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哲学专题

第一篇：宋元明清哲学专题

宋明理学概说

教学目的：通过本次课，使大家了解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掌握其主要特点和研究的主要问题，熟悉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和代表人物，并大概了解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教学内容：

一、何谓理

二、宋明理学所形成的条件

三、理学的称谓问题

四、宋明理学的主要特点

五、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

六、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宋明理学的主要特点、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

难点：理学的称谓问题

一、何谓理

理：是指一定社会的人由理性所共同确认的道德法则、交往法则、行为规则、推理原理；又常指事物具有的性质、规律和法则。在理学家看来，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即道德原则实质上宇宙普遍法则在人类社会的特殊表现。

理学：中国宋明时期的哲学思想是以讨论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想，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

学，专指二程、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二、宋明理学形成的条件

理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唐代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大家知道，宋元明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高峰。由于宋明时期的哲学形态在学术史人们都习惯以“宋明理学来”来称呼，故此，这段时间上的哲学人们都习惯上称之为“宋明理学”。

其实，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一种历史形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化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老化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是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叶以后的韩愈、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而至两宋朝时期蔚为大观，形成异常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 影响深远的儒学运动。这种影响的深远性主要表现在时间与空间方面。

在时间方面，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明清之际，甚至影响到当代；在空间上，这场儒学运动不仅仅限于儒学的故乡——中国，这场运动还影响到东亚、南亚以及世界诸国。在东亚诸国的儒学主要是指理学或者是性理学。这个理学的成为问题，后面将有专题讲解。

那么，我们所讲的宋明理学究竟是如何产生。理学的产生，是一群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有抱负的学术群体对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的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的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之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为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为的“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与道德危机。

总体说来，宋明理学的产生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严重的信仰危机与道德危机情况之下的一次力挽狂澜。总结起来，宋明理学的产生可以概说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学是唐中叶以来复兴儒学的延续。

中唐以后，由韩愈提出了道统说，对佛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提出了仁、义为儒学之道的主要内容。这是理学的最初萌芽，后柳宗元、李翱相继亦提出了关于儒家道统的相关学说，可视为理学的萌芽。所有中唐以来的几位思想家的思想都启发后来的儒者以一种复兴儒学和弘扬传道的意识。在这些极力推崇的代表人物当中，对宋明理学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是韩愈，他的“道统说”，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道世系，并以自己为继孔孟自任，而开儒家讲道统之先河。李翱的“性情”说以“性善情恶”论为儒家的性善论做出了新的论证、“复性”的思维方式和把儒学当做“性命之学”的基本观点，以及融会儒佛的做法，使理学家们深受启发。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因此，这实开了宋明理学之端绪。

理学经唐朝萌芽阶段以后，后来“宋初三”（胡瑗、孙复、石介）的继续发扬以及“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的极力推崇，使得儒学有了很大的进展。后又经过南宋的朱熹、明代的王守仁、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学者的鼎力支持，使宋明理学进入一个中国哲学的一个高峰时期。最终分别形成了理学、气学、心学三大主流派别。经过上述环节，最终宋明理学到南宋的朱熹可以说是最终形成了。这是宋明理学形成的第一条件。

其次：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果实。

理学并非是单纯的儒学，而是在儒学的背景之下的三教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上，曾经出现过在魏晋时期的三教合一的思潮。唐代实行三教合一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与发展中，儒家实际上是处于劣势地位的，深深感受到来自于佛老二教的压力。理学的产生即是在回应佛老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老入儒的成果。因此，宋明理学的产生，是在回应佛教、道教对儒教的挑战的基础之上产生的。

第三：理学是北宋初期开始的思想解放的产物

宋明理学的产生，是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于疑经改经，由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注重发挥义理，并敢于发前人所未发。各学派之间爱你相互辩论，相互启发。学派之多，成果之盛，形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新的百家争鸣。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百家争鸣，大胆立论，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和有利的学术氛围。

第四: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任何一个学术的产生都是当时时代的产物，理学的产生亦是如此。理学的产生即是适应了唐朝以来的伦理道德沦丧的结果。虽然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辉煌的朝代，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当时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在强势的唐朝，亦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最为严重的问题即是唐朝的纲常伦理问题，在那个时候，唐朝的人伦混乱，道德松弛，纲常乏力。如若单以唐代王室为例，尔虞我诈，乱伦败德，父母子女兄弟相互残杀，举不胜举。此外，在唐宋之际，各少数民族崛起，列国纷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道德观念上形成了尖锐的碰撞和冲突。可以说，唐以来中国在文化上的高度繁荣是与纲常松弛、道德式微的状况是相伴随的。理学的产生，便是儒家的出于革除时弊、整顿人心、重树道德价值和重建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需要。可以这么上，任何时代的哲学的产生，都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相适应，都是时代的产物。

三、理学的称谓问题

（一）理学的称谓大约有如下几类：理学、道学、性理学、宋学、新儒学

1、理学

理学一词，在宋代最初是被用来概括当时的儒学。在南宋理学大家朱熹那里，他所赋予的涵义是讲道理或者说是有道理之学，就其学派而言，则不仅是指后来的被当做理学正统的北宋“五子”之学，而且也将二苏为代表的蜀学包括在内。陆九渊亦使用理学一词来统称宋代的理学。陆九渊亦说，“唯本朝理学，远过汉唐”。理学一词，实始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朱子语类1435页）。朱熹后学将“理学概念”规范为立足于“道统”的符合先秦的儒学精神的正统儒学，并把周敦颐视为承接这一儒学正统的“鼻祖”。从内涵方面开来，“理学”通常是指“脱出训诂”而阐发义理之学，但由于从朱学的方面进行总结，故此其中心又落到了程朱一边。

