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加坡与香港的廉政比较——论文
《比较政治制度》作业
（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
题目：新加坡与香港的“廉政”制度比较
学 院：公共管理学院 专 业：政治学与行政学 年 级：09（级）姓 名：刘盼 学 号： 00930016 任课教师： 李慧勇 作业成绩：
新加坡与香港的“廉政”制度比较
摘要：新加坡政府的政治廉洁度已成为亚洲国家的范例，其政府围绕廉政和反腐而进行的一整套完善合理的制度建设为其廉政建设的成功提供了保证。近年来，我国香港地区反腐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就，2003年，透明国际公布全球政府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国香港位列14，居亚洲第二，新加坡则居第一。作为亚洲乃至世界“廉政”典范，香港与新加坡在执政上对我国内陆地区有很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字：新加坡 香港 “廉政”建设 借鉴
一、新加坡与香港“廉政”建设的相同点
作为世界“廉政”的楷模，新加坡政府的政治廉洁度已成为亚洲国家的范例，其政府围绕廉政和反腐而进行的一整套完善合理的制度建设为其廉政建设的成功提供了保证。而作为近年来“异军突起”的香港，在这方面的投入也不承多让。二者在这方面有许多相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建立了独立的廉政机构，并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公务员制度
新加坡和香港的廉政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反腐机制。这一机制既包括严格的公务员选拔、录用及晋升机制又包括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这些机制在廉政建设中各自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和作用。首先，在公务员选拔上，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给予公职人员适当足够的工薪报酬，使之依靠正常收入而不必通过贪污腐败便能维持自己及家人基本或体面的生活，从而达到使人不必贪的目的，从源头上确保了录用公务员的综合素质和廉洁度。其次，针对政府官员、国家公务员及国家各机构可能的腐败行为，建立了内外结合、上下协调的权力相互监督与制约机制。新加坡和香港先后成立了反贪调查局和廉政公署，从而使得各个部分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同时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牵制，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严密的监督网。
（二）发达的经济为各自的“廉政”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透明国际历年清廉指数排行榜上可以看出，公务员表现比较清廉的国家，全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个事实证明，反腐败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社会工程，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建立起相应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建设较高素质的执法队
伍。新加坡和香港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对比较成熟的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政府只在关键时刻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权力在经济领域可能的寻租行为，从而为政府廉政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
（三）严格的反腐机制为反腐倡廉提供了权威性的保证
新加坡制定了一整套完好的管理制度从微观层面杜绝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其财产申报制度实现了政府工作人员财产收入的透明化，必须在任职前申报个人财产，而在任职以后，如果财产有所变动，也应主动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并写明变动原因。比如新加坡规定公务人员亲友送礼要礼尚往来，最大金额不得超过50美元，如若发现公务员财产与其实际收入不相符，且又不能说明其缘由者，将以其不当获利的嫌疑而受到审查追究。其次，新加坡和香港还严格了关于反贪污方面的立法，制定了专门的行政管理法律和反贪污刑事法律。在量刑上实施重刑且毫不姑息。比如在香港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请你到廉署喝咖啡。”这句话意为着你将接受审查。香港《防止贿赂条例》明确规定, 公务员享有的生活程度及拥有的财富与公职收入不相称, 未能向法庭做出圆满的解释即属违法。发现这种情况, 当事人会被廉署请去“喝咖啡”。如查明确属违法的,罚款100万及监禁10年, 还要把不能解释清楚来历的财产充公。又比如多年前那位旅游时一不小心触犯新加坡法律而最终挨了鞭刑的美国青年，当时美国总统也出面求情，李光耀愣是没有同意以罚（款）代刑。
（四）“廉政”建设的早期化和社会化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
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教育抓得很早。香港从幼儿园开始抓廉政教育。廉署社区处专门为幼儿园的孩子编写了一本《廉洁的香港我的家》,书中有儿歌,有卡通画,有短文警句,有寓言故事,小朋友很容易接受,从小就知道贪污的人和“大灰狼”一样坏。香港的中小学学校专门为学生开设了廉政课,廉署为他们编了专门教材, 教材的名字是《建设廉洁繁荣的新香港》。教科书中有研讨性的文章,有许多典型案例,也有拒腐不沾的政府公务员、商界和企业界人士的事迹。在香港和新加坡地铁站台、公交车内、高楼大厦上都有政府制作的各种宣传画和标语,告诉人们要保廉促廉,让人处处都感受到廉洁自律的氛围。
二、新加坡与香港“廉政”建设的不同点
（一）在保证机构独立方面，新加坡与香港关于公职人员不同
新加坡为内阁制国家，总统无实权，因此，贪污防治局人事由总统提名，能相对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因此，贪污防治局的人员，可以为公务员。
香港廉政公署原隶属于殖民地的总督，目前属于行政首长，其独立性是来自于其调查不受其他机关的影响，仅能谓“相对的独立”，也因此香港的廉政公署是由非公务员组成，且设有监督委员会，避免仅向行政首长负责可能发生的弊病。
（二）反贪组织机构设置不同
廉署的工作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即调查、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对抗贪污，三个专业部门各司其职，发挥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有2000多名公务人员。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直属于总理，总编制人员额约76 人，其中局长1人、副局长2 人及助理局长5 人，41 位调查人员；下设有调查、资料管理提供及行政支援等三个部门独立反贪腐调查机构，在机构设置和行政效率上都高于香港。
（三）在保证廉政的相关体制中，香港的标准更明晰
新加坡的公务员行为的管理和纪律指导非常严格和明确。首先公务员必须申报财产，作资产宣誓证词，其财产申报的范围包括本人拥有的股票、房子、土地以及其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在私人公司的投资收益等。公务员不能向属自己主管或与他有公务关系的人士借钱；公务员不能借超过他三个月薪俸的无抵押贷款；公务员不能利用公务上所获得的信息来换取个人的利益；除退休时，公务员不能接受下属任何形式的礼物或款待，除公众公司以外，一般上，公务员都不能在新加坡私人公司拥有股份和利益。
香港的《公务员事务规则》为公务员行为及多项预备受关注的诚信事宜提供了清晰的标准和指引，要求公务员在面对利益冲突和申报采取的行动；公务员要避免向同事，特别是是下属及与部门有公务往来的人士借贷；公务员需要在任两个月内申报未获特别许可批准的贷款。
三、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的启示
