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连中药厂与周淑清房屋产权纠纷一案的复函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连中药厂与周淑清房屋产权纠纷一案的复函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

【发布日期】1992-07-31 【生效日期】1992-07-3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连中药厂与周淑清房屋产权纠纷一案的复函

（1992年7月31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1991）民监字第76号《关于大连中药厂与周淑清房屋产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

经我们研究认为：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瑞生药房依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对房屋及其他低值易耗品，经过清产核资已折价入股；私房代表人张锡九（周淑清的丈夫）领取了股息，并为其女儿安排了工作。公私合营后，大连中药厂将诉争房屋纳入国有固定资产管理使用至今，并一直交纳房地产税。据此，我们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即诉争房屋已公私合营，产权属国家所有，由大连中药厂管理使用。

以上意见，供参考。

附：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大连中药厂

与周淑清房屋产权纠纷一案的请示

（1992年4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

大连中药厂为与周淑清房屋产权、腾退、租金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1）民上字99号判决，曾多次去最高人民法院上访和向本院提出申请再审。我院根据贵院（91）民监字第315号函示精神，对本案进行了再审，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鉴于此案历史沿革时间长，政策性较强，适用法律上有一定难度，特报请贵院，望予批复。

申请再审人：大连中药厂。

法定代表人：杨向武（系厂长）。

委托代理人：贺庆德（该厂干部）。

对方当事人：周淑清，女82岁，无职业，现住西岗区华胜街40号。

对方当事人：张建敏（系精神病患者），女，58岁，无职业，住址同上（系周的女儿）。

委托代理人：张连方，男48岁，大连港务轮舶公司船员，住西岗区珠江路69号，系周的女婿。

原审第三人：大连中药厂经销部。法定代表人：依养楚（系经理）。

一、案件基本事实及一、二审处理情况。

双方争执的楼房六间坐落于大连市西岗区华胜街36号，建筑面积为97．09平方米。1932年3月间，由张锡九和其父张瑞五及张聘渔三人出资小洋1250元接兑了瑞生药房，而后合伙经营。1947年张锡九以马瑞鹏名义（假名）用通币42万元买下原产权人朱学英的上述房产，1953年5月和8月，经大连市法院公证和大连市房产局批准，将该房更名为张锡九。

1954年6月张聘渔死亡，张锡九和其父与张聘渔的妻子、儿子、儿媳，签订契约，继续合伙经营“瑞生药房”。1954年9月，在市工商部门核定的固定资产表中，房屋作价600元，其中，张锡九投资336元。

1956年1月，随着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瑞生药房房产及流动资金和设备等低值易耗品转为市医药行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其中房屋作价1000元，核定张锡九的股金为691元，每月股息8．6元，并安排张锡九子女张彩凤在医药公司工作。此后该房先后由大连医药公司和大连中药厂使用，将该房纳入国有固定资产管理，并交纳房地产税。1982年10月张锡九病逝。1985年4月张锡九之妻周淑清和其女儿张建敏以房产局保管的该房登记卡片上是张锡九的名为由，向房产部门申请继承房屋产权，同年，市房地产管理机关向周淑清核发了私有房屋执照。

一九八六年四月，周淑清向大连市西岗区房地产管理处申请仲裁，要求大连中药厂归还房屋并补交租金。西岗区房产仲裁委员会仲裁决定：西岗区华胜街36号房屋产权属周淑清所有，大连中药厂退房并补交租金。中药厂不服仲裁决定诉至西岗区人民法院。经该院审理认为：瑞生药房原属合伙经营的药房，一九五六年根据公私合营的有关政策，该房随同药房一起纳入了医药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故于1988年7月30日以（1988）民字第104号判决书判决：西岗区华胜待36号房屋产权归大连中药厂所有。宣判后周淑清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以原审法院适用法律程序不当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交由行政部门处理。1989年10月，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以（1989）322号文件确认西岗区华胜街36号房屋产权属周淑清、张建敏所有。1990年周淑清再次向市房地产仲裁委员会申请，要求大连中药厂退还房屋并补交租金。经仲裁决定：西岗区华胜街36号房屋产权属周淑清所有，大连中药厂腾退房屋并补交租金。大连中药厂对仲裁决定不服，再次诉至西岗区人民法院，该院判决：

