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清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

第一篇：浅析明清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

浅析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

[摘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是一种国家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选官制度。科举制从隋唐确立到清末1905年废除，历经1300余年，对学校教育的影响颇为深远。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学校的影响已深入骨髓。在明清科举制度下，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和场所；学校教学内容也受到了限制，教学内容单一呆板，抑制了人才的创新；学校教育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文章试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关键字]明清;科举考试;学校教育;八股文

引言：科举制从隋唐确立，经宋元完善，发展到明清进入全盛期。明太祖朱元璋以濠梁之民的身份崛起于元末群雄之间，在长期征战厮杀中深知“聚贤任才，立国之本”的道理。在他统一全国后，经过连续开科举取士之后，发现科举所举得人才行事能力不佳，于洪武六年二月诏停科举而用察举。然而荐举的情况并不比科举好，他通过实践反复比较，最终于洪武十七年将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并使其成为定制，成为明清两代统治者恪守的“永制”。

[1]p72-7

3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命题，考生所作的经义、书义之文，仿效宋王安石提倡的经义格式，文体使用对偶，内容沿袭程、朱旧说。后又经过一代代士子吸收演变，科举制度的革新，八股文形成，并最终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得以固定。明代还将学校纳入科举体系，使“科举必由学校”，学校成为储才以应科目的地方，使人才培养和选拔完全联系起来。明代的这些改革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使其高度定型化、程式化，完全成为取士的正途。而清代这种形式更为严重，学校完全以科举考试为教学任务中心，一切教育都服务于科举考试。学校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

明清，封建专制化的思想达到了顶峰时期，其思想，文化，教育政策都是以中央集权为目的。八股文的出现标志着科举考试进一步的形式化，科举考试作为绝对为统治者服务的制度，其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趋向也更加明显，科举成为了当时士人唯一的入仕之阶，也禁锢了学校教育对人才的培养。明清时期科举制发展到顶峰，学校教育完全沦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庸，八股文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点，求学者学而不知所学。本文将主要从明清时期学校性质和明清学校教学内容来论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带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和场所

科举制将读书、做官紧紧联系在一起，学校教学思想、教学目的完全根据科举而定。连最初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书院也摆脱不了其钳制。最终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改变了学校教育的性质。一是体现在使明清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二是培养人才的书院在科考影响下也逐渐变成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场所。

1.明清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

明清官学主要有两种，即中央一级的国子监及地方一级的府学、州学和县学。明、清两代的学校，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最初的教育意图都是培养人才和“善教化”。但是在科举制度影响下，无论国学还是地方学，都丧失了教育的功能，而成为应试和入仕的准备场所。如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到：“为清代学校的主体的国学和府、州、县学，直可谓有考课，无教学。„„国子监课士之唯以科举入仕为务。国子监但有考课、而无教学可见。”[2]p112可见，上到国子监下至府、州、县学都已经丧失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功能，只不过是以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为最终目的。

因为科举注重八股文，所以学校教学内容也以八股文为主，学校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应考。学校教学注重八股文，政府干脆选定编辑一本《钦定四书文》作为标准范文，考生只需要死记硬背。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考试怎么考，学校就怎么教。这就必然导致学校教育受科举考试支配，培养只会应试的人才，学校成为科举制的附庸而存在，学校的一切培养目的、培养计划、教学内容都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服务。

2.书院逐渐成为服务科考的场所

书院作为学校教育的又一种补充在教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明成化以后至嘉靖朝书院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康熙年间又得到广泛发展，雍正以后又出现了乾嘉时期和同光时期两个活跃期。书院创办之初是为了教育士子，但是到了清代也逐渐受地方管辖。“書院自唐以來，為藏書、講學、祠祀、考課之地，但明重講學，而清重課考。”[3]p3892考课分官课和师课，官课省城由督、抚、司、道主持，府、州、县由该地方官主持。师课由院长主持。大概每月官课一次，师课二次，所以这样一来，师生的学业也同受政府查验。

明代的地方儒学生员有权参加科举考试，充贡京师国子监而进入仕途的，而书院的生徒却没有这种资格。到万历年间后，书院一直要求享有乡试的名额，于是出现了“书院科举”的名目。如白鹿洞书院原规定有洞学科举两名，每遇大比之年，这两名生徒可与地方儒学生员一起参加乡试。后来参加乡试的名额增值五名。

