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四种形态情况（小编推荐）

第一篇：落实四种形态情况（小编推荐）

扎西岗乡认真践行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他还强调，深入开展纪律教育，狠抓执纪监督，养成纪律自觉，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是极极少数。

“四种形态”既是工作要求，更是责任担当，既是实践过程，也是工作目标，为新形势下深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神圣职责，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扎西岗乡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运用“四种形态”，坚定不移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具体和深化

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保障。“四种形态”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是“从严”的具体和深化。

总书记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他还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

“四种形态”对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行为，无论是苗头性问题还是轻微违纪乃至重大违纪违法，都提出相应纪律要求，其核心就是用严明的纪律管住全体党员，做到党内生活从严、思想教育从严、干部管理从严、监督执纪从严，助推全面从严治党严到份上、严到实里、严到细处，是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具体诠释和制度细化。

总书记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实践证明，如果各级党组织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更加从严从实、从早从细，管住从“好同志”到“阶下囚”的中间地带，不少党员干部就不至于从违纪滑向违法的深渊。

“四种形态”立足于“常态”“大多数”，而不仅是“少数”，更不仅仅是惩治严重违纪违法的“极极少数”，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监督全覆盖，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履行好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避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现象，是对各级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具体和深化。

二、深化纪检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实践“四种形态”是对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回归。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就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四种形态”要求运用好批评教育、组织处理、谈话函询、纪律处分等方式，对党员干部违规违纪行为做到宽严相济、区别情况、对症下药，给有问题的干部“回头是岸”的机会，既是治“已病”，更是治“未病”，真正体现“严管就是厚爱”理念，这是对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

“四种形态”是对纪律挺在前面的新深化，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治本之举。“四种形态”设置层层防线，实现关口前移，体现抓早抓小、动辄则咎，避免干部从违规走向违纪、从违纪走向违法，有利于从根本上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实现反腐败的良性循环，是纪检工作思想认识和实践的新飞跃。

实践“四种形态”是对纪检干部履行监督责任的新挑战新考验。对纪委工作而言，实践“四种形态”，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监督执纪要从原来的重点盯违法、盯少数转变为盯违纪、管全体，既要治“病树”、拔“烂树”，又要保护“森林”，这对纪检监察干部及时发现问题线索、分类处置问题、提高纪律审查效率等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把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要深刻领悟“四种形态”对纪律检查工作转型的方向指引，把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实践“四种形态”，必须在全面理解、科学把握上下功夫。“四种形态”就是四道防线，各形态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形成了严密的监督执纪体系。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常态化”是实现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大多数”目标的基础，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少数”则是以实现“大多数”为前提，违法立案审查的“极极少数”是前三种形态层层防控、逐级递减下的理想目标，必须全面、准确、辩证地理解，而不能曲解为只能“极极少数”被立案审查，更不能误读为反腐开始转向、节奏开始放缓、处理开始放松。

实践“四种形态”，必须在遵循党章、深化“三转”上下功夫。要聚焦主责主业，坚守纪检职能定位，树立尊崇党章意识，更加突出维护党章权威、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要深化“三转”，深刻领悟“纪委决不能成为党内的公检法，执纪审查决不能成为司法调查”的理念和要求，坚决克服以法代纪的思维定势，纠正以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政绩观。

实践“四种形态”，必须在从严执纪、分类处置上下功夫。要突出“六大纪律”，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要把监督触角延伸到前端，运用好巡视监督、派驻监督等优势，深入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整体状况，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要严格分类处置问题线索，扩大谈话函询覆盖面，清理暂存线索，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处分、组织处理经常用，坚决把存量减下来、把增量遏制住。

实践“四种形态”，必须在坚持有责必问、失责必究上下功夫。要把问责作为实践“四种形态”的重要抓手，对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的，要严肃追究责任。要坚持“一案双查”，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公开通报、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倒逼责任落实，使问责形成制度、成为常态，坚决克服责任虚化空转现象。

实践“四种形态”，要在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上下功夫。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发扬改革创新精神，狠抓作风转变，联系实际深入基层，始终严于律己，不断提高实践“四种形态”的素质能力，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要求，以顽强毅力和不屈韧性，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扎实引向深入，助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第二篇：落实四种形态调研报告

落实四种形态调研报告

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具体体现，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落实四种形态调研报告，供大家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四种形态调研报告范文(一)