元中叶以后，程朱理学上升为官学。元人编写《宋史·道学传》便以程朱一系为“道学”，而不列陆九渊一派。到元末，张九韶辑北宋五子及南宋朱子之言，辅以荀子之下数十人之说，成书《理学类编》一书。但张九韶不辑陆九渊之言，承袭了《宋史》将陆九渊心学排斥在外的做法。在学术发展史上，“程朱理学”的说法无疑是表达了程朱一派在与心学争“道统”的正宗中所取得的胜利。故在称呼上后世学者也多把“理学”一词专归程朱一派，并把它作为整个宋明儒学中与心学相对的程朱学术的代称。明代的心学大家王守仁虽然在学术上“是陆非朱”，偏向陆九渊心学，但他也有调和历史颇久的朱、陆异同之论，企图折衷二家之说，故也使用“理学”的概念。王守仁的高足王畿则将明代心学一系统称为“理学”：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宪章），至先师而大明。王畿排斥程朱而只认定心学为明代理学正宗的看法，与宋史为代表的观点正好相反。但在理学的概念的认同上是相得益彰，说明了“理学”一词实际上已成为了由两宋道明代的儒学主流的看法。

明末清初之际，有不少总结宋明的学术的著作问世。无论是孙奇缝的《理学宗传》，还是在更享盛名的《明儒学案》以及由他而开始而在后人那里完成的《宋元学案》中都可以看出，以“理学”作为宋明儒学之总称的观点已经形成，并开始流行开来。总之，宋代理学主要是指义理之学。黄震说“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出训诂”。这些说法，理学主要是指义理之学，与词章、考据相对待。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代以来的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包括周程张朱的道学，也包括陆九渊等人的心学。明末黄宗羲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前代之所不及也”。他所说的理学既包括程朱派的理学，又包括陆王派的心学。即是说，理学是作为儒学的形态的总称，已经是预定俗成的事情。这个说法一直沿用道今天。

理学”一词，在宋代最初曾被用来概括当时的儒学。在南宋理学大家朱熹那里，他所赋予的涵义就是讲道理或者是有道理之学，就其学派而言，则不仅仅是指后来被当做理学正统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之学，而且还包括二苏（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在内。与朱熹对立的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陆九渊亦使用“理学”一词来统称宋代的儒学，并认为“本朝理学，远过汉唐”。

到南宋后期，朱熹后学将“理学”概念规范为立足于“道统”的符合先秦儒学精神的宋代正统儒学，并把周敦颐看做是承接这一儒学正统的理学“开山”。从内容方面来说，理学通常是指“脱出训诂”而阐发“义理”之学，但由于从朱学的角度进行总结，故其中心又落到了程朱一边。

元中叶以后，程朱理学一派上升为官学，故元人编《宋史·道学传》便以程朱一系为“道学”即儒学正统，而不列陆九渊一派。到元末，张九韶辑北宋五子及南宋朱熹之言，辅以荀子以下数十人之说，成《理学类编》一书。但他不辑陆九渊之言，承袭了《宋史》将陆九渊心学排斥在外于理学之外的做法。但学术发展史上，“程朱理学”的说法 3 无疑表达了程朱一系在与心学争“道统”正宗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故在称呼上后世学者也把“理学”一词归结为程朱一系专有，而把它作为整个宋明儒学与心学相对的程朱学术的代称。

明代的心学大家王守仁虽然在学术上“是陆非朱”，并偏向于陆九渊心学，但他也有调和历史颇久的朱、陆异同之论，企图这种而家之说，故也使用“理学”的概念。王守仁的高足王畿则将明代心学一系统称为“理学”：“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而大明。”（《龙溪先生全集》卷十，《复颜冲宇》）王畿排斥程朱而之认定心学为明代理学的正宗的看法，与《宋史》为代表的观点正相反对，但“理学”概念的认同却正好相得益彰，说明了“理学”一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由两宋道明代的儒学主流的总称。

明末清初之际，有不少总结宋明的学术专著问世。无论是孙奇缝的《理学宗传》，还是在当时更享有盛誉的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由他开始而在后人那里完成的《宋元学案》中都可以看出，以“理学”作为宋明儒学之总称的观点已经流行开来。直至当代，学者们在宋明儒学的研究中，以“理学”作为之一时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学形态的总称，已经是约定俗成。

2、道学

宋明理学一词，冯友兰称之为“道学”（《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1987年版）其实，道学之名虽早于理学之名，但道学的范围却比理学的范围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北宋的理学当时即称为道学，而南宋时期的理学的分化，使得道学之称只适用于南宋理学中的一派。到明代，道学的名称就用得更少了。所以总体上说，道学是理学起源时期的名称，在整个宋代它是理学主流派的特称，不足以囊括理学的全部。根据明清以来的特别是相待学术的划分的用法，一般情况下我们仍然采用的是宋明理学这个称谓。

在北宋之张载、程颐这里，道学二字虽然连用，实际上是指道与学，并不是指某一学术系统或者是学派。具体说来，北宋元祐前后的道学并不是指某一学术系统的定称。二程所说的道学也即是如此。在二程这里，道学的意思是比较明确的，程颐以他和其兄二人所倡导的学术为道学，并曾感叹初创是的情形说：“呜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鞥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为有力矣。”（二程集·祭李端伯文）经过二程兄弟的努力，“道学”逐渐传播开来，“述其大学者甚众”。

到南宋，“道学”已经成为一种特征鲜明的学术派别的称呼。朱熹继承了这一学统，称赞“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之后，可谓盛矣”（《朱文公集》卷七十五，《程氏遗书后序》）。当时在政治上也围绕着“道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些反对“道学”的人士，从其政治出发，激励攻击朱熹及其学术，认为“道学”是“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史）。事实上，朱熹所开创的道学具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其一，广义上的道学是指他们所理解的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如朱熹说：“子思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即是指孔孟的精神传统。狭义上的孔孟道统是指继承了孔孟道统的以洛学为主干的思想体系。

总之，从程朱一系自身来看，朱熹编过一本《伊洛渊源录》的论述“道学”源流的书。无论是这本书的内容还是其内容，都只把“道学”限定在程朱一系，不仅把王安石的“荆公新学”、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陆九渊一派的“心学”、苏氏兄弟的“蜀学”排斥在外，而且也把与他学术极为相近的吕祖谦的婺州（金华）学者的“婺学”排斥在外。由此看来，所为的“道学”，其实是指程朱一派的学术或者是学派。

