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与意识形态

第一篇：企业文化与意识形态

企业文化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松散、弥漫状态的文化被提纯之后形成的结构严谨的思想力量，它一旦被人掌握，就能以最小的冲突（矛盾）获取最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法国哲学家阿苏撒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政治权力的概念分离开来，并用意识形态去解释人们是怎样用物化、形式化的行为活动去感知想象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散漫的意识（主意）被整理，被系统化，被浓缩成为清晰的概念，被组合成为一个想象的世界。

组织中的人总是生活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中，我们暂且将它的优劣伦理价值判断留给政治学去讨论。在意识形态中，人们焦虑不安的心理获得暂时的平衡，因为意识形态为人们原本无目的的行为活动提供了意义和价值，赋予人们存在的理由。

先锋企业将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颠倒过来使用——先创造想象的世界，“营销”代表这个想象世界的核心假设和概念，然后生产转化用的产品、仪式、符号、组织（兴趣小组）甚至语言，来具体表现抽象的概念。企业意识形态在利用物质产品和有形的服务表达设计出来的抽象概念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影响力制造了受众并获得超值收益。这就给我们一个启迪，企业文化的思维模式与企业其它工作的思维模式有较大差异，它是主动创建企业意识形态，并用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获取最大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过程(见图一)。

先“创造”的想象世界就是企业文化假设体系，可见，企业文化与单纯的文化不仅已没有天然关系，反而南辕北辙，这一运用过程应是企业文化的真实面目，核心就是企业形成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别人无法仿制。

“文化”式的企业文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提炼精髓，它的思维认为：第一，被整理、浓缩、组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发展的现状与外来；第二，组织中的人总是能充分理解从他们生活中提炼的某种意识形态；第三，不同企业之间提炼的企业意识形态是不同的；第四，被提炼出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形象；第五，被提炼出的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品牌；第六，被提炼出企业意识形态基本适用于企业扩张。“文化”式的企业文化是基于上面这些思维而发展起来的。主动创建也好，提炼精髓也罢，在探讨中，回避了一个致命性的问题——为什么而创建？为什么而提炼？

企业文化是符合企业发展战略要求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企业的发展战略要求又是什么？美国学者沙因在著作中提到，“文化的精髓就是共同习得的价值观、理念和假设，他们随着组织继续获得成功，而变成共享的和理所当然的。”“当组织新成员认识到组织的价值观、理念和假设肯定是‘正确’的时候，它们才会变成共享和理所当然的。”这里同样也没回答“组织成功”和“正确”的依据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困扰，正是目前企业文化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这一症结的关键，就是日渐清晰的概念“商业模式”。沙因在著作中曾强调：“破译企业文化，先以‘界定商业问题’开始。”“界定商业问题”的内涵同样是指“没说清楚”的商业模式。目前最被管理学界接受的商业模式定义是Osterwalder,Pigneur和Tucci在2005年提出的——商业模式是一种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念性工具，用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见图2）

国内多用“商业模式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及路径以及实现价值所需的内部活力和能力”的定义。任何一个商业模式都是一个由客户价值、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方式构成的三维立体模式，它是一个系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企业的持续发展力，是企业战略和企业执行力的转化环节。没有商业模式，企业战略就无法执行，更谈不上执行力了。

至此，企业文化可以归结为：企业在为自己选定商业模式后，主动创建和改造出符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并用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获取最大控制力和影响力。沙因把“意识形态”称为基本假设，按基本假设、价值表达、表层现象理解，沙因的关于企业文化三个层次的观点更贴近实际。（见图3）

主动创建和提炼精髓的意义则在于，如何深刻理解企业商业模式？如何创建和改造出符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并将其有效转化？这也是企业文化的关键。（见图5）商业模式中任何一个模式的改变都会带来商业模式的改变，导致企业文化的改变。同时，对商业模式的不清晰是导致企业文化“虚化”、“泛化”、“活动化”、“CI化”的症结所在。（见图4）

从管理学方面看，管理的本源就是通过人员及其机构内的资源而达到共同目标的工作过程，即取得一致性的过程。衡量管理水平的唯一标准是是否能让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合二为

一、高度一致。竞争层次论所述企业文化的竞争绝对不是企业文化理念的竞争，不是企业文化手册的竞争，更不是企业文化奖项的竞争，而是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趋势、战略、经营、管理、生产、服务等流程的影响程度的竞争，是企业文化对员工引导和发展的促进程度的竞争。从这个属性讲，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使企业进入企业文化管理时代。（见图5）

从文化方面看，企业的意识形态不能凭空而来，必然要有其生存的思想基础。因国度、民族、信仰的不同，必然带来意识形态思想基础的不同。因此，只要不是概念过窄的企业意识形态，都可通过替换思想依托来适应。如双星的“佛文化”可适用于印度，但不能通过替换思想依托来适应西方国家；诺基亚的“科技以人为本”可用的思想依托范围就很广。将意识形态生存的思想基础与企业文化混淆，正是企业文化“文化”化、虚化的根源。

第二篇：意识形态与翻译

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张鲁艳

平顶山学院英语系

河南平顶山 467002

摘要：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将意识形态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即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水平的发展。

关键词：意识形态，诗学，女权主义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Abstract: Ideology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y Susan Bassnet and Andre Lefeve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erspectives: ideology influences translator’s choices on translating material, influences their concrete translating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Key words: ideology;poetics;feminism

引言

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翻译研究始于二战以后,并出现了许多翻译流派。根茨勒(Gentzler)在他的《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些流派，其中包括美国翻译研讨班、翻译科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翻译研究派，并出现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以及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等。而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中，又有几个影响较大的流派，如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巴西食人翻译理论、多元系统论、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不仅是对翻译认识的加深，是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语言学、文学、文化学、人类学都有重要启示。文化研究早已成为中西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1990年，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合编的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该书也强调了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自此诱发了西方翻译学者对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探讨的兴趣。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方学者除上述两位外，玛丽亚 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赫曼斯（Theo Hermans）等也对权力、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与翻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意识形态与翻译

什么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最早提出的。“最初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用于对宗教的现代批判,其概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P16）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把意识形态界说为“观念体系,它由指令我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构成”，也有人把意识形态解释为“制导性观念,它解释社会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人们允许社会达到什么样的状态”，而罗特曼（Yury Lotman）把意识形态描述为“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2]文本。”(P12)《现代汉语词典》对意识形态作如下解释：“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1]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 总之，意识形态的内涵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与社会实践，无疑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在勒弗菲尔的理论中，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实际上，翻译就是一种文化改写，一种文化操纵。勒弗菲尔认为控制文学和翻译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内，就是文学的专业队伍，包括评论家、教师、译员等等。另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外，就是所谓赞助者（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这个赞助者可能是一个人，或者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宫廷、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等。一般来说，赞助者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通常管得很严。至于涉及文学观的问题，则会把处理的权力下放给专业人士。[3](P176)因此，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却是“赞助者”（patronage）强加于他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的。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起支配地位的“诗学”（poetics）。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原文语言和文化万象带来的各种难题，译者也会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解决办法。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首先是意识形态的交流。这种交流包含着对抗、妥协、融合。作为译者而言，翻译活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这种活动又必须遵循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超出此种意识形态的界限。当然，翻译有时也会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但翻译作品中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要以读者能够接受为限。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边界，翻译实际上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对抗之后妥协的结果。

意识形态与翻译呈互动的关系。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的发展。同时翻译也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产生一定的促进加强或破坏颠覆的作用，而这一点又常被人忽视。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一详尽阐释。

1．意识形态与翻译文本的选择

任何翻译活动皆是有原因的，或有一定的目的性、功利性，为特殊团体服务，为一政治目的服务，为一经济利益服务；或由于译者本身的兴趣、偏爱。不管哪种情况，要想出版发行，就要符合赞助人的要求，符合出版商及社会的期待视野。当然若想自己把玩，自己品味，也无可厚非。也有一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时间去等待意识形态的慢慢改变。总之翻译作品的发行和读者群的接受与译入语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所以翻译文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近代翻译中有两位旷世奇才，一为严复，一为林纾。康有为曾赞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称二者为“译才”并非由于他们的翻译多么忠实于原文以及翻译得多么准确无误。相反，这两位“译才”一百多年来一直遭受翻译界对他们的口诛笔伐及声讨批判。然而他们的译作还是在社会上大受欢迎。反响非同。究其原因，一是严复林纾乃古文大家，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夫，译笔优美，引人入胜；二是他们的译作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严复介绍的西洋思想和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无不对社会起到了震撼作用。

