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常态”的应该、必须与本来

第一篇：“习近平新常态”的应该、必须与本来

“习近平新常态”的应该、必须与本来

2014-11-15 09:35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新常态”，本来是总书记用于描述中国经济的一个词，可是近来越来越被“跨界”指称中国政治，一些媒体更是将其合二为一统称“习近平新常态”。这或许会引发一些讨论，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出现新常态，为什么又能够出现新常态。

新常态是中国社会的“应该”状态反映的是对价值的坚守

一个社会决不只是人类自然本性的恣肆泛滥和丛林法则的简单博弈，人们发展经济、选择政治更看重的是通过经济政治的运行，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目标与价值追求。因而，围绕特定目标和追求而呈现出来的经济作为与政治努力就是该社会的“应该”状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伟大的梦想，新常态反映的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

我们以经济新常态为例。告别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了调整盘点、稳中求进的状态。很多人对中国经济这一新常态很不适应，当作是力不从心的无奈之举。其实不然，以今日中国经济之实力，再来一个4万亿甚至8万亿的经济刺激都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那样一件饮鸩止渴的事情呢？经济新常态恰恰表明中国在“经济应该是什么和为什么”上弄清楚了。

经济应该求“好”而不只是“快”，经济发展应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不仅仅是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能为最广大的民众所共享，而不是变为少数人积累财富要挟社会的工具，经济发展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未来，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这就是总书记所讲的，“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也是李克强总理以改革为主打的“强式改革”，而不是片面的财政货币刺激。

依靠财政宽松货币“放水”固然能维持一时的经济高增长，依靠廉价劳动力为世界打工也能换来天量的国际贸易顺差，但这不是持久之计。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经济附庸。我们可以引进技术，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关键技术还是要靠自己”；我们要善于运用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发展自己，可是一个大国尤其还是有独立政治形态追求的大国，没有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同样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是可以用贸易换回可口可乐、波音空客甚至大量的美元，但是不可能换回强大的国防、高端的产业、高素质的劳动者等大国之所以是大国的“标配”。而所有这些是慢工出细活，需要的是工夫、是耐心、是坚守。

经济上的“应该”自然带来政治上的“应该”。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依法治国，从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到重申政党理想信念，让人民群众不仅形式上当家，更要事实上做主，中国政治新常态方兴未艾。“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总书记这番话就是对中国政治新常态最好的阐述。

新常态是中国社会的“必须”状态体现的是对规律的遵循

大国复兴，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必须做的事情同样不少。“必须”体现的是对规律的遵循，无视规律一厢情愿、漠视规律得过且过是大国复兴的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克服不良现象，必须化解深层矛盾，必须守住身份认同，政治新常态在这些方面同样是可圈可点：

——打铁先得自身硬，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先进优秀是底线要求，也是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但这些年来一些政党成员信仰丧失、作风萎靡、行为腐化已有蔓延之势。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不仅政党自身战斗力丧失，社会认同也会消失，长期执政就无从谈起。于是，以雷霆万钧的反腐败从严治党，就成为政治新常态的第一幕。

——改革不能变成少数人攫取财富的狂欢，不着眼于共同富裕的改革没有前途；改革不能让阶层固化、群体隔阂。如何才能重整改革形象，积聚改革共识？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必须的。

——人类社会越走向现代化，身份认同的问题越凸显。人类社会的技术也许是普适的，西方社会的汽车是四个轮子，东方社会的汽车没有必要刻意用三个轮子。但是人类社会的文化价值却不是也不能普适，否则就是现代流水生产线上的“标准品”。那么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标注“这一个”，不至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湮没了自己、丧失了自我，守住、呵护并发扬自己的文化基因、价值源泉、精神家园就成为一种必须。只有保持了精神独立，经济、政治独立才有了坚实的基础，经济政治才会真正独立。总书记曲阜访孔府、北京讲孔子，世界各国谈文化，正是要把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通过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现代中国找到证明自己、说明自己的“软实力”。新常态是中国社会的“本来”状态表达的是对历史的接续

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解读“习近平新常态”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在“新”上。新领导、新作为、新气象当然值得大书特书，但是“习近平新常态”要义关键在“常”。我们之所以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到两年时间的作为、面貌、气象冠之以“新常态”，就是因为这些作为、面貌、气象与中国共产党奋斗90多年、执政60多年、改革30多年的作为、面貌、气象是一以贯之的，其实就是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本来”状态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接着做”。

