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分析

第一篇：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分析

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及治理思路

——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状况的实践观察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在我国，称这些农村来到城市务工的人群为“农民工”。他们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现象，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许多农民工在其工作稳定之后，便把子女接到身边。因而，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便不断增多，他们的教育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鉴于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中城市是农民工聚集的区域, 因而这些地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分析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现状、存在问题，并简要探讨其成因。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为了确保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指出，要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和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合法权益的政策，使得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在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率、随迁子女城市教育体系发展以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规模化、专业化、安全保障等方面都有了长远的进步。然而，由于受现行城乡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的制约，许多进城农民工子女仍然被排斥在城市义务教育体系之外，义务教育资源机会不均等，失学率、辍学率高，学业失败突出，社会歧视，心理压力大等现象仍然是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依然严峻。北京有30多万农民工子女，由于入学读书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已经成为首都北京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调查中我们发现，北京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公平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依旧困难，入学机会不平等。

因户籍制度和城镇公办学校资源的限制，随迁子女完全就读于公办学校仍存在较大的难度。在调研过程中证实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办学校学位数量确实有限，不能满足所有随迁子女的入学要求。二是获得有限公办学校学位的门槛高。“虽然借读费、择校费已被严令禁止，但“自愿捐资助学”等替代形式却悄然升起，这让很多随迁子女只能“望门兴叹”上一代人的弱势在弱小的下一代人身上继续在延续，“起跑线”依然难见真正的公平”①。三是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手续非常繁琐。来京务工农民的子女，要想到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必须首先由他们的家长或监护人出具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务工就业证、户口簿等证明、证件，向暂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对符合就读条件的来京务工农民的适龄子女，开具标注“农民子女”字样的“在京借读证明”。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机会。

（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依然无法保证，就学质量不公平。

与公办学校相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逊色很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许多都大多数为家族化管理，“丈夫当校长，妻子管财务，亲戚朋友当老师。”“校长多为中等学历，还有文盲和半文盲。一部分人有过教师经历，相当数量都是‘转岗’过来了的。”②教师往往是“东拼西凑”，正式的有经验的老师很少，而音乐、体育、自然、英语等课程的师资更是缺乏。“主要为公立学校离退休教师、农村学校外流教师、待业求职大学生以及文化程度较高的进城务工者，许多教师都是临时从 ①② 徐小霞，张翠娥《弱势在延续——农民工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分析》[ J] 《青年探索》2005，(04).吴焰:《农民工子弟学校：取缔与漂泊》，《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11-12-14：第一版。教，”代一两年课就走人，根本没有教学经验和责任心。据农民工子弟学校负责人反映，多数教师只是把子弟学校作为进入城市就业的一个跳板，一旦找到收入更好的工作，就会离开学校；二是教学设施缺乏。农民工子弟学校大都举办在农民工居住稠密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又在偏僻荒凉的郊区，环境恶劣。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有的是推倒原来厂房重建；有的是在原来的厂房上添加一层作为教室；有的是租用废弃的厂房。它们的场地狭窄、校舍简陋，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因为办学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办学标准而没有合法的办学资格，农民工子弟学校经常处于“动荡漂泊”的状态。三是教学时间得不到保证。由于多数农民工一般在节假日要返乡，孩子多随父母一起提前离开学校，这直接影响了孩子正常的教育时间，也给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缺失的原因分析

大量的研究表明，制约随迁子女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的因素很多，这里主要从户籍制度、财政体制、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及部分人为因素进行分析。

（一）户籍门槛限制。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按户口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妨碍了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上学。2006 年修订后的新 《义务教育法》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这说明适龄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责任主要由他们户籍所在地的政府承担，当农民工子女随父母流动到一个城市时，由于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想要在流入地的公立学校就读实现其平等受教育权，是很困难的。新 《义务教育法》同时也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按户口就近入学”的原则，为流动人口，特别是为农民工子女打破户籍制度，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以实现其平等受教育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工子女要真正享受平等受教育权，仍然还要面对户籍的障碍。虽然现在户籍制度有所淡化，但涉及到农民工子女能否享受到与城市学生同等待遇时，户籍制度的作用又显现出来，户口本这一小本本依然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差异的无形标志。由于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资源是按照户籍人口来配置的，城市教育资源“理所当然”就是具有城市户籍儿童的公共产品，农民工随迁子女因其农村户籍自然被拒之门外。虽然在一些地方“捐资助学”可以跨越户籍这一门槛，但农民工显然是力不从心。

