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中的突出问题（汇编）

第一篇：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中的突出问题

社会保障法律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立法等多种形式。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过程基本上可分为四个阶段：（1）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建阶段；（2）1958年至文革前的发展阶段；（3）文革中的停滞和80年代中期前的恢复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创新阶段。经

过四个阶段的立法过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我国已处在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大量旧体制遗留问题和新体制下逐渐显现的社会贫困群体的保障、社会稳定的保持等问题日益突出，从而使社会保障立法中的各种突出问题日益彰显。尽快解决社会保障立法中的突出问题，加快和完善社会保障立法，以形成一个统一、规范、可靠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一、社会保障立法中的突出问题

1.缺乏整体规划，立法空白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加快了社会保障立法的步伐，至2004年5月，先后出台了35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初步形成了现代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框架。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还缺乏整体规划，空白点多，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以社会保险为例，社会保险是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但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适用范围较大的社会保险法（欣慰的是，这项立法已纳入全国人大2006年度的立法计划）。在社会救济、社会福利领域也莫不如此，缺乏统一的法律。其结果是，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保障子系统内，由于各项法规政策出台时间不一致，多单兵突进、少全局统筹，多应急政策、少长远规划，导致整个子系统缺乏有机地衔接与协调，留下很多的立法空白点。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是农民工的社保立法、二是农村的社保立法、三是社保基金的单独立法。

2.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

迄今为止，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仅有7部，且大多是与其他内容混在一起，并非全部适用于社会保障领域，而且涉及到的也不是主要的社会保障子系统。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主要还是由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颁布的众多法规、规章构成，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为“试行”、“暂行”、“意见”、“通知”等，法律效力极低，并由于导致有立法的执行刚度低，无立法的根本谈不上保障。这种局面表明社会保障立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严重不足，这与社会保障制度应有的法律地位相去甚远。社会保障立法较低的法律效力和弱势的法律地位必然会导致资本与民生博弈、就业与保障取舍、刚性与弹性两难的困境。

困境之一：资本与民生的博弈。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减压阀”，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一条重要纽带。低效力的社保法律往往使不少地方在发展中将效率优先原则绝对化，凸显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造成社会公平缺位。企业不参加社保，或者少报、漏报、欠缴的现象是一个公认的普遍事实，有的地方甚至把不参加社会保险作为招商引资的一项优惠条件；资本所有者（即“老板”）不是把缴纳社保费作为必须负担的成本，而是作为自己的利益。社保制度成为了一条残缺的稳定防线。

困境之二：就业与保障的取舍。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长期内不会改变。面对如此突出的劳动供需矛盾，社会保险的需求往往让位于就业岗位的需要。低效力的社保法律往往使职工们选择“沉默”：能够找到“饭碗”已属不易，谁还有勇气为今后的保障而跟老板“翻脸”呢？

困境之三：刚性与弹性的两难。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于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强制性早有规定，但是这种刚性却十分脆弱，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加强社会保险的征缴，常常依靠的是思想动员和人情动员。低效力的法律使法治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软肋”，导致资本的力量过于张扬和职能部门的征缴手段过于弱化。

3.法律的规范与强制力低，社会保障实施机制弱。

社会保障的实施机制包括行政执法、司法、争议解决的仲裁活动、法律监督程序等。我国社会保障实施机制较弱，主要原因是当前已有的法律法规中普遍缺乏责任规范和制裁办法。如：缺乏对拒绝参加社会保险，拒缴社会保险费，以及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等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另外，在目前的刑法中，也未将社会保险基金列入特定款物的保护范围。

二、加快和完善社会保障立法

1.加快人大统一立法。人大立法是整个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的最高保证。目前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缺少人大立法，而过多行政立法，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不能得到有效保证；而经过多年的行政立法实践，已经为人大统一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国家应加快社保立法研究，适时推出社保方面的基本法律，以统帅其它法规、政策，保证

社保制度得到全面、系统、持续发展。

2.强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以强有力的制度和措施来保证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一方面应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尽快建立相关社会保障法律责任制度，对责任者依法追究行政、民事、刑事责任；一方面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法院），对劳动和社保领域的违

