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博明谈如何打造国际一流投行

第一篇：程博明谈如何打造国际一流投行

程博明谈如何打造国际一流投行

打造国际一流投行是中国证券业的一个梦想。

尽管中国证券业已经保持了连续六年的盈利纪录，但行业利润却未能跟上GDP的增速，危机式的监管令券商创新动力越来越小。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水平，相当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现在是中国证券业最好的发展时机，也是最考验行业智慧的时期。

中国GDP规模全球第二为证券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需商业模式的转型才能摆脱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只有从红海格局转向蓝海的智力跟资本竞争，才能进入国际一流投行行列。作为国内证券业国际化先锋的中信证券，其经验与教训均弥足珍贵。

2011年的冬日，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接受《证券市场周刊》的专访，畅谈中国证券公司打造国际一流投行面临的问题与求解思路。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年12月15日提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证券业作为金融服务中介，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展方式转变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力量。由此证券业面临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打造国际一流投行的时机已经成熟。

打造国际一流投行，这是郭树清提出的一个理想。身为中国第一大投行，也是目前唯一一家A+H上市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一直在向国际一流投行的目标奋斗。一个冬日的上午，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坐到《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对面，畅谈中国证券公司迈向国际一流投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求解思路。

第二大经济体呼唤一流的国际投行

《证券市场周刊》：投行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与之相对应，本土一流的国际投行建设提上议事日程。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也于不久前提出了打造国际一流投行的设想，你认为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产生国际一流投行的现实条件？

程博明：投行的发展跟一个国家经济总量、股票市场发展、债券市场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相一致，陆续出现了美林、摩根士丹利、高盛这样一大批全球一流的华尔街投行；野村证券伴随着日本的经济腾飞，1989年全面赶超当时的华尔街第一大投行美林。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的确已经具备了产生本土一流国际投行的条件。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股票市值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债券市场全球第五，这些都为国际一流投行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证券公司经过近年的综合治理，抗风险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客户保证金托管在银行、依靠净资本低杠杆经营，基本上没有系统性风险，证券公司已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证券市场周刊》：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资源配臵以银行为主，伴随着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银行系统相应地积累了巨额风险。证券公司在分散或化解系统性风险方面，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程博明：把银行作为资源配臵的主要力量，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经济体大量的风险集中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加上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业务受到管制，中国的银行业已经进入需要不停地补充资本金以增大承担风险能力的恶性循环，“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目前中国的金融总资产超过90%集中在银行，5%在保险公司，证券业仅占2%，加上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很高，前五大主体的市场份额达60%，银行已经“大而不能倒”。

与信贷市场相对应，商业银行仍然是债券市场承销与交易的主力军，即大部分债券只是在银行之间自我循环，并未实现“真实销售”，风险也就未能得到有效分散。

而证券公司业务的本质是买卖的中介，功能是组织市场、撮合交易，多方向、多层次、多角度为客户提供服务，以赚取买卖佣金与差价为天职，不会把过多风险留在资产负债表中，市场层次越复杂、产品越丰富、投资者越多元化，风险分散的效果越明显。随着企业债、公司债等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的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证券公司可以促进中国债券市场结构更加合理，可以促进债券的真实销售，实现风险的真正转移，将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进行逐步释放，协助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所以证券公司也就具有“小而不能倒的必然性”。

证券公司由于紧贴市场与客户，可以通过产品、服务的不断创新，充分地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与风险分散功能。在融资功能方面，证券公司可以提供多样化融资产品，分流银行信贷的融资需求，改变实体过度依赖银行系统配臵资源的局面，提升资源配臵的整体效率；在风险转移方面，证券公司可以设计和销售投资理财产品，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投资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流动性，分流过度集中于银行储蓄的压力，分散过于集中的风险，协助将储蓄转化为投资。

《证券市场周刊》：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2年经济工作必须继续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你认为证券公司可以在这些方面做出哪些贡献？

程博明：证券公司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因其与实体经济联系紧密，证券公司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中大有可为，可以通过为企业投融资、并购重组、管理升级、财务顾问及技术进步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促进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促进产业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有序转移和合理流动。

证券公司可以推动创新机制的形成。通过中小板或未来的新三板上市融资、直投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参与高科技企业的资本再运作，支持高科技企业孵化成长，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全社会创新机制的形成。

《证券市场周刊》：你的意思是中国的证券公司可以成为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并重的金融机构，在优化资源配臵、分散风险、传导政策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而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力量。证券行业承担如此重任还有哪些差距？

程博明：首先是整体规模偏小。2011年整个行业净资产6300亿元，相当于一个农业银行(601288,股吧)；净利润约400多亿元，仅相当于一个招商银行(600036,股吧)。证券行业集中度偏低，前5家公司总资产占比仅25%，而银行业前5家占比达60%以上。全球金融业的实践表明，越是大公司越能发挥更大的功能。

其次是业务结构有待创新与优化。目前中国证券业的各业务构成，跟美国20世纪70年代极为相似，基本上以通道业务为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资本中介业务收入占比逐步超过传统中介业务。中国证券业的未来增长点，也在于新的创新业务。

第三是业务竞争力方面与国际投行差距较大。根据彭博统计，在2011年全球股票承销排名中，前20位中仅有包括中信证券在内的两家国内投行，市场占有率不足1%；而高盛排名第一，市场份额9%，差距很大。公司债券承销前30名中中国证券公司也仅有中信证券一家，排在第29位，第一名的摩根大通市场份额为6.1%，中信证券仅为0.7%。并购业务排名中，中国投行更是在50位之后，第一名的高盛市场份额为23.74%，排在54位的中信证券为0.46%。

第四是国际业务占比有待提高。考评一个投行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海外收入成为重要的考评指标。中国的证券业主要还是以国内市场为主。以中信证券为例，到现在为止海外收入占整体收入为4%左右，海外能够有效配臵的资源有限，短时间内无法与欧美的国际大行进行强力竞争。要称得上国际一流投行，必须建立符合投行自身发展的网络布局，培养丰富可供配臵的资源，海外收入占比起码要超过20%。

繁荣的资本市场与边缘化的证券行业

《证券市场周刊》：刚才你已经提到，中国证券业的规模和地位在金融系统中相对较低，处于边缘化地位，现在中国证券业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程博明：正如之前谈到的，中国目前金融体系依然处于银行为主的时代。2011年股票和信用债券融资合计2.2万亿元，仅相当于当年新增贷款的30%，其中股票融资7011亿元，小于建行一年新增信贷规模；信用债券发行规模1.5万亿元，仅相当于工行与农行两家新增贷款之和。

银行新增存款7万多亿元，38家商业银行仅上半年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就超过6885亿元，而45家证券公司2011年发行集合理财计划90只，发行规模778亿元，银行2011年上半年的理财规模就是证券业全年的9倍。事实上，银行已经累计发行理财产品将近20万亿元，导致居民资产配臵主要集中在银行。

现在中国证券业还处于初级阶段，A股市场以金融、资源、能源为主，市值超过50%，而国家控股33%的上市公司，市值却占到70%，高档次的投资银行业务的服务需求不够大，在金融创新的法律环境与市场条件不匹配的情况下，如果放弃零售的经纪业务，利润增长和资本积累将大大下降。