[4]p98这样，书院拥有了参加乡试的名额，就与府州县学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都成为科举的附庸了，书院的官学化已十分明显。

到了清代，书院逐渐官方化，成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机构，培育科考士子。清代书院的设立或修复多先经奏准，由帑金或地方公项维持，受地方督抚与官吏的监督。正如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一书所说：“大抵清代的学校制度，府、州、县学为地方学，国子监为国学，二者构成学校系统的主干。由地方学出贡为真、监生。即可入仕。旗学、社学与书院为此系统的支派，但同受政府的管辖、督查和经费的支持，与府、州、县学暨国子监也尚有组织上的联系。”[2]p104 清代书院重在考课，所以多数主讲者也只知道从事考课而不讲学，而考课又大抵重在诗、文两项，所以书院还是在为士子科举做准备。汤成烈在道光、咸丰年间的论清代学校一文可以看见。文章说：“昔之书院，为名贤讲学之地。„„„今也不然，不问品学，但以处京秩之居忧及甲科之归林者，每月一课，一文一诗，批校竣事，即索修脯，未尝进一士与之读贯。„„„其主讲之得名者，大抵揣摩风气，决取科举名已耳。是书院之于学校，犹之以水济火也，庸有愈乎？”

[5]p11

4总之，明清的各等类学校无不受到政府的管制和监督，而其都以教人科举入仕为宗旨。学校成为士子入仕的阶梯以至于出现“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说法。其实当时的人们对于学校教育成为科举附庸的弊端已早有意识，如汤成烈所说：国学、府学、县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科举之学志在功名利禄，至于圣贤义理与道德文章不过是表面化的东西，这个弊病朝廷不是不知道，但是科举一日是士子进身之阶，学校课程就一日为科举之学。府、州、县学与国学如此，书院也逃不开如此命运。

[5]

清代各等类学校，甚至连考课学生一事都不能认真举行，孙鼎臣在道光、咸丰年间论清代教育，依他所见，当时的太学与地方学，在育人才方面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学校既然成了储才以应科举之地，又都受政府的统辖和管制，所以并不能在教育上得到独立的发展。终使学校丧失生命力，无论学校所定的规制如何的严密，理想如何的崇高，结果会使其教育呆滞而至衰败。

二、科举考试决定了学校呆板的教学内容，抑制了人才的创新

明清科举考试皆以四书文取士。明清将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一次，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

极拙不必失。谬种流传，非一朝一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

[9]p12

4薛福成也说：“八股取士，行之已五百余年，陈文委積，巢说相仍，而真意渐汩。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取近科闻墨，模拟剽窃，以取科

其影响，“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仍顽固地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所以当今教育界才有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大学生择业观不正确等问题的出现。

但是，也应该看到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也有其积极意义：

1、科举制无形中扩大了受教育者的社会面，使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得以推行

孔子在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即教育不分贫穷、贵贱、地域的差别，所有人不分士庶、等级的差别都有受教育权利。明清时为发展教育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穷地区大力发展“社学”和“义学”，对于普及民众教育具有深远意义。

科举成了社会成员获取功名、地位与权力的重要途径，社会成员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入学校进行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科举考试，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据一些外国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是比较高的，这说明了科举考试对普通民众的教育有重要影响。[14]

2、在科举考试影响下，中国主流传统文化得以维系

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孟儒学为主导，孔孟的儒家传统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科举考试则使这一传统文化得以维系。科举考试是一种考察儒家知识和观念为标准的选官制度，儒学是其教育内容的选择。只有按照统治阶级钦定的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才能获取功名。这就使士人为应试而沉浸于儒家文化，另一方面也使儒家文化价值得以认同和普及。罗子曼也说“科举制度曾是联系中国传统的会社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

[15]p338

可以说科举考试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程度上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同时也维系着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

科举考试作为选官的中介，刺激了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成了统治阶级钳制士人的诱饵，学校也成了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和附庸。从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时代所需要的人才，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对人才的种类、结构、数量的要求也不同，培养人才的教育体制也随之发生变革，教育顺应时代的要求进行变革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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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茂荫.敬筹振兴人才以济实用疏.盛编,经世文续篇,卷十六.治体九用人下.[14]吴莉.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26卷