法行为及时审理。

3.在立法过程中，还需要引以重视的几个问题。

1)经济体制的过渡性和立法的超前性。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大量表现为转型时期的应急性和过渡性，而缺乏目标性和前瞻性的制度安排，这种局面不利于制度的长足发展，还会加大以后制度转化的成本。因此，社保立法应在科学预测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在根据、有目的地做出立法规划，确保社会保障法的稳定性和生命力。

2)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权限。社会保障立法应该统一由中央进行，以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权益，但考虑到我国各地区间发展和管理水平上的差异，应允许地方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保留部分立法权，但不得与国家立法冲突。

3)城乡二元结构与社会保障立法一体化。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城乡差别大，在社会保障立法一体化进程中，必须从城乡社会统筹发展的角度看待社保立法。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广大农村实行有别于城市的社保制度；另一方面，社保制度应确立有利于劳动力流动和促进二元经济整合的机制。

4)社会保障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与国际社会保障制度的接轨。

第二篇：我国慈善立法问题浅析

我国慈善立法问题浅析

摘要：近来，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基会、儿慈会等一系列事件使整个中国公益慈善业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之中。这些问题的背后，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慈善立法的滞缓和不规范。因此，我国必须在充分重视慈善业立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慈善立法体系，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和谐发展。本文主要从完善我国慈善立法的问题上来探讨我国慈善事业如何摆脱信任危机，挽回公众信任。

关键词：中国慈善事业；信任危机；慈善立法

A brief analysis of charity legislation in China

Wang Cong Abstract: Recently, a series of incidents including the “Guo meimei incident” and the scandals involving “China-Africa Hope Project” founded by China’s Youth Foundation, Song Qingling Foundation in China’s central Henan province and China Charity Aid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drugged China’s charity industry into an unprecedented credit crisis.Behind all these incidents is the tardy and non-standard charity legislation in China.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arity industry, emphasis needs to be put on China’s charity legislation and the charity legislation system should be constantly improved.This essay will mainly focus on how China’s charity industry is to shake off the current credit crisis and revive public trust through strengthening charity legislation.Key words: China’s charity industry, credit crisis, charity legislation 前言

从郭美美事件开始，近两年来大家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慈善方面的法律不完善也成了大家争相讨论的焦点。2013年3月13日，在两会上，也提到了关于慈善立法的问题。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说，民政部从2005年就开始推动慈善立法，每年全国两会的建议和提案涉及这方面非常多，虽然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早就将此纳入立法计划中，但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文件。

有制度才能有保障，不管是官方慈善机构还是民间慈善组织，要得到公众的信任是重中之重。中国慈善事业要想获得良性发展，必须制定一部适合当前需要的慈善专门法。因此，我们应对我国目前的慈善立法现状作出分析，并结合国外经验，制定出适合我国特色的慈善基本法。

一，我国慈善立法的现状分析

慈善法是用于调整慈善事业各方面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是鼓励保护捐赠人的捐赠行为，对慈善组织实行监督管理的机制。虽然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方面的立法取得一定进展，但仍有许多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规范慈善组织的法律法规，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等完整的法律框架尚未形成，慈善组织主体资格不明确，没有慈善执法队伍，一整套的法律监管机制还没有建立等。

（一）慈善立法层次较低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中，最基本的是《个人所得税法》、《收养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及《红十字会法》。①其他主要是有关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和个地方自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如民政部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和《上海市红十字会条例》等，这些规定往往只适用于某一方面的内容或某一地区，约束力度不大，可操作性不强，地域性特点突出，缺少协调，难于对整个慈善事业和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制约了慈善行业社会环境的整体改善。2011年，民政部公布酝酿了两年的《公益慈善 ① 王运慧：《论我国慈善事业的法律保障机制》，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五期 捐赠信息公开指引》，旨在推进公益慈善信息公开效力的加强，但因其无强制性条款和罚则，引发公众对规范执行效果的疑虑，最后也不了了之。

（二）独立法人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

一般而言，可将法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公司属于社团法人，而公益性基金会、慈善团体等属于财团法人，但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财团法人，只有“非营利法人”这一统一称谓，①以至慈善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作为目前高层级的法律《中国红十字会法》和《公益事业捐赠法》也只是涉及一部分产业主体，对于专门的慈善机构的法律主体地位并没有作规定。虽然《公益事业捐赠法》涉及到慈善组织，但并未对其下定义，也没有给予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甚至在设立基金会时，还需要出具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这说明慈善组织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法人。②只有《红十字会法》对于中国红十字会这种特殊的慈善组织给予了社会团体法人的法律地位，但其他的公益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得到确立，这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壮大。

