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帝国主义侵略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古老的中国遇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随着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也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如何看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和国情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大学生容易感到困惑和疑问较多的问题。国内外的某些言论曾引起一些学生思想上的混乱和迷惑。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如刘晓波之流,竭力美化帝国主义侵略,鼓吹殖民地理论，说什么“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叫嚷中国要当“300年殖民地”，“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这些论调在一部分大学生中产生了恶劣影响,有的学生甚至认为“倘若鸦片战争提前100年，今天的中国就是现在的香港”。因此，为了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认识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给予解答，而应该将理论和历史事实相结合，进行全面、辩证的阐述和深入、具体的剖析。
探讨的问题：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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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邵娜、李婧，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J].时代经贸：中下旬-2008（03）
第二篇：从圆明园看帝国主义的侵略
从圆明园看帝国主义的侵略
圆明园，这是个令数亿中国人悲哀而耻辱的名字，曾经融汇中国古代园艺建筑和西方建筑为一体，带给世人以举世无双的自豪与骄傲。原先我们该叫她什么呢，宫殿，花园，还是天堂。然而这一切我想已无从知晓，因为我们失去了目睹她真正容貌的机会。现在我们只能称之其为遗址——圆明园遗址。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火把这独具匠心的皇家园林毁灭的一干二净，他们获得了无尽的瑰宝和精华，而我们从这场浩劫中获得了什么呢？
首先，最主要的必然是灾难。从那时起，中国文明古国的形象受到了重创，相反的，一个任人宰割的羸弱大国的形象开始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根植。我们可以清晰的从历史上看到，这种负面影响给我国带来了更深远更严重的民族危机。政治上，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为傀儡，中国也开始了丧失主权的悲哀日子。经济上，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使大量文物珍宝被毁坏，是中国无法挽回的一笔宝贵财富。在侵略后期，商品倾销更是给中华民族工业带来阻碍，导致了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而从文化上来说，中国匠人呕心沥血百年而成的结晶转眼化作一片焦土，毫不夸张的说，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这应当算是整个艺术建筑领域的悲哀。最痛苦的莫过于我们的百姓，安逸自在的生活瞬间被打破，同时不得不接受国破家亡的事实，从此生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任何事情都需要辩证的来看待，在看到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在某些方面帝国主义侵略在客观上的推动作用。政治上，列强的侵略极大的刺激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一群仁人志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救亡图存的探索与尝试。他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意识中苏醒，开始知道清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使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器物，近代企业一批批兴起，留学生和学堂的数量逐渐增加。维新思想则开启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道路。反割台斗争，义和团运动，哪一个充满热血的尝试没有预示着民族意识的觉醒。经济上，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中国的自然经济加快了瓦解的速度，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让我们被动进入现代化。我们知道了先进技术的优越性，于是开始了尝试和改变。原有的自给自足的模式慢慢被打破，家庭生产的内容也越来越迎合市场的需求，比如茶叶。列强的侵略使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世界市场，在我们控诉这侵略的破坏性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被动开放的建设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帝国主义者的疯狂侵略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也为后续的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雨果曾这样评价过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的事——“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做的事。我证实，发生了一次偷窃，有两名盗贼”。圆明园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愿后世子民看到她的遗址能有所反思和感悟。最终能化为行动，共同建设今天的中国。这应该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入侵最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深刻的历史意义。
第三篇：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吗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吗？
戴维
从我们小时候起就接受了这样一种教育：“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几十年来，这一灌输和宣传掩盖了真相，加上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使我们对基督教产生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当我们对政治宣传有了深刻认识後，便会竭力寻求历史的真相，解开心理上的束缚，挣脱心灵上的枷锁，勇於追求真理。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早在唐朝贞观九 年（公元 635年）就有大秦景教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首次进入中国。十三世纪开始，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士也尝试将基督教传入，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四百年後，耶稣会的神父们曾小有建树，却在 1722年被逐出。明末清初，利马窦和汤若望在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同时传扬福音，建立了教会的雏形。