3.性理学

“性理学”的“性理”二字，意思是指性命义理或性命理气，因其最初是由程颐的 4 “性即理也”引出，故后人曾以此名述称程朱学派。道明清时期的由官方所编订的理学读物《性理大全》均把程朱道学与陆九渊的心学合撰。因此，所为的“性理之学”，也就包涵了宋明时期的主要流派，在这种意义上说，可以将性理之学作为宋明理学的同义词使用。

在一定意义上说，“性理”一词可以说是汇合朱陆之意义。如黄宗羲便说：“先生（陆九渊）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者，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分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朱熹）之学，则以道学问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之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唯从事于覃思，是师心自用也’。”（宋元学案·陆九渊学案·案语）“性理”二字，正好包容了陆九渊心学的“尊德性”与朱熹的“格物穷理”的为学宗旨。

不过，“性理学”、“性理之学”的称谓在海外入朝鲜半岛，又不独指中国的理学，也指称与中国理学特征相似的朝鲜半岛的儒学。4.宋学

“宋学”是与“汉学”相对而言的。所谓的“汉学”，是指盛行于汉唐时期的儒家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方法。汉儒治经，偏重于名词的注解训诂。对于经典的注解，往往是由经而传，由传而有疏。这种治学方法，虽然对于看懂和理解儒学的经典有相当的帮助，但它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只关注于文字而不重视对于义理的发挥的问题。到了唐代，这种学术的弊端愈发明显。唐儒治经，依汉注作疏，以“疏不破注”为原则，以“疑经”为叛道，以“破注”为非法。此种治学学风和方法，对于思想的发展起了严重的束缚作用。

宋儒在治学上，受唐代以来强调“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的影响，敢于打破汉唐注解，他们一方面“舍传求经”，直接面向儒家经典，一方面疑经改经之风盛行，敢于提出自己的理解和思想。他们在对经典的理解上，不再专注于经典文本和语句的字面，而是更关心经典所包含的义理，经典本身的作用只不过“载道之具”，而其中所包含的成贤成圣、修齐治平的道理才更是根本的。

理学之后，清代的学风又为之一变。人们反对宋明儒学空谈义理的空疏学风，学问重新走向注重考据训诂一途。这时，人们把宋明理学家那种注重义理理解和发挥的学术方法和学风称为“宋学”，而把汉唐儒学家那种注重名物训诂的学术方法和学分成为“汉学”。可见，“宋学”与“汉学”，主要是缘起于两种不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风气的称呼，起初并不是学派与学术思想的代称，故而所谓“宋学”与“汉学”的概念，并不完全等于宋明理学和两汉经学的概念。5.新儒学

“新儒学”的概念，英文为“Neo-Confucianism”。它的产生较晚，大致20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后来逐渐流行。国外一些汉学家，大都采用“新儒学”一词来指称与传统儒学风格与旨趣极为不同的宋明儒学。受其影响，当代不少学者沿用了这一做法，特别是在英译中国哲学文献中，基本上都采用“Neo-Confucianism”一词。与此相应，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继承宋明儒学而形成的“现代新儒学”，也是因接续宋明儒学而得其名。

宋明儒学较之于前代，的确是风格迥异的“新”的儒学。哲学儒家学者们在政治伦理方面要求重振被隋唐以来的佛道二教搞乱了的儒家纲常，在学术风格上不拘泥于经义训诂，而是凭己意说经，在哲学理论上则垂青所谓“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并利用和改造先秦儒家的经典来讨论有关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故与汉学以来的学术传统打不相同。在此意义上，新儒学与宋学的含义较为近似。

新儒学的“新”的特定意义，以朱熹的概括为例，是说儒学的发展在秦以后消沉了和走样了，儒家的道统中断了。“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汉以来或者是两汉 5 经学、神学，或者是魏晋玄学，或者是隋唐佛学，“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所以他们要重新发掘儒家的精蕴，回复到孔孟的本旨，以便使君子能“闻大道之要”，小人也能“蒙至治之泽”。于是便把这种否定汉唐儒学而与先秦儒学相对而言的宋代及其以后的儒家称为新儒学。正是因为如此，今天使用新儒学的概念来指称宋明理学，应当考虑到理学以前经学化的儒学、玄学化的儒学等前代儒学发展的贡献。

四、宋明理学的特点

理学的产生和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唐代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合理作用的结果。理学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1、理学是思辨化的儒学

理学是思辨化的儒学，是相对于先秦与汉唐时期的儒学而言的，宋明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它的思辨性。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本身所具有的思辨性深深地吸引了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儒家的应变总体上是落后的。在唐一代，儒家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李翱等，就意识到儒学面临佛道二教，尤其是外来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但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比较简单化，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书”，永政府干预的方式强行禁止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李翱思考得相对深入一些，主张援佛入儒，以儒包佛，一词解决佛教文化的冲击。

宋代的理学家们意识到，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自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形而上层面所存在的严重不足。儒学在孔子创立之时，只是一些伦理原则与教条，由于孔子本人罕言“性与天道”，所以如何那个哲学本体层面论证儒学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从“四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阴阳灾异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式论证。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些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入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是错误，入荀子与杨雄），而董仲舒的阴阳灾异和神学化的论证更显得粗浅。

理学家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例如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最具有形上学的性质《周易》的道器观，孔子的“仁”学思想。《孟子》与《中庸》对于性与天道的问题的探讨。理学家们吸收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上学本体论的概念，并给予系统的论证，如周敦颐、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与朱熹的“天理”、王安石和二苏的“道”、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等等。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以哲学形上学做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他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2、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书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是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与汉唐儒学的相反的趋势，亦表形出一红想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味道。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判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儒家的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纲常人伦以及内含于其中的“所以然”和“所当然”的道 6 理。