（二）财政体制制约。

义务教育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应主要由国家财政拨付。我国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中，将很大比重用在发展高等教育上，义务教育投入不足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经费分担机制缺乏且不合理。在现行的“分税制”下，中央财力较高，但没有承担义务教育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较弱，却承担了人数众多的义务教育责任，其财权与事权严重脱节。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规范、数额小，难以满足地方政府真正需要。因此，使得地方政府在承担巨大的教育经费投入上遭受很大的困难。缺乏专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资金预算制度也是制约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重要财政根源。我国的政府预算科目表一直存在着过于粗略的弊端。不能够清晰地表现出所有资金的用途，并且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资金预算科目并没有体现在政府收支分类之中。另一方面，我国尚未建立系统、规范的预算支出的绩效评价机制。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自然无人问津。

（三）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

虽然近年来我国城乡的公共服务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及资源投入量都在提升，但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是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既享受不到农村的公共服务，也被城市的公共服务排斥在外，成为公共服务的边缘化地带。从社会公平角度看, “农民工这股贡献了我国经济增长13% 的力量不仅自身不能普享社会公共服务的雨露，其子女也被排除在外，这显然已经是整个制度的缺失问题了”③。

尽管近年来国家对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也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但因各种原因，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偏差。例如，“自愿捐资助学”就是在国家 禁止“择校费”、“助学费”后产生的新名词，成为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一道门槛。这种 “换汤不换药”现象的大量存在不仅使得国家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而且会给农民工、特别是那些弱小随迁子女的心灵留下深深的创伤。

三、实现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对策分析

如何平等地对待农民工子女，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北京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也是首都教育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保证农民工子女享受教育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北京的重要篇章。针对我们以上分析的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状况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描述以及对问题背后的成因的探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决北京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问题。

（一）、加快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地位

中国实行的是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50年来，这种户籍管理体制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使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使得人们由于出身地不同导致了天然的身份的差异。出生地、身份的不同使得农民和城市居民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享有社会赋予的不同的权利，表现出极大的不公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合法权利由于户口的限制而受到相对的剥夺，户口成了他们在城市中公平生存和发展的障碍。这就要求政府应适应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二元化社会的整体变革，保障农民工子女享有与城市儿童同等的教育权利。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划分，从户口性质上取消城乡居民的差别，实现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二）、改革教育财政体制，建立灵活有效的投入机制

无论是对政府而言，还是对学校而言，或是对农民工而言，“缺钱”成为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最大难题。而作为基本国策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其属性上就是公共物品，财政责无旁贷。不可否认，近年来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有了较大的增加，如农村的“两免一减”政策等，但区域分块的投入机制与实际需求不相适应。不仅如此，随着随迁子女流出，流出地的教育资源还出现了低效率配置。所以，在加大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同时，更需要建立灵活有效的投入机制。在这方面，可以考虑两个方案：其一，改革现行的区域分块的义务教育投入机制。具体而言, 在维持基本预算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教育经费分配制度，把经费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用于改善接纳随迁子女学校和地方的办学条件改善以及基础设施；其二，设立专项资金。各地应该在中央专项教育资金的基础上，设立专项资金，以适应随迁子女就地入学需求的灵活变化。

（三）、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扶持，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质量

政府应善待民办学校，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发展。从目前来看，民办中小学及打工子弟学校或简易学校承担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公办学校及政府财政的压力，分担了政府的责任。但是，从实践来看，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及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性。尤其是国家财政投入主要是公立学校，对一些所谓的不达标甚至“不合法”的民办或农民工子弟学校给予取缔，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民办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为了给学生提供安全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必须对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和设施 ③ 张爱婷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理论模型》[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9,(08).进行相应的规范。当前尤其应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办更多的学校以接纳更多的农民工子女上学。同时，“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主体和管理者要明确自己的办学动机，规范办学行为，聘请教育专业人员主持学校工作和教学管理活动，鼓励学校的教师参与本地区的教学研讨活动，积极开展与其它学校之间必要的教学研讨观摩活动”，不断提升学校的教育能力和教育效果。