《证券市场周刊》：从2007年到现在，股票流通市值成交量不断翻番，而证券行业的利润逐年下降，预计2011年只有400多亿元。对于这个情况你怎么看？

程博明：导致这种怪现象主要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很多业务还是牌照监管，繁荣资本市场带来的很多业务机会没有被创造。由于牌照之间封闭运行、相互独立，这种商业模式最大的特点是有很强的可复制性。每家证券公司在获取任一牌照之后，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模仿对手，或者竞相降价的方式，迅速扩大市场份额，这种商业模式造成整个行业同质化经营严重，专业服务水平低下，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难以满足实体经济的多元化需求，最终造成了整个证券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和创新乏力。因此，证券业目前仍未摆脱靠天吃饭和同质化竞争的特性，业务集中度进一步分散，大者不强、小者不弱，竞争已成红海。

目前，经纪业务佣金率仍在下滑，通道业务收入增长已到极限。市场佣金总体水平由2006年的1.9‰迅速下降至2011年末的0.69‰；自营业务更是靠天吃饭，2011年行业自营整体亏损严重，不但不能贡献收入，反而需要其他业务线输血；股票融资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大型企业IPO项目继续萎缩，费率进一步下降，债券融资仍然是商业银行的天下；资产管理业务规模仍突破乏力。

现在证券业的创新业务都需要监管部门批，行业整体创新乏力。

创新就是要打破思维、勇于尝试，“敢为天下先”。这也是投资银行这一“狩猎民族”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核心价值。

证券业的创新，主要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通过不同风险偏好、不同组合，实现融资、投资、理财的中介；而创新必然有失败的风险，要宽容试错，在不涉及到系统性风险的领域里，让市场主体去承受风险，并享受风险收益。

《证券市场周刊》：除了由于监管过严导致的活力不足，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证券行业的边缘化？

程博明：监管过严的重要因素是历史上证券公司经营不够规范，乱世用重典导致的，目前随着行业整体实力的提升，监管部门也逐步提出要放松管制。其他导致边缘化的原因，由大往小列举，一是发展阶段，证券业的发展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二是发展方式，中国金融资源的配臵依旧是以银行体系为主的，证券业无力超越经济体制；三是证券业自身进取不足、规范不够。

就证券业自身而言，主要因为中国证券业发展几经波折，尤其是到了2002年，证券公司更是经历了大洗牌，不少证券公司破产倒闭，凡是度过当年危机的证券公司，后来都享受到“通道制”在牛市的利益。这让部分证券公司有了“剩者为王”的后遗症，只要活下来，总能等到赚钱的时候，让证券公司畏首畏尾，不能放手去进行创新试错。2006年股改拉开的牛市行情，让证券公司盈利丰厚，“小富即安”成为一种通病。

证券业亟待突破发展瓶颈

《证券市场周刊》：对于建设国际一流投行，中国证券业准备好了吗？

程博明：中国证券业经过“十五”期间的综合治理和“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证券业整体实力大大增强，微观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一是规模与经营能力大幅度提高，证券业“十一五”期间扭转了“十五”期间全行业亏损的局面，2011年末全行业净资产达到6300亿元；二是从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规模上看，目前中国证券业约达到美国证券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与90年代初的水平，其中中信证券目前的净利润约为高盛1995年的水平；三是通过客户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净资本管理等方面的措施以及资本的大幅度充实，实现了风险的有效隔离，能够控制在个案的范围内，自我承担风险能力已大大增强；四是具有大幅提高资产运用规模的空间，目前证券业的负债/净资产比例不到两倍，处于净资产经营状态，适度提高杠杆率可以为投资与融资发挥更大的作用。

《证券市场周刊》：当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倒逼证券公司根据市场的特点和变化，结合自身情况，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传统业务已走到极限，怎样才能实现突破与转型？

程博明：占据领跑优势的证券公司也是最先改革商业模式者。

改革商业模式的前提是必须做好自己，面对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证券业应该敬畏市场，做好当下，对每一块业务精耕细作。目前证券业的通道服务型商业模式，潜力已近挖尽，应向交易驱动模式的资本中介业务发展，就是要大力发展如融资融券、做市等以撮合客户交易为目的，风险暴露较低的相关业务。

改革就需要把握制度改革先机。因为市场发生变化而提出制度要求，制度的出台是确认新的市场规则，并进一步影响市场运行，对于以通道业务为主营业务的中国证券业来说，积极参与制度改革，充分做好准备、把握先机者能够占据领跑优势。

以中信证券为例，我们制定了业务转型的三个方向：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型；由以股为主的业务模式向股债并重的多元化业务模式转型；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型。

打造国际一流投行亟须政策支持

《证券市场周刊》：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必须让证券业各主体各自归位，还原本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程博明：一是放松现有的净资本监管。我们与国外同行和国内银行等竞争对手面临不同的净资本管理要求，它们是用总资产做事，我们用净资本，结果是国际投行的杠杆率危机前高达40倍，目前则在15倍左右，国内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也在15倍左右，房地产开发企业杠杆率也接近5倍，而中国证券公司的杠杆率只有1.3倍。

中国自2001年开始提出净资本管理，2006年提出《管理办法》，为规范经营、控制风险提供了有效的监测指标，这种净资本管理被全球证券监管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的监管方式，但是我们的净资本监管体系是过于严格的体系，比《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还高，虽然控制了风险，但也束缚了手脚，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严重阻碍了证券行业的正常发展。此外，各大证券公司虽在银行拥有授信额度，而实际操作中由于种种限制很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因此，证券公司很难充分利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为客户提供服务，难以发挥资本中介功能。

二是对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建立事后评价与惩罚机制。审批制下的业务或产品创新难以及时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如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审批了三年才最终推出；而债券报价回购业务申报已过一年，至今尚在逐一审批中。因此，建议修改《证券公司业务创新工作指引》相关条款，将创新业务由审批改为备案制，并增加“事后评价与惩罚机制”等条款，加快产品创新的速度。

三是放松客户保证金监管，鼓励优质证券公司试点自主清算和托管。第三方存管模式是特定时期“乱世用重典”的产物，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国外均不采用该模式。因此，建议修改《证券法》中“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应当存放在商业银行”的规定，恢复证券公司作为金融机构的本来面目。

四是大力发展与实体经济直接联系的金融产品。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产品主要投资于股票、债券等，很少直接投资于实体经济。因此，建议扩大公募基金和证券公司集合计划投资范围，增加非上市股权、债权、并购项目等投资品种，如开发类信托产品、并购基金等。建议放开证券公司直投基金的额度限制，力争让证券公司直投成为中国PE行业的主导力量。

五是支持提高行业集中度，发挥分散系统风险的功能。近年来证券行业的业务集中度进一步下降，前5家只占26%，109家证券公司在相差不大的水平上拼杀，形不成领跑行业的集团力量，没有充分发挥证券业整体分散系统风险的能力。我们建议出台相关政策促进行业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培育几家能与国际一流投行直面竞争的证券公司。

国际化不是“占领”华尔街

《证券市场周刊》：中国加入WTO十年了，证券业一直尝试国际化，无论是走向海外，还是引入海外投行作为股东，成功者寥寥。但经济危机余波未尽，能否请你谈一下国内证券业国际化背景和总体思路？