王**在福建调研时提出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精准度的科学选择，是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行动指南，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年9月24日至26

日在福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党员和群众代表对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如何运用四种形态开展纪律审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党，把纪律挺在前面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精准度的科学选择，是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行动指南，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在实践中，我们必须...超临界状态，看百度百科对液体超临界状态的介绍：

含苞待放 2 刚刚绽放 3 盛开着的 4 先前热热闹闹开过的(凋谢的)

目前只有四种，明确的告诉你常见的三种为：一个标准大气压0以下的冰;一个标准大气压0到100以内的水;一个标准大气压100以上的水蒸气。最后一种非科学实验是很难见到的。第四种状态就是等离子态。等离子状态使指物质原子内的电子在高温下脱...9500第一形态，12000第二形态，15000第三形态，18000第四形态。只要战斗力到，自动就会变化，战斗力上去之后又下来了，形态也会变回去。

(1)家蚕的发育是完全变态发育，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等4个时期.图

中①是卵，②是成虫，③是蛹，④是幼虫.(2)家蚕的发育顺序是①④③②，属于完全变态发育.(3)蝗虫的发育属于不完全变态发育，不完全变态发育：幼体与成体的形态结构和生活习性...四种形态调研报告范文(二)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要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是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党内关系正常化。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这一形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南平市体育局党组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突出问题导向，逐一列出问题、整改、责任清单，制定整改方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咬咬耳朵、扯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体育局机关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化。

二是突出抓早抓小，用纪律管住

多数人。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这一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全方位、全覆盖，克服纪法不分、以办案数量论英雄，纠正把查办案件、反腐败等同于从严治党的观念，避免把纪委当做党内公检法，造成疏于对违纪党员的处理，甚至使党员处于纪律脱管状态。今年来，南平市体育局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全面梳理完善局机关制度并汇编成册，认真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到市警示教育基地接受教育，对市纪委案例通报每期必学，以《准则》和《条例》为依据，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六大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抓早抓小，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

三是加强纪律管束力度，教育挽救少数人。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这一形态是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惯方针的具体体现。案例分析表明，多数违法者都是从违纪开始的，由量变导致质变，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因此，加大纪律管束力度，显得非常必要。南平市体育局党组既注重全面管住大多数，也不忘重点管住关键少数，在集体廉政谈话的同时，对中层领导实行个别廉政谈话，并签订责任状。当发现个别党员干部出现违反群众纪律和工作纪律行为时，及时以党组名义向上级报告，让纪律约束成为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和自觉遵循。

四是保持高压态势，严惩极极少数人。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一形态是我们党保持高压态势严惩腐败的具体体现。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是严明纪律的具体化，让党员的思想和行为时刻得以匡正和校准，避免由违纪滑向违法的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以纪代法、高举轻放，极极少数也不意味着打虎数量的绝对减少，而是说要尽量防止党员干部沦为阶下囚。当前，仍然有极极少数人，心存侥幸、依然故我，殊

不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这极极少数腐败分子终将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篇：四种形态,一个都不能少范文

“四种形态”，一个都不能少（深度关注·如何用好“四种形态”④）

本报记者 赵 兵

《 人民日报 》（2016年05月24日版）

“四种形态”提出，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败高压态势减弱？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是不是对违纪干部重罪轻罚、高举轻放？抓早抓小，是不是代表纪检监察工作轻松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对“四种形态”的误读，“四种形态”着眼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四个方面有机统一，相互关联，实践中必须全面把握，才能够达到良好效果。

“抓小”意味“放大”？

“抓小”不能“放大”，反腐高压不减

【案例】

2015年2月，广东某市纪委收到群众举报市监察局副局长李荣（化名）公款吃喝、收受礼品等顶风违纪问题。在市纪委函询核实问题时，李与相关人员均予以否认。该事件被网络曝光后，李与相关人员再次串供，应对组织审查。同年8月，广东省纪委查实李荣违规接受公务宴请、收受礼金礼品问题，并在组织函询期间未如实向组织报告，串供隐瞒事实真相，情节严重。最终，省纪委决定对李荣予以立案检查，对其采取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等处分。