另外，公办学校在各方面都要比农民工子弟学校优越一些，包括学校的硬件设备和软件配置。在还不能完全取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情况下，要通过政府的管理，促进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合作。更明确的说，就是要借鉴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对西部地区的帮扶机制，建立起公办学校对口支持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帮扶机制，包括学生交流、教师培训、学校管理等方面，以使农民工子弟学校健康发展，为随迁子女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第二篇：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新思路

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新思路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惠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接近20万人，其中约60%能就读办公办学校，仍有40%需要入读民办学校。如何切实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也享受到公共教育的均等服务呢？惠州的对策是“试行电子教育券制度，不同群体入读义务教育学校，均可通过公共教育权获得补助。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需要视各县区的财力而定。”目前，仲恺区已在全市率先推行电子教育券制度，标准为小学每人每学年300元、初中生每人每学年400元。

解读：惠州给外来工随迁子女发放电子教育券，既是对“义务教育”的保障，又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值得其他外来人口众多的地区借鉴学习。我国流动人口数目庞大，随之而来的是在户口所属地之外读书的孩子也越来越多。这其实给我们带来一个法律上的尴尬：《义务教育法》上明确规定，国家应采取措施保障公民接受义务教育，但户籍制度、人口流动性等，都使得很多家庭事实上无法享受这“义务”。

惠州给外来工发放教育券，是遵守法律的体现。虽然并未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毕竟是个好的开端。同时，发放教育券，能够让外来人员更加自由地选择就读的民办学校，有助于促进民办学校的良性竞争，使得它真正成为对公办教育的有益补充。

在社会公平正义层面上，外来务工人员对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却因为户籍等原因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无疑是有损社会正义的。惠州发放教育券，是对他们适当的补偿。这个制度，东莞也不妨借鉴学习，看如何在新莞人子女积分读书制度之外，更开拓一些渠道，让更多的新莞人受益。

第三篇：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浅析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浅析

（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农村和农业，走向城镇，主要从事与产业工人一样的工作，逐渐产生了“农民工”现象和问题。但是从历史角度考察，我国明代中后期在江浙出现的从事纺织业的雇佣劳动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具备了现在农民工的性质。在古代，农业属绝对的第一产业。当时绝大部分的人都从事农业生产，那时候工业还没出现。即使到了清代有所萌芽，由于其规模很小，也不可能有“农民工”的产生。所以随着后来第三产业的发展，有部分闲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就形成了早期的“农民工”。随之“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数量很少，对当时的科举考试并无大的影响。科举制度并没有像现在的教育体制一样划分地域，而且农民工子女数量很少，所以问题并不突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大批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民工潮”。只身前往城市的农民工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住所后，开始将孩子带到身边，于是在城市里形成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经历了很艰难的历程：从最初的被拒绝排斥，到后来的自我解决，再到现在的被有限接纳，经历了10多年。据估计，全国现有流动人口已超过1．3亿，约有300多万农民工子女面临受教育的问题。

目前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1．农民工子女辍学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被迫或主动放弃了受教育的机会。前不久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了目前全国范围内针对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一年，在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大城市，访问了12000多名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和7800多名儿童。在调查中，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60．7％，低于城市户籍儿童入托率；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有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学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到 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2．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进城务工农民大多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有的临时租房居住，没有固定场所；有的居住地离学校较远，学生上学不便，学校与家庭联系不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能很好地结合，学生脱离父母监护问题非常突出，课余时间及往返学校途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没有充分保障。此外，农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由于农民工子女介入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之间，他们无法短时间内适应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农村；孩子因为父母的流动性大频繁转学，使一些农民工子女错过了最佳受教育的时期。所以，他们最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即人格核心，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

4．民办学校境况堪忧。目前一些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要求、费用低的简易民办学校发展很快，但是由于资金的匮乏，其办学条件相当恶劣，学生安全和办学质量都没有保障。这类学校的办学者多为初、高中毕业生，其目的多以营利为主，授课教师多数是劳动市场的招募人员。此类学校有许多根本没有注册登记，校舍多由民居、仓库改建，教室昏暗、狭小、通风差，消防隐患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缺少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在倒闭边缘苦苦挣扎。

