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特点

第一篇：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特点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特点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文化热”以及90年代社会史研究随之复苏以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持续研究和探讨就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本文作者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具有外源性、差异性、艰巨性和不彻底性等四大特点。这一结论建立在对国内学界近30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自成一说，或可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外源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动力上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外源性。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内部已经孕育了某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起点。但是，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只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没有成为现实性。这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坚厚外壳，开始其近代的转变。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国家，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经济上是小农经济，文化上是一元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是一种外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谓外源性是相对于内源性而言的，意思是说这种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不是（或不全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而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发生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正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外源性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内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碰到和必须解决的“古今”问题外，还有“东西”问题。“东西”与“古今”问题的并存，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任务，比之属于“内源性”的一些国家（如西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说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

二、差异性：从不同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节奏看

差异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就会发现，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和发展最早、最快，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启动和发展其次，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启动和发展最晚、最慢，整个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呈现出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启动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很大，而首先受“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影响的便是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具体来讲是长江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这些地区的上海、广州和其他口岸城市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输入文化的桥头堡。以文化而言，舶来的西方文化经口岸城市在向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辐射的过程中，因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所处的位置不同，与口岸城市尤其是作为全国文化和西学传播中心的上海之间联系的紧密与否，而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扩散的时代特点”，离上海越近，与上海联系越紧密，其辐射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办的《格致汇编》设有一“互相问答”栏目，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前后16年中，读者共提出问题320个，提问者注明籍贯的有260人次，除美国的2人外，其余的258人次来自于全国的18个省区。其中《格致汇编》所在地上海的提问人数最多，达到52人次，占总人次的五分之一；其次是临近上海、与上海的联系非常紧密的浙江和江苏，分别

达到了45和30人次；再次是地处东南沿海、与上海交往便利的广东、福建和山东，其提问人数均在20人次以上；“其他各地提问人数的多寡，大抵因与上海的距离远近、交通便否而变化”（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提问人次的多少虽然不能说明西方文化传播的全部情况，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某地提问的人越多，说明该地阅读此刊物的人也就越多，西方文化对此地的辐射力度也就越大。除地区之间的差异外，城乡之间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乡村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大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中小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以，就某一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而言，又呈现出从大城市再到中小城市最后到乡村而逐渐递减的趋势。

三、艰巨性：从实现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阻力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艰巨性。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是一典型的传统社会，历史悠久，发展完善，不仅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历史惰性，因此，要将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内部因素曾对这种变迁和转型起过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比如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对政治近代化进程的拼死抗拒，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顽强阻扰，旧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观念对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第二，除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内部因素的阻力外，西方的外来因素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阻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西方列强（包括后来的日本）始终都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为达此目的，它们不仅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国近代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还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它们还和中国统治者相勾结，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第三，就近代西方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看，新兴的资产阶级是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但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产生和形成较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产生和形成，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愿意参加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一定的依存关系，又决定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不坚决、不彻底，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先天所具有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更为艰难。因为，许多应该由资产阶级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任务，由于资产阶级的形成晚和形成后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得不由农民阶级、开明士绅甚至地主官僚来承担。如作为中国经济近代化之开端的洋务运动就是由清政府中的一些中央官员和地方督抚来倡导和主持的，而作为中国政治近代化之开端的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封建士大夫阶级。这也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不彻底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实际效果看

不彻底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四个特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艰巨性，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不彻底性。就社会变迁而言，在经

济结构上，虽然旧的封建经济在逐渐衰败、减少和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断产生和发展壮大，但直至近代结束，封建经济依然存在，在有的地区和部门所占比重还很大，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新旧经济并存的社会；在阶级结构上，虽然产生于旧的封建经济之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已渐次退出历史舞台，而产生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继成了历史舞台的主角，但直至近代结束，封建地主阶级并没有消亡，作为一个阶级，它们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有较大的政治能量，通过代理人，它们还能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法律制度上，虽然建立在旧的封建经济之上的、以维护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的各种旧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已被废止和推翻，建立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以维护新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名义上已建立起来，但直至近代结束，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人民并没有享受到民主国家的人民所享受的各种自由权利；在社会结构上，虽然传统的以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的身份等级结构已逐渐被具有近代意义的职业功能结构所取代，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制度以及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团体或组织，如会馆、行会、帮会等，或已发生解体和蜕变，或为新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如政党、商会、学会等所代替，但直至近代结束，宗法关系以及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制度还依然存在，在有些地区还很严重，大多数人并没有从各种人身依附的网络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从文化转型来看，虽然文化的构成要素发生变化了，从单一文化（中国文化）变成了多元文化（除中国文化外，还有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俄国无产阶级文化等）；新的学科和文化部门也建立起来了。一方面，一些传统的部门和学科或不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而逐渐衰落，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变革原有部门和学科的内容和体系，从而向现代部门和学科转化；另一方面，西方的一些新部门和新学科开始传入中国，并最终得到确立和发展，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部门和学科体系。与此同时，诸如纲常名教、专制独裁、男尊女卑、夷夏之辨、重农抑商、“天不变、道也不变”等一些旧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或否定，并逐渐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重商、进步等一些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但直至近代结束，不仅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没有完全解决，一些旧的价值观念依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如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思想上的封建迷信，学术上的政治干预，文化上的一元独尊等等。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没有完成其变迁和转型的过程。