对干部问题“抓小”，并不意味着“放大”。对重处分占“少数”、立案审查占“极极少数”的强调，并不意味着纪委不查大案，也不意味着将对干部出现的严重问题高举轻放。从上述案件可以看出，如果运用函询没有达到良好效果，并存在严重违纪问题时，纪检监察机关将毫不手软使用更加严厉的纪律戒尺。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力度不减、节奏不变，持续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实际上，“四种形态”的实施，是关口前移，尤其是第一种形态，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将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在法律“红线”之上设置多道防线，旨在拦截党员干部从违纪走向违法，避免“好同志”沦为“阶下囚”，并不是数量和力度上放缓反腐节奏。

以广东为例，数据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受理与审结的案件数均连年攀升。2014年受理的案件数增长了82.2％，其中审理厅级干部人数比2013年增长165％；2015年受理案件数比2014年增长了162％，其中审结厅级干部人数比2014年增长167％。

“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以前不管的现在管了，以前放松的现在收紧了。”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王衍诗说。

4月16日，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4月18日，广东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刘志庚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4月21日，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龚清概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5月12日，外交部原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张昆生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一个多月以来，一个个“大老虎”被查处再次表明，反腐高压态势不减，强度不降，任何人违法乱纪都不要寄希望于侥幸逃脱或重罪轻罚。

批评教育可以代替硬处理？

不能割裂“四种形态”，需综合把握运用、对症下药

【案例】

今年1月29日，中央纪委公布了2015年给予十名中管干部党纪重处分并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情况，这些干部因严重违纪，有五人被开除党籍，降为科员或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有四人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降为正处或副厅级非领导职务……2月5日，中央纪委又公布了四川省省委原副书记、省长魏宏和湖北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贺家铁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的决定，两人分别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和正厅级非领导职务。

“老虎”究竟是怎么长大的？为什么有的党员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在中纪委官网接受访谈时表示，从这些年日常的执纪审理工作中，常常发现不少“老虎”是一路腐败、一路带病提拔过来的。在干部监督上，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腐败上；相当一部分纪委只重视查办大案要案，把法律当尺子，把监督执纪退到法律的“红线”。

通过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明党的纪律，可以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这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也得视病情轻重来对症治疗：头疼脑热、感冒咳嗽就开点常用药；高烧不退、炎症严重再使用抗生素；长了良性肿瘤、组织增生要做手术摘除……这就要求对“四种形态”综合运用把握，决不能只强调某一种形态，忽略了其他形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纪委“三转”的改革深化，大多数纪检干部过去以办大案为英雄的理念逐渐得以转变。吉林2015年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共谈话函询591人；江苏防止小错拖成大错，今年以来共谈话函询省管干部163人；湖南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今年1至3月共开展谈话函询 3 434人次，同比增长675％……抓早抓小、治病救人理念逐渐贯穿于各级纪检机关监督执纪过程中。

在转变片面抓大案的同时，也要防止片面偏向某一种形态。有的地方在监督执纪过程中，以批评教育软处理代替纪律硬处理。比如，有地方党委书记收到反映干部问题线索后，直接对干部进行谈话提醒，根据谈话效果及干部态度来判断问题线索是否属实，事后并不对线索及干部反馈进行核实，这就容易造成线索遗漏。此外，有的地方在利用函询要求干部说明有关情况时，并不进行全面核查，有的采取抽查方式，有的甚至只是作为依据暂存起来。因此，既要重视运用好第一种形态，把问题消化在萌芽状态，使严重违纪的干部越来越少，也要充分发挥后面三种形态的威慑和后盾作用，对严重违纪的腐败行为坚持零容忍。

运用第一种形态最简单？

警惕“容易论”，提高能力担当

【案例】

今年2月23日，经过江西宜春市纪委初核之后，市纪委副书记对某县政协副主席张朝（化名）就违规放贷、投资入股旅游地产问题进行诫勉谈话。起初，张朝一直不敢直面问题，含糊其辞，认为交代自己存在的问题就是“自断前程”。后来在市纪委副书记中肯的开导下，张朝慢慢意识到这样的诫勉谈话是“组织在帮助我、关心我，在咬我的耳朵，让我出出汗，扯住我的袖子，要我及时收手”。最终，他放下心理包袱，直面问题。谈话之后，市纪委就其他反映不属实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正名，没有影响张朝提拔进步。张朝感慨万分：“若不是市纪委的同志帮助我及时收手，怕是我会依然侥幸下去，必定酿成大错。”

