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第一篇：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以明清商书为个案

①

（论文提要）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经济面临转型、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多方位的交汇碰撞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有了长足发展，商品流通规模，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商人资本的实力，都较以往社会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明清时期大量区域性商人集团——商帮的出现，并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力量，尤令人关注。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商人群体思想意识的变化，并对其经营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商人们的经济活动及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其活动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及社会思潮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商人群体的思想意识形态应予以重视。

到目前为止，关于明清时期（明朝至清鸦片战争前）商人思想意识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大多侧重于明清时期各区域商帮的商业道德、商人的伦理观念、经营方式、商人形象等方面，尚无专文以明清商书为资料，就明清时期商人的“意识形态”作一总体考察。本文从最能体现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明清商书入手，具体分析这一传统社会面临转型的特殊时期，传统文化对明清商人的影响、商人们对自身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认知及其经营理念等方面的认识。

一、明清大量商业书的面世——商人意识的凸现

明清社会变迁，其对经济思想领域的主要影响表现在，明代中后期，“工商亦本业”、“农商互利论”的思想日益为社会所接受，经商已开始不再成为一种为人轻视的职业，“弃农从贾”（弃本从末）乃至“弃儒从商”、“士商渗透”之现象越来越多。出于学习经商之道，适应商海竞争的需要，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日用类书，其中有些即属专门性的商业用书（本文简称商业书或商书）。为数众多的商书，有的是商人们自己动手，根据商业的实际需要来编纂，有的则延请文人学士为之编纂。其所纂内容不仅有水陆路程、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经营方法等经商必备基本知识方面的内容，还包括商业道德、经商行为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商书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商人的经商之道，又大多出于当时人之手，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同时代商人的经营形态，因此，也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商人们 ①②②本成果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原文两万字，将刊登于《复旦史学》第一辑（2005年1月）

主要代表性商书有：明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八卷，隆庆四年刊；明 陶承庆《商程一览》二卷，万历刊；明 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万历二十七年刊；明 周文焕、周文炜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三十五卷，万历间刊；明 壮游子《水陆路程》，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商浚《水陆路程》八卷，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程春宇《士商类要》六卷，天启六年刊；明 李德晋《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崇祯八年刊； 憺漪子《士商要览》三卷，明末刊；明 鼎锓《商贾指南》抄本（主要内容为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清 崔亭子《路程要览》二卷，清刊；清 赖盛远《示我周行》全三卷附续集，清刊；清乾隆年间吴中孚《商贾便览》八卷；清乾隆间王秉元《生意世事初阶》等。另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第六章。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罗丽馨《

十六、十七世纪的商业书》，载（台湾）《中兴大学学报》第七期（1997年6月）等论著的介绍。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的思想意识和经营理念。

明清大量商书的刊行，说明了社会经商、行商风气之盛，同时它本身也凸现了商人意识的觉醒，它说明了经商者自身对这一职业的认可与重视。另一方面，大量商书的刊行，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凭经验行事的小商小贩，而是开始重视商业知识的累积和传播，并对子弟、生徒授以商贾职业的教育，而有些商书的书名及章节——如《士商类要》等名称本身，就反映了士人从商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们思想上将士商并列的观念变化。此外，明清商书的出版形式也值得注意，它不是以秘传的形式，而是以有关日常生活的书籍——万宝全书（或日用类书），公开示于世人的。由此也不难想见，书中所述观点不仅是商人自身思想意识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对商业的普遍看法，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和训诫，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日趋繁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以往学界关于商书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或经济史料的运用等方面来分析研究商书及其研究价值的，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商书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文中亦称为“商人意识形态”），尚不多见。本文主要根据目前所翻阅到的明清商书，着重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

二、传统伦理观念与商人意识形态

商业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职业，商业行为本质上是讲求利益的，不可避免地会带着唯利是图的属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很注重利义关系，强调以义取利，不能见利忘义。如何谐调这二者的关系，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对商人的地位及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并出现了“新四民论”。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士人“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但总体而言，社会风气导向仍然是传统伦理中的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这一传统的“义利观”对明清商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并在商书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从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对商人的要求便是：要重信义，守然诺，不刻剥；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

关于商人的职业道德和道德规范方面，商书强调艰苦创业，节俭为本。

因商业经营的特殊性，商人们大多在财利场中应付周旋，无时不受风流场所“酒池肉林”的诱惑。因此，在个人修养方面，商书反复告诫人们要洁身自好，不能贪图奢侈生活享受。

在经营理念方面，中国传统伦理中所提倡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①的信用为本的诚信观尤受重视。商书反复强调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

同时，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匡扶正义、扶弱济贫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传统的中国商人，商书中不时可见“救困扶危存博济，莫因倾倒共推人”、“轻炎拒势，谓之正人；济弱扶倾，方 ① 《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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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杰士”、“趋显者防败，附势者必危”、“倚官势，官解则倾”的训诫。

综观明清时期的商书，可以看出，商书非常注重对商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的培养，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对其影响至深，中国传统文化、人伦道德的规范作用，在明清商人的意识形态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经济学的角度言之，市场经济的运行是需要一系列社会秩序作保证的；而社会秩序是一个需要多元支撑的系统，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支柱，都会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市场交易始终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制度机制的保护，如果再没有信用支撑，那么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无任何效率可言。透过明清商书中的谆谆教诲，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对维护正常的商业运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法律条文和制度保护成为市场经济中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儒家伦理中重德重于重利的教诲，以义取利的诸多训诫和诚信为本的伦理提倡，成为市场交易的无形约束，对保证传统中国社会正常的商业经济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营环境与商人意识形态

经营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忽视。明清各类商书中，多处可见著述者对经商不易之感叹。这中间既有对春夏秋冬漂泊异乡之辛劳的感慨，更有对经营途中骗子盗贼之觊觎的提防。从万历间的《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客商规鉴论》，至清乾隆间吴中孚的《商贾便览·江湖必读原书》、赖盛远的《示我周行·江湖十二则》，无不多次郑重告诫经商者，从经商外出的结伴搭伙，到路上住店行船等等，要时刻注意人身财产安全。程春宇《士商类要·为客十要》的前三要便首谈安全问题。

