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翻译

第一篇：意识形态与翻译

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张鲁艳

平顶山学院英语系

河南平顶山 467002

摘要：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将意识形态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即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水平的发展。

关键词：意识形态，诗学，女权主义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Abstract: Ideology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y Susan Bassnet and Andre Lefeve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erspectives: ideology influences translator’s choices on translating material, influences their concrete translating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Key words: ideology;poetics;feminism

引言

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翻译研究始于二战以后,并出现了许多翻译流派。根茨勒(Gentzler)在他的《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些流派，其中包括美国翻译研讨班、翻译科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翻译研究派，并出现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以及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等。而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中，又有几个影响较大的流派，如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巴西食人翻译理论、多元系统论、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不仅是对翻译认识的加深，是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语言学、文学、文化学、人类学都有重要启示。文化研究早已成为中西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1990年，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合编的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该书也强调了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自此诱发了西方翻译学者对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探讨的兴趣。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方学者除上述两位外，玛丽亚 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赫曼斯（Theo Hermans）等也对权力、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与翻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意识形态与翻译

什么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最早提出的。“最初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用于对宗教的现代批判,其概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P16）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把意识形态界说为“观念体系,它由指令我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构成”，也有人把意识形态解释为“制导性观念,它解释社会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人们允许社会达到什么样的状态”，而罗特曼（Yury Lotman）把意识形态描述为“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2]文本。”(P12)《现代汉语词典》对意识形态作如下解释：“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1]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 总之，意识形态的内涵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与社会实践，无疑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在勒弗菲尔的理论中，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实际上，翻译就是一种文化改写，一种文化操纵。勒弗菲尔认为控制文学和翻译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内，就是文学的专业队伍，包括评论家、教师、译员等等。另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外，就是所谓赞助者（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这个赞助者可能是一个人，或者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宫廷、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等。一般来说，赞助者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通常管得很严。至于涉及文学观的问题，则会把处理的权力下放给专业人士。[3](P176)因此，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却是“赞助者”（patronage）强加于他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的。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起支配地位的“诗学”（poetics）。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原文语言和文化万象带来的各种难题，译者也会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解决办法。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首先是意识形态的交流。这种交流包含着对抗、妥协、融合。作为译者而言，翻译活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这种活动又必须遵循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超出此种意识形态的界限。当然，翻译有时也会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但翻译作品中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要以读者能够接受为限。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边界，翻译实际上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对抗之后妥协的结果。

意识形态与翻译呈互动的关系。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的发展。同时翻译也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产生一定的促进加强或破坏颠覆的作用，而这一点又常被人忽视。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一详尽阐释。

1．意识形态与翻译文本的选择

任何翻译活动皆是有原因的，或有一定的目的性、功利性，为特殊团体服务，为一政治目的服务，为一经济利益服务；或由于译者本身的兴趣、偏爱。不管哪种情况，要想出版发行，就要符合赞助人的要求，符合出版商及社会的期待视野。当然若想自己把玩，自己品味，也无可厚非。也有一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时间去等待意识形态的慢慢改变。总之翻译作品的发行和读者群的接受与译入语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所以翻译文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近代翻译中有两位旷世奇才，一为严复，一为林纾。康有为曾赞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称二者为“译才”并非由于他们的翻译多么忠实于原文以及翻译得多么准确无误。相反，这两位“译才”一百多年来一直遭受翻译界对他们的口诛笔伐及声讨批判。然而他们的译作还是在社会上大受欢迎。反响非同。究其原因，一是严复林纾乃古文大家，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夫，译笔优美，引人入胜；二是他们的译作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严复介绍的西洋思想和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无不对社会起到了震撼作用。

严复是一位翻译家，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他的翻译以及他对翻译事业的选择，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个政治目的里交织着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个人的审美意识和目标读者的审美意识。从历史的角度看，或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严复的翻译都是极其成功的。他成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功地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1]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P20)严复对翻译文本进行了精心选择，从亚当斯密的《原富》到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每一本都代表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或主导意识形态的经典之作。严复在国难当头时选择《天演论》就是他胸中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忧国忧民的激情所使然。他的译作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法治、经济等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正是当时中国最缺乏的思想。

再看林纾，他翻译的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这部译作的出现，震动了中国的作家和文艺读者，给中国的小说界输入了一股新鲜血液。那种才子佳人式的大团圆结局的中国旧小说已不能表现时代精神。之后，林纾又翻译了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这部译作的问世则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动机。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劳工屡遭欺侮屠杀，林纾出于爱国热忱，有感于这种“为奴之势逼及吾种”的事实，希望翻译此书给国民敲响警钟，使他们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林纾的译作出版后在广大人民中间激发了国家要富强、民族要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萌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想。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翻译的170余种作品尽管漏译误译删节触处皆是，然而其生动优美的译笔，风趣夸张的风格在读者中留下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他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说：“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一大发现，带领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等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4](P83)林译小说的魅力与影响自此可窥一斑。林译小说之所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除他独一无二的译笔和风格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翻译动机。林纾所处的时代，正是清廷腐败衰微，列强入侵瓜分中华国土的时代。所以，从一开始，林纾便受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能抵抗欧洲列强。他认为，救国应该靠实业，而翻译工作就是他自己的实业，他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国人救国救民之情。可见他的翻译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同时译作又为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鲁迅1909年在日本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主要收录了他翻译的欧洲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可惜当时革命条件尚未成熟，作品出版后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冷淡待遇，上下两卷每卷只卖出了几十册。鲁迅翻译的动机是严肃的，旨在“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然而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却不被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所接纳。

五四时期我国的翻译界涌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大量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当时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数量相当大。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共有187部作品，其中俄国有65部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65部作品中又以托尔斯泰(12部)、契可夫（10部）、屠格涅夫（9部）为最多。[4](193)这足见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了。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状况中，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摸索着生活的真理，他们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了很大的教益。

