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江西遴选策论文：治理校园欺凌还要靠法律
2018江西遴选策论文：治理校园欺凌还要靠法律
原标题：治理校园欺凌还要靠法律
面对学生欺凌事件,学校教育是必须的,但不是万能的。有关方面要在立法上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悖论,寻找平衡点
近日,《法制日报》报道了海南文昌一起学生欺凌事件及其处置结果,引发舆论热议。人们因欺凌行为的恶劣而愤慨,更对文昌市的处理结果表示无奈。报道说,“对参与打人的陈某等已满14周岁的3人作出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因这3人均未年满16周岁,且系初犯,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法律的鞭子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真正受处罚的是家长,赔偿1000元。
当前,欺凌事件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事实证明,法律监管乏力,教育功能缺位,实施欺凌者游走在教育不到与法律不罚的灰色边缘,是其深层次的主因。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面对校园欺凌事件,学校应该怎么做?
要对欺凌事件坚决说“不”。为了防治中小学生欺凌事件的发生,按照《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实际相继出台了实施方案,海南省经省政府同意,省教育厅联合省委政法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海南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等11个省直单位于2018年5月印发了《海南省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明确了学生欺凌的界定,提出了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强化预防体系、依法依规处置、构建长效机制等四项工作任务,厘清了部门的职责分工,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保障措施,形成中小学生欺凌防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进一步来说,面对欺凌事件,学校要确实负起第一责任。因为学生欺凌实施者是学生,学校作为防治的主体责无旁贷。因而要在处置中坚持“教育为先”的原则,避免出现重平息,轻教育,致使学校教育功能缺失的误区。
首先,学校在事发之后不能只给派出所报警了之,自己成了甩手掌柜,而要成立由校长负责,教师、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教职工、社区工作者和家长代表、校外专家等人员组成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高中阶段学校还应吸纳学生代表),细化学生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理流程,在学生欺凌事件发生时,主动受理并实施学生欺凌事件的正确处置。
其次,教育的结果不应只落在家长身上,给钱摆平,丧失对实施欺凌学生的教育契机和教育责任。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要加强家庭教育,但不等于在未成年人违纪违规时,仅仅由父母出面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而代为受过。要制定一定学时的专门教育方案并监督实施欺凌学生按要求接受教育,针对事件的不同情形予以相应惩戒,同时要安排一定学时的法制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课程,可以聘请法制专家或公安民警主讲,强调其严肃的训戒性。
同时,对不同程度的欺凌事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是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就要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评教育;如果是反复发生的,除了批评教育外,还可视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纪律处分和法律处罚,触及灵魂,惩前毖后,警戒他人。
面对学生欺凌事件,学校教育是必须的,但不是万能的。有关方面要在立法上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悖论,寻找平衡点,让处理学生欺凌事件的法律长牙齿,真正发挥法律法规的刚性作用。防治学生欺凌事件的发生和处置,不光是学校一家的责任。正如海南省制定了《海南省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协调会议议事规则》,推动省直11个有关部门加强协作,共同治理。2018年10月中旬省教育厅将联合相关省直单位组织督导组,随机抽取市县开展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实地督导,确保年度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第二篇：2019漳州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治理校园欺凌还要靠法律
2019漳州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治理校园欺凌还要靠法
律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更新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时政模拟题、时事大事记及时事政治热点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治理校园欺凌还要靠法律。
面对学生欺凌事件,学校教育是必须的,但不是万能的。有关方面要在立法上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悖论,寻找平衡点
近日,《法制日报》报道了海南文昌一起学生欺凌事件及其处置结果,引发舆论热议。人们因欺凌行为的恶劣而愤慨,更对文昌市的处理结果表示无奈。报道说,“对参与打人的陈某等已满14周岁的3人作出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因这3人均未年满16周岁,且系初犯,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法律的鞭子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真正受处罚的是家长,赔偿1000元。
当前,欺凌事件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事实证明,法律监管乏力,教育功能缺位,实施欺凌者游走在教育不到与法律不罚的灰色边缘,是其深层次的主因。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面对校园欺凌事件,学校应该怎么做? 要对欺凌事件坚决说“不”。为了防治中小学生欺凌事件的发生,按照《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实际相继出台了实施方案,海南省经省政府同意,省教育厅联合省委政法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海南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等11个省直单位于2018年5月印发了《海南省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明确了学生欺凌的界定,提出了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强化预防体系、依法依规处置、构建长效机制等四项工作任务,厘清了部门的职责分工,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保障措施,形成中小学生欺凌防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进一步来说,面对欺凌事件,学校要确实负起第一责任。因为学生欺凌实施者是学生,学校作为防治的主体责无旁贷。因而要在处置中坚持“教育为先”的原则,避免出现重平息,轻教育,致使学校教育功能缺失的误区。
