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安徽农村社会保障地方性立法探析
关于安徽农村社会保障地方性立法探析
论文摘要：安徽省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正在持续稳定发展，但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地方性立法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很多问题。文章就安徽省农村社会保障立法作出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对构建和完善我省农村社保的立法工作提出了建议，认为应采取统一立法模式，确立“全覆盖”、“低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原则，做到科学立法，程序公开公正。并在立法中注意做好农村社会保障的城乡衔接、地区衔接和新老衔接工作，关注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强化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纠纷的救济立法。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地方性立法；特殊群体社会保障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村人口结构的逐步老化，农村传统的土地保障、家庭保障功能逐渐弱化，农村人口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安徽作为中部农业和人口大省，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又较为迫切。目前，安徽省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工作号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从法律制度而言，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许多制度尚未成型。
一、安徽省农村社会保障地方性立法的现状分析
(一)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意识滞后，地方性立法存在大量空白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涉及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五保”供养、优抚安置、社会救济等项目。目前，安徽省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滞后。首先，在立法意识上，还没有完全看到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社会保障的很多项目尚未纳入地方性立法的规划，农村社会保障的实施只是通过政府的通知性的文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几乎无法可依。其次，社会保障存在大量的立法空白。比如农村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处于立法空白。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根本没有失业保障。农村妇女没有生育保险待遇可以享受。
从农民的角度来说，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和社会保障意识的淡薄，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社会保障完全是政府的责任，如果要求农民个人缴纳社会保障费用，那无疑是“乱收费”。另外，由于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规定多是政策性文件，不同于法律文件，公开性也较差，造成许多农民对制度的知晓程度较低。
(二)立法层次低，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
目前，安徽省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地方性立法仅有一部政府规章——《安徽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其余的多是政府工作部门的文件。比如，目前指导农村医疗保险的有《安徽省新农合补偿实施方案(试行)》(皖卫农[2007]89号)、《关于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待遇的通知》(皖卫农[2008]19号)、《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皖卫农[2008]89号)以及2009年省卫生厅、省财政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办法》。以上的政策性文件，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变化，缺乏稳定性，导致社会重视程度不够，大家会把它仅仅看作是某个方面的政策，而不是有机的法律体系。其次，制定机关多是政府的工作部门，没有地方性立法权，也导致社会保障制度不够权威，政府、社会、部门、家庭和个人责任不清，缺乏必要的强制性和约束性。
(三)没有统一的地方性立法，缺乏整体规划性
安徽省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规定，除有极少量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制定的规章外，其余绝大部分出自省政府办公厅、劳动与社会保障、民政、卫生等职能部门。因为各部门的职能范围不同，导致制定规范性文件时的政策选择和价值取向不同，缺乏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性、统一性，也没有制度建设的纵向逻辑连贯性和系统性，这使规范的执行者与遵守者均无所适从，造成法制资源的浪费。
二、安徽省农村社会保障地方性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安徽省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社会保障的地方性立法
党中央、国务院以中发[2006]1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关于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包括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包括农村各项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其中，在农村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我们不能忽视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背景，那就是伴随着城市化进展，安徽农村土地被大量占用，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城市化进程与农村人口就业水平脱节，从事农业的市场风险增大，农民收入不稳定。更值得忧虑的是，在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农村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村居民未被纳入基本保障体系，经济基础脆弱的贫困人群有所扩大，导致矛盾加剧。如果在农村不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农村市场经济将不会顺畅地发展起来。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应重视保护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要通过公共财政补贴，帮助农民建立起包括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这一切，最终还是要靠立法来进行制度保障。
(二)安徽省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工作日益完善，能够为地方性立法提供经济和制度支持
不少人认为安徽省目前的财力尚未达到实现农村全面社会保障的阶段，立法工作可以延后。事实并非如此。就国际经验而言，德国、法国等13个欧盟国家在类似于中国目前或更低的经济发展阶段时，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稍微落后的印度，为了防止出现因老返贫的现象，也为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每月5美元的养老金。实行“米保障”的越南，也以特殊的方式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国外做法相比，安徽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达到了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条件。