严复是一位翻译家，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他的翻译以及他对翻译事业的选择，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个政治目的里交织着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个人的审美意识和目标读者的审美意识。从历史的角度看，或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严复的翻译都是极其成功的。他成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功地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1]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P20)严复对翻译文本进行了精心选择，从亚当斯密的《原富》到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每一本都代表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或主导意识形态的经典之作。严复在国难当头时选择《天演论》就是他胸中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忧国忧民的激情所使然。他的译作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法治、经济等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正是当时中国最缺乏的思想。

再看林纾，他翻译的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这部译作的出现，震动了中国的作家和文艺读者，给中国的小说界输入了一股新鲜血液。那种才子佳人式的大团圆结局的中国旧小说已不能表现时代精神。之后，林纾又翻译了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这部译作的问世则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动机。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劳工屡遭欺侮屠杀，林纾出于爱国热忱，有感于这种“为奴之势逼及吾种”的事实，希望翻译此书给国民敲响警钟，使他们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林纾的译作出版后在广大人民中间激发了国家要富强、民族要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萌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想。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翻译的170余种作品尽管漏译误译删节触处皆是，然而其生动优美的译笔，风趣夸张的风格在读者中留下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他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说：“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一大发现，带领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等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4](P83)林译小说的魅力与影响自此可窥一斑。林译小说之所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除他独一无二的译笔和风格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翻译动机。林纾所处的时代，正是清廷腐败衰微，列强入侵瓜分中华国土的时代。所以，从一开始，林纾便受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能抵抗欧洲列强。他认为，救国应该靠实业，而翻译工作就是他自己的实业，他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国人救国救民之情。可见他的翻译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同时译作又为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鲁迅1909年在日本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主要收录了他翻译的欧洲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可惜当时革命条件尚未成熟，作品出版后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冷淡待遇，上下两卷每卷只卖出了几十册。鲁迅翻译的动机是严肃的，旨在“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然而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却不被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所接纳。

五四时期我国的翻译界涌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大量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当时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数量相当大。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共有187部作品，其中俄国有65部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65部作品中又以托尔斯泰(12部)、契可夫（10部）、屠格涅夫（9部）为最多。[4](193)这足见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了。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状况中，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摸索着生活的真理，他们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了很大的教益。

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识形态决定了读者的不同价值取向,从而决定了赞助人的翻译取向。翻译主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发展意识、文化形态作用于赞助人对翻译内容的取舍。翻译也反过来改造了文学、作者，而且在压制性社会中明确地充当教育、提供信息、改变政治价值观念并因而改变文学价值观念的工具。郑振铎曾指出：“清末的[4]翻译每每是利用外国小说著作思想来做改革政治的工具。”(P161)看来翻译的政治动机与文本的取舍也息息相关。

出版机构与组织者在文学翻译的生产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意识形态经常受到赞助人，即委托翻译或出版翻译作品的人或机构的加强与实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对立冷战，中国的出版界在选择译本时必然要反映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对作家作品都有较严格的选择，只有那些进步作家和进步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才能入选。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运用

任何一部作品都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要进行解读，解读者的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与二度编码的翻译行为关系密切。在跨文化交流中，译者可以有多重文化身份，它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多重的、复杂的。译者在重新表述意义时，对源语文本进行挪用及改写，大多以意识形态为因。毫无疑问，意识形态会影响翻译策略，集中体现在改写、删减、选择、省略等方面。无论主观意识所致，还是客观环境所迫，译者总不免对源语文化进行挪用和改造，以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和维护整个译语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

在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当属佛经翻译。佛教思想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思想，在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可以依托的价值观参照系。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儒家的意识形态和道家的意识形态，而佛教要想进入中国，免遭本土意识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形态的抵抗，就必须变更其形式或内容。历代佛经翻译大师常常用儒家道家的价值观来解释佛经翻译。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在《法句经序》中就常借用孔子、老子、庄子的文学观来阐述他的翻译观点，如他引用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义。”佛经翻译初期，为了寻找中印文化的沟通点，译者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4](P46)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针对这一事件，中西媒体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交锋。对香港“回归祖国”这一短语出现了两种译法，中国媒体译为return to China, 而西方媒体译为revert to China,一词之差,却包含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含义。

revert to China是一个法律术语，指捐赠者捐赠的财产到了捐赠者与接受者商定的法律期限后返还给财产的原捐赠人或他的财产继承人。根据这个解释，英国对香港的占有是基于大英帝国和清政府共同商定的协议，不论是占有还是交还都是履行法律义务，是值得称道的遵法守法行为。“回归中国”正确的翻译应是return to China,表示物归原主，尤指归还被他人非法强占的财产，或被强盗硬行掠走的财物。由此可见，对香港回归的不同译法已超出了语言层次和翻译技巧范畴，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西方媒体故意使用revert一词来掩盖非法侵占香港的事实。[5]（P65）

再拿严复为例，选择了《天演论》为翻译文本后，他对翻译策略的运用也下了一番功夫。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被译界奉为圣典，然而他自己的译文又是如何忠实于原作呢？让我们对比一下《天演论》开场白的原文与译文。

[原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Except, it may be ,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ing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严译］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榄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味，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4]（P120）

对比之后，发现严复以中文短句译英文长句，以第三人称译第一人称，译文首句便是“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通篇考察《天演论》，可以发现严复对原文多有增删，有时还加入自己的话来发挥原文之意，甚至更改原书的比喻。对某些词语重点发挥，并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整段整段地以自己的语言译述，删略其次言，突出其要旨。严复对原作或增添，或删减，或替换，或改写，甚至为发挥、为达自己之旨而不惜改造原文，其译文之“信”也就有限了。但他不追求“忠实的译本”，而采取达旨的方式进行翻译。他的目的是以赫胥黎的书为底本，向中国传播进化论思想，并向国人发出由于积贫积弱而有亡国灭种危险的警告，号召人民奋发图存、自强保种。[4]（P123）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中“雅”的标准历来遭到译界的质疑。严复的“雅”指的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进行翻译。他这种特殊的译法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严复心中预定的读者群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但却往往保守成性，甚至冥顽不化，而要让他们接受思想启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严复真是用心良苦，他调动了各种风格手段来增强译文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包括“汉以前字法”。[6]（P26）

众所周知，林纾的翻译中错译误译漏译随处可见，其翻译中“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的现象更比比皆是。这与他不懂原文有关，与他落笔如飞的速度有关，但也有一些是他有意为之，或添油加醋，或信笔行之，或插科打诨，或抒写己见，然而正是这一“讹”的译法使读者对林译留恋往返，赞叹不已。林纾的翻译策略变化不断，尽管许多不为人称道，但也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符合社会意识的期待，在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美国译者Evan King在20世纪40年代初翻译了老舍的两部作品《骆驼祥子》和《离婚》，并对原作做了很大改动。《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尾被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祥子最终找到了小福子，并把她从白房子中救了出来，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译文出版后立即成为了美国的畅销书，但遭到老舍先生的严厉批评，并引起了强烈不满。然而Evan King在翻译《离婚》时依然篡改了原文，《离婚》中对民族软弱性的深刻揭示与讽刺变成了哗众取宠的轻浮小闹剧。Evan King对这两部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说到底还是出于对当时美国意识形态的考虑。当时二战尚未结束，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民众精神处于紧张状态，需要轻松愉快的娱乐。另外美国在经济上正处于工业机械化生产的快速发展期，紧张的劳动之余，也需要轻松的享乐。大众文化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兴起，这一大众文化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通过掩饰严酷的现实和各种各样的激烈矛盾，让读者沉浸在一种虚幻的和谐、欢乐和圆满之中。[7]（P67）为了取悦于读者，为了保证译作的畅销，为了顺应译语意识形态的要求，译者对原作进行了粗暴的干涉，大幅的修改甚至歪曲。意识形态与翻译理论

中西翻译界多少年来一直对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标准情有独钟，不耐其烦地探讨这个问题。中国自严复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后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辩论，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纠缠于此不能释怀。直至后来西方翻译界有了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翻译流派，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才使得人们开始重视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翻译观则反映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一个侧面。长期以来，人们总将翻译比作女性，比如：“美丽的女人不忠实，忠实的女人不美丽”，“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原作是强壮而富有创造力的男性，译本是羸弱、派生的女性”。这种把翻译视作女人的翻译观不仅贬低译者和译作，也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权主义翻译观主张消除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重视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女权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批判那些将女性和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原因及负面影响，并动摇此观念赖以产生的基础。[8]（P27）