一、驳回大连中药厂要求确认西岗区华胜街36号房屋产权归己的诉讼请求；

二、大连中药厂经销部于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从西岗区华胜街36号房屋中迁出，并返还给产权人；

三、大连中药厂向产权人补交租金一万七千六百零五元四分；自一九九一年一月起，大连中药厂每月向产权人交纳租金一百六十八元九角三分至返还房屋时止。大连中药厂对判决不服，上诉至大连中院。二审认为，该房屋产权业经房产部门查实并确认归周淑清、张建敏所有。本院无据否定，故大连中药厂关于房屋产权归己所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拒不腾退房屋和补交房租也是错误的，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药厂仍不服，多次向市、省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9月16日以（1991）民监字第315号函告我院复查，速报结果。

二、省法院复查及处理意见

省法院民事庭合议庭评议一致认为，原瑞生药房是私营合伙性质企业，房产归合伙人所有。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对该房已进行了清产核资，房产权应属国家所有。其依据是： 1．瑞生药房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就是私营企业，张锡九本人系私营工商业者（私改时未明确定资本家，但也未明确是小业主），系被改造对象，改造后称私方代表。

2．讼争的房屋公私合营之前，是瑞生药房营业用房，张锡九及其家属不在此房居住，不属家店不分的。据瑞生药房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户口卡1956年记载：张锡九一家自一九三三年始就居住在华胜街40号，争执的房屋始终没有居民户口登记。合营的公私方代表均证实，原瑞生药房楼上是仓库，楼下是卖场，故争执的房不应视为是家店不分的。

3．公私合营时对瑞生药房的房产及低值易耗品进行了清产核资，旅大市公私合营国药商店一九五六年《固定资产及低值易耗品明细帐》明确记载：瑞生药房房屋一座作价1000元。经大连市公安机关对明细帐上述文字的检验证实：上述字迹与同类帐中1956年8月以后记帐的笔迹为同一书写且时间相近。虽缺乏当时的核资表，是因档案材料保管不慎，但有帐为凭，固定资产帐是核资表的继续。另外房屋作价也是合理的，瑞生药房54年在上报工商部门固定资产表中填写房产价值为600元，56年作价1000元，不但未折旧，还升值了。该房“文革”中又转为旅大市医药服务处管理，其固定资产帐记载房价仍是1000元。

4．国家对瑞生药房的私方代表人张锡

九、马玉洁等人核定了股金，张锡九等人领取了股息。

5．自1956年以来的三十年中，中药厂将该房一直纳入国有固定资产管理，并由中药厂缴纳房地产税至今。

6．当时参与公私合营的公、私方代表均证实该房已合营归公。

（1）公私合营时的西岗区合资委员陈松轩证实：瑞生药房是合伙的，房屋也是合伙人共有的。公私合营时该房系营业用房，改造包括房屋。公私合营股金分别计算，房子作价1000元。

（2）公私合营国药商店的公方代表、计财股长依养楚证实：“1956年1月25日私营药房全行业公私合营，瑞生药房合在旅大市公私合营国药商店。当时的明细表已经在文革中毁掉”，对张锡九等合伙经营的瑞生药房及房产一同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合资入股。当时瑞生药房的房产作价1000元。

（3）公私合营国药商店副经理私方代表钱中阜证实：瑞生药房是合伙的买卖，记忆中房子合营了，①房子1000元。②营业用房子，③合伙买的，④不在一起住。

（4）公私合营国药商店会计负责人、私方代表李伯卿证实：“原来瑞生药房的房子合营了，我记得一起入了股，房子作价1000元”，“瑞生药房楼上是仓库，楼下是营业室。

（5）公私合营国药商店经理文立恩证实，该房当时作价1000元合营了。

（6）据当时的公方代表张树模证实：瑞生药房我记得是合营了，并且房子作价，把作价钱作为股息（金）了。

7．1986年7月26日，原瑞生药房的股东、合伙人之一马玉洁给药店证实说：房子不是张锡九一个人的财产，而是共有的。后来公私合营，他说房产合营归公了，因此，我从那时起，也没追问这事，房产是大家的，所以我认为他张锡九的亲属无权单方面向你单位要房子，如果说房子已归国家所有我没有意见，我表示高兴。如果张锡九家属相独占此房，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这里有我的股份。

