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第一篇：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以福建晋江为例

吴莲妹

内容提要

福建晋江2010年10月确定为全省唯一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多年来，晋江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不少夺目的亮点，晋江社会治理创新主要做法和经验可以概况为“554”既：“构建五大体系，促进五大创新，实现五大转变”。晋江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成了晋江经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554”经验对正在进行中的县域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示范意义。

关键词：社会 治理 改革 创新

2013年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专项部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超的政治智慧，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福建晋江2010年10月确定为全省唯一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多年来，晋江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不少夺目的亮点，走出了一条具有晋江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晋江社会治理主要做法和经验可以概况为“554”既：“构建5大体系，促进5大创新，实现4大转变”。晋江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成了晋江经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554”社会治理经验，对正在进行中的县域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示范意义。

一、问题提出：社会治理创新迫在眉睫

当前，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改革开放35年，晋江经济蓬勃发展，迅速壮大。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晋江的社会治理面临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一些问题比别的地方来得更早、更复杂。与其他县域相比。晋江社会治理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改革开放后，随着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民间资本不断壮大，晋江由传统的农业大县向工业大市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带来了人们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翻天覆地的变化。

2、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晋江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等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特别是几十万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百万外来建设者汇聚晋江。一方面，成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给晋江市的教育、医疗、交通、住房、社会保障、安全防范等带来巨大的压力。以教育为例，晋江市义务教育学生中，外来工子女达18万人，已经超过本户籍生源。同时，大量民间组织的存在，加剧了社会活动的频率，对社会治理的力度和体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3、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拉大等问题，已成为当前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目前，晋江正进入产业提升、城建提速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大面积更新，必然涉及土地征迁、利益调整等问题，极易产生纠纷、上访，乃至群体性事件。

4、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伴随经济实力的跃升，人均GDP由不足20美元增长到8000美元，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转变为康裕有余，思想观念也由单纯的满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转变为对品质生活、精神生活、尊严生活的追求。与此同时，在信息化、网络化大潮的影响下，在外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诉求日益多样化，价值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上这四个层面的“深刻变化”，不仅警醒人们，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也提示人们，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应对各种社会风险，最关键、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同时告诉人们，晋江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在牢记发展第一要务的同时，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上也应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力争成为福建社会治理创新的先区。

二、实践探索：“5大体系”促“5大创新”

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也就是教育人、引导人、关心人、服务人。围绕社会治理的创新突破，晋江因地制宜地构建“五大体系”既：“民生保障体系、均等化服务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大调解”体系和立体防控体系“等。这五大体系涵盖了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大大提升了晋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通过构建五大体系成功实现“五大创新”既：“利益分配机制创新、流动人口管理创新、政企互动模式创新、矛盾化解办法创新、打防管控手段创新。”

1、以民生保障体系促利益分配机制创新。

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些年，晋江的民生投入，每年增长都在20%-30%，主要用于打造“6大保障体系”：一是城乡低保，经过7轮提标扩面，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380元，受益对象超2万人。二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率先实现城乡全覆盖，标准从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100元。三是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实现即征即保，补偿标准为每人每月280元。四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参合率达99.99％。五是城乡住房保障，启动17个项目、8805套保障性住房建设。六是慈善救助，累计募集善款超11亿元，投入5亿元，惠及10万名困难群众。这“6大保障体系”的建设，构建了一个坚实的民生保障网，确保了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2、以均等化服务体系促流动人口管理创新。

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来晋江务工、经商、安家。2012年晋江外来建设者高达120万，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务工人员，占了60%以上。怎么让他们融入晋江、扎根晋江？晋江做了一系列尝试。2006年，启动“一站式”服务试为外来人员提供便捷服务；2007年，向外来常住人员做出“三不”承诺；2008年，成立全省首个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常设专门机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2009年，推行租赁房屋“旅馆式”管理；2010年7月，在全省率先实行“居住证”制度，领到居住证的外来人员，可以享受22项市民待遇，包括新农合参保、事业单位招聘、住房公积金缴存、经济适用房购买，以及参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此外，晋江还把外国人纳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范畴，建设散居境外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成立全省首支外国人志愿者服务队，设立外国人服务管理中心，为外国人来晋提供出入境、生活居住、经商贸易、办证翻译等服务。这一系列探索，大大提高了服务管理水平，有效保障了流动人口的权益。