结语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影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的程度有大有小，大到影响文本的选择、题材的选择，小到影响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文本进行的操纵性改写或隐或显，但却无法消除。Lefevere 和 Bassnet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研究视角，译界人士从翻译标准的框架里跳出来,转而研究文本之外的因素,从单纯的语言层面上转向研究语言外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的制约因素。我们应该认识到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变、文字的转换，而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妥协。翻译不是一方净土，也没有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利益的冲突。在评价译作时不应一味提倡所谓“忠实”，评论家也不应把翻译错误挑出来批评一通了事，而应该探究所谓“错误”的成因。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该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给译者一个相对公允的说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意识形态确实影响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但这种影响却不是绝对的、无限扩大的，它只能是相对的，在一定程度上的。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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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政治---一个赛义德后殖民个案分析[J].外国文学, 2002(4)6． 黄汉平.文学翻译“删节”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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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第三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

考研政治：马哲基本原理概论综合训练题及解析

（八）2012-6-19 16:39:00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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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多项选择题

1.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是（）

Ａ、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内容的 Ｂ、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 Ｃ、对内职能是实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 Ｄ、对外进行国际交流和维护国家安全及利益

2、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是在哪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

A、第一个基本原则是私有制原则。私有制原则是整个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柱 B、第二个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的原则。

C、第三个基本原则是分权与制衡原则。强调立法、行政、司法是三种不同的、相互制约的政治活动方式，必须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机关分别行使其职能。

D、第四个基本原则是人权原则。强调“自由的和自主的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

3、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阶级和局限性，这表现在（）A、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金钱统治下的民主 B、是法律上的平等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平等 C、是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民主 D、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

4、资本主义国家政权采取的是分权制衡的组织形式，即（）

A、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三个权力主体独立行使，B、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C、国会的立法权受到宪法保护和严格限制；行政权由行政首脑——总统来行使； D、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下级法院，法院独立于总统和国会。

5、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是（）

A、资产阶级制定某种原则和程序，通过竞选产生议会和国家元首的一种政治机制。B、从形式上看，竞选制度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C、从实际政治作用上看，选举制是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和矛盾的重要措施

D、哪个资产阶级政党执政还是下野，由哪个代表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要求的政治人物充当国家元首，一般都是通过选举制度的运行，根据竞选结果来决定的。

6、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包括（）

A、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B、政权组织形式 C、选举制度 D、政党制度等

7、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是（）

A、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B、为达到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C、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D、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基本上都是政党制度。

8、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这种进步作用表现在（）

A、促进和完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B、人民群众享有了比在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更多的社会政治自由

C、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经验，这对于社会进步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D、造就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等级制的形成

9、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其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A、资本主义的民主是金钱操纵下的民主 B、法律上名义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

C、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是一种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 D、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

10、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观念上层建筑（）

A、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B、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C、是商品经济的集中体现 D、是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

多项选择题答案

1、ＡＢＣＤ 答案解读：该题从多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

2、ABCD.答案解读：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是在以上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

3、ABD 答案解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是通过政治制度实现的。

4、ABCD 答案解读：以上的四点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分权制衡的具体内容。

5、ABCD 答案解读：以上从四个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的特点。

6、ABCD 答案解读：以上四点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这里考生必须注意政治统治是通过政治制度实现的

7、ABCD 答案解读：以上四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

8、ABC 答案解读：不选D的理由：在封建社会是等级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9、ABC 答案解读：不选D，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都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实际上的不平等，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平等。

10、AB 答案解读：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代表占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只能是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

第四篇：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也写作“意识型态”)是指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一种观念的集合。意识形态是指意识的表现和表述形式。

社会意识是社会精神生活现象的总和，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社会意识形态是指社会意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和表述形式。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革命性和实践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自觉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研究意识形态的成果，在总结和概括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成熟起来的。随着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一样具有多种多样的复杂形式的构成。它具体表现为：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第二，以资产阶级思想为代表的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构成的重要方面，是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精神障碍。它包括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部分。尽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存在着矛盾，甚至具有相对抗性，但它们都对社会主义产生破坏作用却是共同的。就目前来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以其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用各种途径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输入颇具迷惑色彩而表面上令人神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因此，相对而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对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刻的批判揭露。

第三，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的精神的现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潮和一些思想观念，是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的一个补充。这些学术思潮和思想观念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曲解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消极性的一面，也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和揭露、对现代化社会尤其是科学技术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理性分析和概括的积极性的一面。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而要进行辩证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克服其中的消极性东西，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以开拓我们的视野，启迪我们的思维，充实自己，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学术思潮的繁荣。

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一、真实性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来说，意识形态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虚假性。在他们心目中，并非所有政治观点皆有意识形态的特性，意识形态并不属于科学，是和科学相对立的错误意见：故有必要区分意识形态与科学、真理和虚伪的差异。然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观，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是描述性的，并不应该包含任何价值判断和利益判断。因此，它应具备的首要条件是真实性，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反映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认为它具有虚伪性是因为将它看作阶级统治和教化的工具，相反地，我是要将意识形态去阶级性、去工具性。

二、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倾向性，它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要以意识形态为工具维护其相应的统治，所以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泛化为所有阶级甚至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用思想上的统治来配合政治上的统治。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意识形态是由社会中大部分成员认同的观念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因此它是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不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就并不存在“统治阶级泛化其思想”的说法。另外，这种观点还是无法将意识形态与阶级利益相分离，还是将它看作阶级统治的工具。

内容上看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

具有相对独立性。具体说来：

第一，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物质经济关系发展状况的不一致性。物质和意识总是存在着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先进的经济制度中残留着大量的落后思想意识，落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可以孕育出先进的思想观念。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中，常常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反映已被消灭和正在被消灭的旧经济政治制度的残余形式的意识形态；为新社会的诞生作舆论宣传、反映现存社会里孕育成长着的新社会因素的新意识形态。其中，反映和维护现存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该社会的精神标志。人类历史的发展还表明，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不同步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却超过先进国家的现象。18世纪末法国的战斗唯物主义哲学和卢梭等人的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思想就超过了当时经济上先进的英国；19世纪前后经济上落后的德国产生的黑格尔哲学又超过了当时经济上先进的英国和法国，并最终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的承袭性。马克思说，人们创造历史，总是在已有的既定的现实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意识形态的发展也同样如此。人们研究历史，是想找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在历史中找到现实的根据，在现实中发现历史的轨迹，以今推古，以史鉴今，这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流程，这种衍生不息的文化流程深深地反映着思想意识的历史承袭性，思想意识在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要求而具有时代性的同时又具有了历史的延续性，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可以有两种情况：在内容上的古为今用和形式上的推陈出新。

三、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

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不只表现在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而且表现在凝聚和引领社会价值观念、社会文化和人格塑造等诸多方面。意识形态主要有以下社会功能: 1.引领功能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一个根本差别是:自然现象都是自发的，而社会现象都是人的意识和目的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8l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就是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念，并进而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它能够对社会上的多元价值观念和人们的价值选择发挥导向和引领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建立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信念，认同和维护现行制度和秩序，自觉遵

守现行行为规范;能够为变动中的社会提供理想的发展目标与发展规则，以便使社会和个人在快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动中把握正确的方向;能够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为国家、群体和个人提供理性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增强理性和科学性，避免盲目性;也能够为相对稳定的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提供发展的方针、原则和新鲜血液。2.凝聚功能

意识形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总是通过系统性的论证，以深刻的学术性语言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凝聚整个意识形态与全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进而证明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使社会成员认同并建立信念，抵御和排斥对立的价值观念体系，从而凝聚和团结全社会。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主要是靠主流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被认同并已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信念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逻辑能量，能够吸引、凝聚、制约其他价值观念和价值观念系统，产生向着主流意识形态规定的趋向，并围绕主流意识形态运动。凝聚力是建设和维护秩序的关键，在社会变革和转型过程中尤其如此。被认同并已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信念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通过凝聚价值观念系统，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并使社会按照共同的理想目标和大体一致的价值方向发展。3.稳定功能

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所有价值观念系统一样，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整个意识形态系统和系统内的价值观念不会轻易发生改变。4.维护功能

马克思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的原因发生反作用。”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辩证统一关系。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和制约，但是意识形态并不是机械的、被动的。它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动性和巨大的反作用，能够维护它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这表现在:第一，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它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的，而是能动的、辩证的。意识形态一经创造出来，就形成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念体系，依靠内在的逻辑力量吸纳或征服其它价值观念系统，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干预社会生活，具有区别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独特的生命力、功能和作用。第二，意识形态具有巨大反作用。意识形态来源于社会实践，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同时，也能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合理性、合法性做论证，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所需要的正常秩序提供理论和价值支撑。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合理性、合法性的价值基础，是它获得认同、建立信念、凝聚人心、自觉维护的深刻内在原因。这种反作用是巨大的，有时对历史和事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相对的、有规律的，不是无限的，更不是任意的。

