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第一篇：从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从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摘要]：行政问责制度是强化政府职责、改善政府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官员问责制”成为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亮点，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并希望通过制度建设来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关键词]：行政问责，官员复出 监督 机制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由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其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一般认为，形式意义上我国行政问责制是从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后开始的，实际意义上问责开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2003年为应对“非典”危机,中央掀起了一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问责风暴”,包括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在内的千名官员被问责，官员问责开始走入了公众的视野。此后几年中，问责制逐渐趋于制度化、规范化。从密云踩踏事故、到开县井喷，再到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每次突发事件的背后，都会有相关的政府官员被问责。

在我国目前政府和党内问责的方式主要是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行政处分，刑事追究等；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

二、问责官员复出现象。

一次次的铁腕问责，一批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的政府官员因此丢掉“乌纱帽”，《中国新闻周刊》对“问责风暴”的评价时：这场风暴有可能导致一场影响深远的体制革命，也有可能只是另一次过眼云烟式的“运动”。部分问责官员甚至绝大多数问责官员往往在被问责一段时间后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甚至提拔重用。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后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因2009年和2010年三起特别重大矿难被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市长李恩东，4个月后即调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因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而被免职的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被宣布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

官员被高调问责，随后又被不经意地发现低调复出，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沿着出事→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

1了之(个别新的任命被撤销)的不算完美但有惊无险的轨迹一路狂奔。这些官员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被十分高调的被问责，但是经过一年左右的问责期限后，往往被十分低调的安排复出，如果新闻媒体和公众没有注意到，那么曾引起众怒的政府官员也就“漂白”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发现了，舆论与公众的不依不饶往往会得到被问责官员上级的解释“其复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人民群众缺少一个应有的说明，问责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程序不公开透明，对人民群众来说就是“伤口上洒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刘明望认为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但从根本上讲，民意无 1.陈霄 学者称问题官员几乎100%复出 免职如同带薪休假 [N] 法制日报，2011-12-14

力对官员是否复出进行制约，而官员的重新启用也要偷偷摸摸。而隐蔽的复出，又触犯了公众的敏感神经：没有享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一些官员从“下岗”到“上岗”周期不过半年，引发公众较大争议。问责制度形同虚设，官员问责期间如同“带薪休假”。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雷霆行动，依据现存制度约束，制度派生的自发惩处保障不足。集体负责往往让你找不到大错，多部门交叉管理体系往往让你难辨真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推脱技巧往往让你找不到方向，权力集中而责任分散

2的现状往往让你一头雾水，而自上而下体制内监督所限往往让追究效能不长久。

苏州大学教授杨海坤认为问责官员的随意复出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非正常现象，具有虚化和架空行政问责制、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助长官员“唯上不唯下”三大危害。民众对蛰伏一年即复出的官员颇多微辞，向有关部门询问时，往往得到“该官员复出符合相关规定”的回复，这种回复根本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问责制成为假问责。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打着有关规定的旗号，问题官员的复出往往如魔术般3神奇。

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的人情观念过度干涉行政问责制度。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人情，官员之间往往都有扯不清的利益关系。在我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下，问责往往是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问责主体与被问责官员之间难免会有一定的利益冠以或者人情关系。因为人情，问责主体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罚流于形式，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问责官员被问责，往往是象征性的问责，在事件影响变小，群众不满情绪平息后，问责官员往往通过关系向上级跑官、要官。

问责官员，特别是一些群众意见很大的官员的随意复出说明，我国问责官员能否复出、复出的时机和方式等仍然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主观意志，而非固定的规则。如果上下级党政负责人均是道德人，如果上下级党政机关之间不存在规制之外的既得利益关系，那无可厚非，但现实情况下，基于庇护关系、裙带关系等建立的共同体，在政治生态中，并非是一种例外。4