理学家们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仲舒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再政治哲学，而在伦理道德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理学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者是“格心”的认识论、成圣成贤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纵观宋明理学，心学一派对于伦理道德以外的事务并无兴趣，理学一派由于“格物穷理”的理论指导，对于万物之理的认识仿佛也有超出伦理道德狭隘范围的趋势，然而其理论目的仍然是指归于儒家伦理的必然性、普遍性和绝对性的把握。所以，无论是理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或者是知识论，都不能与西方哲学相比附，其思维的对象不是自然与万物，而是伦理与道德，其理论的旨趣不在于人类理智对于自然对象以及人类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类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的正当性的认识和主题道德的个体自觉。

3、融合佛老的儒学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融合佛老的特。宋明理学在融合佛老主要变现在如下几个层面：A.借鉴与吸收佛道二教的宇宙观和本体论，建构儒家的哲学理论基础；B.借鉴吸收佛老的传法的法统，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也即儒家的“道统说”；C.借鉴与吸收佛老二教的禁欲主义学说，把它作为理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道德主张。这个思想随明清思想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其消极的层面成为一些有识之士对于理学家中批判的焦点所在。

宋明理学们虽然对佛老都进行了批判，但佛教在当时的影响是远远超过道教，故儒家理论斗争的重点也是佛教而不是道教。同时，由于道教的哲学基础——老庄的理论自魏晋以来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为儒家所吸收，而后来作为宗教的道教的理论又往往受佛教的影响和启发而形成，所以，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实最主要的是关于本土的儒学与外来佛学的融合问题。

宋明理学们无一不是以“辟异端”的态势激烈的反对佛教，但是由于自身的理论建构又往往离不开自己所反对的佛教的帮助与支持。经过宋明理学们的“批判”，本来被视为“异端”的佛教的思想观念反而进入了中国正统学说的内部核心，儒释道三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儒道互补让位于儒佛互补。此前，无论佛教如何中国化，它终究还是佛教，而当佛教的价值观念进入儒学并居于核心地位时，它才真正表明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理学在这场批判吸收外来文化而捍卫本土儒家价值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最终引出的结果是耐人寻味的“他们批判的是佛教的形式，却把其精髓纳入到儒学内部；他们捍卫的是正统儒学的尊严，却利用了佛教的哲学思辨；他们强化的是儒家的人伦道德实践，后来却又流于佛教禅学的空疏。这些历史教益可以说从不同的方面披露了佛教对于宋明理学的影响。

五、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及其发展线索

（一）主要派别：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以及其他派别

宋明时期，理学的繁荣从其思想的传播、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传承来看，足可以和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相媲美，并由此展现出一条清晰可见，易于把握的历史发展线索。

首先，按照各学派在理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可以分出理学的所谓的主流派是指在理学中居于正统地位的程朱道学一派，与程朱相抗衡而同居于理学中心地位的陆王心学一派以及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为代表的张王气学一派。所谓的非主流一派，是指在当时是显赫一时，然而在理学的流传中未能居于主导地位的其他学派：诸如司马光的涑水学、二苏的蜀学、胡宏和张式为代表的湖湘学、吕祖谦的婺学等。同时，还有一些学 7 派在严格的意义上并不属于理学，而是与理学的主张相互对立，但从他们学说的创立、其与理学家的争辩和理学的发展的影响来看，也在理学的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像王安石的新学，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等便是如此。

其次，仅就道学、心学、气学三排来讲，他们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儒学如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的存在与发展，特别是如何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和落实儒家思想的价值。但三排学者哲学的解决方式和侧重点不同。其中，道学侧重于从哲学上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的永恒性与至上性，在实践上强调对于儒家伦理纲常价值的认识和内化；心学则侧重于说明道德内在根据与道德主体性，在实践上则强调道德的外化与践履。气学的立场则接近于道学，但在哲学论证的方式上又有自己的特点。

（二）发展线索：

理学发展线索：道学宗主：在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中，周敦颐后来被推崇为“道学宗主”；

奠基者：张载则不仅仅是气学的奠基者，同时也是道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开创者：二程兄弟。作为道学的主要开创者，在“北宋五子”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重要补充者：邵雍。开出了先天“象数学”的另一理路，是对作为理学理论主体的义理的系统的重要补充。

集大成者：朱熹。是集北宋以来理学发展之大成，成为后来理学影响最大的理学代表人物。

与理学抗衡的另一条线索：心学。陆学与朱学正好相对立，“朱陆异同”后来成为理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心学一派。

开创者：张九成 发扬光大： 陆九渊 系统化：王守仁

与理学并驾齐驱的气学派： 开创者：北宋张载

发展者：王廷相、罗钦顺

系统总结者：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那里得到了系统的总结。王夫之不仅是气学大代表，他也是整个宋明理学的一位批判总结者，他的思想构成了明清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

第二篇：隋唐,宋元,明清文化

隋唐文化

1.韩愈和李翱的作品突出体现唯心主义思想，而柳宗元和刘禹锡更是唐代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韩愈在他著作《原道》和《原性》中复古崇儒、驳斥佛道，认为僧道不顾及生产，浪费社会财富，僧尼道士应当回乡还俗，焚烧佛经咒文，将寺庙观宇改为民居。他推崇孔子在《论语》中道述的道德观念，以其作为日常伦理的标准。他认为天生人性，并可划分为上中下三品。李翱在《复性书》发展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之性皆善，但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喜怒哀乐之情的干扰，使得性无法发挥，要求恢复人的善性克制人的情欲，所谓“复性”。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2.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六学，为国子学、太学。科场内外、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3.唐朝音乐舞蹈发达。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乐，并入原有的九部乐成为十部乐：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唐高宗以后，十部乐开始衰落，音乐家开始研究新的乐舞，各部乐间的区别逐渐消失，至玄宗朝撤销。玄宗本人就是音乐家，爱好亲自演奏琵琶、羯鼓等多种乐器，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等百余首乐曲；他非常重视雅乐事业，将十部乐分为坐部伎（坐在堂上演奏）和立部伎（立在堂下演奏），曾经亲选坐部伎三百人，号为“皇帝梨园弟子”，李龟年和永新娘子都是名噪一时的歌唱家。