从利马窦和徐光启共同合作将西方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起，到今天历经三百多年。历史让中国人认识到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但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却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们的潜意识中。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是同时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向中国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传讲上帝的话语，建起了尖顶的钟楼，庄严的教堂。但中国人更热衷的是长筒望远镜和音乐自鸣钟。皇宫里还收藏了郎世宁的绘画，清史中记载了康熙曾要汤若望祈福，皇贵妃及皇子因病向传教士求医治的史实。康熙对西方科学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他於 1692年准许自由传教，但於 1707年又下令部分禁止。雍正则禁令传教，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被迫中断长达百年之久。而中国真正建立教会是在十九 世纪中叶。传教士的心愿近代中国教会的确从一开始就蒙上了帝国主义的阴影。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战败的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一系列不平等、耻辱条约的开端。除割地赔款外，陆续开放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是最早的五个城市。与官员和商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传教士，因为在不平等条约中还有解除教禁，准许购地建堂的条款。这样，帝国主义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就与基督教传教士产生了关联。他们被视为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先锋，无可逃遁地背上了“帝国主义工具”的罪名，时至今日仍无法洗脱这一恶名。
事实上，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与侵略者截然相反。许久以来他们就期待著向中国传扬福音，结果上帝为他们打开了中国之大门。在他们的理解中，这是靠了祷告祈求，决非枪炮征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在这些通商口岸城市里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教会。一些来自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为此奉献了终生。如戴德生一生向中国人传扬福音，他留下了这样的名言：“我若有一千英磅，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不是中国，乃是耶稣。”即使今天，许多传教士依然坚守这样的信念：“中国啊！我若忘记你，情愿忘记我右手的技巧；我若不记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於上膛。” 1951年被勒令离开中国後，他们始终心系中华，每在祷告中记念。大陆一开放，他们又继续传福音的工作，甚至到少数民族地区辛勤耕耘，使那里的福音种子生根成长。他们从没有侵略的念头，只是默默地为神的使命奉献。十九世纪末期，中国人开始仇视所有的外国人，原因是西方列强对於毫无还手之力的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日复一日的屈辱，使民族激愤达到高潮，不堪忍受的中国人开始反抗。
对洋枪洋炮的恐惧，使他们的矛头并没有指向真正的侵略者，而迁怒於平时与他们最为和平相处的洋教士。虽然他们的妻子儿女得到过教会的接济，也知道教会经常把面粉奶粉赈济给穷人。但强烈的民族仇恨，加上复杂的封建传统意识，导致了盲目排外的情绪的出现。教会和传教士变成了直接的牺牲品。陆续发生了重庆教案、扬州教案、古田教案、天津教案和庚子教案。有上千名教士和中国教友殉难，基督徒的头颅被高挂在电线杆上。之後引发了更大的悲剧。劫难过去，许多内地会的教士没有要求赔偿，反而回 到当地继续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也一样同情中国人民的不幸，要用爱和信任化解这种民族情结。
基督徒的贡献正是这种爱的努力，使基督教在廿世纪初叶的中华大地上有了第一次奋兴，一批中国基督徒成长起来，外国传教士的本土性加强了，两者的融合成为日後中国教会的基础。同时，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教会的支持下，中国许多城市建起了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并资助留学生到海外学习，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其中，包括受教会学校培养留学美国的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和第一位学成回 国服务的女基督徒医生石美玉。
鲜为人知的是基督徒也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卓越贡献，他们投身於革命洪流。广州起义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就长眠著多位基督徒；早期民主革命的领袖之一陆皓东就是基督徒，他的革命理念也源於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从伦敦、檀香山到旧金山，得到许多基督徒的支持和拥护。他把华侨称为“中国革命之母”，一些基督徒华侨出钱出力，对民主革命的胜利功不可没。後来，孙中山先生也成为基督徒，他的“天下为公”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升华。这些都不是用“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的论调可以掩盖的。
协和医院今犹在提到“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就必然会联想到北京协和医院（Union Hospital）。因为根据这种论调，教会兴办的医院也成为罪证，协和医院则首当其冲。文革期间，医院一度被迫关闭，所有的医护人员下放，院内举办“控诉帝国主义宗教侵略展览会”。後来，医院还曾几易其名，但历史证明，那些政治名称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北京协和医院还是保持了它原有的名字。回 顾其早期成立历史，的确和教会的热心人士密不可分。除占地建筑外，海外的教会捐献了相当一部分款项，购置医疗设备。一些基督徒远渡重洋，到中国来行医布道，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医护人员。协和医院很快就成为中国集教学、研究和医疗於一体的最好的医院。同海外的基督教医院一 样那里也有小教堂、牧师，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都可以去祷告崇拜。了解了这些便能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拿中国人做实验”、“强迫医护人员信教”等等，不过是欲加之罪的惯用伎俩。文革中医院里的基督徒医护人员和工友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但一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仍坚持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们的後代中基督徒的人数更增加了。协和医院仍旧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人们会记住她的历史。从京师大学堂到北大1807年，最初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之一 马礼逊受英国教会差派来到中国。他创办了英华书院，成为西式教育的开端。以後，基督教会陆续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校，培养了一 批批人才，为中国贡献良多。这恐怕不是用“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能抹杀的。清政府在戊戌变法後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一 直被当作北京大学的前身。但是，一 所封建王朝的学府是如何成为中国最具思想学术创造力的高等院校，其中也不乏宗教思想的影响。她之前的燕京大学就是由教会有关人士兴办的。当时的学校里有神学研究，在学校的红楼旧址，设有专门的祷告室，图书馆内也有祈祷的地方。司徒雷登因为毛泽东的一篇文章 〈别了司徒雷登〉而名噪中国，当然他由一 个传教士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又变作中共攻击的口实，但他对北大的贡献也不可磨灭。他五十年前兴建的两所体育馆至今仍在使用，而北大第二体育馆还曾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中心，这一 史实，恐怕已少为人知了。人们只记得47、48年北大领导过风起云涌的**，而与此同时，北大的学人也发起了校园福音复兴的运动，组织成立了北平基督徒学生团契，成为传扬福音的中心。今天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依然保留了这一 传统，一 些基督徒的老师、学生仍在为神作工。谴责八国联军“披著宗教外衣的特务”这一指责，在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我们听到过许多。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文艺作品也常常把牧师、神父当作反面人物来描写。而从实际情况分析这类的诬蔑便不攻自破了。当时的传教士需要经常写信向差会报告所在地的情况，提出代祷事项，介绍教会的状况。作为历史资料，现在可以很详尽地查阅到他们书信往来的内容，从中不但难以发现名类不实的指责，相反我们会被他们强烈的爱心深深的打动。在八国联军蹂躏北京之後，内地会的宣教士首先发出谴责，在他们所写的信中大量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强烈表达了中国人的愤慨：“古都北京闯进了两个海盗，烧杀抢掠，他们一个叫英格兰，一个叫法兰西„„”。後来马克思在文章中同样引用这段话。
