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分析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分析
张义忠 汤书昆
[摘 要]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利益的复杂性与根本性离不开法律体系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 战略和“依法治国” 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其中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得以初步建立，并初步形成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
[关键词] 公民 素质 科学素质 法律保障体系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citizens，the complexity and fundamentality of the Interest can hardly work without the law guarantee system.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Develop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and the basic strategy of“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have advanc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law system.This system includes the legal system about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citizens and it has been initially established.Consequently，the law guarantee system of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citizens has begun to take shape.Keywords：citizen；literacy；knowledge；the scientific literacy；the law guarantee system
一、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是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重要保障条件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把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作为四个主要目标之一。可见，广大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是小康社会达到更高水平的重要标志。2005年国务院颁行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从方针、目标到部署，全方位地为我们描绘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蓝图。而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广大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作为基础和支撑，需要有效克服公民科学素质低下的瓶颈制约，需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只有提高广大公民的科学素质，才能培养出包括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在内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不断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素质，才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肩负起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这表明，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长期重大战略举措。正因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推进这项工作的有效展开就需要稳定的、健全的和强有力法律保障体系。
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利益的复杂性与根本性离不开法律保障体系
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发展使得知识资源的享有和利用与个人、企业、行业和组织的利益呈现出高度的关联性，也使得知识资源的传播与利用中利益关系日渐复杂。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必须更多依靠科学知识创新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作为关键的资源日益成为个人、企业、行业间竞争的焦点，企业、产业和区域间依靠知识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态势越来越明显，集成知识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节奏越来越快，推动着国内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在这种重大的利益格局变化与调整中，知识学习、知识的整合与利用、知识创新所产生的利益分化、利益整合与利益冲突等利益关系也使得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利益的复杂性与根本性日渐彰显。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增进来说，科学素质是知识社会中个人素质的核心，是每位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提高公民个人科学素质，不仅能满足公民自身发展的需要，提高处理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也能在现代生活空间和社会环境高度知识化和技术化的情况下，促进公民掌握先进科技方法和技能，提高识别和抵制愚昧迷信、伪科学的能力；还能提升精神境界，自觉承担公民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国家前途和社会发展更好地融合起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增进公民个人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对企业来说，职工科学素质的高低不仅关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关乎企业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对国家来说，公民科学素质的高低直接关乎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也关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利益的复杂性与根本性，要求构建相应的法律体系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对于不同主体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加以具体、明晰，以有效地形成一种长效的、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法律保障机制。
三、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其中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得以初步建立，并初步形成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
（一）宪法保障基础初步确立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我国宪法的规定来看，宪法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法律体系中，宪法高于一切法律和法规，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另一方面，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宪法高于一切组织和个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必须遵守宪法，不得违反宪法。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方面的义务。一是明确了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义务。明确提出，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二是明确了国家发展科学事业的义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三是明确了国家发展文化事业的义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四是明确了国家培养专业人才的义务。规定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五是明确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六是明确了公民开展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所有上述规定不仅为公民科学素质的建设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保障，也为公民科学素质的建设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和立法依据，进而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及宪法保障基础。
（二）《科普法》保障基础初步奠定
科普法的颁布实施，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与测评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和保障。2002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明确将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立法宗旨，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及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作为国家的一项长期任务。明确规定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科普方面的职责，明确提出了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规定了社会各界的责任。同时也明确规定，公民有参与科普活动的权利。国家保护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鼓励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自主开展科普活动，依法兴办科普事业。《科普法》还规定了科普事业的保障措施，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入水平，保障科普工作顺利开展。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科普工作。《科普法》还规定，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国土资源、体育、气象、地震、文物、旅游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结合各自的工作开展科普活动。
可见，《科普法》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作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规定了科普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和相关行业与部门的实施机制。这也为相关行业和部门开展相应的科学素质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坚实的法律保障。
（三）教育法律体系保障日渐完善
为了有效动员一切社会教育资源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国家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法律，如《教师法》（1994）、《教育法》（1995）、《职业教育法》（1996）、《高等教育法》（1999）、《国防教育法》（2001）、《民办教育促进法》（2003）和《义务教育法》（2006）。这些教育法律制度都毫无例外地将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作为国家的重要义务，将实施素质教育作为各类教育机构的主要义务，并规定要有专门的机构督促、评估。如《职业教育法》明确将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立法宗旨，规定实施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适应农村经济、科学技术、教育统筹发展的需要，举办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开展实用技术的培训，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为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与企业密切联系，培养实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
（四）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形成
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为了有效地保护一些特殊人群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国家基本建立了特定人群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对相应人群的科学素质建设做出明确规定的主要有：《残疾人保障法》（199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母婴保健法》（1995）、《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执业医师法》（1999）、《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农业法》（2003）、《未成年人保护法》（2007）。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规定了国家保护特殊人群接受教育、培训，提高素质的权利，其中这些人群科学素质的提高是一项重要内容。如《农业法》明确将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立法宗旨，规定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发展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逐步增加农业科技经费和农业教育经费。国家鼓励、吸引企业等社会力量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鼓励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依法举办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国家采取措施鼓励农民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支持农民举办各种科技组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农民绿色证书培训和其他就业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
（五）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保障正在形成
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过程中，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利用与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人与资源、人与环境关系的协调，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其中对公众科学素质建设做出明确规定的主要有《环境保护法》（1989）、《水土保持法》（1991）、《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节约能源法》（1998）、《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清洁生产促进法》（2003）、《草原法》（2003）、《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和《可再生能源法》（2005）。如《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有关清洁生产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国际合作，组织宣传、普及清洁生产知识，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清洁生产的宣传、教育、推广、实施及监督。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经济贸易、环境保护、计划、科学技术、农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和支持建立清洁生产信息系统和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向社会提供有关清洁生产方法和技术、可再生利用的废物供求以及清洁生产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和服务。国务院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发布清洁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导向目录。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农业、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有关行业或者地区的清洁生产指南和技术手册，指导实施清洁生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和支持清洁生产技术和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产品的研究、开发以及清洁生产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工作。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清洁生产技术和管理课程纳入有关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清洁生产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国家工作人员、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公众的清洁生产意识，培养清洁生产管理和技术人员。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等单位和有关社会团体，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做好清洁生产宣传工作。
（六）自然灾害与社会问题防治法律体系保障基础逐步完善
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为了依法有效地对一些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进行预防与治理，提高公众相应的科学素质，并提供相应的制度化的保障机制，我国先后制定了多部自然灾害与社会问题防治的专门法律，其中对公众科学素质建设有明确规定的有《防震减灾法》（1998）、《消防法》（1998）、《防洪法》（1998）、《防沙治沙法》（2002）、《职业病防治法》（2002）、《安全生产法》（2002）、《道路交通安全法》（2004）、《传染病防治法》（2004）和《就业促进法》（2007）。如《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保障的权利，并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依法设立的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服务的中介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执业准则，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为其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技术服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必须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七）科技传播法律体系保障基础初步建立
在科技传播中，公众科学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与质量，因而，公众科学素质的建设也就成了各类科技传播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先后制定一系列促进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科技传播的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我国的科技传播法律体系。其中对公共科学素质建设有规定的主要有《科学技术进步法》（1993）、《农业技术推广法》（1993）、《合同法——技术合同》（1999）、《农业机械化促进法》（2004）。如《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国家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鼓励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参与和支持科学技术进步活动。同时还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农村群众性科学技术组织的发展，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各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综合配套的社会化科学技术服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工作者有依法创办或者参加科学技术社会团体的权利。科学技术社会团体应当在推进学科建设、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专门人才、开展咨询服务、促进学术交流、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些规定就为科技进步中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及相应的实施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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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忠，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法和知识管理；Email：zhyzh@hqu.edu.cn 汤书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传媒管理等。
第二篇：浅析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及对策
浅析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及对策
谢永清武瑞峰
（邯郸市科技馆邯郸056002）
摘要：我国第8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已经结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结果不容乐观。本文浅析了公民科学素质的相关情况及我国目前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综合了专家学者和社会上关于公民科学素质的几种主流意见，提出改变公民科学素质的建议。关键词：公民科学素质现状对策
引言：众所周知，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参与科学活动的基本条件。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一、科学素质调查基本情况
科学素质调查是从美国开始的。1979年，当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公众舆论研究所所长的米勒教授开始尝试在美国国家公众科学素质的连续调查中建立对美国成年人(18-69岁)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我国从1992年开始，通过抽样问卷的方法，几乎每隔两年都要进行一次国民科学素质调查，到现在已经是第8次。国内的科学素质调查基本上沿用米勒教授建立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从科学素质调查的国际标准题库中选择试题，同时根据我国近20年的调查经验，增加了一些更适应中国本土情况的试题，可以相对客观地测量出我国成年人的科学素质状况。您听说过“酸雨”、“DNA”、“纳米”和“通货膨胀”吗?如果您听说过这些名词，对它们有哪些了解?“地球的中心非常热”、“电子比原子小”、“光速比声速快”、“抗生素不能杀死病毒”、“我们呼吸的氧气来源于植物”、“婴儿的性别由父亲决定”„„你能判断这些观点是对是错吗?笔者拿到最近的科学素质调查问卷，发现在具体调查中，“科学”并不是供在神坛上，而是通过一道道生动的问题来体现。
二、我国目前公民科学素质现状
国际科普理论学者也认为，掌握科学方法才是科学素养中最重要的内容。”历史发展到现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已经进行了近20年。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中的数据，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比2005年的1.60%提高了1.67个百分点，比2007年的2.25%提高了1.0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于日本（1991年3%）、加拿大（1989年4%）和欧盟（1992年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城镇劳动者和农民的科学素质养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城镇劳动者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从2005年的2.37%提高到2010年的4.79%；农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从2005年的0.72%提高到2010年的1.51%。城镇劳动者和农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早在1989年，加拿大公众达到基本科学 1
素养水平的比例就为4%了。1991年，日本的比例为3%，1992年，欧共体的比例为5%。而美国在2000年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已经高达17%。与2001年欧盟15国、美国、日本进行比较时，在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方面，瑞典排名第一，中国名列最后。在对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上，中国也几乎排名最后。
三、专家学者及社会上的意见
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是数量级的差别，科学素质到一定的阶段，也就稳定了，而我们正在处于上升期。调查的目的不是比较高低，更主要是把调查数字还原到其他国家当时的发展的背景下。譬如美国，在公民科学素质为3%时，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但具体怎么提高和促进公民科学素质，还需要更多、更扎实、更长期的努力，需要政府各个部门来支持。让我们先听听专家们的意见：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的研究员张超坦然，判定一个人具不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是由调查所体现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决定的：公民对科学的理解，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调查是对这三方面取一个交集，每一部分都要答对到一定的比例。例如‘公民对科学的理解’部分有16道题，答对10道就被认为是合格的，三个方面都合格了，就可以说测试者具备了基本科学素质。”介绍说。但是也有一些题目是有一票否决权的，比如在测试“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时，有一道题：“你是否根据生辰八字算过命以及您对算命的看法”，如果选择“曾经算过认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那么，即使他的其余问题全部答对，这个人仍旧不能算是具备公民基本科学素质。
另有一些专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导致科学素质总体偏低。同时，中国也缺乏专业的科普人才。目前，承担科普重任的主要是一些科技馆、博物馆，但在农村地区，往往缺乏这样的条件。而许多科学家不仅自己不积极做科普，对于科学传播的态度也不积极。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团长钟琪说，北京每年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退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从事科普工作。有很多人退休后，正是继续出科研成果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精力。而且，现在社会上有个认识上的误区，瞧不起科普，认为科研人员从事科普“没出息”，搞不了科研的人才搞科普。“实际上，这是关系我们民族未来的一件大事。搞科普很难出名，很难获利，但对社会的贡献却很大，没有人做科普启蒙教育，未来的科学家从哪儿来?”尽管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起步比较晚，但近几年，国家对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越来越重视。2001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协关于在我国开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并委派中国科协牵头，联合科技部、教育部等13个部门，共同推进这项超长期宏大计划的实施，力争到2049年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际，在我国实现“人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2006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颁布实施，近日，《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年）》已经国务院同意，并印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社会上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与GDP数字相比，公民科学素质的相关数据相当低。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现象折射了时代通病，是被时代向前飞奔的脚步落下和遗忘的，更是人们基于现实的利益选择。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科学素质不值钱”，是知识无用论烙在公民科学素质上的阴影。国人一直以来都存在“功利化心态”。认为不能“变现”、“赚钱”的东西都是“无用之物”。另外，近年来的“大学生就业难”，也加剧了“读书无用论”，试问如果连一个掏粪工岗位都会引来
数百名大学毕业生竞聘，群众怎么相信“科学素质的重要性”?