第二篇：电大《社会变迁与转型》案例分析题

案例分析

案例一 温州市政府的“无为与有为”

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无为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温州市市长曾说：“在温州，凡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于实践。”于是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雇工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让它发展。

1984年在平阳县钱库镇出现了私人钱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坚决取缔，而温州各级政府因为考虑到钱库镇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没有强制取缔，而是在争取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后，最后钱庄于1989年在无证经营了五年后自行关闭。

在温州人民群众自发发展民营经济的推动下，温州政府顺经济改革的需求，先后出台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或在全国率先改革的法规和措施，如中国首份个体工商执照、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等。

强化市场和质量管理的有为 八十年代末，温州的形象和声誉曾一度出现空前的危机。如温州低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永嘉的虚假广告；仓南的假商标等。温州的信誉危机强烈震撼着温州政府。为此温州政府转变强化管理职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开始全面整顿。并加强质量管理，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皮鞋、低压电器等产品的出境实行“准运证制度”，严堵假冒伪劣产品的外流。在此基础上温州政府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制定“质量立市”的地方法规。1992年温州政府继而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

总之，温州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人、物、信息、资金流通的成本。同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主体干预，简化和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限时办理制度，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请结合本章政府基本职能的有关理论分析此案例，对温州市政府的“有为”与“无为”，你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的？

解题思路： 温州市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有为”与“无为”，很好地反映了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所表现出来的几大特点，即改变管理理念，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改革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开；加强法制建设,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实行宏观调控,稳定经济发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率。

案例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简要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与此相适应，政府机构的改革也随之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改革。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要求减少副职，提高素质。通过这次改革，国务院工作部门由100个减少到61个，同时也精简了大量的领导职数。此次改革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但没有摆脱就机构论机构，就编制论编制的老框框，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改革后在机构和人员数量上有回潮的现象发生。

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强调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非常设机构数量、人员编制都有明显减少。国务院的部委从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原有的22 个减少为19个，人员编制比原来的实有人数减少了9700多人，减少了19.2%。但由于种种原因，职能转变没有到位，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

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任务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不过，由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建设，政府职能不可能马上转变到位，因此，1993年机构精简的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国务院工作部门从1993年86个仅仅减少到59个（其中国务院部委机构40个），但1997年又膨胀到72个，精简的人员也是如此。

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也是取得成效较多的一次改革。此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此次改革同以往政府机构改革相比较其主要特点：一是精简力度大,国务院的组成部门由40个减至29个，减量为11个，减幅为27%；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二是在组织机构设置上有了一些新突破，这主要表现为：（1）设立了由国务院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托管的国家局，即把原国务院工业经济专业管理部门全部降格转换成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设的机构，同时对其职能做出了新的、明确的定位。（2）设立和加强了公共服务机构，设立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信息产业部等新的职能机构。尽管如此，此次改革的成本依然很高，中央财政并未因此而节约，反而为此多支出了20%。除此之外，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得到了强化，规格提高了，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一些部门下面也设立了很多司局级单位，比如外贸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还成立了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还成立了一些正部级单位，如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等。这些部门职能的强化或许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提高机构的行政级别来运作，这些现象都可以看作是1998年改革之后的回潮。

2003年3月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这标志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开始。

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组织变革的有关理论，说明如何使政府机构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摆脱“精简——膨胀”的怪圈。

解题思路：如何使政府机构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摆脱“精简——膨胀”的怪圈，关键性的问题还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其次，全面分析影响组织变革的阻力，采取有效的消解公共组织变革阻力的基本对策。（可参见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组织变革的有关要点阐述）。

案例三 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

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慧灵）是一家主要为弱智弱能人士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创办于1990年2月。