教会力求本土化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教会在成长过程中为摆脱笼罩在头上阴影，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历史的误解和文化的冲突所带来的创伤，给基督教教会的磨难，反而使真正的基督徒更加成熟。二十年代末三 十 年代初，中国的教会便提出“自立、自养、自传”的“三 自政策”。这对於当时的教会是艰难的抉择，靠著对神的坚定信仰和神的保守，他们把基督思想植根於中华文化的沃土中，神使华夏大地上奇妙的出现了大复兴。他们的代表有王明道、杨绍唐、倪柝声和宋尚节等。到 1949年，中国的教会与西方差会之间已基本形成属灵的相互关心的关系。教会的本土化、中国化已得到肯定，这在许多海内外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但这一重要的事实在後来却被别有用心的纂改和抹杀了。很多人为维护历史的真实和信仰的真理付上了生命，使我们更有必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基督教非但根本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与此相反，它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让更多的人有了真正的信仰，知道了真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圣经是神告诉我们的真理，其中没有一丝一毫是帝国主义的。我们应当勇敢地相信，勇敢地追求，勇敢地传扬神的真理。
□作者来自北京，在国内曾任报社及电视台记者。来美後曾任记者和电视节 目主持人，现住俄亥俄州。
转自《海外校园》
第四篇：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国开(中央电大)本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终结考试(大作业)试题及答案
说明：适用于国开(中央电大)本科所有专业学员基于网络的终结性考试(大作业)。
试题：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答：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做概括性总结：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
一、军事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它们依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进行武力威胁，或发动侵略战争，或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甚至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沿海和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至企图瓜分全中国。
1.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从1840年到1919年，八十年间资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五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2.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多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之多。这些不平等条约中最主要的有7个：《南京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资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其表现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直接割占中国领土；直接出兵；设立租界；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沙俄强租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海面，把长城以北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德国强租胶州湾，把山东作为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威海卫、香港九龙新界，把长江流域作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3.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资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朝地方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银元)。其后，更是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银元。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竟高达4.5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4~5年财政收人的总和)，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两。列强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造成了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破坏和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拉大了中国与先进国家本已存在的差距。
二、政治控制
为了统治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操纵中国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1.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第一，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实际上，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人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1900年，外国公使要求清政府派袁世凯到山东镇压义和团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中国横行不法，清政府却无权审判。
第三，把持中国海关。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如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1908年回国，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40余年之久。
2.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第一，直接动用陆海军，镇压太平天国。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资本-帝国主义不但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船只，而且派外国军官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
第二，1870年“天津教案”中，资本-帝国主义进行军事恫吓，迫使清政府判处20名民众死刑，流放天津地方官吏25人。
第三，镇压义和团。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要求清政府派所谓的“强有力”的人物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
第四，《辛丑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人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这说明，资本-帝国主义不仅企图驯服清政府，而且企图驯服中国人民。
3.扶植、收买代理人。
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和斗争精神使得西方列强意识到，无法把中国变成纯粹的殖民地。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西方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代理人。资本-帝国主义把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例如，支持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扶植皖系军阀等派系，导致军阀连年混战。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主要是通过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将中国纳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
