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名人与近代中国考试打印材料
《名人与近代中国》——选修考试材料
日期:11月18日 时间:18:30~20:30 地点:创新楼404、405 形式:开卷 范围:
1、评析1894年孙中山的《上李傅相书》一事
2、谈谈对“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思考
3、试述张学良从忍日、反日、抗日的思想转变过程
4、请评述蒋介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5、简述钱玄同同时对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三大任务产生的影响?
6、请简述林徽因的爱国主义思想
1、评析1894年孙中山的《上李傅相书》一事
《上李鸿章书》是1894年孙中山写给李鸿章的,他在书中建议李鸿章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楷模,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使工商业摆脱封建束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以便最终达到国家富强独立的目的。通篇渗透着青年孙中山的慷慨激越的爱国热情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向往。但他并没有提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更没有提出反清口号。当时所处的社会基础也不具备提出这一思想的起码条件。他的最终其目的是倾吐自已的理想,以期得到显赫大臣李鸿章的采纳和重用,实现挽教民族危亡的政治理想。在8000余言的《上李鸿章书》中,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孙中山诚惶诚恐的精神面貌!孙中山说自己从1885年开始革命,可是,在他于1894年6月呈递的《上李鸿章书》中,看到的却是一幅样子。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具有历史进程性。通过对《上李傅相书》及其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更加全面地反应孙中山早期的思想特点:明显的改良主义的倾向;浓厚的传统民族主义色彩。其民族主义思想和之后进行的革命活动相统一。
2、谈谈对“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思考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写的,表现了其自由无羁的思想和独立不倚的人格。中国长期存在的专制思想扼杀人的个性思想和独立的人格,通过政治强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的奴性意识,使人失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剩下只有奴性意识,这种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便会制约社会及个体思想与行为,进而深刻而久远地吞噬着国人的灵魂,使国民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这种精神扼杀的一种解救。
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实际是一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种中华文化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十分之伟大。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体现在优秀的中华儿女身上。要大力倡扬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既努力维护民
2014年11月18日
《名人与近代中国》——选修考试材料
族独立自由,也要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一个民族如果只是强调民族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忽视甚至抹杀民族成员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民族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是不能支持久远的。扼杀思想自由于民族百弊而无一利,只有当更多的个体以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真正走进社会践行公共责任,追求真诚善良与公平正义,就可以为这个时代书写出更加美好的内心史。也只有积极生活,才能让这个社会更自由。
3、试述张学良从忍日、反日、抗日的思想转变过程
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刚开始阶段,将反共和拥蒋统一作为抗日的前提,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厚望,无条件地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其思想和行动进入了误区。
之后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率东北军进攻红军,期望由国民党统一中国,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是张学良的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碰撞和抵触的矛盾阶段,九一八事变把国家利益和东北军团体的矛盾尖锐地摆在了张学良面前,从抗日雪耻的基本点出发,他在对待民众反日爱国行动方面,采取了同南京政府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然而蒋介石暗地里却准备主持对日妥协,张学良内心极为痛苦,愤然下野,出游欧洲。归来后的张学良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对蒋介石及其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弦更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呼声,是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争取,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最后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4、请评述蒋介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蒋介石是中华民国政治家及军事家,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是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后
2014年11月18日
《名人与近代中国》——选修考试材料
5、简述钱玄同同时对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三大任务产生的影响?
