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何去何从
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何去何从？
日前，浙商总会280多名理事在杭州召开经济形势研判会。会上，浙商总会会长、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会上提议浙商给自己定下四条纪律——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不行贿”排在了浙商“军规”的第一条，背后则是企业家们对纯洁政商关系的殷殷期盼。
一段时间以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负面消息不断引发人们思考，政商关系究竟该何去何从？总书记曾说过，“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怎样让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既不“勾肩搭背”又不“背对背”？如何构建新型的良性政商关系以适应经济新常态？
剥除裹挟的利益，让政商关系返璞归真
过去，政商关系曾被简单化解读，往往有一些企业家把官员等同于政府。正是这种错误思维的引导，客观上造成了政商关系的“人格化”。由于每个官员有自己独特的利益需求和行为偏好，在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人格化的“政”势必会缺乏约束，形成对“商”的某种利益侵害，抑或在不法商人的诱惑下与“商”同谋，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
因此，有一些商人靠关系、钻营起家，游走在风险与暴利之间，赚得盆满钵满、左右逢源。然而，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即使能风光一时，终究难逃“一拍两散”的结局。
从十八大以来披露的腐败案件来看，不论是刘志军庇护下的丁书苗，还是刘铁男腐败案中的“裙带商人”；不论是发改委价格司的腐败窝案，还是山西的“塌方式腐败”，那些与涉事官员“不分彼此”的商人下场有目共睹。
相互疏远既不现实，又做不到；而走得太近，则又可能滋生诸多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问题。政商关系真的这么复杂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政商关系之所以让人觉得复杂，就是因为它可能会裹挟着一些利益输送的问题，这一面可能有官员索贿，另外一面可能是一些不法商人主动行贿。
“说到底，政商关系就是类似于裁判和球员的关系，双方要明确自己的职责，不能混为一体，应该有底线、有距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表示。
撇开官员与企业家的自我修养和个人品德因素不谈，政商关系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厘清政与商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官员时刻保持清醒的权责意识，找准服务企业的角色定位；商人始终恪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坚守诚实守信的价值理念，二者之间真正建立起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政商关系才能化繁为简，营造出公正透明、互利共赢的发展环境。
适应新常态，“官”“商”理念需除旧立新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构建新的政商关系，中国新的政治生态显得对中国经济来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重要。”
他认为，一个国家真正具有创新能力，要使得企业家能够全心全意地专注于创新，而不用分心在这方面拉关系，那方面进行贿赂，才能使得整个企业和国家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
伴随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政府简政放权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步步推进，新的形势为政企实现良性互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员干部身处与企业打交道的一线，应重塑从政伦理。在纷繁的物质利益面前，官员要做“谦谦君子”，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和廉政意识养成。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冷静对待手中的权力和人情往来，从而把握住“工作联系等距离，服务企业零距离，私人交往远距离”的分寸，政商交往才能坦荡荡。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为健康政商关系提供了参照坐标。要持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下放和减少行政审批。政府的行为不越界，企业的创造力就能充分释放，人为因素造成的暗箱操作等不公现象日渐消弭，市场主体的活力就会被激活。对企业而言，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自主创新上。从“赚钱凭关系”到“赚钱靠本事”，从“赚钱找政府”到“赚钱拼市场”，企业需跳出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固有模式，依靠技术、产品、管理、商业模式的创新，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这才是壮大实力的必由道路。
由此可见，唯有“官”“商”共同转变理念，恪守法纪底线，遵循公正标尺，才能为政商关系的新模式奠定基础，真正斩断官员和商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链条，塑造官商交往“平淡如水”“相敬如宾”的新常态。
为政商新模式护航，砌筑制度“防火墙”
