产价格上升,很多三四线城市货币化安置率高达90%以上。所谓的货币化安置,其实很多地方的货币化安置是给拆迁户“房票”,而这个“房票”不能够直接兑换成现金,而是只能到开发商那里兑换成房子,只有开发商才能拿“房票”找政府兑现成现金,拆迁户不是按需买房,而是按房票的多少买房。
于是,随着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推进,三四线房价出现非理性上涨,即使是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房价也在快速上涨。
2、PSL使用有限
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抵押补充贷款,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名义上是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一种抵押贷款,实际上是央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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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业银行提供基建、民生领域的长期限、低成本资金支持。其成本相当低,有时甚至不足1%。
为解决国开行棚改的资金难题,央行通过PSL工具向国开行贷款,国开行借到钱后,再通过棚改贷款向棚改主体贷款,棚改主体通过货币化安置向拆迁户发放补偿款,地方政府拆迁卖地支付款项,棚改主体偿还国开行贷款,国开行偿还央行贷款。整体是这样的一个资金闭环。
未来三年,还有1500万套棚户区改造目标任务,棚改资金需求约7.5万亿,PSL同时作为基础货币政策工具,海量投放将会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供给,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灵活性。
3、棚改贷款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地方政府化债背道而驰
当前,棚户区改造主要采取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在该模式下,虽然举债主体不是地方政府,不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但是却会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其实,财政部很早就认识到上述问题,在财预〔2017〕87号文中,就已经将工程、服务工程打包等作为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但其中将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的棚改和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例外。
另外,2018年3月下发的财预〔2018〕28号文《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政策开宗明义提出棚改专项债出台目的:规范棚户区改造融资行为,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对比土储专项债、收费公路专项债政策,出台目的都没有提及“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一目的。
但棚改专项债没有明确堵死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模式。专项债实施力度也远小于土储及收费公路、土储专项债均明确排除了其他聚焦债务的形式:“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举借债务采取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方式”。收费公路专项债明确“地方政府为政府收费公路发展举借债务采取发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方式”,但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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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正式稿删除了原征求意见稿中的“地方政府为棚户区改造举借政府债务采取发行棚改专项债券方式”。且棚改专项债通篇都是“采取自愿试点”方式。
4、政府购买棚改服务面临的调整
2016年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财综 [2016]11号),通知明确,对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建设用地,按规定实行划拨方式供应的,除依法支付征地补偿和拆迁补偿费用以外,免缴土地出让收入。2016年新开工棚户区改造项目,由政府主导运作的,要按照规定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一律不得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举借政府债务。
目前,实际上而言,政府购买服务是主要渠道,这也是87号文的例外。但是目前,该渠道面临地方政府不顾自身财政支出能力采购棚改政府服务,构成“隐性负债”棚改购买服务的问题。如此一来,该渠道势必将面临收缩的趋势。
此前,在今年5月,财政部青岛专员办也在一篇报告中明确:
“棚改业务的融资存在多种方式,多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部分政府购买服务协议内容存在只标注购买服务总金额,却不对应具体棚改项目的情况。实际操作中,政策性开发银行要求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必须列入当全国棚改计划,而其他类金融机构则要求不一,容易造成政府债务的剧增。……在2020年棚改计划完成后,重新评估棚改任务量,多采用新增棚改专项债或置换的方式融资,量入为出,严格管控和压缩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的融资模式,并使其逐步纳入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接受监督。”
近期有传闻有地区要求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的期限需要限定在三年以内,这个在财政部最新修订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就有所体现,改办法明确所有政府购买服务都需要满足中期财政预算约束,并没有给棚改例外,87号文也不满足总体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例外情形(因为87号文只是规范性文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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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有一种传闻是后续监管部门将要求发过棚改专项债的将不允许开展政府购买服务。
三、结果猜想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违背这一法则的行为都是在耍流氓,棚改也不例外。试想一下,中央层面怎么能容忍三四线房价非理性暴涨呢?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2018年乃至未来三年主要目标,PPP模式因政府融资担保问题已反复被虐多遍,现在就只剩下棚户区改造这一领域,棚改专项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年新增政府债券额度2.18万亿中专项债券为1.35万亿,远高于一般债券新增额度,意在“开前门、堵后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
去杠杆大背景下,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该是首选,而且当前处于多事之秋,中美贸易战、实体企业低迷、消费增速下降,央行需要更多、更精准的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定向宽松政策,而棚改PSL影响了央行这一货币政策目标。
不排除,国开行调整棚改信贷政策,有可能是有关高层进行窗口指导的结果。
不排除,住建部、财政部等部门后续会调整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如安置方式。
由此看来,棚户区改造,是到了该调整一下业务模式的时候了。
第二部分 快速理解什么是“棚改”
一、什么是棚户区改造?