（三）法律监管机制不健全

法律监督是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一套完善的法律监管机制是慈善活动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慈善问责风暴，使慈善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受到公众质疑，重要之一就是没有有效的法律监管机制。人们只有相信慈善机构能够把他们捐献的钱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对象上，他们才更愿意给慈善事业捐款。③ 而当前，由于我国的相法律不健全，慈善机构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对其运作缺乏有效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热情。

（四）慈善税收立法减免规定不合理

我国2007年3月通过的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的纳税扣除额度由3%提高了9 个百分点。根据新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④，但超过部分还得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目前给予慈善机构捐赠全额免税的，也仅限于几家大型慈善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大多数中小慈善机构和公众的捐助热情，无形中为慈善事业的向前迈进设置了门槛。2011年施行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超过部分仍需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⑤。即使有这些减免条款的规定，但需要提出申请才能获得减免税的资格，有些企业和个人就是因为这些繁琐的程序，放弃了申请免税资格。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税收减免的条件是及其严格的，而且减免的幅度较低，对企业和公民捐赠的积极性影响不大。

①② 张国平：《论我国公益组织与财团法人制度的契合》，载《互联网》2012—02—21 李芳：《慈善性公益法人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③ 石佳友：《我国慈善捐赠立法问题研究》，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9—05—16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6条第2款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6条，《个人所得税实施细则》第24条

二、国外及地区先进的慈善立法经验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①，因此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这样才能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出一部完善的适合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

（一）英国慈善立法——有一套独立的慈善母法和相关的配套条例，对慈善相关内容作出具体规定

早在12—13世纪，英国就出现了许多的民间慈善组织。1601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慈善法》，提出了政府鼓励和支持民间慈善业的法定框架。2006年英国《慈善法》首次出现了慈善公司法人，亦称公益性公司组织这一全新的公益性组织形式；这次《慈善法》最大的进步是对慈善事业的监管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该法明确了慈善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是具有特殊独立性的主管民间公益性事业的政府机构，它只对议会负责。慈善委员会的性质是对慈善事业进行监管的独立的政府机构但是其行使职权时却不受任何政府部长或政府部门管束，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保证了其职权的独立性与透明性。②2008年1月，英国政府主管部门慈善委员会颁布了确定公益性定义的法规性文件《慈善组织公益指南》，这个文件和2006年的《慈善法》一起构成了英国400年慈善法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③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民办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国家，也是第一个由政府出面对慈善事业依法进行监管的国家，对慈善组织的注册管理制度，运作管理制度，一般性信息监管，财务会计的审查，访问与调查制度都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对英国慈善组织建立良好的公信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美国慈善立法——以税法为主要法律来定义慈善，慈善活动范围和具体税收优惠等慈善法律要素

美国没有单独的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的规定都在税法条文里。早在1917年，美国政府就出台了免税政策鼓励捐赠，这一政策长期不变，捐赠旧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习惯和普遍现象。依照联邦税法，某些慈善组织具有免税资格，但这不是当然获得，而是要向联邦税务总局提出申请方能获得免税资格，④申请程序 ①② 出自1880年霍姆斯《普通法》，美国著名现实主义法学家

徐彤武，慈善委员会—英国民间性公益性事业的总监管，2007—06—15 ③李晖，刘少威，潘相伶，《英国慈善组织法律制度的借鉴意义》 梧州学院学报2008（1）57—61 ④ 姚俭建，《美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分析：一种比较视角》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较为简便。并非所有的慈善组织都可以享受免税，只有按公司，信托，无固定组织形式的慈善组织方可申请免税，并且要求慈善组织章程必须严格把慈善活动限定在单一慈善目的，不得有任何其他经营性活动，如果参与商业盈利活动，就必须依法纳税。虽然这样，可免税的慈善组织范围仍就很广，大部分慈善组织属于美国国税局501（C）（3）条款规定的机构①，它们不仅是免税的，而且这类机构得到的捐款对捐赠者来说，享有按法律规定的限额扣除税收的待遇。公司向国税局认可的慈善机构捐赠财产，在应缴所得税额的10%内，可以扣减；个人捐赠在应缴所得税额的50%内可以扣减。美国政府不仅对捐款免税，甚至是旧衣物，孩子们的玩具不用了都可以捐献出去，根据规定，都可以抵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公众捐赠的积极性，美国民众认为，捐赠抵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捐赠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习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②