借鉴香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经验,联系我国实际,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应坚持以下几点：
（一）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结合,形成健全而行之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
廉政离不开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最终会走向腐败。在我国要坚持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是执政党，共产党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廉政建设的进程。要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其首要条件是作为党员干部应当以身作则,遵守党纪、政纪,坚持依法办事,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其次，要接受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为基础的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廉署的工作重点是接受、审阅和调查有关贪污的指控。负责这项工作的执行处多达900 人。其信息主要源自市民举报。廉署每年平均接获3000多宗投诉, 其中约七成是署名举报。目前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新闻媒介、信访等的监督作用,使行政管理工作尽早地纳入法制轨道。
（二）要设立专门的廉政机构来负责具体的实施和监督
新加坡的反贪调查局,它由总理直接领导,挑选正直、廉洁、精干、高效的优秀公职人员组成。它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行机构,有职有权有威信,在反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大体也是如此。我国要肃清贪污腐败，就要设立独立的廉政机构监督政府工作，建立严密的监控纪律和制度，简化手续和中间环节，减少或杜绝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机会，从而达到使人不能贪的目的。
（三）坚持以德养廉与以俸养廉的结合,培养公务员的良好职业道德
廉政主要是对政府而言,而政府是否廉洁,又是通过公务员的行为来体现。公务员的良好职业修养,对于其抵制贪污腐败,保持清正廉明至为重要。而要培养公务员的良好职业道德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加强公务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和中国传统的优良美德教育,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另一方面,要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标准,令公务员“衣食足,而后知廉耻”,从而减少贪念,不愿为贪小利而打破“铁饭碗”。
（四）强化群众公民意识，鼓励群众合法维护自身利益，重视对举报人的保护
廉政教育是社会性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的重视,主管部门的协调,广大公民的踊跃参与。只有做到了社会化,其作用才能更强,威力才能更大。新加坡与香港都注重廉政教育从小做起，发动社会力量全民防治腐败，并且严格对举报人进行保密和保护工作，有力地保护了公民权益，是值得大陆借鉴的。
（五）严格法制，维护政府权威，但不能过于威权，侵犯公民权限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近年来，党和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也初步形
成了一整套反腐倡廉的法规体系，但目前我国的廉政法制仍显得滞后，立法与执法均不够成熟。因此我国在加强法制上应加快立法，保证有法可依。但对新加坡及香港而言，均非典型的民主国家，具有威权主义的特色，因此能容忍侵犯人权的法律。我国对此要引以为鉴，不能盲目引入新加坡和香港经验，损害人民利益。
结论：
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的成功是极具说服力与借鉴意义的, 我们大可以奉行“拿来主义”,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 但是在实际运用时不能生搬硬套, 原样照搬地搞个廉政公署, 而应该根据我国的情况和环境特点, 加以灵活变通和“本地化改造”有针对性地借鉴运用。从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提高侦查技能和手段，提高反贪机构权力上多加研究探讨。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中国的廉洁之邦必将实现。
参考文献：
1．李国荣、杜萍：《腐败现象产生根源及其治理对策——从香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谈起》，社科纵横，2006年3月，总第21卷第3期； 2．杨伟：《香港和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几个特点》，环球瞭望（百花文苑），E-mail:wangll@zgjc.sina.net；
3．赵黎鸣：《浅析香港廉政建设及其借鉴意义》，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学习与观察），2006年第3期；
4．王和平：《香港廉政建设经验浅析》，河南省委党校研究资料； 5．段龙飞、任建明：《香港廉政制度体系建设的经验及启示》，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6．吕元礼：《新加坡廉政之道的全方位剖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10月，第17卷第5期；
7．李家亮、刘稚：《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的特点及启示》，法制与社会（政
法论坛），2009.11（上）；
8．李彦春：《从“乌烟瘴气”到亚洲第二清廉“第二”——香港廉政公署打击、控制、绝缘腐败一瞥》，反腐瞭望，先锋队2006.10（下半月刊）； 9．蔡定剑：《向新加坡学什么》，百度文库，（作者系透明国际南亚及大中华区主任）；
10.http//blog.sina.com.cn/zhoujianjun6《新加坡和香港：华人社会一样可以造就廉洁政府》。
第二篇：香港留学与新加坡留学对比
很多工薪家庭的学生申请留学读研究生时，希望体验全英语教学但又担心难以适应，同时还希望降低留学成本。津桥的留学顾问们为这类同学推荐适合他们的工薪家庭留学路。
津桥教育欧亚项目主管胡丹表示，这类同学的个人意愿，可以总结出三点留学要求：争取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外语水平、寻求费用相宜的留学方案。“同时考虑到他们担心自己难以适应海外国家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沟通语言、饮食文化、气候温差等问题，华人居多并以英语教学的香港和新加坡能够一次过满足学生的三个愿望。”一般情况下，香港和新加坡的留学成本相差不大，但在招生政策、优势专业等方面都各有千秋，建议学生结合具体情况、综合比较两地留学形势再作决定。
留学成本：无限制打工vs80%助学金
香港研究生的留学费用约10万人民币/年，而新加坡留学费用共计约15万人民币/年，这与其他欧美热门留学国相比十分相宜，自然成为工薪家庭送孩子去读名校的首选。据津桥教育香港名校申请专家梁蕴华介绍，香港政府对于留学生打工时间没有严格的规定，“在不影响完成学分的情况下，学生可以合理安排好打工时间，不仅能够积累实践经验，还能最大限度降低赴港深造的费用。”
与香港相比，新加坡巨额助学金能够帮助学生轻松减学费，据津桥教育欧亚项目主管胡丹介绍，凡是被新加坡三大公立名校录取的学生都能申请新加坡政府60%左右的学费资助，而公立理工学院大部分专业还会提供最高覆盖学费80%的政府助学金，“以新加坡共和理工学院为例，获得覆盖学费80%的助学金后，学生每年学费仅需人民币2万元左右。”
招生政策：滚动招生vs99%录取率
津桥教育香港名校申请专家梁蕴华表示，港校的网上申请一般是按照“先到先得”的滚动招生原则，录取标准会不会因为优秀申请者的增多而水涨船高，“学生可以捉住这个招生政策，提前了解申请截止时间，做好准备及时申请，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把迟来的申请者排除掉”。凭着“早准备早申请”的热忱，即使不是211院校毕业生或者成绩尖子生，也是可以争取跻身世界百强名校的。