1、棚改的定义
“棚户区”这一名词“起源”于辽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棚户区的居住条件长期没有改善,房屋结构简陋,缺乏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居民生活不便。“棚户区改造”这一概念,则首先出自时任辽宁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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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因其更多的是政策性项目,相关定义也是根据多年的实践活动归纳总结出来的,多见于政策文件当中。
根据《关于做好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建保[2010]58号)、《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及《关于棚户区改造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01号)规定:
“棚户区是指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密度较大、房屋使用年限较长、使用功能不全、基础设施简陋的区域;具体包括城市棚户区、国有工矿(含煤矿)棚户区、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危旧房、国有垦区危房”;
棚户区改造范围包括居民安置住房筹建(新建、购买、货币补偿等)工程和原居民住房改建(扩建、翻建)工程,其他工程不纳入(即不含工业厂区、商业设施建设的拆迁等)。
2、棚改的范围
棚户区改造范围是逐步扩充的,由最初的煤矿棚户区,扩展到城市棚户区和铁路、钢铁等行业棚户区以及国有林区、国有垦区,由最初的成片棚户区,向非成片棚户区、城市危旧住房拓展,将棚户区改造与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结合在一起。
棚户区改造范围增加的领域及政策依据如下: 一是城市棚户区(危旧房)。
《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规定,“十二五”期间,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范围内的居民安置住房筹建(新建、购买、货币补偿等)工程和原居民住房改建(扩建、翻建)工程,统一纳入国家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计划,其他工程不纳入规划计划。
二是2011年延伸到建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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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1]1号)规定,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把建制镇纳入住房保障工作范围。
三是2013年延伸至城中村改造。
《关于做好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的通知》(建保[2013]52号)进一步明确将部分城中村(城边村、城郊村)改造项目也纳入了棚户区改造范围。
四是2015年延伸至城市危房改造。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把城市危房改造纳入棚改政策范围。
3、棚改的安置方式
按照安置方式的不同,棚改可以分为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其中实物安置,包括异地安置和原地安置,货币化安置包括居民购买、国家购置、货币补偿这三种形式,居民购买是指政府引导开发商将普通商品房转为安置房,让居民自行购买,国家购置是指政府购买商品房转卖给棚改户,货币补偿是指政府直接给予棚改户以货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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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棚改基本以实物安置为主,而实物安置又分为原地安置和异地安置,力度也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2008年以来,棚改逐渐从实物化安置转向货币化安置。
二、棚改政策的发展阶段
自2005年辽宁省探索棚户区改造以来,我国棚户区改造已实施12年之久。从现在回过头来看,棚改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起步和探索阶段(2005-2007年)
2005年,辽宁省率先探索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完成5万平方米以上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任务。当年建设部印发《关于推进东北地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住房[2005]178号),提出因地制宜,多种方式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大基础设施配套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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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提出加快集中成片棚户区改造,对棚户区改造、旧住宅区政治一律免收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棚户区改造进入起步和探索阶段。
2、大力推广阶段(2008-2012年)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出台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其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全面启动。
2009年,住建部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09]295号),提出棚户区改造实行实物安置与货币补偿相结合,加大税费政策支持力度。
2009年年底,国务院在山西大同召开全国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会议。
2010年,《关于中央投资支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保[2015]56号)出台。
2012年9月,当时的副总理在全国资源型城市与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独立工矿区转型,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三位一体”推进,着力破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难题,带动内需扩大和就业增加,走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2年12月,《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将铁路、钢铁、有色金属、黄金等行业棚户区纳入棚改政策支持范围。
3、加速落地阶段(2013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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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今后5 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1000 万户,棚改力度持续加大。同年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提出扩大棚改范围,将非集中连片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统一纳入城市棚改范围,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该文件被认为是棚户区改造工程加速的标志。
2014年国开行专门成立金融事业部办理棚改相关贷款业务,央行则创设抵押补充贷款(PSL)这一货币政策工具为棚改提供长期低利率的资金支持。就是在2014年这一年,PSL的问世,与MLF/SLF等定向调整工具一起,成为了央行创造性货币调节工具。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36号),要求重点安排资源枯竭型城市、独立工矿区和三线企业集中地区棚户区改造。
2015年提出三年棚改计划,即2015-2017年完成1800万套棚改任务,并积极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包括发放购房券、政府购买存量商品房安置、一次性货币补偿等,2017年我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609万套,完成投资1.84万亿,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高达60%。
2016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完善支持居民住房合理消费的税收、信贷政策,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
2017年再次提出第二个三年计划,即2018-2020年再改造棚户区1500万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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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棚改的资金来源
棚改项目的融资方式包括政策性银行贷款、项目收益债/企业债、政府购买服务和棚改专项债等。
根据《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36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等文件的规定,棚户区改造的资金来源包括:
1、财政资金
棚改依托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统筹,可以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土地出让收入等渠道中,安排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支出。各地区除上述资金渠道外,还可以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适当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有条件的市、县可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给予贷款贴息。
2、政策银行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住宅金融事业部,重点支持棚户区改造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开发银行可以通过专项过桥贷款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主体提供过渡性资金安排。
3、银行信贷
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积极支持符合信贷条件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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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收益债、棚改专项债等社会资本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根据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安排,通过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参股、委托代建等多种方式参与棚户区改造。推进债券创新,支持承担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企业发行债券,优化棚户区改造债券品种方案设计,研究推出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债券;与开发性金融政策相衔接,扩大“债贷组合”用于棚户区改造范围;适当放宽企业债券发行条件,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债用于棚户区改造。通过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和运营棚户区改造项目。
最近首单棚改专项债于6月20日在天津落地,该专项债通过天津市省财政局招标发行,金额共计15亿元,期限五年。
第三部分 棚改与央行货币政策
一、为何PSL和棚改息息相关?