（三）我国香港地区——虽无专门的慈善法律法规，但有完善的慈善法规体系

香港地区的慈善事业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除了具有悠久的慈善传统，公民极大的慈善热情，慈善组织有健全的运作机制外，香港地区完善的慈善法规体系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香港，并没有专门的慈善方面的法律法规，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地区的慈善事业发展缺乏法律法规的约束。事实上，在香港，有许多的法律法规都和慈善相关，只是涉及到慈善方面的内容，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中而已。如在香港申请成为慈善组织，向税务局申请成为免税的慈善机构，依据的是《税务条例》、《印花税条例》等；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为慈善组织建立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服务法规和服务机构的共同规范，涉及到慈善机构筹款活动的，社会福利署专门制定《慈善筹款活动：内部财务监管指引说明》，要求慈善筹款机构采取监管措施，确保筹款用于制定用途，并且收入和支出要有详尽记录，③促使了慈善组织规范发展，形成慈善良性运作机制。

三、我国慈善立法的完善与设想

①② 参见《美国国内税收法》

饶锦兴，《美国慈善事业发展印象》，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 ③ 徐洁，《从香港慈善组织的壮大看我国内地慈善组织的发展》，《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08期 慈善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立法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根基，从我国慈善事业立法的现状及国外慈善事业法律的经验看，我国慈善业的发展与完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加快慈善基本法的制定，完善我国慈善法律体系

应加快制定实施一部慈善方面的基本法，使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有更高层次的效力，规定这部基本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对慈善事业的基本问题作统一规定,成为能够包容、引导各种社会力量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专门性法律。其它已有的法律，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和《收养法》等，与基本法并行不悖，形成一个完善的慈善法律体系。

（二）在法律上明确慈善主体的独立法人地位

在完善慈善事业基本法内容上，应对慈善主体作一个明确的界定，给予其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对慈善机构的性质、使命、运作和管理模式作出明确规定。慈善立法应当明确慈善的民间性定位，我国慈善法调整的对象应为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明确政府在慈善领域中的职责权限，在设立基金会时，应放开其限制性条件，业务主管单位只能是加以引导，规范，不能作硬性规定，使慈善组织实现真正的独立。

（三）建立一套运作良好的监管机制

在慈善事业的监管制度方面，我国应当在慈善事业法律体系中形成多管齐下的监督制约机制，国家在慈善组织注册前不必设定过高门槛，但一旦注册成立，要严格监督管理，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慈善监督机关；慈善事业内部要严格自我约束，提高自律观念，保证募集的款项真正用到实处，财务公开透明，自觉及时详细公布信息；建立约束自己组织和成员的标准、规范等，形成内部监督；捐赠人要严格把关自己的捐款是否得到有效利用，媒体和广大民众严格监督，对慈善组织公布的信息仔细审查，对有疑问的地方提出质询，对有损慈善机构名声的行为提出批评。

（四）调整税收对慈善事业的优惠政策 目前，尽管所得税法规定了公益税收优惠的内容，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慈善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环节多，难度大，成本高，因此应当通过制定的慈善基本法，形成统一、透明的落实机制，应当扩大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慈善公益组织的数量，使更多的慈善组织享受捐赠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的优惠待遇；不能要求企业必须捐给指定的慈善机构才能减免税，应实行自愿原则，同时提高减免税的幅度额，切实提高企业捐赠的积极性；对个人捐款税收优惠方面，实行阶差，即多捐多减原则，个人捐赠不能只限于钱款，捐赠物品也要纳入减税体系之中，可以设立机构，评估物品价值，然后抵消应纳税额，同时也可以逐渐过渡到为慈善组织或社区提供服务来实现减免税。

结语

总之，完善的立法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加快中国慈善立法，从法律上扫除慈善组织的发展障碍，用健全的法规制度呵护好社会的爱心，是我国慈善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信在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下，我国慈善事业会步入一个新台阶。