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把文字音韵学精深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国语统一、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来。他既是国语运动的理论家,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实干者。他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后来他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5年他抱病坚持起草了《
2014年11月18日
第二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内容摘要:“辛亥革命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次革命运动,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样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
关键词:辛亥革命 政治 经济 文化 影响
辛亥革命定义及过程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汉人复国运动,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亦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1]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我国封锁了几千年的大门,为中国的闭关锁国画上了句号。外国列强的压迫和清政府的腐败使得当时的人们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救国运动,而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昙花一现的维新变法和徒有虚名的立宪运动都以失败告终,无法挽救中国衰败的现状。由此,自19世纪80年代起,不少人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体。因此不少革命团体应运而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孙中山成立的兴中会,黄兴成立的华兴会,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三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以《民报》为机关刊物,并使之成为了革命的思想阵地,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经累计万人多,这也令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革命党人也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了新军,这又使革命得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经过大大小小十余次的起义之后,终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正式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此后,革命政权如雨后春笋般从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最终,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宣告结束,但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果实却被袁世凯所窃取,3月10日,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辛亥革命就此结束。
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从政治上来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让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这也间接的使得之后的几次复辟运动不得人心,迅速的失败。同时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不得不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从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又一次逐渐的转变为争夺中国。并且辛亥革命也给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
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对反对殖民主义抗争起了非常强的推动作用,掀起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2.从经济上来讲
辛亥革命本身破除传统体制的强大变革效应。辛亥革命对两千余年来的专制制度作了一场总的清算,它终于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在中国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它对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者强加在商人头上的厘金和其他苛税,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从而限制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并且此时较大规模的现代工厂数量较少,大部分新式工业极为幼稚,大抵尚未脱离手工业时代。武昌起义爆发后,宣布独立的省份,如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都宣布废除厘金和其他苛税,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我国的近代化步伐。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颁布一系列旨在保护和促进实业发展的章程、则例,推动成立“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对于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无不批准立案,其中包括煤矿、铁路、航运、银行、军械制造、保险公司、各种类型的工厂如缝工、皮工、铁工、鞋工、磨面、碾米、榨油、工艺、屯垦、渔业等。临时政府尤其注重城市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对武汉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临地大总统孙中山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重建市区,并责成内务部筹划修复汉口事宜,使“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2]但是,辛亥革命是一场发生在城市的革命虽然,对城市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冲击较大,从而对城市工商业的推动作用较大,对城市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较大,但是,这场革命对农村触动较小,没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农村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因而革命对农业生产推动作用较小,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贡献较小。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其缺陷和不平衡性日益显现,对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深刻地指出:“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与农业社会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3]并且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3.从文化上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文化的发展极为迅速,首先儒家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位大为下降,人们不再为其所束缚,因此,人们开始更多的吸收西方的文化,这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普及。其中最伟大的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来的“三民主义” 正如孙中山先生自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4]三民主义是中国化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如列宁所说:“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它引导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并取得伟大胜利。上述历史过程证明了一条科学性原理,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同时,辛亥革命也孕育了一
批富有时代性的、激情洋溢的诗词、歌曲、戏曲和电影,它们以艺术手法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这些文艺作品传播了革命思想,鼓舞了革命斗志,对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光复纪念》,《中华大纪念》,《吴禄贞被刺》,等等。“就从这里所说的一些新旧文选看,我们也可以理解,辛亥革命期间的文学,是以怎样激昂澎湃的热情,多彩的艺术形式,积极的在为革命服务。那步伐和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一致的,拥护民族革命,建立民主政权,反对保皇党,反对立宪派。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旗帜是很鲜明的。”[5]