（二），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做过一个统计，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则，尚无法律法规，散见于若干规范性文件中，但其中，“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规定，5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尽管问责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问责”被当成了一种行政处分，鲜见予以刑事处罚的。现行的问责制度威慑力远远不能震慑住行政官员。以问责比较严厉的免职为例，中国一直是职级双轨的官员管理模式，免了行政职务，行政级别还在那里，官员依旧享受纳税人为自己提供的各项待遇，不在其位，却享受着在其位时的待遇，加上复职往往很轻松，因此中国的免职问责制度被称作“带薪休假”。

以上海静安大火为例，四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伟忠、周建民、张权和冯伟被控涉嫌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再次印证了“事故背后往往有腐败”。但目前存在一种现象：只要官员犯了错，就拿问责来应付公众，有些官员可能还涉及贪污腐败，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有了问责的“保护伞”，反而能轻松过关。即使被问责官员决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往往是被处以行政处分，“带薪休假”结束后就可以复职了。在这种情况下，问责制度不仅 2.陈 虎 从“问责风暴”到“问责机制”［J］ 《科学时报》，2008-10-15 3.邓清波 问题官员复出果真“符合规定”[N] 工人日报，2009-5-15（11）．

4.毛昭晖

问责官员屡复出引发对制度思考 程序被指缺监督 人民论坛，2010-6-24

5.顾 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4（12）.远离了我国建立问责制度的本意，还成为了保护官员不受刑事制裁的保护伞。

（三）问责官员违规成本低。

现实情况下，问责官员往往具有政府官员、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因为某种事件被问责，并没有阻止官员其他权力的行使。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这意味着，被问责官员一年后复出“合法”又“合规”。在这一条款下，除了问责时限，“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等都是模糊笼统的规定。这样的话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就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官员违规被问责的成本极小，这样官员没必要担心自己被问责，因为即使自己因为某事件被问责，一年后自己完全可以因为成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复出，只要低调点，依旧可以重新担任领导岗位。风险小，成本低，某些官员就可以毫无忌惮作威作福。

（四）问责主体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若一年后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也就是说被问责官员复制在经过所谓的审批手续后在经过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就可以“干干净净”的复出了。这样官员更多是是向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不是人民。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要受到权力机关、政府专门监督机关、行政系统内部、政府之外的监督系统四种问责方式。我国宪法规定，我国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有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但中国当前的行政问责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问责即同体问责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公众等异体问责主体往往不能发挥其作用。

（五）问责范围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但在现实情况下，行政问责机制往往是事件得到了社会舆论强烈的关注或得到上级领导的批示后才会启动。行政问责的范围还仅仅局限于影响较大的责 任事故、造成群死群伤的安全生产事故和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的范围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事故后严加问责，只能给官员一时的震慑，事故平息后，官员思想往往松懈下来，侥幸心理事后死灰复燃。

我国法律规定行政首长负责政府的全面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制的党委负责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领导政府的工作。凡是属于重大问题的都需要在党委会上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问责制度缺乏公平性，就无法让被问责的官员心服口服，也无法让群众满意。但是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是对行政官员进行问责，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直到2011年3月,北京才在全国首次提出将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四、解决问责官员复出的对策。实现新形势下行政体制改革，对于加快我国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步伐有重要意义。增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意思，建立责任政府，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行政问责

6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

（一）加强问责的力度。

要提高问责主体的问责意识，问责官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相对于普通群众，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也必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官员的乱作为、不作为、无作为和作为

不力势必会浪费大量的国家资源，因此当官员被问责后，其受到的惩治措施应当更加严格，我认为官员问责可以吸收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对多次受到问责的官员加重处罚，对错误极大或引起社会极大公愤的官员永不录用。

问责官员复出,其待遇、福利应该根据其问责方式的不同，相对于本级别待遇低一个或者两个层次,上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对其建立长期观察机制,在规定时限内问责官员表现良好,可以恢复与其级别相符合的待遇.对其升迁应该远严格于一般官员升迁制度.要完善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问责不应该只在出现重大事故时进行，更应该在平时加以应用，摆脱运动式风暴式问责，实现问责的常态化.。