程博明：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国内证券公司必然跟随客户的国际化而国际化，应该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互补国内业务为前提，专注于跨境业务。一方面，国内客户“走出去”产生了大量的境外上市融资、投资以及跨境并购需求，国内投资者海外财富管理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国际客户“引进来”带来了人民币债券、QFII及国际板等业务机会。证券公司要加快提高跨境业务能力，逐步确立在大中华市场的竞争优势，逐步提升跨境业务的收入占比，分散单一市场波动的风险。

中信证券的国际化是将公司的境内优势扩展至境外，充分利用公司境内的资源、经验和网络，在境外优先发展公司的优势业务，并最终建设成一个“境内外匹配、业务多元化、一站式服务”的跨境投行平台。

《证券市场周刊》：按照你的意思，现在中国证券公司最好是跟着客户国际化，那么机会到底在哪里呢？

程博明：现在大家一提到国际化，马上就想到要去华尔街开设一家分公司，或者去并购一家欧美的投行，中国的证券公司国际化不是“占领”华尔街，也“占领”不了华尔街。

投行作为一个中介服务行业，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证券公司可以帮它们一起做很多事情。我们有个简单统计，过去5年，企业在海外与国内市场的融资业务规模是2:3，但我们所覆盖的仅仅是这其中国内的“3”，即融资总规模的60%，而对海外“2”的融资业务，只有少量涉及。这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再有，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到海外投资，主权基金出海；在香港仅人民币存款就有5000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证券公司的优势恰恰就发挥出来了。比如，目前海外唯一一单人民币的IPO项目就是我们牵头在香港完成的。中国投行现有的客户和能力，是我们发展的基础；而更大的基础，是中国的实体经济还保持着健康和良性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脱离现有的基础与国外投行到海外市场竞争。

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行业生态、企业经营等方面已经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很多对中国情况了解透彻的基金经理与分析员，在海外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海外投资者对简单的“中国增长故事”已经不感兴趣，而通过海外投行隔靴搔痒的研究建议，或传递二手甚至三手信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长期专注中国业务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他们需要真正的中国声音。这种背景之下，中国证券公司跟随相关企业国际化，就会更多地得到国际机构的认可。

《证券市场周刊》：国际化对证券公司来说是综合实力的考验，中国的证券公司要想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现在中国证券公司准备好了吗？

程博明：我们有过一个统计，过去3年美国华尔街董事（Director）级别以上的华人投资银行管理人员，已经有超过10%回流至香港或国内市场，中低级别人员回流比例远远超过10%。回流的管理人员中，相当部分直接加入中资投行，其中中信证券2011年引进有海外背景的员工113人。在经历多年海外经营后，中资投行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逐步建立了股票债券承销、研究、销售交易等全球性投行体系，在海外市场的理解与项目协调、执行上，已具备一定的能力。

尤其是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中资投行由于扎根中国，对中国客户有较高的依赖度。中资背景与长期的服务承诺，使中资投行在中国客户与海外机构的博弈过程中，能在符合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提出解决方案，在关键环节上帮助中国企业保持信息的对称性，在各个关键环节保护中国企业利益。

与外资投行相比，最了解中国企业的仍然是中资投行，这是文化、经济、体制等各方面因素产生的现实，中国故事由中国人来讲，在熟悉、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规则后，中国企业的事由中资投行执行，无论是从效率、对发行人的理解、对发行人的故事的阐述等角度看，都体现更强的优越性。

以中信证券H股项目为例，中资投行以国际资本市场的逻辑体系，配合对中国证券行业的理解，构建完整的投资故事与财务分析，并深刻且有效解答投资者的疑虑。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中资投行主导承销团的全球客户网络及研究渠道，向投资人传递信心，消除发行人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股票的发行提供“稳定器”作用。

中资投行较强的资本实力以及对企业的了解，成为发行的关键基石，并增强市场投资者的信心。中信证券H股项目全由中资投行担任簿记管理人，国际投资者将此安排解读为项目得到“中国背书”，加上社保基金等中资机构的参与，对海外投资者信心带来非常正面的提升。

《证券市场周刊》：以中信证券自身的国际化为例，中国证券公司到底应该怎么样走出去？

程博明：2011年6月，中信证券国际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达成协议，收购其旗下里昂证券和盛富证券19.9%的股权。未来，中信证券仍将持续、积极寻求海外业务合作伙伴，不限于自建、并购或合资等多种形式，充分合理利用境外募集资本金，适时建设完成最有利于匹配中信证券现有优势地位的海外业务平台。

我们现在国际化的要诀就是：中国企业国际上走多远，中信证券提供的金融服务就走多远。从目前看，我们的能力圈还主要是跨境业务，也就是市场可以在国外，但客户一定是国内的客户，我们真正具备能力的范围，在于我们覆盖了450个国内大企业和高速发展的企业；覆盖了300个股票机构投资者，400个国内债券投资者，这是我们的能力。

中资投行在不能脱离现有的中国客户大前提下，如果要做好跨境业务，需要建自身海外销售体系和客户覆盖网络。现在中资投行最缺乏的就是在海外把股票卖出去的能力。中资投行往往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国内有很多好的客户的股票，到了香港就卖不出去。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海外网络与销售体系，不仅可以卖出去股票，还可以把中国机构投资者在海外的订单接过来。

做好跨境业务一定要做好包括固定收益、海外融资融券业务等业务在内的资本中介。这类海外资本中介业务也是和国内业务相结合，海外的融资融券业务目标客户也是中资背景机构。海外的固定收益很简单，我们甚至可以把外管局业务拿过来一部分，用海外团队就可以实现了。所以我们的海外战略也是包括构建网络和业务发展两部分。

国际化的一个重点是要建立境内外平台一体化的协作机制与流程。境内大平台积累了大量的优质客户资源，伴随着经济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些客户有大量的“走出去”、在境外上市融资、境外投资以及跨境并购的需求，需要借助于境外平台的资源；境外平台满足客户投资中国的需求需要借助境内平台的资源，如何充分发挥两个平台的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地服务客户，必须建立完善而具体的两个平台对接的机制与流程，并与考核指标直接挂钩。

《证券市场周刊》：2011年下半年以来，美股下跌、欧债危机不断升级，香港市场亦不可能独善其身，发行市场环境并不乐观。与此同时，“中国故事”吸引力不再，中国证券行业传统业务仍没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中信证券能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成功发行H股，实属不易，请谈谈中信证券H股发行的相关情况。

程博明：中信证券的H股发行可以用“惊心动魄”来概况，非常不容易，但能够顺利完成H股发行，也是公司长期布局的结果。

纵观这些年的发展，可以说中信证券的成功绝非偶然。首先，中信证券注重战略研究，例如中信证券每年的工作报告都是几经讨论才能定稿，对市场、行业、公司现状进行深入的探讨，工作报告对公司的业务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2011年度工作报告中，我们对中信证券的新商业模式进行了总结，那就是“卖方积累资源、买方实现收入，二者循环促进”；其次，中信证券长期收集和分析行业、境外投行的信息，并在每年的工作会上，进行证券公司竞争力分析讲座，关注行业现状，推动行业发展。