运用把握好“四种形态”并非易事，尤其是第一种形态，如上述案例，如何让被谈话人放下心理包袱，直面问题，又能让其充分认识到这是组织的关爱，考验着谈话主体的能力以及对政策法规的把握。

“谈话函询与执纪审查中的谈话不一样，后者往往已掌握大量违纪证据，需要攻破的仅仅是心理防线，而谈话函询掌握的往往只是一般性的问题线索。因此在谈话处置问题线索时，就需要根据现场情况随机应变、更加耐心做好对方的思想工作。”一位纪检干部说道。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实践“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从运用“四种形态”的实践来看，确实如全会所指出，责任、力度和难度都在上升。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意味着面向全体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涉及更多监督内容，但凡党规党纪规范所涉及的事项都应纳入“四种形态”，纪检监察机关工作量大幅增加。

同时，对于问题线索，什么情况下运用第一种形态，什么情况下运用后面三种形态，都考验着纪检监察干部的责任和能力。有的地方已经进行制度性探索，如广东清远市正在制定《清远市谈话提醒制度实施细则》，列出39种谈话提醒情形，给运用第一种形态提供明确依据。

因此，运用好“四种形态”要结合纪委“三转”的不断深化，在实践中把握好政策，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各级党委也要切实担负起全面 5 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尤其是运用好第一种形态不只是纪委的事，更是党委的责任，只有如此，才能够齐心合力，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第四篇：四种形态学习体会

如何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思考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既是当前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基本遵循，也是对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又要学会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这不仅是工作任务，更是工作方法。“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理解 古代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众所周知，蔡桓公讳疾忌医，结果从“疾在腠理”、“疾在肌肤”,变成“疾在肠胃”、“疾在骨髓”,终不可治。同理，有人用“勤浇树、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来形容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好比“勤浇树”;“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好比“正歪树”;“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好比“治病树”;“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好比“拔烂树”.在整个“森林”生态中，病树、烂树毕竟是少数，执纪监督工作更多的是“勤浇树”、“正歪树”.相对于党纪重处分和刑事责任追究，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尚是柔性措施，既是警示惩戒，更是教育挽救，让游走在法纪边缘的党员干部悬崖勒马。然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也招致这样一些疑惑和误解： 疑惑一：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败节奏放缓了？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将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处理少数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干部。其实，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盖，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祸患常积于忽微”,对有违反纪律和规矩的行为要“露头就打”,避免党员干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乃至重蹈蔡桓公的覆辙。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有效体现了党对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反腐败工作力度不减反增、节奏不缓更急。疑惑二：这会不会成为问题官员从轻发落的借口？ 有人认为，“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会导致一些违纪人员“该处分的不处分，该重处分的给予轻处分”.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从新修订《条例》和《准则》两项党内法规，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比如新修订的《条例》以党章为遵循、以问题为导向，增加了违反六大纪律行为的内容，在量纪的尺度上比原版更严，对党员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要求更高，将一些以前党纪不追究的行为也都纳入党纪处分的范畴，触犯刑律的即使免予刑事处罚也一律予以重处分。所以，对问题官员的追究绝对不会轻描淡写、从轻发落。“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落实 抓住两个重点，转变工作理念 切实“三转”,落实“两个责任”.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主体，各级党委不仅要落实好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也要把监督作为分内之事；纪委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共同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纪律审查也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很多涉及的都是“小节”问题，党委要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出手，对违纪人员给予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并举一反