对引起社会重大不良反应的事件,对此事件作出决议行政机关领导、党委成员和其它行政人员都应进行问责.（二）拓宽问责范围。

对于行政问责范围，有的学者认为，“行政问责的指向是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作为不力。”行政问责的范围既应包括违法行为，还应该包括政治上、道义上、个人言行上造成强烈负面影响的行为等。即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应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7对决策失误、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等不依法履职的行为，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辞职等不同程度的问责。

（二）明确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具体标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官员复出设立具体的标准程序和相关的规范约束，建立一个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一种现象，即如果有领导关注、媒体报道、公众强烈关注，那么往往会有几个官员就问责，反之就不追究。应确立行政问责的标准。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参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在进行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时存在过错。8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及后果。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邓小平说：“还是制度靠得住些。”因此应当制定一个关于行政问责的专门法律。要坚持“权责一致”的思想，明确各级政府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责任。王锡锌教授认为，“这里面实际上是可以延伸出官员在被问责以后，复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实绩，而且还必须是突出的。”

对使官员确立“有权必有责，有责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思想，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对所有问责官员不能全部一竿子打死，经问责调查仅有轻微过失并未造成公众利益损害，政治思想素质过硬，且确有能力的官员，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完全可以让其复职乃至升职，重新为人民你服务。但是对于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官员，必须清除出公务员的队伍，2012年3月1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其网站上公布，当前我国公务员共689万人，事业干部近3000万。689万的公务员队伍,不缺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有才能的行政人员.现阶段问责官员问责期限较短，只有一年的问责期限，应延长问责期限，我认为可以借鉴刑法中有期徒刑制度，根据问责官员所受处分的不同确立不同的处分期限。例如免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问责期限应该远多于一年，以三年为佳。

（三）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谣言止于公开，制度在于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本就是一种监督。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是问责制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基础。7.尹 权.试论我国行政问责范围的扩大 ［J］ 企 业 技 术 开 发，2011-5第30卷第9期 8.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页。

若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体正义。官员复出的程序设置非常重要，必须经过认真、细致、慎重、严格的考察和评议。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要坚持对人民负责的思想。凡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复出前应提前向人民群众公示，收集人民的意见，把被问责干部复出的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相应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重新安排工作时应向任职地人大、政协通报，而非单纯的由上级党委 组织部门作出决定。问题官员“干干净净”地复出，是对受伤害的民众负责，是对官员奖惩体制负责，也是对每一个官员负责。问责官员相对于一般官员来说，因为其复出的社会影响更大，因此需要接受人民群众更多的监督。韦伯就曾指出：“科层制通过保守特有信息来源的秘密性来提高

10监督性，公务秘密概念是科层制特有的创造，没有比科层制更热衷于此的了”。

（四）建立多元行政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问责和行政系统外部问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问责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系统的外部问责作为支撑和辅助，只有内部外部两张问责制度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行政系统的外部问责包含人大、民主党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责要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人大是我国权力机关，问责要坚持以人大为问责主体中枢，实现其对政府问责的正常化；各民主党派是我国的参政党，因此问责要增强民主党派通过政协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力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司法机关要增强自身的独立性，通过司法权制衡行政权，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同时充分发挥公民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使之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只有加强党、人大、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问责力度，建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大为中心，以司法问责为后盾，以民主党派、新闻传媒、人民群众为重要力量的异体问责体系，健全同体问责机制，才能使行 政问责机制不断得到系统化、法制化的建设。11