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识形态决定了读者的不同价值取向,从而决定了赞助人的翻译取向。翻译主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发展意识、文化形态作用于赞助人对翻译内容的取舍。翻译也反过来改造了文学、作者，而且在压制性社会中明确地充当教育、提供信息、改变政治价值观念并因而改变文学价值观念的工具。郑振铎曾指出：“清末的[4]翻译每每是利用外国小说著作思想来做改革政治的工具。”(P161)看来翻译的政治动机与文本的取舍也息息相关。

出版机构与组织者在文学翻译的生产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意识形态经常受到赞助人，即委托翻译或出版翻译作品的人或机构的加强与实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对立冷战，中国的出版界在选择译本时必然要反映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对作家作品都有较严格的选择，只有那些进步作家和进步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才能入选。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运用

任何一部作品都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要进行解读，解读者的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与二度编码的翻译行为关系密切。在跨文化交流中，译者可以有多重文化身份，它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多重的、复杂的。译者在重新表述意义时，对源语文本进行挪用及改写，大多以意识形态为因。毫无疑问，意识形态会影响翻译策略，集中体现在改写、删减、选择、省略等方面。无论主观意识所致，还是客观环境所迫，译者总不免对源语文化进行挪用和改造，以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和维护整个译语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

在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当属佛经翻译。佛教思想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思想，在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可以依托的价值观参照系。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儒家的意识形态和道家的意识形态，而佛教要想进入中国，免遭本土意识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形态的抵抗，就必须变更其形式或内容。历代佛经翻译大师常常用儒家道家的价值观来解释佛经翻译。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在《法句经序》中就常借用孔子、老子、庄子的文学观来阐述他的翻译观点，如他引用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义。”佛经翻译初期，为了寻找中印文化的沟通点，译者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4](P46)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针对这一事件，中西媒体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交锋。对香港“回归祖国”这一短语出现了两种译法，中国媒体译为return to China, 而西方媒体译为revert to China,一词之差,却包含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含义。

revert to China是一个法律术语，指捐赠者捐赠的财产到了捐赠者与接受者商定的法律期限后返还给财产的原捐赠人或他的财产继承人。根据这个解释，英国对香港的占有是基于大英帝国和清政府共同商定的协议，不论是占有还是交还都是履行法律义务，是值得称道的遵法守法行为。“回归中国”正确的翻译应是return to China,表示物归原主，尤指归还被他人非法强占的财产，或被强盗硬行掠走的财物。由此可见，对香港回归的不同译法已超出了语言层次和翻译技巧范畴，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西方媒体故意使用revert一词来掩盖非法侵占香港的事实。[5]（P65）

再拿严复为例，选择了《天演论》为翻译文本后，他对翻译策略的运用也下了一番功夫。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被译界奉为圣典，然而他自己的译文又是如何忠实于原作呢？让我们对比一下《天演论》开场白的原文与译文。

[原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Except, it may be ,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ing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严译］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榄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味，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4]（P120）

对比之后，发现严复以中文短句译英文长句，以第三人称译第一人称，译文首句便是“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通篇考察《天演论》，可以发现严复对原文多有增删，有时还加入自己的话来发挥原文之意，甚至更改原书的比喻。对某些词语重点发挥，并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整段整段地以自己的语言译述，删略其次言，突出其要旨。严复对原作或增添，或删减，或替换，或改写，甚至为发挥、为达自己之旨而不惜改造原文，其译文之“信”也就有限了。但他不追求“忠实的译本”，而采取达旨的方式进行翻译。他的目的是以赫胥黎的书为底本，向中国传播进化论思想，并向国人发出由于积贫积弱而有亡国灭种危险的警告，号召人民奋发图存、自强保种。[4]（P123）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中“雅”的标准历来遭到译界的质疑。严复的“雅”指的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进行翻译。他这种特殊的译法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严复心中预定的读者群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但却往往保守成性，甚至冥顽不化，而要让他们接受思想启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严复真是用心良苦，他调动了各种风格手段来增强译文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包括“汉以前字法”。[6]（P26）

众所周知，林纾的翻译中错译误译漏译随处可见，其翻译中“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的现象更比比皆是。这与他不懂原文有关，与他落笔如飞的速度有关，但也有一些是他有意为之，或添油加醋，或信笔行之，或插科打诨，或抒写己见，然而正是这一“讹”的译法使读者对林译留恋往返，赞叹不已。林纾的翻译策略变化不断，尽管许多不为人称道，但也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符合社会意识的期待，在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美国译者Evan King在20世纪40年代初翻译了老舍的两部作品《骆驼祥子》和《离婚》，并对原作做了很大改动。《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尾被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祥子最终找到了小福子，并把她从白房子中救了出来，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译文出版后立即成为了美国的畅销书，但遭到老舍先生的严厉批评，并引起了强烈不满。然而Evan King在翻译《离婚》时依然篡改了原文，《离婚》中对民族软弱性的深刻揭示与讽刺变成了哗众取宠的轻浮小闹剧。Evan King对这两部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说到底还是出于对当时美国意识形态的考虑。当时二战尚未结束，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民众精神处于紧张状态，需要轻松愉快的娱乐。另外美国在经济上正处于工业机械化生产的快速发展期，紧张的劳动之余，也需要轻松的享乐。大众文化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兴起，这一大众文化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通过掩饰严酷的现实和各种各样的激烈矛盾，让读者沉浸在一种虚幻的和谐、欢乐和圆满之中。[7]（P67）为了取悦于读者，为了保证译作的畅销，为了顺应译语意识形态的要求，译者对原作进行了粗暴的干涉，大幅的修改甚至歪曲。意识形态与翻译理论