在树立正向倡导的同时，防范个别官商铤而走险，还需时刻启动制度“防火墙”，对冒头的不良迹象及时“消毒”。因此，通过完善权力配置及其运行监督机制，修复漏洞，便成了重塑良性政商关系的题中之义。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朱淑枝认为，既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的自律行为，搞唯道德论，也不能仅靠有问题才惩治的方式来治理，而是需要建构一套常态化的机制，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频出重拳，摘掉“红顶黑顶”中介，严惩“勾肩搭背”：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和社团的违规兼职，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培训项目，规范领导亲属经商办企业„„此外，政府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企业也有一张“负面清单”，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种种努力，给官商两方架起法纪高压线、筑起制度“防火墙”。
严格执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等管理方式，重视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对那些与党纪国法逆向而行的不法商人和贪腐官员零容忍，让“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商”的经营在合规中运作，能合能分、权力有边界、运行透明的新型政商关系才会成为现实。
既要警惕官商之间“过从甚密”，更要健全官员正常联系企业机制，防止官员与企业的关系从过去的“勾肩搭背”演变成为“背对着背”。
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谢维华建议，要畅通官商正常交往的途径，让官员摒弃廉洁自律不自信的意识，把正当的官商交往放到桌面上来，既让官员能够及时了解企业所需、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又能避免企业千方百计抱官员“大腿”满足自我发展之需。
如果说“永不行贿”是企业家应有的商道精神，那么“永不受贿”则是政府官员必守的政治伦理，也是制度设计的价值指向。利益从来不是政商关系的润滑剂，纯洁的政商关系、健康的市场环境，才是激发活力、赢得未来的根本。政商可以“近”但不能“粘”，而这个界就是党纪和国法。
第二篇：新型政商关系
习近平用“亲”“清”二字密切新型政商关系
“两会”伊始，总书记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了联组讨论，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重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个没有变”，要求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再用“亲”“清”两字阐明新型政商关系，这些重要论述鲜明表达了我们党的大政方针，提振了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信心。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于国企、民企关系问题有些不太准确的认识，有人以“国进民退”为名抨击国企改革，有人以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时困难为借口鼓吹“全面私有化”。而事实的发展证明，“两个毫不动摇”是宪法原则，没有变也不会变，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我们引领新常态、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方面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市场经济进程中“一个都含糊不得”。当前，针对民营企业发展中经历的“寻租”以及歧视性待遇，有必要正本清源、优化发展环境，用“亲”“清”二字阐明新型政商关系，重塑法治经济必需的规则与伦理。
“亲”就是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一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个别领导干部推诿卸责，为了避嫌干脆绕着问题走，对民企发展中的信贷压力、税费负担视而不见，不愿意出手相助。“亲”字强调的正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国企、民企都是亲生的，法定的公权力对企业的职责必须真诚对待、严肃履行。
“清”就是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以往，有官员勾连企业主并非为了改善营商环境、助力经营发展，而是瞄准了“钱袋子”，用手中的审批权“寻租”“揩油”谋私利。“铁八条”高压之下，徒增企业负担的吃拿卡要少见了，破坏公平竞争的私相授受收敛了，但仍然离不开久久为功，将清廉内化在干部与企业家日常交往的方方面面。
理想中法治化的政商关系，既不是勾肩搭背、狼狈为奸，也不是敌视对立、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合理的监督机制下“相敬如宾”，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坦坦荡荡在桌面上讨论问题、解决困难。摒除庸俗的政商关系论，砸碎腐败的利益共同体，官员落马与企业败局才能真正消亡，中国经济也才会在凤凰涅槃的自我矫正与修复中，迎来浩荡的改革东风，平顺地向前行进。
第三篇：中国政商关系
马云5月8日就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演讲时表示，企业家应妥善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并坚持“四不”原则（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同时，马云认为企业家的道德、价值观、社会责任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这显示中国政商关系仍有待进一步规范治理。
中国“政商关系”主要表现为政商结合或联盟的特征，政商结合显示民营企业家既是政治菁英也是经济菁英的双重角色，形成一种“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资本主义”。金钱和权力的“联姻”结果，导致政企不分、干扰政府行政职能的正常行使，也影响企业自主权的行使。党政干部兼职企业导致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的管理者和市场主体趋于一体化。政府官员兼公司领导的双重身份，使其既可凭借政府领导的权力为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源，也可借公司领导的身份逃避法律和政策对官员的监管。