第三篇：浅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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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作者：粟琪 姜泽芳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个失去土地却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而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新的社会困难群体——失地农民，而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土地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得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越来越庞大。作为弱势群体，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正逐步受到社会关注，成为我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健全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措施，以期能为解决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对策，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失地农民 社会保障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用为建设用地，产生了大批的失地农民。当前中国失地农民的总数已经超过了4000万人，在“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的失地农民约200万，“十二五”期间失地农民的规模还将继续增加。有学者测算，预计到2020年，失地农民将突破一亿人，成为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但当前，对于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保障制度并不完善，作为农民，他们失去了基于土地产生的经济收入作为生活来源，又不能享受到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后续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使他们逐渐成为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由此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各种冲突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将被失地农民的利益考虑进来，切实使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得以妥善安置，成为一个艰巨而任重道远的使命。

1失地农民概念界定

失地农民这一词汇是现阶段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新词汇，目前，学术界对失地农民这一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明晰的认识。一般意义上来讲，失地农民泛指失去土地的农民。白呈明（2003）认为，农民在失地过程中，不仅失去了土地、就业、生活的保障，还失去了政府对他们的技术、资金、农资等方面的支持的机会，农民那些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的实现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失地农民指的就是这样一类弱势群体，他们因为失去了土地而失去了与土地相关联的一系列权益和利益。其与土地相关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就业机会、基本生活保障以及与土地相关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发展的权利等。

2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这一对农民来说最为重要的功能正在逐步消失。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同时，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养老资源，这一系列的问题让他们面临着来自生活、就业和社会保

障多方面的困境，同时也暴露出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一些问题。

2.1补偿标准偏低，方式单一且费用分配不当

《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费为4—6倍。西部城市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平均标准为每人18000元（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6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3年的生活。虽然近几年各地适当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但是在征地过程中，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混乱，出现大量暗箱操作和“寻租”行为，补偿款被层层截留，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另外，在实践中，其实有多种安置方式可供选择，比如留地安置、住房安置、就业安置、投资入股安置、社会保障安置等等，但目前政府采用最多的方式是货币安置，其它安置方式却很少采用。

2.2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窄

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各地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并未形成一个体系。有些地区实行的保障政策只能称为“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其与社会保障相去甚远，更不具备社会性、福利性、公平性和互助性这些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而一些地区虽然建立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但社会保障的内容不够全面。从目前各地的实施情况看，最主要的保障方式是养老保障，而医疗保障等其它保障方式则鲜有涉及，为失地农民办理失业保险、提供就业指导与技能培训也是在极个别地方实行。另外，目前普遍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重心定位于养老风险的防范与保障上，而医疗保险、失业保障和工伤保险等仅在沿海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现，没有得到普及推广，社会保障覆盖面窄。

2.3资金筹集困难，就业培训不到位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征地单位支付的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政府转让土地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并以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为主。有的地区专门成立了第三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当地政府要求征地单位一次性将为失地农民补缴的保险费从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并直接拨付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的地区则由地方财政、村集体及失地农民个人共同负担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但是由于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补偿标准较低，而失地农民个人大部分缺乏缴费能力，地方政府从土地收益中拿出的补贴也较少，所以失地农民保障资金筹集难以保障。另外，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也使得针对失地农民所进行的就业培训工作难以开展。失地农民由于受自身知识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局限，缺乏主动寻找出路的意识，在当前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

2.4保险费用缺乏精算且监管缺失

在实际运作中，社会保险部门没有充分考虑诸如资金的时间价值、平均余命、工资增长率等因素，缺乏对保险费的缴纳与待遇支付水平精算。目前许多地区的保险费缴纳直接根据土地补偿费的一定比例确定，而支付水平则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依据，对保险待遇的调整也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没有考虑失地农民的需求，也没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对于保险资金具体的运营、管理以及监督，各地方在试行的过程中都没有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加上监管方面的缺失，都增加了保险资金的风险。

3完善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对策

3.1坚持分类实施，逐步提高补偿标准

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在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要考虑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分别进行，循序渐进。首先可以从经济基础雄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着手，建立起具有当地特色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和相对贫困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以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可以逐步提高保障的标准。另外，在明确并逐步提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水平的同时，应该进一步确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基础，提高征地补偿的规范性和公开性，从而真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3.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覆盖范围