五、结语

上述涉及的问题或许不尽全面,但是仍可以从中看出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弊端,这应当得到政府和群众的关注.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还需要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导向，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定行政问责的主体、范围，建立一个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使人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行政问责机制中，发挥强有力的监督作用，才能使政府官员真到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我国问责制度的透明化、制度化、规范化，并最终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9.李军鹏.责任政府理念［J］.电子政务，2004(4)：24-25.10.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242-245 11．刘岩 实现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的思考［J］ 时代经贸，2011年第15期

第二篇：1六名三鹿奶粉事件问责官员复出

1六名三鹿奶粉事件问责官员复出

近日，曾因三鹿奶粉事件被记过处分的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开始以国家药监局副局长身份公开出席活动。

近年来，多名因三鹿奶粉事件被问责的官员陆续复出，包括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等。

原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司副司长鲍俊凯，在处分下达前，已异地升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这一职务调整在2009年4月初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争议，国家质检总局又将鲍俊凯调回总局任科技司副司长。而他这次重返国家质检总局任职，距离外调安徽不足半年，距离被记大过处分不足两个月。

原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也早于2008年11月就调任河北邢台市副市长、党委副书记。此后于2009年1月当选为邢台市市长。

我们国家不像一些欧洲老龄化严重国家，人才极度缺乏，我们国家最不缺的应该是公务员从业人员，每年的国考火爆都能达到几千选一，这么多人才备选，为什么还要提拔重用这些带病人员？他们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重，都严重到免职撤职的程度，理当永不录用，为何能够闪电复出？长则数月，短周几天，真当是休假玩？

爱惜官员的心要是有一半用来爱惜民众，那我们这个国家也会大不一样!问责机制虚设，民若奈何？结石儿童的揪心哭声犹在耳边，这厢免职官员复出的得出高升的高升，难道就是为验证中国的官场是最为宽容的官场，当哪儿的官也没当中国的官舒服？只要站对了队，保证一辈子荣华富贵。果真如此，中国的未来希望在何方？

第三篇：2012浙江省考申论热点2—从公共安全看行政问责

从公共安全看行政问责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种危及公共安全的问题日见突出。食品安全危及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事件时有发生，矿难事故频发教训惨痛，校园安全案件触目惊心。这中间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政府监管的失职。加强行政问责制建设，成为完善政府监管的一项有力举措。

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问责的法律、规定，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但由于历史、机构改革尚未完成等原因，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一些列问题：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责任主体难以明确；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不完善；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这些问题都使得问责制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而流于形式。问责制未能落实到位，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政府工作人员无须为公共安全问题买单，使得防范意识淡薄，甚至“官商勾结”，以牟利为目的，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恶劣程度可见一斑。长期以往，政府公信力下降，公共安全难以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受到破坏。

要降低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加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是当务之急。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按照建立体系完备、程序科学、适用性强且具有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体系的目标，从以下几方面推进我国问责制的完善：

第一，界定行政问责的主体，加大问责力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具有质询权和罢免权，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促进政府的有利作为；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公民监督政府的积极性，建立一套使公众畅所欲言、表达自己意见的机制。

第二，加强多种形式的问责，拓展问责范围。加强多种形式的问责，如做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行政处分等，对公务人员的日常工作起到很好的监督提醒作用，减少甚至杜绝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拓宽问责制的界定范围，不仅仅局限于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因公务人员玩忽职守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的事故也予以问责，追求其责任。

第三，完善问责制体系，保证问责制推行。首先制定全国性的问责法，使得问责办法避免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局部利益而产生问责不力的情况。其次加大问责处罚的执行力，避免出现“引咎辞职”或被撤职后很快又复出，且复出的程序不公开的现象。再次，需要建立健全廉洁从政和文明执法制度、行政执法责任承诺和公示制度、行政执法错案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考核评议和奖惩制度等制度体系，以保证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落实和规范运行。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为了提高政府的执行力，使得政府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也是我国建立民主政府，深化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切实推行行政问责制，才能对政府的无作为进行约束，才能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监管，减少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才能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四篇：关于尽快研究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完善“官员问责制”的提案