1.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从1840年到1919年，资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有20多个。通商口岸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享有种种特权，控制了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
2.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却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所谓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进出口货物税率的降低，有利于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使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资本-帝国主义控制近代中国海关，是资本-帝国主义打击和压制中华民族工业，扩张其在华势力的重要手段。
3.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马关条约》签订以前，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最主要部分是商业掠夺性资本。《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自由开设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获取超额利润。但这些资本不是由外国输人的，相当部分是它们在中国通过战争赔款等方式直接掠取的。
4.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中国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很快形成了垄断地位。
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强迫清政府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贷款，来支持中国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清政府举借外债，主要是以海关税和盐税等税收作担保的，而这两项收入，是清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来源。资本-帝国主义直接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清政府财政收人的咽喉。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这些银行不仅经营存款汇款业务，而且进行商业投机、工业铁路矿山投资、高利贷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等。它们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的金融实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
四、文化渗透
1.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资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部分传教士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
2.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與论。例如，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和“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它们攻击诬蔑中华民族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等。但是，与它们的主观愿望相反，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他们投入到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
第五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内容摘要：“辛亥革命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次革命运动，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样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
关键词：辛亥革命 政治 经济 文化 影响
辛亥革命定义及过程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汉人复国运动，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亦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1]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我国封锁了几千年的大门，为中国的闭关锁国画上了句号。外国列强的压迫和清政府的腐败使得当时的人们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救国运动，而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昙花一现的维新变法和徒有虚名的立宪运动都以失败告终，无法挽救中国衰败的现状。由此，自19世纪80年代起，不少人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体。因此不少革命团体应运而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孙中山成立的兴中会，黄兴成立的华兴会，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三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以《民报》为机关刊物，并使之成为了革命的思想阵地，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经累计万人多，这也令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革命党人也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了新军，这又使革命得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经过大大小小十余次的起义之后，终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正式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此后，革命政权如雨后春笋般从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最终，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宣告结束，但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果实却被袁世凯所窃取，3月10日，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辛亥革命就此结束。
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从政治上来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让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这也间接的使得之后的几次复辟运动不得人心，迅速的失败。同时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不得不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从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又一次逐渐的转变为争夺中国。并且辛亥革命也给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
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对反对殖民主义抗争起了非常强的推动作用，掀起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2.从经济上来讲