在这次H股发行的过程中，我们按照国际投行的惯例，对传统业务进行了重新分类，即：中介型业务、资本中介型业务和资本型业务三大类。这种分类方式改变了业内习惯于把证券公司的业务分成投资银行、经纪业务、资产管理、自营投资等传统分类方式，而原分类方式偏重业务的单一性，束缚了证券公司的发展。

具体说来，中介型业务是指单纯提供服务、不占用资本金的业务，包括投资银行、经纪业务和资产管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卖方业务；资本中介型业务是指占用资本金、主要以服务客户为目的、风险暴露较低的业务，如融资融券、做市等；资本型业务是指占用资本金、主要以投资为目的、风险暴露较高的业务，如自营、PE投资等。资本中介型和资本型业务就是我们常说的买方业务。

从过去的情况看，我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中介型业务和资本型业务，这两类业务的收入占比甚至超过公司全部销售收入的90%。根据境外投资银行的实际操作情况，资本中介类业务所创造的收入占其全部销售收入的60%以上，我们在这方面也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业务重新分类的基础上，中信证券累计与超过300个机构投资者进行了沟通，95%的机构投资者对中信证券的故事和未来发展的前景表示认可，我们成功收获了六大基石投资者8.5亿美元的订单（占本次总发行规模的45%）。

中信证券的布局和综合优势赢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中信证券也将一如既往地服务客户、拓展业务、回报投资者。

郭树清的国际一流投行构想

本刊记者 李欣／文

什么是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在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看来，首先，作为一个行业，应该与中国经济实力、资本市场规模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相称。目前中国GDP总量和股票市值均居全球第二，但是中国的投资银行距离这个排名还相差很远。

第二，作为金融服务主要提供者，应当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和投资融资、资产定价、财务管理等需求。

第三，作为投资银行个体，在国际市场上有几家占据一席之地，能够与国际投资银行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至少在中国大陆和大中华地区这个市场上，利用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竞争实力。

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投行标准

一是，一定要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始终牢牢树立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

二是，实行良好的公司治理，要有良好的权力制衡。

三是，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敢于担当，而不是像有些西方投资银行那样——赚钱的时候都来了，承担责任的时候一个也找不到。

四是，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特别是要强调团队精神。投行与其他行业都一样，必须强调团队集体主义精神，没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投资银行是难以存在的。

五是，要认真履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我们投行一定不要忘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六是，要保持朴素的作风，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建设一流的国际投行要点

第一，要提高行业集中度，增强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要扩宽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通过IPO上市，同时打通债务融资渠道，夯实财务基础，增强财务弹性。坚持市场化原则，在控制风险前提下，鼓励行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鼓励行业差异化发展，形成综合经营与专业化经营、特色化经营共存的业态。

第二，要切实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做好投资者服务工作。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细分客户，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产品，把最合适的产品卖给最合适的人。

第三，推动行业创新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除了要完善创业板，搞好场外市场建设，做好融资融券业务，以及股指期货业务等之外，还应该研究探索一些新的产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鼓励发展和创新多元化的投融资工具。加强对高收益债券，特别是服务中小企业的高收益债券，地方政府债券或市政债券等固定收益类新产品，国债期货、资产证券化等衍生产品以及做市商等交易制度的研究设计。二是提高对创新事物的容忍度，合理确定创新失误与违法违规的区分和处理原则。积极研究创新产品和业务的激励保护机制，提升行业的创新动力。三是支持自律组织对证券公司创新的专业评价，积极推广创新成果。

第四，“以我为主”，稳步扩大证券行业的对外开放。支持有条件的公司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升国际影响力。要特别注意利用已拥有香港、台湾这样高度国际化经济体的条件，做好投行、理财、合格机构投资者、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以及资本项目的双向开放等方面的探索。

第五，完善净资本、杠杆率等指标管理，加强对风险的及时预警，审慎评估和有效处理，守住不发生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六，要加强服务，放松管制，改善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结合《证券法》、《基金法》的修改评估以及其他一些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进一步缩小行政审批的范围，下放一部分行政审批的权力，提高保留行政许可的工作质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程博明简历：

经济学博士。曾任金融时报社理论部负责人，北京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长城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信证券襄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10年2月10日起担任中信证券总经理。

跳出红海

未来中国证券公司的竞争是“智力与资本”深度融合的竞争，跳出红海，才有成为国际一流券商的希望。

本刊记者 李德林 李欣／文

“打造国际一流投行是一个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必须敬畏市场，只有精耕细作才能在转型过程中抓住先机。”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再三跟《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强调，国际一流券商是中国证券业的梦想。

作为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一直在国际化的征途上奔跑。从贝尔斯登并购的失意，到里昂证券的主动合作，中信证券国际化路径充满曲折，足以成为中国证券业国际化的教科书。

“国际一流投行没有标准，至少到目前为止国际上没有一个量化标准，从宏观数据来看，中国证券公司打造国际一流投行是有机会的。”程博明对美林、高盛、野村证券等一流投行进行数量化的比较后发现，中国证券业净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0.48%，根据美国、日本的行业经验看，该比率达到1.3%时，证券业的发展就相当充分。中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证券业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不相称。

中国证券业发展时间短，发展的过程却是波折起伏，监管层危机式管理成为常态。“监管是一方面，现在证券公司本身也存在问题。”程博明并不避讳国内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牛市时“小富即安”，创新动力弱，国际化视野不够开阔。程博明表示，现在中信证券的国际收入在5%左右，要想成为国际一流券商，至少要提高到20%。

中国证券业经历了2004年、2005年的综合治理，业务结构没有实质性转变，尽管开展了融资融券、直投等业务，但依然在通道制的约束下靠天吃饭。证券业尽管在规模上不断扩大，但行业利润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仅占2%。

“遏制边缘化，一方面需要监管松绑，一方面需要证券业自身的努力。”程博明称，银行的监管是最严厉的，但银行的理财规模在金融体系中是最大的，证券公司在这方面就很弱。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以来，释放了诸多改革信号，打造国际一流投行亦是其中之一。怎么做？是摆在证券业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尽管中信证券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已经成功国际化，也并不意味着具备了国际一流投行的基本要素。程博明称：“做大做强才能走出国门，商业模式的转变是摆脱目前红海竞争格局的唯一选择。”

商业模式困扰着整个证券业，“中国的证券公司拿到牌照就开干，大家做一样的活，最终形成恶性竞争。”程博明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全球第二，有足够大的市场空间，大家没必要进行同质化竞争，完全可以加快创新步伐，做自己最擅长的业务，将红海变成蓝海，这样才能将证券业的蛋糕做大。

中信证券一直试图跳出红海。2007年9月，对华夏基金的收购，标志着中信证券买方业务布局成功；当年10月，中信证券成立金石投资，将买方业务进一步扩大；当时，中信证券还洽谈并购贝尔斯登，遗憾的是后者倒在金融危机中。欧债危机爆发后，中信证券在并购里昂证券、盛富证券的行动中占据主动。

2011年12月17日，中信证券公告称，由于个别国家及地区的监管批准程序仍需时间完成，预计其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出资3.74亿美元收购里昂证券及盛富证券各19.9%股权完成的时间将延至2012年初。