关于尽快研究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完善“官员问责

制”的提案

摘要：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第0039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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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案 由:关于尽快研究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完善“官员问责制”的提案 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由监察部办理

提 案 人：潘复生,沈文庆,葛志荣,李晓红,寿子琪 主 题 词：行政,监察 提案形式：联名 内 容：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我国的行政问责建设得到了不断发展。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8年行政问责制首次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国务院工作要点。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更是把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实施和推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对这一政治现象或行为进行了颇多思考，很多专家和学者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使得相关理论逐步趋于丰富。但具体到落实层面，怎样才能保证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的有效、合法、合理推行还有许多问题。集中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对官员问责的界定不够明确，从而在具体实施上表现为问责的力度不够与问责的混乱。这种界定不够明确首先体现在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的界定上。问责主体即由谁来实施问责，理论上说，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拥有公共权力，责任对象是人民群众，问责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但具体到每一个官员的问责上，需要由对其有权问责的部门来负责问责。但就目前看来，官员问责大多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即内部问责（同体问责），在具体问责方式上也大多是“行政问责”，还远没有达到“政治问责”的高度。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行政机关充当了问责主体，而立法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出现“话语缺失”现象，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与问责主体相对应的是问责客体，即被问责的官员，从现实来看，如何准确确定官员的责任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已有的问责案例中，问责客体大多还局限在重大事故或灾难中失职的官员，对于一些官员盲目决策造成巨大损失，以及有关部门在选人用人方面的失误失察，问责尚少。特别是目前，一些各部门“齐抓共管”、“集体决策”的事情，个人责任的判定就更加困难，甚至出现“集体负责”就是无责的情况。

二是问责的内容和范围界定不够清晰。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有严格的权、责、利划分，并以宪法和法律来规定官员责、权、利。但是现实中法律问责却是少之又少，使得官员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单就某一个官员而言，在问责中，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是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还是法律责任，现在还是粗线条的。如果在每一部门和每一官员不能明确自己的权责、也无法通过恪尽职守避免失误发生的情况下，仅为“以平民愤、暂避风头”而去问责，甚或将推行问责制仅作为有利于宣传和提升政府形象的举措，难以令官令民心服口服，而且还会让官员们无所适从甚至有朝不保夕之虑，甚至可能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扩大，从而掩盖更大责任。表面上可能问出了一个大快民心的“责任”，但最终仍然“问”得一头雾水，这样的问责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三是问责监督不到位。民主问责的前提是公众要有知情权，对政府政务要有了解，对于问责的过程和结果都应该有所知晓。而不公开、缺乏透明度的问责往往会留下制度外操作的空间，出现所谓的“伪问责”。这种监督的缺失，当前主要表现为：一是问责过程中的监督不到位，由于尚未形成程序性的官员问责，这样，在问责中，谁来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问责过程中监督缺位对问责的质量和公正性构成了一个挑战；二是问责后的监督缺失，包括问责效果如何，公众有何反应，受问责的官员的处理和具体安排等，现有的官员问责在这方面还呈现一种“真空”状态。形成良好的监督机制及其氛围，使公众参与问责，以使官员问责在监督中进行仍是目前完善官员问责的一个议题。