1989年瑞生药房合伙人马玉洁证实：合营的第二年我去了大连，张锡九告诉我，该房已合营了。

从1956年起，张锡九本人的档案中，从未发现对该房有过任何请求和主张。1982年张锡九病逝前，房产局有人曾告诉他：房屋底卡仍是他的名时，张锡九未敢去要。张锡九手中无房照，中药厂称“文革”中该房房照丢失，说明张锡九已将房照交出的事实可以认定。至于房产底卡产权人名未变更问题，一九五六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当时的各种制度及法制不够健全，尤其是医药行业机构在58年、60年、65年、71年进行几次大的变动，领导班子换的频繁，对房屋底卡是否更名没有问津，疏忽是存在的。再加上认识上的错误，认为私改后该房已是商业部门管理的国家财产，对是否还要更名，未引进重视。但这只是个形式，应服从法律事实。

综上，争执的原瑞生药房使用的房屋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已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该房产权应归国家所有。此案拟由省法院提审改判。

即：

（一）撤销一、二审法院判决；

（二）双方争执的华胜街36号房屋属国有房产，归大连中药厂管理使用。

本案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致同意合意议庭的上述意见。

当否请批示。

本内容来源于政府官方网站，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曾诉盛林虎著作权纠纷一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曾诉盛林虎著作权纠纷一案的复函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日期：1990-11-0

5执行日期：1990-11-05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9〕民请字第6号关于范曾诉盛林虎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盛林虎临摹范曾绘画作品是一种复制行为。未经作者范曾同意，以营利为目的出售该复制品，侵害了范曾的著作权，盛林虎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根据该案情况，其案由以定著作权纠纷为宜。

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范曾诉盛林虎等13名被告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

[1989]民请字第6号

最高人民法院：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院请示范曾诉盛林虎等13名被告姓名权纠纷一案，经我院研究，对本案的定性和适用法律问题意见不一，特转报你院。

原告：范曾，男，57岁，天津市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主任，住天津市南开大学20楼406室。

委托代理人：郑裕国，苏州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小伟，苏州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工作者。

被告：盛林虎，男，26岁，苏州市丽华丝绸印染厂描图员，住苏州市临顿路26号。

委托代理人：陆诚，苏州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晓莹，女，20岁，原苏州市十全街120号“聚宝堂”店主。

被告：凌江，男，39岁，苏州市十全街121号“水乡画廊”店主。

被告：彭毅民，男，37岁，苏州市十全街122号兰苑工艺社经理。

被告：顾旭，女，30岁，原苏州市十全街128号“墨绿堂”店主。

被告：杨鸯，女，29岁，原苏州市十全街134号“天赐阁”店主。

被告：管燕，女，37岁，苏州市十全街161－1号“燕云阁”店主。

被告：李壮，男，24岁，苏州市十全街169－1号“半爿阁”店主。

被告：卜浩忠，男，36岁，苏州市十全街170号工艺店店主。

被告：范佩芬，女，47岁，原苏州市十全街258号“集宝斋”店主。

被告：马燕萍，女，25岁，苏州市十全街244号“寒山屋”店主。

被告：施兴冲，男，35岁，苏州市滚漾坊16号“凌霄轩”店主。

被告：尤继强，男，26岁，原苏州市十全街143－1号“锦海堂”店主。

委托代理人：尤继祖，苏州市第25中学教师，系尤继强之兄。

案由：姓名权纠纷

一、案情

1987年11月25日，著名画家范曾致函苏州市委副书记周治华，反映该市有些集体和个体户“画廊”出售其本人赝品画，对此范表示强烈不满，希望严肃查处。市委负责人对范的来信十分重视，指示苏州市文化局、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查处，并将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向主管部门请示。