相比之下，新加坡热门院校可能会将更早申请但条件不够优秀的学生淘汰掉，但新加坡院校总体的申请门槛较低，其中，私校申请成功率更高达99%。津桥教育欧亚项目主管胡丹表示，新加坡私立院校往往都会跟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著名大学合作，因此学生能够通过这部分私立学校，以较低的学费考取外国大学的文凭。“学生在选择新加坡私立院校时，可以看新加坡EduTrust认证和中国驻新加坡使馆认证这两大官方认证，选择两国认可的学校。”津桥教育欧亚项目主管胡丹提醒。
就业规划：根据两地特色选“钱”途专业
纵观香港，发展良好的行业包括物流业、银行业、传媒业、房地产业等，学生在选专业的时候，可以先参考香港乃至全球的行业发展状况，结合自身优势与计划后再做决定。津桥教育香港名校申请专家梁蕴华提醒，经常被忽略的建筑学院其实也有不错的专业，如香港大学的房地产专业就是设在建筑学院内，“除此之外，香港每年都有7000个以上的公务员职位
提供给应届毕业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与实际，提前做好应聘准备。”
据介绍，商科类本科以上学历的留学生在新加坡更易获得工作准证，而且可根据申请人的薪资情况，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权。除了素来热门的商科之外，一些新兴的热点行业正在新加坡走俏，津桥教育欧亚项目主管胡丹指出，目前新加坡正致力于新兴工业转型，且每年将创造出超过2万个的就业机会，“学生可以考虑网络安全、生物医药、创意媒体设计等相关专业。”另外，津桥教育欧亚项目主管胡丹表示，获得政府助学金的学生，毕业后必须为新加坡注册公司服务三年，服务期间享受公司给予其他员工同等的薪金与福利待遇，这其实为留学生解决了就业难题。
要留学早准备
津桥教育欧亚项目主管胡丹建议打算到新加坡或香港深造的中国学生，要提前1至2年时间做好以下准备：
1、充分了解两地院校学制、教学特色、专业实力、教授风格、生活环境等相关信息后，确定初步的升学目标；
2、评估自己的学术条件、未来发展意愿、兴趣爱好等，权衡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明确申请院校及专业；
3、针对评估结果，循序渐进地提高自己的学术成绩，合理安排语言培训和考试并提前获得有竞争力的语言成绩。同时选修相关课程，为后期申请积累优势；
4、在目标院校开放申请之前按不同院校的不同要求投递申请，并在留学顾问的帮助下跟踪申请进度；
5、由于部分院校需要面试（主要考察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和求学的规划），学生获得录取后最好接受专业的面试辅导，从而顺利通过面试，最终成功入读理想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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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考察报告
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考察报告
一、考察概况
本次考察地点为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地两国，考察时间为2003年3月7日～13日，总计7天行程。
二、收获
1、在香港考察了地铁、轻轨，体验了罗湖~红堪的地铁，该条线路的车辆段顶部搭建巨型平台作物业开发；在新加坡参观了自动导向交通系统，为双线，混凝土高架结构，车辆在导轨上行驶，车轮采用橡胶轮胎；在吉隆坡考察了跨座式单轨系统，与日本跨座式单轨及重庆在建的跨座式单轨相同。
2、考察了各国的经济模式特征。香港及新加坡均以港口转运及高科技开发为主业，其中新加坡还有世界第三大炼油厂，除以上优势产业外，几乎不再发展其他产业，全部依靠进口，如均不发展农业，居民消费的蔬菜、粮食全部进口。汽车业也全部依靠进口。马来西亚主要产业为农业。其棕榈树产业相当发达。家电全部依赖进口。
3、香港多丘陵，其护坡简单有效。铁路、公路边坡多使用铁丝网覆盖护坡，既防止危石坠落又可种植花草绿化
4、以上一区两国绿化极好。香港、新加坡城市中以绿色为主，马来西亚全国森林覆盖率极高。
5、香港、新加坡人素质较高，很讲礼貌工作责任心强。
三、感想
1、发展地铁轻轨是解决城市交通拥挤的极好办法。
2、以上一区两国面积较小，故选择的是集中精力发展优势产业，其 1
余一律进口的经济发展方法。此方法仅为小国模式，可形成规模优势，但对中国行不同。中国应发展大而全的模式，消费品不能单纯依靠进口，应立足国产化。即使一时无法国产化，也应订立国产化计划，最终实现国产化。
3、以上一区两国国民平均收入均远远超过中国。中国现在看起来富强了，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这是因为中国国大人多。但按人口平均下来却排到了后列，国民生活质量远远落后于考察地人民。中国仍需要集中精力搞市场经济，最终达到国民共富，安居乐业的目标。
4、香港、新加坡人口密度均大于远远中国大陆人口密度，但经济仍非常发达。这说明人口多并非是达到全民致富，国家繁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当前中国应在计划生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人口多带来的某些方面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高精尖产业。
5、由于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汇率太低。出国后钱不再值钱，连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汇率都达到了2.5：1，而根据国民购买力实际看来只有1：1。这说明如果放开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应为约3：1。
6、讲不讲礼貌与所处环境很有关系。在讲礼貌的香港、新加坡地区，随团同志均彬彬有礼，而到了马来西亚就与国内完全一样了。这说明如果在中国加大素质宣传，提高奖罚力度，可以有效提高国民素质。
四、对下次考察的建议
1、因日程安排较匆忙，对城市轨道交通考察时间不足。建议增加对城市轨道交通的考察时间。如请导游专程安排时间乘坐新加坡自动导向交通系统及吉隆坡跨座式单轨系统。
第四篇：廉政建设论文：中国与新加坡廉政建设比较研究
廉政建设论文：中国与新加坡廉政建设比较研究
【中文摘要】如何将腐败尽可能地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使其不至于危害国家的发展战略,同时通过廉政建设,使国家政治体系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新加坡政府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努力,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高效廉政体系,它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值得中国借鉴的。本文拟通过对中国与新加坡的廉政建设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两国的经验,从中找出差异和共同点,并为中国廉政建设提供可行性的参考。本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单介绍本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对国内外研究中国和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主要文献进行综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正文分为五章,分别对中国与新加坡的廉政预防机制、监督机制、惩处机制和教育机制进行具体的比较,评析它们的运行效能,在评析对照中找出中国廉政建设的经验与不足。最后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在合理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公民社会四个维度,提出加强中国廉政建设的总体思路。本文认为,中国的廉政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作用；健全廉政法制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培育社会廉政文化,构建廉洁价值体系；大力发展公民社会,促进社会自治自律。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概括总结,展望中国廉政建设的未来。
【英文摘要】How to contain corruption to a minimum extent
