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名词解释

第一篇：明清名词解释

1.台阁体：

台阁主要指明初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台阁体”是以当时馆阁

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题材上“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流行的原因跟作家的生活遭际有关，他们身居要职，处境优裕；还有当时政权稳定，国力逐趋强盛，另外当时全国实行整饬政策。代表作品是杨士奇《东里诗集》，杨荣《随驾幸南海子》。2.茶陵派 弘治年间，在台阁体造成文学萎靡不振的局面情况下，李东明等人发动了对台阁体文学的冲击以此来重振文坛而形成的诗歌流派，茶陵派以李东明为主，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石珤、鲁铎等人；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声调节奏等法度的掌握；代表作是李东阳的《茶陵竹枝歌》。

3.前七子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核心的文学群体，其他成员有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创作上重视市政题材，民间生活；他们扫除台阁体的无病呻吟，但拟古形式为主，缺乏创造性，他们以复古自命，实质上时借助复古手段而欲达到变革的目的，代表作：李梦阳的《禹庙碑》《梅山先生墓志铭》、李攀龙的《太华山记》。4.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5 公安派

晚明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所以称作“公安派”，他们文学主张提倡“性灵说”，反对拟古蹈袭，创作上注重有感而发、直写胸臆，写作态度信手写成、随意而出。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代表作品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宗道《论文》，袁中道《感怀诗五十八首》。6.竟陵派

晚明时期，继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两人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重“真诗”，重“性灵”，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看重向古人学习，追求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代表作品是二人编选的《诗归》。7.梅村体

清初，吴伟业的七言歌行在继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以怆怀故国和感慨身世荣辱为主，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以任务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代表作《圆圆曲》。8.神韵派

清代诗歌流派，王士禛创立，其他成员有吴雯、洪昇、宗元鼎，该诗派论诗以“神韵”为宗，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为最高境界，要求其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而意不尽的特点。代表作品是王士禛《真州绝句》。9.格调派

清代中叶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是沈德潜、倡导格调说，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实际上是让诗歌为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服务；尊唐抑宋，使诗歌“去淫滥抑归雅正”，起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10.肌理派

清代中叶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是翁方纲，论诗提倡肌理说，主张“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肌理”二字用来论诗包括义理与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伟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思想与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句等作诗之法。11.性灵派

清代中叶诗歌流派，主要代表诗人是袁枚，其他的还有赵翼、蒋士铨、舒位、王昙、孙原湘；论诗提倡性灵说，他们反对形式主义，反对拟古主义，主张把真实感受和诗人的个性生动地变现出来，但忽略了诗歌的社会性。代表作品袁枚的《马嵬》。12.常州词派

清词流派。继阳羡派，浙西派以后起而代之的词派，创立于嘉庆；常州词人张惠言所开创，故名。后周济加以发展。论词反对浙西词派注重格律、技巧而寄兴不高，提出要依据“温柔敦厚”的“诗教”，强调寄托，解前人词时力图从中寻求“微言大意”，流于穿凿附会。作品意旨较为隐晦。对清末词坛颇有影响。代表作品是张惠言《木兰花慢》和周济《蝶恋花》。13.浙西词派

清代词派，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都是浙江人，故称之，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还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登岸、龚翔麟。他们竭力推崇姜夔、张炎，该词派标举清空醇雅风格，蕴藉空灵，独具机杼，韵律和谐。代表作品朱彝尊《高阳台》。14.阳羡词派

清代前期词坛流派。开山作家是陈维崧，成员还有万树。蒋景祁、史唯园、陈维岳。词效法苏轼、辛弃疾；气魄豪健，抒写身世和感怀吊古德作品尤为出色。代表作品《贺新郎’纤夫词》。

15、唐宋派

明代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另一文学复古流派；该文学派别将里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师法秦汉作为自己反拨的对象，提倡唐宋文风，在创作主张上，强调文以明道，提倡直抒胸臆，反对模拟，剽窃。代表作品是归有光《项脊轩志》，唐顺之《答廖东雩提学》等。

16、晚明小品文，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重要作品作家有张岱《西湖七月半》，袁宏道《西湖二》、《天池》，袁中道《游荷叶山记》 17.桐城派

是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因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其理论主张主要为“义法”，“雅洁”，“义理、考据和词章”等等；内 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代表作是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18.明清传奇：“传奇”一词，本是唐人小说的概称“唐传奇”，后人借用它当作戏曲的名称。明清是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不同于杂剧的戏剧体制。19.三言二拍： 冯梦龙三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三言标志着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包括了就奔到会辑和新著的创作。每集40篇，共120篇 凌濛初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二拍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才子佳人小说：清代小说名，公100回，又名《恶姻缘》。勾勒了一个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思想内容不高。书中对风俗的描写，对世态人情的把握，体现了作者写实手法的高明。

21.临川四梦：明代作家汤显祖的传奇有《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梦记》《邯郸梦记》，代表了作者戏剧创 作的全貌，其中又均与梦有关，故而合称“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是作者以戏剧形式表现出自己对人性、人生极其意义的思考。汤显祖所重的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真情”，二是“矫情”。“临川四梦”中的前二梦写的上男女青年的爱情，表现“真情”的力量；后二梦则写士人仕途生涯和宦海沉浮，意在劝戒世人超越对“矫情”的贪恋。

《牡丹亭》是“临川四梦”影响最大，并奠定了作者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大家地位的一部传奇。22.南戏：(1)又称南曲戏文，原是宋以来南方浙、闽一带用村坊小曲演唱的民间小戏。(2)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曲、清官调、滑稽戏等民间说唱技艺，以及宋杂剧

表演故事的形式，故开始时又叫“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

(3)元灭南宋后，它的故事题材和演唱艺术又受到北杂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一种较为

成熟的戏剧样式。

23.二拍： 《二拍》是明代作家凌濛初拟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其内容大致包括：经商题材的时代特色；爱情题材的新突破；超前的社会批判精神。《二拍》的出现是拟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定型的标志。．《二拍》中对人物性格刻画的考究，对细节真实的追求，都表现出文人个人创作的鲜明文学

24.三言： 《三言》是明代作家冯梦龙编撰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它们主要描写的是市民生活的生动画面，即将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表现对象。主要表现的思想有：对“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反动； 以个性自由为基础的爱情观念；市民眼中的社会黑暗面。艺术上追求“雅俗共赏”。25.散曲：继诗、词之后兴起的一种新诗体。（1分）配乐演唱，相当于当时的流行歌曲。（1分）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1分）具有特殊的艺术品格，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句式，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以及明快酣畅的艺术趣味。（1分）

26.“四大奇书”：指明神魔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1分）人情小说的代表作《金瓶梅》，（1分）以及历史演义的代表作《三国演义》、（1分）英雄传奇的代表作《水浒传》。（1分）四书并称为“四大奇书”。27.“童心说”：由李贽提倡。（1分）所谓“童心”即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亦即真心。（1分）“绝假纯真”，即不受道学等外在“闻见道理”的蔽障和干扰； “最初一念”，指人生固有的私欲。（1分）“童心说”从有利于表达“真心”的角度，反对复古。（1分）

28.章回小说 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其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

29.拟话本：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流行，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的样式而独立创作的一些新小说。这类白话短篇小说，人们称之为“拟话本”。从鲁迅起一般又将“三言”之后的白话短篇小说都归属于“拟话本”一类。

30.历史演义 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位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由宋代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元末明初出现这个名称。“讲史”原是宋代说话四家之一，以说讲历史故事为其特点。其篇幅较长，或取材正史而作不同程度的虚构，或取材野史传说。故事内容侧重於朝代兴亡和政治军事斗争。

31.世情小说 明清小说之一——世情小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一种，又称为人情小说，世情书等。它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世情小说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流行于明代。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

1、四声猿：是徐渭的杂剧作品。《四声猿》，包括四部杂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被誉为“明曲第一”。王骥德《曲律》称《四声猿》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

2、明清传奇：“传奇”最早特指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宋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传奇”一类；但元末明初的学者们也有人将元杂剧称为“传奇”，原因之一在于许多唐传奇都曾被元杂剧改编成剧本，而大部分杂剧也都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自从宋元南戏在明代规格化、文雅化、声腔化和全国化之后，传奇便渐渐成为不包括杂剧在内的明清中长篇戏剧的总称。

3、三大传奇：即明中叶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无名氏的《鸣凤记》的三部传奇作品。它们分别是忠奸剧的定型、历史剧的新篇、时事剧的发轫，三大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传奇创作的新时期的到来。

二、论述题

1、徐渭的《四声猿》在杂剧史上有何成就？

《四声猿》在思想内容上，打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洋溢着狂傲的反抗思想。体制音律上，有不少创新：一是写成最早的一部杂剧合集。二是徐渭是大量写作短剧的第一个作家，或一出，或二出，或五出，长短不一，从此短剧大为盛行。三是在音乐上或用北曲，或用南曲，不拘一格，首开以南曲写杂剧的先例。