作为一家自下而上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慧灵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道路。现任董事长孟女士曾是广州一家家具工厂的工会干事，1985年她与一批热心的青年人及弱智人士的家长们，共同创办了一家致力于向弱智弱能人士提供服务的民办机构——广州至灵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孟女士在1989年第二次创业，筹办了“慧灵弱智青年训练中心”。在经历了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目前，广州慧灵已从最初的“慧灵弱智青年训练中心”发展成为拥有幼儿园、学校、职业训练中心、托养中心和研究所的综合服务机构，吸收了不同年龄、不同类别的智障弱能人士，形成了多元化的一条龙服务模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慧灵得到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大力支持，来自中国香港（如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扶康会”等）、意大利、英国等许多地区和国家的大批捐助者，成为慧灵发展的坚强后盾。同时，慧灵不断改进与完善自身的管理与服务，将社 会工作专业的基本价值理念“以人为本”及一些专业手法和技巧融入日常工作中，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

慧灵的宗旨是：提供机会让弱智人士发挥潜能，尽可能独立自顾，并且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真正一分子。

慧灵每年都要派出员工到国内外同行那里学习，也有不少国内外的业内人士亲临慧灵指导，给慧灵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使其服务质量日益提高。慧灵事业欣欣向荣，她所作的努力与成绩得到了社会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认可，有很多机构都给予了慧灵资助和项目。慧灵的财务是公开的，每年年终由会计作财务报告，虽然没有严格的审计，但他们坚持把收支状况刊登在《广州慧灵通讯》上，以此方式向家长汇报资金使用情况，力求做到透明化。

如，2000年慧灵的收费标准如下：

托养中心：根据学员能力程度不同和选择的宿舍不同分为：A宿舍600元/月~800元/月，B宿舍1000元/月。广州市弱智人士办理终生托养公证手续时须借出2万元，外地人士借出5万元，到该弱智人士亡故后归还。

职训中心：300元/月。

慧灵一校：590元/月

幼儿园：普通走读生330元/月；智障走读生550元/月；智障住宿生750元/月。

研究所：每个自闭症儿童1500元/月。

每到节假日，不接走学员的一天多收 30元。

根据慧灵的成本核算，如果按照服务成本，起码要增加收费30%。但由于机构非营利的服务宗旨，使收费标准设定在服务对象普遍可承受的程度内，并对困难家庭实行一定的减免费用或助学助养等措施。

慧灵的经济来源于社会，其创办者并不是投资者，只是发挥个人智慧去筹集资金，并不具备财产所有权，因此慧灵章程明确规定：若日后机构不得不停办关闭，除了还清债务外，剩余资产用于慈善事业，以防止归属不明的弊端。

结合上述案例和有关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理论，谈谈你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特点和作用的认识，以及如何使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健康发展。

解题思路： 本案例中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其宗旨、运作过程、管理规章、收费标准、财务管理等，充分反映了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特点和作用，即非政府性、公益性（非营利）、正规性和专门性以及广泛性、针对性和中介性。

为使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健康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政府应积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公共组织，以承担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为社会公共事业提供服务，并依法给予其自主权和自制权，营造利于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的优良环境。

（2）正确认识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和强化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和意识，提高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社会地位。

（3）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保护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健康发展和正常运行，如组织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形成规范，保护其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和志愿者的个人利益，鼓励其为社会公共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案例四 某县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失误

我国南方某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全省倒数1~3名的位置。1998年，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为了建立政绩，完成好上级政府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甩掉计划生育的落后帽子，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即对计划生育实行高额罚款。具体的罚款标准是：超生第二胎罚款2000元，超生第三胎罚款5000元，超生第四胎或更多罚款10000元。县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措施的实施有效控制县里的生育数量。考虑到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艰巨性，为了解决基 层计划生育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有效调动基层计划生育人员的工作热情，该政策还做出了罚款提成的相关规定，即罚款所得，村、镇两级各提成30%。这项政策实施两年多后，县政府调查后发现，根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超生问题仍然很严重。许多人宁愿交纳高额罚款也要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有些没钱的家庭甚至举债生育也在所不惜。似乎有很多人都觉得，交了罚款就等于购买到了计划外生育的指标，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权利，不少人甚至在未生育之前就预先把罚金交了上去。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在当地群众思想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基层干部把超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了一种创收的途径，为了多来钱，对超生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对超生予以暗中鼓励。

根据上述案例结合所学公共政策的理论，分析公共政策未得到有效执行的原因，以及有效执行政策的对策。

解题思路： 导致该项政策未能有效执行的因素主要有：

1.政策目标与执行措施相矛盾、相冲突，执行越有效，结果离目标越远。2.执行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反映出政策问题构建的错误。如允许乡镇从罚款中提成，无疑会对基层干部起到一定的诱导作用，计划外生育给他们带来了实惠。他们怎么会积极制止这种行为。3.政策执行者素质不高，受经济利益驱使，其所作所为与原政策目标背道而驰。4.沟通不畅，政策对象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对政策目标缺乏认识和理解，而政策执行者宣传不够，解释工作不到位等。有效执行政策的对策：可针对上述问题阐述对策。