由于各地的具体条件不同，所以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也不能搞一个标准一刀切。而是应该在考虑到地区差异的情况下，分类型分层次的扩大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建立健全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解决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和权益保护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实行不同于农村社会保障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的保障体系，使其界于两者之间，既为失地农民失去工作退回农村留有退路，又为其农转非纳入城镇居民保障体系过度衔接。第二，分层推进，逐步完善保障项目。首先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再就业保障体系，因为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最重要的保障；其次是医疗保险；接着是工伤、生育、失业保险等，逐步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相衔接。第三，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让各种保障项目能够在各地得到普遍实行，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从而提高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3.3畅通资金筹集渠道，增加资金投入

资金筹集是社会保障安置运行的基础。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必须稳定、畅通、可持续。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失地农民承担保障资金的不现实状况，社会保障资金可采用“存量+增量”的方式解决。征地补偿费为保障资金的一次性存量供给。增量部分来源于政府土地征收后的增值或土地使用过程中的收益。从目前情况看，土地征收后的增值收益主要进入了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口袋”。这不仅加剧了失地农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愈加诱发了地方政府征地的强烈动机。土地增值收益应当“取之于民（失地农民），用之于民（失地农民）”，因此，应将土地出让金优先用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的支出。总而言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要从土地出让过程中所有可得的收益中予以解决，从而增加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

3.4构建就业保障机制，引导失地农民再就业

由于我国农民长期缺少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水平低下，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容易成为城市中新的弱势群体。

为此，我们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实现用工信息共享；在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逐步建立一种劳动者自主择业、平等就业的新型就业机制，实现在劳动力市场中统一、公平竞争的就业格局。构建失地农民就业保障机制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建立被征地农民就业专项资金，保证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能顺利展开和进行。二是劳动保障部门要建立培训基地，充分利用各类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的资源，帮助失地农民再就业。三是加大对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力度，通过落到实处的就业培训，引导失地农民自主择业和勇于创业，使失地农民能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3.5引入社会保障精算，健全监管机制

在社会保障领域，精算在制度建设、政策评估、财务预算、风险预警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时，通过精算，可以测算在给定的社会保障资源下可能提供的社会保障水平，或者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具备的经济能力，从而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依据。通过长期精算评估报告，反映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依据。可见，引入社会保障精算对于评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评价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相关政策是否能有效提供保障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在健全监管机制方面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相关法规体系，确保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运行。其次，明确监督主体及其监督职能，增强监督部门对资金监督的专业性、规范性和权威性。再次，要尽可能地将资金的使用渠道及办法在制度中明确规定，增强透明度，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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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四篇：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08经济学（1）班张嘉琳 0810070169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农民工作为社会建设的新型生力军，对我国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将对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情况进行简单综述。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城乡分割研究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角度、多方面。其中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1.1 研究背景

(1)农民工队伍逐渐壮大，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功勋卓著的巨大贡献。有专家测算，农民工每年给城里留下的增加值有一两万亿，同时。农民进城务工。每年可为农村增加5000—6000亿元收入。

(2)农民工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的企盼与现实中不公平的社会待遇产生矛盾。

进入21世纪，尽管追求经济改善仍然是农民工流动的最大动因，但新一代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开始向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企盼。

农民工对尊重和平等需求的增长与现实中不公平的社会待遇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

(3)农民工保障问题引起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注。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2009年的两会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权益问题的解决是代表和委员们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议题，而且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1.2 研究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当前认真研究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正确认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依据何种原则、理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充实我国社会保障理论体系。

(2)现实意义。加快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农民工自身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政治上，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增强我国的法制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社会上，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的激化，促进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和社会顺利转型的实现；在经济上。符合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有利于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从而实现农村经营方式转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抗风险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对于拉动内需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对于农民工自身而言。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增强他们的社会稳定感、消除他们的自卑心理，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也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国内相关研究情况

国内学术界也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目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的研究。