2、临川派和吴江派有什么主要分歧？

临川派和吴江派两大派别的主要分歧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临川派主张“以情格理”的至情论，反对封建的理学思想和礼教观念，而吴江派则重视封建伦理的宣扬，正如吴江派的重要作家吕天成说沈璟的戏曲“命意皆主风世”。二是对曲律的看法不同。吴江派是强调“合律依腔”，主张格律至上，认为戏曲第一位的是作品是否合律，为了合律可以牺牲抒情表意。所以他说：“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而临川派主张内容重于曲律。三是重文采还是重本色的不同。吴江派主张本色，反对过于重文藻骈俪，临川派注重文采。

3、明杂剧体制变化有何特点？明杂剧体制变化的特点是传奇化。

（一）结构上不遵守四折一楔子，体制自由多样。出现了很多短剧。

（二）音乐上可南可北，南北兼用。

（三）演唱形式灵活自由，可多人唱，也可连唱、轮唱。【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在文学观念上受到公安派的影响，提出重“真诗”，重“性灵”。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看重向古人学习。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第二篇：名词解释题明清

名词解释题

1.《郁离子》：《郁离子》是刘基寓言体散文的代表,内容深奥复杂，风格以讥刺讽喻为主。徐一夔说:“郁离子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固曰《郁离子》”。《郁离子》吸收先秦诸子寓言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风格，吸收柳宗元寓言锋利简洁的特点，既短小精悍，活泼犀利，又古朴闳深，余味曲包，在虚实相间里,寓丰富的哲理于形象的描绘之中。

2.台阁体：台阁体是自洪武后期至正统、景泰年间体现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的一诗文创作风格。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为代表。他们的诗文内容上坚持主理合道，风格上追求温柔敦厚，表面有着严重老成的规模、富贵福泽的气象，内里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骤的气度，徒具雍容华贵的形式而已。

“台阁体”，指在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内容大多为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之作；艺术上追求平正典雅。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为台 阁大臣，故称“台阁体”。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归属这一流派。

3.茶陵诗派：成化、弘治年间出现的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还有谢铎、张泰、石瑶、邵宝、顾清、罗玘、鲁铎、何孟春等。针对台阁体的流弊，提出宗唐法杜的复古主张，意在借比兴寄托之旨、雄健浑朴之体改变当时诗坛的颓风衰习。诗文内容主要是馆阁宫廷生活，在文学评论方面，论诗歌乐、律的重要性，认为诗的艺术魅力得自明初以李东阳为领袖的诗歌流派。其论诗强调宗法汉唐，重视诗歌的声律、法度等艺术表现，对当时文坛产生较多影响，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釴(yì)、邵宝等人。于它的声韵之美。明初以李东阳为领袖的诗歌流派。其论诗强调宗法汉唐，重视诗歌的声律、法度等艺术表现，对当时文坛产生较多影响，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釴(yì)、邵宝等人。

4.前七子：前七子是指从弘治到隆庆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七人，这七人掀起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以复古的形式表达了当时文人摆脱理学束缚、追求主体自由的历史要求。在文学上，“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打破了明前期文坛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们理论上的失误在于：醉心于古典审美理想，没有意识到古典诗歌的繁盛景象已一去不返，因而不能辩证的评价古典文学领域的种种变化。

指明中叶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核心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有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等人。他们重视文学中真情的表达，反对道德说教；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而文章，则以西汉以上文为典范，即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5.后七子：后七子指嘉靖中期的李攀龙与谢榛、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七人他们提出了文学复古运动，思想上，七子派尊汉魏、黜宋元，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摈斥中晚唐与宋诗。

明代嘉靖中期以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七位为人再次举起文学复古的大旗，形成一个较大的文学群体，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后人称为“后七子”。成员除李攀龙、王世贞而外，尚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他们的文学主张有：偏激的复古理论，格调法度的强化与具体化，强调真情在格调中的 作用。

6.吴中四杰：元末明初，高启与杨基、徐贲、张羽并称“吴中四杰”。以比拟初唐四杰，高启是吴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清人赵翼称他“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并说“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杨基入明以后的诗用怀旧的伤感和自叹身世的悲哀反映了他在当时环境中的坎坷的生活遭际。袁凯人称“袁白燕”，学杜甫而趋于工丽。诗的内容多写离情别意、羁思旅愁、忧生畏祸，带有凄婉的悠然余韵，反映出明初士子的心态。

7.童心说：明李贽在文学方面提出的观点，他继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王充反虚伪、求事实的传统，提出要求恢复人的自由自觉本性，他在《焚书》卷三《童心说》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强调作家保持未被假道学熏染过的真见解、真感情和独立人格。

8.唐宋派：嘉靖间出现的一散文流派。成员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陈束、李开先、罗洪先、赵时春、任翰等。主要是以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来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及其模拟之弊。9.公安派：公安派是晚明出现的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史称“公安三袁”的一反拟古主义派别，先锋是袁宗道。反对拟古和求新主变，他们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纲要，正式提出并阐发了性灵说，“性灵”一词指性情、感受、天性、灵性等传统意义，又接受了心学、庄禅之学的影响，伸发了李贽童心说中推重真心本性、反对理法束缚的思想，要求破除从内容到形式的一切清规戒律，最充分最自由地表现个性和真情实感，向文学自身回归。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文学流派，以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为代表，因其为湖北公安人而得名。“性灵说”是公安派的理论核心，他们在理论上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原则，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意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儒家思想对文学的束缚；在内容上，则有抒写闲情逸致的倾向，在 当时产生较大影响。

10.竟陵派：“竟陵派”是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一诗派，他们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主张“有真情，方有真诗”，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竟陵派成为当时影响很大的诗派。《诗归序》是竟陵派诗歌理论的纲领性文章。钟惺把选《诗归》宗旨概括为 :“引古人之精神 ,以接后人之心目 ,使其心目有些止焉。” 明确地表明要从古代诗人作品中去探索正确的创作精神，以救正当时诗歌创作的偏颇。古人的精神在钟惺看来 ,即主要表现为幽情单绪。幽情单绪是钟惺诗歌思想的核心。“竟陵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文学流派，因其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为湖北竟陵人，故得名。其文学主张与公安派基本相同，要求抒写性灵，反对模拟。认为诗歌创作要抒发内心的真实感情，读古人作品，也要着力体察古人的真情实感。针对公安派的俚俗与浮浅之弊，希求通过幽深孤峭来加以矫正，以至出现 艰涩之弊。

11.晚明小品文：小品文是指散文中的一种类型,它的基本特性是：

一、语言简洁，形式短小；

二、以抒发一己的性灵为主，富有情韵；

三、在题材范围和体裁形式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灵活运用序、跋、记、传、铭、赞、尺牍等文体。晚明小品大致以公安派为显著的开端。除三袁、钟、谭外，王思任、汤显祖、陈继儒、黄汝亨、李流芳、祁彪佳、张岱等一大批有个性的作家涌现，形成彬彬大盛的局面。12.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是从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主要特点是，一是它保持了话本的某些特点，但有所发展。如有些小说用白话写成，有些正文前有楔子，与话本的入话相近等等。二是分章标回。三是设置悬念，结构上前回与后回保持连续性。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

13.四大奇书：四大奇书是指明代的四部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其题材范围依次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故事、世态人情，这四部小说的形成次序、成书过程、结构特色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这四书清晰地展示了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历程。

14.拟话本：拟话本是仿拟话本小说创作而成的短篇小说，其结构特征一般保留有“入话”，用语形式则仍保留“说话的”、“听话的”、“话分两头”等评话的行业用语。“拟话本”这一称谓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创制的。最早的白话短篇拟话本似当不迟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成书时期。15.“三言”： “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三言”即《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三言”每部四十卷，计一百二十卷，一百五十万字。“三言”是冯梦龙的编纂之作，只有一部分是自己创作；“三言”每篇的篇名为单句，与“二拍”代表了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高峰，也开创了拟话本小说的新时期。16.“二拍”： “二拍”的编著者凌濛初，“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二拍”仿“三言”体例，每卷四十篇。“二拍”基本上是凌濛初一人创作； “二拍”的篇名为一联，这是凌濛初有意区别于冯梦龙“三言”的地方。“二拍”的素材，除当时社会流传的故事以外，主要是“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睹听、佐谈谐者，演而畅之”者。与“三言”代表了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高峰，也开创了拟话本小说的新时期。

三言” 二拍” “ 明代中后期白话短篇小说，以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为代表。“三言”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集40篇，共120篇，为宋元明三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标志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与创作高潮的到来。“二拍”是《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它是个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专集，标志着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7.明传奇：传奇是明代戏曲的主体，发源于宋元南戏而带有浓厚的南方戏剧特征，但又融合了北曲声腔和元杂剧精华的艺术形式，伴随昆山、弋阳、海盐、余姚四大声腔发展起来。这种戏曲拥有较为庞大的体制与完整有序的结构，描摹生动丰富的人物和瑰丽多彩的画面，是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上又一座新的里程碑。以《牡丹亭》为代表作。