3、以企业服务体系促政企互动模式创新。

晋江拥有16000多家企业，民营企业是晋江经济最具活力的成分。如何加强和完善民营企业的服务管理，推动民营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晋江通过政企互动，着重打造四个服务平台：一是政策服务平台。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晋江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推动企业贯标认证、创立品牌、改制上市、实施精益管理，扶持企业做大做强。2011年来，连续三年梳理制定经济扶持政策，并且在审批中心设立政策咨询、兑现服务专窗，通过新闻媒体、“干部进企业、政策促发展”等载体，解读政策内容，发挥政策功效，加快民企“二次创业”步伐。二是党群服务平台。成立市级非公企业党工委、镇级企业党委和村企党建联席会，形成“市镇村企”四级联动机制。目前，全市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实现全覆盖，已有12家产业集群核心企业成立党委并配套纪委、党校。建立市镇村企四级综治协会，成立企业综治工作领导小组，以及综治办、调委会、治保会，实现综治进民企全覆盖。发挥工青妇以及商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营造和谐用工环境。例如在361度（中国）有限公司里，公司党委定期召开党企共建联席会，组织党员职工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为员工排忧解难，同时，组建活动基地，创建职工大学，一个和谐的企业大家庭温暖着每位员工。此外，还在全省率先建立企业欠薪保障调剂金制度，确保来晋务工人员不因企业恶意欠薪而蒙受损害。目前，全市企业劳动合同签约率90.5%，集体合同签约率91.97%。三是公共服务平台。2002年，晋江市率先在全省成立县级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在打造公共服务平台上先行一步。相继进行9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审批事项削减合并400多项，创新网上审批、并联审批、审批联动等审批方式，建立审批“特别通道”、流转“特别程序”、报批“特别服务”的项目快速落地机制，平均审批时限缩短了70%以上，当场办结率达76.35%。此外，设立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四是人才服务平台。在全国县级率先建立博士后工作站，设立专家活动中心、留学人员创业园，引进中高级人才4000多名，其中博士后51名。2011年，出台了新的人才政策，最大的亮点是通过人才津贴、创业扶持、科研资助、住房保障等大手笔投入，通过解决户口迁入、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实际问题，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同时，高度重视企业家队伍的培育，通过举办“名校总裁研修班”、“晋江大讲堂”、“经济发展高层论坛”等活动，引导企业家更新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水平。

4、以大调解体系促矛盾化解办法创新。

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复杂多变，单一的调解方法已经难以适应。为此，晋江着重抓源头、抓长效，从机制上创新、从根本上解决，把矛盾消灭在萌芽之中。一是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民众咨询投诉中心，开通书记、市长信箱、市长专线、网上信访等民意通道。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土地征迁中，晋江花了大量时间，利用各种载体、通过各种形式，与群众深入沟通、深入协商，最大限度地倾听群众呼声、关注群众诉求、维护群众权益，让群众感到公正、看到前景、得到实惠，真正取得群众支持，赢得群众参与。2010年以来，全市大规模拆迁征地，总体平稳顺利，没有出现非正常上访。二是完善矛盾排查预警机制。在风险预防方面，出台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涉及群众利益、重大民生问题的项目决策，全部纳入风险评估；在社会热点、难点管控上，构建了“市镇村（企）”三级四方情报信息网络，开展经常性分析排查；在重点地区、重点工程、特殊群体的监控上，建立了情报信息第一时间报告机制，及时掌握、迅速反应、快速解决；同时，针对重点项目建设，还建立了“重点项目无障碍施工”保障机制。三是完善矛盾多元调处机制。2011年3月份，晋江成立“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排查调处联动中心，并出台4份文件，从工作体系、工作机制等入手，构筑大调解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组织协调，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发挥作用。比如，陈埭镇商会，成立全省首个商务调委会。法院在全省率先建立调解资源库，推行全体法官、工作人员挂钩联系村制度，把巡回法庭开进村、社区，在第一时间、第一线，化解矛盾纠纷。法院、司法局、交警大队联合建立交通事故调处中心，提供“一条龙”服务。2012年，全市共排查矛盾纠纷2446起，化解2382起，化解率97.38%。就上访总量来说，与2010年同期相比，2011年到泉州上访下降70.71%、到省里上访下降2.7%、到北京上访下降6.25%。