卢海元(2004)认为城市农民工人目前实际上处于社会保障的空白地带；陈锡文(2004)认为农民工虽然进城创造了财富，但大量农民工都没有社会保障；王文韬等(2004)通过调研后指出，面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位及其对工伤、医疗保险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尝试和制定了一些面向农民工的参保办法，但效果难如人意。宫晓霞(2005)指出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屡遭忽视，社会保险不容乐观。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的原因研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缺失的根本原因，虽然根据宪法农民工应该享有社会保障权，但是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法规(白凤峥。2004)；第二，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边缘性不利于其表达利益诉求，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迅速、合理地制定(彭宅文，2006)；第三，用人单位不够重视或因劳动力成本控制而推卸责任。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维权能力差，有些农民工自己不想或不敢要求参加社会保险(王玉玫2003)；第四，地方政府和招商引资部门纵容企业不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甚至把不参加社会保险作为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华迎放，2004)；第五，社会保障管理不能适应农民工参保的需要，缺少一个确保社会保障关系能够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转移的管理机制(周亦乔，2004)；第六，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背后隐藏着短工龄与长保障、工资低收入与社保高消费、高流动与小统筹、保障不足与保障。多余以及期收入与长远保障这五大矛盾(赵立航，2005)。

(2)有关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的探讨。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学术界还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论。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够，为城市农民工人建立社会保障会提高国内企业的成本，会降低中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且认为土地就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因此不应该业不必要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陈平，2002)。更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把农民工社会保障归人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内(张启春，2003)。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是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周毕芬、阚春萍，2004)。第二种观点认为农民工应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建议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口参加户籍所在地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如兰春娣、任保平和杨立雄等。原因如下：(1)允许农民工进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会给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巨大压力。(2)如果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会形成与

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的“三元格局”，形成所谓的农民工阶层，会带来新的、更大的歧视。(3)只有“还乡”才可以使农民工求得生存再谋发展(杨立雄，2004)。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建立专门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华迎放(2005)认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应适应不同就业状况亚群体的情况；李迎生(2001)指出现阶段应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罗遐(2003)认为农民工身份的过渡性要求必须建立有利于城乡衔接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朱冬梅提出应设计一套独立的符合农民工特点和需要的社会保险方案。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根据农民工的具体情况建立大范围内归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管理而小范围内又有其特殊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蓝春娣、任保平，200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强教授通过分析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多方力量参与，层层化解矛盾的对策，建立“三条保障线”。首先用工单位为受雇农民工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第二条保障线是发挥劳务输出地“劳动服务组织”的作用，第三条保障线是劳务输入地城市建立“公共劳动”形式的流动人口最低生存保障体制。

另外，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的华迎放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选择》中分析评价了现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两种模式；一为广东模式，即将农民工纳入现行城镇保障框架；一为上海模式，即单独建立一套有别于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办法。他提出取上述两种模式之长，即农民工养老保险可考虑建立过渡性的个人账户，其他险种则进人现行制度，保当期，不承担国企历史债务。并从政策上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指导性意见，以规范各地工作。王保真、王斌提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实施土地换保障的办法，扶持农民就业和参保，坚持统帐结合模式，优先建立农民工的大病统筹和工伤保险机制。

(3)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第一，消除认识误区。政府不应当我借口来推卸和回避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所应尽的责任，而且应消除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政策中存在的制度歧视(周亦乔，2004)。

第二，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将农民工分成三类：一类是长期生活在城镇并打算定居的，可将他们按富裕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使其享受较高级的福利型农村社会保障待遇；一类是短期在城镇生活的，需要建立一整套的配套措施来构建其社会保障；一类是临时在城镇打工的，可将其纳入相应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内(蓝春娣、任保平，2004)。

第三，完善立法和相应司法保障措施，以明确保障对象、保障资金筹集、保障标准、保障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组织建设，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周亦乔，2004)。同时，采取相互服务公司的形式，由农民集资建立农村劳务输出公司。在这种公司中，农民工既是客户又是股东。作为客户，他可以获得公司为他提供的劳务信息等项服务；作为股东，他还可以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获得分红。国家给政策，简化手续。减免税费，鼓励开办此类公司。公司为农民工提供培训、找工、维权、社保等服务，并以这些服务向用工单位或农民工适当收取服务或管理费用(赵立航，8006)。

第四，改革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办法。允许参保职工在转移社会保险关系时，不仅转移个人账户余额，而且也转移与本人缴费对应的社会统筹基金，统筹基金转移的数额为社平工资的一定比例，取消农民工退保政策，对社会保险关系无法

