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与清末女子教育

第一篇：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与清末女子教育

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与清末女子教育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但其“影响在教育方面最强”①。这一影响 不仅表现在教会学校的林立和大批人才的培养，而且还表现在从事教育的传教士组织教育团 体，协调教会教育工作，试图以群体的力量对中国社会施加影响。传教士是中国女子教育的 开创者，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塾、第一所女子中学、第一所女子大学，派遣了中国的第 一批女留学生。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到特殊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会女 学逐渐在中国形成了一套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办学模式,并直接催 生了清末中国的自办女学,影响了它们的办学体系和模式，也影响了清末中国的社会思潮和 妇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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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与清末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

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逐渐改变了对西学的看法。洋务事业的 兴办，也刺激了对西式人才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以培养西式人才为己任的教会学校获得 了发展的机会，而内地传教权的获得也为教会教育的扩大提供了条约保护。因此，1877年以 后，教会学校无论从规模还是水平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开始进入正规化和世俗化的新阶段。截止到1899年，教会学校的总数已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总数超过四万；办学层次亦不断 提升，登州文会馆于1879年宣布具有大学水准，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随后，上海的圣 约翰书院于1879年、通州的潞河书院于1886年也仿效登州文会馆的作法，宣布提供高等教育，这样就出现了中国的第一批教会大学。虽然这些大学在初期并不招收女生，但它们的出现 无疑使得教会里的一些人士，尤其是女传教士意识到建立女子大学的紧迫性。19世纪80年代 后期，福州女子寄宿学校的女教师伊丽莎白·菲希尔小姐就公开呼吁“如果已经给男孩子大 学教育，那也一定要给女孩子大学教育；如果给男孩子医务训练，那么一定也要给女孩子医 务训练⑦。然而，教会女子大学的筹办进行得并不顺利，迟至1905年，清末的第 一所教会 女子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女子高等院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方告成立。尽管 如此，教会女子大学仍比1919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 校早了14年。在该校最初的15年中，毕业于本科四年级学程的学生有31人，毕业于职业科两 年学程的学生共有41人 ⑧。此后，先后成立的教会女子大学有华南文理学院和金 陵女子大 学等。其中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它得到了北浸礼会、基督会、南北监理会和北长老 会等五个基督教会的资助，还被美国史密斯学院接受为姐妹学校。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之初只 有8名学生，到了1925年，入学人数达到137名，超过了任何其他教会大学⑨。该 校的不少 毕业生成为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为我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资料《中国基督 教教育事业》中记载，到1922年时，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女生，初小为48350人，高小为9409 人，中学为2569人，师范为262人；专门为159人，圣经为1635人，医学为78人，盲童为508 人，总计62970人⑩。

 美国历史学家杰西.格卢.茨（Jessie G.Lutz）在其著作《中国教会大学史》(China and Ch ristian Colleges,1850-1950)一书中将女子高等教育列为基督教传教士对华贡献最大的两 个领域之一。的确，萌蘖于清末的教会女子大学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亮点。如果说 早期的教会女学为清末中国女子挣脱“女子无才便是德”及“三纲五常”等封建桎梏提供了 有利的帮助，那么教会女子大学则为中国近代女性打开了一扇窗口：从这里，她们开始重新 审视自我，开始了解西方社会，开始掌握先进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还是从这里，她们开 始有了自信，进而走上了中国妇女自立自强之路。教会女子大学在新知识女性培养方面的贡 献是巨大的：20世纪上半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将近三分之一是出自于教会大学；而 同时期的女子出洋留学生中，出身于教会大学的人数更是超过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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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与清末最早的女子留学生

清代的中国对外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攫取了进入中国 的通行证，大批西方军人、政客、商人和传教士涌入中国。而同时期的中国人却很少有走出 国门的机会。1847年，在澳门马礼逊学堂的塞缪尔.布郎校长的安排下，容闳、黄宽、黄胜 三人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留学生开始留学美国，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人尽皆 知的佳话。对清末女性而言，平常出家门走动尚多束缚，何况走出国门之外。然而，随着基 督教会女校的发展，清末女性不仅有了接触西方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机会，而且终于 也有了出国求学的机缘。1881年，金雅妹在美国北长老会医师麦嘉缔（Dr.Mc Carte）的资 助下赴美国攻读医学，1885年在纽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毕业，是我国第一个女留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女大学生。她于1888年回国，先后在厦门、成都等地 行医，深受群众欢迎。1907年，在天津设立了一所医科学校。1884年福州女子柯金英在福州 教会医院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回国后主办福州妇幼医院，1898年出席了伦敦世界妇女协会，成为中国出席妇女国际会议的第一位代表。1892年，江西 女子康爱德、湖北女子石美玉被传教士同时带赴美国，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学医；1896年毕 业回国，在江西九江等地行医并培训女医生。我国最早在医学界有名的这四位女性都是在教 会的帮助下完成学业的，而且她们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女留学生，开创了女子留学的先风。她们学成归国后，都是集医生、教育家、社会福利家和宗教活动家于一身的基督徒。她们 不仅为中国早期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有的还担任了中国自办女学堂的教师，对妇女勇敢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她们的杰出成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 王秀美研究员给了很精到的评价：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和石美玉四人，是中国近代医学 的先驱，她们最早赴美国留学，归国后以高深、精湛的技艺展示于众，使社会对女子刮目相 看，横扫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和千年陋习，为女子出国留学作了舆论上的宣传和令人赞叹的样板B11。马克思也说过，“妇女解 放的第一个 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B12”。中国女子解放的问题最 终在于中国 的女子要敢于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养成自己独立的精神。“扫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 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B13因此，教会女子学校的毕业生为中国妇女解放迈出了第一步。