据统计，目前中信证券的买方业务给营业收入的贡献率已经超过30%。

“中信证券的转型并不是业务线条的转型，所以各个业务板块还需要精耕细作，需要加强创新。”在程博明的构想中，中国证券公司未来的竞争是“智力与资本”深度融合的竞争，那些有能力将公司的资本实力、品牌、技术和机制等优势有机结合，并形成合力的公司将拥有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竞争力，才有成为国际一流投行的希望。

第二篇：建设一流的国际投行要点

打造我国一流的国际投行思考

占秀峰201001102221金融二班

第一，要提高行业集中度，增强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要扩宽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通过IPO上市，同时打通债务融资渠道，夯实财务基础，增强财务弹性。坚持市场化原则，在控制风险前提下，鼓励行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鼓励行业差异化发展，形成综合经营与专业化经营、特色化经营共存的业态。

第二，要切实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做好投资者服务工作。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细分客户，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产品，把最合适的产品卖给最合适的人。

第三，推动行业创新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除了要完善创业板，搞好场外市场建设，做好融资融券业务，以及股指期货业务等之外，还应该研究探索一些新的产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鼓励发展和创新多元化的投融资工具。加强对高收益债券，特别是服务中小企业的高收益债券，地方政府债券或市政债券等固定收益类新产品，国债期货、资产证券化等衍生产品以及做市商等交易制度的研究设计。二是提高对创新事物的容忍度，合理确定创新失误与违法违规的区分和处理原则。积极研究创新产品和业务的激励保护机制，提升行业的创新动力。三是支持自律组织对证券公司创新的专业评价，积极推广创新成果。

第四，“以我为主”，稳步扩大证券行业的对外开放。支持有条件的公司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升国际影响力。要特别注意利用已拥有香港、台湾这样高度国际化经济体的条件，做好投行、理财、合格机构投资者、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以及资本项目的双向开放等方面的探索。

第五，完善净资本、杠杆率等指标管理，加强对风险的及时预警，审慎评估和有效处理，守住不发生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六，要加强服务，放松管制，改善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结合《证券法》、《基金法》的修改评估以及其他一些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进一步缩小行政审批的范围，下放一部分行政审批的权力，提高保留行政许可的工作质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篇：打造国际一流行政学院和高端智库

打造国际一流行政学院和高端智库

要把“三严三实”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行政学院教学之中，使学院成为践行“三严三实”加强党性修养的“熔炉”。

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管党治党“治什么”、从严治党“严什么”的问题，是我们党管党治党思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党员干部修身为官干事的新标杆。

践行“三严三实”，必须聚焦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铸就共产党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力整治“四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干部作风为之一变。“三严三实”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深入持续推进，聚焦点是党员干部的忠诚干净担当。忠诚，最重要的就是要忠诚党的信仰，自觉做信念坚定的“明白人”、表里如一的“老实人”、严守纪律的“规矩人”，不折不扣把中央部署要求执行到位、落实到位，决不各行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敢于冲锋陷阵、发声亮剑。干净，最重要的就是正确对待和行使权力。要秉持严以用权，做到心中有杆秤，手中有戒尺，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用权。担当，就是要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仅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践行“三严三实”，必须铸就共产党人强大的人格力量。

抓好筑魂补“钙”，真正把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立起来。“水之不涸，以其有源也;木之不拔，以其有本也。”共产党人修身，从本质上讲修的是更高层次的党性修养，是理想信念这个大德。我们要牢记宗旨，不忘初心，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政治定力，使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刻骨铭心;要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带头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始终保持健康生活情趣和高尚道德情操，在弘扬社会正气上作出表率。

规范权力运行，真正把遵守法纪的刚性约束严起来。“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规矩立起来，风气就会好起来。践行“三严三实”，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切实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处理好个人同群众、同组织的关系，像焦裕禄那样，“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要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惯在监督下用权，在监督下工作，在监督下生活，自觉接受组织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要始终牢记“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做到“大节不失，小节不纵”，带头讲纪律、守规矩，以上率下，发挥制度效力，使各项工作都置于规矩的约束之下，实现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统一;要谨记“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别来当官”，守住原则，守住底线，做到不为私利所困，不为私情所惑。

深化作风建设，真正把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树起来。总书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深化作风建设，关键要真正把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树起来。要注重深入实际，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思所盼，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搞好调查研究，少说空话，多办实事;要注重全面看待问题，了解事实的全面情况，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敢于吐真言，说真话，是一说一，是二说二，如实反映真实情况，不弄虚作假，不欺上瞒下;要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干事，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把实际成效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

推进改革创新，真正把干事创业的责任担当起来。“为官避事平生耻”。为政的本色是担当，担当的实质是奉献。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党员干部需要有一种改革创新的精神，勇于直面矛盾，坚持靠前指挥，真正成为带领群众攻坚克难的主心骨;要抓住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着力寻求破解之道;要坚持用历史的观点来谋事创业，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不竭泽而渔、焚薮而田;对那些事关全局、关涉长远的重大任务，对那些看准了的事情，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抓到底。

践行“三严三实”，必须大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人才，努力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国际一流行政学院

践行“三严三实”，国家行政学院必须要以“严”和“实”立院治院兴院，打造国际一流行政学院和高端智库，大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严”，就是要以严的标准、严的意识、严的纪律从严治教、从严治学。

从严治教就是要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教学的中心，在干部教育培训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坚定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武装、教育党员干部，把党性锻炼作为学院教学的重点。要把“三严三实”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行政学院教学之中，使学院成为践行“三严三实”加强党性修养的“熔炉”。

从严治学就是要抓住教员与学员两个主体、抓住教与学两个环节。学院教师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学院专职教师也好，聘请的兼职教授也罢，都必须坚持为党立言，为党育人。面对“干部” “官员”这一特殊学员群体，本着宁严勿松、宁紧勿散、宁苦勿纵的原则，引导他们自我约束、自我锤炼、自重自爱，坚决杜绝公车伴读、秘书陪读，游山玩水“找乐子”，相互请吃“搭圈子”，结业论文“靠机子”等现象。要强化制度建设，用制度管教师、管学员，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对违反院规院纪的，要敢于“亮剑”，切实维护学院制度的严肃性。

“实”，就是要做到教学要实、科研要实、咨询要实。

要着力克服形式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使学习培训真正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结合起来，做到党委、政府的工作重心在哪里，干部教育培训的重点就放到哪里。要建立客观科学的评价体系，对培训班次、课程、教材、课题质量进行评估，创新教学培训体系、健全优化班次设置、更新教学培训内容、加强教学设计研究。要围绕打造品牌班次，形成一些精品课程，特色教材，带动优秀教学团队和优势学科发展。

求真务实是做好科学研究的前提。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坚持十年磨一剑，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等基础性研究，做到持续用劲，久久为功，争取理论创新。要紧扣时代脉搏，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注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加强实践性研究，做到想在前面，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有分量、有价值、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和咨询报告。要鼓励科研创新，积极倡导大家发表新观点、建构新体系、引领新风向，不断推出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优秀科研成果。

扎实的教学、科研最终要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决策咨询服务上。要服务宏观决策，围绕时代发展，跟踪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突出科研成果转化，出思想、出观点、出对策，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真正成为政府管理创新研究的重要基地和政府决策咨询的高端智库。