三、整顿规范，警示教育大多数。纪委要切实“三转”,实行“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通过监督责任履行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追究，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倒逼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纪委在执纪监督中，对违纪人员可以党纪立案，也可以提出并处或单处组织处理措施的建议，组织处理要与组织（人事）部门共同研究决定。纪在法前，找准“主战场”.以前，有的纪检机关重视查办大案要案，一些人甚至认为领导干部只要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从而忽视日常监督执纪，致使出现“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皆成‘阶下囚’”的现象。其实，纪检机关的阵地不应该摆在法律底线上，在纪、法之间有一个缓冲带，这个缓冲带才是今后执纪监督工作的“主战场”.在这个“主战场”,纪检机关一是要抓早抓小，要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轻微违纪问题，更多地运用党纪轻处分和各种组织处理方式来处理；二是要纪法分开，突出查违纪问题，坚持快查快结，集中精力查清主要违纪问题后，把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落实相关制度，完善系列措施 运用好谈话函询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出手。谈话函询本身不是党纪处分也不是组织处理的手段，而是问题线索处置的一种方式。作为对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的五类处置标准之一，谈话函询环节对线索反映中带有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的问题及时处置，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中大部分是给予党纪轻处分或组织处理。谈话函询，不但对被反映的干部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也有利于纪委减少初查核实的工作量。运用好多种组织处理手段，明确相应惩戒措施。组织处理不能局限于狭义上的岗位、职务调整，而要充分运用批评教育、通报批评、提醒、函询、诫勉等各种方式。党纪政纪处分后，当事人会受到任职、考核、待遇等方面的惩戒，受组织处理的，相应的惩戒措施也要跟进。比如，2015年新出台的《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规定了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取消当年考核、本任期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诫勉期满后，对于没有很好改正，还可以进一步给予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受到岗位、职务调整的，也规定了提任职务等限制。总体来说，组织处理的惩戒措施虽有所规定，但仍要不断细化完善。比如可以扩大惩戒面，除了现有规定的诫勉、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对通报批评等也可以规定一定的惩戒措施。正确运用两种手段，查处问题宽严相济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两者可以优势互补。纪律审查工作中，要善于运用和正确运用组织处理的手段，提升纪律惩戒的综合效果。案件调查过程中，借势借力于组织处理措施。根据《中国共产党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等规定，被调查的党员干部错误严重已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或妨碍调查的，可及时建议党委或党外组织停止其职务或免去其职务。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或违纪人员身份特殊的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时日，一时难以作出纪律处分的，及时采取停职、免职等组织手段，能够排除调查干扰，回应社会关注，取得查处主动权。还有查办窝案串案过程中，有必要区分主从关系、情节轻重作区别对待，组织处理手段可以成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工具，从而加快查办节奏、彰显查办效果。案件处理过程中，从严把握组织处理条件。必须根据被审查人的违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确定是否适用；防止和避免组织处理适用上的随意性。特别是只作组织处理，不再给予党纪处分的更要从严把握条件。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违纪人员只应受轻处分，即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如果应受重处分，则不宜只给予组织处理；二是具有从轻、减轻情节，或者能认识错误、配合调查的；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能够被公众认可。（作者尹玲英系浙江省嵊州市监察局副局长）链接 何谓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 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党纪处分，是指各级党委和纪检机关，依照规定的权限、程序，对违纪对象作出的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这五种处分决定。其中的党纪轻处分，是指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两种处分。组织处理，根据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x纪发[2008]x号）规定，是指党组织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涉嫌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必要的岗位、职务调整的组织措施。这个文件规定的组织处理的方式有三种：停职、调整、免职三种；在实际工作中，组织处理的方式显然并不限于这三种，与岗位、职务调整有关的降职、责令辞职等措施显然也属组织处理方式，与岗位、职务调整无关的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诫勉谈话也应视为广义上的组织处理方式。