由于基督教会学校同西方国家有直接的联系，也常能获得西方国家的宗教和教育机构的赞 助，加上中国的教会学校不仅传授基督教义，同时也教授英语和其他科学、人文知识，因此 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机会远多于同期的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就 教会女校而言，情形尤甚。这里以林乐知创办的上海中西女塾为例：中西女塾的毕业生赴美 留学的比例极大，早年毕业的34名学生中，留学美国的超过20人；1916年毕业生考取清华留 美者9人；1920年中国政府公派赴美留学的29名女生中，有13人出自中西女塾B14。至于教 会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她们出洋留学的机会就更多了，如：金陵女子大学最初的四届毕业生 中，赴美留学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达近三分之二之多B15。而在教会学校之外，至1907年中国才开始有了第一批的官派女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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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会女学与清末妇女解放思潮

诚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女学和向女性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播基 督教，通过妇女来培养下一代基督徒，并达到他们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影响中国人民的目的。 但是，西方传教士提倡女权、创办女学的种种努力，对改变中国传统的妇女观念，唤醒清末 妇女的觉醒意识和推动近代中国的妇女教育均有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和促进作用。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即便是清末，人 们（包括女性自身）仍要求妇女恪尽各种妇道，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象绳索一样束缚着广大妇女的行动和思想。

但是，教会女校一经产生就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林乐知声称其办学的动机是 为了改变“男尊女卑”和禁止女子受教育的封建传统。“教女之法，古者中国有之。后世轻 女重 男，其制不立，遂若读书明理，专为男子之事，与女子无预，识者未尝不难其偏而以西国男 女并教为至善也。”B16摆脱闺门的禁锢，接受近代教育，破除陈年陋习，这一 切使教会女 校的学生逐步走向自强与自立。她们毕业后，成为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等。作为正规教 育的学生，她们的自身价值受到了社会的承认，具有示范性。而且她们也积极提倡国内的妇 女解放，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向使吾辈皆如西国之女，人人读书，人人晓普通之学，人 人可专 门之业，不特以一家之中大有裨益，即一国有事，亦岂无一报效毫末哉”，B17 女子不仅要 求自身的解放，更认识到自己对国家所负的重任，大大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女子思想的 解放。20世纪初，中国的女性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02年9月，徐志摩在他 的硕士毕业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中写到：不仅许多妇女从事教育和医学，而且许多妇 女进入商业和机器制造业，特别是在广州，那里有不下40家袜厂，全部由妇女经营操作。玉 宏纺织公司一年创利10万美元，经理是谢朝诗女士。B18 

胡适在论及基督教传教士倡导女学的作用时是这样表述的：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传教士，他 们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了我们不少教训，其中最大一点是 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B19传教士在宣扬福音的同时，亦强调“上帝造人男 女并重，自 然之正理”，进而从男女并重出发，对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进行了批评，他们发表了大 量的文章，介绍西方的妇女观及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情形，谴责缠足、溺婴和包办婚姻等恶 俗，提倡发展女子教育，鼓吹“女学愈先，国势愈强”，其中以林乐知最为知名。林乐知积 极倡导女学，称自己“寓华四十余年，……无日不以当开之民智启迪华人，而尤不能一日去 之怀者，则惟此振新女学，释放女人，以提拔女人平等之地位，造就女人同具之才能而已”。B20早在戊戌变法前，他就著文批评中国“不令妇女读书，是使全中国大半之 人尽成废物 ”，B21并及时地提出了自己的女学观：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 后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洒落，而无黏滞焉。B22为了突出女学之重要，林乐知甚至不惜将它与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国运之兴衰联系在一起：“ 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决不能有振新之盼望”，并进一步指出，中国 “教育之尤为缺少而不能与西国教育并衡者，则在于不兴女学，女人无学，终不能得真实之 兴盛，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新女学”。B23

真可谓其情也切切，其言也确确。由于清末传教士在中国的身份独特，而他们中不少人在来中国之前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 较高的西学素养，来中国后又能潜心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往往能开风气之先，以国人所没有 的敏感和视角来抨击时弊，得振聋发聩之效。同时，当时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西方 传教士往来密切，并乐于接受西方的知识和观念，所以能在解放妇女、兴办女学的问题上一 拍即合。康有为上书请禁缠足，指斥男为女纲，实无益人道；谭嗣同厉呵重男轻女为至** 无理之法；梁启超鼓吹女学，“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并附和林乐知的 论调，指出“女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故能“不战而屈 人之兵”；B24马君武译《斯宾塞女权篇》，将西方女权学说系统地移入中国。至此，解放妇女、兴办女学的呼吁方才汇成一股强势思潮，渐入人心。