5、.动力功能 动力功能是指意识形态能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维护和推动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发展。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J意识形态转化为物质力量，6.自建构功能

自建构功能是指意识形态在外界环境和各种价值观念的作用下，科学地吸收新因素，克服不合理因素，不断发展和超越自身的自我调节和完善的过程、能力和作用。自建构功能表现为两个过程:第一，同化外来信息过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外界输入信息进行改造和加工，使外界信息发生变化，转换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系统能够接受与融合的信息，并被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系统所同化。第二，自我超越过程。在社会实践和同化外来价值观念的

过程中，通过反省自身，进一步完善和超越原有结构，使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系统不断螺旋式上升和超越，与时俱进，以保持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意识形态地位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胡锦涛同志指出，西方敌对势力的鼓噪，国内的各种噪音杂音，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主心骨，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一项长期、复杂和艰巨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前提。批判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特性不仅表现在一贯的向外批判行为和决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上，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其向内批判的意识和自省精神上。正是不断的自我反省和继承、创新，使马克思主义 100 多年来越来越向真理靠近。而真理是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的。

（2）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核心。列宁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 ①

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重视领导权问题，必须将意识形态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

（3）打造工作队伍是人才保障。任何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需要有专门的人为其辩护，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必须有专业人才队伍来承担。应该打造一支富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一支富有感染力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一支富有亲和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队伍、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党务工作队伍。

（4）形成一套长效机制是关键。必须构建一套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制、教育机制、传播机制、效果评价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等子系统的长效机制，不能使之成为运动式、风暴式的短期行为，不能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孤立行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整合的路径选择

开放条件下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这种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根据具体的焦点问题产生的不同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反映了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领域的行为策略和社会态度。而焦点问题的突发性和交织性及其评价立场和方法的多元性，使意识形态具有了更多的多变性和波动性，从而增加了意识形态调控的难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课题就是如何在多样和多元价值之间保持合理张力，在多变性和波动性中寻求平衡，实现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整合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路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发展整合、统摄整合和沟通整合，使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形成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判断，选择并吸纳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有益部分，引导并规范非主流意识形态，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整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整合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过深刻论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99页)统治阶级思想能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不仅取决于这种思想是否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物质力量，取决于反映这种生产关系和物质力量的思想是否具有体现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性与正确性，而且取决于能否坚持运用统治阶级的思想来发展整合本阶级成员以及全社会成员的思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这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

当然，开放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赋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坚持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发展的新任务。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在于打开自己的理论视野，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当代各种思潮，在广泛的学术交流中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吸纳各种积极的思想成果，在批判中探索新问题，形成新观点，使自身站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前列，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影响别人，以持续旺盛的活力拓展传播途径和辐射广度，积极吸纳和整合各种意识形态。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在问题与主义的相互关照中介入并引领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实际和需要的个别理论主张和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当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所以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代社会实践，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正确反映这种实践，需要用这种新的实践去完善马克思主义，从这种新的实践中去抽象用以指导实践的理论和原则，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要注意有针对性地回答和解决大众的问题，要在回答和解决问题上体现出党的理论优势，并通过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来实现大众的利益增长。

另一方面，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衔接中体现发展整合。马克思主义指导功能的发挥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这种创新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创新，当然这种创新与自然科学的创新是不同的，自然科学的创新是推陈出新、新陈代谢，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则是返本开新、温故知新。正是通过“回到马克思”而“推进马克思”。理论创新离开了现实需要，就无法理解，也无法吸收。马克思主义要从内容和本质上要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要求，回答时代问题。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做过论述而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反映时代潮流、顺应时代潮流和引领时代潮流中，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中，既保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在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中不断实现思想整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整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整合主要体现为价值导向对价值取向的协调和整合。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伴生着价值范式的重建，由此便引起普遍性的价值观念的震荡与困惑。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和对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包含的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统一与选择等诸种关系，并在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统一规范与多样选择等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总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任意性和随机性。然而，透过个人的价值选择，我们注意到，个人不仅仅是依据个人的利益、欲望、需要、兴趣甚至是情绪进行价值选择，个人的价值目标总是取决于社会所指向的价值理想，个人的价值取向总是“取向”某种社会的价值导向，个人的价值认同总是“认同”某种社会的价值规范。

在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总是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内容上看，总是具有社会内容的社会正义、法律规范、政治制度、人生意义等问题，而决不是没有社会内容的纯粹个人问题；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性质上看，总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理想与现实、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等问题，而决不是与社会无关的所谓纯粹的个人问题；从个人价值取向的形式看，总是通过具有社会形式的科学、哲学、艺术、伦理、宗教等方式体现出来，而决不是没有社会形式的纯粹个人表现。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整合就是要在一元的价值导向与多样的价值取向之间必须寻求平衡。一般说来，这种平衡表现为：肯定价值导向的一元性，但允许人们以合乎自身生活特点的方式去实现社会普遍的价值要求，即价值目标上的一元化和价值实现方式上的多样化相统一。社会主义价值导向是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体价值目标为内容的，同时又体现为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价值要求的系统，如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道德生活的集体主义、政治生活的民主集中制等，它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总的价值在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表现。对于这些价值要求，应允许人们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和实现程度的多层次性，也就是要从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况出发实现这些要求，从而使超越性的内容获得世俗化的存在形式，又使世俗性的内容接受超越性的制约和提升。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整合要在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中做好沟通。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持相对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和党的最高价值观的平衡。一方面，以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根本的价值标准，而不是用理想化的先进标准否定普遍性的基本现实。另一方面，价值观的目标体系为社会活动提供了价值方向，中国共产党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个性”为最终追求，并以此来教育并引导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同党的最高价值观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展开过程中，保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实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与党的最高价值观的沟通。

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整合，就是通过把千差万别的价值取向加以协调与整合，找到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结合点，形成共同的价值导向，就是要运用作为主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和影响社会成员，使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统一到社会的主导思想的基础上来，形成思想共识，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功能。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沟通整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沟通整合主要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与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的沟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沟通整合是从对话中生成共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充分交流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事实上，马克思坚持的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同类作用”的原则，就是说，思想问题要用思想的力量和方法解决。毛泽东也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整合。

可见，意识形态整合与军事征服和政治控制不同，不能主要依靠强力排斥和权力强制，而是通过思想交流和价值认同，来实现积极同意和主动实践。如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进，一方面往往造成对其他思想观念的排斥和否定，结果是窒息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活力；另一方面，往往带来人们心理上的逆反，结果是形式化的虚假统一，大大降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在当代中国，不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群体分化得到了承认，而且与之相关的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情况得到正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整合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的同时，调整了过去对于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简单做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积极的方式同非主流意识形态开展对话和交流。一方面，从思想内容上看，同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开展对话交锋，使思想观念和价值原则方面的分歧得到明晰，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观点和价值原则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产生有效影响。另一方面，从历史实践上看，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同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交流中发展起来的，正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学术流派和思想观点的论战与交锋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看，现在很难再对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贴上“左”或“右”的简单化标签。对中国社会思潮的分类及其评价，需要立足于这些社会思潮形成的历史根据、社会根据及同西方社会思潮的渊源关系等方面进行沟通整合。通过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做好社会思潮的研究工作，重视社会思潮背后的利益分析，以此厘清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对于社会思潮公众往往很难弄清楚他们真正的政治分野，因为根据对不同焦点问题的认识，争论各方的阵营也常常发生变化，表面上思想理论基础完全不同的思潮，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不过各派为社会开的药方不同而已。(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而焦点问题的背后就是利益的分野，社会思潮实质上是说明利益正当性的价值系统，亦即评判社会现象和行为的价值标准。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差异与争论直接和主要的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其实质是不同阶级、阶层利益之间的差异与较量。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和分析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做好社会思潮的引导工作。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通过不断发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将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在外，而是将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在自己周围，形成主体发展、边缘渗透的一主多样和谐不悖的意识形态格局。

第五篇：意识形态

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核心提示：意识形态建设关乎制度、道路，关乎政权、主权。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把抓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基础工程、重大战略。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那么，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处于何种形势？又该如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精彩观点：中国共产党员的信仰——深井1000米以下的生死营救