宋元文化

1.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使中国古代文化达到高度繁荣 3.影响且促进了欧亚等世界文明的发展

明清文化

1.制度建设空前完备。明朝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并开创新制的特点。仅以政治制度为例，如经朱元璋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权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为主体，地方以各省“三司”为主体的官制结构；永乐后，又形成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内阁、司礼监体制；还逐渐形成了旨在统一事权以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督抚制度。相比元朝，其官制体系既大大简化，又体现出明显的相互制衡的特点，皇权及统治效能皆空前加强。2.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总体说来，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相比前代有了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随着粮食品种的增多特别是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以及植桑、种棉等经济作物的普及推广，农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3.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流动加快。宋代以后，世族地主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非贵族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主体。而至明代，非贵族地主的数量及其在地主阶级中所占比重都空前提高；除作为主体的缙绅地主外，在经济发达地区还出现了少量的经营地主。

第三篇：宋元明清文化活动课

宋元明清文化活动课

一、本课设计思想：

依托六下历史课本中文化部分的内容，模拟诺贝尔文学奖现场，由学生设计颁奖词和获奖者进行获奖演讲。

本课主要培养学生主持集会的能力，高度概括文学作品的能力，以及大胆发言阐述自己主张见解的能力。

将同学们分成三个小组，一组负责主持，二组负责颁奖，三组作为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演说。

二、示例

莫言颁奖词：他使个人从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

瑞典文学院成员、作家韦斯特伯格为莫言领奖致辞。他以介绍莫言为一个诗人开头。“莫言能够信奉历史，并且能够站在超脱于政治的层面之上，通过比较戏谑的方法和个体的愉悦揭示了人性体验、人性存在的各个方面，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强势的、符号式的重量。”颁奖词摘选：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莫言获奖演讲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

„„

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谢谢大家！

下面是模拟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关汉卿、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和蒲松龄。

请一组的同学设计主持词，二组同学设计颁奖词，三组同学分别扮演上述作家的角色，准备获奖演讲词

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诗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与欧阳修并称“欧 2 苏”，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liǎo），雄姿英（yīng）发。羽扇纶(guān）巾，谈笑间、樯橹（qiáng lǔ）灰飞烟灭。故国⑾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huā）发（fà）。人生(间)如梦，一尊还（huán）酹（lèi）江月。

译文：长江朝东流去，千百年来，所有才华横溢的英雄豪杰，都被长江滚滚的波浪冲洗掉了。那旧营垒的西边，人们说：那是三国时周郎大破曹兵的赤壁。陡峭不平的石壁插入天空，惊人的巨浪拍打着江岸，卷起千堆雪似的层层浪花。祖国的江山啊，那一时期该有多少英雄豪杰！

遥想当年周公瑾，小乔刚刚嫁了过来，他的姿态多么的雄峻！手里拿着羽毛扇，头上戴着青丝帛的头巾，谈笑之间，曹操的无数战船在浓烟烈火中烧成灰烬。神游于故国（三国）战场，该笑我太多愁善感了，以致过早地生出白发。人的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还是把一杯酒献给江上的明月，和我同饮共醉吧！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李清照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文学家，章丘明水（今属济南）人。以词著名，兼工诗文，并著有词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李清照她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一同研究金石书画，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1127年,靖康之变后，她与赵明诚避乱江南，丧失了珍藏的大部分文物。后来赵明诚病死，她独自漂流在杭州、越州、金华一带，在凄苦孤寂中度过了晚年。她的《声声慢》就创建在此时,所以诗中,从开头的几对复词,可以看出她的悲伤.她是一位在诗、词、文、赋都有成就的作家，但最擅长、最有名的是词。她早年曾做《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注重词体协音律、重铺叙、有情致的特点，并批评了从柳永、苏轼到秦观、黄庭坚等词家的不足。

因此可说李清照的作品是和愁字分不开的,从开始的情仇,到家破人亡的家愁,再到江山沦陷的国仇.这纷繁的愁绪令她一步步地迈上了文学的圣殿.真可谓万古愁心!

清照文词绝妙，鬼斧神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尊为婉约宗主，是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

李清照的词可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描写伤春怨别和闺阁生活的题材，表现了女词人多情善感的个性。如《如梦令》描写惜春怜花的感情: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另一首:《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欧鹭。

李清照的词独具一家风貌，被后人称为“易安体”。李词的主要特点有:一是以其女性身分和特殊经历写词，塑造了前所未有的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从而扩大了传统婉约词的情感深度和思想内涵。二是善于从书面语言和日常口语里提炼出生动晓畅的语言;善于运用白描和铺叙手法，构成浑然一体的境界。

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

辛弃疾南下后，正值南宋统治集团中妥协投降势力嚣张得势之时，他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宋孝宗乾道元年，他反复上书，议论恢复大计，批驳悲观论点，但均未被采纳。

辛弃疾是南宋最负盛名的伟大词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由于恢复失地、抗金救国的伟大理想不能实现，他就用词这一文学武器来进行斗争，来抒写他积郁于心的复杂情感。他的重要词篇，表现了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坚强决心，批判了南宋王朝偏安江左、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抒发了自己虚度岁月、壮志难酬的满腔悲愤。他还写下一些歌咏祖国壮丽河山与描绘农村风土人情的作品。当然，有的作品也反映了作者持酒狂放、寄情山水与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俗思想和消极情绪。

辛弃疾继承和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和表现手法，突破了诗、词、文的界限。他善于以诗、以文为词，常用暗喻和比兴手法，使词旨委婉含蓄并具有沉郁顿挫的韵致。他的词，虽然以雄浑豪放为主，但并不缺乏清丽婉约之作。辛词也有明显的缺点，主要是有时用典过多，致使词意隐晦，词语艰涩；另外一些词则过于散文化，缺少真情实感，失去了词的韵味。

辛弃疾是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词人。当时，以辛弃疾为核心曾经出现一大批以抒写爱国思想为主的豪放词人。辛弃疾在扩大词的内容和发展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xiè)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xū），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bì)狸（lí）祠（cí）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译文：历经千古的江山，再也难找到像孙权那样的英雄。当年的舞榭歌台还在，英雄人物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不复存在。斜阳照着长满草树的普通小巷，人们说那是当年刘裕曾经住过的地方。回想当年，他领军北伐、收复失地的时候是何等威猛！