如果说客观上的生活环境令商人们缺少安全感，外出经营如履薄冰，那么制度保障上的缺陷则直接影响了明清商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始终缺乏完整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这一点到明清时期也未有大的改观。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政府时有恤商、宽商之诏谕，可以说提供了一种比较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和提高商人地位的制度环境，但并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明清时期民间的商事纠纷，仍然多由各级地方官员依据具体情况，“酌以情理”断案。这一制度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普遍敬官、畏官及至依赖于官的现象。他们时常不得不对当权者要谦卑恭敬，或者通过与之结合，“官商融合”，以期获得经营的成功。

商书中对经商人员的告诫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商人时常处于一种矛盾的两难之中，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轻视附炎趋势、倚官仗势之辈，尤将那些附炎趋势之辈视同小人，另一方面，“官无大小”，“权可制人”的现实，又令他们不得不“是官当敬”，谨小慎微，甚至委曲求全。在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中，商人们最终仍多有“万般惟有读书高”之感慨。最终，明清时期的商人意识形态，也只能局促于这一社会体制之下，难以超越社会制度的局限，商人们在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知上，便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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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商规鉴论》与《生意世事初阶》的代表性意义

明清时期的商品贸易，大多借区域间的距离赚取商品差价，或低买贵卖，囤积居奇，把持行市，这是众多商人获取利润的主要方法。因此，商人特别需要注意各种物产的季节、产地、价格、品质、年成丰歉等信息。为此，商书时时告诫人们，经商不是简单的买卖，必须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顺应天时地利，审时度势，胆大心细，勤访多问。同时，商海风云，诡谲多变。“货有盛衰，价无常例”，稍有不慎，经营不当，便会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因此，商书特别强调对经商者基本素质的重视，强调要掌握市场信息和变化规律，审时度势，灵活经营。在这方面，万历间《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客商规鉴论》和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颇具代表性。

《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客商规鉴论》是现存明代最早的一篇有关商业经营规范的篇章，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客商应有的姿态、作为商人必须具备的商品知识及思想准备，它非常概括地论述了经商的基本原则与要求，规范了经商的行为准则，是一篇非常典型的商人入门的必读文。它从出门亦始所需注意之安全、结伴搭伙之事项，到经商途中的投宿问店，及至必备的经商专业知识，均有涉及。其中对商人的职业道德尤为强调，即商人要注重自身的修养，戒骄戒奢，勤俭朴素；商业经营要合乎规范，诚实不欺人，特别强调不能见利忘义。后来几乎所有商书有关商业经营内容和商人的道德要求都由此而延伸、衍生、释绎出来。《客商规鉴论》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商业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后，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身要求必须规范化的新阶段，表明明清商人日趋成熟，其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注重自身的修养和培养新生商贾。

《生意世事初阶》作为培养“坐贾”的专业商书，同样强调对经营人员在人品、能力等基本素质方面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客商规鉴论》和《生意世事初阶》做为较具代表性的商业书，它们特别强调从业者要善于察言观色，处理好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换言之，商书认为当时客商的主要困难不仅仅是路艰程远，更主要的还是人事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商人眼中，诸种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的处理，远胜于经营过程的技术管理，并成为经商获利的关键，这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活动中值得探讨的一种社会现象。

①①此书系抄本，署名为句曲（按句曲为江苏句容县的古称）王秉元开初氏纂集，沙城西麓主人汪淏增订。从书中汪淏序中得知，它是汪淏依据王秉元之书重加增删润色而成，而王秉元之成书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一年以前。详见罗仑、范金民《清抄本<生意世事初阶>述略》，文载《文献》，1990年第2期。此后，在王秉元此稿本的基础上，又有《贸易须知》（上海图书馆藏光绪五年刊本），该本题有嘉庆十四年王秉元序，道光24年杭州项名达续刊；光绪五年蠡城言慎金在王、项两刊本基础上，“不揣鄙陋，重加厘订”，再刊。内容多与《生意世事初阶》相似。还经清代山西商人在“《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更适合山西人使用”的（炳记）《贸易须知》，主要内容也与之类同，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335页，附录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民国十一年，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生意经络》（不分卷）（上海图书馆藏本），封面为“王秉元著”，卷内又名《贸易指南》（不分卷），“句曲王秉元著”。较之《生意世事初阶》，所论学徒规矩相同之处甚多，只是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如何辨识洋钿”、“鸦片之危害”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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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想遗产与商人意识形态

严格地说，商书应以商业经营为主要内容，应含商业经营思想、体制、职业道德、方法、知识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仔细翻阅明清时期的各类商书，我们又会发现，这些商书内容非常庞杂，凡是与商业有关联者均采撷其中，还包容旅游、交通、气象、养生、卜验、交际应酬、安全、文化娱乐等，成为应用性很强的商业百科全书。这也说明，当时商业思想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仍然是按传统的经验亦或感觉行事。此外，在名目繁多的日用类书中，有关经商知识的内容分布则显得颇不平均。如《商旅门》，其在明代仅见于《三台万用正宗》一个版本；发展至清代版本中，则不论是前期的三十卷版本或后期的二十卷版本，均未设有专门的商旅门，亦不见于其它类目中刊载相关内容。可见商业门类在民间日用类书并非普遍的内容，这说明商业活动在明清时期虽较以往来得活泼热络，商人地位亦较以往提高许多，然商业活动涉及许多专业知识的配合，非一般的叙述或说明能交代清楚。真正欲从事商业活动者仍应透过专门的商业书，经由一定的训练过程，由学徒而正式行走江湖。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才有改观。

此外，商业书的最大特色是将视点著重在经营、致富的方法上，提出了对经商能力和品德的要求，认为这是经商致富之法，但对于商人应如何使用财富，尤其是如何利用已取得的财富进行“二次创业”，如扩大经营规模、投资扩大再生产等，则很少触及。“总之，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企图建立超越伦理观的经商之道和积极地为商人在买卖中获得利益提供理论的动机，这就必然使他们的著作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商人提出要求时，局限于单纯的品德和个人的机智方面”，而缺少经营管理的技术角度的分析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还是比较有限的。

日本学者泰萨·莫里斯—铃木指出，经济思想的产生与社会背景的密切相关，“在不同国家和历史的不同阶段，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思想一再被创造出来。然而它们所具有的相对的重要性是受地域的和暂时的经济环境的影响的”。同时，“新经济观念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受产生这些思想观念的知识遗产的限制”，还受经济理论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影响③②

①。从这个角度言之，也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商人思想意识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窘境了。