很多人一谈起意识形态，感觉到这个事情太大、太空，无从说起，所以很多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也不愿意去细想、深究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但意识形态这件事情确实很大，很重要，它关乎制度、道路，关乎政权、主权。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把抓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基础工程、重大战略。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以“8·19”讲话为标志），也作出了很多批示。总书记说：“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志，应该旗帜鲜明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责无旁贷承担起政治责任，绝不能让领导权旁落。”他还说：“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2013、2014、2015这三年，中办先后印发了9号文件、30号文件和35号文件来通报部署意识形态的工作。2015年，中央印发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实施责任制，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出制度规定，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管理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今天我想谈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什么是意识形态？第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第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一、什么是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的含义 首先，什么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就是维系支撑统治、执政的思想体系。从事意识形态工作，主要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证明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我们党的政权是受到人民拥护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符合发展需求的。二是论证我们党执政的有效性。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干事的，而且必将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早在1776年，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率先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概念，用英语表示是Ideology，就是观念科学。现在，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主要是完成两个“巩固”，其中一个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意识形态始终是一个负面词。马克思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他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而这种真正的实证科学，使“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按照马克思所说，马克思一生都在向有领导权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要揭穿、削弱这种意识形态，使人们不再相信它。什么是意识形态？马克思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所以说，意识形态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是要倾注全部的精力揭穿、削弱、批判的。当然，马克思指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获得正面意义或者说中立意义，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负面词汇，是从列宁开始的。列宁在与沙俄斗争的过程中感觉到，光批判别人的意识形态不行，还必须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让工人阶级掌握自己强大的思想武器。但列宁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备战的武器，是强大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发展至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众说纷纭。著名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感觉到，意识形态可能要销声匿迹了。但他在著作中又提出，科技技术、消费主义也是意识形态。他说现在政府治理靠科学，科学技术进步解决了一些问题，而年轻人已经不再信奉思想斗争这些虚无缥渺的东西了，他们更注重实际，更务实，埋头于消费主义。他认为，普通人群专注于现实生活，以消费享受为目标，而政府的治理主要靠科学技术。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意识形态不仅没有消失，没有淡化，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当中，意识形态的地位反而更加重要。

（二）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建设，要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那么，意识形态包括哪些核心内容？

第一点，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是我们党的事业的逻辑起点。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党员同志，就会在各种场合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共产主义的逻辑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愿景。大同社会是先民追求的一个理想状态，“十三五”时期，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里程碑。追求“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无论何种信仰、何种制度安排，追求的都是美好的理想，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且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马克思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分析得出这种结论的，是经过了科学的论证的。

第二，共产主义是与现实密切联系的。在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关于共产主义有理想信念、美好未来、目标、愿景等好几层表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总书记就讲：“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要把共产主义看成是虚无缥渺的东西，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人民群众一点一滴的进步、点点滴滴的努力，都是通向共产主义明天的坚实一步，我们每天都在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美好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集中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美好的价值，值得我们去追求。所以说，理想信念是我们价值观的第一步，是逻辑起点，没有理想的照耀、没有理想的鼓舞，我们就不可能克服困难、超越当下，就不可能迈向美好的明天。

第二点，核心价值观。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谓价值观，就是原始态度的基本取向。简单理解，价值就是你认为什么值得去追求，什么不值得去追求，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就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依据，就是一个根本的标志。应该说，价值观决定制度、道路，决定我们的执政方式。我们有公平的价值观，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什么是社会主义？严格来讲，就是以人为本，大家都能够过上好日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什么是资本主义？就是以资为本，有资本就有主义，你的话语权和幸福感是根据个人拥有资产的比例来划定的。所以说，核心价值观关乎制度、道路，关乎我们的执政方式。

第三点，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来提出的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等，是共产党员的方法论，是需要我们一以贯之、坚持不懈的。

（三）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什么？

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有很多特征，但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包容。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表以来，“人民”的概念就拓宽了。

第二，高效。意识形态好不好，制度安排行不行，就是看意识形态服务于治国理政有没有效率。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运用十分有效，我们实现了10年翻一番，而日本是30年翻一番，美国是50年翻一番。过去30多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6亿多人脱贫，但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却到处干涉，到处打仗，造成10多万贫民丧生，几百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欧洲的难民潮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运动带来的恶果。前苏联跟我们是一个意识形态，虽然有区别，但总体来讲，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共产党领导的。苏联解体时，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4%，中国占1.6%。现在再来看，俄罗斯占世界GDP的2.7%，而中国已经稳居第二了，占世界GDP的16.1%。

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可谓令人羡慕，也让人佩服，这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同时也证明，我们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正确的。第三，开放。总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自娱自乐，采用的是一种封闭的体系，“不与秦塞通人烟”。但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意识形态是高度开放的。我们通过办特区、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梯度推进改革开放的视野，吸引外资，学习外国的管理方法和西方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我们的胸怀是非常博大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和为贵”，要“和而不同”“和气生财”。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常搞价值观外交。无论美国搞什么，安倍就跟在后面起哄。日本作为一个二战中的战败国，罪恶累累，错还没有认，有什么资格谈这些东西？搞什么价值观外交？而且，美国真有什么正确的价值观吗？如果他真的有正确的价值观，他怎么会支持**喇嘛？在1949年西藏解放之前，美国没有一个人写过西藏，没有给西藏发过一封电报。美国若真有正确的价值观，他支持李洪志干什么？李洪志是反宗教、反人类、反科学的。

有时候，这种事情美国人自己也看不下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美国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一个民主国家》（The U.S.Behaves Nothing Like a Democracy）。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中国都开始开放了，胸怀很博大，态度很宽容，美国却在搞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拒绝这个、拒绝那个。事实上，美国就是通过意识形态来阻止别国的产品、贸易和服务，阻止别国的技术转让。我们的文化贸易为什么是逆差？因为我们的文化产品无法输出到美国。我们可以看美国的电影，但是我们的文化产品却卖不过去。

所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包容、高效、开放的，是一种先进文化，值得我们去坚守。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

第一个方面，“总体向上向好”。我们的战略是信心坚定，举措有力，阵地意识明确，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具体来说有五点内容：第一个是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第二个是主流媒体、主流声音传播的影响力、公信力增强；第三个是思想文化阵地更加稳固有序；第四个是正面舆论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第五个是海外看好中国的声音明显增多。这就是“总体向上向好”。

第二个方面，“斗争依然激烈”。我们不能麻痹大意，不能因为主流声音已经壮大了，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放松警惕。所谓“斗争依然激烈”，第一个就是文化交锋日趋激烈。意识形态斗争总是从文化领域入手的，可以说，文化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晴雨表。随着WTO有关文化的补充协议的签订，现在中国每年引进的美国大片达到30多部，平均每个月有2到3部。而且，不仅中国在放美国的电影，全球的电影院有一半以上都在放美国电影。美国的文化传播得很厉害，所以他有文化霸权。什么是霸权？就是领导权，就是能够一呼百应——他的东西有人要，他的电影有人看，他的声音有人响应。

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我们看一看美国的新闻传播就会发现，我们有时候盲目乐观了。有人觉得现在是网络时代，网络信息铺天盖地，所以暂时可以把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放一放了，但实际上，在网络时代，美国的主流媒体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正规新闻、专业新闻的生产。我们总有一个错误观点，就是把数据都当成新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新闻构成数据，但数据并不都是新闻。社交网络上的大部分数据都是舆情，而不是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舆论领导能力的新闻。正规的新闻靠谁生产？靠职业媒体人。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ABC（美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和FOX（福克斯广播公司）这四大广播电视公司所发布的新闻信息是美国之外地区的100倍，是中国的1000倍。在全世界的新闻大数据中，汉语形成的数据仅占5%。也就是说，以汉语字符形成的正面新闻太少了。在全球网站点击率排名前100名中，有94个在美国；13个根服务器有10个在美国。关于这一点，欧洲也抗议，他们说，根服务器是服务全人类的，美国放这么多的根服务器，那不是所有的数据你都可以查看了吗？美国当时就回答说，其他的事情可以商量，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商量。直到后来，斯诺登事件爆发，美国才松口说，如果其他地方有兴趣，也可以放到其他地方去，但是现在又没有声音了。

从文化和舆论方面来看，美国在对华的意识形态斗争上是很有方法、有步骤、有手段的。美国从50年代就开始研究制定对华诫令。后来，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调整，美国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所以美国的价值观是好是坏，从他的所作所为就能看的出来。