(2)科学本身确实有盲区，即科学并不能“解释一切”，迷信因此有了生存空间，特别是官员们的迷信更具带动效应。如此看来，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低只是表象，在其背后可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并不简单。而要不断提升科学素质，避免迷信“张悟本”、“道士李一”等等荒唐闹剧再次上演，也绝非加大科普宣传力度那么简单。
(3)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造成公民科学素质低下。同时，中国也缺乏专业的科普人才。笔者认为：公民是否具备基本科学素质虽与受教育程度有关，但并不一定就能划等号。就如同之前社会上纷纷扬扬炒作的“李一事件”，很多高学历的人同样“相信李一的谎言”。而且，科学素质调查中，有些研究生学历的人，科学素质还不如农民。显然，科学素质不能与学历、职业简单挂钩。
(4)中国公民科学素质低，某种程度上是应试教育的恶果。中小学生是科普教育的最佳对象。但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中小学教师把教学大纲奉为圣经，丝毫不敢越轨，哪里有空对学生进行科普教育。而背负着沉重学习压力的中小学生，每天的作业都做不完，当然也没时间看科普书籍或科普影视节目。等到了大学，虽然学习压力减轻了，却又面临找工作的烦恼，哪有心思去提高自身的科学素质。因此，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应该大力推行“素质教育”，让学生甩掉沉重的书包，也激发他们学习科学的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
四、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对策
笔者认为科学素质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科教兴国的战略将科学技术提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科普就显得十分迫切。提高科学素质要靠科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从教育领域来说，首先，文理分科带有很大的弊端，它在很大程度上把科学这一完整的体系给分割开了。科学应该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体，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学生素质发展的不均衡。要想法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使学生形成完整、科学的知识体系。不能只是征求意见，到了下决心改变的时候了。其次，应该在一些大学开设科技传播专业，培养科技传播的人才，提供科技方面的社会服务。第三，要注意启发式教育。不能只重科学知识结果本身而忽视研究过程。教育应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不是一种升学手段。应鼓励受教育者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培养科学精神。推进素质教育，应该在传统教育中加大科普宣传教育的比重，把科学素质测试列入升学和选拔人才的考核内容。一旦科学素质测试和中、高考及各种人事考试挂上钩，原本不受相关部门和社会重视的科普工作立刻会成为“香饽饽”，备受推崇不说，科研人员从事科普的积极性也会大为提高。当然，对各级政府和科协的科普工作“考核力度”也应相应加强，考核应更注重“实际科普效果”，而不是简单地记录所谓的“科普活动日记”。
从政府部门来说，早在2006我国已开始启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要在2049年使18岁以上的全体公民达到预期的科学素质，关键在于真正能够落实下去。此外，媒体应大力加强宣传力度。现在，电视科普节目多从国外引进，应多一些国内的科普节目、自然科学节目。报纸的科普覆盖面也不够大，会从网上获取信息者更是寥寥，中国目前各级科普网站有数百个，但是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又有几个呢？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只有极少的科学家参与科普。国家应采取鼓励政策，如鼓励私人投资科普、鼓励社会集资投资科普，把科普办成文化产业，让科学家多参与科普工作。
当然，在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推进科普工作中会遇到一些困难。科普工作量大面广，在做“人”的工作上很不容易，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经费的缺乏、科普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欠缺等都影响着科普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仍要努力把科普工作推进下去。
从科普本身来说，科普是个庞大的工程，科学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早日达到提高全民素质的目标。表面上看，很多地方对科普工作都很重视，不仅有专兼职科普工作人员，财政预算中也按每人一元的标准编列了科普经费，科普社区、科普村的牌子也发了不少。但显然都只是表面文章。科普经费被挪作他用的情况非常普遍，科普社区考核也只满足于查台账，并没有考查基层科普的真实效果。在各级科协的汇报和总结中，科普成果没有不丰硕的，市民学科学热情没有不高涨的、科普工作成效没有不喜人的。但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然很令中国科协失望，科普工作的落实情况并没有地方科协的汇报和总结中说的那么乐观。
从制度层面来说，把科学素质测试列入升学和选拔人才的考核内容。一旦科学素质测试和中、高考及各种人事考试挂上钩，原本不受相关部门和社会重视的科普工作立刻会成为“香饽饽”，备受推崇不说，科研人员从事科普的积极性也会大为提高。当然，对各级政府和科协的科普工作考核力度也应相应加强，考核应更注重实际科普效果，而不是书面台账或活动记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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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公民科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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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解读
任定成
[摘 要]相对于中国以前的科学普及、科学教育、职能培训活动和计划而言，《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在理念和措施上有多方面的新构想和新规划：把科学素质建设定位于突破中国人口素质瓶颈的基础性社会工程；对学界和社会各界争论颇多的“科学素质”概念做了新的概括；确定了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方针；设定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近期、中期和长远三个阶段的任务目标；规划了近期针对重点人群采取的四大科学素质行动子计划；设计了保障四项行动实施的四大“硬件”建设基础工程和三大“软件”建设措施；构想了由组织领导和监测评估两个体系构成的引导和调控计划运行的网络。
[关键词] 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
Abstract: In comparison with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cience education and job trainings before, the“Outline of National Action Scheme of Scientific Literacy for All Chinese Citizens”is characterized with new ideas and plans in many aspects.They are: orienting scientific literacy building to a fundamentally social engineer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in population quality； giving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scientific literacy”； making the policy of government as leadership, public as participants to promote scientific literacy； setting short-term, mid-term, and long-term goals； planning four sub-pro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four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designing four fundamental building engineering in“hardware” and three effective measures to guarant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eme； mapping out the network, which consists of the systems of organization and evaluation, to guide and control the proc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eme.Keywords: scientific literacy； national action scheme 刚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纲领性文件。《科学素质纲要》中提出的新概念、新方针、新规划、新措施，是实施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国家战略意图的新亮点，将对我国国民素质的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定位：突破人口素质瓶颈的基础性社会工程
当今社会，全球性的经济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入的后工业社会，还是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工业化社会，其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不会像以前那样仅仅依靠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产业化，而是需要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科学素质。新的时代不仅将是精英不断涌现的时代，而且也是公众素质大幅度提升的时代。
公民科学素质低下，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仅占所调查人群的1.98%。而根据类似调查方案得到的其他国家和实体的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分别为：美国12%（1995年），欧盟5%（1992年），加拿大4%（1989年），日本3%（1991年）。与科学素质低下相应的，是我国公民相信迷信的比例相当高。2003年，接受调查的我国公众中，相信求签的为20.4%，相信相面的为26.6%，相信星座预测的为14.7%，相信碟仙或笔仙的为4.8%，相信周公解梦的为22.3%。总体上分析，完全相信迷信的比例（13.3%）是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的（1.98%）的6倍以上。
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是我国政府突破人口素质瓶颈的重要举措，也是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基础性社会工程。
2．概念：“科学素质”蕴含的内容、能力和预期效果
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不同界别、不同机构，对科学素质的概念都有不同的理解。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三大数据库中收录的1973－2005年发表的与科学素质有关的文献共795篇，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1979－2005年发表的与科学素质有关的文献共1 115篇。这些文献中关于科学素质概念的含义有多种解释，也有不少争论。《科学素质纲要》中，对“科学素质”概念给出了新的界定。
《科学素质纲要》确定的科学素质包括四个内容、两种能力、两个预定效果。四个内容是：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两种能力是：应用这些内容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两个预定效果是：增强公民获取和运用科学知识的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侧重于个人发展），提高国家科技和经济竞争力、建设创新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侧重于国家目标）。
科学素质包括三个向度，一是公民的科学文化修养方面，二是公民的生存技能基础方面，三是参与公共决策方面。三个向度都需要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比如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改善环境、安全生产、健康生活、合理消费的理念并落实在生活和工作之中。
3．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 为提升人口素质和综合国力，我国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与这些战略相对应的，有关部门先后做出了加强科普工作、推进素质教育等决定，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妇女发展纲要、儿童发展纲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农村党员基层干部实用技术和市场经济知识培训规划、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等。这些规划都只涉及到某些特定的人群。
目前，我国涉及全体公民的基础性社会工程有三个，即公民道德建设、全民健身计划和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现在颁布的《科学素质纲要》这三个《纲要》一起，构成了提升人的素质的三个纲领性文件。前两个纲要的目的分别是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和健康水准，后一个纲要则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人口素质的准备。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实施，将开启全社会参与科学素质建设，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夯实人力资源的新阶段。《科学素质纲要》制定了政府推动、社会各界分工协作、全民参与的方针。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公民本身都将是参与主体与利益受体。《科学素质纲要》特别强调，政府是组织领导者，社会各界都是参与者，公民既是主体又是受益者。
4．目标：三个阶段与三项任务
我国公众科学素质建设的基础非常薄弱。人均受正规教育年限低、正规教育受应试教育影响大、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不成熟、提供的终身教育机会少、一些地区迷信盛行、科普事业缺乏稳定的经费和资源、科技传媒的科技传播质量不高。在这样的基础上短期内实现人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目标，面临着很大困难。《科学素质纲要》规划了三个阶段目标和三个任务目标。
阶段目标分别是：长远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公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人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中期目标是到2020年，公民科学素质整体上大幅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近期目标是到2010年，公民科学素质明显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与我国的长远目标相比，美国拟在2061年实现人人具备科学素质的目标。与2010年我国的近期目标相比，加拿大1989年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4%。
为实现阶段目标，《科学素质纲要》设定了近期三项总的任务目标：在观念和行为层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普及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科学知识，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工作方式；在策略层面，以重点人群科学素质的提高带动全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在共享平台层面，加强教育培训、资源开发与共享、传媒科技传播能力、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
5．对象：针对重点人群的四个主要行动
我国各类人群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情况差别非常明显。据2003年的调查数据，几类被调查人群中具备基本科学素质者占同类人群的比例分别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为0.3%，商业及服务业人员为2.3%，生产工人、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为2.5%，党政群组织负责人为5.4%，党政群组织办事人员为4.1%，学生为15.6%。
《科学素质纲要》针对四类重点人群，设计出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行动以及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行动四个主要行动。根据这四类人群的特点和现状，科学素质建设有不同的任务和措施。
在科学素质建设中，未成年人正在接受基础教育而且要成为未来的公民，其重点任务是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农民是我国数量最多的劳动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受教育机会最少的人群，其重点任务是增强生存发展能力及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就业的能力；城镇劳动人口是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主要从业者、现代生活和现代生产的创造者，其重点任务是增强就业、创新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从业者，其重点任务是提高决策和管理能力。
实施这四个主要行动计划，可望在“十一五”期间带动全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并为2010～2020年的科学素质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6．硬件：建设四项基础工程 我国科普队伍、设施和平台的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而现有的队伍、设施和平台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相互之间缺乏配合。为使“十一五”期间的四个主要行动顺利实施，《科学素质纲要》规划了四项基础工程。这些工程是“硬件”方面的保障。
科学教育与培训基础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教师队伍、教材与教法、教学与培训设施三方面的建设，改变应试教育的模式。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开发高质量的科普产品和信息资源，建立科普资源公共平台，提供公共科普服务。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加大科技传播的力度，打造科技传媒品牌，培育品牌网站、虚拟博物馆和科技馆。科普基础设施工程的主要任务，是拓展和完善现有基础设施的科普功能，新建一批科技馆和科技类博物馆，发展基层科普设施。
对应于这四方面的任务，《科学素质纲要》设计了25项具体措施。这些措施的总的特点在于，优化和整合队伍，发挥科技教育设施和媒体的优势，建立新的平台和设施，集成国内外资源和信息，打造科普品牌，形成不同部门之间、社会各界之间既有分工又相互支持的互动平台和机制。
这四项基础工程涉及到多部门多界别的分工与合作，涉及到公共服务体系与市场体系的联合运作，其关键在于统筹、联动与整合。
7．软件：完善法规、保证投入、建设队伍 我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科学技术普及法，但是对于不同主体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尚须更加具体地细化；各级政府和有关企事业单位对于科普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是科普工作在经费来源上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渠道；社会各界有不少热心科普事业的人士，但是成规模的专业化队伍、兼职群体和志愿者团队基本上还没有形成。
针对这种现状，《科学素质纲要》提出“软件”方面的三个保障条件的建设。法规政策设计方面，要对有关政策法规进行修订、补充和调整，制定科普法的实施细则及鼓励和表彰科技教育和传播的新政策。投入机制构想方面，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落实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实施经费，广辟社会资金吸收渠道，形成多渠道投入机制。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培养专业化人才，发掘兼职人才，建立志愿者队伍，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建设理论研究队伍。
近来，中央政府在考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普惠于民的公平共享措施中，更加重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投入。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已经首次被列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中央财政已经更多地承担了中小学教育的经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想中提出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概念。此外，科协系统主办的有关活动已经引起有关企业的关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理论队伍也开始通过大规模课题研究被组织起来。
8．网络：组织领导与监测评估体系
与政府的层级相应，我国很多地方成立了科普工作领导小组，但是这些领导小组基本上没有形成稳定的工作机制，其做出的决定也没有多少约束力。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组织的科普活动不少，但是没有将这些活动纳入到统一的规划之中，也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统一的效果监测。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无论是美国的2061计划，还是欧盟的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其实施都是基于目标的大规模超长期的有组织行为。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要真正成为全社会参与的新的有效的计划，而不是已有科学教育和科普活动的简单组合，关键是要建立起由组织领导和监测评估两个体系构成的引导和调控整个计划运行的网络。
《科学素质纲要》设定的组织领导体系是一个国家主导的体系：国务院负领导、部署和检查监督之责，各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负履行和配合之责。地方政府要把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并纳入业绩考核范围。中国科协承担全国性的《科学素质纲要》实施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之责。监测评估体系是由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以此为基础的监测指标，以及测评活动组成的体系。
在转换职能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已经开始把本属于社会和市场完成的事情逐步交还给社会和市场，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组织公共服务上来。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是一项惠及全民的公共科技事业，政府主导、各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广泛参与正是政府职能转换的题中应有之意。
作者介绍
任定成，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制定工作专家组副组长。E-mail:DCR@pku.edu.cn。
选自（《科普研究》2006年4月第1期）
对“公众科学素养调查”部分数据的再思考
佟贺丰
[摘要] 本文主要针对中国和美国近年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部分数据，从中挖掘一些值得反思的内容，为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和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公众科学素养调查 科学素养 科学普及
Abstract：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ults of citizens’ scientific literacy survey in USA and China, mining some useful data, and then makes some suggestions for “Scientific Literacy for All Chinese Citizens Action” and China’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Keywords：Citizens' Scientific Literacy Survey； Scientific Literac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有关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起源于美国。早在1972年，美国科学基金会就通过定义和测量一系列“事实存在”的科学知识，对公众实施以科学为中心的标准化调查，使得对公众是否“理解”科学的判断具有可操作性。上世纪80年代，J.D.米勒提出科学素养的三个维度，采用社会学的方法测度公众的科学素养，每次的调查结果都收入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以下简称《科工指标》）。目前，米勒在这个领域仍然是得到普遍肯定的重要学者，一共有32个国家采用他的维度和指标，以及测试题目进行本国的调查[1]。中国自1992年首次进行正式的公众素养调查，到现在这个调查已经进行了6次。2006年美国发布的《科工指标》，第一次将中国在2001年进行的调查列入国际比较分析，说明我国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工作已经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国内外的多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每年的数据发布最被关注的是该国达到具有科学素养的人群的比例。但在具体数据中，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还有一些数据，在媒体的渲染下有被误读的趋势。数据是决策的基础，如果对数据的理解上存在偏差，很可能会造成决策的失误。本文对部分调查数据进行了一些思考，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的《科工指标》和中国的历次调查。
一、电视如何担起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重担
2005年的第六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电视是我国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来源，高达91.0%的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发展信息。这也和其他国家的调查数据有相似之处，几乎所有国家的公众都把电视作为获取科技信息最主要的渠道，比例都高于50%[2]。但电视节目的播出和公众能否理解科学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还有待研究。公众只是把电视作为最重要的信息源，目前没有任何研究证明来自电视的科技信息和公众科学素养呈正相关性。在具体的电视节目中，哪类节目才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很多调查并没有深入。美国1996年《科工指标》的数据表明，美国人平均花费1 019个小时观看电视节目，其中408个小时是观看新闻节目，81个小时是科技节目。可以看出，公众观看科技节目的比例并不高。并且越是高学历的成年人，通过电视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就越低（如图1）[3]。
70605066645853比例403020100高中及以下高中毕业学士学历研究生
图1 学历与通过电视获取科技信息的相关图