在强力反腐败，打老虎没有最大只有更大方面，我们可以听到当年毛泽东从严惩处刘青山张子善的回响；在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方面，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邓小平当年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的坚毅身影；风生水起的生态文明、自信从容的经济新常态更是坚持科学发展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硕果。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前辈手中接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接力棒，更把他们的精神与意志、努力与作为“当作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关于这一点，我们重温总书记的两篇讲话会理解得更深入。

十八大后的这两年，正逢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和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总书记都作了重要讲话。对于毛泽东，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对于邓小平，他概括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这“三大灵魂”、“六大品格”确实是两代伟人最突出的标志，但我们细细品味，认真观察，这又何尝不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勉与期许，践履与遵循？

通过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保有中国精神的独立性，在十八大报告里写入“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等，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称为新常态，那么恐怕更多的是一代接着一代做的“常”，是寓常于新的表述、作为与姿态。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把这样一种应该、必须、本来的状态视为“新”呢？再光彩夺目的宝珠，不勤于打扫也会蒙上灰尘失去光芒；再先进优秀的群体，不保持自省也会犯无心之过。至于少数人更会通过“反常”来获取不公平正义的特殊利益，而且日子久了“反常”会变为“正常”，潜规则大行其道，伪道理甚嚣尘上，恶作为肆无忌惮。在这个时候，“常”倒反而有些新鲜和陌生了。这也提醒我们，今日中国社会在守“常”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至于称之为“习近平新常态”，其实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对新常态所体现出来的自警、自尊、自信、自强等希望与信念的认同与呼唤，而习近平正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给了中国社会这样一种希望与信念。

第二篇：习近平谈新常态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江治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导读：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摘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加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建设需要在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多元治理主体协，【关键词】社会治理，以基层群众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江治强①

【摘 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加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即在城市主要是街道、社区层面，在农村主要是乡镇、村层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建设需要在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多元治理主体协作机制、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等方面加大力度。【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载体的基层民主实践得以长足发展，并在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囿于诸多原因，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良性机制的构建仍处于瓶颈状态。探讨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并对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无疑是当前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一、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

社会治理作为一股思潮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但究竟何为社会治理并无一致认识。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②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学者俞可

平认为，“治理”主要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不仅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按照上述释义，可见“治理”主要存在于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中，与“统治”相比，“治理”更多地注重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治理主体与被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从这一点看，“治理”的实质是对公共事务决策权的制度安排，也是对传统政府绝对强权的一种挑战。治理理论产生于对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的认识。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一种假设：人类需要的演变和发展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从二元分立，愈趋发展为交叉互补的关系。尤其到了20 世纪，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持续碰撞中形成了一个中间场域，即所谓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这个领域的公共事务反映人类共同需要，从而在整体上和长远上，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二是在公共场域中，江治强（1976年－），男，山东潍坊人，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二室主任，副研究员。②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１４７号，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邮编１００７２１；电话：*** ② 转引自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1 期, 第22 页。

国家权力的“统治”和全面渗透有可能出现代理失灵或权力寻租问题，因而社会自治权的崛起呼吁对国家行政权的限制；三是这个领域的公共事务单纯放手交给社会，既有可能陷入“奥尔森困境”，也有可能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扩展秩序的形成将造成社会公平的损失，甚至会带来社会自治权与国家统治权之间的对抗。社会治理理论的提出就在于解决在公共场域如何协调“社会制约权力”和“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的良性互动问题。在治理视角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将有利于对政府的理性行为施加约束，使之适应公益性的责任要求，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利益均衡与良性互动的桥梁，从而有利于公共事务效率的改进。

二、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中国，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即在城市主要是街道、社区层面，在农村主要是乡镇、村层面。长期以来，在中央集权模式下，国家权力在基层全面渗透，形成了国家权力层层下移并依托乡镇（街道）政权、企事业单位和高度行政化的基层自治组织运作的社会管理格局。中国在持续推进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社会自主空间日益扩大，社会力量的民间化也日益明显，社会主体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社会越来越趋向于按照社会的、经济的原则而不是政治的原则进行组织和运作，这一“社会”崛起的趋势正在呼吁在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扩大社会参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正在推进的政社分开与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使国家权力从基层事务中逐步收缩，基层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的权责边界逐步清晰，同时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趋势仍未根本改变，乡镇（街道）基层政府负担仍然偏重，行政职责普遍存在向城乡社区转嫁。界定基层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使行政权与自治权实现良性互动仍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重大任务。