在思想观念上，尽管明清时期儒学思想有所变化，更趋于入世和务实，直接推动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并间接影响到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和伦理，出现了“工商皆本”、“士好言利”的社会思想及至“弃儒从商”的社会现象，但“士农工商”仍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综合性、系统性地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客观要求的思想还不多见，不仅当时思想界主流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认识相对来讲是滞后的，即便已有的一些比较开明的经济思想（如工商皆本、奢能致富、敢于言利等）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或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传统“士农工商”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成为商人们观念更新的最 ①④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第218—219页。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7月 ②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第六章，第298页。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③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第3—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

④ 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明清商品经济思想的总体评述》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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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桎梏。这便是明清时期商人们所面临的“知识遗产”的限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超越这一限制。

此外，就经济环境与政策环境而言，在中国封建社会，政府较早地开始能充分地运用经济与市场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封建官府的干预控制与抑商政策（主要是抑制民间商人的发展），加之浓厚的伦理道德规范与轻商观念，是明清商人所无法逾越的传统制度的“结构性制约”。仔细探讨明清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重商思想，其主要内容大多为商贾的“末业”地位鸣不平，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也莫过于于“工商皆本”，在士商观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在官方宣扬的社会准则方面，商人和农工的平等地位尚不可得，而和高踞于四民之“长”的士相比就更有天壤之别了。在这种氛围里，商贾尽管腰缠万贯，也始终无法获得政治地位上的认同。而轻商传统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历史上少有独立之商务经营与成就之记录，凡有一麟半爪之出现，均不免于附丽于政治问题之中。是以中国史上本有之工商家英杰贤士，其能为人所知者，却少而又少。„„商人经验、成就与贡献，商业经营、规制与方法，既无学术记录流传，一切多留存于心摹口授之间，在中国史上自亦难有商学一门之出现。”

这一特点在明清商书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明清商人们自己编纂的、最能体现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最主要的是将经商视为一种正常的谋生之略，而缺少对自身职业社会功能、社会意义的深刻认知，更少有汪道昆“良贾何负闳儒”之自豪感叹。其表现出的诸多商人意识，并未超越同时期的文人传记文集、商人墓志铭等所体现的商人“自足”世界，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保守一些。

“知识遗产”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经济环境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明清商人意识形态发展境遇的先天不足。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外国资本的强行进入，中国的传统工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知识分子也广泛醒悟，并发出了“商战”的应对口号。但据王尔敏先生研究，直至19世纪后期，在他所统计的提出“商战”口号的二十五人中，大多数为受传统教育之知识分子，并且多为科甲出身。纯为商人者，仅有郑观应、鄢廷辉2人。商人群体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最终限制了商人们在经济转折时期的创业意识。因此，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世界市场观念、竞争精神、赢利与投资意识、科学管理观念、公平观念等等，只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而移植进来，并伴随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峙、抗争和渗透融合而逐渐发展。这一点，从最能反映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中已窥见端倪。

作者：张海英，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工作单位：上海市 复旦大学历史系，邮政编码：200433； E—mail: haiying6563@sohu.com ③

②

① ①②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0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8月 王尔敏前引书，第221页。③马敏前引书，第23页。

第二篇：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

（内容提要）

[南京大学] 范 金 民

社会各个阶层共同谱写了灿烂的江南城市文化，构筑了江南城市文化的宏伟大厦，也为江南城市文化的建设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本文从商人活动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客籍地域商人在江南城市的文化活动，探讨其与江南城市文化的关系，希望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和城市文化的研究。

一、经营文化商品

明清时期的江南，苏州、南京、杭州、常熟、无锡、湖州等地是著名的刻书印书中心，刻印书籍数量之多，类别之众，校勘之精，堪为全国翘楚。而南京、苏州等刻书中心汗牛充栋的书籍，不少就是由外地商人刻印的。商人自己编写商业书，绝不仅是简单的文献流布之事，而更是有意识的商业文化经营活动。上述刻书中心耗用的不计其数的纸张，以及江南市场上的部分书籍，更是由江西商人、福建商人、安徽商人和浙南商人等地域商人直接贩运到江南的。

外地商人特别是徽商喜欢凭借雄厚的财力收购积蓄书画册籍。以往论者多将商人的这种行为认定为附庸风雅，装装门面。这未免小看了商人特有的眼力，低估了商人的商品意识和经营能力。商人购买书画文物，自有假充风雅者，但保值增值，作为文化投资者恐不乏其人。经营书画文物，具眼力者，利润极为丰厚。徽商之法眼看来不能以等闲视之。

明后期起，各地域商人兔驰鸟鹜，十分活跃，书画市场也极为红火。艺术品价格飚升，推原其故，由吴人滥觞而徽人导引。徽人导引，看好的是赏鉴之风兴起后的潜在市场。赏鉴工艺品，本是雅事，江南缙绅群相效仿，附弄风雅，新安大估看准市场，开辟投资新途径，在收购贩卖工艺品过程中，与生产者特别是鼓吹者江南缙绅一起，哄抬价格，多方炒作，操纵控制着艺术品市场。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形成，工艺品行情的不断看涨，江南缙绅与新安大贾都是有力的推动者。在工艺品行市中，最为活跃的是徽州商人，获利最丰的可能也正是徽州商人。

二、推进戏曲文化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极为著名的戏曲中心。先是海盐腔、昆山腔、弋阳腔三曲流行，后是昆曲一枝独秀，清中期后各种地方戏更争奇斗艳，各地的戏曲班子在江南十分活跃。嘉靖年间南京两大戏班的前后两次竞争性演出，都是由徽商策划和赞助的。毫无疑问，商人的策划和赞助是戏班提高著名度的重要条件，也促使着演员不断提高表演水平。清代，商人资请戏班演出更为常事。商人在著名戏班的组成、存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至于江南各地迎神赛会活动时商人出资演戏更为活跃在江南城乡的大小戏班提供了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江南戏曲班子还应商人之聘到外地演出。昆曲自明后期改革一新后，流行全国各地，形成南昆、北昆两大支派，而又出现“四方歌者必宗吴门”的局面，这与各地商人的种种活动大有关系。可见，江南昆曲在全国各地演出，商人是出了大力的。

据说苏州的戏园，也是因为商家会馆利用来宴客才产生的。清代苏州戏曲演出由摇摆晃荡的水上卷梢船转移到岸上固定宏敞的戏园，正是因了商人的需要。戏园平常演戏的出资者是商人。金、阊一带是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各地商人云集在那里，戏馆也集中在那里，清楚地表明戏馆是因商人的需要开设的，利用者也主要是商人，戏馆因为商人的需要而产生，而增加，而兴盛。江南戏曲表演，明末清初限于家班，清前期演变扩充为戏馆戏园，商人是这一转移过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商人不但聘请、资助剧团演出，而且各地商人大多在会馆内筑有戏台，上演各种地方戏。外地商人在会馆中演家乡戏，江南市人千百聚观，撇开对于江南市民的生活文化影响，单是各地戏剧文化对江南戏曲的冲击影响就值得探究。