第四篇：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现状：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权利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对农民工子女发出的100份调查问卷中发现，70.41%的孩子是在家长先行安顿好后再到城市的，56.12%的孩子是与父母一起住，并有稳定住房。这其中可以看到近几年在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环境的上已有所改善。但在针对家长的问卷调查中同时显示，受访农民工夫妻双方都在外务工的占58.33％，经常更换地点租房的占37.5%。有4.17%的家长表示其子女曾有过停学或休学的情况。在农民工子女择校时，16.67%的家长表示“做了多方面努力学校才接受”，4.17%农民工表示孩子在选择学校时曾“遭受到学校拒绝”且情况很严重。并且在有的学校甚至存在“择优录取”的现象，这也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面临的一个障碍。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经济收入微薄，社会地位较低，主要来自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闭塞的偏僻农村，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就业不稳定、住所不固定的特点。在我们的调查中，与父母一起无稳定住房的比例也占到了40.82%。这些都揭示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中存在的种种十分艰难的问题。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速度超出了许多城市公办学校的承受能力，民办学校仍是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一个主要渠道。而因为涌入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迅速增多，教育资源不足导致很多公办学校难以敞开接受全部前来报名的农民工子女。民办学校的教育条件又令人堪忧。此外，在入学问题上，费用是首当其冲的。在针对家长的问卷调查中显示，24名家长表示，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25％的家长认为学杂费用收费较高，4.17%的人提出有学校收取借读费或赞助费且费用偏高。按照现行标准，农民工子女不管上什么学校，都是要交费的。在公办学校借读，要交借读费。至于私立学校，收费标准不一，也不透明，很难统计。在费用问题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面临三大难问题：就读私立学校费用太高，一般家庭根本无法负担；就读公办学校却因为户口的问题，使得孩子根本不能和同龄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第三是一些为农民工子女专门办的学校却因为工商部门对于学校的定性和自身办学经费的问题而常常出现运转困难，这一类学校的本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而在是否愿意将孩子送入政府开设专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或者学校建立专门的班级问题上，37.5%的家长愿意，41.67%家长表现为无所谓的态度，20.83%的家长明确表示不愿意。而33.67%的孩子表示愿意入读此类学校或班级，52.04%表示无所谓，有14.29%明确表示不愿意。

原因：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采取回避态度。

许多地方在计算经济发展总量或列举政绩的时候，基本上是以本地常住人口作为基数。如果增加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既要增加财政投入的支出，还要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影响到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因此，当地主管部门只得采取排斥和关闭的办法，以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出于对农民工进城数量增加的担忧。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习惯于单身农民工在城里就业。因为他们只提供廉价劳动，来去自由，由于没有子女和家庭的负担。可是一旦要把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作为城市政府必须要解决的日常工作，直接导致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那么城市政府要解决的就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要涉及到他们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就业问题，甚至对于城镇公共设施供给的压力。我国义务教育体质城乡分割，影响农民工子女教育。

尽管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在对农民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公平现象，而且也需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和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逐步加以解决。但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离开了农村后，由于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而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等于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

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实际上的受害者就是这些在城市打工就业的农民的下一代。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说，农民工子女教育属于九年义务教育，享受义务教育的一系列扶持政策，这完全符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

那么，就上述体制矛盾上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各级政府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认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是否能够从心理上把他们与城里人公平对待，并逐步从体制环节上来解决这些现实的矛盾。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教育造成困境。城市中学校数量不足，难以完全容纳农民工子女就学，随着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以及一些城市户籍的开放，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流入城市，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需要城市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机会和条件。但现实情况却是城市中的中小学数量很有限，难以完全满足这一群体的就读需求。同时城市农民工子女转学时面临高额“择校”赞助费的问题也使很大一部分人不得不做出辍学的选择，从而失去了再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目前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市、县、乡财政管理，城市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没有户籍，无法享有到这部分教育经费，因此，城市农民工子女上学所需要的额外增加部分的教育费用，公办学校自然难以承受。一定时间与范围内，在流入地政府公办教育资源有限、财政无法转嫁、较好的办学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要满足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对教育的需求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流入地政府对其辖区内公办学校的许多额外收费和变相拒绝农民工子女求学的行为不得不采取默许的态度。这就使得一些低收入的农民工子女仍然无法到公办学校就学，只能选择到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另一方面，农民工虽然来到城市工作生活，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但其户籍毕竟还在农村，这就使得其子女教育问题出现了断裂的真空地带，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孩子享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监管机制不健全，乱收费现象仍比较严重；政策法规不完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得不到良好保证。国家对农民工子女进城就学问题的规范,开始是在1996年颁发的《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中体现的。其中的部分条款,明显地反映了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内的城镇流动人口子女与流入地的城市居民子女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性。如第六条规定:“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凡户籍所在地有监护条件的,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流动期间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第十五条规定:“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在流入地接受教育,流入地学校或教学班、组,可以向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两条规定限定了农民工子女就学的两个基本条件:户籍与缴费。反映出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是有条件的。即使他们进了城上了学,仍然被拒之于优质教育之外。这种情况直至2003年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才有了转机。文件明确要求,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求流入地政府采取多种形式,接收农民工子女在当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在入学条件等方面,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学校不得违规乱收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要酌情减免费用。