其二，社会自治组织、民间组织蓬勃发展，进入到社会治理框架内的治理主体更为多元，各类社会组织迅速产生，由此提升了人们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参与性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但是社会组织发育相对滞后，同时具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富有公信力的社会志愿机制尚未形成，尚不足以承担政府剥离的社会职能，也不具备协同政府扩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从而决定了推进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培育具有与政府组织同等能力的社会组织，成为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

其三，基层治理中政府承担有限责任，国家保障基层群众依法享有自治权，基层自治开启了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政治的通道，同时，基层民主实践中仍然存在群众权利意识不足、基层民主流于形式等问题，基层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在发展社区公共服务、村改居、城镇化等过程中通过左右选举、与市场化主体合谋等方式侵害群众利益，以及垄断、占据和挥霍基层群众所有的公共资源，已造成基层社会矛盾丛生。基层治理机制的形成，必须考虑如何扩大群众的自愿参与，使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基层群众利益之间建立内在根本联系，以此调动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四，城乡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和国家对人口控制的放松，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进城务工人员、流动人口等城市边缘群体被排除在城市的主流生活和属地化的社区管理体制之外，特别是一些城市中的“城中村”处于城市管理体制的“真空”地带，城市居民享有的权利和各类社会保障服务，这些城市“边缘人”作为公民该享有却无法享有，同时也被动地放弃了合法的基层民主政治权利；同时农村人口流出地造成的“空壳村”也使基层民主实践陷入困境。这些问题尚未有现成的制度安排予以有效应对。

三、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构建的总体构想 在中国特定语境下，所谓基层治理机制，是指在当前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诉求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下，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由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基层公共事务的一种组织协调机制。

基层治理机制的良性运行主要表现为：政府在基层实施有限的行政管理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广泛参与性的基层民主实践使公共事务纳入协商民主决策程序；基层各类社会力量在规范、协调和服务的过程中发挥基于自身功能的作用。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应当包括四项相互关联的内容： 第一，居民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是对社区居民公共诉求的回应。只有整合个体意义上的公民的公共诉求，才能实现将社会公众从治理的客体转变为治理的主体。公共诉求的整合在于使个体的、分散的基层群众诉求，通过向正式制度和组织的输入，从而转化为由不同治理主体解决的公共议题。诉求整合机制的构成要素包括：一是依法保障基层群众理性合法表达诉求的权利，建立需求反馈系统，使辖区任何公民都有公共需求、合法权益的表达权，尤其是利益相关方和常住流动人口的诉求能纳入公共决策程序；二是建立评估系统。基层自治组织将汇聚、筛选后的诉求信息进行需求分析，确定需求类型和程度，并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三是基层政府机构和党组织在整合社会利益方面发挥导向与引导作用，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反映群众诉求、规范自身行为的有效载体。

第二，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公共事务关涉社区居民共同利益，对于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问题和公共需求，应先找到各方利益的共同点，以形成群众共同的意见。兼顾各方的公共利益的形成，需要社区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谈判、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即所谓民主协商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由民主听证制度、协商对话制度、民主议事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构成，这些不同制度通过自治组织的支持和相关制度的配套实施，形成规范有序的协商决策程序，以此成为基层治理的目标和准则。第三，多元治理主体协作机制。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需要不同治理主体之间达成协作机制。协同治理的理想化模式是，政府以追求社会稳定为直接目标，运用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资源，在社区层面实施基本行政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行政管理事务由相应行政管理机构承担，并通过职能整合的综合性行政机构在提供服务中实施管理；基层自治组织通过反馈信息、反映民意诉求等方式，协助行政管理在基层落实，但不承担具体行政政策的执行责任，而是在宪法框架下，组织群众以民主的方式协商解决基层公共事务；村社范围的公共服务，对属于政府职责的基本公共服务，则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对于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重在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引导社会参与，以市场化方式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不同治理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和行动在参与、处理基层公共事务的动态互动过程中达成彼此协作。基层政府机构与自治组织之间主要是功能互补性协作，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包括市场组织）之间主要是管理性协作，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主要是契约性协作。不同治理主体的协作共治机制就在不同治理主体寻求角色和功能实现的过程中，通过权力互动和资源交换的方式动态形成。第四，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在对基层政府应担负的职责和公共服务性质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针对公共服务的不同性质建立相应的供给模式。政府行政事务与社区居委会的职责相分离，行政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由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负责；凡城区、街道、乡镇职责范围内基层公共服务事项，不得向基层自治组织或社区组织延伸和转嫁；自治组织和社区组织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和公共服务事项，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或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由公共财政确保业务经费和工作经费。社区公共服务推行“一站式”服务，并注重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连锁化经营，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共同参与社区服务评估，监督社区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根据上述单项机制设计思路，从公共需求的识别、整合到公共决策的达成，再到治理主体责任分担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形成，构成了一个基层治理机制循环系统，而实现这一系统良性运行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结构功能整合的成效。