清末的中国女子学校教育，是以基督教会的女子学校为发端，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教会学校，从本质上看，是传教士向青年学生灌输基督精神的场所，是服从于基督征服中国这一理想的，因而也带有文化殖民的色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思潮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譬如本文 所讨论的教会女学，它们就直接影响，并开始改变了清末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打破了长期 以来束缚中国妇女的思想樊笼，培养了中国近代，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掌握现代知识、自信、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教会女学对中国妇女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范围。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教会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移植到中国的西式学堂，尤 其是在其发展后期，宗教意识开始淡化，其教学内容开始偏重于近代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知 识，它们不仅为中国造就了大批的专才，而且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的新式学校，特别是破天 荒地使中国第一次有了女子学校，并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多层面的借鉴。

 注 释：

①（美）费正清.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M］.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13. ②金维新.留美拓荒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2.

③B11王秀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2001:87,91. ④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57. ⑤李又宁,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993. ⑥吕美颐.中国妇女运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38.

⑦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64. ⑧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M］.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7:935. ⑨杰西·格卢·茨.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M］.教育出版社，1988:26. ⑩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M］.教育出版社，1987:15.

B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 B13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论选集（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0:963.

B14B20B21B23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1997:230,258,258,258-259.

B15吴贻芳.金陵女大的四十年［Z］江苏文史资料，(第13辑):1-5. B16林乐知.发刊词［N］.万国公报，1891，（1）. B17金松岑.女子爱国说［N］.女学报，1898，（5）.

B18徐志摩.论中国妇女的地位［J］.中国文化研究,1995,（9）:47-54. B19胡适.人生大策略［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B22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2 14. B2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40-42.作者简介：杨瑞（1977－），女，内蒙古人，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 国近现代经济史。

第二篇：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6年第10期

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顾建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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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宁协和康复医院基督教会医院）

摘要：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是其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直接、间接方面对于基督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其它传教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上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一切都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关键词：基督教

医疗事业

近代中国

19世纪以来，新教在华医疗事业（简称教会医疗事业）有较大的发展规模，规模最大时拥有教会医院330所、诊所223所[1]、教会医学院校10多所，另有众多的护士学校。关于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作用，有学者对医学传教士在传教中的作用作过探讨。本文拟对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全面的探讨，以进一步加深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认识。

一、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作用

（一）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事业的间接支持

教会医疗事业是一种世俗性很强的传教事业，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对传教事业的发展起了多方面的间接支持作用。

首先，医学传教打破了初期传教的障碍。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传通的过程。本土文化中心主义是跨文化传通的严重障碍。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就面临着这一严重障碍。与此同时，清政府厉行海禁和禁教政策也严重阻碍了中西间的正常往来。因此，19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遇到很大的阻力。马礼逊来华时托身于东印度公司才得以在中国立足，但在严守夷夏大防的社会氛围下，他很难与中国人自由往来。所以，首先取得与中国人的接触对于传教是相当重要的。教会医疗事业在这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伯驾早期行医的影响就是明证。1835年，他在广州设立眼科医院，第一天无人应诊，第二天才有一个孤寡妇人前来求治，到第三天就有6人前来求医（[2]，p.122）。此后，求伯驾治病的人日益增多，不少官员也到他的医院去求治。这样，行医为华、“夷”接触提供了方便，并为传教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对此，有传教士说：“当欧洲的大炮不能拉开一个门闩时，伯驾却用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3],p.232）继伯驾之后，雒魏林、合信等医学传教士先后来华。他们在各处行医时都产生了与伯驾同样的影响。诚然，在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下，早期医学传教士的传教效果并不明显，他们却使西方差会从医学传教中看到打开传教局面的方法。

两次鸦片战争使传教士获得了诸多特权，他们开始进行公开的自由传教。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根深蒂固，中西接触上的文化障碍并未立即消除。传教士初到一地，无不受到中国人的本能排斥。1860年以后，频繁发生的教案就是明证。教会医疗事业却起到了其它方式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虽然医学传教士在各地行医之初，也会受到当地人的猜疑，甚至引起教案与冲突；但是他们却通过先进的医术、免费施诊送药，逐渐博取一些中国人的信任。许多中国人纷纷抛弃偏见、歧视，络绎不绝地请医学传教士治病。有的中国人还与医学传教士结成友好关系。这就为传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奠定了许多地方传教事业的基础。浸信会“华东差会传道工作的始基”就是“医院工作”所奠定的([4],p.131）。

教会医疗事业不仅取得了一般民众的信任，而且逐渐取得了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官绅的认同。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在北京的京都施医院，“显宦贵官亦均有来就医者”[5]。许多地方官员在受惠于教会医院或医学传教士后，不仅对教会医疗事业和传教事业在租地等方面提供方便，而且在提供主动地为传教事业提供保护上或提供资助。因此，教会医疗事业被称为“打开传教的楔子”([6],p.252）。

不过，这里的“初期”不仅是指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初期，而且指其在华某个区域传教的初期。20世纪初，传教士永伟理在澜沧勐角董的细筒达佤族传教时，“由于治好了一个已被全寨弃置寨外、生疮将死的族人而导致全寨人的敬服和皈依，全寨的佤族群众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放弃了他们延续了几代人的鬼魂神灵崇拜而改奉耶稣为崇拜对象。”([7],p.101）到20世纪20年代，医学传教界还说：“在较边远和传教不充分占有的区域，它的先锋作用还是必要的。”([6],p.252）