as much as possible, to the manner as not to endanger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rough honest politics construction,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all complex and profound issues.After decades of exploration and effort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ance system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China and Singapore have simila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China can learn from Singapore’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this paper will sum up the
experience of the two country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nd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 clean government for China.There are three parts of preface、text and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In the preface, the basi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opic were introduced briefly, China and Singapore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lean government in China and Singapore will be summarized、introduced and analyzed, and describe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arrangements of this study.The text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It conducts specific comparis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on following aspects, like the preventive mechanism, supervision mechanism, punishment mechanism and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clean governance, in order to analyze their operating performance, to find out the experience and lack of clea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a.Based on China’s social reality, the last chapter tries to sum Singapore’s experience up in a reasonable manner through the dimens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civil society, and propose to strengthen the general concept of clea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a.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s clea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must tak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enter, to further develop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hile maintaining command of the role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mprove the integrity and legal system,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 and innovation;cultiv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grity, build clean value system;to develop civil society and promote social self discipline.In the Conclusion part, the whole text will be summarized,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a.【关键词】廉政建设 预防机制 监督机制 惩处机制 教育机制
【英文关键词】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preventive mechanismsupervision mechanismpunishment mechanismeducation mechanism
【目录】中国与新加坡廉政建设比较研究
3-4ABSTRACT4-5摘要1.1 选题
1.3 第1章 引言9-15依据和意义9-10
研究内容及结构14-15
较15-261.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10-14第2章 中-新廉政建设的预防机制比2.1.1 2.1 新加坡廉政建设的预防机制15-18
严格的公务员选拔和录用制度15-16
廉政义务规范16-17
17-182.1.2 周密的公职人员2.1.3 实行政务公开,减少腐败机会2.2.1 不2.2 中国廉政建设的预防机制18-23
断完善的公务员廉政勤政保障机制19-20
廉政规范立法建设20-212.2.2 深入推进的2.2.3 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加强廉
2.2.4 对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的逐步改
第政预防组织建设21-22革22-232.3 中-新廉政预防机制的比较分析23-26
3章 中-新廉政建设的监督机制比较26-34
设的监督机制26-29
26-273.1 新加坡廉政建3.1.1 独立权威的反贪机构27-293.2 中国廉3.1.2 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
29-31政建设的监督机制
制29-30
30-313.2.1 反腐职能机构的制度约束机3.2.2 多重监督形式构成的责任约束机制3.3 中-新廉政监督机制的比较分析31-34第4章 中-新廉政建设的惩处机制比较34-42
设的惩处机制34-374.1 新加坡廉政建4.1.1 完备严密的廉政立法
34-364.1.2 及时严厉的腐败行为查处36-374.2 中国廉政建设的惩处机制37-39
律法规37-38
38-394.2.1 不断完善的反腐肃贪法4.2.2 在腐败案件查处上的不懈努力第54.3 中-新廉政惩处机制的比较分析39-42
章 中-新廉政建设的教育机制比较42-49
设的教育机制42-45
42-43
43-44
44-455.1 新加坡廉政建5.1.1 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5.1.2 加强对公职人员”心治”教育,倡导奉献精神5.1.3 倡导儒家价值观,培养社会廉政文化5.2 中国廉政建设的教育机制45-47
45-465.2.1 重5.2.2 坚持以
5.3 中视公仆意识教育和实践,倡导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工作方法教育,密切干群关系46-47
-新廉政教育机制的比较分析47-49
经验,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49-65
心,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廉政建设50-54
指导,在发展中推动廉政建设50-51第6章 合理借鉴新加坡6.1 以经济建设为中6.1.1 以科学发展观为6.1.2 大力促进经济发展,6.1.3 完善社会主义