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路径

第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职责明晰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一是科学界定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能。应当对不合理的政府职能设置进行优化调整，使县级以下基层政府切实承担面向公众提供经济性公共物品和社会性公共服务的职能，尤其需要弱化县级政府和街道目前所承担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职能，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同时将基层政府不应承担和可以不承担的事务推向市场和社会。二是增强乡镇街道行政管理权。从便于加强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适当将县区政府掌管的行政审批权下放到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使乡镇、街道从原来只注重“抓事务、抓收费、抓应付上级检查”，向解决实际问题和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下放到乡镇、街道的事权应精当适度，同时既要解决一些地方机构臃肿、人员超编的问题，又要解决有些地方工作力量不足、职能不到位的问题。三是理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与城乡自治组织之间的职责关系。按照精简“条条”、理顺“块块”的原则，减少或取消与县（区）级政府职能部门对应的乡镇（街道）部门，推行大部门制，整合街道办、社区工作站和上级职能部门在基层的行政性延伸部门，避免机构重复、多头管理，提高行政资源整合化程度；妥善解决街道办职能与社区职能高度重叠的问题。四是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通过合理区分行政管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行政与公益性的事务，要强化政府职能，经营性的，要逐步推向市场。有些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委托代理、向市场购买服务等方式，让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第二，培育独立的社会治理主体。中国具有为数众多的基层自治组织和各类基层社会组织，只有这些社会组织成为群众参与的“组织者”、群众诉求的“反映者”、公共事务的“决策者”，担当起社区“当家人”角色，社会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形成。当前应当坚持放权、规范、引导的原则，切实解决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性不够、社会组织参与性不足的问题。

一是增强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和自治能力。加强基层自治组织自治能力建设，首要的是通过立法及政治改革进一步改变行政权力侵蚀自治权力的问题。应限定政府的行政权，建立行政权不能干预自治权的监督、考核机制；增强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贯彻执行的强制力，防止用行政手段干预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和随意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指标和指令性任务。同时要增强自治行为的法律约束，规范自治权和自治边界，真正尊重和保障居民的自治权。特别是应当授予社区公共资源由社区民主协商解决权，在达成了一致意见和保证公平的基础上，鼓励基层自治组织动员社区资源，逐步提高依靠自身获得资源的能力；同时政府应当采取“费随事转”的方式转移部分资源给基层自治组织，使基层自治组织在承担政府转移职能中获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相应资源。要明确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保证村委会的选举和日常运作真正体现村民的意愿。二是培育独立而具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出现是社会自主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自发秩序的形成所不可或缺的组织载体。社会组织要在组织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从根本上推进“去行政化”变革，使其实现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社会实体。应当在分类管理的前提下，全面推行社会组织取消业务主管部门，采取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推进社会组织与行政部门脱钩，禁止行政人员在社会组织内任职，消除社会组织的官办色彩，理清社会组织与政府权力边界。对于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基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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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新常态下应该如何作为（共）

新常态下应该如何作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呈现出了一系列发展的“新常态”，既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立足岗位，振奋精神，主动作为，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推动各项工作上新水平。