18.明传奇四大声腔：是指昆山、弋阳、海盐、余姚四大声腔。昆山腔是四大声腔中声势最大的一种。19.临川派：汤显祖的《牡丹亭》问世后，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也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剧作家，他们从剧本的立意构思到曲词的风格熔铸，都刻意模仿汤显祖的剧作，戏曲史上称作玉茗堂派或临川派。这批剧作家主要有吴炳，孟称舜，洪昇、张坚等。

（玉茗堂派）明万历时期出现的戏曲文学流派，因开创者汤显祖为临川人，故戏曲史上往往将追随、效仿汤显祖较为明显并有所成就的剧作家称为临川派。该派在创作倾向上，有明显反传统倾向，提倡抒写性灵，表现至情，反对拟古和拘泥于格律，而词曲富于文采，代表作品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 ：即《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重要成员还有吴炳、孟称舜、洪升、张坚等人。

20.玉茗堂四梦（临川四梦）：汤显祖的四部传奇。《紫钗记》（由早年所写《紫箫记》改作），《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合称《玉茗堂四梦》。又称为临川四梦，因汤显祖为江西临川人故得名。

21.吴江派：吴江派是以沈璟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流派。主要有吕天成、叶宪祖、王骥德、冯梦龙、范文若、袁于令、卜世臣及沈自晋。他们创作上讲究昆腔格律，各自都留下了杂剧或传奇作品，总体上成就不高。其中在理论上最有建树的是王骥德。

明中叶以江苏吴江人沈璟为代表的戏曲流派，创作倾向上，偏于保守，倡导封建伦理道德；在形式上，主张语言的通俗、自然，强调声韵格律，重要成员有吕天成、叶宪祖、冯梦龙、袁于令、范文若等人。22.梅村体：吴伟业的歌行体叙事诗采用长篇叙事的体例，注重使典用事的技巧和平仄协调的声律，语言华美佚丽，结构布局波澜起伏。这是他在继承中唐元白长庆体体式的基础上，吸收初唐四杰的用典之法和晚唐温李诗的词藻风韵，并且融入明代传奇的戏剧性而自创的一格，后人取吴伟业之号称之为“梅村体”。梅村体 ．清初词坛，吴伟业号梅村。梅村体是吴伟业创作的一种七言歌行体，其有元、白歌行体，重在叙事之 长，辅以初唐“四杰”的华艳词藻，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创造了自成一体的“梅村体”。语言华美，以清丽见长，使其诗歌独具一格。“梅村体”诗有100余首，以《圆 圆曲》为代表。

23.神韵说：“神韵”说是王士祯诗歌理论的核心。“神韵”就是意境，一种以意象传情的超逻辑、超语言的纯审美境界，是诗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内在审美特质。“神韵”说主张诗歌主题朦胧，语言明隽，风格清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诗坛上的“唐宋之争”而发的。

24.阳羡词派：阳羡词派是以陈维崧为领袖，在词坛占有主导地位。阳羡派形成于顺治中期，极盛于康熙二十年，余波及于康熙后期。政治上的非主流地位及深蕴的郁勃心理使他们的词风总体上以悲抑奇崛、凄清疏放为基调。阳羡词派主要倾向在学习辛弃疾、蒋捷，并能融会南北宋词家的长处，兼“跋扈”、“清扬”两种特色，而以前者为主。阳羡词派中的杰出词人还有万树、蒋景祁、曹亮武、任绳隈、史惟圆以及词僧弘伦等。

25.浙西词派：浙西词派是以浙西六子为核心的一词派。浙西六子指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以朱彝尊为领袖，浙派宗法南宋，主张用姜夔、张炎一派之清空醇雅矫正苏轼、辛弃疾一派之雄豪发露。

26.格调说：乾隆时代，沈德潜继承了明代七子“格高调逸”的理论，论诗主格调，所谓“格调”，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的美感。沈德潜提倡格调说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而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

27.肌理说：“肌理说”由翁方纲提倡而闻名。其“肌理说”主张以学问、经术为诗，把思想（义理）、结构（文理）、材料（肌理）三者结合起来。“肌理”一词取自杜甫《丽人行》，杜甫所说的肌理 ,可理解为肌肤之纹理 ,主要指女人的肌肤美丽而匀称。翁方纲引申到文章中，指“理”与“文”之间的结构方式。“肌理说”对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三家的合理因素进行了融合。翁方纲提出正本探源，学古通经；主张穷形尽变，自然更新。

28.性灵说：性灵说是袁枚提出的。在当时诗坛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许多诗坛名家都受到他的影响。赵翼、蒋士铨与袁枚并称“乾隆三大家”，前者成为性灵派的副将，后者成为性灵派的同盟军。主张诗歌以性情为主，反对争唐论宋和模拟诗风。“性灵说”：袁枚的论诗主张。强调诗歌创作应抒写性情,表达个性灵趣,辞贵自然,追求独创,反对以程朱理学来束缚诗歌创作,反对拟古倾向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对诗人而言,强调要有“才”、有“灵机”，追求凭藉天才发露而造成，“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鸷忽纵逸”（《赵云崧瓯北集序》）等超 越陈规的变化多端的风格。

29.常州词派：常州词派是清代词作、词论一大宗支，力图廓清浙西、阳羡两派积弊，创始人是张惠言、张琦兄弟，另有左辅、恽敬、李兆洛、丁履恒、金式玉、郑抡元等。张惠言在《词选序》对词的说解：一是尊词体；二是重寄托；三是区正变，奠定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总体上说来，常州词派是一个理论色彩较浓而创作不足的词学流派。继张惠言之后，周济完成了常州派词学理论从框架到系统的演进过程，为常州词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出了词史说，更明确地提出了尊北宋，抑姜（夔）张（炎）的主张，目标是达到清真词的浑厚境界。

30.南社：“南社”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于宣统元年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正式成立。三位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当时皆为同盟会员。南社在当时有“同盟会宣传部”之称。南社以提倡民族气节相号召，实际上是应和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种种压迫和专制统治。南社的名字含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陈去病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南社长沙雅集纪事》)。31.同光体：“同光体”指同治、光绪年间出现的一保守诗派，同光体分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虽同为学宋，但是三支宗尚也有不同的地方。闽派，以陈衍、郑孝胥为首，于唐溯源韩愈、孟郊，于宋偏重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陈师道、杨万里。闽派陈衍打出“同光体”的旗号，标举“三元”之说，主张取法唐之开元、元和，宋之元祐。赣派以陈三立为首，宗祖韩愈、黄庭坚，承宋代江西诗派之风。浙派以沈曾植为代表，诗尚险奥。总的倾向而言，同光体诗人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思想较保守，作品的时代气息较淡薄。尤其是清亡后，他们的诗作充满复辟思想和遗老情绪。艺术倾向是独创求新，虽然由于他们只是从古书中寻找创作源泉，因而未能找到诗歌的新出路，但他们的创新努力，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32.桐城派：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因为该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有“桐城派”之称。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散文上近接唐宋派，远宗唐宋八大家，强调以严整之文，明封建纲常之道。方苞提倡“义法论”，“义”是“言有物”，指文章的中心思想，“法”是“言有序”，指的是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他要求作文“明于体要”、语言“雅洁”，重新高扬了儒家以正为雅、以古为雅的美学传统。

桐城派是清代康熙年间，由方苞开创，刘大魁、姚鼐继承发展的散文流派，因三人为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其论文主张向先秦、两汉及唐宋古文家学习，讲究“义法”，强调义理、考据、辞章合而为一，要求语言雅洁，并以阳刚、阴柔来分析文章风格，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33.阳湖文派：阳湖派是清一散文流派。因其代表作家恽敬、张惠言、李兆洛及大部分后继者均是阳湖（今常州）或阳湖附近人士而得名。阳湖派崇尚桐城之“义法”,古文上宗唐宋以至秦汉。但他们不满意桐城派散文内容的单薄和风格的枯板，企图驰骋于先秦诸子百家，以充实的才学为文坛起衰振弊。

34.诗界革命：甲午战争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形成了一个文化运动，在诗歌界形成了诗歌改良运动，即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中提出的诗界革命，这是对古典诗歌进行的改良，虽然在改造诗歌的语言和格律方面最终未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在开拓题材及开辟诗境方面有不少创新。最早从理论和实践上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通过诗界革命，近代爱国诗歌大致完成了具有近代历史文化特点的转型，形成了自身的品格与风貌。

35.湘乡派：这是以曾国藩为首，曾门四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及郭嵩焘、李元度、王先谦等为代表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在桐城派影响之下，曾国藩把“经济”融入到义理、考据、辞章之中的理论，极大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们在文学思想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 ,他们主张严守桐城“义法” ,维护桐城正统地位。另一方面 ,他们又强调顺应洋务思潮 ,使桐城文章能承载西学的广泛内容。

36.新文体：为适应政治改良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梁启超创造了一种自由化、通俗化、半欧化的新文体。其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形式上散行和排偶、白话和韵语错杂相间，古老典故和新式名词兼而有之，中国语汇和外文句式并行不悖，挥写自由不羁，感情真挚而强烈，富有煽动性和感染力。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开通民智，创造的一种信笔直书、激情充沛、通俗明晰的新体散文。