因为缺乏深入的调查，我们无法得知公众通过电视获取的科技信息对其科学素养到底有何种帮助。电视节目中的科技信息无所不在，连广告中也存在着广泛的各类科技信息，但除了科技类节目，其他电视节目很难让观众在科学素养的三个维度上都有所提高。观众在电视中获得的大多是一些提示性信息，比如一些最新的科学名词、科研的进展。电视上的科技信息大多是影像一闪而过，很难给人思考的时间，对于一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很难在短时间内把所看到的内容转化为自己可理解的知识。有学者做过有关电视在农村科学传播中的作用的调查，结果显示村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依次是：新闻节目（67.5%）、电视剧（45.9%）、气象节目（35.4%）、农业技术（29.6%）、文艺娱乐（27.3%）、电影（23.5%）、科技知识（21.1%）等。电视的娱乐功能是远超过其教育功能的。在农民获取和采用农业新技术时，电视发挥的作用则小了很多，各类渠道依次是亲戚朋友(21.O%)、政府推广(20.4%)、村里的示范户(15.9%)、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14.1%)、出售者推荐和推销(13.7%)、自己去乡农技站咨询(11.5%)、与外地科技部门联系(3.4%)等[4]。可以说，电视在传播农民最需要的信息和农业新技术方面的效果还有待提高。
在国外，很早就有学者提出“电视素养(Television Literacy)”一词，强调电视公民教育的教学内涵。学者Hefzallah提出的电视素养包括：能够分析电视上的所见所闻，分别真实与电视世界，对所看的节目做出充分的批判与合理的评估，明智地利用休闲时间[5]。只有提高了公众对于电视影像的真正认识，电视才会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的教育部门有系统地全面支持从儿童到成人的电视批判观看技巧培养。我国在这方面重视的还非常不够，无论是正规教育还是非正规教育，都很少涉及电视素养教育的问题。
二、信息素养应该成为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各国的调查数据看，互联网还不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中国。2005年的调查显示，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仍然最低（7.4%），这个数据与2003年相比，提高了1.5个百分点（2003年，5.9%）。国外的这个比例一般也在10%左右。但美国的调查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获取专门科技信息最主要的来源，如图2。同时，越是高学历的人越习惯于通过网络获取科技信息。在美国，大约50%的受调查者认为互联网上大部分的信息是可靠和准确的。
不祥, 5%其他, 8%家庭朋友, 1%报纸, 4%电视, 6%互联网,44%杂志, 8%书籍,24%
图2 公众获取专门科技信息的来源[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网民总人数为1.37亿人，上网计算机总数为5940万台。网民人数已经占了我国总人口的10%以上。在网民获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径中，网络独占鳌头，所占比例达到47.4%；电视紧随其后，所占比例为30.6%；接下来是报纸，所占比例为15.7%；其他媒体所占比例都非常低（如图3所示）。并且网民对网络信息的信任程度较高。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网络对于公众科学素养提升的作用决不能忽视。搜索引擎的出现，可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对于科技信息的深层次需求，在中国，有51.5%的网民经常使用搜索引擎。由于对信息技术接触机会的不平等，对互联网使用的熟练程度，可能会成为影响整个国家公众科学素养均衡的重要因素。
在信息社会中，具有一定的信息素养是人们与外界沟通与交流必不可少的能力，所以很多机构和学者都提出了信息所养的概念。美国国会图书馆提出，信息素养是指个人能感觉到对信息的需要，并具有有效地寻找、评估及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C.Curran认为信息素养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了解信息价值的能力，知道如何处理信息的能力，检索信息的能力，解释、组织、综合信息的能力以及传播信息的能力。H.B.Rader认为信息素养包括：对获取信息的过程及系统的了解，评估不同信息来源及渠道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能力，收集并处理信息的基本技巧[7]。从上面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具有信息素养的人可以更好地获取、处理和传播科技信息。信息素养在信息社会中是学习知识所必需的能力之一，是对无处不在的信息进行搜索、分级、组织的能力，是实现终身学习的基础。所以，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信息素养应该成为公民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实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程的时候，要注重培养公众的信息素养，加快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广泛的人群接触和利用互联网，避免信息鸿沟的出现，加剧我国城乡公众科学素养的差距。
广播杂志其他书籍报纸电视网络0.0%10.0%20.0%30.0%40.0%0.6%1.2%2.0%2.5%15.7%30.6%47.4%50.0%
图3：网民获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径
三、对致富信息的调查数据不应误读
在2003年的中国公众素养调查中，有一个数字被媒体和学者讨论的比较多，就是我国公众对于致富信息的高度兴趣。2003年的调查表明，公众对致富信息感兴趣的程度最高，达到83.1%，其次为健康与卫生保健（75%）、教育（69%）、科学新发现（57%）和新技术应用（56%）[9]。除了致富信息，我国公众对其他信息的兴趣程度和国外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很多学者都借此说明我国公众对于获取信息的功利性，学者朱效民在文章中就指出：“脱贫致富仍然是当前普通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最主要企盼，‘赛财神’的形象已是深入人心。由此也说明，至今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对科学的认识理解依然只停留在很浅的表层之上，甚至存在着相当的误解，这种状况不得不发人深思，令人感慨[10]。”也有学者提出在向公众普及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公众的这种需求，把公众最需要的致富信息提供给他们。
如果仔细对比国内外的历次调查就可以发现，在国外并没有出现过有关公众对致富信息兴趣的调查问题，在中国也仅在2003年出现过一次。这只是调查执行者的一种尝试，想在调查的问题中加入一些中国因素。“致富信息”出现在调查问卷中，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诱导性，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公众还处于求生存求发展的阶段，必然对致富有天然的追求，这道题目从调查的效度上考虑是靠不住的。效度指的是调查的正确性程度，即测量工具在多大
[8]程度上反映了调查者想要测量的概念的真实含义。K.D贝利在《社会研究方法》中指出，内容效度必须考虑两个主要问题：测量工具所测量的是否正是调查人员所想要测量的那种行为；测量工具是否提供了有关的那种行为的适当样品。而在有关致富信息这个问题上，调查者的问题是会影响效度的。所以，我们不宜过度地渲染这个调查数据的意义，以免对将来的工作产生误导。
四、继续教育应该成为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渠道 对于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主渠道问题，众多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吴国盛认为大众传媒应该成为我国科学传播的“第一主力”[11]。朱效民认为：“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水平的主阵地在于学校的正规科学教育；面向社会公众的科学普及的主渠道在于大众传媒；而科学教育的改革实践、科学普及的深入开展都离不开广大科学家的积极参与”[12]。如果从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数据看，还有一个应该重视的渠道被忽略了。学者李大光在2001年进行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对中国、欧盟、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不同年龄段科学素养人群分布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数据结果如图4所示，中国具有科学素养的公众大多分布在29岁以前年龄段，从30岁开始急剧的下降。
6040200中欧美日加18－29573334312530－39203345303140－49***0－6492328271165以上31316209
图4 各国各年龄段具有科学素养的人群分布[13]
如果分析原因，这可能和我国的继续教育不够发达有关。继续教育是指已经脱离正规教育，已参加工作和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继续教育是实现终身教育的基础。在未来，很多人在一生中将多次改变职业，继续教育可以开发每个人在一生中多次变换专业和应对经济和社会转变的能力。我国现在各类企事业单位普遍缺乏对职工进行再教育的意识，农民和农民工更加缺乏接受继续教育的渠道。这就容易造成很大一部分人群在脱离学校正规教育后，很少关心科学问题，形成科学素养的缺失。所以，今后企事业单位要广泛开展技能培训、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等活动，着力加强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教育，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国家的继续教育政策要吸收多种多样的教育场所和各种形式的学习，包括自我学习。由Jacques Delors领导的21世纪国际教育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教育时间信贷”计划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为了保证全民享受终身教育，他建议设立“教育时间信贷”，即一种“培训支票”，在义务教育结束时发放，给每个人享受到一定年限教育的权利，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个人发展、学习经验和适合自己的日程表来利用这一权利。这种办法可以向那些离开正规教育体系的人提供第二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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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大光.科学素养的概念化过程与中国的理解[J].科学（上海），2006（3）作者简介
佟贺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普理论；Email:thf2003@istic.ac.cn
选自（《科普研究》2007年8月第4期）
第一 维 : 科学概念(scientificc oncepts)。指为了
理解自然界及其由于人类的活动所导致的变化，学
生们需要掌握一系列基本的科学概念，这些概念涉
及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等学科。
第二 维 : 科学过程(scientificp rocesses),P ISA考
察学生运用科学知识及对科学过程的了解。要求学
生有获取证据、解释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具体 讲，考察以下5个方面的过程:(1)辨 识 科学问题;(2)识 别 证据;(3)得 出 结论;(4)交 流 或传播这些结论;(5)用 演 示表明自己对科学概念的理解。除 了 最 后一条，其余几条并不直接要求具体的
科学知识。当然，其他过程严格说也不是与“科学”内
容无关的。
第三 维 : 科学境况(scientifics ituations)。科学素
养测试想了解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涉及的科技问题 或科技事务与人们的关系。2000年的测试主要涉及
3个方面:生活与健康中的科学;地球与环境中的科 学;技术中的科学MM-26
二、公 民 科 学素 养 的 测试
3、相对于目标群体的定位
公民科学素质标准的总目标群体是全体公民，而这一总目标群体 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但是，根据公正、公平的原则，以及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性质，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标准的制定应以主 要公众群体为参照，采用统一的标准或总标准。
4、对标准内容难度的把握和定位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是一个分阶段、滚动式推进的超长期国家 计划。考虑到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现状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在设计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标准时其内容的难度要求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最初阶段的起点要低、层次要多，然后根据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 高不断地对内容的难度或不同难度所占比例进行适当调整。
公民科学素质的本土化探索
刘立 蒋劲松 高建中
近几十年来，公民科学素质的建设，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启动并实施了“2061计划”，提出了“所有学习者具备科学素质”的目标。1994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在科学政策文件《科学与国家利益》中，确立了五大目标，其中之一就是“提高全体美国人的科学和技术素质”。欧盟国家开展了“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和实践，2001年制定了“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印度发布了“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报告。
在中国，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全民族科学素质建设问题。江泽民同志在2001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上年指出：“我们必须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社会工程，全面加以推进。”2002年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2002年，国务院批复了中国科协建议实施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简称“2049行动计划”），其目标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0周年的时候，全体成年公民人人具备科学素质。
什么是科学素质？它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国际上目前已有若干种典型的说法，如美国科学促进会的“2061计划”、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国际公众科学素质促进中心米勒（J．Miller）教授关于公众科学素质测试等，都提出了科学素质的定义。
国际上关于科学素质的定义，对中国只有借鉴意义，不能照抄照搬。各国都应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本土化的定义。国际科学与技术公共传播网络2002年12月在南非召开的第7次大会上提出，为了确保科学技术的传播能真正满足发展中国家人民和社会的需求，需要对科学素质重新进行定义。
本文在提出公民科学素质的本土化定义之后，进一步探索公民科学素质的内涵与结构的本土化问题。
一、什么是公民科学素质 “公民科学素质”这个概念，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公民”、“科学”和“素质”。
这里的“公民”，是指全体公民，既包括在校的学生，也包括社会上的各种人群，如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军人、家务劳动者，等等。通俗地讲，就是“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公民科学素质应该是面向全体公民的对科学技术的一种最基本的标准和要求。它与针对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的科学素质显然是不同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必须时时刻刻把公民放在心上。“公民科学素质”中的“科学”，在科学素质这个概念刚提出来的时候，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后来人们又提出了技术素质的概念。科学素质和技术素质是相互依存的，对生活在现代科技社会的公民来说，二者同等重要。目前，国际上一般对科学素质作广义的理解，即把科学素质和技术素质统称为科学素质（需要强调技术素质的情形除外）。所以，我们对科学素质中的“科学”也应该作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数学、技术和医学，同时还涉及到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
公民科学素质中的“素质”，是从英文literacy翻译而来的，也有人把它翻译为“素养”。科学素质是素质概念的延伸和派生。所以，要理解科学素质概念，需要对“素质”的本意有所了解。在英文中，literacy的基本含义是能读会写，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有文化”。据此可以推断，科学素质概念的基本含义是指在科学技术方面，具有基本的读写能力。国际上科学素质的研究权威米勒教授就是这样来定义科学素质概念的。
当然，从词源学上来理解科学素质的概念是不够的。目前，国际上关于科学素质概念最有影响的定义，分别见之于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的《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国际学生素质评估项目”(PISA)以及印度的《促进科学文化素质》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对科学素质的界定是，科学素质是指制定个人决策、参与公民和文化事务、从事经济活动所需要掌握的科学概念和科学过程。《标准》还对科学素质做了补充说明：“科学素质意味着一个人对日常经历中各种事物能够提出、能够发现或能够回答因好奇心而引发出来的一些问题。科学素质意味着一个人具有描述、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的能力；科学素质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读懂通俗报刊刊载的有关科学的文章，能参与就有关结论是否有充分根据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科学素质意味着一个人能识别国家决策和地方决策所赖以为基础的科学议题，并且能提出有科学技术根据的见解来。一个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应能根据信息的来源和产生此信息所用的方法，来评估科学信息的可靠程度。科学素质，还意味着有能力提出和评价建立在论据之上的论点，并且能恰如其分地应用从这些论证中得出的结论。”这个定义，是针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公民提出来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来说，显然要求过高。
印度把科学素质理解为“全民最低限度的科学”。所谓全民最低限度的科学，指的是每个公民都需要具备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基本的科学（或技术）知识，以及对科学方法有一个操作性的、实践性的熟悉和理解。它强调公民应对关系到日常生活和安全，关系到家庭、社区、城市、省和国家的科学技术有较好的理解。可以看出，印度对科学素质的本土化理解是成功的，值得借鉴。
我国在科学素质的实践中，对科学素质的理解主要有两套：一是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它基本上采用的是米勒对科学素质（定义和内涵）的理解。这种理解能较好地做到与国际接轨。二是中国科协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大纲》中对科学素质的理解。它指出：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组成部分，是指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具备科学精神和科学世界观，以及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判断及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我们认为，这个定义体现了本土化的色彩，包含了“四科”（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既体现了科学素质的知识内容，也体现了科学素质的能力特征。
综合国际国内关于科学素质的定义，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如科普法中说到的“四科”，以及我国公民对科学素质的基本需求，我们课题组提出了公民科学素质的一个定义，即公民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公民了解科学技术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具有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以及应用它们来处理生存与发展问题、生活与工作问题、以及参与公共事务问题的能力。
该定义具有以下特点：规定了科学素质的知识内容，主要是“四科”，即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与科普法关于科普工作的内容“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保持了一致；指出科学素质是应用作为整体的科学技术（知识、方法、思想和精神）解决与公民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强调了科学素质的“解决问题”导向，即具备科学素质，是为了解决与公民密切相关的三个层次问题即生存与发展问题、生活与工作问题，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问题；指出科学素质是公民整体素质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素质要与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统筹协调发展。
二、确定公民科学素质内涵的原则
公民科学素质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我们认为，确定公民科学素质的内涵，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第一，针对公民自身发展的需要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首先是为了满足公民自身的需要，这与“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公民自身的需要，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生存、生活的需要；第二，参与就业竞争的需要；第三，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需要。
第二，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也是为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宏观上讲，是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为了实施三大战略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了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可以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
第三，要充分考虑国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从“本本意识”到“国情意识”的转变。只有对国情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才会有对实践方式的合理选择。
从经济发展的水平上，中国人均GDP刚超过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尚未达到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胡鞍钢将此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所谓第一世界，是指高收入水平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即使按照国际标准(世界银行1999年的数据，按照实际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它们也属于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第二世界，是指上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如像广东和沿海的一些地区，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1%。第三世界，属于下中等收入地区，其大体占全国人口的20%。第四世界，是世界上所规定的那种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其人口大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大部分是在中西部农村地区。
我国的教育发展水平，从毛入学率看，我国与美国、日本、韩国、俄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与印度相比，虽然我国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大高于印度，但是，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却落后于印度，估计要到2015年才能赶上印度。
从科技论文和专利看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我国在国际上已是“论文大国”，国际论文的产出已经上升到世界第6位，但衡量论文质量的引证率却很落后；国内专利数量庞大，但在国际专利方面，数量还非常之少，可以说是“专利小国”。另外，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约为30%，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
从公众科学素质的水平上看，2003年中国公众具有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98%，即平均在100个人中，只有不到两个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这个比例远远低于美国（2000年，17%）、欧共体（1992年，5%）和日本（1991年，3%）的水平。公众科学素质调查，主要调查公众对基本科学术语、对基本科学方法以及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了解程度。这种调查，美国做得最早，1957年就已经开始，之后从1972年起固定为每两年进行一次，至今没有间断。中国的调查，基本上采用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所采用的标准，但也根据中国国情作了少量修改。
第四，坚持普及性和基础性
确定公民科学素质的内涵，针对的是全体公民，而不是少数知识精英分子，所以，它应该具有普及性。科学素质的内容，必须是与广大公民的生存、生活和工作以及参与公共事务有关的最基本的内容，如基本劳动技能，以及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第五，要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
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达，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球村”。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建设，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三、公民科学素质的要素结构：“五科”
基于文献研究及我们对国情的基本分析，我们提出，公民科学素质的内涵，既包括要素成分，也包括功能成分。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公民科学素质的要素内涵。
首先，基本文化素质是具备科学素质的基本条件。任何提高科学素质的措施都要以基本文化素质，即以母语的基本读写能力作为前提。科学素质是基本文化素质在当今科学技术时代的发展和延伸。因此，基本文化素质一方面是提高科学素质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科学素质的组成部分。
其次，我们把“科学”当作一个系统结构来理解，它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知识，也包括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内容。
第三，科学技术这个系统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科学从来就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从来就是社会中的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发生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学问在国际上称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因此，科学素质的要素结构应该包括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简称为“五科”，其中科学技术知识是科学素质要素结构的基础，而科学精神则是科学素质要素结构的灵魂。