一是要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决定了政党的生命长度和厚度。理想信念的力量，是无形而巨大的。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自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秀传统，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树立崇高的理想，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志愿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而努力、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二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广大党员干部的职责所系，更是实现人生价值所在。能否牢记宗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是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试金石，也是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进行取舍的关键点。“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宗旨，自觉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价值取向和衡量尺度，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要求真务实，推动发展。党的一切工作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在实际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要认清大势，把握趋势，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求真务实、不玩虚招，真抓实干、不务虚功，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四要敢于担当，履职尽责。领导就是责任，当官必须尽责，权与责从来都是相依相随的。担当大小，体现一个干部的胸怀、勇气和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林则徐有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原则不和稀泥，敢于正视问题不回避、承担责任不推诿、直面矛盾不上交，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不当“太平官”、不做“老好人”，为党尽忠，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五要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当今世界，人的价值理念多元碰撞和交锋，金钱的崇拜令心志几近颓丧，诚信的丢失使社会滑向畸形。一个干部最后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是否恪守“清廉”二字。“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广大党员干部要自省、自警、自重、自励，保持高尚的情操，为官从政把住一个前提：不谋私，守住一条底线：不腐败，练就“百毒不侵”之身、“金刚不败”之躯，在物欲横流面前始终保持恬淡宁静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事业重如山，视名利淡如水，怀一身正气、洒两袖清风，老实做人，干净做事，清白为官。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新常态”下要有“新作为”，不是放在嘴上说说而已的，必须靠各级党员干部切实将责任扛起来，将工作做起来，用实际行动和务实作为迎接新的更加严格的“考试”，为我省“建成支点、走在前列”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四篇：适应新常态必须树牢问题导向

适应新常态必须树牢问题导向

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问题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维和工作方法,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当前，经济政治进入新常态，传统惯例都会被打破，新的规则都要逐步适应。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执政一方的县委书记，要主动适应和把握新常态，必须树牢问题导向，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先解决什么问题，着力在问题的症结点和关键点上下狠功、做实功。

解决好态度问题，适应“为官不易”之常态，破除“为官不为”之病态。态度决定思想的高度和行动的力度。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认识和适应新常态，直接决定了工作的成效。特别是新常态下，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更加坚毅的决心和勇气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干部作风建设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些干部开始抱怨“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甚至出现了“为官不为”的“懒政、荒政”现象，是非面前不表态，矛盾面前不敢上，风险面前不敢闯，失误面前不担责。抱怨“为官不易”，实质是一种权力观的错位、宗旨意识的淡薄，更多的是心态使然，而“为官不为”更折射出病态心理。总书记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指出，“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

问题。”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这种“为官不易”的状态必然成为从严治党下的常态。适应好这一常态，首先就要解决好态度问题。中央出台各种禁令，反对各种不正之风，为的就是促使各级干部端正自己的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回归党员干部的本色与本位。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认识到权力的本质是责任，权力的本色是为民，牢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对权力有“敬畏感”，始终把握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要落实好“三严三实”要求，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对为官不易感到压力，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只有这样，做人为官才能有肝胆、有担当。

解决好方法问题，找到过河的“船”与“桥”，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特别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由过去传统粗放式高速增长转变为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拼政策、拼资源的老路不可能再走下去了，宏观形势和政策走向倒逼我们必须既要赶超，又要转型。但同时应该看到，新常态下，机遇平等、规则公平，每个地方几乎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作为欠发达地区还具有巨大的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潜力和优良的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后发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既要明确“过河”的目标方向，又要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深入研究并积极采取有力举措，把经济的“新常态”变成跨越赶超的新机遇。要坚持目标导向。按照中央经济工作“调速不减势”的要求，坚

持以增长质量倒推发展速度，认真研究和确定新常态下有利于提高增长质量的经济指标，牢牢锁定目标不放松，做到一切工作围绕完成目标转，一切决策围绕完成目标出，一切措施围绕完成目标定，不达目的不罢休。要坚持精准发力。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运用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在新兴产业培育上，改变过去“挖到篮子就是菜”的观念，瞄准科技含量高、产业层次高的项目；在招商引资上，改变过去靠土地、靠税收优惠、靠鼓励政策换项目的办法，通过夯实产业基础和打造服务环境引资引智；在抓县城建设上，更加注重信息化和城市化的高度融合；在扶持民营经济上，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创新的政策措施，加快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品牌创新步伐。要树立底线思维。坚守发展的底线，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有充分的预见和准备，把体制转型、政策调整带来的一切不利因素转化为加快发展的动力，全力以赴保质量、保增长、保运转。坚守稳定的底线，对影响稳定的主要风险点进行深入评估，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坚守民生的底线，优先保障民生投入，优先安排民生项目，优先解决民生问题。坚守法纪的底线，始终牢记法律红线不可触、法律底线不可碰，把政治安全牢牢地攥在手里。

解决好环境问题，正确处理“鱼”与“水”的关系，打造风清气正务实干事的政治生态。众所周知，水质的好坏决定了鱼的生存环境。“鱼”好比党员干部，“水”就是政治生态，如果一个