同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两局配合沧浪区行政管理局对15家个体工艺店进行了重点检查，从本案12名被告所属的工艺店中查获仿范曾画36幅，并根据他们反映的线索从本案被告盛林虎家中查获仿范曾画4幅和分别刻有“范曾”、“仿范曾”、“摹范曾于姑苏”、“林虎敬摹”字样的篆刻体印章4枚。上述仿画和印章即被沧浪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暂扣。12月4日经苏州市文化局鉴定，其中39幅为盛林虎仿制，每幅除盖有“范曾”名姓章外，还同时加盖“林虎敬摹”或“仿范曾”章。另有本案被告彭毅民所售“锺进士鬼趣图”1幅落款江东范曾，盖“吴草”印，非盛所仿。苏州市文化局马恒华、韩欣鉴定意见是：

1、没有完全伪造的作品；

2、纯属摹仿。

1988年1月14日苏州市文化局和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苏文企字（1988）第2号联合向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请示，认为：“

1、盛林虎仿画后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市场，又未经画家本人同意，这是扰乱文化市场的行为。

2、盛林虎私刻‘范曾’名姓章是错误的。由于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管理法规，根据上述情况，拟作如下处理：

一、对于进入市场的40帧仿造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伪劣商品收缴处理。

二、对盛林虎及经售的工艺店，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适当的罚款，上缴国库。

三、盛林虎私刻的范曾名姓章以及涉及范曾的闲章，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处理。今后文化市场上凡有类似上述情况的书画作品，也作同样办法处理”。同年2月1日江苏省文化厅经与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商批复同意以上处理意见。目前该处理意见尚未与当事人见面。

1988年7月19日范曾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称：盛林虎及上列12家工艺店店主共同以牟利为目的，用“江东范曾”、“抱冲斋主十翼范曾”等落款的赝品画，公开销售，已构成侵犯原告姓名权。盛林虎未经原告授权，私刻原告的印章，盗用原告的姓名，在主观上是故意的；12家工艺店的店主明知盛林虎盗用原告的姓名，私刻印章制作赝品，但为了达到牟利的目的，不惜以鱼目混珠的手段公开出售，欺骗境外人员，他们的侵权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艺术作品的声誉，败坏了中国画的名声。根据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和第120条的规定，诉请法院依法公正判决。被告盛林虎辩称：因非常喜爱范曾的画风和技法，崇拜和仰慕范曾本人，故从1986年夏起专心临摹范的作品。后因家境贫寒、工资收入低、绘画用品如宣纸价格

不断上涨等原因，被迫出售仿范曾画的100幅左右。现认识到是违法行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侵权行为。同时愿意向范曾登报道歉、赔偿损失。其余被告中绝大多数人否认范曾对他们共同牟利的指控，辩称自己是经过批准、依法纳税并从事合法经营的个体工艺店，所出售的是仿范曾画并非赝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查明：自1986年至1987年12月3日，盛林虎根据公开出版发行的范曾画册进行仿画，然后将画芯出售给苏州十全街的个体工艺店。开始盛每幅画芯售价七、八元，以后增至十二、三元不等。至今盛承认已出售画芯约100幅左右。本案其他被告将画芯装裱后出售（工本费约13至15元），每幅公开标价几十元至一百几十元不等，个别标价高达六百多元。但出售成交价一般只有50元左右。买主大多数是来自日本、香港等地的游客。自1987年12月3日以后盛林虎已停止出售仿画。

二、苏州市中级法院的审理意见

苏州市中级法院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对本案的处理有以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盛林虎摹仿范曾的名姓章加盖于仿画，同时又加盖仿章，其行为纯属摹仿性质，对范曾的姓名既无盗用又未假冒，不构成侵权。本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盛林虎未经范曾本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擅自私刻范曾名姓章加盖于仿画，并将其作为商品投入流通市场，其行为属于盗用或假冒范曾姓名的行为。其余12名个体工艺店店主以营利为目的出售侵权仿画，也构成侵权。本案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审判委员会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并决定向我院请示。

三、本案有关问题调查情况

我院接受案件请示后，就本案的有关问题非正式请示了最高法院民庭，并走访了下列部门：（1）国家版权局版权司、江苏省版权管理处；（2）江苏省文化厅艺术处、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管理处和经监处；

（3）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博物院、南京“十竹斋”文物商店，南京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4）南京市鼓楼区公安分局户籍科。此外，还走访了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喻继高、中央美院国画系蒋彩玲教授。