自昆曲流行到清乾隆中期，整整二百年间，江南文化市场上的上演戏曲，几乎清一色是昆曲，而且影响及于全国。清中期起，原来广泛流行演唱于华北、华中、江淮大地的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弦索这些称为乱弹的花部，抢占了传统昆曲戏的江南市场。外地戏曲能够在交流范围并不广的吴语区内站稳脚跟，并日益兴盛，与传统的昆曲争夺演出市场，得力于各地商人的赞助推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城市戏班林立，各种剧本精彩纷陈，各地戏曲交流汇演，争奇斗艳，戏曲文化光彩夺目，正是由外地商人在会馆内外大力赞助持久演出推动的。

三、营造地域文化

明清时期，各地商人在江南纷纷建立会馆，前代所无。这些会馆，结构考究，形式精美，本身就是有形的文化，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地域建筑文化。有清一代江南各地外地商人建筑的大大小小220余所会馆，镶嵌在江南建筑群中，极为醒目，又融为一体。清代江南的建筑文化，已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影响，又吸收包容了林林总总的各地建筑特色，徽派造形、浙东风格、闽粤式样，在江南城市中都有所展示。

各地商帮在江南的会馆，也充分利用了江南的自然条件，吸取了江南人的选址构筑理念。清代江南建筑，较之明代，园林化的趋势更为突出。各地商人的会馆，本身就是一处处景致宜人、造型独特、可资游览的园林佳构。会馆这些佳构胜境，使得江南的园林更加精巧别致，令人流连忘返，江南园林的数量更加繁夥，指不胜屈，也使得江南园林文化更加大放异彩，意蕴无穷。商人会馆在江南园林史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各地地域商帮的会馆，大多座落在江南城市的繁华市肆区，其分布空间就富有特色。江南城市的这些外地商人会馆，地处繁华市口或交通要道，在便利各地商人活动的同时，烘托出了江南城市浓重喧闹的商业文化气息。

明清地域商帮的神灵崇拜经历了由单一神到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关圣天妃，财神土神，乡贤名宦，释祖先达，都作为了崇祀对象，反映出各地域商帮的多方面企求。各地商帮崇祀的主神和附神各种神灵，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体现，代表了各地的民俗文化，也使得江南地方神形象更为众多，或对某些神灵的崇拜更为普遍。各地的地方神，形象不同，寓意不一，但在江南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示，江南的神祗崇拜，兼容并蓄，全国各地的地方神均有相应的位置，商人的活动无疑是重要因素。

各地商帮在江南还直接从事各种民俗活动，弘扬民俗文化。在南京，每年正月有举办灯会的习俗，徽商特别是徽州木商承办的灯会最有气派。江南内容丰富的民俗文化有不少就是有赖各地商帮的活动得以传承发扬的。

江南各地，凡节令时序，神灵诞辰，民间庆典，迎神赛会不断，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迎神赛会之风到清中期尤盛。江南迎神赛会演戏活动之所以如此兴盛，与商贾丛集，资

金易措大有关系。迎神赛会，本是社区居民春秋祈报的祷神禳灾活动，商人热衷于此，又最盛于商品经济发达之区，就使得功利色彩更为浓厚。商人是迎神赛会的积极策划者和大力支持者。商人迎合了江南迎神赛会的大众习俗，日甚一日的迎神赛会又为商人创造出日益众多的商业机会和可观的商业利润。诚然，迎神赛会由于商人的参与，次数更频，形式更多，声势规模更为宏大，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于地域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影响也更为深远。商人以儒家的仁义为标榜，企图树立良贾义贾的形象，因此凡是地方庙宇寺观等宗教文化设施，每多外地商人的身影，不少寺观的建造、修葺乃至香火维持，就是由商人出资或赞助的。江南的地方慈善公益设施，很多是由外地商人捐款或赞助而建立的。这些慈善公益设施的维持也要靠商人的资助。

各地地域商人建造会馆、祀神祈福、推动迎神赛会、襄助地方公益善举等种种营造地域文化的活动，既使得江南城市的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江南城市的文化内涵更加意韵深刻，也使得各地的地域文化在互相交融互相砥砺中不断增强着再生机制，在江南城市中流布繁荣。地域商人的活动，是地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途经。

四、交结文化名士

繁华的明清江南城市，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更是江南文士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些文化中心，商人与江南名士，各展其长各有所好。文士是舆论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媒介，毁誉之间，较一般民众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商人因其地位，风雅之外，也多攀附，有些商人本身雅有儒风，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更易与文士诗文酬唱；文人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故趋之若鹜。

商人遍交四方大夫、江南名士，动机复杂。附弄风雅者自不待言，一旦得贵人名士片言只语，珍若拱璧，以抬身价。不少人则企图借名士这些人望之口广播舆论，博取美好声誉，造成良贾廉贾义贾形象。最为普遍的也许旨在培养子弟。商人与大夫名士诗酒往还，也有的是为了获得奥援靠山，无论竞争商务还是涉讼公庭，都能获胜。徽商雅有儒风者多，培养子弟科举入仕最为成功，与人诉讼常操胜券，与其擅长交结当道结纳广大名士不无关系。与大夫名士的关系客观上也影响到商帮的实力。

文士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视商人为衣食父母、居停主人、赞助对象。士人主动交好商人的现象极为普遍。在商人看来，商人凭才智经营谋利，文士凭文化文字谋生，其途虽异，其旨相同。商人出资，从文人处获得应景诗作、谀墓文字，夸耀闾里，见重同行；文人以应酬篇什，涂鸦画作，或以为结纳资本，或直接收取润笔费，卖得越多，名声越大，价格越高，收入越丰。文人交好商人，有着具体实在的利益。各地商人在江南长袖善舞，江南城市集中了大批知识精英，浸淫于金钱世界，以货利为急的江南名流，很容易形成对商人较为客观的看法，视与商人往来为平常事，从而与商人频繁往来，收取润笔，置酒高会，文思泉涌而钱财日进。