地方的“水质”出了问题，那么在里面生活的“鱼”也会出问题。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可见，“水至清则无鱼”不适用于党的从政环境，政治生态必须做到“一尘不染”。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重用能干成事、公道公正的干部，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特别是对那些抓项目有本事、有功劳的干部，抓项目有狠劲、有韧劲的干部，抓项目有瘾、着迷的干部，要打破年龄、资历框框，不拘一格地重用起来，让干净干事的人有舞台，让“为官不为”者失去市场。要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牢固树立“搞不好发展是失职，搞不好党风也是失职；发展搞好了是政绩，风气搞好了也是政绩”的理念，像抓经济社会发展那样抓党风廉政建设，特别是各级党委要尽到组织领导、教育引导、匡正风气、监督管理、以上率下“五个责任”，把打造良好的从政环境作为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来抓。要坚持从严管理干部。认真抓好正风肃纪专项整治，从细微处入手，把每一项措施都认认真真地落到实处、堵塞漏洞、确保实效。坚持标本兼治，对吃“空饷”、乡镇干部“走读”、公车私用、婚丧事大操大办等问题，要严格落实好制定出台的各项制度，不能成为“一纸空文”。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严格执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财务、干

部人事、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工程建设招标等制度，加强对管钱管物、执法执纪、宏观管理部门和人员的监督和责任审计，确保权力规范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大力弘扬实干作风。倡导讲规划、讲规则、讲规范、讲规矩的“四讲”风气，大力弘扬实干主旋律，围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等各项重点工作，用“锤子钉钉子”的精神意志，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工作落到实处，在全社会营造务实实干的良好氛围。

第五篇：我与新常态演讲稿

跟上发展大时代

尊敬的各位评委、同志们：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跟上发展大时代。

今年正月初五晚八点，蚌埠高铁南站，当拖着大包小包的我从远方归来，搜尽全身上下准备寻找一枚硬币坐公交的时候，一声“春节公交免费”让我的内心陡然之间暖意融融，这是政府带给市民的实惠，也是母亲对游子的关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在历史的长河里，眨眼间21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发展大时代已经到来，今天，在面对全力向“中国梦”迈进的伟大祖国，面对正轰轰烈烈开展“五新大讨论”活动的家乡蚌埠，我们都在进行一场名为“适应新常态的”重要考试，我能为祖**亲做点什么，我们能回报家乡蚌埠一点什么？

如果说新常态是一种挑战，那么它需要我们勇敢面对；如果说新常态是一种进取，那么它需要我们不断开拓；如果说新常态是一种道理，那么它需要我们为之拼搏；如果说新常态是一种呼唤，那么它就是我们跟上这个大时代的印戳。

跟上大时代，xxx人在努力，xxxx就是指引我们奋斗的方向；跟上大时代，xxx人在思索，xxxx就是我们一切行为的基石；跟上大时代，xxx人在奋进，xxxx就是我们日常工作的要求；跟上大时代，xxx人在拼搏，xxxx就是我们给出的答案。

而我，作为一名普通的xxx人，在党校这个环境里，也有自己的坚持；在适应新常态的大潮中，也想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尤记刚到xxx时，领导对我的谆谆教导；尤记刚开始接触部门业务时，同事对我的点滴帮助。随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事务性工作，我本以为自己的心已经冷了下来，往日的激情已逐渐消退。但就在适应新常态的当下，我仿佛看到了十几年来各位老师一步一个脚印，始终在党校三尺讲台耕耘的身影；我仿佛看到了四年前为了筹备xxxx考试，全校上

下连轴转，有的同事为了考试顺利推进几天不合眼的激情；我仿佛看到了近两年来党校人沿着xxxx步伐，努力争创全国先进地市级党校的勇气；我仿佛看到了这几个月来，为了xxxx，领导和同事们群策群力，不畏艰难的决心。这就是xxx的新常态，也是xxx发展的大时代。

我爱这xxx，微笑的模样，温柔中坚强，始终把手放党的心上。我爱这xxx，起舞的模样，如清澈阳光，照亮你的心房。我爱这xxx，安静的模样，无论在何方，守望着干部培训的梦想。我爱这xxx，骄傲的模样，用理想做翅膀，传播信仰的力量。

扬帆可远航，耕耘可收获。伟大祖国正在腾飞，家乡蚌埠重返第一方阵的号角已经吹响，同事们，同志们，让我们在面对新常态的考试中甩开膀子，跟上xxx发展大时代，跟上蚌埠发展大时代，跟上祖国发展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