因此，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武力所不能打破的文化接触上的障碍，间接上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因此，190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通过决议指出：“教会医疗事业不是打开和推广传教的暂时工具，而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不可分隔的、永久的组成部分。”([8],p.288）

其次，医学传教在传教事业进一步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事业在华迅速发展，教会医疗事业也达到相当规模。有的传教士说：“行医只是在开辟传教的初期有作用，使用它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偏见、获取信任和建立教堂”。“当以上几点实现后，传教就毫无困难，行医这种方式也就应当取消了”([9],p.12）这遭到一些传教士的反对。事实上，教会医疗事业对于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医学传教士通过行医继续与中国百姓和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为教会医疗事业乃至其它传教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柏乐文在苏州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就是明证。他通过行医与苏州及附近的各阶层结成了很好的关系。他不仅为别的传教士租地建房提供方便，而且为东吴大学的创办起了重要作用。1900年东吴大学创办时，柏乐文的任务就是“征集苏州、无锡、常熟和南浔等地上流人士的赞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是他的病人，并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10],p.20）。

民国时期，教会医疗事业依然对传教起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民初，东北教会中的中国人就说：“教会与官民联络感情，得力于医院者不甚少”([11],p.48）。20世纪20年代，滁县基督教会还称：“医院方面，卓著声誉，深得社会信赖，尤为辅助本会推行教义之得力团体。”([12],p.120）

以上是从教会医疗事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来分析。就它与传教事业的关系来讲，教会医疗事业对基督教的传播也起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教会医疗事业不仅为传教士及其家属的治病提供方便，还还为其它传教事业提供保健服务，如为教会学校的学生治病、定期体检等。最为重要的是，教会医疗事业的慈善性质正是上帝关爱众生的现实表现。这比空洞地宣讲基督仁爱更为直接，更容易引起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兴趣和信任。此外，基督教是一神教，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有些传教士主张利用科学传教就出于这种考虑，近代西医恰好有力地冲击了中国人医药观中的迷信和偶像崇拜。所以，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事业提供了多方面的间接支持。

（二）教会医疗事业直接传播基督教的方式

教会医疗事业在直接传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具体情况如下：

1、特殊医疗单位的传教。这主要是指在戒烟所、麻风病院、疯人院进行的传教。戒烟所中的传教常常是由传教士到戒烟所宣道，有时医学传教士也进行一些传教活动。麻风病院的情况与前者大概相同。在疯人院里进行传教，情况稍特殊一些。以创办最早的广州疯人院（惠爱医院）为例，院长恂嘉理指出该院的宗旨是：“不特疗治有形之癫狂，使能愈者得起沈疴，不能愈者亦免流离失所，更兼以基督真理，感化人心，使之知罪改恶，可获永生之福”([13],p.186）。该院积极在病人和病人亲友、医院职员、施诊送药时的病人间进行传教，具体作法是：院内附设福音堂，每天上午祈祷；并设有女传道三人、男传道一人，由他们向上述各种人传教；至于病人中的传教则是针对“留医中之颇有智识及渐渐病愈之人”([14],p.248）。

2、教会医、护学校的宗教活动。宗教教育在教会医、护学校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初，教会医学校都进行宗教教育。汉口伦敦会医学馆专门规定：来学者必须早晚礼拜，还要同牧师读圣书([15],pp.86－87）。有的医、护学校还要求学生参加医院的传教活动。后来，随着教会医学院、校的正规化，其宗教活动基本上是在学校里进行的，它们一般都将宗教教育定为必修课。在上海女子医学院，“《圣经》课在四年中都要开设。这是由一名医学教师来讲授的，以特别引起对医学职业中的宗教问题的讨论。”([16],p.757）20世纪20年代，受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教会医学校的宗教教育有所淡化。1927年后，各教会医学校向国民政府立案，宗教教育由必修改为由学生自由选择。尽管如此，教会医学校的宗教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除学校开设宗教选修课、组织宗教活动外，学生还组织青年会进行宗教活动。在这种氛围下，教会医、护学校培养出来的医生和护士大都是基督教徒。

3、医学传教士的巡诊布道。医学传教士在医院、诊所从事活动外，有时还到附近进行巡诊。在巡诊时，他们顺便进行传教，或直接宣教，或散发随身携带的宗教宣传品。这在医学传教的早期较受重视，后来由于医院工作的繁重、医学传教的世俗化，这种方式日渐式微。

4、公共卫生教育运动中的传教活动。公共卫生教育运动似乎与传教没有关系，其实它是医学传教的特殊方式。1917年，中华博医会指出：“鉴于卫生教育运动在与知识阶级建立有效接触方面的媒介价值，它为对一个人数众多影响极大的阶层进行直接宣教工作铺平了道路；又鉴于卫生教育运动具有基督教实用教义的具体表证的价值，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护教办法。”([17],p.978）因此，医学传教士积极利用公共卫生教育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传教活动。