中西翻译界多少年来一直对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标准情有独钟，不耐其烦地探讨这个问题。中国自严复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后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辩论，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纠缠于此不能释怀。直至后来西方翻译界有了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翻译流派，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才使得人们开始重视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翻译观则反映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一个侧面。长期以来，人们总将翻译比作女性，比如：“美丽的女人不忠实，忠实的女人不美丽”，“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原作是强壮而富有创造力的男性，译本是羸弱、派生的女性”。这种把翻译视作女人的翻译观不仅贬低译者和译作，也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权主义翻译观主张消除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重视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女权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批判那些将女性和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原因及负面影响，并动摇此观念赖以产生的基础。[8]（P27）

结语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影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的程度有大有小，大到影响文本的选择、题材的选择，小到影响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文本进行的操纵性改写或隐或显，但却无法消除。Lefevere 和 Bassnet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研究视角，译界人士从翻译标准的框架里跳出来,转而研究文本之外的因素,从单纯的语言层面上转向研究语言外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的制约因素。我们应该认识到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变、文字的转换，而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妥协。翻译不是一方净土，也没有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利益的冲突。在评价译作时不应一味提倡所谓“忠实”，评论家也不应把翻译错误挑出来批评一通了事，而应该探究所谓“错误”的成因。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该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给译者一个相对公允的说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意识形态确实影响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但这种影响却不是绝对的、无限扩大的，它只能是相对的，在一定程度上的。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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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政治---一个赛义德后殖民个案分析[J].外国文学, 2002(4)6． 黄汉平.文学翻译“删节”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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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第二篇：意识形态与翻译《孔乙己》译本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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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性的呼唤》浅析杰克伦敦的哲学思想及其哲学倾向 109 从魔幻现实主义角度解读《百年孤独》中的象征色彩 110 企业行为管理的共同价值观浅析 111 论《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文化传统 112 会计英语缩略词特点及翻译研究 113 英文电影片名汉译策略研究

少儿英语语言学习策略调查与研究 115 从认知的角度看委婉语

从历届美国总统访华演说探讨其对中国所传递的价值观 117 从《都柏林人》看乔伊斯的美学思想

A Brief Study of Rhetorical Devices Employed in President Obama’s Inaugural Addres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tactic Structure 119 浅谈《简爱》的女性意识 120 交替传译中笔记的作用

On the Effects of Reading Aloud in English Learn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122 战争隐喻在体育新闻报道中的运用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Flower Image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124 试论任务型教学法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125 对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文体分析

试论爱伦坡的哥特式风格——以《厄舍古屋的倒塌》为例 127 论《紫色》中的性别暴力

《时时刻刻》中女性自我构建的研究 129 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策略

商务英语中的委婉表达及其翻译 131 苔丝死之谜

从适应与选择角度看公示语翻译方法

英汉“拉”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和词化模式的对比分析 134 广告英语标题翻译的修辞特点 135 论凯特肖班《觉醒》中的超验思想 136 浅析儿童自然英语教学法的心理学优势

生与死的抗争——《厄舍古厦的倒塌》主题解读

中国文化特色词的英译——以《阿Q正传》的两个译本为例 139 英汉动物习语内涵意义的文化差异 140 对儿子与情人中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 141

英汉色彩词的语用对比研究

论《儿子与情人》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144 基于作品人物浅析菲茨杰拉德 145 论《阿甘正传》中的美国梦 146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重生

论《厄舍古屋的倒塌》的哥特式写作风格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英语言语幽默的翻译—以《老友记》为例 149 解读《儿子与情人》中保罗的俄狄浦斯的影响

从《欲望号街车》探析田纳西威廉姆斯诗意现实主义风格 151 A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Color Terms 152 论中西旅游文化的差异性

153 浅谈古希腊罗马神话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前四部)的影响

154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Color Term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155 关于支架式教育与创新教育的讨论 156 从礼貌原则探析酒店服务英语 157 论汉语政治新词的英译

158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Companies Facing Anti-dumping 159 The Comparison of Table Manner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160 Dickens’ Humanitarianism in The Two Cities 161 目的论在广告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162 论《追风筝的人》中“风筝”的象征意义 163 报刊英语新词的汉译

164 许渊冲的“三美”原则在国外化妆品品牌名汉译中的应用 165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in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166 电影字幕英汉翻译中网络流行语的现象研究

167 A Reflection on the Amplification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168 试析英语广告中双关语的翻译

169 复仇视角下女性形象研究——以《哈姆雷特》和《基督山伯爵》为例 170 对《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重新解读 171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英语新闻标题研究 172 分析嘉丽妹妹性格变化的原因 173 On Hardy’s Meliorism: An Analysis of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74 解析《诺桑觉寺》中凯瑟琳的自我成长

175 从归化和异化理论分析英语影视剧字幕翻译策略——以《绯闻女孩》为例()176 查尔斯狄更斯《雾都孤儿》的成长主题 177 论功能对等理论在中式菜名中的运用 178 Irony Art in Orwell’s Animal Farm 179 英汉谚语中文化因素对比研究

180 On Women’s Status in the Early th Century Seen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181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圣经人物原型分析 182 英语幽默语的语用研究

183 The Important Role of Body Language in American Daily Life 184 老友记中乔伊的人物形象分析 185 《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现实元素

186 浅析英语职业委婉语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187 《玻璃动物园》中的逃避主义解读 188 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罗伯特形象

189 A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Color Terms 190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emporal Aspect by Comparing Lin Shu’s Translation of Uncle Tom’s Cabin with Later Translator’ Versions

191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of Elizabeth Bennet in Pride and Prejudice 192 论《儿子与情人》中“花”的象征意义 193 浅析国际商务谈判文化因素及其对策 194 从《百舌鸟之死》探析美国种族冲突 195 从世纪后服饰发展比较中西文化差异 196 从旅游看中美核心文化差异

197 论美国黑人说唱乐的语言特色及其社会影响 198 从谭恩美《喜福会》中审视中西文化冲突 199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象征主义