抵押补充贷款(PSL,PledgedSupplementary Lending的缩写),PSL作为一种新的储备政策工具,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抵押资产从央行获得融资的利率,引导中期利率。
PSL发放对象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主要用于支持三家银行发放棚改贷款、重大水利工程贷款、人民币“走出去”项目贷款等。就实际体量来看,其中以棚改贷款为绝对主力,主要是从政府信用和融资需求来看,尤其是货币化安置的棚改项目操作简单,政府信用以确定性的合同法律义务进行绑定,所以具备短期大规模风险可控情况下进行操作!
棚改的参与方包含了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在资金来源上还包括了政策银行PSL、以及商业银行贷款等。以下为货币化安置为例,其中“资金闭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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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性质的“货币政策”
抵押补充贷款的合同期限为一年,可以展期,展期金额和展期次数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贷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但并没有对市场公开。
从设立初衷和使用途径看,PSL的作用以支持特定产业发展为主,影响中期政策利率为辅。
1)透明度,该工具并没有明确公开规则。
2)政策对象:只有政策性银行获得该流动性工具。
3)政策目标:打造中期政策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兼具定向信贷投放条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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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补充贷款(PSL)反映了央行希望同时完成保增长和调结构两项任务。但是,货币政策不应该是否应该过多承担结构调整的任务?原本而言即便要做,结构调整的任务应该主要由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承担。
货币政策是总量工具。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措施,央行可以控制货币供给的闸门,至于货币最后流入哪个沟渠,一般情况下是不应由央行控制的。定向再贷款等货币政策措施到底能否在适度放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所以PSL是否应该作为央行货币政策选择工具仍值得商榷,央行是否应该过度干预微观层面货币流向及利率?商业银行的定位在风险定价,资金微观流向;央行定位在宏观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数量或短期货币价格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PSL恰恰是混淆商业银行和央行定位的工具,由央行直接指定便宜资金流向特定领域。
三家银行的改革方案实质则是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买单新途径。传统来讲,为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政府一般忌讳直接由央行为财政政策买单(比如大规模购买国债)。但央行通过向政策性银行注入流动性,政策性银行又隐含政府担保特征,实施类似政府意志的扩张意图。这是一个相对而言各方可以接受的扩张方式。
三、PSL在基础货币投放体量
实际上PSL就是相对稳定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过去三年3.1万亿的余额基础货币投放通过这个渠道,成为央行过去4年来仅次于MLF的第二大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5次降准所释放的基础货币基本相当。但PSL的信息披露非常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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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透明,因此一直以来PSL作为央行的放水的暗渠。成为货币和宏观研究学者么用来解释短期市场流动性无法解释的部分。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和MLF(约4.8万亿)一起体现在央行资产端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
根据公开报道的数据,国开行棚户区改造发放的贷款2012、2013、2014、2015分别为778亿、1060亿、4086亿和7509亿。最近的2018年6月1日,央行公布5月份对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农发行净增加PSL共801亿元,5月末PSL余额为3.12万亿元。
此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室主任徐奇渊的测算:2018年1季度,PSL余额的增量是3038亿,比2017年同期的1632亿几乎增长了一倍。结合昨日国开行官方给出的数据,可以估算出2018年2季度PSL增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几乎为0,与一季度翻一番的数据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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