根据2006年《安徽关于贯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我省正逐步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建立与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范围。落实军烈属优抚政策和各项救灾救济政策。保障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救助、灾民补助等社会救助体系。2007年安徽进一步出台《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农村“五保户”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平均l200元，提高农村医疗救助水平，逐步建立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助和生活救助保障机制，尽快实现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农村。同时，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建立以个人账户为主、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为辅、与其他社会保险相互衔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积极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
安徽省目前已建立了包括养老、医疗、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框架，并且体现出制度化、统一化的特点。比如，在新农村合作医疗方面，安徽规定自2008年始，将在现有参合费用统一、筹资标准统一的前提下，对全省100个参合县、市、区实行统一操作，包括统一补偿模式、统一起付线和封顶线、统一补偿比例、统一实行保底补偿、统一逐步取消家庭账户实行门诊统筹、统一慢性病病种和补偿办法、统一规范二次补偿和健康体检、统一基本用药目录和诊疗项目等。八大统一彻底改变2003年以来以县为单位、各参合县标准不统一的现状，也改变了贫县与富县之间由于补助差距过大而导致的明显不公。
因此，在经济和制度条件都基本具备的情况下，目前的工作就是通过地方性立法的方式将已经日趋成熟的经验和制度法律化，并给未来的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三)地方性立法的创制性和灵活性，能为农村社会保障提供前瞻性的技术支持
当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社会保险法。从目前草案看，这部法律并没有对农村社会保障进行详细规定，只是对目前农村建立起来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养老制度予以确认。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在上位法有空白的情况下，地方性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以立法的形式创制性解决由地方自己解决的问题，是对国家法律法规的拾遗补缺，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无法可依的现状。
因此，我省农保立法工作完全可以在坚持法制统一前提下，努力突出地方特色，为农村社会保障提供前瞻性的技术支持。在立法中强调针对性、可行性和地方特色，努力对国家法律的补充和细化上下功夫，把搞好创制性立法作为立法重点，对法律尚无明确规定、而我省又迫切需要且条件成熟的，大胆探索，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
三、构建和完善安徽省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制度
(一)确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原则
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和制度建设应明确“全覆盖”、“低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原则。为贯彻这一原则，在地方性立法中要坚持以下几点：1．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能转移、可持续的制度建设方针。2．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公平与效率相结合、自我保障和国家保障相结合，保障水平与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3．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筹资方式。4．坚持因地制宜，分类试点。5．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二)确立统一的立法形式和体系
安徽省农村社会保障立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立法体系的选择。根据社会保障项目的不同，可以分项立法和统一立法，但两者各有利弊，前者灵活性强而稳定性不足，后者正好相反。从目前我省社会保障已有的规定来看，各种规定比较零散，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因此，我省立法采取统一性立法的方式比较可取。具体而言，由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制定《安徽省农村社会保障条例》，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规定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和保障对象和保障项目。保障项目包括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专项救助、自然灾害救助等。分则规定各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保人、主管机关、资金筹集、资金管理、保险待遇以及法律责任等相关内容。
(三)科学立法，保障程序公开公正
农村社会保障事关农民、民生，要考虑省内不同地区、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如果在制度设计和保障待遇方面差异过大，则不符合法制的统一性以及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因此，我省立法时要做到科学立法，从论证、起草、修改、、审议和通过，每一个过程都要严格按照立法程序走，不抢程序，不越程序，该调研的一定要调研，该听证的一定要听证。要将立法调研、起草、审议和法规通过后的各项工作内容具体化、规范化。
四、安徽省地方性立法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注意做好农村社会保障的城乡衔接、地区衔接和新老衔接
目前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转为农民工的身份，按照当前的政策，应给予其城市劳动者的待遇，为其购买养老保险。但是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可能随时回乡务农，相应的养老制度安排也会不同，目前这两者如何衔接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医疗保险方面，一些地方要求农村中小学生加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但同时农村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新农合，二者的衔接也要加以研究，避免农民重复参保，增加负担。“新农保”实施后，如何与“老农保”衔接，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北京市的一些做法可以提供立法参考。比如，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保缴费年限可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折算。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到达领取年龄时不符合按月领取条件的，可按一次性待遇政策，将资金转入农保机构，建立个人账户，享受农保待遇。农民工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履行了与城镇职工同等义务的，退休时可以享受同等权利。