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关系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作为执纪监督的两种不同手段，执行主体、执行条件和程序、惩戒方式都不尽相同。两者各具优势且可以优势互补，但又不能相互代替。两者优势互补。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可以并处，以更好地达到对违纪人员教育惩戒的目的。给予违纪人员党纪轻处分的，可同时建议党委、政府采取免职、调离岗位等组织处理措施；组织处理也可以单处，以体现宽严相济。如果违纪情节较轻，只应给予党内轻处分，且有从轻、减轻等情节，仅采取组织处理方式也能达到惩戒目的，也可不再予以党纪立案。不能相互代替。组织处理不能替代纪律处分，按照违纪性质和情节轻重，应追究党纪责任的，即使已采取组织处理，仍应予以党纪立案。比如党员领导干部有赌博行为，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已通过免职措施将其从领导岗位调整下来，不能认为对违纪人员来讲免职比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严重”而不再给予党纪处分。反之亦然，对明文规定要给予组织处理的，不能以已给予党纪处分为由，而不再作组织处理。如何运用“四种形态”开展纪律审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可以说，围绕“四种形态”监督执纪，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纪检监察工作“三转”的又一次深化，为监督执纪工作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指明了方向。如何在纪律审查过程中贯彻落实执纪监督要运用“四种形态”的新要求，如何落实执行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每一名纪检监察工作者都应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上进一步转变，努力适应纪律审查新要求。重视纪律审查前的初查工作 新形势、新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对线索的收集、梳理、分析、排查、初核更加全方位、精细化、专业化。纪律审查各环节工作都必须转变。案件线索运用的做法需要转变。“四种形态”的运用，体现纪律审查要更多立足抓早抓小，要求我们必须及时处置各类问题线索，缩短初核的时间、时限。同时，加强线索运用的意识还要继续保持，因为这既是纪律审查人员的一项基本功，也有利于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反腐败工作。初查的范围、重点需要调整。以往线索初查的重点是涉及受贿、贪污等与职务有关的重大违反廉洁纪律的违纪违法线索。随着“四种形态”的提出，以及围绕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就要求我们将违反六大纪律的线索问题处于同等重要位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将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线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查预案制作中的初查方向、涉案性质等内容都需要调整。初查的方式、手段需要调整。对于可能涉嫌违法的线索，主要还是移送给检察、公安等侦查机关去实施初查。纪检监察机关主要进行一些材料、资料、证据的书面审查，而不再单独或以纪律为主地进行一些带有秘密调查性质的初查。这就意味着，新时期的初查工作，一般性调查谈话、取证将会大量使用，即使对于一些相对问题较复杂的当事人也会采取“走读式”的谈话。善于运用谈话函询取得突破 在贯彻执行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和适应“四种形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的调查谈话，也面临着重大的调整。对违纪当事人的询问谈话特别是重要口供突破方向上，受贿、贪污问题不应再作为纪律审查主攻目标，最多只是基础，要全面搜集各种违纪的事实。特别是在已拿下重大违纪事实后，不能在数额大小上恋战，更要腾出精力来重点攻取违犯其他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问题。要善于运用函询这一手段。函询既是线索处置的方式之一，也是线索调查的重要手段。函询是具有鲜明纪律审查特色的调查手段，妥善运用可以及时处置、了结一些信访件，但对于被函询人来说，函询就像双刃剑。这是因为，一方面使用函询体现了组织对党员干部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如果函询对象不如实作出说明，将触犯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构成新的违纪错误，同样受到纪律处分。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在选择函询方式时，首先要立足于掌握一定的证据基础之上。要更加依规依纪重视程序。重程序是讲政治的具体表现，这就要求纪律审查人员既要重视成文的规定，也要重视不成文的规矩。这就要求在纪律审查程序环节上需要正确把握，更需要取得分管领导和上级纪委的支持和支撑，比如在调查处理问题线索过程中要特别强调请示报告，这既是纪律审查的工作程序，更是纪律审查人员的政治规矩。下级纪检监察部门、具体办案人员要在线索上报、初查立案等环节上必须严格执行及时向上级纪委和主管、分管领导报告、请示制度。做好纪律审查后半篇文章 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求纪律审查工作更加注重政治、法纪、社会等综合效果，更要经得起历史、条规、舆论的检验，要认真做好每一次审查的后半篇文章。把“一案双查”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开展纪律审查，不但要审查本案、原案，还要注意其背后是否有失职渎职或其他需要承担领导责任、“一岗双责”的人，要树立追责审查的意识。纪律审查的文书、文稿上有所变化。一方面，调查报告、立案报告等，特别是涉刑案件的文书，叙述违犯纪律事实部分要放在违法事实部分前面，更要有一定量的篇幅，以区别于司法机关的侦查终结和起诉书。另一方面，对外宣传、发布的文稿上，除了对构成违纪、给予纪律处分的事实作叙述外，其他一些违反有关纪律、规矩规定的行为，如进行串供、对抗组织调查等行为虽不一定给予党纪处分，但也可以作出叙述。在纪律审查的成果运用上也有所变化。对于典型案件的剖析，不但要从传统的思想上、制度上进行剖析，更要从“两个责任”、“一岗双责”的落实和不守规矩等方面去剖析。