但实际上,现有关于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保护的法律由于规定比较笼统,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也没有明确的制约和惩处措施，使农民工子女的城市教育得不到保障。

政策、制度的不健全是很多流动儿童失、辍学的一个主要原因。农民工子女在离开农村

时,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随之流动,其直接后果是流入地接收的流动儿童越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就越大,所以往往以地方财政困难为由,排斥外来农民工子女入学。农民工的不稳定性，导致其子女受教育的不稳定。城乡教育差距以及来自城市的歧视偏见。

一般来说,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大多是从农村的学校转入城市学校,他们在进城前的文化基础较差,城乡之间所采用的教材版本不同,教学进度不同、教学方法不同以及学习环境不同导致流动儿童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不适应的现象。一些心理问题也随之产生。农村工一般文化水平较低、家庭经济相对比较拮据。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报告,要使这种背景下的儿童获得与环境背景较好的儿童同样的发展,就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更好地对他们实施体现差异的教育,以便实现实质上的教育公平。但我国对待农村儿童的教育,却常常采用降低资源配置标准的做法,放任差距的扩大,致使最需要接受优质教育的农民子女,只能得到比较差的教育资源。如农村学校的教师编制标准、城镇流动人口子女的教学条件和授课要求等都比城市学校低。那些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由于“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而被排斥在城市的教育体系之外,他们入读城市的公办学校需交纳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或者只能进入条件低劣的打工子弟学校,无法享受和城市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公办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在缴费、教育教学、评奖评优、入队入团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但据调查,很多已进入公立学校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享受到的教育待遇和流入地孩子相比差距较大。主要表现为:一是学校把流动人口子女单独编班、不计入考评的对象。二是在处理城乡学生的矛盾冲突中,偏袒城市孩子;在学习辅导上,对农民工子女缺乏耐心。三是由于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本地学生经常会从他们身上寻找优越感和虚荣心的满足。因此,在学校、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负面环境中,许多农民工子女产生了一种难以解脱的困扰和压力。

在城市所遭遇的不公待遇,城乡之间巨大的社会差距使农民工子女感受到强烈不平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因此产生强烈的厌学情绪。有些教师因为利益驱动,对借读生的学习放任不管,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学习起跑线上就输给城市孩子。他们无法改变现实,只好以消极的方式——厌学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歧视是对儿童最大的隐性伤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插班到公办学校读书,或多或少的歧视让刚刚萌生思想的孩子对自身的贫困有了认识,自卑心理从此产生。他们因此与社会产生隔膜、对抗甚至仇恨。一些地方专门设立的“民工子弟学校”或在公办学校内部单独编设“民工子弟班”更是对农民工子女贴上了“标签”,这些孩子会意识到自己是城市里的“异类”,是需要“隔离”起来的特殊群体。心理专家认为,十二三岁以前的孩子心智很不稳定,本身自我认识能力差,容易夸大问题的性质,凭自己想象走入心理“死胡同”。而13～18岁又是青少年的心理危险期。这个年龄段未成年人的心理容易趋向偏激逆反。

城乡物质条件的差距,很可能对初进城的孩子形成较大的心理冲击。未成年人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获得自我肯定,在本能地与外界、同龄人的比较中容易陷入心理落差的困扰中。有的学生为了缩小差距,竭力从外表上改变自己,染头发、穿奇装异服,有的则自暴自弃,在打架、玩电子游戏等事情上显示“另类”能力。

不安全感、对环境的不适应、爱的缺失造成他们情感的匮乏。如果缺乏及时疏导和治疗,可能造成他们成年后生活的痛苦,重则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反社会行为。