(二)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1．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除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农民工之外，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也需要获得法律保护。目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征地补偿费中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也就是江浙等地区所试行的“土地换保障”。但是现在的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过低，无法满足失地农民未来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建议在立法中，把失地农民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之内。失地农民大多生活在城市近郊或者就在市区生活，且已经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该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一致。其次，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障，劳动保障部门要建立专门的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个人专户档案和相应的缴费证、领取证，确保失地农民进入领取年龄后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第三，要为农民参加医疗保险排除制度上的障碍。目前，失地农民参加医疗保障仍然存在身份上的不确认，应当在个人、集体“拿大头”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确保农民大病有钱医。
2．农村雇工的社会保障。农村雇工是继农民工以后出现的一个社会群体。雇主是承包集体土地的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承包、转包等方式拥有较多的土地使用权。雇工有的是既经营自己承包的土地又兼职被雇用；有的是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包给雇主，同时又被雇用；有的是可能放弃承包权，完全被雇用。农村中的雇工现象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一方面，它有雇佣合同关系的特点，不完全等同于劳动法上的劳动关系，另一方面，雇工和雇主之间也存在着劳动报酬的支付、生产安全、职业病危害等问题，要求《劳动法》上的安全生产标准和劳动时间标准，因此，继对农民工、失地农民的权益关注后，应该对正在发展的农村雇工问题特别关注，探讨农村雇工的职业病危害和工伤保险问题。
3．农村计划生育户的社会保障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推行，农村计划生育人口也在继续增长，其养老问题日益凸显。针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两女户的养老保障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2000年在《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在农村，坚持政府支持和农民自愿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户和两女户的养老保障制度。根据这一政策，我省立法中，应将农村计划生育户的社会保障问题和其他人口区别对待，建议可以采取江苏省的“财政补一点，集体出一点，个人交一点的办法”，为计划生育户筹集养老资金，探讨融社会养老保险与计划生育户养老保险合一的制度。
(三)强化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纠纷的救济性立法
目前的社会保障立法中关于法律责任、权利救济途径的规定比较缺乏，这也是导致有法不依的关键原因之一。再加上农民自身权利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因此建议在立法中设立符合农村和农民的法律服务体系和司法救济制度。如：加强基层行政机关的法律服务功能，为农民普及社会保障的法律知识。设立多渠道的救济途径，以行政救济为主，司法救济为最终救济。简化办案程序和起诉条件，明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强化基层派出法庭的司法力量，深入到田间地头为农民处理社会保障纠纷。此外，针对经济困难的农民，减免诉讼费用，及时提供法律援助也尤为重要，这也需要在地方性立法中加以具体规定。
第二篇：社会保障立法之探索
社 会 保 障 立 法 之 探 索社会保障制度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都是通过社会保障立法，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确立；通过社会保障法的实施，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规范；通过社会保障法的修改，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现正处于初创阶段。改革的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呼唤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根据我国国情，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而这一正确方针的实施也会遇到大量十分复杂的困难。我国《劳动法》的颁布以及xx制定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等4个法规，已经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方面迈出可喜的一步。如果能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通则》，使之对相应法规起到综合、统领的作用，定能为我国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体系。
一、社会保障立法的法理分析目前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尚无综合性的法律，除近年来颁布的法规外，大量工作处于依政策操作的阶段。尽管目前制定《社会保障法典》的条件尚不成熟，但以《社会保障法通则》的立法形式，明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构建框架、运行规则、适用范围、筹资方式、管理机构、管理体制、监督机制、纠纷调处、诉讼程序等方面的内容却是极为必要和可行的。以《社会保障法通则》作为规范国家、单位、个人等社会保障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的综合性法律，有关劳动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助残帮困等方面的法规与之配套，才能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依据是我国宪法第45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确认公民取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同时意味国家承担着相应的义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为了充分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所应尽的义务。对公民而言，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国家的恩赐，而是对公民理应享有的法定权利的保障，它意味着国家通过履行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而实现公民的基本～。所以，公民具有不可剥夺的社会保障获取权，国家的基本义务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存在的基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充分地体现了国家对其基本义务的承担。然而这不等同于国家作为单一主体要在该制度中承担全部责任和履行全部义务。首先，国家没有能力作为单一主体履行义务。其次，社会保障制度的义务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我们说国家义务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是履行义务的唯一主体。最后，国家在多元义务主体中的主要义务人地位，决定其必须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第一义务人。众所周知，在法治的国度里，权利并不来源于权力的赐予，而权力恰恰需要法律的制约。依法治国的本质含义在于依法治权。公民权利的实现既需要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也需要通过立法和执法对国家权力予以必要的限制。获取社会保障既然是公民的权利，那么，这一权利的实现在客观上就必须要求以法律形式确认国家义务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就权利义务的双方而言，任何一方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充分履行，都是对相对方权利的剥夺或部分剥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否真正建立，从内部控制力而言，是国家能否有效地实现自我约束；从外部控制力而言，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是否到位。社会保障法的突出特点有：