5、以立体防控体系促打防管控手段创新。

晋江的刑事案件总量，占全省的十分之

一、泉州的三分之一，超过漳州、宁德、龙岩等6个地级市。为解决这一问题，晋江着力构建专群结合、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一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应急处突工作预案。组建由160名公安、边防、消防、武警等组成的应急处突队伍，建立应急处突“三级响应”机制，确保一旦有突发性事件发生，就能根据不同事态，启动相应预案，投入相应队伍，采取相应措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二是建立一支基层维稳队伍。整合农村“七大员”，保证1名大学生村务工作者专职负责综治平安工作。成立村级巡逻队410支，实现全市村、社区巡逻队全覆盖。三是建立一个网格化管理平台。整合包括公安、环保、安监、林业、渔业等监控、信息管理系统，成立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对主城区实行全天候、全方位管控，初步形成城市应急指挥中心雏形。与此同时，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市设置3600个视频探头，在19个镇、街道派出所设立视频巡逻中心。2012年统计，通过视频巡逻，直接破案66起、缴获赃车162辆，间接破案1345起。四是建立一套网络舆情引导制度。在宣传部设立网络舆情监督中心，组建一支68人的网络阅评员队伍，加强虚拟社会管理。2012年，公安网安部门，已协助破案16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4人。五是建立一套综合整治定期会战制度。针对敏感时期、敏感领域、敏感部位，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专项突击行动。比如，针对摩托车盗窃频发，2010年以来，投入150万元，为10万辆摩托车安装防盗暗锁。实施这项举措以来，全市日均少被盗摩托5.3辆。比如，去年底至今年初，围绕社会管理创新、安全生产监管、社会治安整治三条战线，开展“百日会战”活动。会战期间，全市共破各类刑事案件2193起，同比上升27.1%；一季度全市群众社会治安满意率，同比上升2.54个百分点。

三、经验启示：“4大转变”促和谐发展

晋江秉承“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管理”理念,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化，晋江市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很大成效，许多方面一直走在全省前面。晋江社会安全感、民生幸福感、城市归属感、市民信任感、企业认同感普遍提升。总结经验集中体现在重“四个转变”既：管理理念：从末端化解向前端疏解转变；工作模式：从管理为重向服务为先转变；治理主体：从党政主导向公众参与转变；技术手段：从粗放无序向精细规范转变。

1、管理理念：从末端管理向源头治理转变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迫切要求更新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真正树立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合作治理”和“公平正义”的现代社会治理观。社会治理创新，既要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更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尽可能防止、减少、弱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产生。晋江市始终注重把“民生优先”的理念贯穿始终，每年安排地方财力60%以上用于民生投入，通过一系列改善民生、维护民权、畅通民意的举措，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活不断改善、权益受到保障、作用得到发挥、心情更加舒畅，不断提升晋江全市的“社会安全感、民生幸福感、城市归属感、市民信任感、企业认同感”。特别是率先在全省构建城乡一体低保体系，率先实行新农合、新农保、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并逐步提高各项保障标准，构建了一个坚实的民生保障网。同时，通过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完善矛盾多元调解机制、推行信访“路线图”等措施，构建动态调节和预防机制，推动社会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从被动应付向主动掌控、从单一治标向长效治本转变。