（一）关于是否允许出售现代画家特别是在世画家作品的临摹品问题。目前临摹在世画家作品并出售的现象很少，临摹已故画家的作品出售的较普遍。有的美术出版部门甚至公开出版临摹画册。但是窨哪些画家的作品要具有哪些条件，才可以营利性临摹，尚无明确的具体规定。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第120条第1款和第94条、第118条只原则性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和著作权（版权）及相应的法律保护。而1984年6月15日文化部内部颁布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同样也只是原则性地将绘画作品列入版权保护的客体。由于有关的法律规定很不完备，给本案的审理及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

（二）关于国画界是否存在一定的临摹规范的问题。经了解，长期以来国画界并未形成比较一致的临摹规范，根据博物院工作人员鲁力等人的谈话精神，归纳为三种做法：（1）只摹原作上的画不摹题跋、落款和印章，另加本人的落款，加盖本人的印章。如“某某仿某某笔义”、“某某敬摹某某某作品”。（2）将原作上的所有画、字、印全部摹下来，同时另加本人的落款和印章。（3）在临摹品上不加任何临摹的标记。以上三种做法在习作上是允许的。至于临摹作品，特别是第三种情况是否可以出售，多数人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蒋彩萍、江苏国画院副院长喻继高、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司长沈仁干等、江苏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郭廉夫等均认为不能出售，只有南京博物院工作人员鲁力，南京市“十竹斋”文物商店负责人顾凯认为可以出售。南京市场上尚未发现类似盛林虎出售仿画的情况。

（三）关于印章临摹的问题。鲁力等人认为印章所体现的篆刻艺术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对印章的临摹要求采用同样的篆刻手法，任何其他手法诸如笔描都是违背篆刻临摹的要求的。但私刻私人印章、加盖在仿画上，沈仁干、最高法院的部分同志、蒋彩萍、郭廉夫、徐玉才（省工商局）、喻继高等则以为是不对的，有的则认为是侵权行为。

（四）关于仿制和复制的关系问题。关于仿制和复制的关系，画家、出版界、版权界的多数人认为仿制、临摹就是复制，司法界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统一的结论，南京市博物院的鲁力等人则认为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归纳为：（1）复制是借助现代机械手段、经过复杂的工艺程序对原作进行的再制作，如印刷等。仿制则是以非直接接触的方法，靠人力目测观察对原作进行的再制作，如临摹。（2）复制可以通过机械手段大批量的进行生产；而仿制则不可能做到。（3）复制过程中只体现劳动；而仿制即使是同一仿制者对同一作品的多次仿制也包含其多次不同的创作，这正是仿制与复制的根本区别。

（五）公安部门对私人印章刻制的管理仅指下述情况，即部门或单位行政领导刻制二公分以上正楷章或签名章的，须经公安部门批准。从调查情况看，普遍认为私刻他人名姓章是侵犯公民姓名权的行为。

四、我院的几点意见

经我院民庭和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虽然是诉请保护姓名权，但与版权有关，法院应该扩大审理的范围，不能就案审案，以防止出现当事人重复诉讼的情况。

关于本案盛林虎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盛林虎的行为既不构成侵犯姓名权，也不构成侵犯版权。

不构成侵犯姓名权的主要理由是：（1）一般情况下名姓章是公民姓名权的物质载体，但这不能脱离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本案的具体案情看，由盛林虎篆刻的这枚名姓章只是篆刻艺术品，而不是范的姓名权的体现。因为中国画有其十分独到的艺术特色，这就是字、画、印三位一体，只有三者均为上乘，才有可能被称为是中国画之佳作。同样道理，对中国画的临摹也离不开字、画、印三位一体。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称为是对原作整体的临摹，只是局部，因此，本案当事人的行为不是姓名权的问题，而是版权问题。（2）盛林虎的行为不构成对范曾姓名的盗用或假冒。盛在其所有的仿画上均加盖了仿章，明示了仿画的临摹性质，故不构成假冒。而盛在仿画上加盖范名姓章是为了临摹再现原作，显然不属于盗用范的名义，不构成盗用。至于认为盛私刻范的印章可能给范曾造成某种潜在的危险，如持印章去银行取款，甚至去诈骗，显然这不是民法研究的现实损害，更不是本案所要裁判的诉讼标的。