（一）义务的多方履行与权利的单方享受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履行义务的主体可以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和雇主、劳动者，而享受权利的主体只有公民一方。以养老保险为例，当国家履行义务的时候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收益。首先，国家为履行自己的义务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其次，当国家为退岗劳动者支付养老金时，只有资金的付出而不可能有资金的回报。在养老保险金支付的过程中，企事业单位和雇主也不存在直接的收益，其收益早在雇员为其提供劳动时就已经获得了。因此，在为退岗劳动者支付养老金的过程中，国家只存在义务的履行。而作为公民个人来说，其在养老保险制度中以连续缴纳保险基金的方式承担一部分义务，到需要社会为其养老时则无条件享受这一权利。
（二）受益～利与义务的统一坚持受益人即获得保障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社会保障立法的基本原则。受益～利与义务的统一应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其一，任何符合条件的公民必须依法缴纳其应付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费用，才能在法定事由出现之时得到相应的保障，这是一般意义上受益～利与义务的统一。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缴纳保险基金是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根据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倘若这一基本义务得不到充分履行，那么他们也一定不可能充分实现其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相应的权利。其二，对于那些对国家、社会有特殊贡献的公民，因为他们在特定的岗位上为国家履行了特别的义务、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而应享有优于一般公民的社会保障，这是特殊意义上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三）义务的现实履行与权利的未来享受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于社会保险有类似于“零存整取”储蓄的特征，就使得社会保障制度中公民的部分权利与义务具有义务现实履行与权利未来享受的特殊性。以我国正在建立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为例，这三种保险基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公民以每月收入的一定比例缴入个人帐户进行积累。在实施积累的过程中，公民必须现实且持续地履行缴费的义务，而给付却要等待法定事由的出现，这就形成了履行义务（现在时）与享受权利（将来时）的时间差。形象地说，当劳动者处于青壮年阶段，只要不出现疾病、伤残、失业、死亡等意外情况，其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就处于休眠状态，而当以上意外出现或年老退休时，其休眠的权利就会“苏醒”，而这种权利的享受又是以其长时间持续不断地履行劳动和缴纳社会
保险费等义务为前提的。
（四）公平原则指导下的有限按需分配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中必须妥善处理的一对矛盾。根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我国现阶段只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还只能提倡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储蓄养老和互助养老，对比较富裕地区的农民则鼓励通过商业保险解决自身保障等问题。这种面对我国国情、实事求是的作法本身就体现了公平原则，如果提出不切实际的保障标准，地区间盲目攀比，只会形成新的、更大程度上的不公平。从社会保障面向社会全体成员这一点看，其贯彻的是“按需分配”原则；即“帮助弱者，多需多助，少需少助，不需不助”，由于受到综合国力和资金统筹能力的限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并不是阳光普照式的“逢需必助”，而是在公平原则指导下有限度的、渐进式的“按需分配”。如我国现阶段只能向城市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即便对残疾人、孤儿、孤老提供的特殊福利及社会扶助，也只能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为准则。这就是说，社会保障虽然具有一定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但这种再分配对调节收入差距悬殊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其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保障基本～的实现上。
二、我国社会保障的立法难点我国亟待制定《社会保障法通则》，不仅因为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法规零散而不成体系，有的地方性社会保障法规的出台颇有应急色彩；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费用支付困难、管理混乱等情况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深化。依笔者之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难题：
（一）资金缺乏与人口众多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在世界上属于低收入国家。一个更为严峻的形势是，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人口可能达到16亿，而届时工薪阶层的退休人数亦将达到高峰，退休人员将相当于在职人员的40％以上。可以预见，到下世纪我国社会保障金支付能力不足与保障对象众多的突出矛盾将成为最大难题。为了最大可能地缓解矛盾，一是要想办法“节流”，如尽可能减少管理费用开支；二是要在“开源”上做好文章，资金来源多渠道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一。为此，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社会保障模式由“国家型”向“保险型”转变，二是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由“现收现付制”向“国家积累制”转变，三是由被动地实施社会救济向积极地推进“再就业”工程转变。
（二）用工与养老目前，我国正在建立由国家、用人单位、劳动者三方共同负担的养老保险制度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从现实情况看，实施的最常见难题是：有的固定制用人单位借口经济效益不好等实际困难停付、减付、欠付养老金，临时用工企业又想方设法逃避为雇员缴纳养老金。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必须从明确养老金属性、强制企事业单位和雇主缴纳与唤醒劳动者自我保障意识三方面着手。首先，养老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基本属性可以概括为“与劳动者的工资一样，属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一部分，也是劳动力价格或价值的实现形式，是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的，是劳动者一生劳动报酬分期支付中的延期支付部分。”可见，企事业单位和雇主应当支付劳动者的部分养老费用。其次，对企事业单位和雇主来说，在用工与养老的问题上存在权利义务关系。雇员在其在职期间向企事业单位和雇主提供一定数量与质量的劳动，企事业单位和雇主就在一定时间享受到了获得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权利，而劳动力的雇佣金理应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即时领取的工资，二是延迟领取的养老金。因此，企事业单位和雇主必须在使用现实劳动者的同时，承担为自己的雇佣者缴纳部分养老费用的义务，形成“谁用工、谁付薪、谁养老”的良性循环格局。最后，劳动者自身也必须明确：雇主支付的养老金既来源于劳动者在“必要劳动”中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又是雇主履行义务的必要形式，一定要在“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中预先提取；国家对拒不缴纳雇员养老金的雇主应当依法惩处；被雇佣者也决不能因为已经得到了不菲的工资而忽视未来的养老问题。