另外，像美国之音、自由亚洲、NHK、KBS、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等，总共有31个转播台，174个频率，用5种中国方言，围绕东京、首尔、香港、马尼拉等呈半月形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圈”，每天对华进行80小时的广播。每天进行80小时的广播需要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但他们在所不惜。因为这些媒体的背后有很多基金会和NGO（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比如卡特中心、福特基金会、美国民主基金会等。美国国会每年拨款100亿美元支持亚洲发展研究，拨款100亿支持美国之音发展。虽然中国目前GDP居世界第二，但还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太多钱来支持别国的广播事业。为什么要为别国广播？就是要制造舆论。通过夺人心来削弱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而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个“斗争”是指国内错误思潮此起彼伏。具体表现为七个方面。一是用新自由主义解构深化改革，抹黑国有企业，曲解混合所有制，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的全盘私有化，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二是用西方的宪政民主曲解依法治国。比如，西方总是给你设置一些伪命题——是党大还是法大？司法是不是要独立？搞不搞联邦制？搞不搞一人一票？搞不搞三权分立？这些都是所谓“宪政民主”的概念。

三是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把你的价值观和西方的价值观划上等号，而实际上我们讲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内涵，跟西方的价值观并不完全一样。

四是用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和歪曲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重新评价历史，总想不断去发现“新大陆”，甚至对一些英雄、历史人物搞一些所谓的“爆料”。

五是炒作热点敏感话题，制造意识形态事件。像香港“占中”事件，他们抓住这些话题，拨云弄雨，想颠覆我们的政权。

六是抹黑反腐倡廉政策，攻击我们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有腐必反是净化我们的政治生态。严格来讲，反腐倡廉是为我们的发展创造新环境、好环境，代表了新机遇、好机遇。

七是散布新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他们宣传中国要么崩溃要么危机，反正中国怎么做都不对。这就是一些公知、大V，以及一些跟西方联系密切的学者在做的事情。

第三个“斗争”是腐朽思想沉渣泛起。现在很多党员领导干部凡事“不问苍生问鬼神”。比如，**曾身为中将，但他却随身携带护身符，乞求上天的保佑。但是上天能保佑他吗？事实上，只要你做了坏事就要被抓，最终锒铛入狱。刘志军作为铁道部部长，因为在狱中表现还不错，得到宽大处理，由死缓变成了无期徒刑。但他在入狱之前，家里和办公室都放着靠山石，自以为有了靠山石就能一辈子不倒，就谁也动摇不了他，最后又怎么样？所以，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更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第四个“斗争”是“颜色革命”蠢蠢欲动。

第五个“斗争”是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总书记讲，人往哪儿聚，哪儿就是我们的主战场。现在我们的网民有6.68亿人，手机网民有5.94亿人，网络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舆论场，新闻的获取、信息的获取80%是通过新媒体。所以我们党报现在也要办新媒体，不办新媒体，网络舆论阵地就占领不了，而且网络也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微信官方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微信公众号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个，而报纸才有1900多份，新浪微博每天新发微博是3.6亿条，腾讯微信每天发布消息121亿条，整个互联网一天产生多少条信息？——300亿条。这是不得了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有一个报告，是说新媒体在政治革命、颜色革命当中起多大的作用。新媒体的公信力在40%以下，但它起到了一种团结、联络、互相鼓劲的作用。一打开网络就知道哪有颜色革命，哪里在闹事，然后就知道里面有没有自己的熟人，知道哪有免费的午餐，哪儿能取到茶水。所以，微信的力量、微博的力量是不得了的。像一些所谓的网络大V薛蛮子、秦火火等人就是在那造谣，在胡说八道，这就增加了网络的负面力量，经常把个人诉求夸大为群体关切，本来只是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情不大满意，他非要说成全体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都失望了，把发展问题夸大为制度问题，把发展中不可逾越的一些问题、必然遇到的一些问题、世界普遍面临的一些问题说成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会出现的问题。比如雾霾。实际上，政府一直很重视雾霾的治理问题，北京也不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在全球20座空气最污浊的城市中，印度就占了13个，新德里排名第一，新德里PM2.5指数一度高达900以上，已经爆表。但是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即使这些城市有雾霾也没有事，中国有一点雾霾就是一个大问题，而美国那么多山火没有人炒作，世界上有那么多特大事故也没有人去炒作。所以，网络这个舆论场是不得了的。总书记非常英明地指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传统媒体要迅速转型，加快媒体融合的步伐来铲掉网络舆论产业。像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等都在新媒体建设上卓有成效。人民日报的粉丝量已超过一亿，新华社也超过了5000万，北京日报在这方面也加大了力度，仅北京日报编辑部就开办了16个微信公众号，像长安街知事等，包括京报网也都在改造。长安街知事已经脱颖而出，成为北京时政类新媒体的一个代表型的公众号。我们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想在这个真假莫辨的互联网时代，放大传播党的声音，占领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我觉得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么它不仅仅反映了政党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表面上看是价值观之争、制度之争，实际上是关乎利益和未来的发展之争、生存权之争。归纳起来就是三句话：表象是文化，焦点是制度，实质是利益。如果对他们让利，他想干什么你就让他干，别说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实现奴隶制，他们也是认可的，他们才不管你实现什么制度。所以说，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分工有一个固有的格局，世界分工被分为两类：一个是水平分工，水平分工就是你造鼠标我也造鼠标，你搞研发我也搞研发，你搞资本市场我也搞资本市场；另一类是垂直分工，垂直分工就是有一部分国家是造鼠标的，有一部分国家是造水泥的，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固有观念中，中国就是造水泥、挖煤炭，或是在iPhone、iPad生产线上日夜劳作的群体。所以，有些国家就认为，中国如果要搞技术创新、要搞资本市场、要搞品牌设计，那我的饭碗不是被你们中国砸了吗？所以他们的“大枪大炮”已经打到中国来了。中国军事实力很强，靠什么？靠的就是意识形态。中国有自己的领袖，有自己的理想，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以我们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维护了意识形态，就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能够确保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坚定地向前走，这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实质。

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意识形态光讲斗争不行，得讲建设。当然，针对错误，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但更要丰富自己的“弹药库”，丰富思想理论基础，要教育、唤起民众，这是我们的重要职责。

第一，要以中国梦教育为核心，巩固理想信念，增强民族自信。总书记对目标、理想、愿景的阐述有好几个层次，中国梦处于中间环节，承前启后，不过于具体，但是也不遥远。共产主义是个远大目标，是人类大同。中国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中国梦在理想信念中处于一个核心环节。中央对中国梦有很多指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细化，分解成四个指标。一是江山永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必须江山寸土不丢。国土庄严，要誓死捍卫。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都是中华好山河，钓鱼岛不能丢，黄岩岛也不能丢。我们从汉代以来就大概保持这种国土格局，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二战后所规定的，是我们作为战胜国的一个成果。民族复兴第一个条件就是江山永固。如果分疆裂土，成何体统？我们要有保家卫国的意识，任何时候都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

二是民族团结。56个民族是一家人，灿烂的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历史上有四代九朝大合并，通过迁徙、贸易、通婚、战争等，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能分离，即使内部有过打打杀杀，但那是自家的事情，我们终究是一家人，我们的文化是共同的文化，我们要一起去执着地坚守。

三是国力强盛。应该说，中国在历史上一向比较强大，到近代才积贫积弱。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认为，公元元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6.2%，在公元1000年时占22.7%，到公元1500年时是世界第一，到了公元1820年，占全世界的32.9%，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的产出总和12%。所以，麦迪森乐观地估计说，中国要恢复历史地位，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中国的GDP必须占到世界的20%。那什么时候能达到呢？2014年就已经达到了。当然，按照购买力评价是达到了，但是按照现在的货币兑换体系，中国现在才16%多一点，还差一些。但是，不久的将来，中国肯定能排第一，大家要有充分的信心。

同时，大家要记住，国力强盛可不仅仅取决于GDP的占比。历史上，我们有很多GDP比别人高却被别国打败的情况。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GDP是我们的八分之一；甲午战争时，日本的GDP是我们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都被打得七零八落。1792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中国给乾隆贺寿，但他实际上是为了探察中国的情况。马戛尔尼从天津到广州跑了一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大清外强中干，要摧毁大清的军力，只要寥寥数艘军舰即可。果然，鸦片战争时，几艘英国军舰打得清朝皇帝不知所措。其实，清军有强大的海防，但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炮台不能左右移动；火药落后，爆炸性不强，杀伤力太弱。后来，有报道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共损失69人（其中很多是在舟山、宁波一带吃海鲜之后得疟疾拉肚子死的），而清军死亡2万到2.5万人。这难道不是沉痛的教训吗？