37.红学：诞生于十八世纪中叶稍后的《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佳构杰作。“红学”是指以《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成为上一世纪国学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显学（其余二种为“敦煌学”、“甲骨学”）。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称其为中华文化中唯一值得骄傲的珍品。

38.脂评本；所谓脂批本，指在小说上留有作者的的亲友脂砚斋等人（至少还包括畸笏叟）批语的本子。这类本子的书名通常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些本子都是作者原作的八十回本，一开始以抄本的方式流传的。脂批本发现于上一世纪的二十年代，数十年间络续发现十余种，最重要的本子有《甲戌本》、（见书影）《己卯本》、《庚辰本》、《梦稿本》、《王府本》、《戚序本》、《甲辰本》、《列藏本》等。由于“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早期《甲戌本》收藏者刘铨福跋语），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39.侠义小说：侠义，即侠客义士。唐传奇中的《无双传》、《虬髯客传》是文言侠义小说；《三言》中的《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是白话侠义小说，自然，《水浒传》也与侠义小说相交叉。仗义锄奸除恶是侠义小说的主旨。

40.公案小说：公案小说的名称始见于宋代说话中的“说公案”，即折狱，是关于作案、报案、审案、破案的故事。《唐语林》中的《张说为证》、《武三思得幸宫中》是文言公案故事，著名的《错斩崔宁》（《三言》中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是白话公案小说。公正审案，洗雪冤狱是公案小说的主旨。

41.狭邪小说：狭邪小说是世情小说流变之一，或者说才子佳人小说的演变。“狭邪”亦为“狭斜”，本义狭路曲巷，后称娼妓所居处。以题材而言，若算上短篇小说，则远接唐传奇，除《李娃传》以外，尚有《游仙窟》、《霍小玉传》；白话小说，在“三言”、“二拍”中就有很多。作为长篇小说中的一类，大约产生于道光以来。这期间绵延产生了《品花宝鉴》、《风月梦》、《青楼梦》、《花玉痕》、《绘芳录》、《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等等。

42.谴责小说：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世纪之交，小说界涌现出大量的揭露官场黑暗、抨击时政积弊、暴露社会丑恶的小说，而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为其中的代表，鲁迅以为尚不够称为讽刺小说，乃别称为“谴责小说”。因此，“谴责小说”也可以说是《儒林外史》讽刺风格所流变与衍生的。

43.苏州派：苏州派是指清初出现的以李玉为代表的作家群，还有朱素臣、朱佐朝、叶时章、张大复等。成为戏曲史上富有地域戏剧文化特征的耀眼亮点。好选择重大题材，以求更广阔的反映社会生活面，并渗透着一种鲜明的道德评判。因而，他们的剧作各种脚色都能当主角，不限于小生和小旦，而且搭配得当，各显其能，篇幅不长、剧情紧凑、冲突激烈，适宜于场上演出，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明末清初的一个现实主义戏剧流派，以李玉为首，成员有朱素臣、朱佐朝、张大复等。因都是苏州人，创作倾向和创作风格都有共同特点，故称苏州派。其戏曲创作多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题材上多描写重大政治斗争；讲求本色当行，注重舞台效果；语言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郁；封建道德观念较为浓厚。最著名的是李玉的《清忠谱》。

44.一人永占：李玉在明亡前所作的最有影响的戏剧 “一笠菴四种曲”，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又名“一人永占”。

45.南洪北孔：清康熙年间的剧坛上，出现了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代表着清前期戏曲的最高成就，当时即有“南洪北孔”之誉。

46.花部：清代戏剧到乾隆年间，统治剧坛的昆曲日渐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地方戏的兴盛，出现了清中叶所谓的“花雅之争”。李斗《扬州画舫录》云：“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可见当时扬州的花部已支派繁盛，而京师更是南腔北调汇聚一城，争奇斗艳。

47.雅部：清代戏剧到乾隆年间，统治剧坛的昆曲日渐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地方戏的兴盛，出现了清中叶所谓的“花雅之争”。李斗《扬州画舫录》云：“雅部即昆山腔。

第三篇：元明清文学史名词解释一览表

■ 元明清文学史名词解释一览表

一、戏曲部

1.杂剧：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早的戏曲种类。以其发展衍变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又可分为宋杂剧、金院本和元杂剧。元杂剧一般采取一本四折形式，有宾白、唱词、科介三部分组成。角色分旦、末、净、杂四类。

2、四声猿：是徐渭的杂剧作品。《四声猿》，包括四部杂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被誉为“明曲第一”。王骥德《曲律》称《四声猿》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

3.南戏：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即12～14世纪200年间在中国南方最早兴起的戏曲剧种，我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南戏有多种异名，南方称之为戏文，又有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鹘伶声嗽﹑南曲戏文等名称，明清间亦称为传奇。南戏在体制上较元杂剧自由。

4.四大南戏：元末明初出现的著名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被称为“四大传奇”，简称荆、刘、拜、杀。

5.副末开场：副末不但扮演剧中人物，而且充当戏剧“报幕人”和“画外音”的角色。开演前副末上场介绍剧情大意并且在场与场之间穿插解说词，副末开场是南戏的格式特点。如《琵琶记》第一出。

6.传奇：明清时以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形式。由宋元南戏发展而来，也吸收元杂剧的优点。但情节处理更为紧凑，人物刻画更为细腻，脚色分工更为细致，音乐上采用宫调区分曲牌，兼唱北曲或南北合套。明中叶到清中叶最为盛行。

7.昆腔：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江苏昆山一带，与当地语音和音乐相结合，经昆山音乐家顾坚的歌唱和改进，至明初遂有昆山腔之称。明嘉靖十年至二十年间，魏良辅吸取海盐、弋阳等腔的长处，对昆腔加以改革，从而建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号称“水磨调”的昆腔歌唱体系。昆山人梁辰鱼，继承魏良辅的成就，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扩大了昆腔的影响。万历末，昆腔传入北京，成为全国性剧种，称为“官腔”。8.临川派：明代戏曲文学流派。也称“玉茗堂派”。其领袖人物是汤显祖。因汤显祖的祖籍是临川,时人称他为汤临川，汤显祖的戏曲作品总名“玉茗堂四梦”，“临川派”和“玉茗堂派”因而得名。汤显祖重视创作上发挥作家的想象、语言上讲究“机神情趣”，既要本色，又要有文采。他强调“曲意”，主张“意趣说”，反对吴江作家“按字模声”、“宁协律而不工”的主张。此派的曲家还有来集之、冯延年、陈情表、邹兑金、阮大铖、吴炳、孟称舜等。

9、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社会风情剧。“四剧”皆有梦境，故有“临川四梦”之说。

10.吴江派：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璟。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沈璟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沈璟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他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等。

11.苏州剧派：明末清初，在苏州这个戏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城市，出现了一群平民专业剧作家，较为著名的有李玉、朱佐朝、朱素臣、叶雉斐等。他们相互往还密切，有时合作创作剧本，有时共同切磋曲律，在市民生活的土壤和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大致相近的戏曲流派。在题材上跳出了写儿女私情的狭隘圈子，贴近世俗人生，关注时事政治；在思想上揭露黑暗现实较为有力，具有鲜明的伦理教化指向；在人物塑造上，富于平民色彩，许多下层人物以正面形象活跃在舞台上。在艺术上，苏州派戏剧家能紧密结合舞台实际，戏剧冲突紧张、集中，结构周密、紧凑，熟谙音律，曲辞通俗，演出效果好。

12、南洪北孔：清代初年，剧坛出现了洪升和孔尚任两位著名的剧作家。洪升创作的剧作《长生殿》和孔尚任创作的剧作《桃花扇》代表了古典戏曲创作的两座高峰，堪称传奇剧本中的双璧，因为洪升是南 方浙江钱塘人，孔尚任是北方山东曲阜人，故两人有“南洪北孔”美誉。

二、小说部

1.拟话本：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流行，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的样式而独立创作的一些新小说。这类白话短篇小说，人们称之为“拟话本”。从鲁迅起一般又将“三言”之后的白话短篇小说都归属于“拟话本”一类。

2.“三言二拍”：是指明代五本著名传奇短篇小说集及拟话本集的合称。“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冯梦龙。“二拍”则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

3.章回小说：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其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

4.历史演义：“演义”，即据“史实敷衍成义”之义。历史演义由宋代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元末明初出现这个名称。“讲史”原是宋代说话四家之一，以说讲历史故事为其特点。其篇幅较长，或取材正史而作不同程度的虚构，或取材野史传说。故事内容侧重於朝代兴亡和政治军事斗争。代表作品有《三国演义》。5.神魔小说：源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提法，又称神怪小说。神魔小说多言“怪力乱神”，而其本意未必再此，多有影射世情之意。代表作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优秀作品。其语言风格不拘一格，想象力丰富，背景或为虚幻或为海外某地假托，综合宗教、神话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因此至今广为传颂。