第三篇：企业文化与意识形态

企业文化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松散、弥漫状态的文化被提纯之后形成的结构严谨的思想力量，它一旦被人掌握，就能以最小的冲突（矛盾）获取最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法国哲学家阿苏撒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政治权力的概念分离开来，并用意识形态去解释人们是怎样用物化、形式化的行为活动去感知想象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散漫的意识（主意）被整理，被系统化，被浓缩成为清晰的概念，被组合成为一个想象的世界。

组织中的人总是生活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中，我们暂且将它的优劣伦理价值判断留给政治学去讨论。在意识形态中，人们焦虑不安的心理获得暂时的平衡，因为意识形态为人们原本无目的的行为活动提供了意义和价值，赋予人们存在的理由。

先锋企业将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颠倒过来使用——先创造想象的世界，“营销”代表这个想象世界的核心假设和概念，然后生产转化用的产品、仪式、符号、组织（兴趣小组）甚至语言，来具体表现抽象的概念。企业意识形态在利用物质产品和有形的服务表达设计出来的抽象概念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影响力制造了受众并获得超值收益。这就给我们一个启迪，企业文化的思维模式与企业其它工作的思维模式有较大差异，它是主动创建企业意识形态，并用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获取最大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过程(见图一)。

先“创造”的想象世界就是企业文化假设体系，可见，企业文化与单纯的文化不仅已没有天然关系，反而南辕北辙，这一运用过程应是企业文化的真实面目，核心就是企业形成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别人无法仿制。

“文化”式的企业文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提炼精髓，它的思维认为：第一，被整理、浓缩、组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发展的现状与外来；第二，组织中的人总是能充分理解从他们生活中提炼的某种意识形态；第三，不同企业之间提炼的企业意识形态是不同的；第四，被提炼出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形象；第五，被提炼出的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品牌；第六，被提炼出企业意识形态基本适用于企业扩张。“文化”式的企业文化是基于上面这些思维而发展起来的。主动创建也好，提炼精髓也罢，在探讨中，回避了一个致命性的问题——为什么而创建？为什么而提炼？

企业文化是符合企业发展战略要求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企业的发展战略要求又是什么？美国学者沙因在著作中提到，“文化的精髓就是共同习得的价值观、理念和假设，他们随着组织继续获得成功，而变成共享的和理所当然的。”“当组织新成员认识到组织的价值观、理念和假设肯定是‘正确’的时候，它们才会变成共享和理所当然的。”这里同样也没回答“组织成功”和“正确”的依据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困扰，正是目前企业文化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这一症结的关键，就是日渐清晰的概念“商业模式”。沙因在著作中曾强调：“破译企业文化，先以‘界定商业问题’开始。”“界定商业问题”的内涵同样是指“没说清楚”的商业模式。目前最被管理学界接受的商业模式定义是Osterwalder,Pigneur和Tucci在2005年提出的——商业模式是一种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念性工具，用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见图2）

国内多用“商业模式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及路径以及实现价值所需的内部活力和能力”的定义。任何一个商业模式都是一个由客户价值、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方式构成的三维立体模式，它是一个系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企业的持续发展力，是企业战略和企业执行力的转化环节。没有商业模式，企业战略就无法执行，更谈不上执行力了。

至此，企业文化可以归结为：企业在为自己选定商业模式后，主动创建和改造出符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并用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获取最大控制力和影响力。沙因把“意识形态”称为基本假设，按基本假设、价值表达、表层现象理解，沙因的关于企业文化三个层次的观点更贴近实际。（见图3）

主动创建和提炼精髓的意义则在于，如何深刻理解企业商业模式？如何创建和改造出符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并将其有效转化？这也是企业文化的关键。（见图5）商业模式中任何一个模式的改变都会带来商业模式的改变，导致企业文化的改变。同时，对商业模式的不清晰是导致企业文化“虚化”、“泛化”、“活动化”、“CI化”的症结所在。（见图4）

从管理学方面看，管理的本源就是通过人员及其机构内的资源而达到共同目标的工作过程，即取得一致性的过程。衡量管理水平的唯一标准是是否能让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合二为

一、高度一致。竞争层次论所述企业文化的竞争绝对不是企业文化理念的竞争，不是企业文化手册的竞争，更不是企业文化奖项的竞争，而是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趋势、战略、经营、管理、生产、服务等流程的影响程度的竞争，是企业文化对员工引导和发展的促进程度的竞争。从这个属性讲，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使企业进入企业文化管理时代。（见图5）

从文化方面看，企业的意识形态不能凭空而来，必然要有其生存的思想基础。因国度、民族、信仰的不同，必然带来意识形态思想基础的不同。因此，只要不是概念过窄的企业意识形态，都可通过替换思想依托来适应。如双星的“佛文化”可适用于印度，但不能通过替换思想依托来适应西方国家；诺基亚的“科技以人为本”可用的思想依托范围就很广。将意识形态生存的思想基础与企业文化混淆，正是企业文化“文化”化、虚化的根源。

第四篇：引述选择的编译改动与意识形态的翻译转换

引述选择的编译改动与意识形态的翻译转换

〔摘要〕 新闻译者在编译时通过语言层面的改动将原语新闻本土化，使之变为符合译文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要求和译文读者认知期待的新闻。其中，互文性选择的编译改动是新闻译者用以实现译文对原文意识形态转换的最常用方式之一。译者通过扬内抑外的认知模式对原文中原有的不均衡权力关系进行干预，建构了具有译文特点的权力关系，使译文蕴含了具有译文特色的扬内抑外的意识形态内容。

中国论文网 /4/view-12877616.htm

〔关键词〕 新闻编译；引述选择；意识形态翻译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1-0033-09