2、治理主体：从党政为主向公众参与转变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从传统的单向治理转向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协同治理，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和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好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他律、互律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这就要求倡导多方参与，鼓励共同合作治理，形成全社会协同合作治理的良好局面；要求大力培育现代社会组织，引进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培养壮大“第三部门”；要求大力加强现代公民意识培养，帮助人民群众树立自治、志愿、团队合作等公共精神。晋江市在试点实践工作中紧紧围绕“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构建要求，积极发挥党委政府的主导、引导作用，大力推动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一方面，加强村委会、居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积极培育慈善救助、志愿行动等各类现代社会组织，有效调动各方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立足晋江民营经济发达的情况，积极推进党建、综治、工青妇等组织进企业，引导企业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晋江已形成了政企政社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局面，有效推进了社会治理主体从党政为主向多方协同的转变。

3、工作模式：从管理为重向服务为先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习近平也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同做好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群众工作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寓服务于群众工作中。在试点工作中，晋江按照“城乡一体、内外统筹”的思路，加快发展社会各项事业，让城乡居民享有更加平等的公共服务、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为方便群众办理失业保险、新农合、城乡低保、医疗救助等业务，我们在全省率先成立市级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整合6个民生保障领域的服务窗口集中办公，打造社会保障“一站式”服务平台，并进一步规范流程、简化手续、缩短时限，有效减轻群众来回奔波之苦，提高办事效率，形成“多措并举、多元保障、多方联动、多年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同时，不断拓展外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领域和项目，解决好外来流动人口就业服务、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问题，先后作出“三不承诺”，建立企业欠薪保障调剂金制度，实行“居住证”制度，出台流动人口落户政策，启动外来工廉租住房建设项目，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均等化”，努力实现“同城同等待遇”，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激发社会发展活力。

4、方法手段：从简单粗放向精细规范转变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就治理抓治理，必须既要统筹规划、系统设计，又要不断改进工作措施、方法手段。一方面，注重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尤其注重观念的转变、要素的集成、资源的整合、方法的改进，努力破解各种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超越简单粗放式的传统社会治理模式。试点工作伊始，晋江就高度重视从宏观层面研究整体推进的办法，及时出台社会治理创新综合试点方案，策划九大课题、百个项目，同时，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并建立起一系列规章制度来保障长效运转。另一方面，注重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水平。晋江在多个社会治理创新项目中积极大胆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充分发挥电信、联通和移动等通讯企业的网络优势和3G技术，不断创新部门协同、协作机制，先后整合了综合防控视频监控、租赁房屋“旅馆式”信息管理以及环保、安监、全程式工地监控等六大管理信息系统，初步建立起一体化运转的晋江社会管理信息服务平台。在大力推进信息化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治理的实时化、动态化、精细化。例如，在市级层面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和基层社区农村的“网络化”管理模式中，整合、应用了多项数字城市技术，实施了一系列机制和技术创新，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及社区管理从“粗放”向“精准”，从“开环”到“闭环”、从“被动”到“主动”、从“分散”到“统一”的四大转变，显著提高了城市及社区的管理效率、降低了城市及社区的社会管理成本、提升了现代城市及社区的治理能力。

四、对策建议：“5大推动”促治理水平再提升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虽然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与上级的要求、群众的期盼，与其他试点单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下一步，建议将从5个方面着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1、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同时也要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关键是要创新规则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基层自治体系、社会公共服务体系、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系、公共安全体系和价值体系等，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制度，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2、推动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通过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积极推进基层党组织实现“全面建立”，切实加强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党员与广大群众实现“全面联系”，大力促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实现“全面发挥”，为开展基层党建工作提供“全面保证”；把党执政为民宗旨体制化、职能化、制度化、日常化，充分发挥典型模范的引领作用。通过人大、政协的参与，发挥人大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发挥政协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通过转变政府服务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加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责任政府；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防止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通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使我市社会组织作用更加明显，社会组织活力更加充分；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推广社区社会组织新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对政府和市场的有效补充作用。通过公众广泛参与，充分发挥村（居）民自治组织作用，将群众自己的事交给群众自己去办，调动500万晋江人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多样化。强化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认识，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实行重大变革，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坚持系统治理，使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坚持依法治理，使治理方式从管控规制向法制保障转变；坚持综合治理，使治理手段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坚持源头治理，使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