6.2 健全廉政法制
6.2.1 健全反腐肃贪立为廉政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51-52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寻租和腐败机会52-54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54-58
法,违法必究惩处必严
权力制约机制55-57
职人员财产透明度
值体系58-6157-5854-556.2.2 科学配置公共权力,完善6.2.3 推行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增强公6.3 培育社会廉政文化,构建廉洁价6.3.1 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将廉洁纳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树立廉洁从政观念
价值体系的社会基础
自治自律61-65
设61-6258-5959-6060-616.3.2 强化公职人员廉政教育,牢固6.3.3 注重公民廉洁教育,夯实廉洁6.4 大力发展公民社会,促进社会6.4.1 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推进公民社会建6.4.2 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参与
结论与展望65-66致谢和监督效用62-65
66-67
参考文献67-69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第五篇：印度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比较
印度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比较
赵连军
印度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为标志，与我国交往源远流长；新加坡以华人为多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现在，两国同是亚洲重要国家，同样都与我国有着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在我国的反腐倡廉过程中，这两个国家经常被提及，成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参照系。本文仅就印度和新加坡两国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试作比较，以期对我国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一、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背景比较
历史上，印度和新加坡都曾经长期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从十八世纪开始，这两个地方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在182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后，曾受到英属印度当局的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又曾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遭受残酷统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殖民浪潮的兴起，印度在圣雄·甘地的带领下于1947年获得独立；新加坡在李光耀带领下于1959年获得自治，1965年正式立国。
独立之后，两国除了面临着经济落后的巨大困境外，还面临另一个共同的严重政治社会问题：腐败。独立之前，印度腐败问题就很严重，尼赫鲁说贪腐比比皆是，十分猖獗。而刚刚独立，就频发腐败大案。首开先河的是1947—1948年的吉普车丑闻事 件。1947年第一次印巴战争爆发时，时任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克里希纳·梅农以800万卢比的价格，向一家外国公司订购4600多辆吉普车以供战争急需，但在战争结束后才迟迟交货，而且质量不达标，社会反响强烈。之后，1949年内阁部长拉奥·什维·巴哈杜尔·辛格因帮助伪造采矿文件并收受2.5万卢比贿赂坐牢；1951年9月，议员摩德加尔因从孟买某商会收受贿赂2000卢比帮助该商会游说被驱逐出议会，相关人尼赫鲁女婿费罗兹·甘地被行政警告；1958年财政部长克里什南马查理因帮助一家国营保险基金拿到一个合同被解除职务；1959年印度保险公司负责人拉马克里希南·达尔米亚因挪用220万卢比被判刑2年，航空公司老板达拉姆·特嘉因贪污2.2亿卢比被判刑6年。同样，新加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独立前后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正如李光耀回忆说：“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政府公务人员和执法人员、司法官的腐败十分猖獗，不仅存在大量公务人员的腐败行为，而且有组织的贪污也很盛行，人们对政府公务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同时，腐败还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犯罪活动猖狂，吸毒嫖娼成风，以至引起政局动荡不安。面对严重的腐败问题，甘地说“宁可给整个国会一个体面的葬礼，也不能忍受腐败猖獗”；李光耀则多次表示“廉，是立国之本；清，是执政之根”，强调“要有经济增长和进步，必须有好的政府，一个诚实、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新加坡的生存，全赖政府 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两国都表示出和要腐败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
印度和新加坡由于长时期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其文化也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反腐败斗争上，就是重视对廉政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视。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也是最早制定反腐败法律的国家。早在1889年，英国就颁布了第一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把禁止政府官员、公共机构人员以权谋私与贪污腐化作为职业道德的核心，明确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交往中主动或被动收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均属腐败行为，被视为犯罪。1906年，英国制定《反腐败法》，将反腐败行为的范围从公共机构工作人员扩大到公共机构本身。1916年，英国制定《防止腐败法》，再次将反腐败行为的范围从公共机构扩大到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同时，英国又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创始国，十分重视对公务员的管理，早在1854年就提出了公务员管理的三项原则，一是公开竞争上岗，二是进行在职如培训，三是升迁取决于本人能力，并通过法律法规防止公务员腐败。所以，英国政界虽然也常会发生丑闻，但所涉官员多数不是因为贪污受贿，而是因为泄密或者其他腐败行为。英国的法制反腐文化，为印度和新加坡所学习吸收，两国反腐败斗争一开始便非常重视廉政法规制度的建设。
二、两国廉政法规制度架构比较
印度和新加坡的廉政法规制度构建，首先体现于其国家根本 大法宪法上。印度宪法规定，“在印度政府，各邦政府，或上述政府管辖之下的任何地方机关或其他机关担任有收入之职务者不得选为总统”；“在印度政府、各邦政府或受上述政府节制之任何地方机关或其他机关中担任有收入职务者不能当选副总统”；如公务人员委员会主席和委员“在任职期间从事本职以外有报酬的工作”，总统可以下令免除其职务。新加坡宪法规定，“总统不得担任任何营利的职位，并不得积极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担任营利性质的职务者”不具备有作为议会议员的资格。新加坡刑法事法律还根据宪法规定，禁止公务员取得工资以外的任何报酬，违者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宪法的根本框架下，两国构建起廉政法规制度体系。