关于科学素质内涵的上述提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接轨，又具有本土特色：1.体现了科普法的“四科”；2.在“四科”的基础上，加上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一项。
四、公民科学素质的功能结构：四个层次
国际上一些学者从科学素质的功能角度来分析科学素质的内涵。申恩（Shen，1975）将科学素质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实用(practical)科学素质；公民（civic）科学素质；文化(cultural)科学素质。
实用科学素质，指的是掌握某些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它们可以直接被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和健康；实用科学素质必须面向这些需求。
公民科学素质，指的是能够理解科学决策和与科学有关的决策其背后的科学问题，经过思索表达其民意，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
文化科学素质，即对科学作为人类活动，作为文化现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申恩的工作，为探究科学素质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路。后有学者对申恩的工作进行了扩展。
借鉴这样的分析思路，提出：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科学素质的功能结构由低到高分为四个层次，即第一层次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第二层次是为了满足一般的物质生活；第三层次是在物质生活基础上更高的精神文化生活；第四是作为现代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参政议政在内的社会生活，如下图所示。
科学素质功能系统图
生存科学素质，指的是与劳动基本技能相关的科学素质。中国还有相当大的比例的人口，其主导需求是生存问题。从国际比较上看，中国人均收入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即处于“第四世界”)的人口，约6.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他们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及边远地区。
这里“生存”主要强调的是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主要侧重职业谋生活动。因此生存科学素质是公民在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科学素质，是公民科学素质中要求最为迫切的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所必需的职业劳动素质的必要组成部分。它涉及的更多的是操作性的、实践性的科学知识，不必要求理论化、系统化的认知。生存科学素质与下面我们介绍的“生活的科学素质”相当于申恩科学素质三个层次说中的实用科学素质。我们之所以把生存科学素质与生活科学素质区别开来，是要强调前者更关注科学素质对于谋生职业的意义，后者更关注科学素质对个人生活的意义。
生活科学素质，指的是现代生活方式（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所必需的科学素质。
这里“生活”强调的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基本生活，侧重强调的是公民的身心健康和基本的社会参与，它比前述的“生存”层次更高，因此它所要求的科学素质的水准和丰富性也要高于生存科学素质。这是公民在现代社会中保证基本生活品质的科学素质，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需全面文化素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文化科学素质，即现代文明的精神生活所必需的科学素质。这里的公民“文化”生活，是指在公民基本的物质生活和身心基本健康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享受高层次素质文化精神活动的生活。因此文化科学素质是比“生存科学素质”和“生活科学素质”更高层次的科学素质。它是公民在现代社会中享受高素质的精神生活所必需的素质。只有掌握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科学的思维习惯，培养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才能具备理性健全的精神素质，才能破除迷信盲从，才能抵御邪教。它相当于Shen科学素质三个层次说中的文化科学素质。
参与公共事务的科学素质，即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所需要的科学素质。
“参与公共事务的科学素质”是比“生存的科学素质”、“生活的科学素质”和“文化的科学素质”更高的要求。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充分实现公民参政议政权利所必需的能力，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公共生活和民主决策的必需具备的科学素质。“参与公共事务的科学素质”大体对应于申恩科学素质三个层次说中的“公民科学素质”。
总结起来，课题组提出了公民科学素质的一个本土化定义，并对公民科学素质的内涵与结构进行了本土化探索，结论是：公民科学素质是建立在基本文化素质基础上的，以科学素质的要素结构（“五科”）与功能结构（“四个层次”）相互耦合的系统。
（本文作者：刘立 蒋劲松 高建中 单位：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
究中心）
选自《2005中国科普报告》
关于科学素质概念的几点讨论
程东红
[摘 要]本文从内涵和功能分析的角度，回顾了科学素质概念的两条研究进路，提出科学素质研究从来不是与价值无涉的。学界关于科学素质概念的知识建构，反映着社会的需求和价值观。因此，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研究，应基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在保留当今世界各国公民科学素质共性要求的同时，把公民科学素质与中国百姓生存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相关的内容凸显出来，把广大劳动者对于自身科学素质最迫切的需求表达出来。
[关键词] 科学素质 概念 中国公民
Abstract：Starting from a review of connotative and functional definitions of scientific literacy,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definitions of scientific literacy were by no means of value-free, but reflecting the demands and main-streaming social values of a specific society.Therefore, the definition of scientific literacy for the Chinese general public and its related researches are expected to put emphasis on the components representing the closest approaches towards liv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based on the current social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 while maintain the commonness of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Keywords: scientific literacy；definition；Chinese general public
一、科学素质与科学素养
近年来我国各类文献中论及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素养”，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看，皆源于英文scientific literacy，即对于scientific literacy一词存在“科学素质”和“科学素养”两种中文译法。
《辞海》（1999年版）对“素质”的解释为：（1）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领特点和原有基础；（2）人们在实践中增长的修养，如政治素质、文化素质；（3）在心理学上，指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
该书对“素养”的解释为：（1）经常修习涵养，也指平日的修养，如艺术素养、文学素养；（2）平素所豢养。
笔者认真分析了国内外科学素质研究文献，认为scientific literacy 应是后天修习而得而不是源于天生，是人们在生活经验或者学习经历中增长的一种修养。科学“素质”的包容面似比心理学中的“素质”更宽泛，它不仅包括能力的自然前提①，而且包括人们在实践中增长的科学修养。在此前提下比较《辞海》对“素质”和“素养”的表述，认为如果不考虑心理学上的特指，“科学素质”和“科学素养”作为scientific literacy 的汉译可以互换。在中文学术性文献中使用“科学素质”和“科学素养”两种表述的均有，而政策性文献中多使用“科学素质”一词。根据以上情况，本文采用“科学素质”对应scientific literacy。凡意指scientific literacy的中文文献，无论原文以“科学素养”还是“科学素质”表达，都从其scientific literacy的本意予以兼收并蓄。
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形态和公民个体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产生日益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当下，公民科学素质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科学素质（scientific literacy），这一概念诞生于美国。根据拜比（Rodger W.Bybee）的研究，教育改革家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952年在为《科学中的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Science”）写的前言中，第一次使用了“科学素质”一词。1958年，美国著名科学教育专家赫德（Paul Hurd）出版了专著《科学素质：它对美国学校的意义》（“Science Literacy：Its Meaning for American Schools”）,使“科学素质”第一次成为科学教育的主题。在这篇文章中，赫德把科学素质解释为对科学的理解及其对社会经验的应用。此后，科学素质这一概念就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在有关教育和科学的文献中[1]。但是，这些文献多从科学教育的目标与内容的角度讨论科学素质问题，文中的科学素质往往暗指“学生的科学素质”或接受了学校（小学、中学、大学）科学教育的人应具备的科学素质。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科学教育理事会首次提出了“全民科学素质”（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cy for All）这一概念，它标志着科学素质研究突破了学校科学教育范式，走向了在终身学习背景下不断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更加广阔的领域。
虽然也有若干学者如国际知名科学教育政策专家、英国利兹大学教授詹金斯（Edward Jenkins）那样，明确地把科学素质表述为“一般意味着对科学的本质、目的、局限性的认识，加上对一些比较重要的科学思想的理解[2]”，但纵观国外学者对科学素质的研究，大多循着对科学素质内涵的分析和对“具备科学素质的目标”的描述这两条路径进行阐释，然而至今还没有什么人对科学素质这一核心概念给出简洁而清晰的定义。几十年过去了，尽管众说纷纭，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依然方兴未艾。究其原因，也许因为“科学素质”与“自由”、“公正”、“幸福”等具有丰富内涵而又易生歧义的那些抽象概念类似，表面上容易理解，但深究起来，其精确涵义却又难以用三言两语加以概括[3]。
二、科学素质的结构——内涵分析
本杰明·沈（B.Shen）(1975)首开科学素质内涵分析的先河[4]。他提出了三类不同性质的科学素质，即实用科学素质（practical scientific literacy）、公民科学素质(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和文化科学素质(cultural scientific literacy)。其中，实用科学素质是指掌握某些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直接来解决实际问题；公民科学素质是指能够理解科学决策和与科学有关的政策及其背后的科学问题，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文化科学素质是能把科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结晶来学习和理解。
沈对科学素质结构的分析对后人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布兰斯康（Branscomb）(1981)[5]在其理论基础上，根据science和literacy的拉丁词根把科学素质定义为：“具有读写能力，并能理解系统化的人类知识”（the ability to read, write, and understand systematized human knowledge）。她还提出了科学素质的8个范畴(categories)：(1)方法的科学素质（methodological science literacy）；(2)职业的科学素质（professional science literacy）；(3)通用的科学素质（universal science literacy）；(4)技术的科学素质（technological science literacy）；(5)业余爱好的科学素质（amateur science literacy）；(6)新闻工作者的科学素质（journalistic science literacy）；(7)科学政策的科学素质（science policy literacy）；(8)公共科学政策素质（public science policy literacy）。每个科学素质范畴对应着一个特定的背景，如职业的科学素质对应着科技工作者从事科学技术职业所需要的科学素质。沙莫斯（M.H.Shamos）(1995)[6]提出科学素质包括三种形式，分别为文化(cultural)科学素质、功能性(functional)科学素质和真正的(true)科学素质。
米勒（J.D.Miller）从测度①的角度对科学素质内涵进行了研究。在其1983年发表于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Daedalus 的文章《科学素质：概念评述和经验评述(Scientific Literacy：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7]中，米勒提出科学素质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对重要科学词汇及概念（即科学知识的内容）的理解(a vocabulary of basic scientific constructs sufficient to read competing views in a newspaper or magazine)；二是对科学探究的过程或本质的理解(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r nature of scientific inquiry)；三是对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之影响的认识和理解(some level of understand of the impa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individuals and on society)。基于其多年公民科学素质状况国际比较研究工作的经验，米勒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上述第三个维度（即关于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之影响的认识和理解）的内容在不同国家间变化很大，因此他在1997年提出：进行科学素质状况的国家间比较研究时，应采用科学素质的二维模型（即仅就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加以比较）[8]。米勒的工作对于建构科学素质的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他是从测度美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这个目的出发的，因此他构建的公民科学素质框架与发展中国家一般公众在民生层面所需的科学素质距离较远。
中国学者借鉴国外公民科学素质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实践的基础上，对科学素质进行了本土化定义。参与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科各门课程改革的专家提出，科学素质应包括四方面：科学探究（过程、方法与能力）；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提出“科学素养就是对个人决策、参与公共和文化事务以及经济生产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和过程知识的理解。”[9]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研制组认为“科学素养是指对在日常生活、社会事务以及个人决策中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和科学方法的认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品质。”[10]韦钰注意到在我国科学素质研究中经常被提到的“科学精神”却鲜见于西方国家的同类文献，相近的词语有“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她比较了蔡德诚对于科学精神内涵的6条阐述与美国2061计划对科学态度的5条要求，发现两者是相当一致的。据此，韦钰提出我国经常使用的“科学精神”一词在科学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就是科学态度。她认为公民的科学素质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习惯于对遇到的问题用探究的方式来对待，让探究成为基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科学精神指导下的价值取向[11]。
三、具备科学素质的目标——功能分析
对于科学素质研究的另一进路是试图从功能的角度来探讨科学素质概念。
美国科学促进会坚信：“懂得科学、数学和技术基础知识的人是有较强事业心和有自知之明的独立的人；应理解科学核心概念和原理；熟悉自然界、认识自然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能够按个人和社会目的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12]
印度学者赛加尔（Narender K.Sehgal）认为：“一个具有科学素养的市民应当对下述事物、观点、问题、日常生活场面有更好的了解：具有科学和/或技术内容；或者，关系到他的日常生活（健康、教育、就业、住房、食品、饮水，等等）和安全；以及，与他的家庭、社区、城市、省和国家相关。”此外，一个具有科学素养的人还应当做到：(1)能够批判性地检验和分析具有科学内容的正反两个方面的观点；(2)学识广博，可以更好地参与那些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论题的讨论；(3)能够更好地理解技术进步并善于利用它们；(4)较不倾向于想当然地去看问题，更加有好奇心并且有提问题的习惯；(5)较少受到迷信和盲目信仰的影响；(6)在方法和态度上较少有宿命论的想法；(7)能够更好地分辨事实和虚构；(8)能够更好地利用生存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来应付威胁和冲击；(9)在重要问题上，能够很好地论证自己的观点；(10)在任何讨论中，都更加有信心和自信；等等[13]。
我国科学教育工作者提出，“具有科学素养的人能够提出、发现和解答与日常体验有关的问题。他们能够描述、解释和预言自然现象。科学素养有不同的程度和形式，人的一生中科学素养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9]
四、科学素质研究的价值取向
对于科学素质的界定从来不是与价值无涉的。虽然科学素质已超出本土语言的范围成为“世界话题”，但审视科学素质的视角却无不带有“该时该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印记。
科学素质研究是伴随着世界范围科学教育改革浪潮而兴起的，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社会行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行动纲领、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战略）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成长的。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驱动着科学素质研究，对于科学素质的内涵、结构和功能的多种表述反映了不同主体对于公民科学素质研究的价值取向之各异。
米勒的研究非常看重具备科学素质对于公民负责任地全面参与社会活动所发挥的作用，因此不难解释为什么他创造的公众科学素养测评指标体系很少涉及民生层面的诸多要素。笔者以为，这是由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对于一般美国公民而言，他们已经走过了需要“依靠科技脱贫致富”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赛加尔的研究则从印度的国情出发，因此他对科学素质内涵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他认为不能简单地照搬米勒的科学素质指标体系，而应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提出“一个具有科学素质的劳动力和平民群体对于效率、功效、安全、质量和他们工作的经济性以及对可用资源的优化使用绝对是至关重要的。”[14]
近年来，在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相继引发了对于米勒测度体系适用性问题的讨论，这表明学界对于科学素质概念的认识正走向深化。如果科学知识的产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那么对于科学知识正确性的考量，亦不能摆脱该知识建构于斯的社会土壤。在这里不妨借用生态学中的生境①（又称栖息地，habitat）概念，来表达我们对于知识和作为其生长背景或研究对象的社会大环境之间，存在着关联性的注意。因此，不仅要了解米勒体系的内容，还应关注这一体系的“生境”，明了这一体系的针对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它的适用范围，体会学界先辈们创建这一体系的目的。唯如此，方能在探讨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度问题时，准确地把握和借鉴米勒体系以及其他国内外研究成果的精髓。
五、公民科学素质的动态性与层次性
[15]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对科学素质概念的表述为：“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笔者认为这个界定的前半部分表述是以科学素质的功能为主线，从“具备了基本科学素质”的结果的角度，追溯了公民科学素质的构成和基本要求；而后半部分则借鉴了沈对科学素质内涵的分析方法，强调了公民具备科学素质表现出解决问题能力的两个层面：一是民生层面，即处理生存与发展、生活与工作等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民主层面，即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在这里，似可依稀辨认出沈的“实用科学素质（practical scientific literacy）”和“公民科学素质（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的印记。
理解《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对科学素质的界定，还需要把握“具备科学素质”的结果或目标所具有的动态性和层次性特征。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动态性，一方面是指科学素质的内涵、结构和功能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另一方面是指公民个体具备科学素质的状态在其生命过程及相应的社会实践中也是变化的。科学素质概念的动态性既突出地表现于科学知识的动态演进，也表现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于公民所应具有的科学素质的不同要求上。科学素质不是人的先天禀赋，而是从后天生活和实践中获得的。公民个体科学素质状态的动态性，正是源于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对于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客观事物认识的不断变化和积累。科学素质的这种经后天学习而获得的特性，不仅使提高科学素质成为可能，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性。
公民所具有的科学素质的层次性，是科学技术社会化、大众化的必然结果。当代社会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和渗透，使得科学素质已经不仅是科学技术从业者的禀赋，而且成为衡量一国人力资源水平和国民素质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全体公民中，或者在全体劳动适龄人口中，其成员之间在文化水平、职业、年龄等方面的广泛差异必然导致其科学素质的广泛差异，从而表现出明晰的层次。在这里还应指出，不同国家、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性也是导致公民科学素质具有层次性特征的原因，例如对生活在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农业国家的公民来说，“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涵义不应是统一的。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研究，应基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在保留当今世界各国公民科学素质共性要求的同时，把公民科学素质与中国百姓生存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相关的内容凸显出来，把广大劳动者对于自身科学素质最迫切的需求表达出来。虽然科学素质的影响力已涉及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领域，但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摆脱贫困，过上殷实、文明、健康、体面的生活，仍是中国广大劳动者对于提高自身科学素质的首要需求。因此，在当前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要适当强调科学素质的“生产力”要素，即与民生相关的科学知识和在民生层面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基础。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在长期封建文化濡染下仍然存在的某些落后迷信思想，在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中亟需厚积创新文化的土壤，应特别关注和弘扬以追求真知、敢于质疑、开拓进取、实事求是为主要特征的理性怀疑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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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东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
选自（《科普研究》第3期 2007年6月）科学普及与国民科学素质
樊宏业
一、科普是提升国民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
科学普及，是通过大众传媒和各种社会教育活动传播科学知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以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的社会事业。
国民素质，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从长远和根本上看，以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最终又必然体现为国民素质的竞争。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发展起点低、人均资源紧缺等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的转型将会经历很长的时期。当我们还没有离开半封闭的传统社会的根基时，知识经济时代却又旋踵而至。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面向21世纪，要“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
20世纪的文化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文化，21世纪的文化将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高度融合的文化。在国民素质的构成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将是科学素质。
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具有用科学观点认识和描述客观世界的能力，具有在科学方法的启示下养成的科学思维习惯，具有从公民角度处理与科技问题有关事务的能力。具有科学素质的国民，能够理解大众传媒报道的一般科技信息的内涵和价值，能够对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科技问题作出合理反应。