然而刘裕的儿子刘义隆好大喜功，仓促北伐，却反而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乘机挥师南下，兵抵长江北岸而返，遭到对手的重创。我回到南方已经有四十三年了，看着中原仍然记得扬州一带烽火连天的战乱场景。怎么能回首啊，当年拓跋焘的行宫外竟有百姓在那里祭祀，乌鸦啄食祭品，人们过着社日，只把他当作一位神祇来供奉，而不知道这里曾是一个皇帝的行宫。还有谁会问，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

《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译文：夜晚的东风将元宵的灯火吹得如千树花开，更让烟火看来是被吹落的万点流星。华丽的马车香气洋溢在行驶的路上。凤箫吹奏的乐曲飘动，与流转的月光在人群之中互相交错。整个晚上，此起彼伏的鱼龙花灯在飞舞着。美人的头上都戴着亮丽的饰物，身上穿着多彩的衣物，在人群中晃动。她们面带微笑，带着淡淡的香气从人面前经过。我千百次寻找她，都没找到她，不经意间一回头，却看见了她立在灯火零落之处。（站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是对他自己的一种写照。根据历史背景可知，当时的他不受重用，文韬武略施展不出，心中怀着一种无比惆怅之感，所以只能在一旁孤芳自赏。也就像站在热闹氛围之外的那个人一样，给人一种清高不落俗套的感觉，体现了受冷落后不肯同流合污的高士之风）

关汉卿

关汉卿（约1220年──1300年），元代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与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关汉卿位于“元曲四大家”之首。

在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皇亲国戚、豪权势要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的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慨慷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关汉卿是位伟大的戏曲家，后世称关汉卿为“曲圣”。1958年，被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中外展开了关汉卿创作700周年纪念活动。同年6月28日晚，国内至少100种不同的戏剧形式，1500个职业剧团，同时上演关汉卿的剧本。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外国人称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经过七百多年历史的考验，关汉卿在中国戏剧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已被大家所公认。他的创作遗产已成为民族艺术的精英，人类文化的瑰宝，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窦娥冤》简介

窦天章因为欠蔡婆婆高利贷，无钱归还，将小女端云给蔡家当童养媳。蔡婆婆给窦天章盘缠赴京赶考并把端云改名为窦娥。窦娥与丈夫生活不久后，丈夫暴病去世，窦娥与婆婆二人守寡在家。一日，蔡婆婆向赛卢医讨债时，险被无钱归还的赛卢医杀害，巧被路过的张驴儿与其父撞破此事。张驴儿借 7 口救命之恩，在蔡婆婆家住，贪图窦娥美貌，要求与其父一同入赘蔡家。窦娥守节不肯，张驴儿就下毒计，从赛卢医处买得砒霜，下到窦娥为蔡婆婆做的羊肚汤中，欲要毒死蔡婆婆，胁迫窦娥改嫁。正巧蔡婆婆作呕，吃不下，反毒死了自家老子。张驴儿要挟不成，诬告窦娥。贪官欲屈打成招，窦娥不招。而后要挟要打蔡婆婆，窦娥只好招认。处死前，窦娥许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绫，六月飘雪，大旱三年以证明其冤屈。皆应验。窦天章科举得中，三年后任廉访使至楚州，见窦娥鬼魂出现，于是重审此案，为窦娥申冤。

节选：

又听得法场外人声呐喊，都道说我窦娥冤枉可怜!虽然是天地大无处申辩，我还要向苍弯诉苦一番：……这官司眼见得不明不暗，那赃官害得我负屈含冤；倘若是我死后灵应不显，怎见得此时我怨气冲天，我不要半星红血红尘溅，将鲜血俱洒在白练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得见，还要你六月里雪满阶前；这楚州要叫它三年大旱，那时节才知我身负奇冤!

……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以下作家及作品介绍（略）明清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第四篇：宋元诗篇

宋元詩篇

 柳永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 欧阳修

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壹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 王安石

明妃曲（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 苏轼

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贰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 秦观

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 黄庭坚

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 周邦彦

六醜

正单衣试酒，恨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

叁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遶饒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 晏几道

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 李清照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肆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 陆游

关山月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令宵垂泪痕！

 张元干

贺新郎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 聚万落、千村孤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难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 陆游

关山月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伍

书愤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雪夜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卜算子

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 范成大

州桥

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 辛弃疾

水龙吟

登健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绘，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陆

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 姜夔

扬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子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 吴文英

风入松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铬。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唐多令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柒

系行舟。

 文天祥

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蒋捷

一剪梅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也飘飘，雨也萧萧。

何时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巴蕉。

虞美人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 马致远

越调·天净沙

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 王冕

白梅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捌

 沧浪诗话·诗辩

（宋）严羽

一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生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二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

三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四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 玖

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倘犹于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

五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 文心雕龙·原道

壹拾

刘勰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壹拾壹

壹拾贰

第五篇：明清农业

华中师范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本科毕业生论文

论文题目：浅论明清农业

所在院校： 郧阳师专

指导老师： 魏英

准考证号： 0***

姓

名： 刘永旭

专

业： 历史教育

专业类型：

独立本科段（助学班）

2012年12月14日

摘要：明清时期人口增加迫使土地利用大力发展，人们开始出现了与山争田与水争田的局面。土地的深入利用导致了新物种的引进从而从而客观上引起了耕作技术的发展，改良土壤、推进新品种使农作物迅速普及和发展