第二篇：科举考试与公务员考试之比较

科举与现代公务员之比较

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和古代科举制度同为大规模社会性考试，都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又存在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二者产生的背景来看。隋朝统一中国后，士族门阀制度的变化导致社会阶层的重新组合，为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就需要改善统治阶层的结构，科举制度的诞生就满足了这一需要。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要求，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建立了“凡进必考”的公务员考录机制，确立了依法分类管理干部队伍的格局。

第二，从二者制定的目的来看，科举制所选拔的人才是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而当代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所选拔的人才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

第三，从招考对象来看。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选拔对象较为宽泛，社会各阶层均可以参加。但对于公务员的选拔往往有具体的要求，在实际的招考中，各级政府不同职位的招录还有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最大年龄、最低文化程度学历、户籍所在地、政治身份的限制等等。

第四，从考试目的和考试方式来看。公务员的考试不是考学(即并非升入高一级学校的考试)，而是考官(即通过考试选拔国家公务员)。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另外，二者都是通过公正严格(至少在理论上)的文化考试，选优劣汰，使考试中的胜出者进入社会管理阶层，二者的方式也是相同的。

第五，从考试内容和录用程序来看。科举考的是八股文，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则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管理诸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公务员考试一般分为口试和笔试两种，考试内容注重实际，强调能力，录用程序相对也比较简单，大体分为四阶段：即，招考、考试、选用、试用。虽然科举考试也有口、笔两试，但考试内容严重脱离实际，不注重能力，只局限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鼓励死记硬背，八股文风，往往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局面，考试录用程序更是纷繁复杂，层级较多。

第三篇：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

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随着社会的变迁，国家政府开始大力度弘扬传统文化，尤其对于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已经收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与关注。在学校教育与传统文化之间如何做到平衡，并有效融合，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存在哪些不足，本文进行了浅要分析，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传统文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与沉淀，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总和。这种传统文化分为外在文化和内在文化。外在文化包括字正腔圓的中国话、书法、国画、各种民俗等；内在文化主要是指思想方面的，众所周知当今流传最广的当属孔孟的儒家文化，甚至有人说孔子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一个民族的发展与振兴，是离不开思想的强大。而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思想道德建设。

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相融合，才能相互促进，在培育人才方面达到事半功倍。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能力有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主要以培养一种认同感为主：即认识传统文化并热爱传统文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知识的增多，见闻的扩大，高年级的学生就不能局限于范范的传统文化了，而是具体的培养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识文断字”（中华民族的渊源历史与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到传统的礼仪，再到明善恶、辨是非。

二、为什么要将传统文化融入学校教育 1.教书育人，不如育人教书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首先应当学会做人，然后才是进行书本知识的学习。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孔子其中一条言论的中心思想说的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才学达到一定的境界，但却没有崇高的道德品质进行维护，那么总有一天这些才学也会离这个人而去。可见，高尚的道德品质多么重要，否则也不会“我一日三省吾身”了。现代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就非常主张进行道德相关方面的自我检测：掌握了多少，进步了多少。无论是几千年前的孔老先生还是近代的陶行知先生，关于德育教育的想法确实不谋而合。德育教育乃人格品质的根基，先成人才能成才，最终成大事。所以教育育人，不如先进行德育教育，知识传授次之。

三、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原因 1.性相近，习相远

社会经济形态的进步，势必带来一定的其他方面的流失。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开始追求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最大化”，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变得不足。在快节奏的社会发展中，人们不但吃“快餐”还要学“快餐文化”。“快餐文化”虽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却不是长久之计。传统文化的深奥之处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参透的。

2.苟不教，性乃迁

近几年社会各界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并进行大力度宣传，但中国人口基数大，分布的比较广阔，致使传统文化教育的宣传并不能深入每一位中国人的内心。这样的后果就是九零后、零零后的孩子们已经没有了传统文化的概念。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智能手机的普及，大部分的青少年们更加推崇“洋文化”。外国的文化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广大青少年的思想和身心，甚至出现“忘本”现象。

3.子不学，父之过

虽然家长们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并在教育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却不足，从而在引导孩子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有效的传统文化输入。甚至不少家长相信中国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知识文化发展，都远不及欧美国家，他们却忽视了一项最重要的思想道德建设，尤为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