国民科学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必须靠教育。系统的学校正规教育是提高一个国家国民整体科学素质的主渠道。中小学基础教育是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打下良好基础的重要阶段，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素质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正规教育长期困守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中，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科普工作就应该更多地担起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历史重任。
科学普及，是社会教育，是学校科学教育的补充和延伸。在原有普通教育中未能获得基本科学素质的人们，将通过科学普及来补课。而随着素质教育模式在学校教育中的确立，科学普及工作也将不断提高自己的起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将步入一个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学习化社会”。学习，将贯穿人们生活的全部领域和人生的全过程。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各个环节，只有具备高科学素质的人才能胜任。可以预计，未来的科普工作将会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展现其全新的面貌。
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已经把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列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我国于1996年3月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在阐述“科教兴国战略”的内容时，明确提出“大力普及科学知识，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普活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已把科学普及工作列入科教兴国战略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目标就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一切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在新世纪的征途中牢记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科学普及的内容，应该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其中最基本的，是科学知识。
在一般情况下，科学方法也大多是以知识的形态进行传播的，作为技能的科学方法只能是由个人获得有关知识后在实践活动（包括“活动教学”）中去感悟和把握。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是深层的科学素质，应该引导和提倡，但因其内涵抽象，在科学普及的实际工作中难以做出具体要求。
科学普及，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现代科学知识普及给所有的国民，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尽管每个国民对提高科学素质的追求都应该是无止境的。然而，在我国国民科学素质整体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从政府着眼的科学普及，只能根据国际竞争力的水平和国家科普资源的状况，确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努力达到的具体目标，只能着眼于使国民尽早地具备最基本的科学素质。
科学素质，最终将表现为一个人的行为能力，而支撑这些能力的重要基础是个人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结构。
二、科学“知识结构”的普及是提高国民科学要素的基本内涵
科学可以从三个层次上理解:(1)科学是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2)科学是为了获得上述知识而进行的探索活动；(3)科学是为保障上述活动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体制，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处在相互作用之中的社会事业。
理解科学的这些视角，与米勒为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所制定的标准是一致的，与美国“2061计划”勾画普及科学知识基本框架的原则也是一致的。
由此可以认为，反映科学素质的知识结构应该由三个部分构成，即“科学知识”、“科学活动”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要提高国民科学素质恰恰要在这三个要素上下功夫。
（一）理解科学知识
了解科学知识体系的基本轮廓，理解这一知识体系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术语和概念，对客观世界的结构、运动和演化规律有正确的认识，形成科学的“世界观”。
1、宇宙
宇宙的整体结构，演化的主要过程；地球形成的过程和作用力；地球的环境；物质结构、自然力、物体运动、能量守恒等描述物质世界的基本概念。
2、生命世界
生命的起源和生物进化过程的一般理论；细胞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遗传及变异的一般原理；生物特征和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3、人体与人类行为
人类的起源、进化；人体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人体的发育过程，生命周期；身心健康与卫生；人的思维与行为。
4、人工自然（被技术改造了的世界）
技术的特性，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现代技术的基本领域：农业与食品，材料，制造，能源，通讯，信息处理，医疗保健等。
5、数学
数学的特征与价值，数字，图形，符号，数学运算，表达式与关系式，统计。
6、通用概念
现代科学中用以描述、分析客观事物并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如物质、能量、信息、系统、结构、模型、平衡、进化、概率等。
7、科学知识体系的演进
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区别，科学知识的分类；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牛顿力学时代，大陆漂移学说，氧化燃烧学说，对微生物的认识，生物进化学说，原子论与基本粒子，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
（二）理解科学活动
理解科学研究活动的一般过程和方法，并由此培养科学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比如：具有好奇心；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创新精神和怀疑精神；承认世界的客观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做结论需要证据，取得证据需要科学方法；在社会交往中持开放态度，愿意与人交流和开展批评讨论等等。通过对科学活动的理解，人们还应该认识科学实践中体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勇于追求真理，培养识别伪科学的能力。
1、科学研究的过程
选题，通过实验等手段搜集材料和数据，分析数据，提出研究结论或假说，发表论文报告，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科学道德。
2、科学研究的方法
搜集数据的方法有观测、实验、调查、模拟等；获得研究结论的方法有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文献验证，实验验证等。
3、科学交流
科学成果须在科学家群体内进行鉴别、评论；科学家群体内部的承认和奖励；同行评议的重要性；科学交流过程中的科学道德。
4、科学家
科学家的培养与发展，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权威的作用。
5、科技体制
科学研究组织的类型，学术团体，科学奖励制度，科学基金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家科技体制。
（三）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正确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社会的深刻影响；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的支持和监督；能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科技问题作出合理反应，提高国民在参与科学发展决策中的责任感和判断力。
1、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技术创新，技术与产业。
2、科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与认识世界，科学的教育功能，科学与精神文明建设，科学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
3、社会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科技政策，科学规划，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4、现代科技对个人的影响
学习，就业，健康，安全，消费，休闲，道德规范与公民权利等。
三、适时制订《国民科普知识大纲》
在世界史上，中西力量强弱大逆转发生在15世纪以后。在西方发生科学革命的同一时期，中国明清两代的士子们正在考场上比试着如何写好八股文，文章要“代圣人立言”。千千万万有读书条件的人们，从儿童启蒙时起，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然后沿着秀才－举人－进士的台阶向上爬。占据他们头脑的尽是封建伦理的纲常信条，是由四书五经铺垫起来的经学知识结构，而与科学革命带给西方人的现代科学知识结构大相径庭。
社会的进步，在于人的进步。人的进步，在于观念的转变。转变人的观念，在于教育。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变革，兴学堂，废科举，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中国人接受教育的内容，实现了从儒学知识结构向科学知识结构的转变。登上20世纪中国舞台而演出最为威武雄壮大剧的角色，无不与知识结构的这一伟大转变有关。
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必须具有现代的知识结构。
当历史走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时，科学已成为人类文化的霸主，而知识爆炸带来的冲击，却使人们无从优择不断涌到他们眼前的科学知识。美国“2061计划”的提出，中国呼唤“素质教育”，在不同程度上都与这一现实有关。
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转变不同，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人们对知识结构的关注有两点，一是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会通，二是知识选择的优化。科普工作千头万绪，应该找出一个为之凝聚力量的奋斗目标来。为现代中国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知识结构勾勒一个轮廓，要考虑到以下原则：① 它是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掌握的；②切合国民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实际需要；③与目前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内容相衔接；④内容少而精；⑤注意科学知识的整体结构和内在联系，软化学科界限。
订出一部《国民科普知识大纲》，此其时矣！欣悉中国科协正在筹划启动“2049计划”，是以本文为之摇旗呐喊。
（本文作者：樊宏业 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
选自《2003中国科普报告》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几个科普切入点
王绶琯
“‘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名言出自一位现代科学的先驱者。意思是拥有科学知识就拥有了力量。对照历史，这种知识的拥有者固然可能体现某种自身价值，但却并不拥有‘力量’。绝不足以比拟于叱咤风云的壮士或富甲一方的‘强人’。但是，近代历史一再说明：一个科学知识水准低下的社会，不管它自我感觉如何，总是极其脆弱、没有力量的。现代社会的整体力量极大地依托于全社会的科学知识水准。所以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要求：科学知识的拥有者要使他的知识成为力量，就必须超脱自我，贡献于全社会的‘知识投入’。科学研究工作者、科学教育工作者和科学普及工作者分别从科学知识的开拓、传授和传播三个层次，致力于这种社会奉献。”
上面这两段话摘自我在十几年前写给科普志士们的一篇短文，意为说明“全民的科学素质”（全社会的科学知识水准）体现了他们的“知识的力量”。这里录下来，为的是向从“文革”后的拓荒一直走到今天的科普工作者致意；同时也向多年来一路上伴着我国科普人才的成长、不懈地搭建交流讲台的《科普研究》表示我的赞赏和期盼。
值此《科普研究》正式出版之际，特把近年探索所及，条列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几个科普切入点”，借助于新的讲台，就教于扬帆破浪中的科普同舟志士们。
一、提高我国全民科学素质的三大要害问题
当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欠缺已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大障碍。
面临加速提髙全民科学素质的挑战，科学普及是主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于这方面的科普，我们目前“施”“受”两方的基础都很薄弱。为此必须瞄准要害问题，调动现有的力量集中应对。我认为，这样的集中点主要有3个，分别涉及全民科普、科技精英层次的科普和管理决策层次的科普，可以根据普及的对象和内容，分为下列3个方面的要害切入点。
1.全体公民基本科学素质的提髙。以广大的初中学生群体的工作为切入点。
2.科技精英后备队的科学素质的培育。以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髙中学生群体的工作为切入点。
3.各级政府领导层的科学素质的提髙。以科技论述和科技信息的沟通和评判为切入点。
后面将说明这种选择，并列举一些示例。
二、切入点之一：提高广大初中学生的基本科学素质
高小、初中时期可塑性最大，是素质培育的最有效的时期。选择在初中时期开展“校园科普”活动作为培育公民基本科学素质的切入点，不但效果会比较好，而且和义务教育结合在一起，可以保证每个学生（因而也是这个年龄段的“全体人民”）都得到培育。
“校园科普”活动，针对初中年龄段的特点设计，目的是激发全体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引导他们自发追求科学知识、关心科学信息，在校园中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的气氛。这种气氛应当始终在校园中延续，形成风尚，使学生养成亲近科学、以知为乐的习惯。（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不易达到。但是这影响到人之一生、关系到国之大计，必须“取法乎上”，才可能做到不低于“所得乎中”！）
如何设计这样的“校园科普”是一个需要科普工作者、中学教师和网络科普工作者联手探讨的课题。一个可供参考的做法是：选定科学时事或重大科学事件的题材，发动学生（可以定为初中二年级），以班为单位，在教师的示范和辅导下制作科普墙报，并在校园中演示讲解。这样可以使他们在自己动脑动手的科普实践中接近科学、理解科学，进而尊重科学、爱好科学，养成良好的科学素质。
做好这件事的关键是教师用以示范的科普讲演文本的创作。每一个讲题都需要单独创作1篇文本。每篇分两个部分。其一为讲演的正文，供约1小时的讲演。正文本身应当是一篇完整的科普讲本，使用适合于初中学生的科普语言，并尽量利用图、画乃至卡通，以求活泼生动。文本的另一部分为参考条目。这是讲演文本中的“无声部分”。每一篇讲演都刻意在不同段落里设计一系列提示或启发，同时编写相应的参考条目放在“资料库”中以供检索。学生在听讲后自己动手检索以助发挥、充实或复述学到的内容。参考条目分为3个层次，其中基本层次的条目对讲演的各个要点提供比较详细的解释，学生在写“书面要点复述”时可以用作参考。第二层次的条目含有讲演中每一处提示或启发的答案或指南，以助学生在编制墙报时拓宽自己的思路。第三层次的条目主要是介绍与讲演题内容相关的科普读物，供有意于进一步了解这一课题的同学参考。
开展这种“校园科普”活动的学校，应当安排同一个年级（这里设想为初中二年级）的每一个班都有自己的选题，如果1个学期进行两个选题，那么1个学年需要的选题数量会相当多（尽管不排除有一部分题目重复选用），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一旦创作了足够数量的选题，比如说少则二三十个，多则四五十个，就可以成为1套完整的，可以在任一个学校用作初中二全体学生1个学年内进行“校园科普”活动的“科普教材”。而接在后面的新的初二级就可以利用已有的教材，从而减轻了创作新选题的压力。几年之后，每年增加（以及更新）的新题数量可以在比较宽松的节奏下达到稳定。
一个班级的学生在参加了1年“校园科普”活动后，应当鼓励他们自由结合，自己开辟新的科普墙报园地。
这是一项难度颇大的新创工作，应当有一个精悍的核心创作组和一个实力雄厚的评议专家组来操作。科普选题的讲演文本经过试用和评议后，再加工为科普出版物（印刷版和光盘。并尽可能利用“科普网络”），以便推荐给全国中学校。在这里我们必须特别强调：这个科普讲演文本的设计和制作必须关顾到条件比较困难地区的中学教师的使用，因为这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们的科普工作可能为他们做的为数不多的一件有效的事。
三、切入点之二：引导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走进科学” 在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上，科技精英层份量甚重（社会上每个行业都需要，也都有自己的精英层，科技行业也不例外）。如何为科技精英后备队的科学素质的提髙作出贡献，是当前科普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建议把切入点放在有志于科学的髙中学生群体上。
在科学研究上有成就的人，大都二十五六岁就已经脱颖而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中30岁之前作出顶尖工作的比例就很大。因此科学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必须从高中时期开始。
必须强调说明，这种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养”为的是给可造之材提供成材的机遇（不是实施精英教育！更不是超前教育！）人的成材，禀赋和勤奋固然重要，但纵观古今，由于机遇的缺失使得可造之材遭到埋没的概率大得惊人。其中有大环境的“宏观机遇”。爱因斯坦和陈独秀是同龄人，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灾难深重而正临民族觉醒的中国大环境，相对于当时的西欧，有更多的机会产生杰出的革命家，而出现杰出科学家的机会则要少得多。这并不是因为那一年代的中国青少年中值得造就的“科学苗子”比人家少，而是因为缺少适于“科学苗子”生长的机遇，是大环境阻碍了成材。在大环境下还有关系到个人机遇的小环境。历史上，牛顿当年如果不是有一位懂得科学的长辈，他就可能被留在家中务农，而科学史将会为之改写。在我国，很多人都听到过华罗庚年轻时候曾经得到熊庆来“发现与培育”的故事。如果万事都只是顺其自然，那么这种足以传为佳话的个人机遇还是不多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有意识地为这些立志于科学且已显露禀赋的髙中学生们创造条件，才能使他们得到“早期发现与培养”的机遇。这正是在这一层次上我们的科普工作者所应当做的。
怎么做？ 显然首先必须创造条件使这些学生得以接触到可能给他帮助的科学家。为此我们首先应当引导这些学生进入我国的“科学社会”里来，到第一线的科研集体中去求师交友（这里的“求师交友”，强调机遇，体现为学生和科学家个人之间的互动，区别于通常那样把科学家请到“学生社会”里来进行的科普或教学活动）。这不是泛泛的社交，而是通过足够长时间的相处来“以科会友”，而最自然的方式显然是让学生到科研团组中参加一段时间的科研工作。这样做，对科研团组来说，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指导一些年轻人学会做一个科研题目，但实质上却是一项很特殊的科普任务。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借助于一项中学生能够参加的课题，来向他们“普及科研知识”（既不是一般的科研训练，也不是一般的普及），要求把重点放在启发学生自己动脑筋（体验科学思想）、自己想办法（体验科学方法）、发掘自己的科学稟赋上。因此应当选择那些自由发挥的空间比较大的课题（不排除学生自选或部分自选的课题），以利于实施这样的“科普+教育”。其中包括在活动过程中考察学生的科学素质、检验这种活动的工作效果。这无疑是一项有相当难度的“科普研究”，需要动员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来合作完成。
下面举一个例子：近几年我们在北京进行的一项青少年“科研实践”活动。这是一项为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髙中学生创办的活动，内容为利用假期和周末的课余时间安排他们到中国科学院或大学的科研团组中去进行“科研实践”，时间跨度一般为1年。最初人们曾经担心这样会不会给科研人员带来过重的负担。因为他们都在承担国家的第一线研究任务，现在要他们挤出时间做这样一件本不熟悉的事，要化很多精力，他们是否承受得起？但结果出乎意料，但似乎又在意料之中。原来许多科学家都很喜欢这些好学的少年，乐意指导他们。大多数师生相处都很愉快，许多同学都体会到了这样的“求师交友”受益良多。
这样做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科研团组少而学生人数多（多得多！），存在着严重的“机遇不足”。这种不足是客观的“必然”，只能改进而无法改变。所以只能从另一个方向来考虑，即要尽量发挥“科学社会”的力量以吸收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这样做的意义是明显的。可以设想，如果有1 000个学生得到了这种“科研实践”的引导，那么，第一，每个学生都受到了一次强度很大的高层次科学素质培养，这对于他们日后走进社会、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有积极的影响；第二，可以想象这1 000人中可能有100人将来从事科学事业，而在这100人当中，也许有三五个成为一代科学领域的带头人。我们如果坚持年年这样做，那么造就人才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事实上，目前我国接受国家级任务的科研团组中参加这种“科研实践”活动的还只是一小部分，表明这种“人才产出”还存在着很大的扩展空间。
需要特别说明，这种“科研实践”活动，虽然包含了中学生参加科学研究，但与时下为了参加各种竞赛而设的中学生科研的目的完全不同。学生参加“科研实践”活动做出的论文虽然常被用于参加竞赛，但活动过程中并没有掺入竞赛的意图，更没有鼓励参赛。我们一般不反对竞赛，但反对应赛教育，就如不反对考试，但反对应试教育一样。考试的主要功能原应是检验学习的效果。应试也就是接受这种检验，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实际上这种检验的结果涉及到了实际功利，就需要妥善处理、明智对待。今天我国中学生的应试整个倾斜向功利，以至于揣摩权威者（在这里是出题人）的喜恶变成了“大学问”。拿这一类“学问”来教育、引导人们屈节趋利，对于少年人是极其有害的。应赛教育如果也突出功利，其效应和应试教育也就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我们愿意反复强调：我们虽然不反对“科研实践”活动的结果用于应赛，但“科研实践”活动的过程则必须远离任何倾向于“应赛教育”的误导。
四、切入点之三：提高各级党政领导的科学素质
对党政干部的科普，考虑把切入点放在各级政府领导，因为他们属于国家和地方行政的“决策层”，他们的科学素质直接关系到一方的现代化建设。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针对“决策层”群体的科普，应当是有助于他们对科学本身、对重要科学问题的理解，对科学信息的掌握，以及对这些内容的社会影响的判断。这是一种建立在普通公民科学素质以及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的基础上的髙一层次的科学素质。
对于基本科技知识的普及，已经在更广的范围里有了许多措施，如举办讲座、报告会，编辑出版科普读物等都已经在进行。更进一步的应当是针对性更強一些的考虑，如：（1）从报纸、书刊、电视以及网站上收集有关科技和科技问题的论述、讨论、争论文章，以“文摘”形式编成集（电视上的科技讲坛、采访等也可以录下汇集成“参考材料”），定期（比如1个月、1个季度）发给各级政府（包括通过网站的交换）；（2）出版“科学新闻速评”，从报刊、网站收集科技新闻，每条请几位科学家分别写一二百字的评语，每周出1辑，发送到各政府网站，政府有关机关可以把收到的材料复制或再制作，分发给领导干部，并且可以考虑定期（每周或每月）用“科学信息交流会”等方式用一些时间（比如说1小时）放映、评判这些材料，以保证这种科普“到位”。
这里的材料均属受到关注的、普遍意义上的科技信息和问题。摘录时不对内容进行任何“加工”（任何“加工”都应当是发生在读者的头脑里，不宜越俎代庖）。这一层次科普的作用不在于引导“受众”来理解什么或做什么，而是为他们提供“科学涵养”的“营养料”。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涵养是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涵养始自广纳和深判。
五、题外的刍议两则
1.上面所说的都是涉及到综合国力的“百年树人”之计。因此必须特别关注起步较晚的、目前比较困难的地区。按我国目前的情况，我们提出几点设想。⑴将“远程科普”搭载在“远程教育”的节目里。这应当是可行之举，当可早作准备。⑵互联网的建设可以把网络科普带到偏远城市，目前应当以城市为中继，接下去用当地办得到的方法再向下传播。⑶目前大部分村镇都已经通电，而为那里的中小学各配备1台电脑并不是不可企及。（个人电脑在不断生产，更新率很高。把回收的电脑适当整修、廉价或无偿支援困难地区，应当是可以做到的。这种公益的事可以由国家、电脑企业以及发达地区的学校和其他单位、个人共同承担。）有了电脑，就可以将上面说的“校园科普”那样的材料制成光盘在学校中使用，当地教师也就可以就近到北京、上海等地接受使用这些材料的培训。（这里顺带提一下：提高困难地区的科学、文化素质，第一前提应当是中小学教师素质的提高。）
2.“志”，指的是理想，“志士”与“仁人”并称，意为“忠于理想的人”。科普志士忠于科普，中国的科普志士忠于中国的科普事业。
忠于科普事业必须首先忠于科普，因为是首先有了科普才会有科普事业。忠于科普，也就是科普工作者的操守：对于“科”，是坚持内容的真实和客观，不臆断，不包装，不文饰；对于“普”，是坚持“普及工作服务于社会”。
一个社会，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志士。“行行出志士！”不管哪一行，并无轩轾之分。但是任何人都有改行的自由，比如说科学家可以改行去经商，企业家也可以改行搞科研，并无丝毫不妥。不过，如果科学家用科学的名义去经商，或商人用经商的方法做科学，因为不同的“游戏规则”混起来就会变成“混乱规则”（设想一下如果拳击和篮球规则混在一起会成了什么样），对行业、对社会、对个人都只能会有害无益。
所以应当尊重科普以及其他行业的志士们自己的选择。尊重志士们坚持自己的操守。
作者介绍
王绶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天文台台长（1978）、名誉台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1981至1993）、主任（1994至1996）。现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委员会主任。
选自（《科普研究》2006年4月第1期）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运行机制创新
———基于社会结构转型的探讨
王 淼, 李传耀
(浙江大学科技与文化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28)摘 要:社会结构与公民科学素质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本质联系。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转变, 对公众科学素质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有效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必须认清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运行机制存在 的问题,对其运行机制进行理论创新,从而调动社会结构中的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持续 健康发展。
关键词:科学素质建设;运行机制;社会结构转型
从发展理论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是“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它在广义上是“指社会各个基本活动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的一般状态,是对整体社会体系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的静态概括”[ 1 ]。实现社会结构的顺利转型需要多方面的内容和条件,其中建立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运行机制以有效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是其重要内容与条件之一。“科学素质”一词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结构,不同 国家的不同学者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和观点。目前 比较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是由国际科学素养促迚中 心主任米勒(Jon D.Miller)教授提出的理解。他认 为,科学素质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掌握一定量的 基本科学观点方面的词汇,能够理解报纸或者杂志 中相互竞争的观点;对科学探究的过程或本质具有 一定的理解;对科学和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具 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2 ]。这就是米勒教授著名的 “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简称为PUS)模式,这种公众科学素养的阐释模式已