作风建设无止境。践行“三严三实”，是时代召唤，也是国家行政学院转作风、促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学院将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大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人才，奋力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推进“四个全面”做出更大贡献。

第四篇：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记全国优秀工会之友、中国北车股份公司总裁奚国华

在2014年初召开的中国北车工作会议上，中国北车集团公司党委书记、中国北车股份公司总裁奚国华明确提出，面对新形势要抓住三个重点：稳增长、转方式、国际化。

多年来，奚国华正是以这种洞悉大势的思维、崇尚行动的勇气、依靠职工的底气，和他的管理团队带领八万多名北车职工，秉承“接轨世界、牵引未来”的使命，加快实现打造世界级企业的“北车梦”。中国北车于2012、2013连续两年位居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商之冠。他本人也先后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并于2013年被授予“全国优秀工会之友”称号。

依靠职工团队：三年再造一个北车

奚国华从企业一线成长起来，对职工具有深厚的“依靠”情怀。在中国北车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专题会议上，他说，“要通过网上采购不断降低成本，节约下来的资金，一部分增加企业效益，一部分提高员工收入，一部分奖励优秀员工。”在中国北车每年的工作会议上，他也多次要求下属20多家企业高管：“发展企业不忘职工群众”。

“面向三大市场，实施四大战略，打造四大产业，实现三步走发展目标”，2008年7月17日，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出任公司总裁的奚国华在致辞中首次提出中国北车三步走战略构想，“第一步，三年再造一个北车；第二步，四年力争再翻一番；第三步，2020年进入世界500强。”战略就是承诺。五年来，奚国华总裁和他的管理团队，落实“依靠”方针，团结带领全体员工，让激情点燃梦想，用创新引领未来，打造持续竞争优势，用一系列实实在在的行动不断谱写着中国北车的华丽篇章。

“作为个人，我们都渴盼成功；作为一个中国北车员工，又何尝不渴望自己是在一个世界级的、受人尊敬的企业内工作。”奚国华反复向他的团队强调有了激情，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潜在能量，可以使自己产生一种对事业的强烈追求，还可以感染周围的同事，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队。

在观念上，他积极倡导“由我来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作风。强调责任，主动担当，不推诿不扯皮；强调效率，及时高效，不拖拉不延误；强调质量，精益求精，不敷衍不找借口。

在制度上，他强化战略导向，强化责任考核。变“指标博弈”为“主动加压”，坚持由外及内、从上到下设定目标值，通过“四位一体”的考核机制，使20多家企业和八万名职工的整体利益相一致。

在行动上，他践行“以人为本，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在不断提升职工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的同时，激发职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在充分尊重职工职业发展的同时，广泛地提高职工对企业的责任感；在鼓励职工充分发挥独创能力的同时，有效地促进团队协作精神增强。

正是在这种激情的感染和推动下，中国北车成功应对外部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内部经营形势跌宕起伏的新形势，经营业绩保持持续攀升。营业收入从2008年的37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894亿元，超额完成“三年再造一个北车”——中国北车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发展目标。

2013年，面对依然严峻的市场形势，中国北车继续保持逆势增长，站在了千亿级企业平台，创造一个新的发展里程碑，入选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企业，再次位居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商第一名。

中国北车坚持在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同时，实现了职工收入每年都有新的增长，使每一名员工都能通过劳动过上体面的生活，分享事业的成功。

带领职工团队：用创新引领未来

“有了创新的思维，新的思路才会源源不断，才能把全体员工的思想统一起来，把创新的活动贯穿到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奚国华和他的团队，将技术创新作为中国北车战略之首，先后建成4个国家级研发机构、8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7个专项技术研发中心、2个海外研发机构，不断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在高速动车组领域，中国北车研制生产的CRH3型动车组承担了京津、京广、广深等线路运营任务，CRH5型动车组承担了京哈、京石、郑西等线路运营任务，CRH380BL、CL型动车组批量投入京沪高铁运营，CRH380B型高寒型高速动车组独自担当世界第一条高寒高铁——哈大高铁运营。

在大功率机车领域，中国北车研制生产的HXD2、HXD2B、HXD2C、HXD3、HXD3B、HXD3C型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和HXN3型大功率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累计交付3000多台，为中国铁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在铁路货车领域，持续保持领跑地位，抢占世界铁路货车技术制高点，设计开发了我国铁路80％以上的货车车辆品种。以70吨、80吨级提速重载货车成功运用和时速120公里货车提速改造完成为标志，主导了我国铁路货车三次升级换代。试制成功时速220公里快捷货车和30T轴重重载货车，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铁路货车第四次升级换代。

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创造了适用轮轨式地铁、跨座式单轨、“有接触网”和“无接触网”有轨电车、磁悬浮列车等5种线路模式的铝合金、不锈钢等20余种城轨车辆产品，全面引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发展方向。

在国际市场方面，中国北车的产品出口70多个国家和地区，内燃机车、客车、货车批量进入发达国家，“中国制造”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首次进入欧洲市场，城轨地铁车辆成功打入香港、沙特等世界城轨高端市场，并逐步向“产品+服务”模式发展。

此外，依托核心技术，大型养路机械产品钢轨打磨列车、路基处理车形成批量制造能力，风力发电机等机电装备领域占据了国内主导地位。

传承百年积淀，锐意改革创新，中国北车现已成为全球成长性最好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商之一，三次被国务院国资委授予“科技创新企业奖”。

培育职工团队，打造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队伍

作为有着八万多名职工的企业总裁，奚国华始终坚信，职工团队是推进企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发展的最宝贵财富，是打造持续竞争优势的第一资源、第一推动力。2009年6月1日，李克强同志在中国北车唐山客车公司考察时速350公里动车组生产线，勉励现场员工：“你们是中国的第一代高铁工人，不光要自己学习好，还要给后人留下宝贵经验。”以此为契机，中国北车认真落实中央领导指示，迅速做出持续深入全面打造第一代高铁工人团队的部署。

奚国华和他的团队，创新人才发展机制，改进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深化重大科技项目实施与人才开发协同机制，积极搭建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共享成功的舞台，推进高技能人才职业化、专业化。

通过几年努力，中国北车培养了包括一大批操作人员在内的各类专家人才队伍。123人次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詹天佑奖、茅以升奖等。拥有“金蓝领”122人，建立起14个以职工名字命名的“金蓝领工作室”，其中有3个被批准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中国北车高技能人才占技术工人比例达到54%以上。

五年来，共有9名一线职工当选全国劳模，2名技术工人获得中华技能大奖，3名一线工人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

支持群众工作：共建和谐北车

“要在住房改善、职工福利等方面多为困难职工考虑，多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让企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困难职工。”2014年1月21日，离马年春节还有三天，奚国华赶赴地处塞外的大同电力机车公司，到困难职工家中慰问时对企业高管动情提出要求。这是奚国华加入中国北车十年来，第十次到困难职工家中走访慰问。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带着对职工深厚的情感，支持群众组织，建好桥梁纽带，共建和谐北车。

他自觉坚持群众路线，带头落实依靠方针，全面落实职代会各项职权，积极支持探索健全上市公司职代会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深入推进厂务公开、集体合同、民主评议领导干部等，营造了和谐奋进的良好氛围。