4、推动社会治理服务最大化。

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福祉，为百姓办实事，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实现一条龙服务、一揽子办理、一站式解决。

5、推动社会治理体制科学化。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顾此失彼、本末倒置，而是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要着眼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便捷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广泛覆盖的矛盾调处机制、坚强有力的群众利益保障机制等，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保证社会善治常态化、长效化。

参考文献：

1、《晋江社会管理创新全国综合试点的经验与启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共晋江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2、《晋江模式新发展—中国县域现代化道路探索》—陆学艺

3、《数字晋江》—晋江市统计局

4、《中国县域发展：晋江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注：（本文为2013-2014年度福建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课题，课题负责人：吴莲妹）

作者简介：吴莲妹，女，1967年11月出生，福建尤溪人，现任福建省晋江市委党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学

第二篇：社会基本矛盾与全面深化改革

社会基本矛盾与全面深化改革

〔摘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适应状况发生新变化，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出现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破解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社会基本矛盾内含的矛盾分析方法要求在改革方法上要“上”与“下”联动，“点”与“面”协同，“破”与“立”并举，“变”与“稳”统一。

〔关键词〕 社会基本矛盾，全面深化改革，科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4-0042-04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我党“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和动力源泉。当前，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 〔1 〕（P137）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才能深刻领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内在要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形式。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起点，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需求时，就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也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就是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由基本适应到基本不适应，再到新的基本适应表现出来的，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来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生产力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不会停留在一种固定的状态上。具体来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方面，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方面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运动变化的，这种不适应以各种矛盾和问题表现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当时超越生产力发展实际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对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平均主义进行变革，对统得过死、管得过严的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进行相应的改革。正是这些领域的变革，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体制障碍，使生产关系与初级阶段的国情和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模式的奇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经过30多年渐进式的改革发展，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来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桎梏已经打破，但又出现了新的不适应方面和环节，同时，这些新的不适应方面和环节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复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是这种新的不适应的表现。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不完全适应。一是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引领作用和影响力不足；二是劳动和资本关系不相称，资本处于主导地位，劳资关系矛盾冲突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三是收入分配格局不尽合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还不完全适应。一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刚刚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问题刚刚提出并着手解决；二是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既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也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三是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思想多元化，尤其是种种以右的、左的倾向为主的思想不断出现等。

面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新变化、新常态，针对当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些新的不适应的状况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紧靠单方面的改革难以奏效，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要求，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二、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破解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2 〕（P214）从性质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从特点看，基本矛盾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3 〕（P373）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的性质和“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范围内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诸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分配不公、利益固化、公平与效率失衡、腐败问题严重、“四风”问题突出等。近年来，社会上一些人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对改革的怀疑、质疑一直没有间断过。有人认为，我国的改革导致“民进国退”，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收入差距悬殊，收入分配秩序失范；“资强劳弱”，劳资矛盾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等，直接把问题和矛盾归咎于改革，甚至有人提出了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与质疑。面对成就与矛盾交织的基本局面，针对复杂的国内外思想斗争形势，以及对改革开放的各种疑虑和质疑，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动社会发展。” 〔4 〕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阻力和风险加大，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症结在于改革还没有到位，还不深入，还不彻底。习近平指出：“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1 〕（P3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制度、体制、机制三个层面六个方面作出系统部署：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二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最大化；三是尊重市场规律，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一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建立健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在内的各项制度；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 〔5 〕 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第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发展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发展导向。第四，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一是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目标，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二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第五，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5 〕第六，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一是切实履行党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二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健全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三是加强纪律监督，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党更加注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增进人民福祉，更加着力推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起主导和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6 〕（P111）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其引领、主导作用。二是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问题事关国计民生，是最大的民生和社会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一直徘徊于国际警戒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说，愈演愈烈的“分配性冲突”和社会怨气就是对当前收入差距的不满之宣泄。全面深化改革关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点更加突出，要求更加具体。就是要通过机制体制创新，“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重点，”努力实现“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是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彰显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分配价值观，促进共同富裕。三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事关职工和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随着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成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之一，恶意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仍较为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体现以人为核心，共享共建的原则。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四风”问题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不满意、深恶痛绝和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侵蚀着我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权基础，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干群关系。全面深化改革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突出表明了我党鲜明的政治立场，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健康发展，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社会基本矛盾内含的矛盾分析方法要求在改革方法上要“上”与“下”联动，“点”与“面”协同，“破”与“立”并举，“变”与“稳”统一