印度是世界上制定廉政法规较早的国家，但其受到英国法规影响也较大，甚至沿用着英国殖民地当局的法规。如现行的《印度刑法典》即为英国殖民地当局于1860年制定，至今只作过少许修改。该法第九章为“公务员犯的罪或有关公务员的罪”，对公务员贪污、受贿和经商、购置财产上的违法行为等，分别规定了处置办法。这是印度最早的廉政法律规定。从1947年独立起，印度即开始了廉政法规制度的制定，逐渐形成较为健全的廉政法规制度体系。其第一部廉政法规是1947年制定的《防止腐败法》，该法为更有效地防止贪污受贿而制定，保留了刑法中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新情况作出一些新规定。该法通过后，几乎每隔2至3年就对其进行一些修改。直到1988年，在总结以前反腐败立 法经验教训基础上制定了“旨在统一和修正关于防止贪污及与此有关的法律的法案”—《1988年防止腐败法》。该法分总则、特别法官的任命、违法与惩处、依本法调查案件和准予起诉及其他有关条款，共5章31条，对腐败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和定罪量刑、适用范围及其他反腐法律的适用做了详细规定，是一部集刑事实体法和诉讼程序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反腐败法。该法确定了两条重要原则，一是只要实行接受除合法俸薪之外的好处得到证实，就应认定他是故意并已经受贿；二是公务员在任职期间取得超过其合法收入来源的财产而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即构成腐败罪。该法将防止贪污贿赂犯罪的对象界定为公务员，并在概念上采取广义的公务员概念，凡一切执行与国家、公众和团体有利害关系职务的人员均定义为公务员，涵盖中央、邦、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法官及由法院授权执法的人员，在中央、邦、地方政府的公司中服务的人员，学校校长、教师等工作人员，以及受委托从事审查、选拔、考试等工作的人员，受各级政府机构财政资助的协会、机构中的官员和雇员，等等。这些人员不论是否由政府任命，都是公务员，都属于《防止腐败法》的适用范围。除《防止腐败法》外，印度比较重要的廉政法规制度还包括了于1964年制定的《中央文官行为准则》。该准则共25章，对公务员的廉洁从政进行规范。如严禁为亲友谋利，规定任何公务员不得利用他的地位或影响为他的家庭成员在任何公司或商行谋职，不得给雇有他的家庭成员的公司或商行办事。在收受礼品上，规 定公务员不得接受或让他的家庭成员接受任何礼物（但准则中规定的礼物除外，即只能在结婚、生日、宗教仪式等时机从近亲或没有公务关系的朋友处按自己的职务等级接受最高不超过500卢比的礼物，超过限额的必须向政府报告)。严禁经商和投资，规定公务员不得直接或间接经商，不得从事其他职业，家庭成员经商必须向政府报告。公务员也不得从事证券和股票投机，不得进行有碍公务的投资，不得同他管辖范围内的个人或企业发生借贷关系，不得借钱给任何人收取利息。要求官员必须进行财产申报，规定公务员在就任时必须详细报告他的财产情况，包括不动产、股票、现金和银行存款、其他动产和债务。《全印文官行为准则》，该准则是根据《全印文官法》制定的关于全印行政和警务人员行为准则的规定，共20条，其中涉及反腐败的主要内容与《中央文官行为准则》大体相同。还有《反洗钱法2002》、《举报人保护法案2002》和2005年10月生效的《信息权法》。《信息权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府透明法之一，除了规定只有有限的机构可以免除信息公开义务外，还规定独立机构可以对官员进行监督并给与惩罚。
和印度相比，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既有与印度相似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1937年殖民时期，新加坡曾出台《反贪污条例》。在此基础上，1960年由李光耀亲自推动颁布了《防止腐败法》，后历经多次修改，共37条。该法融刑法、刑诉法和部门组织法于一体，内容全面、具体，可操作性强，惩处严厉，如其中不仅 严格详细的规定公务员不准利用职务之便和权力收受报酬，而且对官员如何处理那些无法推辞掉的礼品做了详细规定。该法规定的“报酬”范围包括了金钱、礼品、贷款、赏金、奖金、酬金、高额保证金等，提供官职、就业机会和承包契约，支付款项、让与财产、全部或部分地免除各种债务、责任或其他此类义务，给予帮助、袒护和各种好处等。该法还规定，对于向公务员非法提供或给予报酬的行贿人，公务员有权逮捕并将其移交就近的警察局，否则该公务员将构成犯罪，应判处5000新元以下罚金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二者并处。1988年，新加坡颁布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没收贪污所得的条件、范围、程序以及具体执行等均作了详细规定，规定了不同于追究一般犯罪的新型证据制度和特殊的举报制度，加大了对该罪的处罚力度。1989年，新加坡国会又通过了《不明财物充公法令》，许可政府冻结和没收贪污嫌犯来源不明财物和资产，以阻止嫌犯转移赃物、赃款给第三人。
新加坡针对公务员廉政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制度。主要有《公务员法》、《公务员守则》和《公务惩戒性程序规则》等。这些法规的制定本着“严肃、高效、廉政、求实”的原则，致力于建设完整专门规范公务员聘任考核、财产申报、公务员高工薪、严格限制接受礼品、惩罚腐败官员等制度，使新加坡对各级公职人员形成了一整套比较严格、完善、又比较具体实用的管理制度，在预防腐败方面形成一套“步步设防”的约束机制。另外，新加 坡还制定颁行了专门的《公务员指导手册》，任何公务员都必须严格地遵照执行。手册中除包括有关法规和行政管理规范外，还对公务员有详尽明确的纪律规定，如公务员不能向和他有公务关系的人士借钱；不能借超过他三个月薪俸的无抵押贷款（以免债务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图）；不能利用公务上所获得的信息来换取个人利益；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礼品价值超过５０新元（约计人民币２００元），必须交公；任职期间每年申报个人资产和投资；未获书面批准前不得经商或从事副业等。与《公务员手册》相应，政府发给每个公务员一本日记手册，公务员要记录本人的活动情况，每年申报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主管单位的常务秘书定期核查，如发现财产来源有问题，即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调查，一旦被发现违反了纪律规定，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构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制定了《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职工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双方各交一半，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得随意提取。按制度规定只能用于四项内容，一是购买政府组屋，二是医疗治病，三是为子女交学费，四是养老基金。养老金必须在退休后方可领取，政府和 企业不另发养老金。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但是，政府还规定当公务员违法贪污被开除或判刑后，其全部公积金立即自动取消。所以，当公务员如果冒着被取消公积金风险而违法贪污受贿时，有必要考虑冒这个风险值不值得。
三、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机构比较
对于廉政法规制度的实施，印度建立了包括监察部门、公共投诉部门、审计部门、调查机构和司法部门等为主的相关机构，在法律框架内建立起与政府文官体系相配套的监察系统，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监控，并与司法部门一起对腐败行为人进行惩处。其中最主要的有3个，即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调查局和主计审计长公署。