另一种政商关系类型则是经济菁英与政治菁英的利益联盟关系。许多私营企业主宁可选择“与党政领导人搞好关系”，建立紧密的政治接触关系，试图获得政治合同、公共工程，或规避政府部门的摊派与刁难。这源于民营企业家拥有较多经济资本，但却较欠缺体制性的政治资本，亟需政治后援。企业家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建构“体制化关系网络”，并通过与地方官员建立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影响政策形成。这种社会网络是以地方官员为中心，正是企业成功经营的重要前提。有时企业家正是透过私人带有隐蔽性的接触互动，发挥比制度性政治参与或抗议、游说更为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
地方政府一直控制着地方经济运行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项目审批权、土地、财政资金、信贷担保及政策环境等，这些因素皆影响民营企业成长。当民营企业取代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时，地方官员的晋升及财税皆高度依赖于民营企业发展。地方官员由计划体制下的“计划执行者”，在改革开放时期摇身一变为“政治企业家”。这种政企合作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双赢”的利益交换关系。地方官员提供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和资源，企业则提供地方官员所需的政绩及财政税收，甚至寻租及贪腐机会。
相对而言，大企业比中小企业更有机会与地方官员接触及建立丰沛政商关系，其取得融资贷款机会、数额较大及期限较长；企业主运用共生合作关系，规避政府法规。政商关系有时可被视为民企非正式的自我保护机制，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发挥了替代法律制度为公司发展提供产权保护的作用，诸如减少地方政府乱收费及乱摊派，防范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及规避政府行政壁垒和所有制歧视。
这种政商关系透过权力与金钱结合，形成官商一体的“红顶商人”或“红顶公司”，积极建立权势及与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个人的特殊关系，借此寻求政治代言人与个人保护伞，利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干部以获取经济特权等，大量存在民营企业家直接担任党政公职的“红顶商人”、“企业家公务员”和“政商两栖”现象的争论与异议。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过程中，企业利益往往为干部及企业家共同侵吞，非常明显充斥着“干部资本主义”或“干部经济”发展的特色。
当民营企业主势力强大，就会出现统治集团“迎合”企业主的情况，通过政治安排满足其对政治地位的追求，因此作为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挑战中共的党国体系。有些表面上与国家、地方政府脱钩的私营企业，实际上仍与干部存在千丝万缕般的紧密利益共同体关系，原有传统体制的权力主导群体，作为改革的推行者，在新制度中依然占据优势地位，常利用其公共权力及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影响社会经济，通过与有关部门领导的政治接触获致经济特权。
就此而论，民营企业家难以真正成为反对官僚体系的主体力量，其因在于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私营企业主的力量，来保障地方税收及就业；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家被纳入地方政府的控制体系，并从中获得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各种保护，所谓“政府企业”或“企业政府”即意味着紧密的政商关系。准此观之，短期内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政商关系中势将难以消除。
作者是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第四篇：新常态下的
新常态下的“坚守”
大德小学 李锦花
遥远的西北大漠，有一种胡杨的树种，它们生而三千年不死，死而三千年不倒，倒而三千年不朽，这沙漠里健壮而睿智的勇士，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坚守一词的深刻内涵。虽然我不可能是倔强的生长在沙漠中的胡杨,但我愿做那棵扎根于乡村英语教学试验田边的胡杨,任时光荏苒,任四季的变换,我始终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的爱, 坚守着乡村英语教学的希望和喜悦。
坚守是热爱。刚开始，我常常为自己不知道怎样为小学生上好英语课而茫然。但是我对英语的那份执着的爱告诉我要永不言弃。在教学中我常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失败浇不灭我对英语教学那如火如荼的热情。在这样执着的支撑下，我昂首行踏进英语教学的珪步之中，在英语教学这块沃土上我默默地耕耘着。
坚守是进步。我是一位普通的乡村英语教师，要让孩子们学好英语，算的上比登天还难哪。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英语教师，神圣职责是什么呢？经过我不眠的深思，向有经验教师的请教，拉一些对英语不感兴趣的孩子促膝长谈，拜访一些家长和他们交换意见。我明白了，明白了要教好英语，首先要让他们爱上英语、喜欢英语。啊。。我知道了，知道了！学生喜欢什么就不会厌烦什么。真是“山穷水复凝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为此，每节课前我会认真研究、吃透教材，通读、精读课文，较好地掌握教材的全部内容，明确这节课的教学目标，精心设计课型、流程、方法等。在教学过程中我深知英语课中口语是老师与学生交流的主要方式，作为英语老师的我很注重加强英语口语在课堂中的运用，给学生创设愉悦的英语课堂氛围；在课堂上对于学生的表现我会给予肯定和鼓励，从而使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爱，感受到我始终保持的微笑，并且和学生多交流，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喜欢我的课堂。