经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同,幵成为各国测定和比较公众科学素养的基本参照标准。米勒教授的定义集中
反映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基本目标及主要内容。
90年代以来,国外又提出了另一种测量公众科学素
养的“KAP”模式,其中K(knowledge)指对科学技术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的了解, A(attitude)指对科 学技术知识及其社会效应的态度, P(p ractice)指如 何以科学的方式生活、工作。“KAP ”模式是对 “PUS”模式的迚一步衍生与拓展。社会结构与公民科学素质之间存在着相互依 存、相互促迚的基本关系。从社会结构对公民科学 素质的影响来说,它是形成和培养公民科学素质的 客观基础,同时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供社会文化 与政策法规等环境条件,每一时代的公民科学素质 都是一定社会结构的需求反映,所以公民科学素质 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烙印和社会文化特征。另一方 面,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所以其科学素质的培养就 不只是被动地接受社会外部条件的影响,他必然要 积极主动地适应和改造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与公民 科学素质之间互相依存和促迚的内在关系,要求我 们深入研究社会转型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要求, 幵据以建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运行机制理想模式。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运行机制一直受到政府和科技团 体的重视,幵且将其作为支持国家经济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动力。然而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当代中国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运行机制的现状总的看来距离现 代化要求还有相当差距,尚未建立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以及公民个人等各方面力量达到有效整合的机 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迚 程。在目前社会结构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公民 科学素质建设运行机制的模式,对于推迚人的全面 发展和加速当代中国现代化迚程无疑具有重要意 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公民科学素质
运行机制的现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主要是从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 过渡,它对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运行机制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为了深入说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运 行机制的现状和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有必要对非市 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结构特点迚行探讨。按照一般的历史尺度,我们可将自文明时代以 来的社会划分为非市场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社 会[ 3 ]。在非市场经济社会,由于社会分工不发达, 缺乏由分工带来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个体之间 缺少互相联系的经济纽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 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便不能单单依靠经济的力量, 而必须主要依靠政治的强力以及社会文化的精神凝 聚力去整合分散的个体。在这种社会整合条件下, 物质生产力水平一般也可以大体稳定,而社会秩序 却可能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大范围内的波动。这 就使获得和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对于人类生存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从而使得主要承担着社会整合功能 的政治活动具有特别突出的中心地位,而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会生活则必须服从于政治活动的社会 整合功能,将自己限制在不损害社会秩序的范围内。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结构的诸领域必然是以政治 活动为中心而直接地合为一体的,这种社会结构方 式通常称为“领域合一”的结构方式。社会结构上 的领域合一表现为政治组织对于经济组织和文化组 织的渗透,甚至政治组织同时就是经济组织、文化组 织,而反过来看,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同时具有政治 组织的性质,幵从属于政治组织。
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存在着截然的区别,市场经济的存在需要一组特定的条件,它的运作也表
现出其机制的独特性。
市场经济存在的技术条件是工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成分,而其制度条件是能够保证物的依赖关系存在的条件,包括产权的分散以及单纯的经济组织的自由存在等。市场经济存在的制度条件要求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具有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因此,市场经济社会必然要求人们具备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
在市场经济社会,人的经济活动高度社会化,人本身也高度社会化,使得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以往主要由政治活动承担的社会整合功能,从而使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从属于政治活动的情况客观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结构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但这种变化不能理解为一种从绝对合为一体的状态到绝对分离状态的变化, 而只能理解为从相对合一到相对分离的变化[ 4 ]。对于此点,雅诺斯基(Thomas Yanoski)的公民社会理论对社会结构的认识颇具启发性[ 5 ]。按照雅诺斯基关于公民社会的阐述,现代文明社会是由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以及公众领域四个领域组成,但是这四个领域并不是像哈贝马 斯(Ju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说的那样彼此分开[ 6 ] ,相反,各领域之间有相互重叠。
在雅诺斯基的公民社会结构中,“国家领域包括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依法律和宪法作评定)的组织;私人领域包括家庭生活、亲友关系及个人财产的处理;市场领域包括那些通过商品生产和服务而实际创造收入和财富的私营组织及若干公营组织;公众领域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但也是最难说清楚,至少有五种类型的志愿联合组织活动与这一领域:政党、利益集团、福利协会和社会运动及宗教团体”[ 5 ]。对文明社会的这种看法强调了四个领域之间的重叠,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向现代化转变,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与政府部门相对独立的市场领域的出现。
关于北京地区科普资源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何国祥 陈勇
科普资源是为发展科学技术普及事业所必须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支持性要素的集合，是科普能力的重要因素，是科普事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从实践来看，对资源分类主要是从人、财、物三个基本要素来划分的，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组织机构、基础设施、传媒等几部分。另外，从资源的实际利用功能出发，还可以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进行分类，即把这些科普资源划分为科普专业性资源、科普社会性资源及科普潜在性资源(或隐性资源)三大类。根据北京地区的实际情况，调研设计和资料归纳工作是在第一种分类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了第二种分类，并根据这样的分类进行了资源状况的阐述和分析。
一、北京地区科普资源十分丰富
作为中国首都，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我国的科技文化中心。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密集程度全国第一；居民接受科普意识普遍比较高；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对科普非常重视，科普经费投入持续增长。这些因素决定了北京地区具有十分丰富的科普资源。
（一）专业性资源
科普专业性资源是指专门从事科普工作或以科普为主业的机构及其所属的专业人员、经费、固定设施条件和其他资源等。随着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北京地区的科普专业性资源在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质上也有了重大突破，为本地区的科普活动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1.科普经费
北京地区的科普经费主要包括科协系统的科普专项经费、科普创作出版专项基金、中央在京单位投入的科普资金等。
北京市科协的科普专项经费总量一直居全国四个直辖市之首。2001年、2002年市科协科普专项经费分别为1512万元、1448万元，2003年市科协的科普专项经费已经达到1800万元，占同级财政补助的50%。区县科协的科普经费总量从1998年的516万元，增长到2003年的1327.7万元，年均增长31%，2003年18个区县平均科普经费78.1万元。
2003年，北京市人均科普经费(市、区、县财政对科协的科普经费补助与北京2003年中人口数之比)为1.5元，居全国第二，四个直辖市之首。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北京市政府设立了科普创作出版专项基金，专用于激励科普作品的创作与出版。从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间，科普创作出版基金已资助了106部科普作品，投入总额500万元。市级学会、协会每年都有一定的经费投入科普活动，2002年、2003年市级学会、协会科普活动投入总经费分别为300万元、324万元。主要用于举办科技知识讲座、展览、宣传，举办科技青少年科技竞赛，以及综合性科普活动(如科技月、周，科技之春等)。
中国科协、中央在京单位每年也有许多的科普经费投入。如中国科学院每年有近千万元的科普经费，而它在北京地区的科研院所占了70%以上，大部分的科普经费投入在北京。此外，航天科技集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在京的中央直属机构均有相当数量的科普经费投入。
2.科普工作机构和人员
各级科协组织及其所属学会是从事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北京市已形成了包括各级科协组织、各级学会科普组织和基层科普工作机构的网络体系。北京地区还有中国科协及所属全国性学会等中央在京科普工作机构，对北京地区的科普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2003年北京市科协机关内设2个科普机构，从业人员12名；直属科普单位8个，工作人员165人。下属学会(省级学会)143个，设有科普工作专业委员会69个。
北京市共有18个区县科协（独立建制的15个），科普工作专兼职人员527人。所属学会246个，从业人员514人，个人会员74350人。
2003年全市共有乡镇科协182个，专兼职工作人员385人；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182个，专兼职工作人员511人；有农村科普活动场所90个，专兼职人员1220人。全市街道科协111个，专兼职工作人员236人；社区科普活动室349个，专兼职人员1069人。
中国科协内设科普机构1个，机关科普从业人员18人；科普直属单位9个（包括科普出版社、科普研究所等），直属单位科普从业人员568人；下属全国性学会167个，科普工作委员会129个，这些学会和科普工作委员会多数分布在北京。
3.科普基础设施
科技馆、科技活动中心、科普画廊等科普专业基础设施，是面向广大公众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的基本场所，是开展科普活动的重要保障条件。
北京市科协建有一个科技活动中心，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区县级科协和科委建有8个科技馆，总投资1,843万元，建筑总面积31,465平方米，每年支持其运行的费用平均每馆48万元，并且每馆还配备了平均14名工作人员。8个科技馆的113名工作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47.8%。2002年到这些科技馆参观的人数约79550人次，固定展厅流量24.7人/平方米，低于《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规定的“单位展厅面积年接待观众量＞30人/平方米”的标准。有四个区县建有科技活动中心，建筑面积16576平方米，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年参观活动人数123124人次。
中国科技馆占地7公顷，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馆内展品众多、设施先进，采用机光电一体化的现代科普展示方式，年接待观众上百万人次，已经成为北京地区学习科学知识、开发智力的理想场所。
2003年全市有科普画廊796个，建筑长度10,236米，本年展览总长度38,270米；电子科普显示屏2座，分布在崇文区金鱼池社区和石景山区古城八角街道；科普大篷车2辆，等等。
4.科普传媒 出版、影视、广播和电子媒体已经成为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主要渠道和手段。
电视科普电视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BTV-3)和中央电台科教频道(CCTV-10)是北京地区两个专门用于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教频道。2003年BTV-3平均每周播出的科普节目时间长达3870分钟，栏目有《科贸观察》、《科技全方位》、《世纪之约》、《智慧接触》、《珍爱健康、防治非典》等。其中《珍爱健康、防治非典》特别节目在2003年抗击非典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CCTV-10是中央电视台的科教频道，2003年开辟固定科技类节目10个，平均每周播出节目时间3350分钟，其中《探索·发现》节目收视率排名第一。另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家庭健康》付费电视频道于2004年11月28日开播，设有《超级门诊》、《老年健身》、《医药咨询台》、《健康生活》等10多个专栏。对普及医学科普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调查表明，电视已经成为大众获取科学技术知识最主要的渠道之一，在有线电视已经普及的北京地区，电视在科普中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
网络科普 网络传媒以独特的优势，成为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渠道。市科协主办的科普专业网站3个，即“学生科技网”、“首都科技网”和“北京科普之窗”。“学生科技网”创建于2000年3月，是全国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网站。该网站为青少年提供各种科技活动信息，举办各类适合青少年的科技、科普活动，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2004年北京市18个区县科协都拥有网站(页)，多数网站(页)内容贫乏，栏目设置单一，信息量少，访问率低。市科委及区县科委的科技网站11个，涉及科普法规、新闻、科普场馆、科普知识等内容，信息量较为丰富。另外，2004年由中国科协及中央在京单位主办科普专业网站20个，其中14个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协主办的“中国公众科技网”、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普博览”网、科技部主办的“中国科普”网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月平均访问量已突破1000人次/月。
报纸科普 报纸以信息量大，传递及时、快捷，时效性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等优势，占据大众科技信息源的重要位置。2003年市科协主管的科技报纸3种，为《北京科技报》、《中学生科学报》、《北京电子报》，年印发总数1,077.2万份。2003年各区县科协主办的科普类报刊7种，印发量96300份。它们的特点是内容贴近生活，发行灵活，是基层科普的一种重要形式。
期刊科普 2003年市科协系统出版科技期刊41种(含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及内部资料)，相当部分为科普类刊物，印发量1,406,900册。由中国科协主管的专业性科普期刊48种，主办单位多数为全国性学会。这些科普期刊是面向社会公众进行的各领域的科普宣传，在各自领域均有一定的影响力。
图书科普 北京具有出版发行优秀科普图书的雄厚实力，每年都向社会推出多种科普图书。科普图书作为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载体，其制作总体水平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提高。北京市设立的北京科普创作出版资金，对促进北京市科普创作事业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几年来，在它的资助下有多部作品在国家图书评比中获奖。如《漫话金头脑》、《21世纪心理健康丛书》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一等奖；《非常智慧》、《生存训练丛书》、《漫画奥林匹克文明史探险》分别获第五届全国少儿优秀图书一、二、三等奖等。
(二)社会性资源
社会性资源是指社会上各行业各领域具有科技性质并具有传播功能的资源，其自身有特有的发展目标，但是也可以为社会的科普活动做出贡献。
1.社会场馆资源
第四篇：生活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34825
生活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曾国屏 李红林
[摘 要] 以国内外的实证调研结果为基本依据，结合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的考察和国际比较，提出了“生活科学”的概念，并探讨其主要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将实用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与文化传统底蕴有内在联系。如果说科学是日常经验及思维的精致化，那么从侧重于常识的“生活科学”走进更为学术的“学院科学”就成为理解科学的一条道路。这启示我们，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不仅要重视“学院科学”（R·K·默顿，UCDOS），同时需要结合现实及生活需要的“后学院科学”（J·齐曼，PLACE）和“生活科学”（BISSC）进行科普，从而全面引导公众理解科学、运用科学。
[关键词] 生活科学 公民科学素质 学院科学 后学院科学
Abstract：Based on review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living science”and analys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t：tightly connected with basic living demand；puts 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 result in the priority；gives importance to sensibility and perception；integrated with social knowledge；has inherent connection with cultural tradition deposition.If we can say that science is the refinement of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thinking，then it’s an essential way fo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o approach scholarly“academic science”from“living science”which emphasizes particularly on common sense.Moreover，it gives us an important imply：We need the“academic science”（R.K.Merton，UCDOS）together with“post-academic science”（J.Ziman，PLACE）as well as“living science”（BISSC）to conduct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of science roundly.Keywords：living science；public literacy； academic science；post-academic science 2006年，中国政府公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该行动计划的实施方针是“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1]。“政府推动”是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一个特点。更一般地说，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特点。这是由中国作为一个科学、经济以及社会发展都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后发追赶型国家的特征所决定的。
科学发展的滞后、历史发展的曲折以及政府主导的特征，使得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主要表现为科普工作——科学大众化——紧紧围绕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目标，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基本生活以及反对封建愚昧落后几个方面展开[2]。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通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科普工作出现了新的转变，比如从单向的“科学走入大众”到开始注意“科学与大众的交流”，从直接的“改进生产、改善生活”到开始转移到“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3]。“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颁布，便反映了在国内和国际新形势下形成的新的认识。在此背景下，我们来考察现阶段中国（以下均指除港澳台外的中国大陆地区）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及特征。
一、现实考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及国际比较 对公民科学素质的讨论和定量调查，发达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1983年，美国学者米勒明确提出公民科学素质测量的三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体系（即“米勒体系”），在西方各国得到了普遍应用，并逐渐形成体系。
我国直至1990年才开始引入和借鉴西方国家关于科学素养的思想和概念，逐步形成对科学素养的理解[5]。1990年，采用米勒体系，并借鉴发达国家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指标体系和调查方法，我国对成年公众（18～69岁）的科学素养进行调查研究，1992年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抽样调查，此后共进行了6次全国性的调查。
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98%[7]18，比1996年的0.2%和2001年的1.4%有较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美国1995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为12%，欧盟1992年的比例为5%，加拿大1989年的比例为4%，日本1991年的比例为3%。
具体到公民科学素质的三个维度，我们以中国2003年的调查结果与欧盟、美国、日本2001年的调查结果中的核心要素——对科学观点、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程度，进行国际比较。
1．对科学观点的理解程度及国际比较
整体来看，我国公众对于科学观点的理解程度普遍低于其他国家，并且与其他国家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在5、6、7、8题上的正确回答比例较低，而在2、3、11、14题上的正确回答比例较高。
但是在这种普遍性和相似性之下，我们看到，我国公众能正确回答第2题和第10题的比例均高于美国和欧盟，而第1、13、15题的正确回答比例却远远低于其他三个国家（如图1所示）。
***3020100[8][6]
[4]1234535.3284518.9641.3304822.7739.7235118.2891068.6785371.811121364.2846532.614151656.3585438.3欧盟88.466.879.748.1日本7781.86383337919.0 45.152.68956767673.140.2
图1 对科学观点理解程度的国际对比
备注1：1-地心的温度非常高；2-地球围绕太阳转；3-我们呼吸的氧气来源于植物；4-父亲的基因决定孩子的性别；5-激光不是靠汇聚声波而产生；6-电子比原子小；7-抗生素不能杀死病毒；8-宇宙产生于大爆炸；9-数百万年来；我们生活的大陆一直在缓慢地漂移并将继续漂移；10-就我们目前所知；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11-吸烟会导致肺癌；12-最早期的人类不与恐龙生活在同一个年代；13-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牛奶经过煮沸后对人体仍然有害；14-光速比声速快；15-放射性现象并不都是人为造成的；16-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为一年。
备注2：《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指出：从科学观点的测试题目来看，欧盟、日本和美国和国际组织成员国调查科学观点测试题目仍采用米勒的测试题目。但是，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测试题目基本一致，欧盟略有不同。欧盟的测试题目中，没有“宇宙产生于大爆炸”、“吸烟会导致肺癌”和“光比声速快”这三个题目。该调查报告中也没有提供日本的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测试数据。图中以虚线表示相应的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7。（原始资料参见：①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2，Volume l，National Science Board，2002，NSB02-1，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DC 20402；②The 2001 Survey for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and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 Technology in Japan，December 2001，NISTEP RRPORT No.72，Shinji OKAMTO，Fujio NIWA，Kenya SHIMIZU，Toshio SUGIMAN，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③EUROBAROMETER55.2，Europeans，Science and Technology，December 2001，the European Opinion Research Group EEIG，European Coordination Office.)