不构成侵犯版权的主要理由是：（1）仿制不同于复制。复制是一种创作性的劳动，而现有的版权方面的规定并未对仿制作出明确的法律限制；（2）国画界自身并未形成统一的临摹规范。据于上述两点，在版权立法尚未就原作者与仿制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明确规定之前，责令被告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不仅法律根据、理论准备不足，甚至连道德义务的根据也不足。

第二种意见认为，盛林虎的行为既侵犯姓名权又侵犯版权，以侵犯姓名权为主。

侵犯姓名权的主要理由是：（1）中国画虽然字、画、印三位一体，但又是可分的。其中原作者的名姓章即是原作的组成部分，更体现作者的人身特性，且是有价的，因此，它是公民姓名权的物质载体，只有公民

本人有权决定自己或授权他人使用自己的名姓章。（2）侵犯公民姓名权的行为多种多样，其中包括篆刻私章的手段。（3）盛林虎侵犯范曾姓名权的主观故意是十分明显的，即以营利为目的。（4）盛林虎的手法是以假乱真：从盛林虎的仿画来看，除极少数专家以外，一般人均以为是范曾的真迹。因此，盛的行为属于侵犯姓名权中的盗用行为。

侵犯版权的主要理由是：（1）未经作者同意，以营利为目的出售仿画，已构成版权侵权行为中的非法复制。复制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如录音、录像、照相、复印、临摹、印刷等，仿制只是其中的一种。（2）我国并非没有版权保护的法律和规定。民法通则第94条明确规定公民依法享有著作权（版权），第118条规定，著作权（版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权利。这是调整版权法律关系、审理版权纠纷案件所必须依据的一部基本法。《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将绘图作品作为版权保护的客体，对作者的经济和人身权利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绘画作品的版权保护十分薄弱，侵权行为时有发生，这非但不能证明“存在就是合理”的谬误，恰恰证明加强版权保护刻不容缓。

院审判委员会倾向于第一种意见。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复。

1989年11月20日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连港务局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连港务局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发文字号】[2002]民四他字第21号

【批准部门】

【批准日期】

【发布日期】2003.11.12 【实施日期】2003.11.12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司法解释

【法规类别】海事诉讼

【唯一标志】105242

【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连港务局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02]民四他字第21号 2003年11月12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2]辽民四终字第11号《关于大连港务局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在时效期间内或者时效期间届满后，被认定为负有责任的人向第三人提起追偿请求的，时效期间为九十日，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或者收到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根据《海商法》和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原赔偿请求若是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的，则追偿请求人向第三人追偿时效的起算点应当自追偿请求人收到法院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生效判决之日起计算。

此复

附：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大连港务局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摘要）([2002]辽民四终字第1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在审理上诉人大连港务局与被上诉人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中，对如何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关于时效的规定认识不一致，故向贵院请示。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事实

1999年7月15日，温州温庆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庆公司）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签订了海上运输协议，约定温庆公司将大庆石化总厂供应的化工产品1029吨委托中远公司承运，中远公司于到货一周内代为支付运费。中远公司又于1999年7月30日与大连港务局下属的大连港黑嘴子港务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公司）签订了海上运输协议，约定由中远公司委托港务公司办理中远公司上述承运的大庆石化总厂供应的石化产品，约定内容除包干费用及支付时间不同外，其他约定和其与温庆公司的协议基本一致。港务公司于1999年11月4日在大连港将货物交付“浙椒518''’轮实际运输，同年11月9日，货物运抵温州港第五码头，卸下946.87吨货物，剩余82.15吨“浙椒518”轮将其留置并擅自售出。温庆公司于1999年12月25日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船东及中远公司赔偿其货物损失。宁波海事法院于2000年1月20日向中远公司送达了开庭传票，2000年8月10日，中远公司申请追加大连港务局（以下简称港务局）为该案被告，宁波海事法院予以准许，并于2000年12月21日做出判决，判令船东赔偿温庆公司的货物损失，并以中远公司、港务局均为契约承运人为由，判令二者承担连带责任。港务局不服宁波海事法院的判决，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4月20日做出判决，以“港务局与温庆公司之间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也并未实际承运，其与中远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中远公司与温庆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对该案货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为由，撤销丁原一审判决，由中远公司连带赔偿温庆公司的货物损失。2001年6月14日，中远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2001年8月10日，中远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对港务局的起诉。2001年10月15日，宁波海事法院对中远公司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划拨了中远公司的银行存款620000元。