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反腐败委员会）成立于1964年2月，是印度独立于其他任何执行机构的最高监察机构，负责对中央政府各机构的监察工作，对各机构在计划、执行、总结和改革各自的监察工作中给以指导和建议。其主席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该委由一位主席和不多于4位成员组成，下设秘书处、技术审查处和行政调查专员处。技术处主要负责从监察的角度对政府机构的公共建设工程进行审计，对有关建设工程的特别投诉案件进行调查等。行政调查专员处设15个职位，专员的职责是对公务人员行政程序方面的指控或投诉进行口头调查。在各邦，有相应的邦监察委员会或调查官。通过对不同级别 和部门监察官员的指导，该委可以实现对整个行政体系、国有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的监控。监察官员在业务上受上一级监察官员的指导，行政上受部门首长的领导。但是，该委只被授权对腐败案件进行质询或提请调查，本身并没有调查权，不设调查机构，因此需要通过中央调查局调查腐败案件。
印度中央调查局组建于1963年，其前身为1941年成立隶属于国防部门的德里特警处，是印度历史第一个专职肃贪机构。该局是印度最重要的司法调查机构，也是该国侦查贪污贿赂犯罪的最高专门机关。其职责是调查和起诉中央政府及其企事业公务员违法案件及其他重大案件，如所有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金融机构公务员（政府官员）的贪污欺诈案件，包括银行欺诈、金融欺诈、进出口外汇交易违规、大规模药品古董文化财产和其他违禁品走私等经济犯罪等。该局由总部和地方分支机构两大部分组成，总部设有反贪污贿赂部、特殊犯罪部、经济犯罪部等11个部门，其中这3个部是执行调查和起诉职能的三个最重要部门。反贪污贿赂部任务主要是收集有关腐败的各种情报，保持与政府各部监察官之间的联系，询问有关贪污和收受贿赂的投诉，调查和起诉贪污和收受贿赂的犯罪案件以及有关预防腐败的工作，所调查的案件主要是为中央政府、国有企事业和各省政府服务的公职人员和各要害部门的违法违规行为。经济犯罪部调查金融犯罪、银行欺诈、洗钱、金融市场非法行为、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的渎职等。同时，为了预防公务员职务犯罪和腐败，对某些政府 部门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进行廉政鉴定和廉政规划；对那些在廉政方面有污点或可疑的政府官员实行重点监控，并监控那些会引诱和勾结政府官员犯罪者，提醒相关部门官员在与这些人打交道时须格外小心，以免上当。
主计审计长公署是印度监督并发现重大腐败案件的另一主要机构。印度政府审计机关的全称为印度审计会计部，总部在德里，名为主计审计长公署，主计审计长是最高首长。印度主计审计长作为印度会计与审计部门最高首长，既不属于立法机构，也不属于政府。主计审计长公署负责财政决算编制和国家财政审计。印度只设中央审计机关，地方不设相应的审计机关，由中央派出机构负责地方的审计工作，在全国各地设有各类专业机构104个，6万多员工，其中大约1万名审计方面专家。审计署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代表议会立法机关，监督和确保行政部门收支严格按照法律行事，另一方面代表联邦政府，确保地方政府在政府开支中“有法必依”。主计审计长就联邦账目向总统提交审计报告，并由总统转交议会两院；至于各邦账目，则是向邦长提交审计报告，并由邦长转交邦议会。
与印度相比，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实行侦控分立的体制，由贪污调查局主侦，检察署主控，构成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执行的基本框架。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于1952年，前身为新加坡警察署刑事侦查局中的反贪处，是新加坡反贪污腐败的执法机构。自1970 年以后，直接隶属总理公署，局长由总统根据总理提名任命，直接对总理负责；在反贪过程中不必借助警察局等执法机关的力量，可以独立对贪腐案件进行立案和侦查。下设三个部，调查部，负责调查贪污行为，没收赃款赃物；资料处理及支援部，主要研究政府行政漏洞，提出防止贪污方案，误导公务人员防止贪污等；行政部，负责行政后勤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机构中的任何贪污嫌疑；负责向检察机关提请起诉包括行贿受贿在内的贪污案件；研究贪污案件，提供防范方案。该局官员地位、身份、权力都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薪水也比其他部门同级别官员高。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构，拥有广泛而足够权力的绝对权威。根据政府1960年颁布的《防止腐败法》，该局享有如下特权：一是逮捕权，局长或任何侦查员无逮捕证可逮捕与犯罪有关的任何人，押送到贪污调查局或警察局听候处理；对被逮捕者身上的一切物品，只要有理由认为是犯罪的赃物或者作为证据，都可以进行搜查并没收。二是调查权和调查保障权，局长或者特别侦查员在进行调查违法行为时，可以行使刑事诉讼法所授予的一切与警方调查类似的特别权力，其调身份如同警官，在执行重大任务时还可以行使特别调查权，调查任何银行存款、股票存款、购物帐户、报销单据或其他任何帐目，以及任何银行的任何保险箱；如果有人知道这类事情而不如实报告或不出示这些证据，则被视为犯罪，其罪名被控成立即受到罚款或判刑。三是秘密跟踪监视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是否受到举报，都有权进行 秘密跟踪监视，包括私生活是否正常，有无嫖娼、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对法律规定必须申报的财产和收入是否已经申报，有无以权谋私和贪污受贿行为等。如果发现可疑行为，还可采取卧底、“放蛇”、窃听、录音、秘密拍摄、录像等方式收集和固定证据。四是不明财产检查权，可随时调阅公务员在法院公证处的财产申报材料副本，对公务员的任何不明财产进行检查。五是武力搜查权，在认为必要时可以运用武力进入特定地方进行搜查。
检察公署是新加坡唯一的国家检察机构，实行总检察长负责制，总检察长独立于政府之外行使职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检察公署和贪污调查局各自行使不同的司法权力，调查局主要负责查清贪污贿赂犯罪事实，调查获取证据；检察署则主要负责指导和监督调查侦查活动，决定提起公诉。根据《防止腐败法》规定，检察公署还有对贪污调查局三方面的制约关系，一是特别调查权的行使须经检察官授权，行使特别调查权时必须按检察官指定的方式方法进行，不得超越检察官授权范围；二是非可拘捕之罪的调查须经检察官授权；三是检察官要求贪污调查局调查的权力，如检察官认为在政府或政府的任何部门或者公共团体供职的人违法犯罪，其证据有可能在本人或者其妻子、子女的银行帐册中获得，或者有可能在检察官确信的信托人、代理人的银行帐册中获得，检察官即可发布命令授权贪污调查局调查这些帐册。这种既密切又互相制约的关系，可以对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权力的正确行使起到保证作用。
四、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效果比较
印度新加坡两国具有相同的反腐背景，都有比较成体系的廉政法规制度，法规制度条文都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也都有比较健全的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机构。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的效果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借用“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2011”报告来说明：2011年印度的清廉水平在所有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5位，而新加坡则位于第5位。印度媒体研究中心于2005年发表的《印度腐败研究2005—改善管理》调查报告表明，在事关普通民众的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务、公立医院、电力供应和教育等11个公共服务部门，印度公民每年对这些部门的行贿金额高达2100亿卢比，约合46亿美元。同样是在2005年，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布《反腐败指导手册》，指出为救助贫困线下人口而实施的公共分配系统中超过30%的资金因腐败而损失，政府各种反贫困工程资金中有45%被腐败吞噬。另据印度审计部门估计，2010年11月曝出的三起高官腐败案给印度政府造成约450亿美元的损失。现在，印度不仅流行着底层公务人员普遍的“小腐败”，也存在着像去年底印度电信2G丑闻那样的高层大腐败，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效率十分低下，处于严重的“失灵”状况。印度《今日印度》杂志在一篇社论中就指出：“2010年，有一个单词统治了这个国家的词汇表，那就是‘腐败’。”而在2011年1月，印度一家网站以“2011年印度更急需应对的是腐败还是恐怖主义”为话题 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超过90%参访者选择了“腐败”，反腐超过反恐，可见印度腐败问题之严重。