四、解决措施 1 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教育体质。

允许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 户口，尽快改变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逐步实行统一居民身份的一元户 籍制度，打破户籍制度壁垒，在政策上保障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国民待遇上的一致性，降低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的门槛，创造有利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获得较多的向“上”流动的 机会。同时配套改革与户籍制度直接相关的制度，淡化包括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社会保障等政策规定中对户口的特殊要求，逐步剥离在“城市户口”这一身份标签上附着的一系列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实现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主体平等。

要建立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义务教育体制，而不能只从政府利益、行政管理方便不方便角度出发。以人为本就是以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为本，他们到哪里，就由那里的政府解决义务教育问题，防止两地政府互相推委。义务教育是国家的意志和行为，每个地区、各级政府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规范和扶持。加强农民工子女幼儿教育，减少与城市儿童间的差距

第五篇：浅谈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公平教育——浅析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四年前，我遇见了一群孩子，便开始踏上我的公益教育之路，直到我来到北京。一路走来，推动教育公平发展逐渐成为了我追求奋斗的理想。在这里简单讲讲关于教育公平之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起源、发展与解决方法。首先请看我录制的一段视频，向大家呈现的是哈尔滨市一个农民工聚集区的环境及一个孩子的梦想。

视频链接：优酷网 《农民工孩子的心愿》

很感谢大家可以看完这段视频，我们很多人会为之感动和震惊，因为孩子的可爱和环境的破落。接下来，请允许我向大家简单介绍因为这群孩子而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一、问题的起源与发展

我和我的父亲所处的年代，以及所经历的事正好可以作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起源与发展的代表。

我父亲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离开浙江的一个农村，到东北打工。父亲经过十几年的拼搏，做的一手好木匠活，在内蒙古赤峰市有了固定的住所。1996年暑期，父亲将母亲、我和妹妹接到赤峰和他一起居住生活。我成为了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子女中的一员，从上小学四年级开始每学年要额外缴纳400元借读费，当上了“借读生”。升入初中后，借读费有所增加（忘记具体多少了）。高考时，因为户籍不在当地，就回到浙江高考。相比于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我是幸运的，因为有教育至上的父母，也顺利的升入大学。然而，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子女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成长道路则令人担忧„„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大批农民工进入城市，开启了持续至今的“民工潮”。随着第一批进城务工人员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与固定住所，他们开始携妻带子进入城市。由此开始出现一个新的称谓——“农民工子女”。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加，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农民工子女数量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逐渐涌现。流入地政府为了避免大量外来人口子女的涌入，公立学校普遍设置较高的入学门槛（要收取借读费、暂住证、户口薄、工作证明等），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家庭无法全部提供，他们的孩子被迫关在了校门外。另外，国家政府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严重性估计不足，导致相关政策法规的滞后性。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一度没有相关政策指导，导致了这群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处于了无人负责的“真空期”。直至1998年，国家教委立法规定“农民工子女教育是流入地政府的责任”。但是政策中同时提到：流出地政府要严格控制生源外流；公办中小学接收农民工子女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适当收取借读费。政府明确采取“限制”措施，并将“借读费”合法化。这实属教育之不幸！

公立学校的高门槛催生了“打工子弟学校”，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因为前期资金投入小，硬件和软件均不好，无法得到各地教委的办学审批，身披“非法办学”旗号。因为非法办学，无法得到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就无法改善办学条件，如此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教学质量与安全健康等都得不到保障，政府为了学生的安全，下令取缔非法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数万名学生含泪离开心爱的学校。“农民工子女，你的课桌在哪里”等报道见诸各媒体，媒体的集中关注使得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在新世纪初期涌现出来。

进入新世纪，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逐渐被全社会了解，政府也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2001年、2003年相继推出相关政策，明确提出“两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解决办法，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开始得到法律保障。

在2005年、2006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政策明确指出要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此时，因为农民工子女问题经过十年的堆积，相关政策法规对于一些地方教委已经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北京、上海等地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依旧急剧扩张。

2008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全面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参加升学考试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我认为《纲要》中提到全面取消借读费，一些欠发达的城市可以做到，因为其农民工子女的基数少（2007哈尔滨市开始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免除借读费，当年哈尔滨农民工子女数量为6.8万）。而在北京等人口众多，教育资源极不均衡的城市，仅仅是取消了“借读费”这个称呼（改称“赞助费”等其他名号），高门槛依旧存在（特别是重点中学），差别对待依然很明显！