6.世情小说：世情是世态人情的简称，而世情小说则是指那些主要以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以及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等为题材，来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于是，鲁迅称之为“最有名”的《金瓶梅》常被看作是世情小说的开山制作。

三、诗文部

1．铁崖体：元代后期诗人杨维桢，号铁崖。他所作宫词、竹枝词和古乐府在当时极为流行，世称“铁崖体”或“铁体”。

2.元诗四大家：指的是元中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位著名代表诗人，在艺术上，追求词采典雅，对仗工整，但很少创新。

3.台阁体：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其文亦号“台阁体”。其特点是雍容平易，不矜才气，既无深湛幽眇之思，亦无忧郁不平之鸣，太平宰相之风度，可以想见。以三杨为首的这派诗文，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

4.茶陵派：明成化、正德年间的一个诗歌流派。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故名。明成化之后，日见严重的社会弊病已与粉饰太平的台阁体不相容。于是以李为首的一派起而振兴诗坛，以图荡涤台阁平正醇实的诗风。他们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李东阳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坛，门生众多，其诗论诗风堪称一代之盛，成为台阁体向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间的过渡。

5.前后七子：明朝中叶的诗文流派。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而以李、何为首，活跃于弘治、正德间。后七子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而以李、王为首，活跃于嘉靖、隆庆间。他们对于诗文的见解大体一致，即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模拟古人。对于打击“台阁体”雍容典雅、千篇一律的文风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把诗文写作引上复古道路，产生了许多毫无生气的假古董诗文。

6.唐宋派：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作家，反对前七子“文必秦汉”的文学观，标举唐宋古文，故称为唐宋派。唐宋派古文理论，与前后七子相左。唐宋派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其中归有光最为著名。时人称他为“今之欧阳修”，其散文也被誉为“明文第一”。

7.童心说：晚明思想家李贽在《童心说》篇提出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真心，“一念之本心”，实 际上是个体之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李贽认为文学必须真实坦率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童心说”具有以下内涵：

一、反对把文学作为阐发孔孟之道的工具；

二、反对复古主义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理论；

三、改变了历来轻视通俗文学的偏见。

8.公安派：明代后期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而得名。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大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

9.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

10.小品文：散文品种之一。“小品”一词在中国始於晋代﹐称佛经译本中的简本为“小品”，详本为“大品”。後遂以“小品”统称那些抒写自由﹑篇幅简短的杂记随笔文字。在中国盛行于明清。11.八股文：八股文也称“时文”、“时艺”、“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是明清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

12.江左三大家：中国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3人的合称。3人皆由明臣仕清，籍贯都属旧江左地区，诗名并著，故时人称江左三大家。在诗歌创作上，他们都宗唐，对于宋诗及宋、元、明以来的剽窃模拟的萎靡诗风取反对的态度。顾有孝、赵澐选其诗为《江左三大家诗抄》9卷。

13.梅村体：诗歌体裁，得名于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号梅村），主要指的是他的七言歌行体诗歌。吴梅村吸取白居易、元稹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在题材内容上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

14.神韵说：清代入仕诗人从“南施北宋”开始，民族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心态，已经逐渐淡化，他们的诗歌已经开始以新的面貌来与现政权取得和谐的相处。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是这种转变的根本完成。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消遣娱乐功能。

15.格调说：格调说由清康乾年间的沈德潜所倡导。“格凋”渊于严羽，主张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因此其诗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而其创作多为歌咏升平、应制唱和之类。但另一方面他也提倡“蕴蓄”、“理趣”、诗的化工境界及重视作品主导作用等具有审美理论价值的有益观点。

16.肌理说：中国清代翁方纲提出的诗论主张。肌理本来是指肌肉的纹理。翁方纲借用肌理论诗，理是指义理和文理，肌理是指儒家的经术和学问，有时也兼指文理。他把儒家经籍和学问看作诗歌的根本。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用肌理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目的在于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

17.性灵说：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18.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桐城派提出了一套完整可操作的文学理论主张，因此流派庞大，影响时间长。

19.阳湖派：中国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散文流派。代表人为阳湖人恽敬、李兆洛，武进人张惠言。阳湖派接受了桐城派的主张，致力于唐宋古文，但又对桐城派不满，因而，张惠言、李兆洛提出文章要合骈、散两体之长；恽敬主张兼学诸子百家，以此来补救桐城派行文单薄和思想上专主孔、孟、程、朱的弊病。阳湖派的主张不像桐城派那样拘谨狭隘；他们的作品与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长，并未能真正超过桐城派。由于恽、张曾受桐城之学，故文学史家也有把阳湖派看作桐城派旁支。

四、词曲部

1.散曲：剧曲相对而言，与科白情节无关，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其特性有三点：一是他在语言方面，即需要注意一定格律，又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因此往往会呈现口语化以及曲体某一部分音节散漫化的状态。二是在艺术表现方面，他比近体诗和词更多的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三是散曲的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压，句中还可以衬字。

2．套曲： 散曲捉种类的一种，又叫套数、“散套”。它吸收诸宫调的联套方式，把同一宫调的许多曲子联缀在一起。套曲要求有头有尾，少则两三支，多则不限。散套有北套、南套、南北合套三种形式。

3.阳羡派：阳羡词派是清初词派，主要活动在顺治年间和康熙前期。此派的创始人是陈维崧，为江苏宜兴人，而宜兴古称阳羡，故世称阳羡派。阳羡词人崇尚苏轼、辛弃疾，词风雄浑粗豪，悲慨健举，尤以陈维崧最为突出。当时在陈的周围还聚集了一批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如曹贞吉、万树、蒋景祁等，相互唱和，一时颇具声势，为清词的中兴作出重要贡献。阳羡词派的余韵还波及后世，清中期的蒋士铨、洪亮吉、黄景仁等都受其影响。

4.浙西词派：浙西词派是清代重要词派。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都是浙江人，故称之。浙西词派崇尚南宋的格律词人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注重词的声律、技巧。在清朝步入盛世时，提出词的功能“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投合文人学子由悲凉意绪转入安于逸乐的心态，也适应统治者歌颂升平的需要，故天下向风，席卷南北，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属于该派的作家还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登岸、龚翔麟。

5.常州词派：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该词派强调比兴寄托﹐反琐屑饤饾之习。常州词论始於张氏编辑的《词选》，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懮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第四篇：元明清文学史名词解释一览表

元明清文学史名词解释一览表

一、戏曲部

1、杂剧：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早的戏曲种类。以其发展衍变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又可分为宋杂剧、金院本和元杂剧。元杂剧一般采取一本四折形式，有宾白、唱词、科介三部分组成。角色分旦、末、净、杂四类。

2、四声猿：是徐渭的杂剧作品。《四声猿》，包括四部杂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被誉为“明曲第一”。王骥德《曲律》称《四声猿》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

3、南戏：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即12～14世纪200年间在中国南方最早兴起的戏曲剧种，我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南戏有多种异名，南方称之为戏文，又有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鹘伶声嗽﹑南曲戏文等名称，明清间亦称为传奇。南戏在体制上较元杂剧自由。

4、四大南戏：元末明初出现的著名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被称为“四大传奇”，简称荆、刘、拜、杀。

5、楔子：元杂剧四折以外所增加的独立段落。篇幅短小。一般放在剧首，有时也用在两折之间，衔接剧情，类似现代戏曲中的过场戏。

6、散曲：剧曲相对而言，与科白情节无关，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其特性有三点：一是他在语言方面，即需要注意一定格律，又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因此往往会呈现口语化以及曲体某一部分音节散漫化的状态。二是在艺术表现方面，他比近体诗和词更多的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三是散曲的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压，句中还可以衬字。

7、小令、套曲：小令又称“叶儿”，一般是独立的单只曲子。套曲也称“套数”、“散套”，由同宫调的三支以上只曲组成，也可“借宫”，一般套末应有尾声，全套必须一韵到底。散套有北套、南套、南北合套三种形式。

8、诸宫调：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流行的说唱体文学形式之一，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以说唱长篇故事，因此称为“诸宫调”或“诸般宫调”。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

9、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四位元曲作家在元曲创作中地位最为突出，故称。

10、关汉卿：是元杂剧最优秀的代表作家。他亲自参加戏剧演出实践，并以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写出大量符合戏剧艺术特征的典范作品；不仅在一剧四折、一人主唱等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且在戏剧的布置结构、情节安排和语言运用方面意匠经营，在草创阶段为杂剧体制的完备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代表作品有《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现存18部。

11、“三桩誓愿”：出自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窦娥被污入狱杀头，她原本不想和现实生活作对，可是黑暗的现实却逼得她爆发出反抗的火花。她骂天骂地，并发出三桩奇异的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向人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

12、“三不从”：出自元末高明所作的南戏《琵琶记》。所谓“三不从”是说故事的主人公蔡伯喈为人忠孝，同赵五娘结婚后不想去应考，父亲不从；中状元后，曾拒绝牛承相招赘，牛承相不从；欲辞官，朝廷不从。这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三不从”，又是导致他一生悲剧的根源。《琵琶记》的戏剧冲突，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