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党创造性地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科学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和重大关系，体现了科学的改革方法。

（一）“上”与“下”联动，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

顶层设计是相对于“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而言的，就是要加强对改革的总体性设计、全局性谋划，确定实现目标和战略路径，有效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面对的现实情况是浅层问题化解了，深层矛盾凸显了；显性问题破解了，隐性风险加大了；容易问题解决了，剩下都是硬骨头了；发展水平提高了，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强烈了。在这个阶段上，新旧矛盾交织渗透，利益藩篱盘根错节，需要解决的问题复杂艰巨，同时各领域的关联性、协同度明显增强。因此，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显然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全局意识。

加强顶层设计，需要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加强顶层设计，能有效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的自觉性，更好地指导改革，为“摸着石头过河”提供方向和目标，使其少付代价，避免颠覆性错误和改革的“碎片化”。“摸着石头过河”，可以为一些重要问题的改革提供探索性实践，积累经验教训，降低风险和成本。因此，加强顶层设计不能取代“摸着石头过河”，仍然需要进一步继续大胆实验、勇于突破，尊重群众、基层的首创精神。

第三篇：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新医改的探索实践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新医改的探索实践

内容提要

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形成了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中简称《决定》）高屋建瓴，为进一步认识和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这个大的背景推动着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新医改也为全面的深化改革探索着实践之路。笔者基于全面深化改革下医改的最新实践探索以及探索过程中关注度较高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并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努力更好更快地明晰并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价格 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出台。七年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快速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距离“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医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医疗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推动医药卫生体制关键领域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各界积极分析当前改革的难题，提出了深化医改的初步思路，并积极探索实践。

[1]1.关于明确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1.1 全面放开药价

“取消药品政府定价，通过医保控费和招标采购，药品实际交易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原政府指定的最高零售限价或出厂价格。”《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 中明确了“通过医保控费和招标采购，药品实际交易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的新机制。换言之，政府不再定价，并不是政府从此退出药品价格的形成过程，而是转换成另一身份参与药品在市场中的价格竞争。

价格体制改革理应成为新医改的重中之重，也是先试先行之举。为此各界纷纷建言献策，例如提出不再制定药品最高零售指导价，而实行“出厂价”管理，核心是强制要求药品生产企业将“出厂价”标注在商品外包装上，使其成为价格管理的主要依据。对生产企业虚列成本费用、“出厂价”标注不实的要加大处罚力度。让出厂价到最终零售价之间的差价浮出水面，有利于增强价格透明度，方便消费者和政府部门的监督。

药价改革是积极的，但不可讳言，结果仍有不确定性，人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唯有政府角色的积极履行，成功地参与新的游戏规则中，方能将不确定的结果预先消化。这大胆迈进的一步，是作为改革者的政府自己主动承担了更大压力。

[2]1.2 招标采购政策

近年来，各地卫计委在集中采购中探索了多种不同模式，如安徽的“县级基本用药集中采购”、福建 “八标”、上海 “带量采购”、北京模式、青海“双信封”等。这些新近探索的经验，有望在全国推广。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迄今已有15年。这一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0至2004年是药品集中采购机制的建立期；2005至2009年是探索期；2010至2014年是规范期。当前，这一制度设计即将进入第四阶段，是整个模式的提高期。2010至2014年各地摸索的采购模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伴随着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进，基药的销售逐渐终端化，低价药政策也使得药品类别进一步区隔，基药和非基药分开招标的矛盾变得突出，规则滞后严重影响到招标进度，行业正呼吁招标新规的出现。针对上述现象，卫计委正研究新的招标方式，一批新规或诞生，今后各地招标可能将基药和非基药合并招标，分类采购方式会成为趋势，双信封评审制度也有望成为规范性要求。