很多时候，我们的GDP是用茶叶、丝绸、香料等商品构成的，有时是大拆大建、推倒重来构成的，我们没有GDP的耐用度。格林斯潘在《动荡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GDP耐用度。GDP增加之后，还能不能有持续的效率？我们没有。另外一个概念：GDP的重量。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美国的GDP一直在增加，但是构成GDP的产品、原料、重量没有增加，为什么？——其技术含量在不断提升。如果我们不在技术创新上赶超世界一流，就免不了落后挨打。总书记在视察中关村的时候就讲，中关村一定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那些重要的核心技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卖给你，天下没有这等好事。所以，要想国力强盛，就一定要重视科技，重视自主创新。没有先进的技术，我们不仅上天不行，就连经济发展调结构、转方式都不能完成，因为当今经济结构的产业链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不是你想生产什么就能卖什么——分工已经完成，要想在产业链、价值链中擅动一个环节，就得把别人挤掉，没有核心技术就根本不可能完成。

四是文化昌明。光有一身肌肉还不够，真正的强者要不怒自威，要以柔克刚，要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要有软实力，但不能单凭软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建设是同步的。软实力不能单独发挥作用，或者是只能发挥微弱作用，只有软硬兼施，软实力才能大放光彩，硬实力才能更加强大。我特别欣赏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公元627年－649年），我觉得那是古代政治的辉煌巅峰。从《资治通鉴》里品读那个时代，心情特别爽朗——政治开明、天下安定。唐太宗很有手段，他也开疆拓土，但他更怀柔天下，以文化人。

历史上曾经有个康国（古代中亚民族国家）遣使要求归附大唐，唐太宗觉得“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这是唐太宗的原话，说这事不能批，就是康国想归附大唐，大唐没有批准，你看多牛（后唐高宗置康居都督府，任命康居国王为都督）！

唐太宗就是因为有这种魅力、威信，有这种软实力，所以周边小国、部落共推他为天可汗。大家共同推中国的皇帝做天下共主，这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建设要上来，文化建设也要加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增强我们文化的传播力、话语权。文武双全，软硬兼施，方能达成伟大目标。以上是关于中国梦的讲解，我们一定要以中国梦教育为核心环节，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要牢固树立这个信心。

第二，要以文化建设为抓手，凝魂聚气，固本强基。各地都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只要有一件事、一种产品，就是一方文化——文化变得无处不在。很多人在给文化下定义时，未对作为价值的文化和文化的载体加以区分。我个人观点就是，文化从本质而言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文学艺术被称之为文化，是因为文学艺术用文字、色彩、造型描写了人类心灵深处的共同欲求；哲学宗教被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哲学宗教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人类的归宿；制度风俗被称为文化，是因为制度风俗约定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物质器物环境被称为文化，是因为物质器物环境或多或少地承载了人想要表达的观点、价值和意义。如果山上随便滚来一块石头，你就如获至宝，把它藏起来，别人会说你脑子进水了。所以，文化是一个内在的价值和意义，文化附着在物质载体上，但我们不能把那个载体称为文化，而必须把它内在的价值、意义抽出来，才能称为文化。我们不能直接称讲师、博士、教授为知识，也不能直接称二胡、小提琴为音乐。所以，对价值和载体加以区分，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就会豁然开朗，而且文化的路径也会相对清晰。区分了价值和载体之后，首先我们要明确，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价值是靠载体传播的。内因的价值非常精致，甚至有时候比较玄妙。文化的价值相当于一个纯情少女，不可能跑到大街上说“我爱你”“我要嫁给你”，即使她看中了如意郎君，也是通过书画传情，通过非常婉约含蓄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价值传播经常是以直接表达、大喊大叫为主，缺少“红叶”，缺少“手帕”。美国的价值传播为什么强大？因为他的“红叶”多，“手帕”多，结合强大的技术和流通手段，他生产制造传播文化符号、文化载体，能自由地把他的文化产品递送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他形成了文化霸权。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形成文化霸权是由于他价值先进吗？我觉得不一定。从我的观点来看，美国的文化霸权就是一个载体的霸权，因为他的载体太强大了，太有吸引力了。比如，麦当劳小孩都要去吃。我们弄的快餐，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来设计，快餐就是吃快一点，用一个很粗糙的盒，装点米饭再弄点汤，稀里糊涂吃完了赶火车，这个快餐怎么能成为一种文化。麦当劳叫做快餐，但吃起来一点不快，人们在那赏心悦目，可以听音乐，可以感受氛围，可以品尝汉堡包的各种滋味，这才是文化。所以，这提示我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创造能够自由流通、跨越、交换的产品。这是硬道理，没有产品，什么都不表达，产品成为“库存”也只是自娱自乐。只有产品多，并且在全世界流通，中华文化才能够形成软实力。

第二，载体只有蕴含价值才是文化产品。我发现，我们对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定义太宽泛了，把那些与价值意义内容不直接相关的产品也大多计入文化行业。有时候我们的数据很好看，百分之十几，俨然文化产业已经是支柱产业，但不表达内容、不表达价值、不传播意义，产值再大，它与软实力也不直接相关。所以，撒切尔夫人在当首相的时候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把铁路、邮局都给私人部门了，但有两样东西不能卖，一个是BBC（英国广播公司），一个是白金汉宫。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立宪的象征，BBC是他的喉舌，是表达内容和意义的，哪能随便买卖！撒切尔夫人说过，永远不要害怕中国，因为中国只能生产出口电视机，而不能生产电视机里播放的内容。内容是干什么的？内容是塑造心灵、塑造灵魂的。我们没有能力构建内容、出口内容的话，那我们怎么进行文化建设？我们的文化怎么走出去？所以，我们不要把不表达文化价值的产品麻木地统计进文化领域。搞文化就要搞内容，搞内容就要表达价值和意义。

第三，价值和载体不是一一对称的关系。我们不要误解为一种载体只能表达一种价值，或者是一种价值只能靠一种载体来表达。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林黛玉，1000个观众就有1000个莎士比亚，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阅历、知识积累和想象力对艺术对象、文化做出与众不同的解释，每个人都是参与创造的。所以，《诗经》流传最广的就是《毛诗》，《毛诗·大序》中有一段最著名的话：“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一种感情萌发在内心，要用语言把他表达出来；说话写作已经不能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就用长吁短叹来表达；长吁短叹也不行，我们就放声歌唱，长歌当哭，用歌声表达自己情怀；咏歌之不足，就让我们跳舞吧。在古人心目当中，跳舞是最强烈的抒情方式。所以，你看看一种感情有多种表达方式，言语、嗟叹、咏歌、手舞足蹈。这提示我们，对于文化创造而言，要尽可能创造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不要雷同，不要千篇一律，不要枯燥单调。所以，我们现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那么多产品，但实际上我们表达的核心价值只有一个，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们的核心价值，通过不同的素材、不同的题材，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社会文化、共产主义价值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

所以，总结一下，所谓的文化研究，就是从载体寻找文化价值的过程；所谓的文化建设，就是为价值寻找载体的过程（能给价值寻找到一个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载体，是了不起的）；所谓的文化传播，就是一句话——让价值随载体风行天下。这是我讲的文化的价值和载体。文化还有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为文化是特殊品。很多人急功近利，以为文化就是一手钱一手货，今天投入明天产出。不是这样的。文化经常是此时投入彼时产出。2000多年前的投入，今天还有产出，兵马俑不是这样吗，长城不是这样吗。此地投入彼地产出。大剧院建了，实现了收支平衡，但大剧院周边的房子因此而提升了价值。一个城市之所以美誉度高，就是有著名的文化设施，文化给他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此种投入彼种产出，投进去的是真金白银，但收获的不一定是这些，特别是我们从事宣传文化事业的，花不少钱的，但我们收获钱吗？不是！我们是收获两个“巩固”：共同奋斗思想基础的巩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巩固。只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钱花多点、投的多一点是可以的。

第三，树立大宣传理念，共建美丽精神家园。

大宣传理念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习总书记提出来的。现在方方面面都在讲大，但我觉得必须大的应该是宣传，宣传不大不行。

第一个是大家。大家一起上，宣传部门牵头，党政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一起动手，形成合力。宣传核心是一把手要抓。宣传是一个美丽的事业，是一个崇高的事业。我说一把手抓宣传，很多人以为宣传就是宣传自己那点事，到处嘀咕，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不是，宣传首先是跟党中央看齐，保持一致，传播党的科学理论，这是宣传的第一要义。第二，要重视软实力建设。我刚才讲唐太宗善于把自己的权力转为权威、转为威信、转化为无形资产。第三，不断追求新知识，善于用智慧来领导大家。如果一把手不会说话，他就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老百姓就不跟他走。我说：一把手讲话前三页都是宣传思想工作，讲意义、讲目标把大家说服了，大家才能跟你一起上。拆迁、举办重大的活动，人齐心不齐，大家对你的做法有看法，老百姓想不通，那你的工程能朝前推进吗？根本不可能。