4.教不严，师之惰

虽然社会各界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不足与重视程度不够，但是学校在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上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程度。大部分学校只是更多关心的是学生的成绩、升学率等一目了然的成果。学校是书本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的大本营，教师是各种文化教育的撒种者。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每位学生，教师不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学生自然就不会把传统文化当回事。

四、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有效融合 1.体验式教学更好地促进传统文化走进校园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也就是说在传承时会有多种方法。除了最原始的讲授，还应当有“体验”在里面。传统文化如果像传统的教学模式那样，只是干巴巴的讲势必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不如来点不一样的。

每所学校应当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传统文化体验式教学的教学模式设计，有效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比如现在很多小学都会开展“弟子规”、“三字经”的趣味大赛；在特定的时间组织学生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的民俗节日进行相应的活动，如包饺子、包汤圆、猜灯谜、包粽子、吃月饼等等。不少学校已经开始布置有关于“孝”的家庭作业：给父母洗脚、帮助家里做力所能及的事、拥抱父母说“爸爸/妈妈，我爱您”等等。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体验，都会寓教于乐，学生们乐中学，学中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会中国的传统文化，耳濡目染的感受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学校、家庭有效合作

上面提到过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原因，因此，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单纯靠学校一方努力，更应该得到家庭的支持与配合。众所周知父母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行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上一点提到的“拥抱父母说我爱您”，很多家长会不配合，甚至出现打击的言行，这就影响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如果父母有效配合，并把家庭当做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根据地”，再与学校合作肯定会在传统文化方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缺一不可，二者有效融合方能更好互相促进。传统教育任重而道远。

第四篇：学校教育与德育

学校教育与德育

要讨论德育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何为德育？德育是指政治思想与道德品质的教育。政治思想由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目的而进行不同的思想宣传。道德品质又叫品德，是社会道德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它是指一个人在一系列的道德行为中反映出来的那些经常的、稳定的特征。品德和道德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社会道德，就谈不上个人的品德。道德是以国中社会现象，在集体生活中人们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协调彼此的关系，便产生了协调行为的准则。人们不仅根据这些准则去评论一个人，而且根据这些准则来支撑自己的行为。一个人按照他所处的社会集体的行为准则去行动时，他的行为就合乎道德；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许多人的个人品德构成影响着社会道德。一个人的道德好坏是以公认的道德准则来衡量的，总是从社会生活中去找原因的。以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形成与道德品质的好坏与社会是分不开的，所以德育与社会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德的形成是从儿童开始的。德育工作需从儿童开始，学校教育对儿童的德育起主导作用。社会文化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是纷繁复杂的，带有许多的偶然性，家庭教育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带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学校教育按照社会的要求，选择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精心组织后传授给儿童，使儿童的社会化由无组织的自发状态过渡到有组织、有目的、有系统的活动状态，因此学校教育对儿童心理发展诸因素起主导作用。学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根据预定目的和自身规律连续而有效地实施系统的教育影响。学校是儿童和同伴交往的重要场所，他们在学习和活动中形成友谊，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通过相互深化、示范和自居作用的过程，同伴之间彼此社会化。

在现代社会，接受信息教育已成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学校教育可以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和心理发展水平，按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要求，按一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通过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活动，对儿童施加影响，使儿童逐步掌握人类已有的文化科学知识，掌握基本的行为规

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成为社会所期望的成员。

学校教育对儿童德育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教师角色、学校校风、同伴交往等方面。

学校教育活动对儿童施加影响是以一定的教学内容为中介的。教学内容是实施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的基本保证。教学内容实质上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是对全部社会文化的一种不断的提炼、浓缩和序化，反映了社会历史条件下生产技文化发展的水平，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对人的客观的要求。教学内容不仅向学生解释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进行文化的灌输，更主要的为儿童提供了效仿的模式。例如，历史教材中有关史实的叙述、分析，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高年级学生从中知道了祖国的过去，知道了长城的伟大，知道了四大发明对世界闻名的影响，他们为祖国过去的辉煌而骄傲。同时，他们也知道中国近百年屈辱的历史。《圆明园的毁灭》激发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痛恨，为国家受到磨难而悲伤。从香港回归，他们了解中国巨龙的腾飞，为祖国的发展而高兴。他们把自己的荣辱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形成。语文教材中对人物的刻画，对自然影响的描述，歌颂了人间的真、善、美。特别改革后的语文教材，中心更加明确，如：《狼牙山五壮士》、《圆明园的毁灭》、《秋天的怀念》、《地震中的父与子》、《山中访友》、《遨游汉字王国》„„等不同类型的文章，向学生全面地、系统地、有意识地传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及对父母，对自然的热爱情感，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效仿的模式及道德的启示，促进了学生道德观念的形成。学校教育中又以教学内容对德育的影响最大。