觥筹交错，揽胜赏景之外，撰写寿文志铭，成为另一非常普遍的文士与商人往来的重要内容，甚者更直接作商人的枪手。江南文士与各地商人的热络关系，完全是出自双方的自觉自愿。在为商人作文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的动机下，江南文史大家或达官名流如归有光、唐顺之、王世贞世懋兄弟、徐阶、茅坤、焦竑、冯梦祯、董其昌、申时行、陈子龙、陈继儒、李日华、张溥、张采、顾炎武、归庄、钱谦益、、吴伟业、汪琬、徐乾学、钱大昕等，或为徽商，或为宁波商，或为福建商人及其家属等撰写过充斥褒美之辞的寿文、墓表墓志、传赞类文字。金钱驱使着这些声名显赫的高人大家保持着与商贾水乳交融的关系。商人与文士，原是相互攀结、相互利用、各有所需、各得其所的关系。

第三篇：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二轮复习综合专题三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历史进步

【专题考察角度：】

考题分布：16年一卷40题明清到晚晴时期人口问题及认识

16年二卷40题近代中国及西方人口迁移及认识 14年二卷东北移民特点及作用

16年三卷明清时期与近工业革命社会救济比较 15年二卷41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节假日变迁 13年一卷40题中国古代与近代海洋利用 12年工业革命城市化带来交通信号灯变迁

【考向分析与知识定位】

一、历史变迁与人口问题，关注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

1、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发展、经济重心南移与人口迁移，租佃关系与明清时期人地矛盾。

2、人口迁移和人口增减的原因、内容与影响。原因：

内容：

影响：

二、从社会史观角度，看待社会救济、节假日、交通变迁等，以历史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1、古今中外经济发展历程、近代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变迁。

2、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领域和影响 原因：

领域：

影响：

【典型训练】：

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明代自宣德以后，我国大部分省区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流民浪潮。这些流民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皇族、勋戚、官僚地主通过赐田、投献、圈占等手段，侵占小农土地；苛重的赋役，使农民不堪重负而逃亡。其直接诱因是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不时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汇集成一股洪流，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洪流影响。在此基础上，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传统的四民之说已经无法规范社会大发展下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新变化。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明人姚旅才重新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所谓“二十四民”，就是在士、农、工、商、兵、僧之外，新添了“十八民”，有道士、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小唱、优人等。这新增的“十八民”，全都是“不稼不穑”之民。“四民”或“六民”向“二十四民”的转化，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会大流动的一种格局。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社会流动性初探》

材料二 英国在 16—18 世纪是一个社会流动尤其显著的社会。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社会 流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贵族的开放式单向度的；中间阶层向全社会成员开放，成为一 个生机勃勃的社会阶层；社会下层逐渐向无产阶级过度，没新社会准备了一个重要的部件。这种频繁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表现是贵族构成发生变化。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一共任命 了 18 人，虽然贵族的总数基本不变，但是贵族的构成却发生了变化。伊丽莎白任命的 18 名贵族中，只有两人出生于老贵族家庭，绝大部分贵族都是新贵族。他们有非贵族阶层跻 身贵族阶层，甚至一跃而成贵族。——摘编自刘贵华《近代早期英国的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及引起人口流动的原因。（15 分）

（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人口流动的原因。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 学知识，概括人口流动对中英两国产生的共同影响。（10 分）

2．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直接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稳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社会济贫问题上，宋代贯彻“由胎养到祭祀”主要是指慈幼。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修胎养令，规定凡下户怀妊而不能自存者，以粟颁赐之。宝祐四年(1257年)，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事实上，除慈幼局外，养老之居养院亦肩负育幼任务，且养至十五岁并免费入学。关于贫民之收养，设有专门机构，唐代有悲田院，宋因其旧于京师置东西福田院，以禀老疾孤穷丐者……至于漏泽园，是由政府提供公地，“埋葬无主死人……每年三元春冬醮记”。南渡后仍维持此制。这种由“胎养到祭祀”的福利，虽比当代福利国家所提供的涵益较广，但却主要是选择性，局限于贫而无告者之特殊对象。不过，在两宋，社会互助观念业已产生。社会互助始于宗族，这是以范仲淹的义庄为滥觞。这些义庄义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赡族人。南宋时，这种互助由宗族扩及乡党，这可从朱熹所提倡的社仓看出。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16世纪以前，英国救济穷人问题多通过基督教会、个人慈善捐款等方式解决，国家并未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英国圈地运动开始后，偷盗者、乞讨者日益增多，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为稳定社会秩序，1601年都铎王朝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救济办法因类而异：(1)强壮有力而不愿工作的不能得到任何救济，他们要接受强制劳动；(2)老弱残疾而不能工作的贫民可以得到救济；(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规定济贫官有帮助其找到工作的义务。

——摘编自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材料三

英国税收与福利对家庭收入的影响(1983—1984)

二战后，英国经济与社会矛盾都演变到及其严重地步。工党政府采取“福利国家”政策，这对于消除社会公平、保障居民基本生存条件、促进社会民生公正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同时社会改革，可谓顺乎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它也产生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政治安定、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福利国家”越来越成为英国政府的沉重负担，它与经济发展的效率发生了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如人才外流，人口老龄化，中产阶级日渐削弱。这个问题发展为“英国病”的新病因。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编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宋代济贫政策和英国福利制度的共同目的，并概括其实施过程中体现的相同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和所学知识，指出英国福利制度的影响与宋代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制度的认识。

1、（1）特点：社会分化明显，多阶层出现；行业特征突出;主要从农业流向商业、手工业等部门；双向流动。（答出3点给6分，答出4点给7分）原因：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的发展）；政府的控制放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赋役沉重；土地兼并加剧；科举制度的推动；自然灾害频繁等。（答出其中4点即可，8分）

（2）原因：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兴起，孕育了大量职业官僚人员；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新 航路开辟，产生大量富有的商人、新贵族；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为形式的文化运动，培 养了大批适应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6 分）共同影响：促进新的经济因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具 有民主色彩的思想产生。（4 分）

2、(1)共同目的：救济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

相同特点：政府制定相关法令、制度予以保障；国家救济和社会互助相结合；因救济对象不同而采取不同救济措施。

(2)不同影响：在保障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上效果更为显著；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导致了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增强了人们的社会保障意识和福利观念。

原因：“二战”后英国的社会矛盾尖锐；执政党为了取悦于民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雄厚；人们对政府职能认识的深入增强了维权意识。(3)认识：福利水平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福利制度既要照顾眼前利益，又要着眼长远发展；福利制度要适时改革，兼顾效率与公平；福利的形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