辛亥革命本身破除传统体制的强大变革效应。辛亥革命对两千余年来的专制制度作了一场总的清算，它终于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在中国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它对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者强加在商人头上的厘金和其他苛税，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从而限制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并且此时较大规模的现代工厂数量较少，大部分新式工业极为幼稚，大抵尚未脱离手工业时代。武昌起义爆发后，宣布独立的省份，如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都宣布废除厘金和其他苛税，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我国的近代化步伐。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颁布一系列旨在保护和促进实业发展的章程、则例，推动成立“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对于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无不批准立案，其中包括煤矿、铁路、航运、银行、军械制造、保险公司、各种类型的工厂如缝工、皮工、铁工、鞋工、磨面、碾米、榨油、工艺、屯垦、渔业等。临时政府尤其注重城市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对武汉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临地大总统孙中山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重建市区，并责成内务部筹划修复汉口事宜，使“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2]但是，辛亥革命是一场发生在城市的革命虽然，对城市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冲击较大，从而对城市工商业的推动作用较大，对城市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较大，但是，这场革命对农村触动较小，没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农村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因而革命对农业生产推动作用较小，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贡献较小。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其缺陷和不平衡性日益显现，对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深刻地指出：“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与农业社会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3]并且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3.从文化上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文化的发展极为迅速，首先儒家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位大为下降，人们不再为其所束缚，因此，人们开始更多的吸收西方的文化，这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普及。其中最伟大的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来的“三民主义” 正如孙中山先生自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4]三民主义是中国化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如列宁所说：“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它引导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并取得伟大胜利。上述历史过程证明了一条科学性原理，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同时，辛亥革命也孕育了一
批富有时代性的、激情洋溢的诗词、歌曲、戏曲和电影，它们以艺术手法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这些文艺作品传播了革命思想，鼓舞了革命斗志，对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光复纪念》，《中华大纪念》，《吴禄贞被刺》，等等。“就从这里所说的一些新旧文选看，我们也可以理解，辛亥革命期间的文学，是以怎样激昂澎湃的热情，多彩的艺术形式，积极的在为革命服务。那步伐和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一致的，拥护民族革命，建立民主政权，反对保皇党，反对立宪派。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旗帜是很鲜明的。”[5]
4.从精神上来看
辛亥革命所代表的是大力弘扬辛亥革命志士忧国忧民、是以国家前途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国旗是五色旗，表示中华民族大团结，红黄蓝白黑，寓意汉满蒙回藏，在3·14西藏**，7·5新疆**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坚持与弘扬孙先生的民族大团结。辛亥革命的精神提示我们，我们一定要实现民族的大联合，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不管是生活在祖国大陆的，还是因为历史原因长期漂流在外的游子，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只要是爱国的，爱国一家，我们都要联合。这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传统！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是中华儿女，都是一家人。我们政治可以多元，但多元一体，和谐相处，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用，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我们国家就能够强大。辛亥革命中那种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力量。
辛亥革命也使得以前沉闷的中国学术界焕然一新。许多学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一般宣传和介绍，而是身体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学术理念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学术，并在中国传统学科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产生了“史学革命”、“文学改良”，同时创立了一批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新的学科，在学科分类上逐步和西方接轨，还进一步发挥了鸦片战争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热衷于解决辛亥革命时期的实际问题，使学术研究涂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家，提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水准。促进了中国在学术上的近代化。
总之，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国。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问题，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它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近代中国无论是思想政治上还是精神文化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次革命运动，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样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6]虽然最终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但它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仍然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应全面的看待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8947.htm 发布时间不详
[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二卷第69页。
[3]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4页
[4]孙中山 《中国革命史》 1923年
[5]原载于1961.10.09《人民日报》
[6] 张海鹏《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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