一、互文性系统与意识形态

互文性指向文本的生成能力，指向文本如何能够改变从前的文本，如何重建现存的规范（话语与体裁）[1]。这种生成能力并非无限，而是有限的，要受到权力关系限制。换言之，互文性选择与具体的权力关系相关联。新闻报道有很强的选择性，互文性选择也是如此，正如杰依斯[2]（10）所说：“也许新闻媒体最重要的权力是，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什么问题重要，并决定哪个问题上应该听见谁的声音”。福勒[3]指出，互文性的选择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潜能。他称，如果批评语言学主要关注的是新闻语篇的意识形态的意义，那么研究新闻语篇与新闻记者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极其重要。互文性选择的分析可以深刻揭示出语篇中隐含的各种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4]（47）。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来自于拉丁文intertexto，意为“交织”，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瓦（Kristeva）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每个文本都是由众多引述的镶嵌品构成，每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是不同的文本之间的相互引用和相互吸纳[5]（69）。不过，互文性的多样化概念则是由索绪尔（Saussure）、巴赫金（Bakhtin）和克里斯蒂瓦三位学者共同赋予的：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符号系统的观点是互文性发展的源头，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则可以说为互文性赋予了社会性成分，而克里斯蒂瓦则相应地增添了心理分析的视角[6]（261）。互文性是文本本身具有的属性，即一些文本总充满着其他一些文本的片段[7]（84），是“一个或多个符号系统移入另一个符号系统”[8]，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9]，是多个声音、多个他人话语[10]。

学者对互文性进行了不同的分类，比如，克里斯蒂瓦[8]做了水平和垂直互

文性分类的区分：前者指一段话语与一连串其他话语间具有的对话性和互文关系，后者指构成某语篇直接或间接的语境，它有助于读者从历史或现代的角度看待以各种方式与之相关的那些语篇。杰尼[11]把互文性分为强势的和弱势的互文，前者指明显存在的互文性，即一个语篇包含明显与其他语篇相关的话语，如模仿、引述、抄袭等。后者指隐含的互文性，即语篇中存在着一些能让读者联想到其他语篇的语义成分，如类似的观点、文体或主题思想等。

费尔克劳[7]（85）区分了显性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建构互文（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显性互文与杰尼的强势互文性一样，指一个语篇中标明的与其他语篇的互文关系：“在显性互文中，其他语篇明显地存在于所分析的语篇中，它们被语篇的表面特征如引述明确标示或暗示”。显性互文指的是其他语篇的表层特征，如话语描述（传统上所讲的引述）、预设、否定、超

话语、讥讽等[7]（119），这些特征只要根据文本接受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常识，就可以清楚地在阅读着的文本中找到其他文本或语篇的痕迹。建构互文更加复杂一些，因为它探讨的范畴都是以语类和文体来解释的[7]（10-11）。这种互文是指一个语篇中各种体裁或语篇类型规范的那种复杂关系，是语篇生成中涉及的那些话语规范的组合[7]（104），包括体裁、范式、类型和主题。建构性互文并不与具体的互文指涉发生联系，而是指过去的和现在的体裁、规范、类型甚至主题都在阅读的文本中发生相互指涉的关系。通常来说，显性互文可以在文本的局部和判断中得到明辨，建构互文则需要系统阅读全部文本才能得到发现[12]（28）。

国内学者辛斌[13]把互文性区分为具体互文和体裁互文；不过，罗选民[12]认为辛斌的区分是对费尔克劳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延伸。比如，辛斌所指的具�w互文性是指语篇中有具体来源的

（有名有姓的或者匿名的）他人话语；体裁互文性指一个语篇中不同体裁、分割或语域的混合交融。这种区分可以说与费尔克劳显性互文与建构互文相对应。

本研究基本选用费尔克劳的互文两分法，即显性互文和建构互文，并着重聚焦显性互文的主要手法之一的引述，来考察互文性选择与意识形态翻译之间的关系。

巴赫金认为语篇是多旋律和多声部的，在这个多种声音的汇合中，作者与引述作者甚至读者产生了对话和互动，从而产生了文本的活力和批评的张力[14]（3-4）。由于新闻报道很多内容都是在记述人们所说的话，引述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新闻不可或缺的成分[15]。前人研究中曾指出引述的几项功能，比如为新闻添加客观准确性、使新闻更加具有戏剧性以及使记者与所报道话语保持距离等等[16]（87）。基于这些功能，引述常被视为是消息来源所说的中立描述。

然而，事实上，引述并非单纯的重述，文本生成者常通过隐晦方式将主观意见融入其中。新闻谈论的大都是新闻生成者没有直接观察到的事件，最后报道出来的新闻大都已经经过许多人的重新诠释，引述的处理也是这样的。引述从原始情境中被挑选出来，置入另一个不同的文本，原始的某些特质可能遭到遗漏或仅仅片面呈现出来。新闻生成者通过引述，隐含自己偏好的诠释，或者用引述支持或否定某种观点。

对引述的意识形态潜势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比如，泰欧[17]以澳大利亚报纸为个案语料进行分析后指出，报道种族议题时，少数民族的声音呈现远比主流民族的少。卡达斯-库特哈德[18]对英国报纸的研究凸显了女性被引述机会远低于男性。这些研究皆反映出，新闻生成者通过引述的具体选择传达了报社对社会阶层尊卑区别的意识形态认定。郭[19]分析《联合报》与《自由时报》对台湾鼓吹的“两国论”报道采用的引述 的呈现方式时发现，两报在消息来源和内容选择上都倾向于引用呼应其政治立场者的谈话内容，其引述的选择充满了各自报社的独特的意识形态。西迪劳普劳[20]将英语新闻与其希腊语编译文进行对比后发现，编译文不仅常删除消息来源细节，仅突出其社会地位，而且还常提高原文报道动词的辩论价值（如将say改成assure），以增加消息来源对新闻事件的涉入程度，变动的原因在于编译者本身所处机构的意识形态。

本研究将从新闻标题与新闻内容两个方面，对24篇《参考消息》有关南海的编译报道进行考查，对比美国媒体原文引述选择，分析《参考消息》具体增译、删除与保留的引述选择情况，归纳翻译现象的规律并分析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潜势。