在学校教育对儿童心理发展施以影响的诸因素中，教师的作用是最积极的、最重要的，教师是对儿童进行社会化的专职实施者。教师不仅通过言教有意识地、系统的实施对儿童的教育影响，而且以自己完整的人格对儿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的学识、才能、诲人不倦的精神，会感染激励学生对知识、事业的渴望和追求；教师的思想品德、理想、信念能陶冶学生的心灵。对有威信的教师，学生会产生敬仰的心情，愿意接受教师的要求，将教师作为自己心目中的楷模和表率加以效仿，把体现在教师身上的道德要求转化为自身的品德。品德是个性的一

部分，品德是习得的。

校风是学校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集体通过培养和继承而长期形成的，学校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富有特色的、稳定的校风和精神面貌。校风对儿童品德的影响表现在：校风是一种无形的感染力量，无声的行动命令。儿童进入学校后，在良好校风的感染下，能比较自觉的约束自己的思想言行，采用符合学校教育要求的大众行为方式。校风对一种不成规章个体的品行作出权威性的肯定或否定，鼓励或制止。在校风的行为导向作用下，学生逐步接受并适应团体规范。良好的校风能陶冶师生的心灵，鼓励上进，抵制不良风气和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学生逐渐养成与学校教育目的相符的，被认为是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学校是学生与同伴交往的重要场所，他们在学习交往中形成友谊，通过相互强化、示范和自居作用的过程，同伴之间彼此社会化。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同辈的交往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形成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

学校教育是有阶级性的，它要为社会培养能维护本国利益的各种人才。它的德育标准与本国的利益相联系。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绝不是决定作用。一个道德品质的形成还受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生活环境，人际交往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全民素质，社会道德风尚制约着学校教育，学校教育能促进全民素质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为提高社会道德风尚，学校教育工作还任重道远。

孙庭伟 2014、6、16

第五篇：历史上的科举考试试题

 咸丰元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试题

转自铁血社区ttp://bbs.tiexue.net/ ] 正主考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道光庚子科进士吴保泰

副主考官：工部铅子库主事、则例馆提调、道光乙未科进士乔松年

第一场试题

1、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2、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3、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宗

4、赋得“湖光尽处天容阔”，得“天”字，五言八韵。

第二场试题

1、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易经》）

2、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书经》）

3、自今以始，岁其有。（《诗经》）

4、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春秋·僖公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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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礼记》）

第三场试题

1、问：郑康成尝注《易》，其说散见于何书？亦有辑录之者否？其有与经不同者，盖略举之。《说苑》、《盐铁论》、《说文》有引《易》，而今无其文者，何故？《尚书》有古文、今文之别，又有谓之中文者，何人所传？《尧典》所言“九族”、“百姓”，解不同，盖为析之。《禹谟》所言“九歌”，其篇目尚有可考者欤？《诗》以风、雅、颂为三体，或谓宜以南、雅、颂为三体者，其说奚若？《鼓钟》之篇曰：“以雅以南”，《文王世子》曰：“胥鼓南”。皆谓二《南》欤？否欤？三传优劣，汉儒论者不同，宜以何人为允？刘知己推左氏而排公、谷，盖举其论、《礼运》谓：“禹、汤、文、武为小康”，信为孔子之欤？蔡邕谓“五更”之“更”当作“叟””，王劭谓古本《曲礼》无“稷曰明粢”一句，其说奚据？《仪礼》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者，名为何经？《考工记》或以为本先秦书，或以为汉博士作，何者为是？诸生幸际右文之世，治经有素，其胪所闻以对。