案例五 公开招考公务员

几个月前，《S市报》上登出了新成立的监察局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启事。而一项社会舆论调查问卷结果表明，有49.8％的人将政治体制改革列为最关心的一项，关于其中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31.1％的人对公务员制度不了解，有39.3％的人对实行这项制度缺乏信心。似乎深谙人们的心态，S市的决策者们深知抛出这只球的利害关系，决策之前理所当然地进行了一场认真的运筹和准备。要切实对公务员从吸收、录用、考核、晋升、辞退、奖惩、退休形成一套崭新的管理办法，而不能只换件“衣服”，或换块牌子。带着这样的思索，实验者搜集材料、掌握信息、外出考察、精密筹划。几个月后，S市人民政府机关公务员试行办法，政府现职人员转为公务员暂行办法，人才再开发暂行办法相继出台。

措施既定，新成立的监察局便成为第一个实验场。实验在慎之又慎的态势下进行：公开招考，但是范围有所限制。在全市现职在编干部中间，考试为主，考核为辅，但是试前规定了范围。然而，原则非常清晰，将择优、平等、公开的竞争机制引入干部管理体制，打破组织部门任命主要负责人、人事部门配干部便“开市大吉”的传统方法。

实验在新、旧体制交替的阵痛中进行。监察局定编20人，除1名政务类公务员和5名公勤人员外，其余16个名额在公开招考中产生。先进行文化知识考试，逐项打分，累积计算，够标准者录取，然后再进行考核。考试看卷面分数，考核则更全面，按16个因素对应试者进行测评，逐项打分，累计积分，够标准者录取，不够者不予录取。

登出启事的3天内，即有150多人打听报名情况，正式报名的有31人，但到考试那天，应试者仅剩下19人！市政府一位25岁的司务长，看到启事便认定自己应该报名。他所在的行政科知道了，赶紧相劝，并许了许多愿：你一结婚就分给房子，而且是带液化气设施的，还可以调到行政科„„年轻人很快打消了报名的念头。有的单位听到本单位有了报名的，领导的脸色顿时来了个不小的变化：你不想在我这个位子，肯定是这单位不好，否则，你干吗要走？报名者一般是要考虑后路的，万一不录取，人家也有权力啊，譬如穿个小鞋什么的。市妇联3个报名的，考试前一天开了个会，决定3人要考一块考，不考也一块不考，“法不责众”。还有一位青年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位自学大专毕业的公安局干部，以考试第3名的成绩列入 录取名单。谁想，青年人严肃申明拒绝录用。他说，我不是S市人，在此地没有关系。看了报纸，我就想试试你们，看是不是又来花架子„„看来你们搞的是真格的。

当然这场公开招考也使许多人如愿以偿：一位原轻工局组织科的副科长，市里曾几次抽调他到别的单位，他都不同意，这次他参加了考试，并被正式录取；50多岁的前工业局党委书记钟××，被民主推荐为监察局的政务类公务员。

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这次监察局分开招考公务员的看法，以及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议。

解题思路：本案例中监察局积极改革人事制度，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1.阐明公开招考公务员的积极意义。如：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的用人机制，引入了竞争机制；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自主、择优的原则；体现了个人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体现了民主的精神等。

2.结合本案例中的具体做法长处和短处以及教材中的有关内容，阐述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议。

案例六 政府上网干什么？

“政府上网工程”正式启动了，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开始在中国公用数据网和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上建网站，可以将各部门的名称、职能向公众公开，及时宣传各项政策、法规，公开各项活动了。一时间反响热烈，叫好制胜不绝于耳。

政府上网之后，其结构和功能无疑将是异常纷繁复杂的。但简而言之，作为信息处理的一种高级方式，政府上网可以分为发布信息和接受信息两个方面。如果政府网站上发布的只是一些最基本、最普遍的信息，那么除了查询起来比较方便之外，我看不出它与各部门的资料室、各大城市的图书馆，与那些过一段时间就汇编成册的“月报”、“索引”、“年鉴”有什么本质区别。在一些偏远贫困的地方，电脑远未普及，上网者更是寥寥无几，人们通过广播、报刊、电视等传统手段获得信息，肯定要比政府从网上“满载而归”要现实得多。当一些基层干部每每能成功地截留政策，使群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时候，身居现代都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即便每人建了网站，又能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