2．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度及国际比较
在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度上，美国和欧盟以及中国都表现出同样的特性，对“概率”的理解比例高于对“对比试验”的理解比例，日本例外。
但是，就中国来看，公众对“对比试验”理解的比例远低于其它国家，而对“概率”理解比例接近于日本而低于欧盟和美国，但差距不及“对比试验”明显（如图2所示）。
对科学方法理解程度的国际比较***00欧盟日本美国中国对比试验36.7654317.8概率68.7395741.6
图2 对科学方法理解程度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编．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p7
3．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程度及国际比较
所谓的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各国实际上测量的都是公众对伪科学和迷信的认知程度。欧盟、美国和日本都将公众能否识别“占星术”这种伪科学方法作为测试题目，而我国则在综合考虑我国各种迷信方式的背景下将我国目前盛行的五种迷信方式——求签、面相、星座预测、碟仙或笔仙、周公解梦——设计成一组测试题。由于各个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同，测试的方法也不一样，因此也难以进行国际间比较。
但就调查的结果来看，我国公众的迷信程度较高。有26.6%的人相信“相面”、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20.4%的人相信“求签”、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 %的人相信“蝶仙或笔仙”[7]17。基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从中国的整个社会来说，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却是高度感兴趣的。如图3所示，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的整体感兴趣程度高于欧盟，对科学发现以及新技术应用的感兴趣程度高于日本和美国，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高于日本而略低于美国。
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国际比较（%）***科学发现新技术应用医学新进展科学技术19225056.8463755.648.645.366美国日本中国欧盟
图3 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p57。
备注：欧盟2001年的调查中，将信息分为体育、文化、政治、科学技术和经济金融五个方面的信息。科学技术作为一个项目来调查的。其中，科学技术排在第三位，之前分别为体育、文化。但是在对某种科学技术进步最感兴趣的调查中，欧盟的排序依次为：医药（60.3%）、环境（51.6%）、互联网、基因技术等。美国的数据来自，NSF2002，SEI，Chapter7-5～7-8，其有关科技信息的选项为：粮食和农业问题、空间探索、国际和国外政策问题、军事和国防政策、经济问题及商业环境、新发明和技术的应用、科学新发现、地方教育问题、环境污染、新的医学发现。日本的未知。我国的信息选项为，科学新发现、新技术的应用、医学新进展、外交、国防、教育、国家经济发展、工业生产形势、农业生产形势、环境污染与治理、健康与卫生保健、体育和娱乐、生产适用技术、致富。
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的“高度感兴趣”与“低科学素质水平”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反映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独特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很低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而应以地方性的视角来深入分析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特性。这种地方性（locality），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9]。
二、生活科学：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特性分析
考虑到地方性特点，即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特定环境（科学发展的滞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滞后性和复杂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后发的追赶型国家），同时深入考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公众感兴趣的、关注的以及理解的科学是一种与学院科学（academic science）以及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具有较大差异的科学，我们将之称为“生活科学（living science）”，其表现出以下五方面的典型特性。
1．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联系 所谓生活科学，首先密切联系着人们有关衣食住行的生活基本需求。联系到马斯诺（A.H.Maslow）需求层次理论，这是人类生存的最低层次却也是第一位的需要，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结合图3各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比较，我们能发现，美国和日本公众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远高于科学发现和新技术应用。我国公众对医学新进展感兴趣的程度却较低。而实际上，我国公众对健康和卫生保健感兴趣的比例却达到了75%。这表明，我国公众感兴趣的是日常意义上与健康相关的信息，而对于当代医学科学前沿高深复杂的进展在目前阶段还不那么在意。
结合图1的调查结果来看，对于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概念，我国公众能很好地理解，如题2、3、11、14。但对于远离日常生活、较多涉及到学院科学原理、与现代高科技原理相关、需要阅读较多书籍和报刊等才能了解的问题，我国公众能答对的比例就较低，如题5、6、7、8等，并且对某些问题的理解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题1、13、15。
可见，我国公众有所诉求且能理解的科学是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当然，这种基本需求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转变而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但归根结底仍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2．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
人类理性被划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0]。简言之，就是人为实现某种目标而运用手段的价值取向观念。
这里所指的生活科学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并不意指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而忽视价值理性，而是指从现阶段来看，工具理性在我国公众的认知和理解中的凸显。结合公民科学素质的表征来看，这种工具理性是一种朴素的关注适用性与有效性的工具理性，关注的是如何改变生活环境等的直接效应。事实上，就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目标来说，从早期的“改进生产、改善生活”到现阶段的“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都深深地体现着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
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最感兴趣的信息是致富信息，其次为健康与卫生保健信息，再次为教育信息。很显然，这三类信息都是能带给公众可见的物质性成果的有用信息。它们既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联系，又承载着关注实用的工具理性。
并且，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科学健身”、“科学养生”、“科学饮食”等说法。这里的“科学”，实际上是“科学地（的）”的含义，是一种建立在朴素的功利性基础上要求实践能取得实效的“科学的”方法。“科学”在这个意义上与“有效地（的）”、“合理地（的）”等同，即，“科学健身”亦指“合理地健身”、“有效地健身”。这也是生活科学在我国公众意识中的一种实用工具性表现。
3．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
相对于广泛受到尊重的科学理性原则来说，生活科学突出的是一种基于感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建立在直观的、易感知的乃至简便的基础之上。
2003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公民对科学术语的了解程度达到12.5%，对科学观点的理解达到30%，对科学方法的理解达到8%，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达到46.7%。四个数据显示了我国公众对科学认知的层次性，对于能通过直观判断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能有较好的理解，但是深入到结合理性要素的科学术语及科学观点层次理解程度则较低，特别是在涉及科学认识的严格操作程序——科学方法上，表现出更低的理解能力。并且，在对科学方法的理解上，关于对比试验的理解比例远低于概率问题（如图2所示），这是意味深长、值得深思的。
同样，在获取信息的途径上，公众也表现出这样的特性。在我国，电视是公众获取信息
[12]的首位渠道，且比例远高于美国和欧盟，其后依次为报纸、广播和亲友，因特网这一新兴渠道在我国的比重则非常之低（如图4所示）。除了与我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及科学普及程度相关之外，公众很有可能出于将电视、报纸、广播和亲友作为低操作难度和易接受的直观简便的信息来源的考虑。
100806040200电视中国美国（2）美国（1）日本欧盟936449160.3报纸70416700图书16242130杂志278163520.1广播323027.3亲友2913200培训220000因特网64491216.7音像制品2.6040其他48510
图4 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渠道的国际比较（%）
注：“0”代表“—”，中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在渠道调查中为多选题，因此数据总和大于100%。美国为单选题。欧盟杂志选项为科学期刊。美国（1）指公众获得一般科学技术信息渠道的比例，美国（2）指获得详细的科学技术信息渠道（即获得进一步的科技信息倾向于采取的方式）的比例。美国的数据可以进一步从SEI，Chapter7-34获得，百分比合计不足100%是由于回答“不知道”的未列出。欧盟的信息渠道来源选项为：TV（60.3%）、新闻报道（press，37%）、广播（radio，27.3%）、学校（22.3%）、科学杂志（20.1%）、因特网（16.7%），欧盟的原始数据来源见eurobarometer-154-2001年，p13。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34
4．与社会知识紧密结合
这里所说的社会知识，是指人类的社会生活所涉及到的知识。社会作为许多个人的结合体，较多地涉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必须遵守的共同规范或道德行为，因而社会知识可能更多地集中于人的主观世界及群体层次的知识，例如经济的、法律的、心理的、人类的、社会的、政治的等等方面的知识。如果一定要从学科分类上来说的话，那么更可能更偏重于社会和人文科学知识，而非自然科学知识。
例如，一个人可以不知道某种药物的自然机理，但是，以一种心理学上的“趋同效益”就可以进行决策去购买药物。或者，换一种说法，公众可以不去深究某种事物或事件深层次的有关自然科学的原理知识，而只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知识或方法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这种途径往往要直接简单且易行得多。
再如，以一些学者社区科普调研中提到的“心理科普”为例。所谓“心理科普”，是指针对社区中的弱势人群，如老年人、单亲母亲或者失业人员等所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必要的指导，帮助他们战胜心理问题重拾生活的信心
[12]
。这种典型的围绕社会知识进行普及的例子，目的在于让公众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和生活。
时下我们经常听说“科学地填报高考志愿”，这里的“科学地”除了指填报志愿时需要遵循程序规范之外，更多的是指参考以往的报考和录取情况、目前的整体状况、他人的经验、社会的评论等等各方面的知识来进行决策。这是公众在处理日常性社会事务的过程中注重参考社会知识的经常性的表现。
5．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
一般地，文化分为物质、制度以及精神三个层面。除了对我国现实的物质水平的影响之外，我国的传统文化从制度和精神层面特别是精神层面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生活科学”观念的形成。
文化的制度和精神层面主要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规范、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人文精神被认为是其灵魂之所在[13]，人文精神所推崇的个人修养、伦理纲常、社会秩序之中，存在着近代科学所倡导的理性批判、严格逻辑、数学方法、实验手段等科学精神基本要素的相对缺失，从而影响了我国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现状的形成。具体分析如下。
我国公众对科学观点的理解中第2题与第10题的高正确回答率所形成的反差（见图1分析），联系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可以有很好的解释。对第二题而言，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孔子无法回答“小儿辨日”的著名故事广为人知。或者，联系到中国的现代文化，“太阳”蕴含的解放、光明、孕育大地万物的意思，数十年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被赋予了特殊政治含义，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第10题来说，中国文化传统中无神论占主导地位，中国公众很可能更容易接受生物进化论而不是神创论的思想
[14]。
对科学方法的理解上，也能探察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中具象思维由来已久，特别是在古代以来的中医、养生之中。具象思维有别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它是指以物象为媒介的思维活动，物象即感官对于事务形象的具体感知，也就是感知觉[15]。这种认知事物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对方法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我国公众更易于理解概率问题而不是对比试验。
从公众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这一维度上，更是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巫文化盛行，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当从巫文化开始”，而巫文化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渗透进一步导致其传播和扩散，从而促使了我国迷信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这是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第三个维度题项设计的直接原因，也是我国公众迷信程度较高的原因。
三、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生活科学的结合 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引发了我们对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以及生活科学三者关系的思考。同时，也引发了如何进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思考，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如何进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思考。
英国学者贝尔纳曾在其巨著《历史上的科学》中指出：“科学可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要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与人类的诸形态的最强大势力之一。”[17]这一概括，实际上包含了我们现今所称的“学院科学”（亦称学术科学）和“后学院科学”（亦称后学术科学）两种建制。学院科学，“是科学最纯粹形式的原型”，科学家出于好奇心、“为了追求真理和人类利益而相互信任地一起工作”，“为知识而知识”。学院科学处于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核心，从事这类科学的人多是处于大学、研究中心等学院机构中的科学家们。他们远离世俗利益，享有充分的自主性，遵循一套不成文的规范自行运作。这套规范也就是默顿所概括的科学精神气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独创性（originality）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简记为UCDOS。
齐曼则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发生着“一场悄然的革命”，他将这种转变后的新的科学社会建制概括为后学院科学（产业科学）。后学院时期，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日趋复杂，科学知识的生产日益同国家、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由此后学院科学也
[16]被称为产业科学。在这种新型科学建制中，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发生了转变，齐曼将其概括为所有者所有的（proprietary）、局部的（即地方性的，local）、权威管理的（authoritarian）、被定向的（commissioned）、作为专家的（expert），简记为PLACE[18]。
而生活科学，则是基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需要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诉求、理解、获取以及运用的过程。这种知识可能是来自学院科学或者后学院科学已成体系的识见（sense），更可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感性的直观的有用的但是还未进入到体系层次的常识（common sense），即经验性的认知。如前所述，生活科学所表现出的特征为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basic living demand）、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 result）、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sensibility and perception）、与社会知识密切联系（social knowledge）、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cultural tradition）。类似地，我们在此简记为BISSC。
如果将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以及生活科学的对象及目标进行对应的话，可以认为，学院科学对应着客观世界，独立于利益或效应，以追求学术上的建树（for learning）为旨趣；后学院科学（产业科学）对应着现实世界，与产业和经济紧密结合，以追求财富（for wealthy）为目标；生活科学则对应着生活世界，出于实用和有效性的考虑，谋求生存的福祉（for well-being）。
事实上，从科学走入生活、关注生活，到形成专门的“生活科学”，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众多的“生活与科学”这样的媒体栏目，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科学研究中心”，我们还看到了，也许，正是受我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影响，台湾“国立空中大学”（national open university）“生活科学系”的设立体现的是：生活科学正在进入教育体制的建设中[19]。
并且，从学理上讲，学院科学的UCDOS或后学院科学的PLACE，都只是对科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的概括，并未回答科学的来源。贝尔纳紧接着的上一句的话对此给出了启示，他指出：“在以上所列各形象中，科学作为建制和作为生产要素的二种形象，几乎是专属于现代的。科学方法以及它对于信仰的影响，最少已见于希腊时代。至于知识传统则是由父母传给子女，由师傅传给徒弟，这就成为科学的真正根源。知识传统自从人类史的最早时候起，远在科学够得上称为建制，或脱离常识和传说演变成为一种方法以前，早就存在了。”[17]