首先,学校在事发之后不能只给派出所报警了之,自己成了甩手掌柜,而要成立由校长负责,教师、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教职工、社区工作者和家长代表、校外专家等人员组成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高中阶段学校还应吸纳学生代表),细化学生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理流程,在学生欺凌事件发生时,主动受理并实施学生欺凌事件的正确处置。
其次,教育的结果不应只落在家长身上,给钱摆平,丧失对实施欺凌学生的教育契机和教育责任。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要加强家庭教育,但不等于在未成年人违纪违规时,仅仅由父母出面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而代为受过。要制定一定学时的专门
教育方案并监督实施欺凌学生按要求接受教育,针对事件的不同情形予以相应惩戒,同时要安排一定学时的法制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课程,可以聘请法制专家或公安民警主讲,强调其严肃的训戒性。
同时,对不同程度的欺凌事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是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就要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评教育;如果是反复发生的,除了批评教育外,还可视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纪律处分和法律处罚,触及灵魂,惩前毖后,警戒他人。
面对学生欺凌事件,学校教育是必须的,但不是万能的。有关方面要在立法上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悖论,寻找平衡点,让处理学生欺凌事件的法律长牙齿,真正发挥法律法规的刚性作用。防治学生欺凌事件的发生和处置,不光是学校一家的责任。正如海南省制定了《海南省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协调会议议事规则》,推动省直11个有关部门加强协作,共同治理。2018年10月中旬省教育厅将联合相关省直单位组织督导组,随机抽取市县开展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实地督导,确保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第三篇：2018江西遴选策论文：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2018江西遴选策论文：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人谈到社会治理时“言必称希腊”，推崇西方社会治理模式。虽然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有其优长之处，但如果照抄照搬、简单套用，结果必然是“南橘北枳”、水土不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中国国情。
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大多强调“理性人”基础上的社会自我治理，主张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实际上是一种分散型社会治理模式。我国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之后，社会治理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在继续发挥党政部门作用和优势的同时，促进群众通过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广泛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与西方国家社会治理弱化政治、消解权威的逻辑是根本不同的。实践表明，国情不同，社会治理的理论和模式必然有所不同。即使在西方各国，其社会治理模式也有很大差异。
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求我们在借鉴西方社会治理的一些有效做法时坚持以我为主，进行创造性转化。例如，我国一些地方开始试行“网格化治理”时，曾按西方国家网格化治理的思路，以每一万平方米为基本单位进行网格划分，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不同于地广人稀的西方国家，在我国如果不考虑村落布局和人口等实际因素，就会导致网格与基层行政单元的犬牙交错与重叠设置，进而大大增加基层社会治理成本。因此，许多地方在实践中坚持因地制宜，将“网格化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相结合，或者把一个自然村(或行政村)设置成一个网格，或者把一个行政村划分为多个网格，或者把多个自然村纳入一个网格，这样就把“网格”概念用活了。
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当用好我们的历史资源，充分体现地域特色和乡风传统。比如，目前农村不少地方制定的村规民约，就是将现代社会规范与村情实际、当地风俗相结合的产物，经村民大会表决通过后成为村民自治的基本行为规范，得到了村民认同。又如，一些地方建立的“乡贤理事会”，借鉴我国乡绅治理的历史经验，发挥本地德高望重的长者贤者的带头模范作用，提升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稳定性。由此可见，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当用好自身的优秀历史传统，而不能把现实与历史割裂开来，盲目引进其他国家的理论和模式。
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关键是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在这一社会治理体制中，党委领导是第一位的。实践证明，加强和改善基层党委对社会治理的统筹谋划与组织领导，能够更好地凝聚社会力量、完善公共服务、协调利益关系、提升治理效能，从而有效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可见，我国社会治理必须立足自身国情，而不能“言必称希腊”。只有立足自身国情的社会治理，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并为世界提供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 人民日报 》(2018年09月12日 07 版)
第四篇：2018云南迪庆银行招聘考试时政热点：治理校园欺凌还要靠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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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云南迪庆银行招聘考试时政热点：治理校园欺
凌还要靠法律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更新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时政模拟题、时事大事记及时事政治热点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治理校园欺凌还要靠法律。
面对学生欺凌事件,学校教育是必须的,但不是万能的。有关方面要在立法上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悖论,寻找平衡点
近日,《法制日报》报道了海南文昌一起学生欺凌事件及其处置结果,引发舆论热议。人们因欺凌行为的恶劣而愤慨,更对文昌市的处理结果表示无奈。报道说,“对参与打人的陈某等已满14周岁的3人作出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因这3人均未年满16周岁,且系初犯,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法律的鞭子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真正受处罚的是家长,赔偿1000元。