4.从精神上来看
辛亥革命所代表的是大力弘扬辛亥革命志士忧国忧民、是以国家前途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国旗是五色旗,表示中华民族大团结,红黄蓝白黑,寓意汉满蒙回藏,在3·14西藏**,7·5新疆**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坚持与弘扬孙先生的民族大团结。辛亥革命的精神提示我们,我们一定要实现民族的大联合,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不管是生活在祖国大陆的,还是因为历史原因长期漂流在外的游子,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只要是爱国的,爱国一家,我们都要联合。这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传统!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是中华儿女,都是一家人。我们政治可以多元,但多元一体,和谐相处,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用,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我们国家就能够强大。辛亥革命中那种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力量。
辛亥革命也使得以前沉闷的中国学术界焕然一新。许多学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一般宣传和介绍,而是身体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学术理念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学术,并在中国传统学科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产生了“史学革命”、“文学改良”,同时创立了一批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新的学科,在学科分类上逐步和西方接轨,还进一步发挥了鸦片战争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热衷于解决辛亥革命时期的实际问题,使学术研究涂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家,提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水准。促进了中国在学术上的近代化。
总之,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国。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问题,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它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近代中国无论是思想政治上还是精神文化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次革命运动,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样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6]虽然最终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但它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仍然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应全面的看待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8947.htm 发布时间不详
[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二卷第69页。
[3]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4页
[4]孙中山 《中国革命史》 1923年
[5]原载于1961.10.09《人民日报》
[6] 张海鹏《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
第6期
第三篇: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读后感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83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00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界的交流,但这只是他们传教的必然或者说是手段。他们原本就是为了殖民,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不善的,没有传教士,历史还有众多的可能。这是一个让中国开启国门最糟糕的方式。
第四篇: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企业文化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企业文化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企业文化蒋国杰(徐州师范大学技术教育学院,江苏徐州221009)*摘要:企业文化产生于日本,形成理论在美国,但根在中国。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留学生企业家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改变中国企业落后的局面,在引进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实践中,注意与中国的国情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东亚精神、海光精神、海王精神、美亚精神等一批颇有影响的企业文化。
近代留学生企业家在企业文化探索中坚持以人为本、倡导劳资合作、注重制度建设、强调服务社会,取得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果,有的即便与当今世界著名的“松下精神”、“丰田精神”、“IBM文化”相比,也毫不逊色。回顾近代先贤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探索,对今天的企业文化建设不无启示。
企业文化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对全体员工进行企业意识教育的微观文化体系,它由企业的最高目标、共同价值观、作风和传统习惯、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等构成。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关于企业文化,在我国学界有一种说法,即企业文化产生于日本,形成理论在美国,但根在中国。之所以说企业文化根在中国,是因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企业家特别是留学生企业家就开始探索企业文化建设。他们不仅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绩,更为今天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近代企业文化产生的背景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批出国留学深造回国的学子,有的子承父业主持企业的经营,有的集资http://创办企业或者开发新兴工业企业,成为当时企业界一支极为重要的生力军。仅据学者徐鼎新在《近代上海新旧两代民族资本家深层结构的透视》一文中统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厂、银行的525名经理、董事中,曾在国外留学的就有82名,占15.6%;即便在传统影响颇深的商业企业,高管人员的状况也开始发生变化,583名商业经理、董事中有18名曾在国外留学。
尽管所据资料可能不够完整,但可以窥见当时工商界留学归国人员已成为十分重要的生力军。这批学有专长、充满活力的海归派企业家投入到工商界,他们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改变中国企业落后的局面,开始大胆地对企业进行革新。其中,最有影响的革新举措就是引进西方科学管理思想。
1914年留美回国的穆藕初在上海创办德大纱厂,率先将西方的科学管理思想付诸企业实践,同时在百忙之中翻译了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6年由中华书局以《工厂适用的学理学的管理法》为书名出版,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部科学管理理论译著。
同时代留美回国的杨铨、张廷金、曹云祥等人先后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介绍宣传科学管理思想。在近代留学生的宣传推动下,西方科学管理思想到二十年代逐渐推广开来。但是,由于科学管理思想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即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因此科学管理就是通过人与机器的合理配合。
第五篇:《儒学与近代中国》读后感
《儒学与近代中国》读后感
《儒学与近代中国》是英国汉学家庄士敦(Reginald F·Johnston)1933、1934年间关于“儒学”的演讲整理而成的。对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孝道”、“师生关系”、“儒家文化与宗教”等问题进行阐述,从一个外国汉学家的角度对儒家文化进行阐述,展示了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儒学观。