二、新闻标题引述选择编译改动

与意识形态翻译转换

语料中，原文标题无引述，编译后，译文标题出现引述的情况比较多：24篇

译文中，13篇都是如此。译文新增标题引述情况分为两类，一类（共5篇）以中国为消息来源，如例（1）和（2）；另一类（共8篇）以美媒、外媒或媒体为消息来源，如例（3）和（4）。

（1）

原文：Vietnam Plans Live-Fire Drill After China Spat（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0，2011）

译文：中国警告越南停止侵犯主权抗议越舰非法驱赶我渔船（《参考消息》2011年6月11日）

（2）

原文：China Navy Reaches Far，Unsettling the Region（New York Times June 14，2011）

译文：中国告诫美国不要插手南海（《参考消息》2011年6月16日）

编译后，第一类标题[例（1）和（2）]中之所以新增消息来源“中国”，与译文申明中方严正立场这一明确目标有关。原文新闻标题有时颠倒是非，如例（1）

原文标题指责越南计划军演是中国挑衅造成，例（2）原文标题强调中国为挑衅方导致地区不安定。译文通过编译，新增标题，使译文的标题重心和角度发生变化，从而矫正美方错误言论，申明中方立场。例（1）新增“中国”为消息来源，译文强调“中国警告越南停止侵权”；例（2）新增“中国”为消息来源，译文标题变成“中国告诫美国不要插手”。

编译后，第二类标题[例（3）和（4）]新增消息来源也与意识形态相关。美国在南海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参考消息》认定读者对美方意见和态度非常感兴趣，所以开篇就一目了然地点明消息来自美国媒体。例（3）中，译文将原文标题“被龙烤焦”改为“美媒挑唆菲律宾”，原文指责中国的视角在译文中转为指责美国媒体，强调美方错误言论，申明中方立场。例（4）中，原文标题为“炮艇外交的新时代”，译文添加“美报文章”作为消息源，点明是美报在鼓吹“炮艇外交”。通过对新闻标题增译消息来源，《参

考消息》成功地将自己报社的态度和立场传递给了译文读者。

（3）

原文：Singed by the Dragon（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2011）

译文：美媒挑唆菲律宾对中国“强硬”“对中国让步有危险”（《参考消息》2011年4月4日）

（4）

原文：A New Era of Gunboat Diplomacy（New York Times Nov 13，2011）

译文：美报文章 南海资源争夺引发新“炮舰外交”（《参考消息》2011年11月15日）

从例（1）、（2）、（3）和（4）的标题编译改动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媒体从自己的出发点和国家利益出发，在塑造中国形象时强调中国的负面形象，比如例（1）中称呼中国为“挑衅者”，例（2）中称中国为“挑衅方”，例（3）则强调中国烤焦邻国等等。《参考消息》经过编译，新增信息来源，有时明确美国媒体是如何无端抹黑中国，有时则直接纠正美国错误言论，申明中国立场，客观公正地建构中国形象。

三、新闻内容引述选择编译改动与

意识形态翻译转换

译文对原文新闻内容引述选择的讨论将围绕原文全文、译文保留部分、增译部分与删除部分的引述对比而展开。为将讨论细致化，讨论将聚焦24篇语料之一。该语料为《华尔街日报》2011年6月10日一篇题为Vietnam Plans LiveFire Drill After China Spa，被《参考消息》编译后，标题改为“中��警告越南停止侵犯主权抗议越舰非法驱赶我渔船”，发表于该报2011年6月11日头版。

（一）原文全文引述选择与美国媒体意识形态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媒体原文消息来源比较繁多，中方9次为消息来源，具体消息来源为政府和外交部，引述动

词为“说、称、指责、警告、否认、重申和据理力争”；越方11次作为消息来源，消息来源为政府和外交部、总理和北部航海安全公司，引述动词为“说、指责、警告”；美方6次作为消息来源，具体消息来源为报社、政府、国防部，引述动词为“说、报道”；菲方为消息来源3次，具体消息来源为军方和政府，引述动词为“说、抱怨、指责”；分析人士和学者作为消息来源有7次，引述动词全都是“说、称”。

从具体消息来源来看，首先，中方消息来源渠道比较局限，只有政府和外交部的声音；越南则各方声音都有：既有政府、外交部与军方的声音，也有普通大众（示威者）的声音。明显看出，美国媒体对越南各方意见的重视。另外，与美国、越南和菲律宾都有来自国防部或军方的声音所不同的是，中方没有军方表态，使得中国的声音显得弱势一些。

另外，从引述动词的使用来看，中方消息来源的渠道虽然单一，不过美国

媒体赋予中方为消息来源的引述中，引述动词大都是消极积极和消极引述动词的区分出自杰依斯[21]。他把常用的引述动词按其可能引起的感情色彩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引述，认为积极引述动词帮助塑造消息来源的谨慎、镇定、坚强或成功者的形象；消极动词给人鲁莽、软弱、不严谨或失败者的形象。中性引述动词则给人客观的印象。的“要求、指责、警告、否认、据理力争”消极引述动词出现6次；中性的引述动词“称、说”，出现3次；积极的引述动词出现1次“重申”。越南为消息来源的引述中，消极引述动词出现5次，分别是 “指责、抗议、警告、催促”；中性引述动词“宣布、说、称”，出现6次；积极引述动词“评论”，出现1次；菲律宾为消息来源的引述中，消极动词出现两次，“抱怨、指责”；中性动词“称”出现1次。美国为消息来源的引述中，没有出现消极引述动词；中性引述动词“称、表态、报道”，出现5次；积极引述动词出现1次“预计”。学

者与分析人士引述动词全部是中性引述。

可以看出，美国媒体中中国、越南和菲律宾作为消息来源中的引述动词倾向于消极，塑造出争议方互相指责的不客观的形象。相比较之下，美国的消息来源与第三方消息来源的则倾向于中性引述动词，给人造成美国和第三方消息来源客观公正的印象。美国媒体偏向化引述动词的选择明确反映了美国媒体的具体观点与态度。