坚守是希望。我刚接手的班是五年级，班上有一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赵嘉欣。她性格外向，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可是，她上四年级的时候，她生病了。有一个多月没有来上课，她落下了很多的课程，我暗暗地担心和着急。我不能把我的担心表现出来。上课的时候。我特意让她来回答她能够回答的问题，每次答完问题，我都会笑着对她说“你真棒”。一次，她的妈妈对我说；“李老师，今天我女儿回家特别的高兴在沙发上蹦来蹦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李老师说我特别棒）”！后来，她深深的爱上了英语。
我作为新常态下的英语老师，我明白应该突破常规，寻求新的教学模式，敢于真正的把课堂还给学生，实现老师作为教学的主导，学生作为主体的开放式课堂。新常态下的教育，不应该是强迫，而是引导；不是灌输，而是浸润；不是施压，而是影响；不是改造，而是改变。新常态下的教育，当以人为本，遵从人性，尊重孩子的生命个性，解放孩子的身心，给他自由发展的空间，鼓励他们不断尝试、直面挫折。只有把课堂真正的还给学生，才能更好的发掘他们的个性。
在我的心中有一个诺言——那便是“坚守”；在我的手中有一粒金色的种子——那便是实践；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个目标——那便是成功。我要用我的双手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渴求知识的种子，我要用我的勤奋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热爱英语的种子……也在我的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我要用心守望着这份希望,更要用爱呵护着这份希望，默默地看着她破土、发芽，看着她开花、结果，我坚信幼苗终会长成参天大树。
此时，我要大声的对大家说：守望着自己爱着的田地，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谢谢大家！
锦花老师，你好！你的演讲稿，主题新。内容实在，我在你原文的基础上把一些词句删减了些和补充了一些词句。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请见谅。
第五篇：新常态下文化建设
新常态下文化建设
今年11月9日，总书记在APEC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重要演讲，主题是“谋求持续发展，共筑亚太梦想”。总书记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而这个引人注目的“新常态”的提法及其主要特点，值得我们文化建设认真研究并积极适应。相对于作为基础的经济建设者而言，文化建设属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就是说，经济建设的诉求与追求，往往会渗透在文化建设的理念与举措中，也会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方法与步骤。比如我们一度就笃信人均GDP的大幅增长将大力拉动文化消费，而未能细察这个“增长”的结构构成及其消费取向;比如我们一度也认为文化设施就应建得“有文化”，只是不少为显“政绩”的设施把“显豪华”当成了“有文化”;比如我们一度还认为“大歌舞”能够壮势“大繁荣”，于是不管大庆典、小庆贺都弄得花团锦簇、“群星灿烂”并滋生出“文化包工头”„„虽然那些“文化的虚火”被明令禁止而紧急刹车，但文化建设要真正回归“润物无声”“攻心为上”的功能，还需要“志存高远”“坚守理想”，还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也还需要努力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格局，要有积极适应新常态的大智慧。
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第一要再度审视文化建设的本质和功能。近读总书记所著《之江新语》，我们看到他10年前就发表过两篇关于文化建设的精辟之论。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他写道:“一位哲学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文化育和谐》一文中他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文化育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然要求”。正是因为深彻洞悉文化的本质和功能，总书记不久前在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就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其本质而言要以“弘扬中国精神为担当”，就其功能而言要以“凝聚中国力量”为使命。这是我们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的重中之重。
第二，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真切领略文化建设的方法和追求。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而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常态;与之紧密关联的“新常态”，是反映当前“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是表现当前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这也就是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的“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事实上，文化建设的方法和追求，其根本规律和基本特征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生活为源，强调的是生活决定文化建设的内容，也决定文化建设的取向;比生活更高，正如总书记所要求的，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第三，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努力把握经济新常态的理念和举措。简言之，我们需要把握的理念一是着力于“质的提升”而非“量的泛漫”，二是着眼于“结构优化”而非“同质繁衍”，三是着手于“创新驱动”而非“要素驱动”，四是着意于“多元动力”而非“单一取向”。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有许多就是针对“质的提升”而言。他所说的“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些方面。因此，着力于“质的提升”就要改变“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改变“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建设只有努力把握经济新常态才有可能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才有可能逐步确立自身的新常态，才有可能在“高原”上崛起“高峰”，在“春季”里鼓荡“清风”。着力于“质的提升”是文化建设新常态的根基。