13、《赵氏孤儿》：元代纪君祥所作的一部历史剧。其本事见于《左传》、《史记赵世家》，但两书所记差异较大。本剧主要依据《史记》敷衍而成，但情节上作了较多改动。故事大体上是：晋灵公无道，荼害百姓。赵盾劝谏不听；奸臣屠岸贾残害赵盾全家。赵媳庄姬公主避入宫中，产生一子，由赵门客程婴乔装救出。屠岸贾闻公主产子，进宫搜孤不得，下令十日内若不献出婴儿，即将国中与孤儿同庚的婴儿均杀死。程乃与公孙杵臼计议，程婴舍子，公孙舍身，救出孤儿。后孤儿成人，魏绛回朝，怒打程婴。程述真情，回府绘图，告知孤儿过去情景。孤儿遂与魏绛等，计诛屠岸贾报仇。《赵氏孤儿》显然是一部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剧作。剧本最后以除奸报仇结局，则鲜明地表达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完成了复仇的主题。

14、昆腔：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江苏昆山一带，与当地语音和音乐相结合，经昆山音乐家顾坚

/ 5 1/8/2013 的歌唱和改进，至明初遂有昆山腔之称。明嘉靖十年至二十年间，魏良辅吸取海盐、弋阳等腔的长处，对昆腔加以改革，从而建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号称“水磨调”的昆腔歌唱体系。昆山人梁辰鱼，继承魏良辅的成就，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扩大了昆腔的影响。万历末，昆腔传入北京，成为全国性剧种，称为“官腔”。

15、传奇：明清时以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形式。由宋元南戏发展而来，也吸收元杂剧的优点。但情节处理更为紧凑，人物刻画更为细腻，脚色分工更为细致，音乐上采用宫调区分曲牌，兼唱北曲或南北合套。明中叶到清中叶最为盛行。

16、汤显祖：江西临川人。汤显祖是明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代表作有《牡丹亭》，与《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所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

17、临川派：明代戏曲文学流派。也称“玉茗堂派”。其领袖人物是汤显祖。因汤显祖的祖籍是临川,时人称他为汤临川，汤显祖的戏曲作品总名“玉茗堂四梦”，“临川派”和“玉茗堂派”因而得名。汤显祖重视创作上发挥作家的想象、语言上讲究“机神情趣”，既要本色，又要有文采。他强调“曲意”，主张“意趣说”，反对吴江作家“按字模声”、“宁协律而不工”的主张。此派的曲家还有来集之、冯延年、陈情表、阮大铖、吴炳、孟称舜等。

18、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政治问题剧。“四剧”皆有梦境，故有“临川四梦”之说。

19、吴江派：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璟。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沈璟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沈璟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他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等。20、沈汤之争：汤沈之争涉及到明代两大戏曲创作观念的争论，汤即指汤显祖，沈即指沈璟。其中汤显祖的戏曲创作观念影响较大。沈璟与汤显祖作为明代曲坛上的两大巨人，对戏曲格律与文辞的关系看法不同，汤显祖重意趣，要求格律服从文辞，服从内容。沈璟则强调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腔调。两人持论相对，发生过碰撞文辞，并把同时的许多曲论家卷入其中参与讨论，这就是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

21、苏州剧派：明末清初，在苏州这个戏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城市，出现了一群平民专业剧作家，较为著名的有李玉、朱佐朝、朱素臣、叶雉斐等。他们相互往还密切，有时合作创作剧本，有时共同切磋曲律，在市民生活的土壤和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大致相近的戏曲流派。在题材上跳出了写儿女私情的狭隘圈子，贴近世俗人生，关注时事政治；在思想上揭露黑暗现实较为有力，具有鲜明的伦理教化指向；在人物塑造上，富于平民色彩，许多下层人物以正面形象活跃在舞台上。在艺术上，苏州派戏剧家能紧密结合舞台实际，戏剧冲突紧张、集中，结构周密、紧凑，熟谙音律，曲辞通俗，演出效果好。

22、南洪北孔：清初，剧坛出现了洪升和孔尚任两位著名的剧作家。洪升创作的剧作《长生殿》和孔尚任创作的剧作《桃花扇》代表了古典戏曲创作的两座高峰，堪称传奇剧本中的双璧，因为洪升是南方浙江钱塘人，孔尚任是北方山东曲阜人，故两人有“南洪北孔”美誉。

23、“一人永占”：这是清初剧作家李渔所作《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似剧的简称。四剧均为当时著名剧目。

二、小说部

1、拟话本：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流行，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的样式而独立创作的一些新小说。这类白话短篇小说，人们称之为“拟话本”。从鲁迅起一般又将“三言”之后的白话短篇小说都归属于“拟话本”一类。

2、“三言二拍”：是指明代五本著名传奇短篇小说集及拟话本集的合称。“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冯梦龙。“二拍”则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

/ 5 1/8/2013

3、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讲史等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的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钩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整体。明代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四大奇书”为主要标志。

4、历史演义：“演义”，即据“史实敷衍成义”之义。历史演义由宋代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元末明初出现这个名称。“讲史”原是宋代说话四家之一，以说讲历史故事为其特点。其篇幅较长，或取材正史而作不同程度的虚构，或取材野史传说。故事内容侧重于朝代兴亡和政治军事斗争。代表作品有《三国演义》。

5、“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三国演义》的评价。鲁迅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意思是说：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智慧和战略确实被夸大了。真实的诸葛亮在指挥战役的能力上并不出众，火烧博望是刘备干的，草船借箭是孙坚干的，很多事情被移花接木，美化了诸葛亮。

6、神魔小说：源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提法，又称神怪小说。神魔小说多言“怪力乱神”，而其本意未必再此，多有影射世情之意。代表作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优秀作品。其语言风格不拘一格，想象力丰富，背景或为虚幻或为海外某地假托，综合宗教、神话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因此至今广为传颂。

7、“花妖狐魅，多具人情”：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聊斋志异》一书的评价，鲁迅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8、世情小说：世情是世态人情的简称，而世情小说则是指那些主要以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以及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等为题材，来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于是，鲁迅称之为“最有名”的《金瓶梅》常被看作是世情小说的开山制作。

9、明代四大奇书：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四大奇书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类型，即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

10、程甲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来，书名为《红楼梦》，通称“程甲本”。

三、诗文部

1、铁崖体：元代后期诗人杨维桢，号铁崖。他所作宫词、竹枝词和古乐府在当时极为流行，世称“铁崖体”或“铁体”。

2、元诗四大家：指的是元中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位著名代表诗人，在艺术上，追求词采典雅，对仗工整，但很少创新。

3、台阁体：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其文亦号“台阁体”。其特点是雍容平易，不矜才气，既无深湛幽眇之思，亦无忧郁不平之鸣，太平宰相之风度，可以想见。以三杨为首的这派诗文，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

4、茶陵派：明成化、正德年间的一个诗歌流派。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故名。明成化之后，日见严重的社会弊病已与粉饰太平的台阁体不相容。于是以李为首的一派起而振兴诗坛，以图荡涤台阁平正醇实的诗风。他们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李东阳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坛，门生众多，其诗论诗风堪称一代之盛，成为台阁体向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间的过渡。

5、前后七子：明朝中叶的诗文流派。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而以李、何为首，活跃于弘治、正德间。后七子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而以李、王为首，活跃于嘉靖、隆庆间。他们对于诗文的见解大体一致，即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模拟古人。对于打击“台阁体”雍容典雅、千篇一律的文风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把诗文写作引上复古道路，产生了许多毫无生气的假古董诗文。

6、唐宋派：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作家，反对前七子“文必秦汉”的 4 / 5 1/8/2013

文学观，标举唐宋古文，故称为唐宋派。唐宋派古文理论，与前后七子相左。唐宋派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其中归有光最为著名。时人称他为“今之欧阳修”，其散文也被誉为“明文第一”。

7、童心说：晚明思想家李贽在《童心说》篇提出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真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是个体之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李贽认为文学必须真实坦率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童心说”具有以下内涵：

一、反对把文学作为阐发孔孟之道的工具；

二、反对复古主义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理论；

三、改变了历来轻视通俗文学的偏见。

8、公安派：明代后期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而得名。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大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

9、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

10、小品文：散文品种之一。“小品”一词在中国始於晋代﹐称佛经译本中的简本为“小品”，详本为“大品”。後遂以“小品”统称那些抒写自由﹑篇幅简短的杂记随笔文字。在中国盛行于明清。

11、八股文：八股文也称“时文”、“时艺”、“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是明清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

12、吴中四才子：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和徐祯卿，他们的观念意识更多地带有市民色彩。具体表现是对国家政治问题的淡漠和对物质享乐的大胆追求。其中以唐寅和祝允明的诗歌及生活方式最具有代表性。