《纲要》中对于“参加升学考试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条规定，已经在黑龙江省等四省市进行试点。包含解决农民工子女升学考试、职业教育等四个方面的措施已分别在一些省市试点。

我怀着美好的心愿相信，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

二、问题的严重性

上个世纪70年代，法国爆发过工人大罢工事件，这正是法国农民工子女问题的集中爆发。

农民工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第一代农民工以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价值观进入城市，他们亲身感受到城市对他们的贬低与蔑视，所以不打算留在城市。他们在城市挣钱，挣足够的钱供养子女读书，然后回到家乡（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代表）。现在，第二代农民工（上世纪末至今，在城市里长大的农民工子女）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渴求平等、被尊重、体面的活着。他们心底没有一丝对农村的好感，不想回家种地。他们希望留在城市通过努力来改善生活、改变地位。

第二代农民工的数量绝不在少数，已经成为城市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或许因为家庭拮据、个人学习差、自卑心理等原因而没有得到好的教育（多数只有初中学历），这些原因终会归结到教育的不公平。他们在城市里学习、成长，在接受不公平教育的同时也被日新月异的社会（价值取向混乱，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所影响，更因为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他们多数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想意识已经扭曲，不公平的感受催生报复心理。一旦这个群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却依旧在承受教育不公引起的种种不公平，当这种不公平心态愈加膨胀，可怕的报复心理必将蔓延。这个有相当长倒计时的定时炸弹就要猛烈爆发„„

让我们再仔细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些农民工子女吧，脏乱差的生活环境，缺少家长、老师监管的教育环境，忍受城里人歧视的生存环境，自卑的心理环境„„温家宝总理曾在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小学（可能是）题写“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不确定），孩子们确实同在一片蓝天下，却无法“共同成长进步”！家长因精力与经济所限，不能提供优质的成长环境，孩子的老师因诸多原因不愿提供优质的教育环境，高楼大厦与垃圾堆臭水沟的对照正好反映了孩子们的心理环境，试问：在这般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他们凭什么和城里孩子共同成长？

过于激愤的话，我只能在心里久久激荡，不愿多说。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我为之追求奋斗的事业。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

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这个部分已经在发展中简单谈到。从最初的“限制”到后期的“差异化对待”，再到现在的“人文主义”。政府远没有解决问题的前瞻性。

地方政府的政策。各地教委响应教育部号召，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措施。一般解决较好的都是经济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北京一直是农民工子女问题最严重的城市。

NGO。政府像一只握紧的拳头，即使握得再紧，也总有缝隙。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则是弥补缝隙。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方面，各种不同的NGO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南都公益基金会属于NGO领域的顶层，它从2007年由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先生开创，定位于帮助农民工子女。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一是投入资金与资源，促进打工子弟学校合法化，成为“新公民学校”；二是资助全国各地的社团组织开展帮助农民工子女的公益项目。

百年职校是一所以培养适龄农民工子女职业技能的学校。由服务性企业的资深管理者、大学教授、高级技术工人为学生免费授课，学生的所有费用全免。它于2005年创办，经过五年的发展，如今得到相关政府、中国青基会、众多企业、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顺利复制到南京等五个城市。

歌路营教育咨询公司是北京一家工商注册的公益组织。它开展活动的方式是招募优秀的大学生担任志愿者，依靠成熟的项目带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进行城市体验、心理成长方面的公益活动。

东北林业大学启明星爱心学校。她是我创办的一所学校，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我们以校内公益社团的身份开创一个公益教育平台，从08年5月18日开始至今，每个周末与寒暑假，为数百名农民工子女和家庭贫困的孩子开展义务的课外辅导。我们拥有特色的教育理念“养成良好品行、夯实基础知识、增加快乐体验、培养特长爱好、拓展视野思想”，开设基础、特色、特长与艺术团四大类，十余门课程，依靠优秀的大学生志愿者，长期关注引导和辅导孩子，以期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四、呼唤爱与责任感，倡导教育公平性

在最后，我想向各位同事呼吁一下，作为教育者，要深深的将爱与责任感铭记在心，在当老师时要将这份爱与责任感引导给每一个孩子，告诉他们去追求“让身边的环境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我想，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持续的做到这点，那么教育的公平性、社会的公平问题就一定会得到改善。

周鹏

201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