他一贯支持企业工会工作，主动当好职工之友，重视工会干部配备，两级企业的工会主席均为班子成员；认真落实《工会法》，按时足额划拨工会经费；经常听取工会工作汇报，帮助工会出主意、想办法，协调解决工会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在公司党委和行政的支持下，中国北车各级工会组织认真履行职能，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深入开展专项劳动竞赛、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工会保质量保安全“三项活动”；贯彻中央领导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打造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团队、弘扬高铁工人精神活动；落实职代会各项职权，推行集体协商工资制度，开展帮困救助活动等，有力地促进了和谐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建设。这些活动，充分彰显了北车工人有力量，北车工会有作为。中国北车工会于2011年荣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所属生产企业工会全部获得“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中国北车集团于2010年、2013年两次被授予“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在“加快把中国北车打造成为以轨道交通装备为核心、为未来城市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的进程中，奚国华和他的团队将紧密围绕“稳增长、转方式、国际化”三个重点，不断深化“经营模式、技术、管理”三大创新，全面推进实现中国北车第二步发展目标。

第五篇：中金真相：国际一流投行路漫漫 人才流失之困

中金真相：国际一流投行路漫漫 人才流失之困 发布时间： 2011-3-1 11:03:00来源： 环球企业家作者： 刘建辉

相关行业： 金融 银行 相关机构： 摩根士丹利 中金

“它开创了一条什么样的路，中国的投资银行就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事实上，这条路既没有传言中的绝对权势，也没有最近外界质疑的那样岌岌可危。它离国际一流投行还有多远？

在中国经济高速运转了三十年后，似乎每个行业都有了几家可以被视作是“标签”的企业：它们规模巨大、业务全面、收入堪与国际同行相比，其名声也往往更为外界所熟知。然而在投资银行这一近十几年中从无到有的行业里，能够承担这一角色的却只有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以下简称“中金”）一家。

自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纷纷登陆海外资本市场以来，荣耀的光环便随之一个个套在中金公司的头顶——它拥有最重量级的客户名单，它可以吸引最顶尖的业界人才，它能够赢得来自国际竞争对手的尊重，它是业内品牌最知名的中国投行，甚至，有传言说它几乎可以在中国拿到任何想做的项目。一个可以为这些定义做出完美诠释的例子便是去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的A＋H上市项目。在这宗总融资规模高达221亿美元的史上最大IPO中，中金是唯一一家担任两个市场总协调人的投行。而农行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中实力最弱的一家，在上市之际恰逢全球资本市场表现极为惨淡、投资者信心严重不足之时。“农行的销售非常困难。”在这笔大交易结束近六个月后，一身黑色职业装的中金销售交易部联席主管梁红对《环球企业家》回忆说，当时农行海外销售的承销团集中了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全球顶尖投行，但从最后的下单总量、高端客户量等数据来看，中金“不比任何一家国际投行差”。而1月中，中金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董事总经理韩巍强更进一步对《环球企业家》证实，2010年中金公司的毛收入达到了8.4亿美元，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创下历史新高。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中金在过去数年里也一直是中国最受争议的投资银行—成立后不久，便与原外资股东摩根士丹利公司曝出管理矛盾；在很长时间里，被外界认为其技术能力不足，多是凭关系拿项目；而最近，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再次将这家从1995年成立时便被视作中国投资银行业的“范本”推到了风口浪尖。

最先出现变动的是中金研究部，去年9月，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转投高盛，随后，中金策略分析师高挺被瑞银证券挖走。到了今年1月中，另一位在业内颇有名气的策略研究员郦彬也辞职而去。同时，中金的投资银行部门也出现变动，先是董事总经理贝多广离开，随后是在去年12月底，中金投资银行部负责人丁玮表示自己因想“休息一下”提出辞职，之前，丁玮在中金公司已工作8年，被称为投资银行部“三驾马车”之一。

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对其未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去年12月摩根士丹利出售所持有的34.3％的中金股权之后，中金接下来要描绘的是怎样的图景？新股东德太集团（TPG）和KKR公司将怎样影响中金？而最关键的，是这家公司的竞争力究竟有多强？

最宝贵的资产

“外界只看到有人离开中金，但却不知道有多少人新加入中金。”对市场上将中金员工的离开炒得如此沸沸扬扬，梁红略带惊讶地对《环球企业家》解释道。的确，这不是中金第一次因为明星员工的流失而受到猜疑。与大多数在华外资投行一样，中金公司90％的中高级别员工都有海外工作或学习的背景，可以熟练使用英语，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而中金与大型中资企业之间多年的良好关系，更使其员工成为那些希望得到更多中国客户的外资投行“挖人”的首选。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2004年高盛在中国组建高盛高华时，整个团队都是以方风雷为首的前中金员工为班底。从2004年到2007年，不断有中金的员工被外资投行挖走，甚至有人怀疑中金将会被外资投行疯狂挖人的釜底抽薪行为所击垮。然而在梁红看来，这只不过是因为“外界对加入中金的很多人并不熟悉”。两年多以前，这位高盛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来到中金资本市场部，后转至销售交易部，自她离开后，高盛便再没有新的替代者。“人们知道我，是因为之前的职位。”梁红说。而极少被外界所知的是自金融危机以来，中金从海外其他投行“挖”来的董事总经理、执行董事等高级别员工已近四十位。如今，这些“空降兵”已成为中金在销售交易、高端理财、新产品设计开发、大宗原材料分析，以及海外业务的领军人物。

尽管在投资银行业，明星银行家的流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中金对其目标却可以算得上是“挑剔”。在中金的高管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曾有在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等顶尖银行工作的经历。吸引这些人前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金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上升空间。多年来，中金的“大项目”源源不断，中金的业务部门也从最初的几个扩展到如今的十几个。

在这些人看来，中金的文化氛围显然比外资投行更容易获得归属感。金融危机期间，外资投行在中国大幅裁员，甚至有些投行的业务部门裁到了只剩下一两个人，同样没有太多生意的中金却没有裁员，而是摊薄薪酬，共度时艰—这恰恰曾是30年代高盛所做的事情，而此举为当年的高盛留下了业界最为顶尖的团队。“金融危机时恐慌性的裁员对于公司的品牌以及员工的忠诚度造成的影响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但这也给中金的人才‘抄底’创造了机会。”梁红说。

除此而外，另一个能够让人动心的便是中金的“国际化”定位。从成立时起，中金便是以欧美投行为样本，无论从部门设置，还是薪酬体系，都直接向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国际大行看齐。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中金在人才上能够与国际大行相竞争，而这种机制上的优势在短时间内还很难被国内同行所赶上。

“其他的国内投行要超越中金并不容易。”中金的客户、悦容资本董事总经理张力如是对《环球企业家》评论说，“这一方面是中金已经具先发优势，另一方面则是其已经拥有一套成熟并适应中国国情的运营机制。”

全能选

多年以来，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核心地带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始终是大型跨国公司最喜爱的写字楼之一，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物业服务，以及并不张扬的装修格调，让人觉得舒适而方便。而对中金公司总裁朱云来来说，这座咖啡色大楼正符合公司的风格：行事低调，但却不容忽视。