二、一审法院处理情况

大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中远公司与港务局下属的港务公司签订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依法成立。对实际承运人“浙椒518”轮船东留置并擅自出卖货物而给作为托运人的中远公司造成的损失，港务公司与船东都负有连带的赔偿责任。中远公司有权向任何一方主张全额赔偿。中远公司在原案一审中即请求追加港务局为该案被告，并得到宁波海事法院准许，且浙江高院判决中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书中远公司于2001年6月14日才接到，中远公司于2001年8月10日向本院提起对港务局的追偿请求，10月15日被宁波海事法院强制执行，因此港务局辩称中远公司的诉讼已超时效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的批复》的规定，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因此，中远公司关于港务局对运输包干费的反诉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理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判决：

一、港务局赔付中远公司损失620000元；

二、驳回港务局对中远公司的反诉请求。

港务局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中远公司的追偿权时效期间已过；（2）我方的反诉请求时效期间应为二年而不是一年，故中远公司应向我方支付运输包干费及滞纳金。

三、请示的问题

本案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倾向性意见认为：《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理解上有歧义，“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中的“解决”包括以法院生效判决方式的“解决”，故原审法院以中远公司收到浙江高院生效判决之日起算并无不当。《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中的“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算”的规定在实务中无法操作，因为当事人在接到原案起诉状副本的九十日内原案可能尚未审结，这就使得中远公司是否对温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多少等均处于不确定状态，此时中远公司提起追偿请求尚不具备起诉的条件和依据，法院亦不能受理其追偿请求。为了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就《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理解适用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后，再对本案的实体作出处理。

因在审判实践中就此类案件如何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分歧很大，故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与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买卖合同贷款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与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买卖合同贷款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2年7月23日[2002]闽经他字第3号《关于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诉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买卖合同货款纠纷一案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同意你院的请示意见。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织公司)与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喜佳思公司)于19四年8月14日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双方当事人约定本契约所关联的一切纠纷应按照国际商务仲裁协；的商务仲裁规则，以名古屋的仲裁作为最终的解决办法。仲裁结果为最后的裁决，对当事双方均有约束力。”为了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双方当事人于2002年1月18日又签订一份买卖保证书及公司解散合约书，约定：“如有争纷，当事人愿意在日本法院或者厦门国际商事仲裁机关审理。”鉴于当事人既约定通过仲裁又约定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其争议，该约定违反了仲裁排除法院管辖的基本原则，应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厦门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具有管辖权。此复

二○○二年十月八日

附：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 诉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买卖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的请示

[2002]闽经他字第3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收到厦门贵院请示的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诉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卖合同贷款纠纷一案。厦门中院审查后认为：双方的买卖协议有约定仲裁条款，但该仲裁条款只约定仲裁地点为日本名古屋，而没有明确约定仲裁机构，故应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双方于2002年1月18日又订了一份《买卖保证书及解散合约书》作为补充协议，双方又约定解决争议的方式，在日本法院或者厦门国际商事仲裁机关审理。经审查，该条款还是约定不明，故应认定该条款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三条 第(一)项的规定，本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5年8月28日法发[1995]18号)第一条 规定，报请我院审查。

我院经研究认为，本案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明确，该协议条款无效，厦门中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的意见正确。现特报请你院批复。

二OO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五篇：扶余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张东辉与被申请人朱清芳纠纷一案

扶余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张东辉与被申请人朱清芳纠纷

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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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扶民执字489号

民事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张东辉，男。

被申请人朱清芳，男，1948年1月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址同上

扶余县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7日作出（2009）扶民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承担。申请执行人于2009年8月12日向本院申请执行，要求被告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09年8月12日立案执行，并于2009年8月12日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5日内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于2009年8月26日自动履行义务。申请执行费免交。故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扶余县人民法院（2009）扶民初字第489号判决终结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代理审判员陈英华

二00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