1.3 鼓励社会办医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目的就是要通过形成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院分工协作、多元发展的办医格局，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更好的制度保证。

目前，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享受与公立医疗机构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一是对其按照国家规定价格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免征各项税收。二是对其取得的非医疗服务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条件的部分，经税务部门审核批准可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就其余额征收企业所得税。三是对其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四是对其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五是鼓励对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捐赠，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措施，动员境内外有经济实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团体和个人兴办一批规模大并能够做精做细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

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以通过市场来提供，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保健服务需求。另外根据经济学理论，由于公共卫生服务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作为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由政府负责免费提供。按照《决定》要求，政府的责任和作用主要是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提供形式上，可以由政府直接提供，也可以通过为群众购买的方式，由市场提供。

因此，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必须正确处理好医疗卫生服务中基本和非基本的关系，充分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积极性。

[3]2.关于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2.1人事薪酬制度改革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政府履行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决定》对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部署：“加快公立医院改革，落实政府责任，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为我国公立医院的改革指明了大方向。

公立医院趋利的根本原因是医生的收入问题，改革的突破口也就在公立医院的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年薪制”加“绩效考核”应该是解决现行公立医院扭曲运行机制的重要方法之一。一方面，通过高年薪可以确保医生具有体面的收入；另一方面，绩效考核可以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4]2.2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应是以非营利的公益性为基本出发点的，提供公共的服务品，而绝非特需品。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的公立医院过度追求以盈利性服务交叉补偿非盈利性服务，可以说，目前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而是像自负盈亏的“法人企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由于政府责任的缺位，特别是补偿机制和监管责任的缺位。

具体来说，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主要包括四项改革措施：一是落实政事分开，赋予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二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在医院内部建立规范的“理事会+监事会+院长负责制”的制度。三是根据公立医院作为特殊事业单位的特点，在用人机制和薪酬制度方面赋予必要的自主权。四是在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同时，应同步推进教育、科研等事业单位改革，以协同推进、减弱改革压力。

3.关于优化资源配置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无论哪种产品或服务市场，无非由需求和供应两个主体构成。随着医疗技术快速进步，老龄化问题逐渐加剧，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完善等市场因素的驱动，导致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要矛盾是供需矛盾，或者说是供不应求。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目前所能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还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去配置。为此，要使有限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更充分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必须注重优化资源配置。

[5] 3.1 分级诊疗

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分级诊疗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提高卫生服务绩效的有效办法。按照《决定》要求，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要注重发挥信息化的支撑作用，用好健康网、健康卡和远程医疗等手段，力争到2020年实现人手一卡，各地通用，覆盖居民全生命周期和防病治病全过程。

[6]3.2 鼓励医生多点执业

医生多点执业是一个发展方向,逐步使医生脱离“单位人”身份的制约，开展多点执业，形成按需流动的人事机制。比如，福建省三明市在完善治理结构和人事、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已取得了良好成效。另外北京市正在积极推进鼓励医生多点执业政策。

但从现实来看,只要医生还是“单位人”身份,就很难变成“社会人”。从2009年的新医改方案提出“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推进医师多点执业”,时间已过去5年,而实际情况是多点执业推广的难度非常大，需要更多的政策制定以及社会实践。

[7]4.关于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改革”。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医改向纵深发展”。

医药卫生体制是一个系统，由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药品器械以及信息和人力资源等多部分组成，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单一方面的改革难以达到整体的预期目标。我国的医改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也还存在“差异大”和“碎片化”的现象。全面深化改革仍需坚持“把握大局、审时度势、统筹兼顾、科学实施”这十六字方针，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科学发展。

总之，以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推动和深化医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还需加快步伐，正视改革中仍然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摆脱利益固化的藩篱，建立“一个机制”和“三大体系”，通过完善医疗卫生筹资机制和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8]参考文献

[1].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J].行政管理改革,2014,05:4.[2]王保安.发挥政府办医职能作用 推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J].行政管理改革,2014,05:10-16.[3]自治区党校教授、南宁市签约理论专家 黄飚.鼓励社会办医 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N].南宁日报,2014-06-10009.[4]马进.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再认识——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体会[J].中国医院管理,2014,01:1-3.[5]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刘国恩.医疗资源配置：正确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N].中国医药报,2013-12-23006.[6]刘谦.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思考——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体会[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4,01:2-4.[7].医改·多点执业[J].全球商业经典,2014,04:54-55.[8] 马进.从系统论看我国医改的深化与拓展[J].中国卫生人才，2013（7）： 60-61.