关键词：土地利用

新物种

蚕桑

主要内容：

（1）土地利用的进一步发展

明清时期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利用进一步发展，开垦山地、围水造田仍是明清时期土地利用的重要途径并且范围不断扩大。主要区域已由原来的长江下游发展到长江中游，甚至于长江上游和陕西地区。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湖广一带的垸田，垸田的开发，使得两湖地区成了新的谷仓，以至于在明代中期以后就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人们还加紧了对盐碱地、冷浸田、海涂、低产田等的改良和利用，著名的陇中砂田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陇中地区降雨量少，蒸发量大，无霜期短，气温偏低，温差很大，水源不足，而地下水含碱成分高，对作物生长十分不利。砂田即是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的特殊产物。砂田是先将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实，然后在土面上铺上厚达六至十二厘米不等的砂石，通过砂石的增温、保墒、保土和压碱等综合性能，来取到增产的效果，这是明清时期改造低产田的一项重大发明。

土地利用的进一步发展还促进了桑基鱼塘的形成。所谓桑基鱼塘，其办法是将低洼地挖深变成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为地基，基和塘的比例为六比四，六分为基，四分为塘，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屎用以饲鱼，而鱼塘中的塘泥又取上来作桑树的肥料。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在明朝中叶江苏常熟地区即已出现。以后很快就在地势低洼的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广开来。其形式多样，除典型的桑基鱼塘以外，还有的是以农副产品养猪，以猪粪肥田；有的是以青草、桑叶养羊，以羊粪壅桑，还有的是以鱼养桑，以桑养蚕，以蚕养鱼。（2）新品种的引进 明清时期，土地利用进一步发展甘蔗、玉米有很大的关系。甘薯和玉米等原产于美洲。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传到了欧洲，先后传到了中国。

①甘薯最初是从福建和广东两省传入中国的，具体说来又有几条不同的路线。一是明万历年间，从国外引种到漳州，由漳州传到泉州，再由泉州传到福建莆田地区，这条路线以漳州最早；一是明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有人把甘薯由海上传到了晋江，第二年在泉州推广，这条件路线以泉州为最早；一是明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长乐商人从菲律宾引种甘薯到家乡，次年由福建巡抚加以推广，这条路线以福州为最早。大致在福建从吕宋引种甘薯的同时，广东也从越南引进这一作物，东莞人陈益于万历十年从越南把薯种带回到东莞。甘薯引进后，首先在闽粤部分地区得到推广，十七世纪初，甘薯由福建引种到了长江流域，到十八世纪前期，长江流域许多省都已有甘薯栽培，出现了“高山海泊无不种之，闽、浙贫民以此为粮之半”的局面。与此同时，甘薯也开始传到了北方黄河流域地区。

②玉米的引进可能要更加早一些，明嘉靖三十九年，甘肃《平凉府志》中就有关于“番麦”的记载，就其对番麦所作的植物学形态的描述，可知番麦即玉米，证明至迟到十六世纪中期，玉米已传入到中国。从玉米栽培的最早记载出自甘肃平凉来看，玉米可能是从中亚沿古丝绸之路引进到中国的。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杭州人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也认为：“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同时，他还记载：“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说明当时杭州已有玉米栽培。但当时玉米的种植并不普遍，主要分布在山区。大致到十九世纪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玉米种植不仅继续向山区，而且也向平原地区扩展了。

③一般认为花生原产南美巴西，但也有人依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浙江吴兴与江西修水先后出土的植物籽粒，主张中国古已有之，是原产地之一的说法。但花生的广泛种植确在明清时期，且极有可能是明清时期传进来的。十八世纪中期《三农记》记述：“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种也。”就其有关生物学性状及经济特征叙述较为详尽的，书中就其叶、花、根的形态都有所记叙，并以“角插土中成荚”来概括说明，花开胚珠受精，子房柄随即向下伸长，发育为荚果的过程。按“荚”是指延伸的子房柄；“角”指子房和发育的荚果。从而对落花生这一名称的由来也已提示。在指出花生的多种用途及经济价值时，强调其可充油料，而花生已成油料作物则始见于本书，从它说当时湖田沙土已普遍种植，又可推知花生已是主要的油料作物。

④马铃薯也是明清传入的新作物之一。传入之后各地叫法不同，有称洋芋、阳芋，也有称马铃薯、山药蛋。阳芋，绿茎青叶，叶大小，疏密，长园形状不一。根多白须，下结园实。压其茎，则根实繁如番薯。茎长则柔弱如蔓，盖即黄独也。疗饥救荒，贫民之储。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霍煨灼，无不宜之。叶味如碗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隽永。开花紫五角，间亦青纹，中擎红的绿蕊一缕，亦复楚楚。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色白。闻经南山氓，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和路径待考，一般认为是多次多途径的。

从甘薯、玉米等新作物的传入和推广中可以看出，新作物对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使得人口对于原有土地的压力又有所减轻，这就为明清以后，人口的激增创造了条件。另有一种传入的作物为烟草。明代中叶，烟草自菲律宾传入中国，“烟草”的传入和甘薯、玉米等不同，它不仅损害了吸食者的健康，同时侵占了大量的良田。明崇祯年间，已有不少人以吸烟为乐，一些种植粮食的农田也改种烟草了。但烟草的传入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产生重大的影响。

（3）耕作栽培技术的完善

①耕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农业的耕作栽培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从《知本提纲》中可以看出北方旱地耕作形成了浅－深－浅耕作法，《知本提纲》指出：“初耕宜浅，破皮掩草；次耕浙深，见泥除根；转耕勿动生土，濒耖毋留纤草”。这段话是对浅－深－浅耕作法的概括。转耕就是，地耕三次：初次浅，次耕深，三耕返而同于初耕。或地耕五次：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返而同于二耕，五耕返而同于初耕。和北方深浅搭配的耕作方法不同，明清时期，南方水田耕作中深耕得到提倡，深耕的深度通常在八、九寸，有的甚至达到二尺余，为此出现了套耕的耕作方法，深耕多选择在冬至之前的晴天进行，以起到冻土晒垡的作用。适应南方旱地作物的需要，针对南方许多地方地下水位高，且又多雨的特点，开沟作畦，已成为一项很重要的技术措施。