（三）保障与褒扬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看，优抚安置是主要由国家财政支付资金，对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有功人员实施救助与保障的制度。与社会保险等涉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保障方式不同，优抚安置的对象只能是特定的群体。与社会救济等以扶危济困为目的的保障方式不同，优抚安置必须体现国家的政治褒扬与经济补偿。然而，我国现行的优抚安置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对象范围过窄。把优抚安置对象的外延限定为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显然有利于解决战争年代的遗留问题，而事实上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这部分优抚对象的数量必然趋于减少。重公平超过了重效率。我国现行的优抚安置制度虽然也考虑到依贡献大小确定保障的层次和标准，然而，该制度最主要还是体现国家对全体保障对象应负的责任，贡献大者高保障、贡献少者低保障的褒扬机制在经济补偿方面未得到应有的体现。
（四）先富与共享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确有一部分人实现了超出社会平均水平若干倍的致富速度与程度。我们实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但在当今中国，也出现了分配不公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少数人超前消费、挥霍浪费，而较多的人无法满足最低消费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发展的进程。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已不宜继续鼓励“先富”，而应致力于“共富”的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民共享则是共富的必要前提。社会保障不应是给先富者“锦上添花”，而应是对普通劳动者的“雪中送炭”。当前，三、对我国社会保障法立法的几点建议社会保障立法既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又是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必然要求。对我国来说，鉴于基本国情和未来即将面临的严峻形势，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工作更加任重道远
。为此，我们不仅要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更要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制定出一整套集科学性、前瞻性、可行性、操作性为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一）养老金给付时必须考虑货币贬值因素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中公民的部分权利义务具有权利未来享受与义务现实履行的特殊性，以养老保险为例，这一时间差更是长达几十年。因此，国家为了防止被保险人利益因货币贬值而受到损害，就不能不在给付养老金时根据通货膨胀率对养老金实行补贴。
（二）社会保障基金只能在无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增值鉴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将从原有的“现收现付制”过渡到“国家积累制”，必然会有大量的保障基金在政府手中积淀。但是，从本质而言，社会保障基金的所有权属于全体劳动者，而非当地政府的代表。从理论上讲，大量的保障基金积淀在政府有关部门手中，是公民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履行义务与享受权利的时间差达成的。社会保障基金必须保值、增值这是不言自明之理。
（三）应通过立法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建立褒扬与惩罚机制国家应当给为公共利益作出特殊贡献者以特别保障，这样既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又有助于褒扬奉献精神。
（四）对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应当进行必要的限制在各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中，大多都对享受失业保险金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其中“非因本人原因导致失业”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规定。
（五）企业为员工足额缴纳养老保险金应成为劳动合同必载条款在我国现阶段，有的企业对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金存在抵触情绪，大多劳动者也尚未意识到企业为自己养老提供保障的必要性。因此，国家必须通过严格的制约机制和强制手段，保证资金的多渠道筹集。为此，建议在《劳动法》中新增一条劳动合同的必载条款，即企业必须及时、足额地为员工缴纳该员工在岗期间企业应付的养老保险金。这一条款的增加，不但使企业缴纳职工养老金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更形成了职工对企业的制约机制，在法律上真正明确了“谁用工、谁养老”的权利义务关系xxx街道司法所二00四年五月
第三篇：社会保障立法之探索
社会保障制度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都是通过社会保障立法，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确立；通过社会保障法的实施，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规范；通过社会保障法的修改，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完善。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现正处于初创阶段。改革的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呼唤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根据我国国情，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而这一正确方针的实施也会遇到大量十分复杂的困难。我国《劳动法》的颁布以及国务院制定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等4个法规，已经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方面迈出可喜的一步。如果能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通则》，使之对相应法规起到综合、统领的作用，定能为我国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体系。
一、社会保障立法的法理分析
目前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尚无综合性的法律，除近年来颁布的法规外，大量工作处于依政策操作的阶段。尽管目前制定《社会保障法典》的条件尚不成熟，但以《社会保障法通则》的立法形式，明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构建框架、运行规则、适用范围、筹资方式、管理机构、管理体制、监督机制、纠纷调处、诉讼程序等方面的内容却是极为必要和可行的。以《社会保障法通则》作为规范国家、单位、个人等社会保障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的综合性法律，有关劳动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助残帮困等方面的法规与之配套，才能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依据是我国宪法第45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确认公民取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同时意味国家承担着相应的义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为了充分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所应尽的义务。