第四篇：教育与社会变迁

第四章：社会变迁与教育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刻之停息。这是我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对社会变迁的感慨。不仅如此，我国哲学家庄周也曾说过：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如此，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变迁之中，那么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的教育应如何才能与社会的变迁相适应呢？教育与社会的变迁又有什么关系呢？学完这一章您将得到答案！当下我国社会所正在经历的变迁属于社会分化而非社会革命类型，其变迁的结果是：在人口结构这方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农民这一阶层的分化，出现了目前非常庞大而又备受各界关注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

一、社会变迁概述社会变迁是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和。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社会变迁的内容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变迁、科技变迁等。社会变迁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主要有社会整体和局部的变迁、社会的渐变与突变、社会的进步与退步等。

二、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教育是社会变迁的结果社会变迁尤其是剧烈的社会革命会对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学校教育的产生、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目标和教育观念的变化、教育功能的变革等几乎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二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主要体现在教育培养入、传递新的意识形态、进而推动科技发展、经济振兴、文化繁荣与政治革新等方面。三教育是社会变迁的条件教育既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变迁的动因，也可能成为另一种社会变迁的条件。教育具有双重功能：教育的显性功能即预期达成的目标往往是在教育引起社会变迁的意义上加以设计的；教育的隐性功能即在未被预计的情况下，在完成显性功能的过程中附带产生的功能正是导致其他社会变迁的条件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社会变迁的共同趋向。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研究从世纪年代开始。托夫勒从技术至上角度论对社会现代化做了系统论述。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有的从社会组识与政治结构的演变研究现代化，有的从文化变革研究现代化。（从世纪（一说是世纪）开始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有两种类型：原发型的现代化（内源性现代化）和赶超型的现代化（外源性现代化）。原发型的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逐步成熟的自然过程；赶超型的现代化是在国家领导下自上而下的、自觉定向的进程。中国于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年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年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美元。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不同于现代，也不同于工业化。现代化是现代社会演进的一种历史形态，是个文明的概念，它是指一种以现代科学为标志、以工业化为基础，并包括一切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现代文明。现代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是一种自觉、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的概念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前者属于物的范畴，在世界各国是趋同的；后者表示各民族按自己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来设计，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现代化与教育的关系体现在现代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与教育的活动关系上，即以科技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物的现代化与教育的关系，以及人的观念变革与教育的关系。

三、教育与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现代人的特征（英格尔斯）：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愿意以新的行动方式去生活与创造；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注意现时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坚信能克服来自社会与自然的一切困难；个人发展的计划性；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普遍的信任感；信奉并愿意遵循、公平待人原则；重视新式教育；尊重权威，但不盲从；公民意识强，热心社会活动。

三、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教育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世纪末期，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所谓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简称。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据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知识经济的特点表现在：知识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作用；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济，世界大市场是知识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科学决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知识经济中有日渐增强的趋势。

三、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人的现代化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现代化成败关键。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离不开人的参与，而人的培养又离不开教育的参与。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人，在分工合作为联系纽带的现代社会中，是学校教育的特定社会职能。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要求教育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国际组织对教育现代化的定量指标包括：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中等教育的毛人学率、高等教育的毛人学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公共教育经费占的比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等。教育在实现自身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哪些冲突？如何解决？现代教育观取代传统教育观，确立终身学习观念。教学内容现代化、课程设置合理化。教学过程集约化、教学手段科学化。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提倡多种类型、多种教育形式并举。自然环境变迁

社会变迁的过程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自然环境依其自身规律演变,影响社会的变迁,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变迁。人口的变迁

人口变迁主要指人口数量、质量、构成及人口流动和分布的变化。一定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人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的变化给整个社会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经济变迁

它包括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量的增长和生产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给整个社会变迁以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结构变迁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价值观念变迁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科学技术变迁

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结构体系中独立存在的知识系统，对于现代社会的变迁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变化和研究规模、组织形式的变化，一方面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促使现代社会变迁日益加速。文化变迁

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

第五篇：商人与政治

商人与政治

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倾全力筹划的起义，以近百人的牺牲宣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一时心灰。没想到半年后，10月10日武昌枪响，200多年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

这半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绅商对清王朝与革命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清王朝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败。发动辛亥革命的是革命党，但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却是绅商。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绅商由不关心政治到不得不关心政治；从支持清王朝改革、立宪，反对革命，到最后背弃清王朝，支持激进的革命。这个阶层的“心路历程”，引人深思。

“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

“抑商”是中国传统。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性挑战。创办大机器生产的现代企业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然而，现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步履蹒跚。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现代企业，即以大机器生产新式武器的军工厂。

兴办生产新式武器的现代军工企业对镇压农民起义、反对外患至为重要，可以说关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对中国要不要引进大机器生产，一些“理论家”们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他们根据《论语》，认为“民劳则善心生”，把科学技术说成是使人懒堕狡诈、贪财噬利、人心变坏、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

在经济政策上，顽固派以《论语》为据，坚决反对此时出现的“重商富民”思想，并论说机器生产是“末富”，传统劳作才是“本富”；现代工商业是“末富”，传统农业耕织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绝机器生产和工商业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则是舍本逐末。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权势之强办新式企业阻力尚且如此巨大，无权无势的平民、商人在这种环境中就更不可能兴办现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拆除。

话又说回来，曾、左、李是官员，办的是“官企”，“所有权”属于官家，朝廷可以有否决的权利。但是，民办企业所有权不属于官家，按说他们是用传统方式生产还是用现代机器生产应是他们的自由。然而官家却就是有权禁止其用新式机器，甚至将违令者查封。这说明，商人其实只有有限“产权”，禁与否，权力全在官方。因此，沿海某些地区想经办现代企业的商人，只能给洋人当买办。久而久之，这些商人积攒了大量财富，因为不能自立门户，只能“挂靠”在洋商名下，如美国旗昌洋行其实一大半都是华商股本。

政府本就禁止商人兴办新式企业，再加上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兴办新式工商企业。为解决此问题，李鸿章想出了“官督商办”的方法。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简单说，就是从法律上说是“官办”企业，但股本与实际经营，主要靠商人。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开办了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业。由于有政府的保护、支持并取得相当垄断权，官督商办企业获利丰厚，并在一些方面开始与外资竞争。洋务运动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意义非同寻常。