此外，引述内容方面，中方引述大致涉及警告、否认指责、坚称权力、不排除使用武力等内容。越方引述中，内容涉及中国寻衅滋事行为的有5句，催促东盟参与冲突解决有1句。菲方的引述3句全都涉及中国寻衅滋事内容。美方虽然称不表态，但却声称承诺保护与支持东南亚盟国、在南海有国家利益等。分析人士和学者则称中国炫耀武力，南中国海不是中国领土，越南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有主权，冲突涉及经济利益等等。

可以看出，美国媒体原文对各方的正面、负面态度还是很明显的：基本上对中国是否定和指责的态度，对菲律宾和越南则是支持和维护的态度。

（二）译文引述选择与意识形态翻译转换

《参考消息》译文引述选择明确表达了所在报社的具体态度和立场。表2与表3比较细致地描述了《参考消息》编译后保留和增加的引述和引述内容的具体情况。

从表2和表3看，《参考消息》译文引述动词基本是中性的。对比美国媒体原文新闻，《参考消息》译文保留的消极引述动词只有1个（“抗议”，见表2），改动引述动词积极/消极的地方有1处（见表2），增译了两处引述选择（见表3）。具体分析如下。

例（5）译文将原文中消极引述动词argue（认为）转为积极引述动词“坚持认为”（assert），申明译文明确立场。

（5）

原文：But it also has argued neighboring countries are undermining its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译文：但同时中国也坚持认为，邻国不断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勘探范围，损害了中国利益。

例（5）里的这个改动涉及的是中国政府为消息来源的引述，原文引述动词argue，在MerrianWebster字典里面的解释为prove by giving reasons，意思是“给了理由才能证明、据理力争”，里面隐含负面“争议”二字，是消极引述动词；译文中的翻译为“坚持认为”，回译到英语，对应的词为assert，MerrianWebster字典里面的解释为to maintain in a persistent or positive manner，意思是“正面、不屈不挠、坚决地认为”，隐含正面的“自信、毋庸置疑”之义，是积极引述动词。通过将原文“中国据理力争”转为译文中“中国自信地坚称”，《参考消息》将中国的态度明朗化：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不容置疑，邻国南中国的勘探行为

损害了中国利益。

另外，译文对原文引述内容进行了改译，如例（6），明确表达了译文的观点和态度。

（6）

原文：Security analysts say a concerted effort among the smaller claimant countries―especially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with U.S.backing―to internationalize a settlement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might be goading China into increasingly belligerent responses.译文：分析人士说，主张对南海拥有主权的小国（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正联手将南海问题国际化，这可能会促使中国做出越来越敌对的回应。

对比《参考消息》与原文无删改的译文“安全分析人士说，主张对南海�碛兄魅ǖ男」�（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而且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共同努力将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作为争端解决方案的

做法，可能会不断激怒中国做出越来越敌对的回应”，可以看出，译文虽然保留了原文安全分析人士的话，对该分析人士说的内容进行了修改。首先，《参考消息》编译时删掉“在美国支持下”，弱化了美国对越南和菲律宾的支持；其次，删掉be goading China into...“不断激怒中国”，隐去美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容易被激怒这一负面形象。

最后，《参考消息》还将原文的名物化settlement直接删除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原文的settlement还原成过程小句的话，应该是settle（the dispute）internationally，这个过程隐去的施事者应该是越南、菲律宾和美国，因为越南、菲律宾和美国都想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使之变成国际争端，为美国介入争端提供合理化依据。对比之下，中国一直坚持南海问题双边谈判，南海问题不是国际问题，因为中国拥有南海的主权。很明显，越南、菲律宾和美国认为南海问题国际化是争议解决方法，《参考消息》

译文直接删除settlement，表达了中国不认可越南、菲律宾和美国将南海冲突国际化是解决方案这一点。

另外，译文通过新增引述选择，表明《参考消息》立场。例（7）和例（8）在美国媒体原文中不存在引述现象。《参考消息》编译后，例（7）中新增的引述选择中，消息来源为“美国国务卿”，引述内容为“美国为多边会谈提供帮助”，例（8）中的消息来源为“河内”，引述内容为“把金兰湾海军基地提供给在这一地区作业的外国海军作为维修和加油基地”。例（7）《参考消息》的译文中，希拉里“提出为促进这一区域的多边会谈提供帮助”中，希拉里只是说提供帮助；而根据美国媒体原文（无删改的译文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去年访问越南时帮助促进这一海域的多边会谈的做法激怒了中国”），希拉里为多边会谈提供了美国方面的帮助，不仅仅说了，而且做了。很显然，译文通过增译引述，将美国支持的行为变为美国表达支持的言

语，弱化了美国媒体原文中美国的支持程度。

（7）

原文：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s move to offer Washingtons assistance in facilitating multiparty talks over the waters while visiting Vietnam last year infuriated China.译文：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为促进这一海域的多边会谈提供帮助，令中国极为不满。

（8）

原文：Hanoi previously has offered its navy base at Cam Ranh Bay as a repair and refueling stop for foreign navies operating in the region.译文：河内此前一直提出把金兰湾海军基地提供给在这一地区作业的外国海军作为维修和加油基地。

例（8）原文无增删的译文是“河内此前已经将金兰湾海军基地提供给在这一地区作业的外国海军作为维修和加油基地”。对比《参考消息》译文，引述动

词“提出”引起的引述内容中，河内只是把将金兰湾作为他国海军基地作为提议；而原文中河内一直都在将金兰湾作为他国海军基地，不是提议，而是实际的行为。

将表2和表3中的消息来源综合起来看译文中各方消息来源的分布情况，可以明确看出，《参考消息》的编译报道中，中方、越方、美方的消息来源分别为中国政府、越南总理和美国国务卿。中方、越方、美方和第三方如学者与分析人士等做消息来源的频率比较平均。很明显，《参考消息》译文�]有厚此薄彼，而是让读者倾听不同渠道、不同领域的声音，让读者对新闻事件有整体客观的印象。