对公民而言，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国家的恩赐，而是对公民理应享有的法定权利的保障，它意味着国家通过履行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而实现公民的基本人权。所以，公民具有不可剥夺的社会保障获取权，国家的基本义务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存在的基础。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充分地体现了国家对其基本义务的承担。然而这不等同于国家作为单一主体要在该制度中承担全部责任和履行全部义务。首先，国家没有能力作为单一主体履行义务。其次，社会保障制度的义务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我们说国家义务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是履行义务的唯一主体。最后，国家在多元义务主体中的主要义务人地位，决定其必须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第一义务人。众所周知，在法治的国度里，权利并不来源于权力的赐予，而权力恰恰需要法律的制约。依法治国的本质含义在于依法治权。公民权利的实现既需要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也需要通过立法和执法对国家权力予以必要的限制。获取社会保障既然是公民的权利，那么，这一权利的实现在客观上就必须要求以法律形式确认国家义务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就权利义务的双方而言，任何一方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充分履行，都是对相对方权利的剥夺或部分剥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否真正建立，从内部控制力而言，是国家能否有效地实现自我约束；从外部控制力而言，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是否到位。社会保障法的突出特点有：
（一）义务的多方履行与权利的单方享受
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履行义务的主体可以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和雇主、劳动者，而享受权利的主体只有公民一方。以养老保险为例，当国家履行义务的时候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收益。首先，国家为履行自己的义务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其次，当国家为退岗劳动者支付养老金时，只有资金的付出而不可能有资金的回报。在养老保险金支付的过程中，企事业单位和雇主也不存在直接的收益，其收益早在雇员为其提供劳动时就已经获得了。因此，在为退岗劳动者支付养老金的过程中，国家只存在义务的履行。而作为公民个人来说，其在养老保险制度中以连续缴纳保险基金的方式承担一部分义务，到需要社会为其养老时则无条件享受这一权利。
（二）受益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坚持受益人即获得保障的公民权利
第四篇：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发展趋向
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发展趋向
针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现状，笔者认为需要采取下列举措来促进其健康发展：1.由地方立法向中央立法发展。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大量表现为地方立法。如以海南省为例，该省人大于1993年12月30日通过了《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养老保险条例》、《海南经济特区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条例》，于1995年2月26 日通过了《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海南省政府则先后颁布了上述条例的实施细则等一批行政规章；上海市、深圳市等地政府，也分别按项目颁布了社会保险方面的多种行政规章等等。这种状况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部分地区综合试点或部分单位分散试点的需要和表现。进入社会保障制度总体设计与整体推进阶段时，必须高度重视并有计划地制定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法律和法规。就社会保障进行立法，是在全国范围内使社会保障制度走向统一的基本保证。因此，在改革试点地区立法先行的基础上，应努力为中央立法创造条件，尽快实现以中央立法来指导地方立法。
2.由分散立法向相对集中立法发展。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重建尚处于探索阶段，社会保障立法表现出过度的分散性。如没有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律或法规，却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单项法规；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领域，更是表现出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倾向。国务院或其职能部门发布的大多是解决实践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指示、意见等，致使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数以百计。这种过分分散的立法局面，不仅不利于社会保障的整体发展和全面发展，而且不利于社会保障项目的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因此，现阶段是到了考虑向相对集中立法发展的时候了。如制定集中性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等，以其统率其他法规、制度，将能够使整个社会保障法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并维系社会保障制度在整体上的正常运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保障立法也不能走向过度集中化，有关人士主张制定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显然不具有现实性。
3.由行政立法向人大立法发展。社会保障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愿。兴办社会保障事业也是现代社会的国家意志，它应当通过国家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并以其统率行政法规来具体体现。而缺少人大立法和过多行政立法的局面，是无法满足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行需要的，特别是难以避免部门利益分割而给统一社会保障制度设置障碍。我们已经经历较长时期的行政立法阶段，许多行政法规事实上为人大立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因此应该适时进入全国人大立法的阶段。从国家立法机关的角度出发，不仅应当关注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制建设，更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基
本的社会保障法律的制定上，如迫切需要《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医疗保障法》、《军人保障法》等法律早日出台。人大立法是整个社会保障法制系统建设的最高保证。
4.强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功能和效应的发挥与释放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和措施作后盾。一方面，应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尽快建立起相关的社会保障法律责任制度，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障费、拒不履行支付社会保障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障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院），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的争议案件，使当事人在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并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依法及时审理。