“官督商办”主要是靠颇为现代的发行股票募集商股方式兴办，刚开始商人大都对此持观望态度，但随着几个企业的成功经营，商人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信心大增，许多买办纷纷从洋行撤资，入股利润更加丰厚的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现代企业，促使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民用企业后来脱颖而出，中国最早的资本家也是由这些投资者转化而来。

然而，如何对待“商”，清政府内部一直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1875年上了一道奏折，强调西方富强之本在于政府保护工商，“惟其以保护商贾为心”，所以有养兵的财力。中国应“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这种观点，遭到保守力量的强烈批判。批判者认为如果发展工商，人民财富过多，就会破坏中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的传统社会结构，所以朝廷必须“闭言利之门”、“不尚理财之说”，中国必须继续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重官抑商政策：“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如此才能“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官对商的基本态度和原则。

“官”给了官督商办企业种种好处，但这些企业需要受“官”很多管辖。许多人具有“官”、“商”双重身份。早期，这些企业多以“商”为主，“商”大于“官”，所以发展很快。随着这些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官”见有大利可图，于是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其视同“官产”。官场的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开始在这些企业迅速蔓延，安排的许多“总”“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而且，清政府从上到下都将这些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己产，予取予夺，经常无偿征索。

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即“产权不明”，这些企业究竟是官府所有，还是商人所有？官方认为本就是官办企业，当然归官所有。商人认为虽然名为官办，但主要是商人投资、经营发展起来，当然归商所有。一开始官商矛盾就不断，而后争斗越来越激烈，结果总是官胜商败。

生于广东香山、世居澳门，后到上海为外商当买办的郑观应对中西之间的“落差”感受格外强烈。他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中，明确提出发展现代航运业的主张特别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建议“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这才是“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

在李鸿章的延揽下，郑观应逐渐参与洋务运动，对政府与商人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880年，李鸿章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此后他在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要职。职位越高、时间越久，涉入官商矛盾越深。他看到这些官商恶斗中，商人权益最终被政府侵吞。1894年，他在新著《盛世危言》中深入地阐述了“重商”的道理，对经济制度与国家政治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专写了长长的《议院》一文，详论议院作用与功能。他对几个重要西方国家议院的组织结构、上下院的不同作用、议员选举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他强调中国也应该设立议院，选举议员。他认为议院能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不是别人，而是商人郑观应，代表了那个时期国人对议院、对现代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商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直接启发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后来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没有法律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和对商人进行保护，越是在王朝末年，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对商的压迫越严重。郑观应在《商务叹》中对官商关系作了精辟概括：“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轮船局权在直隶，商欲注册官不许。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虽然此时仅郑观应个人明确表达出了这种感叹和认识，但如果没有根本性体制改革，整个商人阶层迟早会集体明确地表达出这种感叹和认识。

“实业之发达，必持有完备之法律”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君主立宪的日本，维新失败，庚子之乱，日本战败君主专制的俄国……这十年的风云剧变与个人体验，使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商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实行宪政的必要性。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被迫在《马关条约》中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取得合法地位，清政府也就没有理由再禁止本国人民投资建厂，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兴起了一次民间投资实业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1900年这5年间，全国新设立的创办时资金总额在万元以上的私人企业有127家，资本总额为2027万银元，相当于鸦片战争后到《马关条约》签订前50年间资本总额的一倍。商人的力量空前壮大，具备了“争立宪”的客观力量。

然而，是由下而上经暴力革命实现宪政还是由上而下经有序改革实现宪政，是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选择。

当时支持革命者并不多，赞同、支持革命的商人更少。人们大都希望经温和改革而不是激烈的暴力革命实现立宪。社会中上层的商人，当然更不希望社会动荡。

中国向来有行会，但现代商会，却是在西方影响下，迟至1902年才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在上海商会的示范和清政府新政的支持下，各地纷纷成立商会。现代商会的建立，为商人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平台。

商人希望立宪，使自己的财产权获得根本保障，认为以前的工商不振，是“困厌于专制政体者久矣”。但同时，他们又反对革命，希望保持社会稳定，生意不受影响。“立宪派”以商、学两界为主，“商”的力量比“学”大得多，是“立宪派”的基本力量。立宪派的态度、主张，实质就是商人的态度、主张。

由于主张立宪，当清政府在1906年秋宣布“预备立宪”时，得到了各地商会的高度赞扬和热烈响应。或致电中央政府“欢欣鼓舞，翘盼实行”，或发表布告，要本地商家张灯结彩，游行庆贺。

清廷紧接着宣布，为了预备立宪，必须先改官制。政治体制根本改革前，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路线图”并无大错，然而，由于朝廷内各种既得利益集团都不愿官制改革中利益受损，结果是争斗激烈、丑闻不断。最后，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议”：第一，军机处之事不议；第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在此框架内，朝廷最终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数旧部被裁并，多数未动，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满人所掌管的部门全部保留。打破了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满族官员的权力更大。

官制改革结果一公布，立宪派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直斥其为“伪改革”、“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

为使朝廷“真改革”，立宪派从1907年秋冬开始发动了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到1908年夏进入高潮。在立宪派的压力下，清廷为显示为立宪真做准备，在1908年7月公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并谕令各省限一年之内一律设立咨议局。咨议局为立宪派提供了一个比商会更直接的参政平台。

张謇是商界代表性人物，本是“末代状元”，但1894年状元及第后不肯做官，转身兴办实业，卓有成效，成为工商界声动全国的实业家。他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但同时又深深地介入政治，对晚清最后时刻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3年，张謇访问日本四个月，认识到宪政对工商业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回国后就开始热心鼓吹立宪运动。朝廷规定成立咨议局时，张謇主动为江苏咨议局草拟了章程，并于1909年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咨议局议长。江苏省咨议局成立后，与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屡有矛盾、冲突，张謇

领导咨议局毫不退让，据理力争，最后取得胜利。虽然这些胜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以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竟能公然与地方大员相争，毕竟反映出商人政治意识的觉醒，而且影响全国，意义深远。

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张謇发起组织咨议局联合会。他的提议得到各地的热烈响应，先后有16省咨议局代表50余人于1909年12月中旬陆续到达上海，开会商量请愿速开国会之事。经过精心筹划，组成了16省议员共33人的国会赴京请愿代表团。

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中旬正式向清廷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要求1911年开国会，但被朝廷拒绝。代表团并不甘心，驻留北京，筹划第二次请愿。第二次请愿运动比第一次的规模大得多，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在向都察院递交的10份请愿书中，其中商会代表递交的就有3份。商界几份请愿书要求不尽相同，言辞亦软硬不一，有的坚持“在商言商”，有的则有明确的政治性要求，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宪是国民义务，商人在国民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参加请愿责无旁贷。