13、吴中四杰：指明初吴中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其中以高启成就最

14、江左三大家：中国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3人的合称。3人皆由明臣仕清，籍贯都属旧江左地区，诗名并著，故时人称江左三大家。在诗歌创作上，他们都宗唐，对于宋诗及宋、元、明以来的剽窃模拟的萎靡诗风取反对的态度。顾有孝、赵澐选其诗为《江左三大家诗抄》9卷。

15、清初三大家：三位作家是侯方域、魏禧、汪琬，号称“清初三大家”，他们的散文比较注意从文章风格上纠正晚明散文的放诞的纤佻习气，主张恢复唐宋散文的醇厚传统。三人中以侯方域成就较为突出。

16、梅村体：诗歌体裁，得名于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号梅村），主要指的是他的七言歌行体诗歌。吴梅村吸取白居易、元稹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在题材内容上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

17、南施北宋：指清代南洪北孔辈较晚的入仕诗人施闰章和宋琬，施为南方人，宋为北方人，故称“南施北宋”。思想属于理学复古的保守派，在诗歌上主张以温柔敦厚的诗风来为“清明广大”的盛世服务。

18、神韵说：清代入仕诗人从“南施北宋”开始，民族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心态，已经逐渐淡化，他们的诗歌已经开始以新的面貌来与现政权取得和谐的相处。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是这种转变的根本完成。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消遣娱乐功能。

19、格调说：格调说由清康乾年间的沈德潜所倡导。“格凋”渊于严羽，主张写诗须讲究形式格调，要写得含蓄委婉，因此其诗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而其创作多为歌咏升平、应制唱和之类。但另一方面他也提倡“蕴蓄”、“理趣”、诗的化工境界及重视作品主导作用等具有审美理论价值的有益观点。

16、肌理说：中国清代翁方纲提出的诗论主张。翁方纲借用肌理论诗，理是指义理和文理，肌

/ 5 1/8/2013

理是指儒家的经术和学问，有时也兼指文理。他把儒家经籍和学问看作诗歌的根本。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用肌理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目的在于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

17、性灵说：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18.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桐城派提出了一套完整可操作的文学理论主张，因此流派庞大，影响时间长。

28、义法：“义法”是方苞的文学见解。他认为作文要讲究义法，“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是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是说文章要有条理、有层次、有技巧，也就是指形式。方苞主张要写好文章，必须学习古文的法则，必须向古代学习。这既是道统又是文统，是道统和文统相结合的完整的体系。

19.阳湖派：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散文流派。代表人为阳湖人恽敬、李兆洛，武进人、张惠言。阳湖派接受了桐城派的主张，致力于唐宋古文，但又对桐城派不满，因而，张惠言、李兆洛提出文章要合骈、散两体之长；恽敬主张兼学诸子百家，以此来补救桐城派行文单薄和思想上专主孔、孟、程、朱的弊病。阳湖派的主张不像桐城派那样拘谨狭隘；他们的作品与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长，并未能真正超过桐城派。由于恽、张曾受桐城之学，故文学史家也有把阳湖派看作桐城派旁支。

38复社：明末一个全国性文社组织，领导人是张溥、张采。他们集合南北各地文士三千多人大会于虎丘，约于1663年成立复社。复社成员正义感强，崇尚气节，关心大众疾苦。以文社形式进行政治和社会活动。复社在文学上主张复古，实际上是要使复古为现实服务。复社中许多作家，像顾炎武、陈子龙、夏完淳都写了不少慷慨激昂感人至深的爱国诗篇，由于复社主张抗清，于顺治九年被清政府取缔，在文学史上这样大规模的文学组织，与政治这样关系密切的社团还很少见，它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注：明末抗清斗争时，复社成员大多壮烈殉国。

39、南朱北王，即清代学者朱彝尊和王士祯的并称。

四、词曲部

1、阳羡派：阳羡词派是清初词派，主要活动在顺治年间和康熙前期。此派的创始人是陈维崧，为江苏宜兴人，而宜兴古称阳羡，故世称阳羡派。阳羡词人崇尚苏轼、辛弃疾，词风雄浑粗豪，悲慨健举，尤以陈维崧最为突出。当时在陈的周围还聚集了一批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如曹贞吉、万树、蒋景祁等，相互唱和，一时颇具声势，为清词的中兴作出重要贡献。阳羡词派的余韵还波及后世，清中期的蒋士铨、洪亮吉、黄景仁等都受其影响。

2、浙西词派：浙西词派是清代重要词派。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都是浙江人，故称之。浙西词派崇尚南宋的格律词人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注重词的声律、技巧。在清朝步入盛世时，提出词的功能“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投合文人学子由悲凉意绪转入安于逸乐的心态，也适应统治者歌颂升平的需要，故天下向风，席卷南北，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属于该派的作家还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登岸、龚翔麟。

3、常州词派：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该词派强调比兴寄托﹐反琐屑饤饾之习。常州词论始於张氏编辑的《词选》，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4、弹词：1．弹词是流行于南方的用琵琶、三弦伴奏的讲唱文学形式，是清代讲唱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流传作品最多的一种。2．弹词在语言上有“国音”（普通话），代表作《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土音”（方言），以吴语为多，代表作《义妖传》《三笑姻缘》

第五篇：明清农业

华中师范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本科毕业生论文

论文题目：浅论明清农业

所在院校： 郧阳师专

指导老师： 魏英

准考证号： 0***

姓

名： 刘永旭

专

业： 历史教育

专业类型：

独立本科段（助学班）

2012年12月14日

摘要：明清时期人口增加迫使土地利用大力发展，人们开始出现了与山争田与水争田的局面。土地的深入利用导致了新物种的引进从而从而客观上引起了耕作技术的发展，改良土壤、推进新品种使农作物迅速普及和发展

关键词：土地利用

新物种

蚕桑

主要内容：

（1）土地利用的进一步发展

明清时期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利用进一步发展，开垦山地、围水造田仍是明清时期土地利用的重要途径并且范围不断扩大。主要区域已由原来的长江下游发展到长江中游，甚至于长江上游和陕西地区。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湖广一带的垸田，垸田的开发，使得两湖地区成了新的谷仓，以至于在明代中期以后就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人们还加紧了对盐碱地、冷浸田、海涂、低产田等的改良和利用，著名的陇中砂田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陇中地区降雨量少，蒸发量大，无霜期短，气温偏低，温差很大，水源不足，而地下水含碱成分高，对作物生长十分不利。砂田即是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的特殊产物。砂田是先将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实，然后在土面上铺上厚达六至十二厘米不等的砂石，通过砂石的增温、保墒、保土和压碱等综合性能，来取到增产的效果，这是明清时期改造低产田的一项重大发明。

土地利用的进一步发展还促进了桑基鱼塘的形成。所谓桑基鱼塘，其办法是将低洼地挖深变成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为地基，基和塘的比例为六比四，六分为基，四分为塘，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屎用以饲鱼，而鱼塘中的塘泥又取上来作桑树的肥料。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在明朝中叶江苏常熟地区即已出现。以后很快就在地势低洼的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广开来。其形式多样，除典型的桑基鱼塘以外，还有的是以农副产品养猪，以猪粪肥田；有的是以青草、桑叶养羊，以羊粪壅桑，还有的是以鱼养桑，以桑养蚕，以蚕养鱼。（2）新品种的引进 明清时期，土地利用进一步发展甘蔗、玉米有很大的关系。甘薯和玉米等原产于美洲。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传到了欧洲，先后传到了中国。

①甘薯最初是从福建和广东两省传入中国的，具体说来又有几条不同的路线。一是明万历年间，从国外引种到漳州，由漳州传到泉州，再由泉州传到福建莆田地区，这条路线以漳州最早；一是明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有人把甘薯由海上传到了晋江，第二年在泉州推广，这条件路线以泉州为最早；一是明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长乐商人从菲律宾引种甘薯到家乡，次年由福建巡抚加以推广，这条路线以福州为最早。大致在福建从吕宋引种甘薯的同时，广东也从越南引进这一作物，东莞人陈益于万历十年从越南把薯种带回到东莞。甘薯引进后，首先在闽粤部分地区得到推广，十七世纪初，甘薯由福建引种到了长江流域，到十八世纪前期，长江流域许多省都已有甘薯栽培，出现了“高山海泊无不种之，闽、浙贫民以此为粮之半”的局面。与此同时，甘薯也开始传到了北方黄河流域地区。

②玉米的引进可能要更加早一些，明嘉靖三十九年，甘肃《平凉府志》中就有关于“番麦”的记载，就其对番麦所作的植物学形态的描述，可知番麦即玉米，证明至迟到十六世纪中期，玉米已传入到中国。从玉米栽培的最早记载出自甘肃平凉来看，玉米可能是从中亚沿古丝绸之路引进到中国的。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杭州人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也认为：“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同时，他还记载：“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说明当时杭州已有玉米栽培。但当时玉米的种植并不普遍，主要分布在山区。大致到十九世纪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玉米种植不仅继续向山区，而且也向平原地区扩展了。