5、医院和诊所布道。教会医院和诊所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起初，一些教会医院和诊所附设于教堂，教堂与医院、诊所合二为一，难辨彼此。1891年，刘坤一指出：“美国租界里，虹口有耶稣教堂一所，即体仁医院”([18],p.711）。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教会医院独立出来。许多教会医院都附设有自己的教堂，有的则设立宣道室。

在教会医院或诊所里，传教方式主要是直接传教、散发宗教读物等。这些活动起初主要是由医学传教士从事。同时，一些院外的传教士积极利用教会医院或诊所的特殊环境进行传教。后来，由于医学传教士医务的繁忙，各差会都向医院派遣专职布道的牧师。在此过程中，教会医院和诊所将传教活动制度化。1860年以前，雒魏林就将上海仁济医院传教制度化，“医院每天早晨七点半打铃，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动者，都必须到大门内集合，听外国牧师讲道并参加祈祷。下午门诊开诊前，所有候诊病人及院同事的家属，也都必须集中听各国牧师的宗教灌输，不管病人愿意与否，一概先听道后看病。那些重病人起不了床的，外国牧师就到病房里去讲道。”([19],pp.105－106）晚清时期，各教会医院和诊所一般都在早上、候诊时进行传教，并向病人发放宗教读物，有时还在周末进行特殊的宗教活动。

民国时期，教会医院和诊所继续实行传教制度，苏州博习医院等教会医院设立了宗教科等管理机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传教形式。据1915年的调查，教会医院采用的布道方式有14种，常见的是候诊室宣道、早礼拜、病房布道、与病人交谈，其他10种是：（1）散发宗教读物，如：散发宗教小册子、提供有关消息或医药的读物（均附有《圣经》章节）、给私人病房里的文化人提供宗教著作；（2）放映关于基督生平的幻灯片；（3）教病人读书，并把《圣经》发给学会读书的病人带回；（4）通过医院布道者为病人做善事（如为不识字者写信等）把病人引向基督教；（5）周日下午举行问询活动；（6）周一早晨让病人重复一周所学的宗教知识；（7）为病人开办主日学校；（8）建立病房图书馆；（9）通过医院中职员的工作感化病人，如精心照顾病人、同情病人等；（10）为医院里的中国职员开设读经班等([20],pp.306－307）。

以上14种方法是许多教会医院所采用的传教方法。此外，两广浸会医院除运用一般布道方法外，医院“宗教组负责按月两次，请得美国新闻处放影新闻片、宗教片、教育片、医学片”([21],p.8）。有些大的教会医院在职工中进行制度化的布道活动，苏州博习医院“每天早晨全院职工必集于一处，同做晨祷（早礼拜）：先全体合唱赞美诗，后由主领牧师或朗读圣经，或宣讲福音，晨祷为时约5到10分钟。”([22],p.28）院内传教的同时，教会医院还进行跟踪传教，由医学传教士和医院布道者访问病人，或介绍受感化的出院病人到其住所附近的教堂去。

比较前述五种传教方式，前三种方式易受传教对象影响，影响范围不大；第四种方式开始较晚，且受财力所限，在传教中的影响不大。第五种在接触对象和接触范围上都比前三种有优势，较少受外界干预。因此，教会医院或诊所是教会医疗事业中的主要传教场所。

二、医学传教的客观效果分析

（一）医学传教的客观效果

医学传教与直接布道、文字布道、教育传教等传教方式一样对基督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些传教方式的效果，李提摩太认为：教堂讲道花费时间太长，传教士接触信徒的数量有限，很难影响全体中国人；用办学校的方法去传教也是比较慢的，因为传教士不可能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学校，学生经过好多年的培养才能在社会上起作用；开办医院“收效也不很大”，因为“通过医院所接触的都是病人，而病人又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他认为文字布道是最有效的，别的方法只“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23],p.7）李提摩太的说法虽有道理，但是过分强调了文字宣传的作用。比较医学传教与其它方式的利弊，可以发现它对基督教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有效作用，但也有难以克服的弱点。

首先，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传教的进行起到了其它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医学传教在打开传教局面上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传教士为了在华传播基督教采用了诸多方式，这主要有直接布道、翻译或散发《圣经》等宗教读物、借助文化出版布道、教育传教、医学传教、借助慈善活动传教等。在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初期，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如教会医疗事业一样打开在华传教的大门。就直接布道而言，在禁教政策下，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举步维艰。因而，直接布道长期以来很难打开传教的局面。最早的华人布道者梁发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24],p.199）教育传教因关涉到价值观，中国人顾虑较多，很少有人愿将子女送到教会学校去读书。文化出版方面，传教士曾发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但收效甚微。因此，在传教初期，甚至在1860年以后，医学传教之外的各种传教方式都不能打开传教的大门。医学传教却能广泛接触各阶层的中国人，消除其偏见、歧视，取得国人信任，打开传教的大门。