二、中国工商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法律，政府不受议院监督，导致“民穷财尽，公私交困”。“国家、地方之行政经费，彼得以为所欲为，商人不敢过问”，“人民对于国家只有担任义务之劳，永无安享利权之望”。无国会则国家银行无信用，实际无国家政策，无法制止政府乱收税。因此，必须开国会，成立议院。

三、以事实证明如果不开国会，商界的行为“庶几可告无罪于国人”，是“国家之负我商界，非我商界之敢忘国也”。

四、如果最终不开国会，不仅四万万人努力不够有责，最主要的责任应商人承担。

从中不难看出，所谓“在商言商”部分，也是要求开国会。在一个经济、商业被政治紧密束缚、阻碍其发展的体制中，要求发展经济、繁荣工商，必然要求去其束缚，“言商”不可能不“议政”。对第二次请愿，清廷坚决拒绝，并训示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立宪派并未被朝廷的严辞厉声所吓倒，反而激起更大愤怒，决定发动第三次请愿。

1910年10月，立宪派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这一次与前两次的明显不同之处是全国18省总督、巡抚、将军共19人也联名上奏要求次年开国会。经过御前会议讨论，清廷在11月初发布上谕，宣布立即组织内阁，于宣统五年开国会。宣统五年是1913年，比原定1916年提前了三年，但比立宪派和士绅要求的1911年则晚了两年。

由于清廷宣布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以张謇等为代表的温和派对此充满期待。清政府危机眼见已过，但1911年5月8日，清廷却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9名为满人（其中7名为皇族成员）。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士绅、商人阶层愤怒异常，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

就在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清政府即副署了举借外债与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从理论上来说，举借外债与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关系到本省的利权存废，属于省咨议局职权，必须经咨议局决议通过。然而，皇族内阁对所有的建议、劝

告、反对、警告都充耳不闻，一意孤行。此举不仅违背了立宪原则，而且也损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资最多的绅商的利益。投资铁路较多者，更是商人中的上层，且多是立宪派上层的活跃人物。

为了维权，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的立宪派立即领导群众开展了保路运动。很多立宪派的著名人物，成为保路运动中的领导人，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又起了重要作用。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出台，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统治基础都离它而去。一个没有基础的巨大建筑，轰然垮塌只是时间问题了。

岂止“袖手旁观”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平地枪响，大清王朝轰然坍塌。武昌首义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以士绅、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的支持。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由于原先安排好的领导人或伤或逃，一时群龙无首，亟欲找声望素著的人物充当新政权的领袖。清军协统黎元洪被革命党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而政务、交涉之事，则期望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负责。汤被任命为民政部长，在筹款、鼓舞士气、稳定社会秩序、保持地方治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担任全国性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的汤化龙是具有全国影响的湖北立宪派领袖，他的表态使湖北其他立宪派人士迅即以实际行动支援革命党，筹款捐款，维持地方。这对革命党解除后顾之忧，专心抗击清军的反扑，使新政权获得相对稳定的环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武昌起义的初步胜利、新政权的渐渐巩固及汤化龙等人的通电，使不少省份咨议局迅速响应革命，反过来又大大鼓舞了更多省份的民众和立宪派，推动了更多地方响应武昌起义。

张謇在几十天中也从开始坚决主张镇压武昌起义、力劝清廷马上立宪，转变为支持共和。他的转变典型地表明了商人态度的变化。

武昌起义发生时，张謇正在武汉。他于1911年10月4日到武昌，参加他承租的大维纱厂正式开工仪式，准备以此为基地在华中大大扩展自己的实业。10日晚，他登舟东下，只见长江对岸火光冲天，原来武昌起义已经打响。一直不赞成革命的张謇经安庆到南京，请求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立即前往武昌镇压起义。调动军队毕竟要经过朝廷，张謇此议并无结果。反对革命而力主改革是张謇的两个基点，在建议武力镇压革命的同时，他又赶往苏州，连夜替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力劝朝廷改革，立即解散“皇族内阁”，马上立宪。他提出，此时对革命党人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是治标之策。而“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恶，实行宪政”。

10月下旬，各省纷纷独立，他认为共和已是无法逆转的大势，转而支持共和。他与伍廷芳等人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劝清王朝和平退位，接受共和。“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倘行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最后，他们表示自己“不忍坐观，敢为最后之忠告。声嘶泪竭，他无

可言”。11月上旬，他打电报给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告袁要顺应时势赶往北京，以防皇室逃亡，要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定共和政体，以稳定时局。11月中下旬，他当选为由咨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标志承认、参加新政权，同时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公开叛离大清王朝。12月14日，他终于将作为忠于清朝的最后标志的辫子剪掉，并且在日记上写道：“此亦一生之大纪念日也。”

从武昌首义至四川军政府成立，50天内，共有14个省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清政府的半壁江山已去，为最后倾覆清廷，民国肇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起义各省，立宪派、绅商都不同程度地协助了反清的“独立”运动，相当一部分省份是以立宪派为主，甚至某些省份还是由立宪派独自完成。辛亥革命，立宪派功莫大焉。就社会阶层来说，立宪派的主体绅商最有力量，而孙中山以前武装起义未获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得到立宪派（绅商）的支持。立宪派革命化，从根本上说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协、拒不放弃利益的结果。连张謇这样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有密切联系、直到革命枪响后仍力主镇压的商人，最后都转而支持共和，足以说明清政府政策的整体性失败。

中国传统，商人谨守“在商言商”的原则，确是“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然而在晚清的最后时刻，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却空前高涨。正是他们的向背，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存亡。历史上，中国商人从未担当过如此重任。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中，传统商人渐渐转化成为现代新型商人。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与崛起，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自然要求规范既往社会结构的种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

与传统商业相比，现代商业对法治的要求更为强烈、更为复杂，其中，对政府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尤为重要。“实业之发达，必持有完备之法律，以为监督保障。内地各种已举之实业，旋起旋灭，非法律不备，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则，也是晚清商人的切身感受。所以，他们再不甘心“视官宦如帝天”的地位，他们的认识由浅而深，有此认识的人数由少而多，越来越积极地参加立宪运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是为了商业的根本利益。要言之，在没有宪政的语境下，商人“在商言商”必然会要求立宪，而商人要求立宪，也就是“在商言商”。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