总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在进入总体设计、整体推进的关键时期。社会保障立法系统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及其运行过程中的依据，则是这一关键时期的关键所在。重视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尽快按照独立平行、相对集中、系统协调推进的方针进行社会保障立法，显然是现阶段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时应当优先考虑并付诸实践的重要内容。
四、中国社会保障法体系的宏观结构
国外社会保障立法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一法为主模式，如美国就基本上是以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为主，其法律数量不多；二是多法并重模式，如日本就是由多部平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共同构成其社会保障法系统的；三是混合立法模式，有的国家既颁布有部分社会保障方面的专门法律，又同时将另一些社会保障关系纳入到其他部门立法体系中进行规范，从而形成一种混合性的社会保障立法模式。对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而言，混合式立法显然是缺陷最大的一种立法模式，但选择一法为主体的母子法结构还是选择多法并重的立法结构，还应当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来决定。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由于社会保障的内容广泛和多部门管理，以及以往的立法惯例、法制结构和经验，要制定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作为母法，再在此基础上制定若干部社会保障子法，显然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为这种立法模式将破坏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格局，造成新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的成本高昂化，而且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需要出发，亦并非只有母子法结构才是最佳选择。因此，尽管国际劳工局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中曾经建议“分散的社会保障法律应综合并尽可能汇集起来，法律应当用最清楚的合理的语言来起草”，但这种建议因社会保障内容的广泛性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做到，中国就更不能以此为依据了。有鉴于此，笔者主张按照独立平行的原则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即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属于任何其他法律部门，而是与其庞大的领域及独特的运行规律相适应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体系的六大子系统，在尊重现有的立法格局与立法传统的基础上，分别制定《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等多部平行的社会保障法律。这种立法格局不仅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且同样能够收到集中、有效的效果，应当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宏观结构如下：
如上所示，社会保障法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保障法律规范按照一定标准分类组合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的有机整体。其纵向结构，是由不同效力层次的各种法规，按照效力层次的高低顺序所组成的“宝塔式”结构，即宪法所统辖的各专项社会保障法律及以下各层次社会保障法规的组合。其横向结构，是由全部社会保障法律规范按照一定标准所划分的若干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所构成。
第五篇：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浅析
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浅析
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的救助和补贴。其目的是通过保障使某些特殊的群体重新获得参与竞争的机会，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保证现代化的实现。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世界的30%，国家的整体发展、全面推进，必须考虑到农村。作为农村社会的最小组织单位——家庭，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农村人口的再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内生因素的源泉。而目前的中国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家庭成员的医疗、养老问题则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它已成为当今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医疗、养老问题。只有解决好了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保证现代化的实现。笔者就吉林梨树胜利果乡郭家窝堡村的实际情况，整理了资料，做出以下调查报告。
一、郭家窝堡村的现状
郭家窝堡村（以下简称郭村）是胜利果乡的一个小村子，目前有10个社，9个自然屯，共约730户人家。该村较有特色的是其2001年成立的合作社。该合作社是以医疗、养老、教育为服务的合作社。该合作社是农民自愿联合成立起来的一个经济组织，以供销形式为基础，即合作社直接从厂家购进饲料，进货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其中的差价就作为股金分配，分别用于医疗、养老、教育方面。发展至今已经有社员52户，包括工人、农民、党员和宗教人士，社员除了本村的农户、还有外村的农户、其中本村村民占80%。经过四年时间的运作，合作社入社股金72330元，共积累医疗、教育、养老三项基金15436元（包括2005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专项养老基金1424.25元（包括2005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社员使用基金：用于医疗付出4017.30元，用于助学付出5681.20元。
二、目前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总体上，新型的农村医疗合作社发展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部分地区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但这也仅仅是部分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仍有很多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处于一个低水平的运作状态。具体表现如下：
（一）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相对低下
据资料显示：与城市相比，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相对低下。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30亿元，其中，用于城市人口的977亿元，占全国的89%，而用于农村人口的仅126亿元，占11%。城市人均社会保险费413元，农村人均才14元，前者是后者的30倍。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只享有全国社会保障资金的11%。2003年，据最新统计，全国社会保障
支出总数约为1300亿元。和1990年相比，相差200亿元，就算把这两百亿全部放入农村的社会保障中，和城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
（二）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小