第五篇：四种形态学习体会

如何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思考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既是当前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基本遵循，也是对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又要学会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这不仅是工作任务，更是工作方法。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理解

古代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众所周知，蔡桓公讳疾忌医，结果从“疾在腠理”、“疾在肌肤”,变成“疾在肠胃”、“疾在骨髓”,终不可治。同理，有人用“勤浇树、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来形容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好比“勤浇树”;“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好比“正歪树”;“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好比“治病树”;“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好比“拔烂树”.在整个“森林”生态中，病树、烂树毕竟是少数，执纪监督工作更多的是“勤浇树”、“正歪树”.相对于党纪重处分和刑事责任追究，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尚是柔性措施，既是警示惩戒，更是教育挽救，让游走在法纪边缘的党员干部悬崖勒马。

然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也招致这样一些疑惑和误解：

疑惑一：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败节奏放缓了？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将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处理少数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干部。其实，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盖，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祸患常积于忽微”,对有违反纪律和规矩的行为要“露头就打”,避免党员干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乃至重蹈蔡桓公的覆辙。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有效体现了党对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反腐败工作力度不减反增、节奏不缓更急。

疑惑二：这会不会成为问题官员从轻发落的借口？

有人认为，“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会导致一些违纪人员“该处分的不处分，该重处分的给予轻处分”.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从新修订《条例》和《准则》两项党内法规，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比如新修订的《条例》以党章为遵循、以问题为导向，增加了违反六大纪律行为的内容，在量纪的尺度上比原版更严，对党员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要求更高，将一些以前党纪不追究的行为也都纳入党纪处分的范畴，触犯刑律的即使免予刑事处罚也一律予以重处分。所以，对问题官员的追究绝对不会轻描淡写、从轻发落。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落实

抓住两个重点，转变工作理念

切实“三转”,落实“两个责任”.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主体，各级党委不仅要落实好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也要把监督作为分内之事；纪委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共同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纪律审查也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很多涉及的都是“小节”问题，党委要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出手，对违纪人员给予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并举一反

三、整顿规范，警示教育大多数。纪委要切实“三转”,实行“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通过监督责任履行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追究，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倒逼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纪委在执纪监督中，对违纪人员可以党纪立案，也可以提出并处或单处组织处理措施的建议，组织处理要与组织（人事）部门共同研究决定。

纪在法前，找准“主战场”.以前，有的纪检机关重视查办大案要案，一些人甚至认为领导干部只要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从而忽视日常监督执纪，致使出现“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皆成‘阶下囚’”的现象。其实，纪检机关的阵地不应该摆在法律底线上，在纪、法之间有一个缓冲带，这个缓冲带才是今后执纪监督工作的“主战场”.在这个“主战场”,纪检机关一是要抓早抓小，要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轻微违纪问题，更多地运用党纪轻处分和各种组织处理方式来处理；二是要纪法分开，突出查违纪问题，坚持快查快结，集中精力查清主要违纪问题后，把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落实相关制度，完善系列措施

运用好谈话函询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出手。谈话函询本身不是党纪处分也不是组织处理的手段，而是问题线索处置的一种方式。作为对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的五类处置标准之一，谈话函询环节对线索反映中带有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的问题及时处置，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中大部分是给予党纪轻处分或组织处理。谈话函询，不但对被反映的干部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也有利于纪委减少初查核实的工作量。

运用好多种组织处理手段，明确相应惩戒措施。组织处理不能局限于狭义上的岗位、职务调整，而要充分运用批评教育、通报批评、提醒、函询、诫勉等各种方式。党纪政纪处分后，当事人会受到任职、考核、待遇等方面的惩戒，受组织处理的，相应的惩戒措施也要跟进。比如，2015年新出台的《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规定了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取消当年考核、本任期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诫勉期满后，对于没有很好改正，还可以进一步给予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受到岗位、职务调整的，也规定了提任职务等限制。

总体来说，组织处理的惩戒措施虽有所规定，()但仍要不断细化完善。比如可以扩大惩戒面，除了现有规定的诫勉、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对通报批评等也可以规定一定的惩戒措施。

正确运用两种手段，查处问题宽严相济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两者可以优势互补。纪律审查工作中，要善于运用和正确运用组织处理的手段，提升纪律惩戒的综合效果。

案件调查过程中，借势借力于组织处理措施。根据《中国共产党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等规定，被调查的党员干部错误严重已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或妨碍调查的，可及时建议党委或党外组织停止其职务或免去其职务。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或违纪人员身份特殊的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时日，一时难以作出纪律处分的，及时采取停职、免职等组织手段，能够排除调查干扰，回应社会关注，取得查处主动权。还有查办窝案串案过程中，有必要区分主从关系、情节轻重作区别对待，组织处理手段可以成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工具，从而加快查办节奏、彰显查办效果。