再看接受信息，即政府可以通过网络接收来自公众的申请、建议和意见。且不说现在不少人囿于物质条件，尚不能通过网络传送信息，就是那些每天都坐在家里去政府网上“潇洒走一回”的人，结果又能怎样呢？如果政府不对接收到的信息及时做出处理和答复，那么除了接受速度快、储存量大之外，政府的电子邮箱与那些24小时都是电脑值班“×长电话”，与那些锈迹斑斑、破败不堪的“举报箱”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优点。

1999年3月3日，政府上网一个多月后，我的一位朋友访问了信息产业部门的官方网站，想进一步了解3月1日前各大媒体都已披露的、源自信息产业部的邮电资费调价方案的详情，不料该网站上未置一词，其“自费索引”上提供的竟然还是1998年3月31日的价格！

按我的理解，政府上网应该是个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社会管理科学化和公共决策民主化的良机。纳税人的钱一分一厘是怎样花掉的，人大代表竞选者的背景资料，政府官员候选人的施政方案，某项重大工程从提议到拍板，某个备受瞩目的大案从立案侦破到判决执行„„诸如此类以前往往讳莫如深的“秘闻”，现在政府网站都可以事无巨细、详尽无疑地予以披露，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政府既然上网了，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改善办公条件的水平，而应当有意识地寻求“形而上”的制度创新，在利用好现有社会管理资源的同时，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

这是一篇反映政府上网的评论报道，请结合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的有关理论，分析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对策。解题思路：把此评论报道中有关政府上网所存在问题的揭示和教材中所论述的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起来阐述，进而提出改进对策。（可有侧重地进行选择和阐述）。

解题思路

基本要求

1.根据所给的案例材料，运用本课程所学理论进行分析论证。

2.要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理论运用要恰当，逻辑阐述要清楚、观点陈述要明确。3.字数要符合答题要求，一般不少于400字。

第三篇：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二轮复习综合专题三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历史进步

【专题考察角度：】

考题分布：16年一卷40题明清到晚晴时期人口问题及认识

16年二卷40题近代中国及西方人口迁移及认识 14年二卷东北移民特点及作用

16年三卷明清时期与近工业革命社会救济比较 15年二卷41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节假日变迁 13年一卷40题中国古代与近代海洋利用 12年工业革命城市化带来交通信号灯变迁

【考向分析与知识定位】

一、历史变迁与人口问题，关注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

1、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发展、经济重心南移与人口迁移，租佃关系与明清时期人地矛盾。

2、人口迁移和人口增减的原因、内容与影响。原因：

内容：

影响：

二、从社会史观角度，看待社会救济、节假日、交通变迁等，以历史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1、古今中外经济发展历程、近代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变迁。

2、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领域和影响 原因：

领域：

影响：

【典型训练】：

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明代自宣德以后，我国大部分省区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流民浪潮。这些流民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皇族、勋戚、官僚地主通过赐田、投献、圈占等手段，侵占小农土地；苛重的赋役，使农民不堪重负而逃亡。其直接诱因是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不时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汇集成一股洪流，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洪流影响。在此基础上，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传统的四民之说已经无法规范社会大发展下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新变化。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明人姚旅才重新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所谓“二十四民”，就是在士、农、工、商、兵、僧之外，新添了“十八民”，有道士、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小唱、优人等。这新增的“十八民”，全都是“不稼不穑”之民。“四民”或“六民”向“二十四民”的转化，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会大流动的一种格局。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社会流动性初探》

材料二 英国在 16—18 世纪是一个社会流动尤其显著的社会。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社会 流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贵族的开放式单向度的；中间阶层向全社会成员开放，成为一 个生机勃勃的社会阶层；社会下层逐渐向无产阶级过度，没新社会准备了一个重要的部件。这种频繁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表现是贵族构成发生变化。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一共任命 了 18 人，虽然贵族的总数基本不变，但是贵族的构成却发生了变化。伊丽莎白任命的 18 名贵族中，只有两人出生于老贵族家庭，绝大部分贵族都是新贵族。他们有非贵族阶层跻 身贵族阶层，甚至一跃而成贵族。——摘编自刘贵华《近代早期英国的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及引起人口流动的原因。（15 分）

（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人口流动的原因。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 学知识，概括人口流动对中英两国产生的共同影响。（10 分）