③一般认为花生原产南美巴西，但也有人依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浙江吴兴与江西修水先后出土的植物籽粒，主张中国古已有之，是原产地之一的说法。但花生的广泛种植确在明清时期，且极有可能是明清时期传进来的。十八世纪中期《三农记》记述：“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种也。”就其有关生物学性状及经济特征叙述较为详尽的，书中就其叶、花、根的形态都有所记叙，并以“角插土中成荚”来概括说明，花开胚珠受精，子房柄随即向下伸长，发育为荚果的过程。按“荚”是指延伸的子房柄；“角”指子房和发育的荚果。从而对落花生这一名称的由来也已提示。在指出花生的多种用途及经济价值时，强调其可充油料，而花生已成油料作物则始见于本书，从它说当时湖田沙土已普遍种植，又可推知花生已是主要的油料作物。

④马铃薯也是明清传入的新作物之一。传入之后各地叫法不同，有称洋芋、阳芋，也有称马铃薯、山药蛋。阳芋，绿茎青叶，叶大小，疏密，长园形状不一。根多白须，下结园实。压其茎，则根实繁如番薯。茎长则柔弱如蔓，盖即黄独也。疗饥救荒，贫民之储。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霍煨灼，无不宜之。叶味如碗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隽永。开花紫五角，间亦青纹，中擎红的绿蕊一缕，亦复楚楚。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色白。闻经南山氓，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和路径待考，一般认为是多次多途径的。

从甘薯、玉米等新作物的传入和推广中可以看出，新作物对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使得人口对于原有土地的压力又有所减轻，这就为明清以后，人口的激增创造了条件。另有一种传入的作物为烟草。明代中叶，烟草自菲律宾传入中国，“烟草”的传入和甘薯、玉米等不同，它不仅损害了吸食者的健康，同时侵占了大量的良田。明崇祯年间，已有不少人以吸烟为乐，一些种植粮食的农田也改种烟草了。但烟草的传入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产生重大的影响。

（3）耕作栽培技术的完善

①耕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农业的耕作栽培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从《知本提纲》中可以看出北方旱地耕作形成了浅－深－浅耕作法，《知本提纲》指出：“初耕宜浅，破皮掩草；次耕浙深，见泥除根；转耕勿动生土，濒耖毋留纤草”。这段话是对浅－深－浅耕作法的概括。转耕就是，地耕三次：初次浅，次耕深，三耕返而同于初耕。或地耕五次：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返而同于二耕，五耕返而同于初耕。和北方深浅搭配的耕作方法不同，明清时期，南方水田耕作中深耕得到提倡，深耕的深度通常在八、九寸，有的甚至达到二尺余，为此出现了套耕的耕作方法，深耕多选择在冬至之前的晴天进行，以起到冻土晒垡的作用。适应南方旱地作物的需要，针对南方许多地方地下水位高，且又多雨的特点，开沟作畦，已成为一项很重要的技术措施。

②肥料：明清时期，对于肥料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肥料的种类和积制方法也得到了发展，主要的肥料有养猪、养羊积肥、熏土、泥肥、饼肥、骨灰和灰粉、绿肥等，在肥料的加工方面，出现了煮粪和粪丹，煮粪是将粪在锅里煮熟，粪丹则是配制混合肥料。明清时期，施肥的方法也有所改进，《沈氏农书》上说：“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为农家最要紧机关。”如水稻追肥，“须在处暑后，苗作胎时，在苗色正黄之时，如苗色不黄，断不可下接力；倒底不黄，到底不可下也。”提出了著名的看苗施肥技术。清代杨双山、郑世铎则提出了“施肥三宜”，即根据时宜、土宜和物宜来施用不同的肥料。

清时期耕作栽培技术的要数“亲田法”它综合了区田法和代田法的某些特点，即在大块土地选出小块土地进行人力和物力的顷斜投资，以夺取小块土地的隐产高产，以后逐年轮换，还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

明清时期，棉花和甘薯的栽培管理技术得到了完善。棉花在宋末元初传入到中原地区以后，到明代业已成为主要的衣着原料，与此同时，棉花的栽培管理技术也日臻完善，徐光启总结出了棉花丰产的“十六字诀”，即“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甘薯从明代中期传入到中国以后，人们很快就发明了甘薯的无性繁殖技术，解决了甘薯藏种越冬的问题，还出现了多种的育苗和扦插方式，使甘薯栽培在其传入之后，很快就趋于成熟，这也它得以普及的原因之一。（4）蚕桑的发展

明清时期蚕桑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日益繁荣起来。①桑树桑树品种有明显的增加和栽培技术的进步。而当时各地所拥有的桑树品种数要远远超出16个。在栽培方面，宋元时期重视“科斫”之后，明清时期非常注重桑树树型的养成。宋元以前，大多是高干桑或乔木桑，明以后，高干或中干的拳桑养成逐渐流行，后来更有低干桑的出现。据《蚕桑辑要》的记载，所谓拳桑就是栽植后的第二年正月，在离地二尺高处剪去苗梢，留两个芽，秋后长成两个枝条。第二年正月，又在这两枝条的一尺多高处剪去，并各留二个芽，其余的芽都抹去。以后每年如法剪留。至第五或第六年，在枝条基部连枝带叶剪伐养蚕，经过数年在这一部位的剪伐，便成拳式。一株桑树上可养成8—10个拳。拳桑的养成具有省工、便于采摘、和保证雨天能有干叶饲蚕这样一些好处。所以在明清嘉湖地区颇为流行。明清时期还将科斫用于枯桑的更新，“将己枯之树，离地六七寸截去，而留其老桩，以肥土堆积其上，俟明春另发嫩条，养成低桑，亦一善法也。”“低桑之放叶较早，于采小叶者最宜”。为了提高桑叶的产量，明清时期十分注重桑园施肥，尤其是提倡“谢桑肥”。《沈氏农书》指出：“剪桑毕，再浇人粪，谓之‘谢桑’。浇一钱，多一钱之叶，毫不亏本，落得好桑。谢桑尤是紧要工夫，切不可因循。”杭嘉湖地区用做桑肥的主要是河泥，“桑不兴，少河泥”，所以“萳泥第一要紧事。”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明清时期注意到桑蟥和癃桑的防治。癃桑是病毒引起的桑病，为害严重，因此《沈氏农书》指出：“设有癃桑，即翻去之，不可爱惜，使其缠染，皆缘剪时刀上传过。《沈氏农书》中提到，防治桑蟥着重在于刮桑蟥卵块，不使遗漏，以免后患无穷。凡桑一癃，再无医法，断不可留者。”

②养蚕技术的发展。明清时期，在浴蚕方面采取了添加石灰、盐卤和高温水浴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可以消毒，还可以起到留强去弱，选择良种，促进蚕卵孵化的作用。明代在养蚕方面的重大成就就是认识了杂交优势。《天工开物·乃服》：“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指用一化性的雄蛾与二化性的雌蛾杂交，通过人工选择培育出新的良种。该书还记载：“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嗣变成褐茧。”书中还指出：“又一种不忌泥涂叶者，名为贱蚕，得丝偏多。”所谓“贱蚕”是指在不良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抗逆性强的品种。蚕种优化，使得扩大养蚕规模，明清时期，浙江湖州一带，为了节省蚕筐，往往在大眠之后，把蚕放在地上饲养，叫做“放地蚕”。放地蚕时，要建蚕仓，“择室之明亮者，打扫洁净，以坚厚土砖散置其中，使布叶者有立脚处，仓边用厚木板围好（小土砖亦可），再以稻草截作寸许乾，匀铺地面（以不露地面为度），而以蚕匀铺其上，不宜过密，亦不宜过稀，过疏则费叶，过密则老得不齐。” 明清时期还创造了花簇和方格簇。花簇是广东特制的一种排湿结茧工具，以适应广东气候高温多湿，养蚕批次多，批量大的需要。方格簇则出现在太湖地区，它对于控制上簇密度，减少双宫、黄斑、紫印等屑茧，提高蚕茧质量有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方格簇需要较高的经济条件，未能得到很好的普及。

明清时期，为了提高蚕丝的质量，还对缫丝的方法进行了改进。是有“出口干”和“出水干”的出现。所谓“出口干”，就是当熟蚕吐丝结茧时，保持适当的温度环境，使则吐出的丝一见空气就能迅速干燥。“出水干”就是使刚从煮茧锅中缫出的生丝能迅速干燥。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炭火加温。

公元1368年，经过元末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政权明清农业在宋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发展。农业是农业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同时也是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农业的兴衰是农业社会中经济兴衰的直接标志。本着这种认识，作者认为考察清代的农业成就，对于了解清代的经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中国农业全书》 《沈氏农书》

致谢词：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魏老师。老师平日里工作繁多，但在我做毕业设计的每个阶段，查阅资料，设计草案的确定和修改，中期检查，后期详细设计，装配草图等整个过程中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我的设计较为复杂烦琐，但是魏老师仍然细心地纠正图纸中的错误。除了敬佩魏老师的专业水平外，他的治学严谨和科学研究的精神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并将积极影响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