第二个是大尺度。在首都从事宣传文化事业，必须要全过程、全覆盖、全媒体。

全过程。不要把宣传思想工作理解成在大楼里看看电脑、敲敲键盘、发发文件。宣传思想工作的一线在宣传管理的一线，信访办、街道办、拆迁办都是思想工作的第一线。我们经常把宣传思想工作理解为是一个出了事，然后想到宣传部长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在谋划发展的时候，在安排资金的时候，在安排重大工程的时候，必须把利益关系搞清楚。你别看这个是行政任务，他关乎你的价值观。搞规划看似是一个空间规划，但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的规划。你把老城区的平房拆了，是给富人建花园，还是给老百姓建安居房，这个是不是价值观。在哪里建，建什么，补多少，这都是价值观，都是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所以说我们不能把宣传思想工作与经济社会进步截然分开。

全覆盖。北京这个城市比较特殊，资源丰富，有中央单位，有部队单位，我们在搞宣传思想工作的时候，首都资源有没有整合起来，社区可用力量有没有为我所用。另外，我们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谓的“蚁族”，我们的宣传有没有辐射到他们。所以，要想办法，实现全覆盖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要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各种机制把我们的宣传力量投送到每一个角落，把大家都联系起来。我在西城区的时候，一定要建一个社科联。我为什么要建西城区社科联？因为西城的社会科学力量非常强，但没有西城意识，认为他是首都人，跟北京市人没有关系，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说得想办法，没有西城的身份，我给你一个赋予西城的身份，什么身份？社科联委员、社科联副主席，这些社科名家也乐于参与。我们就是要建立一种机制，实现宣传思想工作的全覆盖。

全媒体。报纸、电台、报刊、网络、新媒体，而且包括黑板报、标语。不要小看标语，标语是最原始的板块。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到处发标语。各种手段都要上。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发展新媒体被很多人理解为传统媒体转变为新媒体，或者是媒体融合，不是这样的。新媒体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媒体、社交媒体，是一个大家一起上的媒体。我们有这么多的党员领导干部，这么多的部委办局，大家一起发声，微博、微信，众志成城，真正形成我们的网上长城。

第三个是大众化。我在管理论教育的时候讲过，理论教育不能空对空，要让马克思讲中国话，大专家讲老百姓的话，要让原理变道理，方法变办法。一句话，就是要落实总书记的指示，做好看不见的宣传。把你的动机、态度、主张、价值倾向巧妙地隐藏在故事背后，让人感动地潸然泪下，然后若有所思，久久回味，这才是宣传思想工作的最高境界。我们对于看的见的宣传比较擅长，大声亮明自己的观点，搞一个大的活动仪式，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是，对于柔软的宣传、看不见的宣传这方面经常不到位，这是需要我们补课的地方。

2012年，卡梅隆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我们宴请卡梅隆，聊到高兴处，卡梅隆讲，他说中国人很喜欢3D电影。理由就是他说我的《泰坦尼克号》3D版在中国卖出去的票房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我认为，中国人喜欢《泰坦尼克》绝对不是因为你的电影是3D，3D技术的确起到了一定的驱动作用，但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喜欢这个悲情故事。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行驶，船撞冰山，危在旦夕，船身倾斜，船上的旅客纷纷跌落大海，泰坦尼克号的船长、船员把妇女儿童送到救生艇上，毅然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做好了殉职的准备，船尾的几个乐手穿着燕尾服，努力保持自己身姿挺直，演奏圆舞曲。最感人的是电影的两位主人公，已经掉落在冰冷的海水中。这个时候是考验男子汉的时候了，与眼前的美女萍水相逢，一块小小的浮木仅够一人求生，如果两个人抓，两个人都得死。这个时候，男主角是放还是不放？最后男主角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对女主说了一句话，说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这一刻，感天动地。一句“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成为世界上的最强音，很多人为之落泪。中国人有吊儿郎当的，有不讲道德、不讲法律的，但是中国人是一个群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灾难到来的时刻，恰恰是考验我们的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总能够众志成城，众多的抢险救灾、抗震救灾英雄层出不穷，就证明了这一点。

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曾经播出过一个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故事。这个故事每每让我想起来就会感动。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3.8秒，华北大地，地动山摇，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这个时候在唐山开滦煤矿吕家坨矿深井1000多米处，还有1万多工人在作业，领头的叫做贾邦友，是一名转业军人，当时是吕家坨矿的革委会副主任，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贾。地震袭来，一阵剧烈的晃动，断电、停风、停水，眼前一片漆黑，老贾知道大事不妙，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发现自己还活着，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把自己1000多个兄弟安全地疏散出去，他找了身边的几个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个是成立临时指挥部，自任总指挥，第二个成立临时党支部，自任支部书记。指挥部和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几个议题，其中一个就是怎么撤离，撤离的顺序是什么。在深井1000多米处，距通风口有10里路，峰回路转，一团漆黑，而且有的人在深井1200多米处，有的人在800多米多处，有的人在400米多处，怎么走出去？如何有序撤离？经过简单的讨论，老贾决定，首先让从外单位到吕家坨矿帮忙的工人先撤，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客人。第二，让一线采煤的工人先撤，为什么？因为他们最辛苦。第三，让井上到井下临时帮忙的干部先撤，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得井下生存的技巧，然后是一般员工，最后是总指挥部，最后是老贾自己。

撤离的时候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年纪大的同志一定要有年轻人陪伴；第二个，女同志一定要有两个男同志前拉后推，互相扶持，一个都不能丢。我们想象不到当时撤离的艰难，就是走到深井处，因为地震，机械升井已不可能，最后只能攀爬临时救急的垂直100米的铁梯，那个铁梯如果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即使是专业电工爬到一半也会双腿发抖，有可能掉下来。很多女同志爬到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尽管有前拉后推还是要下来，经过反复几次最后才升井。在老贾的指挥下，撤离有条不紊地进行，外单位到吕家坨矿帮忙的工人撤完了，大家拍拍老贾的肩膀说老贾我们撤了，你保重；一线采煤的工人撤完了，领头的拍拍老贾的肩膀说老贾我们撤了，你保重；临时到井下帮助的人撤完了，领头的拍拍老贾肩膀说，你保重，我们撤了，大家都拍拍老贾的肩膀先走了。到凌晨8点30分，老贾最后一个撤离，当老贾的半个脑袋刚刚露出地面的时候，先行撤离的1000多人齐声呼：看，老贾上来了。老贾颤颤微微地站起来，一言不发，两眼泪双流，因为这个时候他说不出话，也不需要说话，整整五个小时，见证了老贾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也见证了老贾是一个中国男人。

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对唐山人产生了由衷的敬意，真的是了不起。7.8级大地震，在深井1000多米下，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把生的机会让给普通群众，让给老人，让给女同志，党性、人性齐放光辉。由此，我也对我们这个民族充满自信，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后来，我有机会看到了一则关于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真实资料。真实的泰坦尼克是什么情况呢？根据一些乘客保留下来的记录进行核算，当时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有乘客319人，200人幸存，幸存率是63%；二等舱乘客有269人，117人幸存，幸存率是43%；三等舱是669人，172人幸存，幸存率是25%（其余数字被省略）。泰坦尼克号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豪华游轮，生存的几率跟金钱、地位、所处舱位是划等号的。而在唐山7.8级大地震时，在深井1000多米以下，我们把生的机会都留给了普通人，留给了最辛苦的人，留给了客人，留给了女同志。所以我们在搞宣传思想工作时老怕找不到素材，讲不出道理，实际上素材就在我们身边。

我老讲，“天边不如身边，道理不如故事”，能讲好故事，就能争取到主流舆论，就能弘扬正能量。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在与希勒合写的《动物精神》一书中，讲过这么一段故事。他说，人类之所以有许多动机，是因为有许多故事，如果没有故事，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是一桩接一桩该死的事情，人们对重要事情记忆的要点是根据故事来排列的，人类思维方式是以故事为前提的。因此，他认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前提是要会讲故事，讲不好故事，你当不了总统，当不了企业家，也当不好思想宣传工作者。当然，领导人要会讲经济故事，企业家要会讲道德故事，思想宣传工作者要会讲我们身边的一些美丽故事，把那些素材故事挖掘出来加以整理、广泛传播，让正能量遍天下，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就大权在握。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