2．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直接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稳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社会济贫问题上，宋代贯彻“由胎养到祭祀”主要是指慈幼。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修胎养令，规定凡下户怀妊而不能自存者，以粟颁赐之。宝祐四年(1257年)，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事实上，除慈幼局外，养老之居养院亦肩负育幼任务，且养至十五岁并免费入学。关于贫民之收养，设有专门机构，唐代有悲田院，宋因其旧于京师置东西福田院，以禀老疾孤穷丐者……至于漏泽园，是由政府提供公地，“埋葬无主死人……每年三元春冬醮记”。南渡后仍维持此制。这种由“胎养到祭祀”的福利，虽比当代福利国家所提供的涵益较广，但却主要是选择性，局限于贫而无告者之特殊对象。不过，在两宋，社会互助观念业已产生。社会互助始于宗族，这是以范仲淹的义庄为滥觞。这些义庄义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赡族人。南宋时，这种互助由宗族扩及乡党，这可从朱熹所提倡的社仓看出。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16世纪以前，英国救济穷人问题多通过基督教会、个人慈善捐款等方式解决，国家并未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英国圈地运动开始后，偷盗者、乞讨者日益增多，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为稳定社会秩序，1601年都铎王朝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救济办法因类而异：(1)强壮有力而不愿工作的不能得到任何救济，他们要接受强制劳动；(2)老弱残疾而不能工作的贫民可以得到救济；(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规定济贫官有帮助其找到工作的义务。

——摘编自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材料三

英国税收与福利对家庭收入的影响(1983—1984)

二战后，英国经济与社会矛盾都演变到及其严重地步。工党政府采取“福利国家”政策，这对于消除社会公平、保障居民基本生存条件、促进社会民生公正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同时社会改革，可谓顺乎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它也产生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政治安定、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福利国家”越来越成为英国政府的沉重负担，它与经济发展的效率发生了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如人才外流，人口老龄化，中产阶级日渐削弱。这个问题发展为“英国病”的新病因。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编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宋代济贫政策和英国福利制度的共同目的，并概括其实施过程中体现的相同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和所学知识，指出英国福利制度的影响与宋代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制度的认识。

1、（1）特点：社会分化明显，多阶层出现；行业特征突出;主要从农业流向商业、手工业等部门；双向流动。（答出3点给6分，答出4点给7分）原因：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的发展）；政府的控制放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赋役沉重；土地兼并加剧；科举制度的推动；自然灾害频繁等。（答出其中4点即可，8分）

（2）原因：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兴起，孕育了大量职业官僚人员；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新 航路开辟，产生大量富有的商人、新贵族；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为形式的文化运动，培 养了大批适应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6 分）共同影响：促进新的经济因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具 有民主色彩的思想产生。（4 分）

2、(1)共同目的：救济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

相同特点：政府制定相关法令、制度予以保障；国家救济和社会互助相结合；因救济对象不同而采取不同救济措施。

(2)不同影响：在保障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上效果更为显著；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导致了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增强了人们的社会保障意识和福利观念。

原因：“二战”后英国的社会矛盾尖锐；执政党为了取悦于民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雄厚；人们对政府职能认识的深入增强了维权意识。(3)认识：福利水平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福利制度既要照顾眼前利益，又要着眼长远发展；福利制度要适时改革，兼顾效率与公平；福利的形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

第四篇：教育与社会变迁

第四章：社会变迁与教育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刻之停息。这是我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对社会变迁的感慨。不仅如此，我国哲学家庄周也曾说过：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如此，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变迁之中，那么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的教育应如何才能与社会的变迁相适应呢？教育与社会的变迁又有什么关系呢？学完这一章您将得到答案！当下我国社会所正在经历的变迁属于社会分化而非社会革命类型，其变迁的结果是：在人口结构这方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农民这一阶层的分化，出现了目前非常庞大而又备受各界关注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

一、社会变迁概述社会变迁是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和。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社会变迁的内容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变迁、科技变迁等。社会变迁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主要有社会整体和局部的变迁、社会的渐变与突变、社会的进步与退步等。

二、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教育是社会变迁的结果社会变迁尤其是剧烈的社会革命会对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学校教育的产生、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目标和教育观念的变化、教育功能的变革等几乎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二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主要体现在教育培养入、传递新的意识形态、进而推动科技发展、经济振兴、文化繁荣与政治革新等方面。三教育是社会变迁的条件教育既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变迁的动因，也可能成为另一种社会变迁的条件。教育具有双重功能：教育的显性功能即预期达成的目标往往是在教育引起社会变迁的意义上加以设计的；教育的隐性功能即在未被预计的情况下，在完成显性功能的过程中附带产生的功能正是导致其他社会变迁的条件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社会变迁的共同趋向。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研究从世纪年代开始。托夫勒从技术至上角度论对社会现代化做了系统论述。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有的从社会组识与政治结构的演变研究现代化，有的从文化变革研究现代化。（从世纪（一说是世纪）开始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有两种类型：原发型的现代化（内源性现代化）和赶超型的现代化（外源性现代化）。原发型的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逐步成熟的自然过程；赶超型的现代化是在国家领导下自上而下的、自觉定向的进程。中国于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年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年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美元。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不同于现代，也不同于工业化。现代化是现代社会演进的一种历史形态，是个文明的概念，它是指一种以现代科学为标志、以工业化为基础，并包括一切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现代文明。现代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是一种自觉、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的概念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前者属于物的范畴，在世界各国是趋同的；后者表示各民族按自己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来设计，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现代化与教育的关系体现在现代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与教育的活动关系上，即以科技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物的现代化与教育的关系，以及人的观念变革与教育的关系。