关于着眼于“结构优化”，是目前在文化建设许多层面上都应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调整的重要举措。在整体层面上，主要是着眼于科技进步给文化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科技使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进入生活，扩大了文化的覆盖面并增强了其渗透力。另一方面是这一进程中用户角色的重大转变，也即“用户创造内容”现象的发生，我们将为这种蕴含能动创造的文化体验去进行文化创造。结构优化，还体现在各文化业态建设的具体层面。以传统舞台演艺业态而言，当我们初步完成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一是实现其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即真正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二是在市场主体“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实现“以资本为纽带的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企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我们要为文艺院团这一“市场主体”搭建运营平台，全面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如目前“保利院线”和“中演院线”的所作所为。
关于着手于“创新驱动”，可以说也是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的个中要义。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与资金、技术、信息人员流动达到高水平的亚太市场密切关联，而且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同步进行。城镇化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推动我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必然主导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言的，这在文化建设的新常态中更应得到高度重视。如果说，我们既往的“继承创新”较多关注“要素驱动”，那么“创新驱动”则呼唤着文化建设的“集成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理念的平移，文化建设的“集成创新”一要有自主意识，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要服从主体解决文化发展问题的需要;二要有跨界意识，要全面开放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视域，以实现主体选择的最优化;三要有协同意识，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优势、开放建构、转型升级;四要有贯通意识，要将各创新要素与内容有机整合，生成一个具有独特品格的有机整体。
关于着意于“多元动力”，就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而言，特别鲜明地体现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中。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确定的文化建设目标之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有三个要点:一是要建立“体系构建”的协调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二是要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三是要整合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与之相关，还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培育文化非盈利性组织。这里的“社会化发展”，其实是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自我表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是我们文化建设新常态要培育的“多元动力”。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设施建设、项目组织、活动开展方面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着意于“多元动力”作为适应新常态的举措，要特别在“引导群体心理”上下功夫。作为国家文化部的“文化创新工程”项目，我们最近验收了云南省保山市腾冲的“文化惠民示范村建设”和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的“主题社区建设”，关注到二者在群体心理引导方面有共通之处:即一是讲和谐，使人心不争;二是讲凝聚，使人心不散;三是讲陶冶，使人心不俗。面对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新常态，文化建设要有积极适应新常态的文化自觉，以使我们能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能更好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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