（三）删译的引述选择与意识形态翻译改动

从表4可以看出，《参考消息》在删译我方与他方（美国及其盟国）引述信息时基本无偏向化表现，删除的内容基本差不多。

首先看他方（美方及其盟国）的引述选择的删译。这些删译包括以下几点：（1）越方指责中方不端行为内容；（2）越方所称实弹演习系被中方所逼的观点；（3）菲方宣称的中方不端行为；（4）美方报道和美方明确表态保护、支持菲律宾和越南的说法；（5）美方称在南海有国家利益等内容；和（6）安全分析人士所称的南中国海不是中国领土的内容。

其次看我方被删译的内容。这些删译包括以下几点：（1）中方主权的声称；（2）中方的要求；（3）中方否认的内容；和（4）中方的警告以及中方船员的遭遇等等。

从以上所列对双方删译的内容可以看出，《参考消息》在删译时并没有一边倒地只删除他方的声音，我方声音删译的也比较多，在编译他方和我方引述时基本做到了客观公正。

当然，《参考消息》的删译明确表达了所在报社的立场和态度。比如，《参

考消息》对他方声音的删译，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美方媒体态度的不认可。美国媒体原文在引述时有失公允，一味指责、黑化和丑化中国，比如被删译的他方引述选择中的例（1）、（2）和（3）；另一方面却强调美方干涉南海的合理性，比如被删译的他方引述选择中的例（4）、（5）和（6）。《参考消息》对其进行了删译处理，明确了中国对南海问题的国家立场。

四、结论

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性过程，不仅包括语言层面上的显性互文，而且也包含了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方面的隐性互文，这其中包含了两种文化意识形态的融合，以及它们之间传递与抗衡的互文[22]。翻译的这一互文性充满着角力，按照费尔克劳[23][22]的说法，互文性过程就是话语竞争和重建秩序的过程，是话语范围内的霸权斗争的过程。

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流媒体报道态度不同，对我者和他者的划分正好相反[24]：在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的认知模式中，中国是他者，菲律宾、越南、日本等中国邻国为美国的内集团，是我者；相对比之下，在中国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的认知模式中，中国为我者，美国、菲律宾、越南、日本等中国邻国为他者。我者和他者的定位截然相反，造成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

《参考消息》对我者和他者的认知与中国国内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保持一致，决定了《参考消息》译文对引文选择进行增删编译改动时，基本依托的是我者正面他者负面这一认知基础。译者通过扬内抑外的认知模式对原文中原有的不均衡权力关系进行干预，结果是建构了具有译文特点的权力关系，蕴含了具有译文特色的扬内抑外的意识形态内容。比如，《参考消息》译文通过标题新增中国为消息来源，改动原文的标题重心和角度；通过删除菲方、越方和美方等具体引述，删除不利中国的信息；通

过增译引述，将美方实际行为变成言语，弱化美方对越南的支持；通过改变引述动词，将中国弱势消息来源转为积极的信息来源，强调了中国自信的鲜明立场；通过保留相对均衡的各国消息来源，强化《参考消息》报社的客观立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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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

考研政治：马哲基本原理概论综合训练题及解析

（八）2012-6-19 16:39:00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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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多项选择题

1.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是（）

Ａ、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内容的 Ｂ、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 Ｃ、对内职能是实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 Ｄ、对外进行国际交流和维护国家安全及利益

2、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是在哪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

A、第一个基本原则是私有制原则。私有制原则是整个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柱 B、第二个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的原则。

C、第三个基本原则是分权与制衡原则。强调立法、行政、司法是三种不同的、相互制约的政治活动方式，必须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机关分别行使其职能。

D、第四个基本原则是人权原则。强调“自由的和自主的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

3、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阶级和局限性，这表现在（）A、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金钱统治下的民主 B、是法律上的平等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平等 C、是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民主 D、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

4、资本主义国家政权采取的是分权制衡的组织形式，即（）

A、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三个权力主体独立行使，B、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C、国会的立法权受到宪法保护和严格限制；行政权由行政首脑——总统来行使； D、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下级法院，法院独立于总统和国会。

5、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是（）

A、资产阶级制定某种原则和程序，通过竞选产生议会和国家元首的一种政治机制。B、从形式上看，竞选制度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C、从实际政治作用上看，选举制是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和矛盾的重要措施

D、哪个资产阶级政党执政还是下野，由哪个代表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要求的政治人物充当国家元首，一般都是通过选举制度的运行，根据竞选结果来决定的。

6、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包括（）

A、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B、政权组织形式 C、选举制度 D、政党制度等

7、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是（）

A、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B、为达到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C、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D、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基本上都是政党制度。

8、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这种进步作用表现在（）

A、促进和完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B、人民群众享有了比在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更多的社会政治自由

C、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经验，这对于社会进步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D、造就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等级制的形成

9、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其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A、资本主义的民主是金钱操纵下的民主 B、法律上名义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

C、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是一种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 D、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

10、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观念上层建筑（）

A、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B、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C、是商品经济的集中体现 D、是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

多项选择题答案

1、ＡＢＣＤ 答案解读：该题从多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

2、ABCD.答案解读：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是在以上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

3、ABD 答案解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是通过政治制度实现的。

4、ABCD 答案解读：以上的四点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分权制衡的具体内容。

5、ABCD 答案解读：以上从四个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的特点。

6、ABCD 答案解读：以上四点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这里考生必须注意政治统治是通过政治制度实现的

7、ABCD 答案解读：以上四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

8、ABC 答案解读：不选D的理由：在封建社会是等级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9、ABC 答案解读：不选D，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都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实际上的不平等，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平等。

10、AB 答案解读：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代表占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只能是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