一位中金公司的前高管曾经自豪地说，中金开创了一条什么样的路，中国的投行就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一个业界所公认的事实是，中金公司是含着金匙出生的，这家由国务院特批成立的公司从一开始便是要做“中国的”投资银行。1995年，大量的国有企业需要重组改革、融资，但把如此大量的机会全部让与外资投行来做显然并不现实，如此情况下成立的中金便天然被赋予了这种历史使命。

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外界认为中金能够拿到众多大国企项目是因其独特的身份和高管背景。但中金员工和多位曾在中金工作过的业内人士却一致认为这纯粹是“外界的误解”。在成立初期，中金只有投行部一个部门，没有专门的销售人员、也没有研究团队，与外资投行相比没有任何优势。直到1997年，中金才完成了它的第一单业务—中国电信（现“中国移动”00941。HK）的海外上市。据中金的老员工回忆，当时关于中国电信的研究报告都是由投行部的人撰写，而销售则是采取最原始的办法：用笔抄下对方的地址，然后挨个登门拜访，因为此前中金几乎没有任何海外客户资源积累。

其后的十六年里，随着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铝业等一系列大国企的海外上市，中金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初创公司变成了中国最知名的投资银行—在绝大多数年份，与中国相关的股权融资以及并购排名中，中金都是第一名。

然而在近年中，人们开始日益担忧中金这种过分依赖大型国企的模式，会不会因为国企改革的日渐结束而造成后续乏力。不过在梁红看来，实际情况根本没那么悲观，“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增强。”梁红表示，诸如“大项目已经做完了”之类的断言过去就被证明过是错的，而未来中国资本市场还会有国际版的加入，大型民企的回归，同时早年与中金一同成长的大型企业在上市后仍然有再融资的需求。

这正是中金所擅长的—多年与国企打交道的经验使其更加了解客户，也更善于抓住新机会。去年11月，大秦铁路165亿元A股公开增发，中金公司为其独家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此前，在2006年大秦铁路A股上市时，中金便是其保荐人。但与其IPO时的大牛市不同，此轮增发赶在市场形势不好的时候，这对于投行的定价、销售能力都要求更高。

更体现其价值的便是农业银行的上市项目。与工商银行长达六个多月的发行准备不同，农行从启动上市程序到最终IPO完成，仅用了三个多月。当时的市场环境亦十分微妙，全球经济正陷入欧债危机的恐慌之中，投资者对新发股票极为谨慎。他们对于农业银行这一政策推动的项目则更是疑虑重重：这家资产质量最差的国有大银行在上市后，能否真正以市场化机制保证股东利益？

同时，农行是国家力保的战略项目，而且融资规模要超过工商银行，中金作为总协调人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中金不牵头，恐怕没有任何一家外资投行敢去接农行项目。”一位来自农行承销团的人士表示，仅以农行两万多个网点的规模，要想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完成尽职调查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整个IPO项目的完成。而中金敢于接下这一棘手任务，所依赖的则是对农行的了解—在此之前，中金帮助其完成了上市前的重组工作。

“在重大的单子上，我们的客户和他们的没什么区别。”对此，梁红极为自信地表示。农行的发行在方方面面看来都是成功的，尤其是H股的发行对中金来说意义更大：其承销份额和高盛及摩根士丹利旗鼓相当。如今，中金在海外市场上对中国企业的销售能力已经不输于任何一家国际投行。

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金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从2008年开始，中金先后在新加坡、纽约以及伦敦成立了分支机构，搭建其全球销售平台。去年，中金所做的IPO项目也首次不再局限于大陆和香港，而是扩展到新加坡、纽约以及法兰克福。在美国，中金参与了通用汽车的IPO项目；在新加坡，中金联合承销了新加坡普洛斯公司的IPO；在法兰克福，中金将中宇卫浴带入当地市场。而今年，中金还将参与更多的海外项目。

除了传统投资银行外，中金在最近几年中正试图让自己的业务线变得更加完整，去年，来自其投行部的收入已经下降到公司总收入的一半以下。在海通、中信等国内券商具有长期优势的经纪业务领域，中金正迅速推进，其营业部由北京、上海、深圳的“老三家”扩展到了如今的11家，另有4家正在筹建中。同时，中金还获得了股指期货、融资融券以及管理人民币基金等业务资格。

“中金公司的实力让人印象深刻。”1月18日，哈萨克斯坦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萨姆鲁克－卡泽纳”理事会主席Kairat Kelimbetov到北京拜会了朱云来后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表示，有意请中金帮助该基金控股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并且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开展合作。

路漫漫

如同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一样，中金也同样拥有成长的烦恼。尽管把中金看成主要的竞争对手，但一些外资投行的银行家们仍然认为中金的优势主要是在国内和亚洲市场，那些需要面向全球投资者销售的项目仍然是中金需花很长时间来补足的“短板”。其中一位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的美资投行执行董事特别提到，中金的定价能力和大宗交易（Block trade）能力与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老牌外资投行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金都是唯一的具备海外发行能力的中国投资银行，但现在这种“舍我其谁”的情况已经大大弱化了。过去一段时间里，中金所面临的市场形势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三年前，中金还是国内仅有的两家证监会评定的A类AA级券商之一，现在则变成了十二家之一。仅过去一年中，便有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三家外资行的在华合资投行获准成立，中金的竞争对手陡然增加。

随着国际投行加大对中国业务的投入以及本土其他投行的崛起，中金海外业务遇到了更为严酷的竞争环境—除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深耕中国多年的外资投行外，野村证券、麦格理、巴克莱等都在中国加大马力。

在大型项目中，中金的传统优势领地也不断受到侵蚀。2010年中金承销了中国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的IPO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中金公司长期跟踪的客户：中金从农行重组开始，为其服务了5年，为光大银行服务了8年。但有些投行却是靠关系才在上市前硬挤进承销团。这种白热化的争夺让中金在一些项目的收入比例上有所下降，可以比照的是，2005年工商银行A＋H上市时的承销团中仅有5家投行，到农行上市时已经增加到了10家。

中金的研究业务也面临着新挑战。且不说中金研究部的人事动荡以及其2010年在《机构投资者》的综合研究实力排名的下降，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如果不了解美国经济，几乎无法对中国经济做出正确的判断。但在这方面，中金的研究能力仍然有所欠缺。而在海外，刚刚成立不过两年多的分支机构，也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向机构投资者证明中金的能力，并借此搭建其全球的销售网络。与拥有百年历史的外资投行比起来，中金的品牌知名度也欠缺很多。

不过，中金正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其品牌的海外影响力。在去年最后两个月中，中金在几个海外分支机构分别举办了规模宏大的15周年庆典：在香港庆典当天，两任特首及众多商界名流全部到场；纽约庆典上，除汇集了数百位华尔街的各大投资机构的负责人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亦到场祝贺；而中金的伦敦庆典设在了金融城市长官邸。

在大多数业内人士看来，中金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补齐短板，将其在投资银行业务上所积累的品牌优势延伸至各个刚刚起步或潜力未被充分发掘的业务领域，尤其是目前在其业务构成中占比不大的资产管理业务。

“中金仍然需要扩展投行以外的业务，投行的增长空间在下降。”一位刚刚从摩根士丹利手中买入中金股权的PE高管对《环球企业家》表示，目前的中金具有良好的团队，很多新业务也开始起步，这也正意味著“它很有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