三、教育与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现代人的特征（英格尔斯）：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愿意以新的行动方式去生活与创造；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注意现时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坚信能克服来自社会与自然的一切困难；个人发展的计划性；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普遍的信任感；信奉并愿意遵循、公平待人原则；重视新式教育；尊重权威，但不盲从；公民意识强，热心社会活动。

三、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教育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世纪末期，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所谓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简称。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据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知识经济的特点表现在：知识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作用；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济，世界大市场是知识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科学决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知识经济中有日渐增强的趋势。

三、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人的现代化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现代化成败关键。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离不开人的参与，而人的培养又离不开教育的参与。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人，在分工合作为联系纽带的现代社会中，是学校教育的特定社会职能。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要求教育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国际组织对教育现代化的定量指标包括：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中等教育的毛人学率、高等教育的毛人学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公共教育经费占的比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等。教育在实现自身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哪些冲突？如何解决？现代教育观取代传统教育观，确立终身学习观念。教学内容现代化、课程设置合理化。教学过程集约化、教学手段科学化。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提倡多种类型、多种教育形式并举。自然环境变迁

社会变迁的过程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自然环境依其自身规律演变,影响社会的变迁,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变迁。人口的变迁

人口变迁主要指人口数量、质量、构成及人口流动和分布的变化。一定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人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的变化给整个社会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经济变迁

它包括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量的增长和生产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给整个社会变迁以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结构变迁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价值观念变迁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科学技术变迁

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结构体系中独立存在的知识系统，对于现代社会的变迁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变化和研究规模、组织形式的变化，一方面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促使现代社会变迁日益加速。文化变迁

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

第五篇：近代中国转型之艰（xiexiebang推荐）

近代中国转型之艰

——答《瞭望》周刊记者刘巍

“中国人应该正视：不但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发生在康熙皇帝执政的鼎盛时期。沉沦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8年，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提问：“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庭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从洋务运动、1898年变法到清末新政，晚清七十年的一批历史人物虽然未能意识到以上问题的全部，却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被迫向西方学习，从总体上尚未逆历史潮流而动，然而从始至终他们跟不上历史潮流的脚步。

近代史学者袁伟时认为，晚清的当政者“是否能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改革与其步骤，这才是关键点。”“如果在改革步骤上跟得上历史潮流，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不会像现实这样地高昂。”

6月29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寓所接受了本刊专访，这位年过八十的近代史家在其退休之后，迎来了其研究成果的收获季节。他已出版的代表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路标与灵魂的拷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文化：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论衡》等等。

袁伟时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始终如一的目的是要对中国现代化艰辛进程的深层原因进行发掘。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历史无法割断。百年苦难无非是无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与中国历史积垢的冲突。死的拖住活的，方生与未死反复搏斗。”

他说，“中国人应该正视：不但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发生在康熙皇帝执政的鼎盛时期。沉沦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

“制度文化没有自我更新能力”

《瞭望》：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你认为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晚清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袁伟时：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

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不同命运。

《瞭望》：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在加以描述与解读时，你更愿意借用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

袁伟时：我认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他的见解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一是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二是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是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

四是陈寅恪认为当时的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瞭望》：你认为陈氏关于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具有时代意义？

袁伟时：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

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不理性的人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

《瞭望》：在这一区分之后，其制度文化部分正是阻碍中国近代进程快慢的原因？

袁伟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制度文化的辩论与改革自近代以来无法避免。

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我认为，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

晚清经贸发展的限制 《瞭望》：你认为中国的制度文化重要缺陷之一，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足并使中国社会缺乏经贸自由？

袁伟时：从历史经验来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是以商人为活动主体的市场经济，其前提是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与经济上的相对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但尚有变通的可能，那么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随处可见，对于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业活动动辄禁止，处处掣肘。

《瞭望》：请你具体分析一下晚清经贸发展所受到的限制。袁伟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的经贸发展长期受到三道枷锁的桎梏。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与卑鄙的标记。抑商重农成为历代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中国历朝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而是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屡见不鲜。如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就颁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到明朝嘉靖（1522-1566）则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经贸无法顺利发展。