本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导言;第二章讲郑孝胥《孔教新编》(又称为“十四个儒学文本”)对海外适龄儿童教育的影响;第三章讲儒家思想中的“孝道”;第四章是对师生关系的论述;第五章讲与“孝道”密切相关的“祖先崇拜”;第六章是把儒家思想与国家相结合,论述秉持儒家思想的“政治忠诚”;第七章则主要论述了“儒学”不能称为“儒教”的原因;第八章讲儒学中的音乐和礼仪的作用;第九章讲了儒学的发展以及走向;第十章是儒学与1911年的革命之间的联系;第十一章是儒学与共和政体,这是从西方人的政治视野出发的探索;第十二章是儒学与未来的中国,对儒学的发展做出展望。这本书涉及了儒学的各个方面,从“器物”(音乐、礼仪)到“制度”(共和政体、政治忠诚),再到“文化”(孝道、儒教),文章条分缕析的把儒家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论述到,全面的从一个西方人眼中来阐述对儒学的见解。
儒家文化是支撑我们民族的灵魂。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所了解,才能对找到我们自己民族的优点,才能在世界强国立足。从我们自身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教育的起始,是古代教育的核心,《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现代教育中,也不失其价值,因为孔子所提出的一些列教育理念,仍是我们现在教育所坚持的核心理念。同样,儒家文化也是我们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思想核心,我们的民族性格,从很大一部分上说,也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
儒学博大精深,通过一本书很难全面、深入的对其有所掌握。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入手,了解儒家文化的一些基本理念。通过这些理念,我们可以看到凝结它身上的智慧的光芒,这些光芒在建设和谐社会、构筑中国梦的现代,依然闪烁光辉。
我们以儒家经典作为这篇读后感的主要脉络。通过这些经典的阐释,看到我们古代哲学的精深,同时结合自己的实际,希望可以融会贯通。
(一)子曰:天地之性,惟人为贵。(《孝经·圣治章第九》)
这是出自《孝经》中的一句经典,强调天性本善,以及后天“人”自身的能量。郑孝胥对这句话的评论则更加深入了,他说:“圣人”只是与众人生活在一起的一员,即便是被认为是圣人的孔子,也是从属于众生的秩序,只是他比同类更加优秀罢了。通过不懈的努力,平庸之人作为潜在的圣人也可能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价值和意义。这其实就是肯定人生来平等,都要遵循世界的秩序。并且,人的本性都是向善的,真正的孔子信徒对自己的尊严、权利和责任都有清醒的认识,因此能够镇定地承受世人对他的凌辱和伤害,只有“小人”才会认为自己的本性是卑贱的,在自己的不行或者他人的不公平对待的情况下沉沦。
这样出自《孝经》的一句话,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是非常重要的的一条准则。我们在教学活动中要时刻牢记,每个学生都是平等的,都是“性本善”的,我们要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学生,不能因为个人的偏而区别对待。同样,我们要相信一个教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帮助塑造每一个学生独立的人格,在人生的道路上,引导他们积极向善,积极向上。这都是我们作为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第四》)这句话是孔子的言辞,意思是除非我们努力追赶那些在我们看来道德优于我们的人,否则我们将面临堕入比我们道德水平更低的群体之中的危险。同样的,由这一句我们联想到孔子的另一句至理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我们不仅仅可以用在道德比我们优秀的情况中,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向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向他们靠拢,无论是道德上,还是工作中,我们都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防止自己的堕落与市侩。
(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学而第一》)
常人一般是说的多而做得少,但是作为一名“君子”,却是说的少做得多。作为一名君子,应当更加看重恰当得体的实际行动,而不是自作聪明的夸夸其谈。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做人准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也应当看做我们的座右铭。首先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要在教学实践中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想法”的层面,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实践,并通过反响来不断修正自己。同时,在学生层面,这显得更加重要。作为一名教师,不仅仅是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我们更要注重培养一个学生的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师要以身作则地告诫学生,作为一个“君子”,就要更加注重行动,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光说不做的“空想家”。小学生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阶段,有各种奇思妙想,怎么样来发展学生这种想象力,而不仅仅局限在“想法”上面,变为真正的行动,这也是我们教师所面临的一个挑战。从孔子的这条告诫中,我们可以获得指导。
(四)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第七》)
孔子非常注重对人格的培养,对上面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用《论语·学而第一》中的一句话注解:“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年轻人在家应该孝敬父母,在外面要尊重他人,在一切社会交往中都要热情、真诚。他应该爱所有的人,但是要和优秀的人做朋友。此外若尚有余力,还可以学习音乐和艺术。
之所以有必要强调儒家学说中对人格培养的重要,是因为在现在社会,我们面临着眼中道德危机,品德教育面临被忽视的危险,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利己观念和市场开放后金钱至上挂念的入侵无不关系。这也就要求,我们小学教师作为祖国下一代成长的第一道教育防线的重要性。我们在教学活动中,要特别注意对孩子成长期的人格的培养,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按照孔子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我们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几个社会事件,小悦悦事件、扶老人事件,这都是因为在现在的教育中,乃至大众的宣传教育中,我们“道德培养”的缺失。这都可以认为是我们这个社会向我们发出的“警告”。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在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过程中,特别注意人格的培养,这可以体现在对孩子日常行为的指导,也可以通过对儒家经典礼仪的学习,也可以开展专题班会着重在孩子成长人格培养上面。我们可以做的工作很多。
(五)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这是一条直接跟教育相关的言辞。这段文字有四个字组成,极为简洁,但是却道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朱熹对这一文本的解释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出发,他说:个人成长的向善向恶及其程度的差异,是由于外在的教养、交往及环境引起的。因为可以将人分为不同的“类”,它不是以社会标准划分的,而是依照道德和知识标准来进行的。而我们的教育,可以避免这些“类别”的产生,因为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可以引导学生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依据他们善良的秉性发展。因此,所有接受优质教育的人从原则上讲都是具有潜在的平等性。即使因为智力天分的差异,或者其他不可避免的原因,这些人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的话,他们也不应该被划为不同的“类”。换句话说,教育可以保持人最初善的本性。退一步说,即使这种本性已经被玷污和扭曲,教育也可以恢复其最初的善良和正直。
这可以算是儒家文化关于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这条理念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一样的金科玉律。我们在教育中,要时刻坚守这样的准则,发挥教育的作用。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的责任,不仅仅在于“解惑”,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培养他们的人格,这才是教育真正的作用。
在阐释儒学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庄士敦从关怀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前景的高度着眼,对儒学特质、现代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试图找出一条世界精神文明之出路。从中西跨文化交流的视角看。长久以来吸引中外文化学者的一个重要命题蹙两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究竟出于什么心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会达到什么高度。庄士敦作为“东学两渐”的实践者,其向两方受众传播儒学楚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无疑为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