另一方面，医学传教对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慈善、文化出版在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教会教育能够培养教徒精英以扩大教会的影响，但宗教教育一直是中国人所反对的，其宗教教育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如有的学者指出：“教会大学的宗教影响实际不如中学、小学和医院。”([25],p.263）慈善活动又太受局限，其中的育婴事业又常与迷拐儿童相连，儿童死亡较多，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反对；文化出版只能在知识阶层中进行，影响范围有限。而且，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以上诸种方式所起的作用都会减弱或受到限制。医学传教则可以在诸多阶层中进行，不受时空的限制，加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长期落后，因此医学传教对于传教的进行可以起到长期的持续作用。民初山西教会人士还认为山西“全省之防病卫生事业，教会独负其责，而晋省教会借医病布道，亦独有之良时也。”([11],p.60）同时，治病可以使病人直接受益，从而使传教界与取得信任的中国人建立多方面的友好关系，并为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便利。

其次，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方式，对基督教的传播起了直接和间接的有效作用。教会医疗机构可以吸引大众的集聚，为传教提供了便利。“中国教会最初的定期宣道叙集”就是在伯驾的医院里进行的([24],p.223）。许多人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一些学者往往以伯驾传教的成绩不理想而认为整个医学传教是不成功的。的确，到伯驾的医院就诊的人虽多，但是差会对传教的结果并不满意。到1847年，他才有一个华人信徒([26],p.156）。然而，该看法忽视了传教的社会背景。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事业举步维艰，到1847年中国的基督教教徒仅有9人。[27]相形之下，伯驾有一个教徒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行医与传教的两难选择之下，许多医学传教士尽力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加上职业布道者的帮助，医学传教取得较好的效果。在东北，司督阁在行医传教的头两年就洗礼了14人([28],p.485）。而且，因医学传教而皈依基督教的人数在教徒中占有较大比例。1884年，德贞指出：“医院病人中的入教者占教徒人数的比例大大超过通过直接布道而入教的人所占的比例”([29],p.9）。1925年，马雅格称：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教徒第一次听讲《圣经》是在教会医院里”([30],p.585）。此外，有些病人皈依基督教后积极进行布道。([31],pp.304－305）因此，1925年，马雅各说“医学传教已经被证明是教会所拥有的最为有力的传教工具。”([32],p.585）

从非医学传教士的态度，我们也可看出医学传教的效果来。不少专职传教士都主张以简单的行医辅助传教，认为这对传教“有很大的价值”([33],pp.380－381）。在台湾传教的马偕就让他手的华人布道者多少学些医药知识，从而便传教。([34],p.435）。

但是，同其它传教方式一样，医学传教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教会医疗事业是花费较高的传教事业，它往往不能达到西方差会所期望的传教效果。因为，到教会医院治病的人很多，但是皈依基督教的人所占比例并不高。然而，这些弱点并没有导致医学传教的终止，相反更多的差会认识到它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方式。因此，美国学者古利克评价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政策的转变时说：“伯驾关于医学传教的观念被公理会整整抛弃了一代，但是却被其它差会拾起，并取得显著的成绩。”（[35]，p.143）

（二）医学传教现实遭遇的原因分析

医学传教虽然为传教做出了贡献，但是病人中皈依基督教的人数毕竟只占全体病人的一小部分。这种现实遭遇正是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文化选择的产物。

首先，这与医学本身的特性有关。中国传统医学虽然有较高的水平，但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使广大民众有病难医。同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医学被排斥在儒家六艺之外，不涉及儒家思想的核心。这些不仅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对医疗的需求，而且决定了接受西医少有正统观念的束缚。医学传教士带来的西医建立在科学之上，治病较灵验，很容易给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带来切身的利益。因此，西医初来中国时虽遇到一些抵制，但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这正是医学传教能够广泛接触中国人，进而打开传教大门的原因。这同时也说明：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对医学传教的认同，更多的是倾向于行医。医学传教士行医治病的功能因此得到发挥，他们往往忙于行医，很自然地将行医的地位放在传教之上。难怪，伯驾说他每天要医治大量病人，“却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他说自己身上“世俗医生的精神太盛”，而“传教精神太少”([36],p.41）。医学传教士虽然可以通过治病的影响来传教，但是病人对医生的依赖性来自医生的职业权威([37],p.228）。这决定了医生必须注意行医的质量。因此，许多医学传教士很难兼顾传教与行医的双重功能，二者发生分离是必然的。20世纪，医学传教士直接从事传教的日益减少。他们在行医中的作用日渐突现，在传播基督教上的作用日趋间接化。此外，大量病人给医院专职布道者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们往往忙于应付，同时由于病人来源地复杂，他们很难从事医学传教士所主张的访问病人的跟踪布道。其它传教士又不能充分利用治病带来的机会。因此，医学传教固然对传教有很大影响，但是现实却决定了其影响是有限的。

其次，与中国人的宗教观有关。近代以来，伴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教徒人数不断增加，但是无论教徒怎样增长，他们都只能占中国人口总数的很小比例。这说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困难，医学传教也不能例外。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关。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度，中国人对宗教多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临时抱佛脚”，“入仕为儒，辞官为道，身死为佛”，这些日常谚语就是最好的写照。在这种宗教态度影响下，真正能信仰基督教的很少。加上基督教是外来文化，又随西方侵略而来，所以它遭到中国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本能抵制。同时，中国社会毕竟有着许多宗教信仰和偶像崇拜，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信奉基督教就意味对这些信仰的放弃。当一个地方对基督教尚未达到宽容的时候，放弃本土信仰就会遭到当地社会的排斥。因此，一些中国人在信奉基督教上很有顾虑。如19世纪90年代，医学传教士在苏州附近开办诊所进行医学传教，一些病人想信奉基督教，但是却不无担心地说：“如果我们放弃了偶像，民众就不会容忍我们，因为在迎神的时候，他们将会让我们为迎神捐资，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他们会来到我们家里，拿走任何东西。”([38],p.20）所以，医学传教虽然可以用科学改变中国人在治病上的鬼神信仰，但是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在国民心理积淀很深的宗教和信仰。这不仅是医学传教的困境，而且是整个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困境。