四是缺乏问责官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官员问责涉及不少“高官”，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也还是对国家的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的，是否问责于他们而言就是“永不使用”，还是可以“将功补过”。同时在一些问责事件中，涉及官员种类差异很大，有时为了平“民愤”，“问责”又追求迅速，难免会出现考虑不周的情况。这样，就很难保证每次问责都是公正的。这就出现了对这些官员的合法权益如何维护，在不公正问责中遭受的损失如何弥补等问题，需要相关的救济机制作保障，以维护官员问责实施的相对公正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问责工作推进难、问责工作操作难和问责工作监督难“三大难题”。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问责制度上的不健全，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问责的法律体系亟待完善。目前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散见于各种政策文件中。这其中，既有党的条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也有政府的规章（如《大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重庆市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既有由中央部门出台的，也有不少是由一些地方政府制订的。这些规定一方面在问责的范围、惩处的尺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因而实施起来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问责的弹性较大。另一方面已有的法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政府理念，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统一法律制度做支撑，可能会导致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些官员被问责后，有些社会成员提出了种种疑问，包括这些官员是依据何规何矩被追究责任的，被追究责任的官员会不会重新异地做官，允许一些“问题官员”辞职是否可能导致其逃避法律责任等等。因此，必须以立法形式，对有关规定加以整合，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问责法律或法规，并在操作层面出台和规范细则。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创造条件，尽快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和细化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事项的调查和确认程序、问责决定的形成程序、问责结果的公示程序和问责的监督程序。只有出台《国家行政问责法》，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2.中央相关部门在《国家行政问责法》出台之前先制定实施行政问责的指导意见，指导地方有关部门在现有的法律规章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制定配套文件规定和细则，从制度入手，从程序上细化，增强问责的严密性和可操作性。3.创造环境和条件，强化异体问责。由于同体问责是指行政系统对其官员的问责，或者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的问责（执政党对于政府及其官员的问责，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同体问责），容易影响问责的公正性。目前启动的政治问责制大多数是同体问责制。而异体问责是指系统外部对内部成员的问责，主要包括人大、检察院、法院对同级的政府及相关官员的问责，人大对检察院、法院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等，但核心是以人大为代表的民意机关的问责。异体问责更能体现公正性。因此，广义的政治问责制应该偏重于异体问责，离开异体问责的问责制是缺乏公正和缺乏持续性的问责制。因此，必须创造环境和条件，强化异体问责。

来源：中国政协网

第五篇：95分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一、单选(共 8 小题，总分: 40 分)1.2004年1月，密云县迎春灯展踩踏导致多少人死亡？

A.7人 B.17人 C.27人 D.37人

2.问责制的基本原则不包括下列哪项？

A.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 B.权责一致、惩教结合 C.依靠群众、依法有序 D.权力大于法律

3.我国“共和国罢免第一案”发生在哪个省？

A.河南 B.河北 C.湖北 D.湖南

4.江西省万载小学发生爆炸事件是在哪一年发生的？

A.2001年 B.2002年 C.2003年 D.2004年

5.2004年2月，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造成多少人死亡？

A.35人

B.45人 C.54人 D.65人

6.我国“共和国否决法院工作第一案”发生在哪一年？

A.1981年 B.1991年 C.2001年 D.2004年

7.1979年“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造成了多少人死亡？

A.27人 B.35人 C.53人 D.72人

8.对政府部门的计划过程进行评估属于（）

A.事前评估 B.即时评估 C.事中评估 D.事后评估

二、多选(共 4 小题，总分: 20 分)1.有下列哪些情形时，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A.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B.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C.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D.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2.问责方式包括下列哪些？

A.责令公开道歉 B.停职检查 C.引咎辞职 D.责令辞职和免职 3.岗位责任包括下列哪些？

A.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职责 B.不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力 C.下属违法行使权力 D.下属不履行职责

4.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对特大事故的发生，有哪些情形时应给予行政处分？

A.无责任 B.失职 C.渎职

D.负有领导责任

三、判断(共 8 小题，总分: 40 分)1.间接责任大于直接责任。

正确 错误

2.对已完成的政府项目和结果评估指的是事后问责。

正确 错误

3.领导成员因工作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

正确 错误

4.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第一次被允许在全体会议上向部长们提问。

正确 错误

5.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颁布实施。

正确 错误

6.一叠丢在地铁上的国外旅游帐单被网民曝光，致使江西和浙江多名官员受问责。

正确 错误

7.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被网上举报“一夫二妻”而丢官获罪。

正确 错误

8.2004年2月，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造成54人死亡。

正确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