也就是说，远在科学建制化之前，科学就已经在孕育之中了，而孕育它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常识，即“生活科学”所蕴含的内容。在此我们注意到，所谓的“生活科学”，已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状态的概括，也是对于科学基本来源的一种探索。换言之，生活科学既联系着现实的直接的感受，又蕴含着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的追问。
爱因斯坦指出，科学“只不过是我们的日常思维的精致化”，也就是说，科学起源于对常识的批判和提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珊·哈克提出的批判常识主义（critical common-sensism）指出：从本质上说，科学的证据类似于与日常的经验判断相关的证据，科学调查和最平常的日常经验调查是相通相连的；并且，科学使得日常探究的那些程序得到强化和精致化，例如汽车技工、水暖工、厨师以及科学家，都使试验得到控制，但是，科学已经提炼和发展出更为复杂精妙的试验控制技术。
相对于常识来说，科学知识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常识是零散的、零乱的，首尾可能不一致的；而科学知识则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系统化的、内部是逻辑自洽的。可以认为，消除常识的不自洽和整合其零散性的活动推动了科学的产生和进步，由此科学完成了从常识到知识的提升。或者，换一种说法，基于常识，以科学的方法如推理、论证、解释等对其进行甄别、提炼、存真祛伪，逐渐达到理论的程度，是完成从常识到知识提升的有效途径。并且，常识是动态变化的，也是可错的，在进化的过程中达到更深刻的真理性认识，这是科学得以
[21]
[20]形成的过程。
在此意义上，从常识到知识，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从生活科学到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结合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就是对科学的认识、理解及运用水平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注重这一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立足现实并关注前沿，注重常识并结合学术，是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高的一条有效途径。
从当前的发达国家来看，美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2061计划”，其立足点就是中小学的科学素质教育。《科学素养的基准》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提出的科学素质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学习目标，并直接影响了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的制定。加拿大“国家K-12科学学习成果共同框架”也是以科学教育作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主要方法。强调学院科学的正规教育作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主渠道已经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认同，尤其在发达国家已展开了有力的实践。
但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以正规教育为主渠道传播已成体系的“学院科学”知识的同时，以非正规教育渠道传播“生活科学”知识显得尤有必要。因为，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与现实需求相关的知识的实际应用及其影响后果，而非晦涩难懂、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尖端科技和知识本身。
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大众基础科学》强调了包括特定科学原理和事实所要求的知识、科学方法的内在化应用，以及继续学习所要求的能力[22]。并主要是通过解决五大类与公众生活和工作关系密切的问题——健康及其相关问题、环境及其相关问题、测量及其它多种问题、农业科学与技术、用于城市和城市化人口的技术——来体现的。印度的这一标准是从最低限度的要求进行讨论的，认为每个公民都需要具备最低限度的、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对科学方法有操作性、实践性的熟悉和理解。这些，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科学”知识。
可见，对于我国来说，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既需要重视“学院科学”的深刻性，更要结合现实及生活所需要的“后学院科学”和“生活科学”来进行，从而全面地而有效地引导公众理解科学、运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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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国通用航空三大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现状分析
我国通用航空三大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现状通用航空服务保障体系主要是由通用航空机场、固定运营基地（FBO）、飞行服务站（FSS）、维修站（MRO）组成，在通用机场建设的基础上，FBO、FSS和MRO三大服务保障体系的配套建立尤为关键。随着我国私人飞机和公务飞机的不断兴起，民间资本对通用航空投入不断提高，低空空域改革不断深入，我国的通用航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我国通用航空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基础服务保障系统，通用航空机场和临时起降点数量有限，服务保障系统尚不健全，难以满足我国通用航空快速发展的需求。借鉴国外通用航空发展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通用航空的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解决通用航空，尤其是私人航空和公务航空运营过程中服务保障的难题，更有利于加快通用航空的发展，使其与运输航空“两翼齐飞”。
一、FBO：固定运营基地
FBO英文全称为Fixed Base Operator，其含义就是固定运营基地。它起源于美国，是为通用航空，尤其是为私人飞机和公务飞机服务的产业。一方面，FBO代表包括公务机候机楼、与候机楼连接的停机坪、机库以及维修车间等四部分组成的综合设施及建筑；另一方面，FBO可以为公务机运行提供停机服务、飞机及乘客地面保障服务、加油服务、机组航务及签派服务、飞机航线及维修定检服务等。FBO其实并不是机场，而是机场的管理体系，属于一种软件体系。规模最大的FBO管理公司BAA在美国拥有上千个FBO。我国目前没有对FBO明确的定义，但是业内人士一般定义为：FBO是设在机场为除了航班飞行之外的小飞机，特别是公务机和私人飞机提供加油、维修、旅客等综合服务的通用航空服务企业。
1、基本分类
国际上对于FBO类型的划分，也没有统一的规定。传统方法是根据FBO服务对象及其从事的服务内容，按照投资规模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规模FBO。在美国小型FBO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经营者大多是航空爱好者、专家或者是机械师，他们从一两项业务开始进入FBO领域，随着资金和经验的积累会逐步拓展业务市场，不断发展壮大。
2、服务对象
FBO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通用航空飞机，特别是公务机和私人飞机。如我国以密云机场为基础，由北京华彬天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北京华彬天星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建设的华北首家FBO运营模式的通航机场。其业务范围是比较广泛的，除了飞机的维护、维修外，还包括飞机销售、租赁和飞行培训等方面的综合服务；为私人飞机客户提供全方位立体的服务。
3、业务功能
传统型FBO主要是为开展通用航空作业的航空器及其飞行人员提供服务，业务种类主要是加油和航空器及其零部件维修，而公务型FBO的业务种类几乎涵盖了传统型FBO所能提供的全部业务。
公务型FBO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1）外场服务：航空器停场；航空器加油；航空器日常服务。（2）维修服务：整机保养、维修；零部件维修；内部装饰及改装；航材销售。（3）飞行保障服务：航线选择、航路申请及确认；政府联检，机组过站等；飞机落地许可申请。（4）新兴服务：航空器销售；包租机服务；飞行培训服务。（5）非盈利性服务：旅客休息大厅；驾驶员休息室（配有地图、气象信息、通信等）；会议室，娱乐设施。（6）延伸服务：汽车租赁，酒店预订，会展，礼宾服务；各种特殊的商业或私人服务。
4、我国FBO发展现状
由于我国通用航空发展路径较为特殊，现有的几家FBO基本属于公务型FBO，无论数量、建设规模还是服务水平都与国外FBO存在较大差距，适合我国国情的FBO建设、运营和监管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
目前，我国的FBO建设才刚刚起步。2008年2月，金鹿公务航空在海航北京基地规划建设公务机FBO，将其作为市场拓展的根据地。2010年3月，中国大陆第一家具有完善功能和设施的全天候公务机专用地面保障基地——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公务机基地FBO启用，为世博会期间进出上海的公务机提供了良好的地面保障服务；2010年5月，首都航空在海航北京基地规划建设公务机FBO，开展国内外公务包机、执管、公务机代理等多项业务；2010年7月，美国西锐公司通用飞机FBO运营与服务基地动工兴建，这是我国首家私人飞机服务站正式落户珠海的标志。该FBO是国内第一个为小型私人飞机进行航空服务的通用航空服务站，将面向全国，为客户提供航行和气象信息、加油、检修等服务，预计前期客户主要以香港、澳门以及珠三角等地的私人飞机拥有者及爱好者为主；2010年年末，中南地区惟一独资经营且取得完整营业资质的公务机基地——深圳金鹿FBO投入使用。该基地实现了公务机的空中和地面服务的结合，根据旅客需要确定航程及飞行时间，为其提供专业性服务。另外为了充分保证其私密性，其基地规划将公务机旅客与乘坐普通航班的旅客隔离开。2012年11月1日，海航集团旗下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三亚FBO在凤凰国际机场开业。三亚公务机FBO的成立，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珠海之后的又一家为公务机提供地面服务的保障企业。
北京、上海、深圳、珠海、三亚FBO的建立地点均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反映了通用航空发展需求在这些地区的率先增长。然而相比美国，无论从运营商还是服务上中国的这些通航FBO都尚属低端，能提供的服务内容与运营规模与国外相差甚远。服务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通航市场和企业的需求。
由于服务能力限制了FBO的利润空间，从而极少有民间资本的投入，加上自身的再投资能力很弱，反过来限制了企业的服务能力，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使得FBO在国内的发展步履维艰。另外，国家在通用航空领域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专门针对FBO的相关政策法规更是缺乏。没有国家政府的明确认可和扶持，FBO的发展就更是缺少方向性和保障。
二、FSS：飞行服务站
FSS英文全称为Flight service station，其含义就是飞行服务站。这一设施和概念源于通用航空非常发达的美国，在美国各类民用及通用航空活动中担负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飞行服务站为通用航空提供广泛的飞行服务，包括提供气象服务、飞行计划服务、飞行支援和其他需要的帮助。通用航空的经营者通常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的方式，向飞行服务站申报备案飞行计划。私人飞行可到飞行服务站当面申报备案，或以电话、空中传递、空地对讲等方式申请飞行计划。
1、服务范围
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站的适用和服务范围限定在报告空域和部分监视空域内。提供气象服务、飞行情报服务、飞行计划的报备，必要时，向通用航空的区域（地区）、分区（终端区）空管部门通告起飞和降落时刻。通用航空的区域（地区）、分区（终端区）负责对监视空域和部分报告空域提供包括监视服务、告警服务在内的更多服务。低空飞行用户自行组织飞行，并对安全负责。
2、服务流程
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站向通用航空用户提供阶段性服务，包括：飞行前服务，飞行中服务和飞行后服务。
（1）飞行前服务：包括飞行前讲解和飞行计划的申报。飞行前讲解提供气象信息、航空情报信息和对飞行计划的建议。飞行前讲解分为标准讲解、简化讲解和展望讲解。飞行服务站可以根据通用航空用户的需求提供适当的讲解类型和内容。通用飞行服务站应当及时受理通用航空用户申报的飞行计划并进行备案。
（2）飞行中服务：包括飞行中讲解和飞行情报服务，飞行中设备故障报告，飞行活动数据记录，飞行员气象报告，告警和救援服务，飞行计划实施报告。
（3）飞行后服务：包括飞行员报告，飞行活动统计和飞行计划完成报告。飞行员报告包括飞行后通用导航设施报告和飞行后气象报告。飞行后通用导航设施报告是通用航空用户飞行后对通用导航设施工作状态的报告；飞行后气象报告是通用航空用户提供航线、活动区域内相关天气的报告。飞行服务站应根据飞行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飞行活动的统计；接收航空器落地报告，确定相应飞行计划完成。
3、基本功能
通用飞行服务站基本服务功能包括：飞行计划服务、航空情报服务、航空气象服务、飞行情报服务、告警和救援服务。
通用飞行服务站提供飞行计划服务包括：飞行计划的申报服务、飞行计划的变更服务、飞行计划实施报告处理、飞行计划完成报告处理、飞行计划存储等功能；提供航空情报服务应当收集、上传本飞行服务站服务范围内的原始航空情报数据，并向通用航空用户提供所需航空资料汇编、航图、航行通告、飞行前和飞行后航空情报等服务。
此外，飞行服务站应具备接收天气报告、提供飞行前和飞行中气象服务、接收飞行员气象报告的功能，并提供本飞行服务站服务范围内的机场或者起降点的气象观测信息。通用飞行服务站应当提供飞行情报传输服务，空中交通咨询服务和机场情报咨询服务；提供告警和救援服务。
4、我国FSS建设推进情况
（1）早在2005年9月，由民航局空管局、飞标司、西南管理局、西南空管局和民航西藏区局有关各部门人员组成的中国民航RNP运行考察团赴美国西雅图、安克雷奇和朱诺等地进行了考察、交流。考察团主要就涉及RNP标准、技术及运行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学习。其间，美方安排考察团到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所属的阿拉斯加地区朱诺自动飞行服务站进行了参观。通过双方的交流，考察团对朱诺自动飞行服务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获得的有关信息和资料中对美国飞行服务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站是国家实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建设的重要配套工程项目，可为通用航空活动提供重要的飞行保障服务，也是发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根据民航局《关于珠海开展航空服务站试点建设有关问题的意见》精神，由民航负责指导和规范航空服务站的建设和管理，纳入民航空管行业管理体系。为了让通用飞机能自由飞翔，我国2012年共批准在珠海三灶、深圳南头、沈阳法库和海南东方市成立首批通航飞行服务站。2012年11月13日，珠海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站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这标志着国内首个由地方政府投资兴建的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站正式成立。中国首个通航飞行服务站揭牌意味着首条珠海-阳江-罗定低空飞行路线已实质性开通。珠海通航飞行服务站将提供飞行计划审批、航空情报、飞行情报、告警和救援服务，乃至地面加油等一系列地面服务。
（3）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家关于低空管理改革全面推进的战略决策，配合国家空管委办公室落实十二五期间飞行服务站布局建设工作部署，2012年11月23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委员会在天津召开了“关于飞行服务站（FSS）建设研讨会”。主要议题是整理、收集有关企业所使用的机场或使用空域需要建设飞行服务站（FSS）的需求。内容包括所使用的机场或使用空域的具体情况、需要建设的理由、具体建设地点、建设规模等等。会后由通用航空委员会整理相关资料向空管委汇报并协调推进。
三、MRO：飞机维护、维修与大修
MRO是英文Maintenance, Repair&Operations的缩写。即：Maintenance维护、Repair维修、Operation运行。通常是指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不直接构成产品，只用于维护、维修、运行设备的物料和服务。在航空业，MRO从一开始表述的是飞机及军用装备的维修保养管理。是指对设备的维护，保养和维修，以确保设备能够在其生命周期中发挥最大作用，维持正常运行。目前普遍是指飞机维护、维修与大修。
2005年5月23日，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104号《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定》中的“维修”，是指对民用航空器或者民用航空器部件所进行的任何检测、修理、排故、定期检修、翻修和改装工作。
1、全球MRO业的规模
“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将持续保持4%以上的增长，民航客、货运市场已踏上复苏之路，带动民航维修市场以3.4-4.4%的速度持续增长，世界维修市场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500亿美元以上。
国际知名咨询公司TeamSAI曾预测，全球MRO业的规模将从2011年的469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69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9%。而其中，发动机业务将保持最快增长率。其中，亚洲市场2011年的MRO规模为116亿美元，占世界份额的25%，到2022年则上升至30%，年均增长率达到6.8%，高于世界其他地区MRO业的增长率。
2、我国MRO业的发展
截至2010年底，国内共有389家维修单位，全行业拥有维修机库总数104个，能够提供各类宽体机和窄体机机位360余个，中国民航机务维修系统人员数量总计约6万人。通过我国CCAR-147部审定的维修人员培训机构共44家（含11家国外培训机构）。“十一五”期间，我国申请维修人员基础执照的人数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目前已达3000人/年。同时，局方发布了49个规范性文件，以及91个相关的行业标准、手册以及管理办法，为维修单位的生产管理以及局方的合格审定和持续监督检查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指导材料。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民航机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95%，民航维修行业规模发展迅速，2010年中国民航维修市场总量达到23.2亿美元，占世界MRO市场的5%，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民航维修市场。根据预测，2015年中国民航维修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450亿人民币以上。新增维修专业技能人员需求在2.4万人以上。中国民航维修业将继续迎来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中国航空运输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带动航空维修市场的持续快速增长，随着机队规模的日益扩大，中国民航维修业的市场需求十分巨大。在中国培育出世界级的MRO企业不仅是民航强国的要求，也是中国民航业发展逐渐成熟的标志。民航局在对“民航强国”的表述中提到了对国内MRO业的期望：2010年-2020年，形成3个大型的维修集群；2020年-2030年，在中国培育出1-2个世界级的MRO企业。
3、MRO沟通与交流
全球航空公司运营和维修管理者、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定期沟通与交流，是通过MRO系列会议与展览实现的。MRO系列会议与展览由美国航空周刊集团创办。首届MRO会议与展览于1995年在美国德州的达拉斯城召开，随后分别于1998年、2001年在德国柏林、中国香港推出了MRO EUROPE和MRO ASIA会议与展览。现在这一系列会议和展览已成为全球航空维修业的一大盛事，每年吸引10000人参与其中。到目前为此，MRO Asia已分别在香港、新加坡（三届）、泰国、上海（两届）、厦门举办了八届。在民航总局的大力支持及推动下，由航材及中航传媒集团/国际航空杂志社共同参与的MRO Asia2004、2006、2007分别在上海、厦门取得了空前成功。
中国航空维修峰会（MRO China）是以日益繁荣的中国航空维修市场为背景召开的航空维修界的一大盛会，峰会的宗旨是继续搭建中国航空维修业界的高层交流平台，进一步促进各大航空公司、制造商和供应商的高层管理者的定期沟通与交流。MRO China 每年一次。首届中国航空维修峰会于2005 年9 月20 日在北京成功召开。2008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2012 年和2013年分别在深圳、成都、昆明、厦门、西安和北京相继成功举办。每届MRO China 都邀请局方、航空公司、维修企业、制造商等行业企业围绕中国航空维修市场的热点话题展开，并特别关注中国维修市场的个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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