案件处理过程中，从严把握组织处理条件。必须根据被审查人的违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确定是否适用；防止和避免组织处理适用上的随意性。特别是只作组织处理，不再给予党纪处分的更要从严把握条件。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违纪人员只应受轻处分，即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如果应受重处分，则不宜只给予组织处理；二是具有从轻、减轻情节，或者能认识错误、配合调查的；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能够被公众认可。（作者尹玲英系浙江省嵊州市监察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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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

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

党纪处分，是指各级党委和纪检机关，依照规定的权限、程序，对违纪对象作出的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这五种处分决定。其中的党纪轻处分，是指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两种处分。

组织处理，根据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x纪发[2008]x号）规定，是指党组织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涉嫌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必要的岗位、职务调整的组织措施。这个文件规定的组织处理的方式有三种：停职、调整、免职三种；在实际工作中，组织处理的方式显然并不限于这三种，与岗位、职务调整有关的降职、责令辞职等措施显然也属组织处理方式，与岗位、职务调整无关的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诫勉谈话也应视为广义上的组织处理方式。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关系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作为执纪监督的两种不同手段，执行主体、执行条件和程序、惩戒方式都不尽相同。两者各具优势且可以优势互补，但又不能相互代替。

两者优势互补。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可以并处，以更好地达到对违纪人员教育惩戒的目的。给予违纪人员党纪轻处分的，可同时建议党委、政府采取免职、调离岗位等组织处理措施；组织处理也可以单处，以体现宽严相济。如果违纪情节较轻，只应给予党内轻处分，且有从轻、减轻等情节，仅采取组织处理方式也能达到惩戒目的，也可不再予以党纪立案。

不能相互代替。组织处理不能替代纪律处分，按照违纪性质和情节轻重，应追究党纪责任的，即使已采取组织处理，仍应予以党纪立案。比如党员领导干部有赌博行为，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已通过免职措施将其从领导岗位调整下来，不能认为对违纪人员来讲免职比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严重”而不再给予党纪处分。反之亦然，对明文规定要给予组织处理的，不能以已给予党纪处分为由，而不再作组织处理。

如何运用“四种形态”开展纪律审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可以说，围绕“四种形态”监督执纪，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纪检监察工作“三转”的又一次深化，为监督执纪工作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指明了方向。

如何在纪律审查过程中贯彻落实执纪监督要运用“四种形态”的新要求，如何落实执行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每一名纪检监察工作者都应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上进一步转变，努力适应纪律审查新要求。

重视纪律审查前的初查工作

新形势、新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对线索的收集、梳理、分析、排查、初核更加全方位、精细化、专业化。纪律审查各环节工作都必须转变。

案件线索运用的做法需要转变。“四种形态”的运用，体现纪律审查要更多立足抓早抓小，要求我们必须及时处置各类问题线索，缩短初核的时间、时限。同时，加强线索运用的意识还要继续保持，因为这既是纪律审查人员的一项基本功，也有利于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反腐败工作。

初查的范围、重点需要调整。以往线索初查的重点是涉及受贿、贪污等与职务有关的重大违反廉洁纪律的违纪违法线索。随着“四种形态”的提出，以及围绕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就要求我们将违反六大纪律的线索问题处于同等重要位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将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线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查预案制作中的初查方向、涉案性质等内容都需要调整。

初查的方式、手段需要调整。对于可能涉嫌违法的线索，主要还是移送给检察、公安等侦查机关去实施初查。纪检监察机关主要进行一些材料、资料、证据的书面审查，而不再单独或以纪律为主地进行一些带有秘密调查性质的初查。这就意味着，新时期的初查工作，一般性调查谈话、取证将会大量使用，即使对于一些相对问题较复杂的当事人也会采取“走读式”的谈话。

善于运用谈话函询取得突破

在贯彻执行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和适应“四种形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的调查谈话，也面临着重大的调整。

对违纪当事人的询问谈话特别是重要口供突破方向上，受贿、贪污问题不应再作为纪律审查主攻目标，最多只是基础，要全面搜集各种违纪的事实。特别是在已拿下重大违纪事实后，不能在数额大小上恋战，更要腾出精力来重点攻取违犯其他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问题。

要善于运用函询这一手段。函询既是线索处置的方式之一，也是线索调查的重要手段。函询是具有鲜明纪律审查特色的调查手段，妥善运用可以及时处置、了结一些信访件，但对于被函询人来说，函询就像双刃剑。这是因为，一方面使用函询体现了组织对党员干部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如果函询对象不如实作出说明，将触犯新修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