当前,欺凌事件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事实证明,法律监管乏力,教育功能缺位,实施欺凌者游走在教育不到与法律不罚的灰色边缘,是其深层次的主因。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面对校园欺凌事件,学校应该怎么做? 要对欺凌事件坚决说“不”。为了防治中小学生欺凌事件的发生,按照《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实际相继出台了实施方案,海南省经省政府同意,省教育厅联合省委政法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海南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等11个省直单位于2018年5月印发了《海南省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明确了学生欺凌的界定,提出了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强化预防体系、依法依规处置、构建长效机制等四项工作任务,厘清了部门的职责分工,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保障措施,形成中小学生欺凌防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进一步来说,面对欺凌事件,学校要确实负起第一责任。因为学生欺凌实施者是学生,学校作为防治的主体责无旁贷。因而要在处置中坚持“教育为先”的原则,避免出现重平息,轻教育,致使学校教育功能缺失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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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学校在事发之后不能只给派出所报警了之,自己成了甩手掌柜,而要成立由校长负责,教师、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教职工、社区工作者和家长代表、校外专家等人员组成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高中阶段学校还应吸纳学生代表),细化学生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理流程,在学生欺凌事件发生时,主动受理并实施学生欺凌事件的正确处置。
其次,教育的结果不应只落在家长身上,给钱摆平,丧失对实施欺凌学生的教育契机和教育责任。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要加强家庭教育,但不等于在未成年人违纪违规时,仅仅由父母出面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而代为受过。要制定一定学时的专门教育方案并监督实施欺凌学生按要求接受教育,针对事件的不同情形予以相应惩戒,同时要安排一定学时的法制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课程,可以聘请法制专家或公安民警主讲,强调其严肃的训戒性。
同时,对不同程度的欺凌事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是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就要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评教育;如果是反复发生的,除了批评教育外,还可视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纪律处分和法律处罚,触及灵魂,惩前毖后,警戒他人。
面对学生欺凌事件,学校教育是必须的,但不是万能的。有关方面要在立法上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悖论,寻找平衡点,让处理学生欺凌事件的法律长牙齿,真正发挥法律法规的刚性作用。防治学生欺凌事件的发生和处置,不光是学校一家的责任。正如海南省制定了《海南省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协调会议议事规则》,推动省直11个有关部门加强协作,共同治理。2018年10月中旬省教育厅将联合相关省直单位组织督导组,随机抽取市县开展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实地督导,确保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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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8江西遴选策论文：精准扶贫关键在于“旗手”
2018江西遴选策论文：精准扶贫关键在于“旗手”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许下的庄严承诺，更是衡量“中国梦”的标杆标尺。要实现“两个一百年”，首先要确保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扶贫攻坚，扶贫攻坚的出路在于精准扶贫。所以，抓好精准扶贫不仅事关人们大众生活改善提升，更关系着发展千秋大计。
正如总书记讲的：精准扶贫，不能“手榴弹炸跳蚤”。那么，如何才能确保精准扶贫“精准”到位呢?关键在于选好“旗手”。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是总设计师，那么万里、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是“旗手”。今天，我们以举国之力推进的精准扶贫工作同样需要“旗手”。那么，谁才是“旗手”?“旗手”要做什么? 各级领导干部要从规划上抓推进。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实施精准扶贫是我国扶贫战略的重大调整，由传统的项目覆盖向精确定位转变。然而，精准扶贫却又不是只讲究对一个点位的关注，它更注重统筹规划实施。所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行政首长要从区域全局的角度谋篇布局，做好精准扶贫的区域性规划，做到先“化零为整”而后“化整为零”，如此交替实施，方能有的放矢。故而，领导干部是第一“旗手”，他们把精准扶贫的大旗举起来，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
机关干部职工要从推进上抓落实。规划的核心意义在于执行，否则就成了“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而执行的关键又是政策方针的落实者——机关干部职工。当前全国各地正在大量选派机关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让机关优秀干部到基层去具体落实精准扶贫工作的整体规划。机关干部是一个“火种”，他们就像“星星之火”洒向农村大地，带着重担、带着责任、带着激情，与贫困群众一起奋战在脱贫的战壕。他们是“旗手”，是冲锋时举旗的战士。
基层村级干部要从落实上抓结果。“村官不是官，但当好不简单”。精准扶贫的各类政策、措施，都必须经过村干部的传达、落实，才能在农村基层落地生花。而精准扶贫工作，自中央到省、市、县地方，层层谋划、层层推进，但根本的根本还是要在农村解决好绝对贫困问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干部就是那下面的一根针，只有抓住“牛鼻子”，才能服务好全局。村干部都是群众具有威望的本地人，他们本身就是一面旗帜，所以精准扶贫少不了这些“土旗手”。
众志勉力前，奋勇齐争先!精准扶贫工作需要“旗手”来引导、来推动，“旗手”是“星星之火”，也是“中流砥柱”，只要充分发挥各层各级“旗手”的力量与作用，就一定可以以“燎原之势”推动精准扶贫工作，进而实现民之康、国之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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