与新加坡相比，印度廉政法规制度建设之所以处于效率低下的状态，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廉政法规制度本身慎密性和震慑性不足。印度虽然较早就有了反腐败法律法规，对公务人员的廉政行为进行了规范，但其慎密程度较新加坡尚嫌不足。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实质上直指公务员队伍，通过一系列制度建立了严密的廉政管理架构，特别是《公务员手册》制度的实施，使公务员日常工作生活的一言一行都处于专门机构和社会大众严格监督之下，稍有不廉即无所遁形，遭受惩处。另外，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建立实施，只要有公务员违法贪污被开除或判刑立即自动取消其全部公积金，这样连本人养老都产生了巨大问题，极大地增加了腐败成本，使公务员轻易不敢铤而走险，贪污受贿。同操作性很强震慑力很大的新加坡公务员管理法规制度相比，印度对公务人员显然没有如此严厉的廉政束缚，贪污受贿行为便容易发生。
二是廉政法规制度实施体制机构权威性完整性不足。新加坡虽然实行侦控分立的廉政体制，但其贪污腐败调查局仅对总理一人负责，享有逮捕权、调查权、秘密侦查权和武力搜查权等特权，可以行使警察权，在反对贪污腐败斗争中具有绝对的权威。这是印度反贪反腐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印度的廉政监控惩处机构主要包括监察和司法两大类，其监察机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行政 部门中的行政监察官构成，中监委通过整个监控官体系实施对各级官员和公务人员监督。一方面，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享有新加坡贪污腐败调查局那样的特权，对监察对象只有建议权，没有处分权，如果建议不被采纳可提请总理处置，总理不同意再提交议会辩论。另一方面，下级监控官员虽然在业务上受上级监控官的领导，但行政上却受各自部门首长的领导，这意味着廉政监控官员要受到行政部门官员的左右，当部门最高领导本身发生腐败时，很难有监察官能够或愿意对其违法行为实行监控或揭发，使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当数不清的“小腐败”案件频频发生时，单靠几个监控官员也是无法监控的。虽然印度也想像新加坡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但从1968年就开始筹建，40多年过去直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再从司法机构看，司法人员严重短缺，虽然全国至少需要7万多司法人员才能确保司法案件审理不至于耽搁延误，但现在印度只有1万多名司法人员。一个腐败案件会拖数年甚至10多年才结案，结果常常使不少贪官逍遥法外，并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行贿，让案件由大变小由小变无，客观上纵容助长了贪污腐败风气。
三是最高层对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勇气不足。毫无疑问，印度新加坡两国从开国领导人起，都不乏对贪污腐败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也都表示出坚决反对贪污腐败行为的决心。但是，当面对具体的贪污腐败现象时，两国最高领导层却表现了不同的态度。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体现出铁腕反腐气概，在反腐斗争中铁面无 私。曾任国家发展部部长的郑章远与李光耀私交深厚，且对新加坡发展立下卓越功劳，但他却收受了80万新元贿赂，事情被揭发出来后受到国家贪污调查局调查，李光耀不因私情而网开一面。虽然最后郑章远以自杀谢罪，但国会还是向全国作出了公开说明，举国震动。与李光耀相比，印度最高层明显缺乏坚决反对贪污腐败的决心和勇气。如1947年独立当年就发生的吉普车丑闻事件，卷入其中的主角梅农深得总理尼赫鲁信任，两人私交甚笃。丑闻事件发生时就有人揭发梅农介入吉普车事件等几桩可疑交易，印度审计总监和财政部长也建议起诉当事人，但却遭到尼赫鲁坚决反对。直到1955年9月，尼赫鲁才宣布梅农因失职受到行政处分，但第二年尼赫鲁竟不顾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国大党议会领导人的反对，任命梅农担任政府不管部部长，后来梅农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态度，不可能不影响到全国反贪污反腐败的宽严程度和效率高低。相比之下，新加坡廉洁指数排名第一而印度排名87位，也就不算如何奇怪的事情了。
第四，廉政法规制度实施社会文化氛围不足。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深受儒家文明熏陶的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国家，执政党人民党上台至今一直努力于廉政文化建设。前总理李光耀将儒家道德提炼为“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认为这是“八种美德或治国之纲”，以此为重点进行国民道德教育，并将“礼义廉耻”融入廉政建设中，注重教育官员以德养廉。再者，其《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公务员指导手册》 等，既是对公务员道德纪律的要求，也是廉洁从政的好教材。通过长期的教育培养，在新加坡形成了深厚的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土壤。相较之下，印度自16世纪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始，只要有求于官员办事就要给一笔“跑腿费”，长此以往即成为一种潜规则。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逃避繁重的税赋，人们又很自然地想出各种行贿办法来隐瞒自己收入，造成了不少印度人对腐败现象十分宽容。印度教还有一种信仰，即到恒河里洗个澡就可以解脱掉以前所犯所有罪恶重新做人。印度报纸曾登过一幅漫画，画中的贪官一边在恒河里洗澡一边说“洗完这个澡，我就可以重新贪污了”。另外，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布的《反腐败指导手册》还提到，印度的社会结构建立在家族关系和种姓制度之上，人们通常更忠于所在集团，而官员利用职权为本集团牟利就显得很自然。这些，都是印度社会文化中不利于反对贪污腐败的因素，影响到廉政法规制度的实施效果。
印度和新加坡相比，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现实的发展却让人们充满着希望和期待。去年以来，随着一系列贪污腐败大案的发生，印度的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带领印度人民越来越多地同贪污腐败现象进行斗争，推动国家反贪污腐败深入进行。随着2010年4月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的绝食抗议，印度议会已经成立了一个由社会人士代表和高级官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的反贪腐法律《公民监察法案》，之后8月初该法案草案被提交印度国会下议院审议。8月下旬，印度议 会上下两院经过激辩最终通过口头表决方式接受哈扎尔提出的打击贪腐三大关键原则，即设置“公民章程”，扩大反腐监管范围将更多低级别官员置于监管范围之内，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成立独立监察机构。可以看出，印度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正在朝着印度人民理想的方向缓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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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德华《印度独立初期贪腐大案频发》，《环球时报》2011年9月1日
9、王磊、郭西山、纪双城、丁雨晴《印度式反腐谁拖了后腿 案件审结要等十来年》，《环球时报》2011年6月12日
10、颜颖颛《新加坡独立反腐机构“权比天大”》，《新京报》2007年9月2日
11、邹平学《新加坡法治的制度、理念和特色》，《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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