综上所述，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过程所起的作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政治、文化封闭的环境里，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局面的打开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间接作用。在中国社会开始走向开放之际，教会医疗事业充分发挥其直接和间接的传教功能。进入20世纪，教会医疗事业虽然仍发挥着重要的传教功能，但是它的世俗功能却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有传教士说：“作为传教开启之楔的医学传教的早期功能在过去的时期里减轻了重要性”，其基本目标也应转变为“现实地展示基督般的仁爱和服务，培养基督教团体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以变化的形式向基督教团体、非基督教徒展现基督教的理想”。([6],p.252）这不仅是基督教传教方式变化的产物，而且是教会医疗事业适应中国社会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1] Kenneth Scott Latoura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2]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3]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IX, 1888.[4] 吴立乐：《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上海书店，1996年。

[5] 《京都西医院》，《申报》同治癸酉六月初十日。

[6] Henry Fowler, Medical Mission Policy,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XXVII, No.3-4, 1923.[7] 钱宁主编：《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8]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4th issue, 1913.[9] Robert Case Beebe, Hospital and Dispensary,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Vol.XV, 1901, No.1.[10] 文乃史著，王国平等译：《东吴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

[11]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四期，1917年。

[12]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七期，1923年。

[13]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二期，1915年。

[14]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八期，1925年。

[15] 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

[16] France W.King, Woman’s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 Shanghai,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L., No.8 , 1926.[17]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

（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

[19]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0]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6th issue, 1915.[21] 《两广浸会医院卅周年纪念刊》1947年。

[22] 《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苏州第一人民医院院志（1883－1983）》（上册）1986年铅印本。

[23] 江文汉：“广学会是样一个机构”，《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

[24]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25] 顾学稼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

[26]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7]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附录C”，1914年。

[28]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VI, 1885.[29]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V, 1884.[30] James L.Maxwel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XXVIII, No.7, 1924.[31]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

[32] James L.Maxwel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XXVIII., 1924, No.7.[33]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X., 1889,.[34]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XIII, 1892,.[35] Edward V.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36]（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

[37] F.D.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38] Minutes of 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893.

第三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内容摘要：“辛亥革命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次革命运动，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样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

关键词：辛亥革命 政治 经济 文化 影响

 辛亥革命定义及过程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汉人复国运动，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亦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1]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我国封锁了几千年的大门，为中国的闭关锁国画上了句号。外国列强的压迫和清政府的腐败使得当时的人们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救国运动，而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昙花一现的维新变法和徒有虚名的立宪运动都以失败告终，无法挽救中国衰败的现状。由此，自19世纪80年代起，不少人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体。因此不少革命团体应运而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孙中山成立的兴中会，黄兴成立的华兴会，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三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以《民报》为机关刊物，并使之成为了革命的思想阵地，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经累计万人多，这也令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革命党人也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了新军，这又使革命得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经过大大小小十余次的起义之后，终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正式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此后，革命政权如雨后春笋般从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最终，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宣告结束，但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果实却被袁世凯所窃取，3月10日，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辛亥革命就此结束。

 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从政治上来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让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这也间接的使得之后的几次复辟运动不得人心，迅速的失败。同时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不得不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从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又一次逐渐的转变为争夺中国。并且辛亥革命也给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

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对反对殖民主义抗争起了非常强的推动作用，掀起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2.从经济上来讲

辛亥革命本身破除传统体制的强大变革效应。辛亥革命对两千余年来的专制制度作了一场总的清算，它终于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在中国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它对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者强加在商人头上的厘金和其他苛税，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从而限制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并且此时较大规模的现代工厂数量较少，大部分新式工业极为幼稚，大抵尚未脱离手工业时代。武昌起义爆发后，宣布独立的省份，如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都宣布废除厘金和其他苛税，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我国的近代化步伐。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颁布一系列旨在保护和促进实业发展的章程、则例，推动成立“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对于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无不批准立案，其中包括煤矿、铁路、航运、银行、军械制造、保险公司、各种类型的工厂如缝工、皮工、铁工、鞋工、磨面、碾米、榨油、工艺、屯垦、渔业等。临时政府尤其注重城市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对武汉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临地大总统孙中山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重建市区，并责成内务部筹划修复汉口事宜，使“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2]但是，辛亥革命是一场发生在城市的革命虽然，对城市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冲击较大，从而对城市工商业的推动作用较大，对城市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较大，但是，这场革命对农村触动较小，没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农村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因而革命对农业生产推动作用较小，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贡献较小。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其缺陷和不平衡性日益显现，对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深刻地指出：“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与农业社会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3]并且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3.从文化上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文化的发展极为迅速，首先儒家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位大为下降，人们不再为其所束缚，因此，人们开始更多的吸收西方的文化，这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普及。其中最伟大的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来的“三民主义” 正如孙中山先生自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4]三民主义是中国化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如列宁所说：“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它引导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并取得伟大胜利。上述历史过程证明了一条科学性原理，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同时，辛亥革命也孕育了一