《瞭望》：这些状况的形成也是与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分不开的？

袁伟时：用乾隆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不是乾隆的发明，明代早已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瞭望》：清朝秉持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最终给自己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袁伟时：一是边患频仍。二是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直至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这样的“盛世”蕴含着深刻的内在危机。

郑和下西洋400年后，英国人以船坚炮利叩关，明成祖下令建造的感谢马祖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南京静海寺，最终竟成了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的场所。

“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

《瞭望》：从晚清的历史结局来看，其知识阶层的思想潮流未能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

袁伟时：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是，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世纪的西欧同样没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罄竹难书，但不应忘记，他们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会所办学校为骨干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特点，从而可以从中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

《瞭望》：为什么出现这些差别？ 袁伟时：第一是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严华夷之辨”，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瞭望》：在这样的思想堡垒阻隔下，早在17世纪至18世纪初，中国断送了一次吸收西方文化的大好机遇？

袁伟时：明末清初，利玛窦和其他西方传教士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以他们为中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在这一中外交流中中国主要是受益者。不过，接踵而至的三大**把这个进程打断了：一是从万历十四年（1616）开始南京礼部尚书等掀起的南京教案，二是康熙皇帝亲政前的“熙朝历狱”，三是康熙皇帝亲政后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

后来的清朝当政者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后果之严重在一百多年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瞭望》：与此同时，你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无法全面地继承人类文明的成就？

袁伟时：一是耗费中国青少年年华的四书五经，从世界范围看已远远无法适应17世纪以降的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考试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顾炎武在17世纪就抨击科举制、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虽然科举制度在清末最终被废除，但百年树木、十年树人，晚清培养人才的速度已赶不上革命爆发的速度，新的知识阶层成了埋葬大清帝国的主力之一。

《瞭望》：中国社会也没有建立容许辩论和保护“思想罪犯”的机制。

袁伟时：孔老夫子早就立下规矩，“不可不诛”的五条大恶中有三条是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圣人的教导被确立为是非标准，加上大一统的局面，关山飞渡难，除了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分立、可以随意择主而仕、朝秦暮楚而不必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外，思想者的命运注定十分艰难。

《瞭望》：你认为没有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的最后一点原因是没有保护知识阶层的组织。

袁伟时：在中世纪西方有保护教师利益的行会，大学享有特权，逐步发展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制度。大学的词源universitas意思就是行会，是学者的行会，正当地谋取自己的利益，大学独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权利是在反对教会势力和王室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得到的。从十三世纪起，大学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

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

《瞭望》：“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对于历史人物你认为不应该苛求，晚清历史人物的缺陷与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有关？ 袁伟时：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晚清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不过，这个思想堡垒所以如此坚固，其根源又在深具东方社会特性的社会深层结构。

《瞭望》：中国这一社会深层结构有何特点？

袁伟时：在中国，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除了分裂时期，中国很少出现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从本土的道教到外来的佛教，神权大体上也是政权的依附物。中国没有国教，学界对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合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

明代有“圣谕”六条，康熙皇帝有“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详加解释，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瞭望》：就国家与社会的上层结构而言，中西差别十分突出，对各自的发展影响巨大。中西权力系统的首要差别在于权力是集中统一的还是多元并立的。

袁伟时：在前现代的西方，王权和神权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双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服从还是对立，双方的矛盾连绵不断，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国王与受封的领主、贵族以及领主、贵族与其家臣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实际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三个系统的博弈和权力多元的局面，开拓了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

《瞭望》：这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催生出西方的议会制度？ 袁伟时：与权力单一的专制体系迥异，多元社会下的国王冀图为所欲为极其困难，在各种势力裹胁下，常常被迫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

在英国，十三世纪的时候现代议会的雏形已经形成，1265年开过一次由各郡、市和自治市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的议会，它失败了，但“这个议会由于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而成为近代代议制议会制度的起源。”三十年后，“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召开的大议会已经被当作第一个英国议会珍藏在历史中，绰号‘模范议会’的这个机构包括了来自较小的贵族、教士和自治城市的代表。”

而在此之前，由于1199年就任的英国国王约翰实行残暴统治，并在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争夺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中失利，1215年，贵族、教士等联合起来集结武装向伦敦进发，要求国王给予他们更多权利，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英国乃至世界的宪政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瞭望》：晚清新政的失败以至辛亥革命未能在中国成功地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都与中国的这一社会深层结构未有根本改变相关？

袁伟时：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内容。中国传统法典的主要内容是刑法，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三纲的法制化。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首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为重要拐点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有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战火连绵，而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建设却被置诸脑后。

原载《瞭望》周刊2011年8月15日第4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