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项目有：社会救济（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灾民救助）、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优抚安置、社会福利和社会互助等项目。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以社会保险为主，养老、医疗保险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医疗保险是指当人们生病或受到伤害后，由国家或社会给予的一种物质帮助，即提供医疗服务或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而养老保险则是指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但社会保障基金调剂的范围却是相当有限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来提供，这就使农民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个人和家庭来负担。如果这个家庭的经济收入非常有限，一旦有家庭成员生病，严重的便不再治疗。像这样的情况，在我国的农村是很普遍的。
当然也有部分地区成立了新型的农村医疗合作社，这种合作的方式在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农民利益得到了保障。但是，像这样的合作社在中国农村还没有普及，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还得不到解决。地区之间的差异表现在：东部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水平高，范围也广，而相对的西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保障水平就较低了。
（三）社会参与程度不高
农民在参与社会保障时的积极性不高。其原因：一是农民自身的经济原因，二是政府的支持方面。我们的调查中，在医疗、养老方面，农民不是不愿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而是部分农村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没有条件去投保。还有部分即使是投保了，档次也是较低的，时间也较短。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迫使他们无力承担叫高的投保资金。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影响。在事业保险方面，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所规定的保险范围，只包括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员。但是在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劳动力剩余严重，大部分失业或无业人员都在农村，而这部分人的失业保险却无法满足。政策的倾斜性使农民的利益的不到保障。在社会救助方面，国家也投资了大量的资金（1990—1999年，共投入了7.9亿元），但由于农村所需要救助的人数太多，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就少了。所以国家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民队伍，那也是杯水车薪。
（四）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匮乏
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参保农户自己集资，另外便是政府的财政拨款。由于农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参保的集资数目就十分有限了，主要还是要靠政府财政支持。但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基数过大，政府财力有限，仅仅靠财政拨款来解决
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一部分社会投资，主要是来自企业单位投资。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本身就很困难，再鼓励他们进行当地农村社会保障的投资，这种可能性也较小。对于城市大众型企业，没有政府政策上的支持，自愿投身于这种公益事业的就更少了。资金的严重缺乏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进。
三、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农村社会保障各个项目的建设（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社会互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事实上，广大农民的要求也不高，他们的基本愿望就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只有保证农村的社会稳定，才能推动新农村建设，也才能促使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与社会的稳定。基于以上几个问题，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强化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制基础
由于缺少法律制度的保障，在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时便缺乏法制的约束。譬如，国家财政支持的款项是否真正落实到基层；在资金从上级到下级流动时，监督体制是否完善并得到有利实施等。为了保证农民能真正从中得到利益，要尽快指定出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体系，特别是监督制度；并且要加强各地的执法力度，使立法与执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统筹规划。
（二）推广以互助合作形式为主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单靠个人或家庭的力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只有团结合作，将个体力量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才能抵御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比如在农村医疗保障问题上，目前国家推行一种新型农村合作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这是一种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共同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与以往的合作医疗制不同的是，新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政府承担了合作医疗基金中2/3的出资比例，资金方面的困难解决了，农民获得保障的层次也将更高，抵御大病的风险能力将更强。但这样的措施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展开，仅是一些试点地区推行。对于非试点地区的农民医疗、养老问题怎么解决？笔者认为郭村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方法，农民要自强自立，只有团结起来。因此，推行以互助合作形式为主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不仅使农民自身利益得到保障，也减轻了财政的负担。
（三）拓宽农村社会保障的筹资渠道
目前，农村社会保障的筹资渠道主要是国家的财政支持。但中国农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完全靠国家支持，也会造成国家财政的负担。因此，应该积极鼓励社会筹资，对参与社会筹资的企事业单位给予一定政策性的支持。这样既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负担。其次，对于农民个人、家庭缴纳资金，应尽量放宽尺度，收入低时就少交，收
入高时就多交，以补足收入少交时资金的空缺。这样，以达到个人缴纳、社会筹资、国家财政支持三者的有效结合。
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城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城乡共同发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农村的稳定，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在农村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利益的大事，更关系到中国人整体脱贫致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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