批富有时代性的、激情洋溢的诗词、歌曲、戏曲和电影，它们以艺术手法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这些文艺作品传播了革命思想，鼓舞了革命斗志，对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光复纪念》，《中华大纪念》，《吴禄贞被刺》，等等。“就从这里所说的一些新旧文选看，我们也可以理解，辛亥革命期间的文学，是以怎样激昂澎湃的热情，多彩的艺术形式，积极的在为革命服务。那步伐和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一致的，拥护民族革命，建立民主政权，反对保皇党，反对立宪派。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旗帜是很鲜明的。”[5]

4.从精神上来看

辛亥革命所代表的是大力弘扬辛亥革命志士忧国忧民、是以国家前途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国旗是五色旗，表示中华民族大团结，红黄蓝白黑，寓意汉满蒙回藏，在3·14西藏**，7·5新疆**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坚持与弘扬孙先生的民族大团结。辛亥革命的精神提示我们，我们一定要实现民族的大联合，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不管是生活在祖国大陆的，还是因为历史原因长期漂流在外的游子，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只要是爱国的，爱国一家，我们都要联合。这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传统！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是中华儿女，都是一家人。我们政治可以多元，但多元一体，和谐相处，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用，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我们国家就能够强大。辛亥革命中那种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力量。

辛亥革命也使得以前沉闷的中国学术界焕然一新。许多学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一般宣传和介绍，而是身体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学术理念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学术，并在中国传统学科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产生了“史学革命”、“文学改良”，同时创立了一批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新的学科，在学科分类上逐步和西方接轨，还进一步发挥了鸦片战争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热衷于解决辛亥革命时期的实际问题，使学术研究涂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家，提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水准。促进了中国在学术上的近代化。

总之，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国。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问题，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它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近代中国无论是思想政治上还是精神文化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次革命运动，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样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6]虽然最终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但它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仍然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应全面的看待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8947.htm 发布时间不详

[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二卷第69页。

[3]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4页

[4]孙中山 《中国革命史》 1923年

[5]原载于1961.10.09《人民日报》

[6] 张海鹏《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

第6期

第四篇：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会学校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

1860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宣教工作。随著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

一、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的状况

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估计在这一时期，教会小学有50所，入学人数在1000人左右。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R.S.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

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

从1875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同时中国人自己办的实业也开始发展，中国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种大环境刺激下，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二、传教士对中国留学活动的推动

近代的留**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后来中国官派留学生，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也大都与传教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他们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的。1846年9月布朗准备回美国休假,他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当布朗在课堂上说，想去美留学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时,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著黄宽和黄胜也站了起来。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还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布朗保送他们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黄宽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于1850年毕业。接著,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也是由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在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

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最早向政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容闳。当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摺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去美国的人非常少，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移民律”限制了赴美人数。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

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三、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

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高等院校大多是由基督教会开办的。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该学校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除了专门的女子教会大学外，其它的教会大学也开始陆续招收女子入学。到1920年，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有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

十九世纪廿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个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四、基督教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义和团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

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差会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廿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作者：王忠欣

原题：《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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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清末明初的文化与教育》习题2

第10课

清末明初的文化与教育

1.1998年，北京大学举行了一百周年校庆，它在创办之时称为（） A.京师同文馆

B.北京师范大学 C.京师大学堂

D.福建船政学堂 2.科举考试从隋朝开始实施到清末废止，大约经历了（）

A.1000多年

B.1100多年

C.1200多年

D.1300多年 3.中国近代第一份商业性报纸是（）

A.《万国公报》

B.《申报》 C.《字林西报》

D.《时务报》

4.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之一，它最早创办于（） A.北京

B.上海

C.天津

D.广州 5.阅读下列材料：

“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样，不述荒唐之误，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申报》创刊词

请完成：

根据上述材料，想一想《申报》登载的内容都有哪些？其编辑特点是什么？ 6.阅读下列材料：

1888年3月4日，《申报》发表文章指出：“今取士以诗赋时文„„是驱天下之人才，囿其心思才力，而置之于无用之地者也。故今之所谓士者，实游民之一也。为士者愈多，则天下愈坏。”

请完成：

（1）上述材料批评了我国的哪一制度？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制度存在哪些弊端？

（2）材料中所批评的这一制度是在何时被废除的？它的废除有什么历史意义？ 

【参考答案】

1.C 2.D 3.B 4.B 5.内容：国家的政治大事、风俗变迁和中外交往，还有商业、贸易和一切可惊可喜的事情等。编辑特点：内容丰富；新闻量大，范围广，真实可信，通俗易懂；能够让读者在阅读新闻的同时增长见识，吸取经验。

6.（1）制度：科举制度。弊端：考试内容不实用；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才智；录取程序也不利于选拔才俊。（2）1905年废除。意义：它的废除，断绝了人们对科举功名的追求，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