②肥料：明清时期，对于肥料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肥料的种类和积制方法也得到了发展，主要的肥料有养猪、养羊积肥、熏土、泥肥、饼肥、骨灰和灰粉、绿肥等，在肥料的加工方面，出现了煮粪和粪丹，煮粪是将粪在锅里煮熟，粪丹则是配制混合肥料。明清时期，施肥的方法也有所改进，《沈氏农书》上说：“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为农家最要紧机关。”如水稻追肥，“须在处暑后，苗作胎时，在苗色正黄之时，如苗色不黄，断不可下接力；倒底不黄，到底不可下也。”提出了著名的看苗施肥技术。清代杨双山、郑世铎则提出了“施肥三宜”，即根据时宜、土宜和物宜来施用不同的肥料。

清时期耕作栽培技术的要数“亲田法”它综合了区田法和代田法的某些特点，即在大块土地选出小块土地进行人力和物力的顷斜投资，以夺取小块土地的隐产高产，以后逐年轮换，还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

明清时期，棉花和甘薯的栽培管理技术得到了完善。棉花在宋末元初传入到中原地区以后，到明代业已成为主要的衣着原料，与此同时，棉花的栽培管理技术也日臻完善，徐光启总结出了棉花丰产的“十六字诀”，即“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甘薯从明代中期传入到中国以后，人们很快就发明了甘薯的无性繁殖技术，解决了甘薯藏种越冬的问题，还出现了多种的育苗和扦插方式，使甘薯栽培在其传入之后，很快就趋于成熟，这也它得以普及的原因之一。（4）蚕桑的发展

明清时期蚕桑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日益繁荣起来。①桑树桑树品种有明显的增加和栽培技术的进步。而当时各地所拥有的桑树品种数要远远超出16个。在栽培方面，宋元时期重视“科斫”之后，明清时期非常注重桑树树型的养成。宋元以前，大多是高干桑或乔木桑，明以后，高干或中干的拳桑养成逐渐流行，后来更有低干桑的出现。据《蚕桑辑要》的记载，所谓拳桑就是栽植后的第二年正月，在离地二尺高处剪去苗梢，留两个芽，秋后长成两个枝条。第二年正月，又在这两枝条的一尺多高处剪去，并各留二个芽，其余的芽都抹去。以后每年如法剪留。至第五或第六年，在枝条基部连枝带叶剪伐养蚕，经过数年在这一部位的剪伐，便成拳式。一株桑树上可养成8—10个拳。拳桑的养成具有省工、便于采摘、和保证雨天能有干叶饲蚕这样一些好处。所以在明清嘉湖地区颇为流行。明清时期还将科斫用于枯桑的更新，“将己枯之树，离地六七寸截去，而留其老桩，以肥土堆积其上，俟明春另发嫩条，养成低桑，亦一善法也。”“低桑之放叶较早，于采小叶者最宜”。为了提高桑叶的产量，明清时期十分注重桑园施肥，尤其是提倡“谢桑肥”。《沈氏农书》指出：“剪桑毕，再浇人粪，谓之‘谢桑’。浇一钱，多一钱之叶，毫不亏本，落得好桑。谢桑尤是紧要工夫，切不可因循。”杭嘉湖地区用做桑肥的主要是河泥，“桑不兴，少河泥”，所以“萳泥第一要紧事。”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明清时期注意到桑蟥和癃桑的防治。癃桑是病毒引起的桑病，为害严重，因此《沈氏农书》指出：“设有癃桑，即翻去之，不可爱惜，使其缠染，皆缘剪时刀上传过。《沈氏农书》中提到，防治桑蟥着重在于刮桑蟥卵块，不使遗漏，以免后患无穷。凡桑一癃，再无医法，断不可留者。”

②养蚕技术的发展。明清时期，在浴蚕方面采取了添加石灰、盐卤和高温水浴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可以消毒，还可以起到留强去弱，选择良种，促进蚕卵孵化的作用。明代在养蚕方面的重大成就就是认识了杂交优势。《天工开物·乃服》：“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指用一化性的雄蛾与二化性的雌蛾杂交，通过人工选择培育出新的良种。该书还记载：“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嗣变成褐茧。”书中还指出：“又一种不忌泥涂叶者，名为贱蚕，得丝偏多。”所谓“贱蚕”是指在不良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抗逆性强的品种。蚕种优化，使得扩大养蚕规模，明清时期，浙江湖州一带，为了节省蚕筐，往往在大眠之后，把蚕放在地上饲养，叫做“放地蚕”。放地蚕时，要建蚕仓，“择室之明亮者，打扫洁净，以坚厚土砖散置其中，使布叶者有立脚处，仓边用厚木板围好（小土砖亦可），再以稻草截作寸许乾，匀铺地面（以不露地面为度），而以蚕匀铺其上，不宜过密，亦不宜过稀，过疏则费叶，过密则老得不齐。” 明清时期还创造了花簇和方格簇。花簇是广东特制的一种排湿结茧工具，以适应广东气候高温多湿，养蚕批次多，批量大的需要。方格簇则出现在太湖地区，它对于控制上簇密度，减少双宫、黄斑、紫印等屑茧，提高蚕茧质量有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方格簇需要较高的经济条件，未能得到很好的普及。

明清时期，为了提高蚕丝的质量，还对缫丝的方法进行了改进。是有“出口干”和“出水干”的出现。所谓“出口干”，就是当熟蚕吐丝结茧时，保持适当的温度环境，使则吐出的丝一见空气就能迅速干燥。“出水干”就是使刚从煮茧锅中缫出的生丝能迅速干燥。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炭火加温。

公元1368年，经过元末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政权明清农业在宋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发展。农业是农业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同时也是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农业的兴衰是农业社会中经济兴衰的直接标志。本着这种认识，作者认为考察清代的农业成就，对于了解清代的经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中国农业全书》 《沈氏农书》

致谢词：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魏老师。老师平日里工作繁多，但在我做毕业设计的每个阶段，查阅资料，设计草案的确定和修改，中期检查，后期详细设计，装配草图等整个过程中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我的设计较为复杂烦琐，但是魏老师仍然细心地纠正图纸中的错误。除了敬佩魏老师的专业水平外，他的治学严谨和科学研究的精神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并将积极影响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