2、问：《史记》所缺，褚少孙补之，然子长原本，已间有后人附入之语，可切指欤？诸侯列为世家，宜矣，而孔子亦次其间，其义安在？《汉书·古今人表》或谓其非礼，信否？范蔚宗撰《后汉书》以《志》属谢瞻，今刘昭注《八志》，何人所著？陈寿《三国志》尊魏抑蜀，而晋人也有谓蜀为正者，试举其人。《晋书》为房乔等人所修，《新唐书》为欧阳修等人所修，皆宜可观。而人或议之，其故何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乃有志及符瑞灵征者，其亦有当否？礼乐之合为一，儒林、道学之分为二，体例果无乖欤？郑樵以史志不备，乃作《通志》二十略，可详言其得失？司马君实作《通鉴》，与何人共为之？《通鉴》之视朱子《纲目》，其旨趣为同为异？后之作者有《纪事本末》、有《长编》、有《外纪》、有《前编》、有《宋元通鉴》，可枚举其人？正史之外，代有杂史，其著于世者，可悉数欤？学者将备朝廷著作之选，旁稽博综，讲习已深，其以所知者著于篇。

3、问：《论语》言性相近，《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孟子》言性善，其旨同否？《孟子》又谓：“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所指各异，何以区之？周子《太极图说》言“五性感动而善恶分”，《通书》言“诚无为，几善恶”其义奚若？明道程子言“生之谓性”，何以与告子不同？又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有合于孟子否？伊川程子论敬，既曰“有主则实”，又曰“有主则虚”，先后何以互异？喜怒哀乐之未发，程子以为中者，在“中”之义非《中庸》之“中”，试为析之。张子谓“心统性情”，而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指用之别，其意同欤？异欤？邵子论心性之言，朱子称其著实，可举其语？《中庸》言率性，《大学》言正心，似性为体，而心为用。朱子论心性，谓“当先说心”，何欤？朱子又谓“以天命谓性观之，天是心，命是性”，又谓“性，天理也”，能闻其义欤？圣代敦崇实学，诸生研究切劘，必有所得，其陈之以觇蕴蓄。

4、问：《周礼》大司徒比闾族党，即后世保甲所由昉，说者谓管子善师其意，其制若何？汉承秦旧，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主之者何职？亦有名臣起自乡官者，试举其人。东汉尝优乡官而赐之爵，试举其事。魏太和中，李冲请准古制，立邻、里、党三长，其效可见欤？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直州县之官，皆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然其治终未近古。隋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事终不行，其故何也？唐有里正、坊正、村正，宋有里长、户长、蓍长，厥制孰善？王安石行保甲法，其意亦上拟周官，而民以为扰。明王守仁行之于南赣而民以为便，其不同者何由？徐幹《中论》致意于六乡、六遂，以为庶事所从出；马端临《通考》又深言：“后世乡职之日贱，欲慎其选而收其功”，厥道何从？方今雅化旁流，民俗日上，相友相助之风，习熟已久，尚酌古今之所宜而约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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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问：湖南石刻莫古于《禹碑》，韩退之一诗，昭著于世。此外，唐人尚有题咏及之者，能举其篇欤？前人载籍亦有先言之者欤？明代释其文者，凡几人？杨慎所释，世以为博洽，其果可信欤？《汉蒋君碑》或云蒋琬，或云蒋嵩，二者孰是？九疑山有蔡邕铭辞，何人所书？《谷朗碑》文内“非子”作“扉子”，“浏阳”作“刘阳”，征于他书可证否？《唐麓山寺碑》世称三绝，而王元美讥之，何故？颜鲁公书《中兴颂》，为元次山撰，有曰“复复指期”，“复复”二字作何解？《浯溪铭》，书者或以为李康，或以为季康，可为决之？《峿台》、《□（广+吾）亭》二铭定为谁书？盖为辨之。“□（广+吾）亭”之“亭”或作□（厂+亻+页），于义何居？宋大儒周茂叔、朱子、张敬夫亦有釮石之文欤？此外，唐宋名流于皇甫湜、柳子厚、刘梦得、米元章、黄鲁直，皆有翰墨留于斯土，可条举欤？士生是邦，稽古有年，盖钩贯而详述焉。

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会试试题

第一场（史论5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藩镇）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平戎）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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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举贤）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以夷制夷）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5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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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

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2、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3、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