第四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一是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

— 1 — 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二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三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二）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

目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利益诉求。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利益表达功能。全面推行阳光信访，尽快实现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面联通，把网上信访打— 2 — 造成群众信访主渠道。积极推进网络参政议政，搭建党委和政府同群众沟通交流新平台。二是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谋发展、搞建设，都要统筹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好群众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要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原则，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多同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前臵程序，努力使评估过程成为倾听民意、化解民忧、赢得群众理解支持的过程，预防和减少因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健全利益保护机制。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大多是由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引发的。要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办大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三）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是衡量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创新多方参与机制，更好地组织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实现社会事务社会治理。一是发挥好企事业单位作用。企事业单位不仅承担着防控安全生产风险的重要责任，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共

— 3 — 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发挥好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确保其成为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发挥好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发挥好基层自治作用。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层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机制，构筑起全社会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做到知风化险、规避风险。

二、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一）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目前，我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唯一性目标基本实现。要加快国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换发、异地办理和指纹信息登记工作，建立户口和身份证信息联网查询比对制度，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确保基础信息全面、准确。

（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 4 —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实名制的落实。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抓紧推行手机号码、银行卡、网络实名制，消除网上网下各领域虚假身份。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坚持推行实名制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对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

（三）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社会心态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现代社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绪潜滋暗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要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对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要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三、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

— 5 — 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一）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创新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工程。要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更高起点上统筹设计好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为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别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脑力+信息”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也为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坚持信息化牵引，积极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确保社会治安防控形成体系、充满活力。围绕整合资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

（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如何预防化解易发多发的社会矛盾，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要善于把运用法治的功能与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托基层组织，发展信息员，完善社会矛盾滚— 6 — 动排查、及时预警机制，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臵在小。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引导群众更多地选择非诉讼渠道和方式解决纠纷。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提高纠纷化解权威性、公信力。借鉴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

（三）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基层基础建设既是根本性任务，也是紧迫性工作。要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服务管理资源向网格延伸，提高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水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领导机关拥有的信息资源更加集中，服务基层一线更有优势。领导机关要健全服务基层的情报综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机制，及时把高质量的预警情报和急需信息实时推送到基层一线。要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通过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务，有效覆盖专业工作难以触及的领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难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

— 7 — 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一）增强风险意识

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全社会只有牢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风险。一是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全社会成员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观念，提高共同防控风险的自觉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各类风险高度集聚的今天，预警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首要环节。要根据风险形成规律，建立研判、预警、防范风险苗头、隐患先兆的机制，防止其累积扩散、突破临界状态。探索“人力+科技”“传统+现代”的风险预警模式，提高对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及时切断风险链。三是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维护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环节，只有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与社会力量合作联动机制，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各种资源、力量、手段统筹起来，建设好维护公共安全的天罗地网。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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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高速铁路、城市轨道、油气管网、城市燃气、高层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点领域和煤矿、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企业，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带有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和应急能力，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全民减灾防灾宣传，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功能，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增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主动性、及时性、协调性。

（二）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制度。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出台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全过程，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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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今后，要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延伸到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内容和程序，明确违反国家安全审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努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火墙”。

（四）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事关国家治乱兴衰。要把确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压态势，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群防群治，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

第五篇：创新社会治理

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一、什么是社会治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此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社会管理”。新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

按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

参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会治理必须强调“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同时也不能靠一场“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社会管理”的最显著的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倡导“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

社会治理必须兼顾“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社会排斥”的色彩。

社会治理必须注重“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二、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十八大提出，为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做到：

（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