转移的，暂时封存其个人账户、保留社会保险关系，待其达到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再转移或一次性退还本人(华迎放，2004)。此外，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坚持分阶段、逐步完善的基本原则。优先解决突出的基本保障问题，当务之急是建立必要的工伤保险及大病医疗等救助、补贴制度(郑功成，2002~崔红志。2003)。

(4)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意义。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意义。第一，政治意义：郑功成等(2004)指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政府着眼长远的要求。董理(2001)指出社会保障是国家赋予每个劳动者的一种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公民权的需要。第二，经济意义：王和、皮立波(2004)指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新时期社会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农民工作为农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责任使得他们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对其家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极有可能因伤、因病而致贫甚至于返贫。袁志刚(2003)指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农民工抗风险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对于拉动内需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第三，社会意义：罗志先(2005)认为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快速实现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需要，也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需要I它不仅有利于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王涛等(2005)认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关系其权益维护，也关系到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

(5)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其他方面研究。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也有许多学者在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如；张德明、代艳丽等从法律角度来审视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提出立法建议；喻均林等从政策角度，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李文琦等从推进城镇化角度。研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学者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借鉴。但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农民工的概念界定过窄。大多数学者都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城市农民工或被雇用农民工身上，而忽略了同为农民工但在乡镇企业就业的本地农村务工人员及外来农村务工人员，也忽略了农民工群体中的自雇者、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第二，研究在总体上还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对农民工的现状分析较多。缺乏对现象背后深层原因的分析。另外。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未来发展状况或趋势研究不够，预测性研究很少。

第三，研究偏于笼统，分化和展开不够。在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方面，所提的政策和措施还比较粗糙，没有细化，可操作性不强。

第四，缺乏实证性的定量研究。已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属于定性研究。如关于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现实需求特征、农民工个体对社会保障缴费的承受能力等。现有的研究还停留在定性分析上。缺乏第一手的调研资料，从而导致对农民

工社会保障的现实状况把握不准，如对土地保障作用估计过高。因此研究结论、政策措施缺乏说服力与可行性。

第五，对于社会保障各方面的研究不均衡。现有的研究过于偏重在社会保险等方面，对作为农民工社会保障重要部分之一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基本没有涉及。

第六，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条件和影响的讲究不全面。现有研究往往偏好强调我国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阻碍因素，而忽视对其有利条件的分析研究。对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研究不够深入。大量研究围绕着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研究缺乏深入客观分析。

第五篇：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大量土地被征用，必然导致大规模失地农民以及相应问题的产生，因此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刻不容缓。本文分析了现阶段失地农民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对策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必然大规模征用农民的土地，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或即将失去土地。如果征用土地与农民市民化同步发展，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能及时被纳入城镇体系，享有市民的各种权利，失地农民就不会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去土地的同时，却成为一个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特殊群体--“三无”人员（上班无岗、种田无地、低保无份）。失地农民问题已成为我国城市进程化进程中令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因此研究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一项紧迫任务。

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1.安置方式单一，征地补偿偏低，政府“低征高卖”，农民享受不到土地增值带来的好处。土地巨额差价刺激政府官员寻租，滋生腐败。我国实行征地补偿办法，补偿费虽然在每个地区存在一些差异，但从整体看，现金形式的补偿标准仅在每亩1.5-3万元之间。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土地补偿费，按每亩土地前3年农业的平均产值的6-10倍来计算；二是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按成本或市价补偿；三是对劳动力安置补偿费，按每亩土地前3年农业的平均产值的4-6倍来计算。在实践中，按法定标准算出来的补偿标准太低，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畸形政绩观驱使下，利用现行征地制度的不足和其掌管征地的主导权，把土地当作第二财政，以地生财，出现了低征高卖现象，而农村的土地所有者并没有分享到土地出让后的增值。

2.征地补偿金分配被层层截留，村级留用管理不规范。土地征用过程中，土地收益为土地的所有权及使用收益权，因此这部分收益应该在失去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的产权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但有些县乡政府也参与补偿收益的分配，使得

农民获得的补偿收益减少。留村的补偿费用份额较大，但缺乏严格的监督管理机

制，使一些村干部任意霍霍，不当的使用和管理使得农民的所得进一步减少。据

国家有关资料统计，被征土地征用费的收益分配比例为：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

3.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比较突出。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就业难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农民因征地从农业转产后，只要从事一些技术要求低的体力劳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逐

步转变，低素质的失地农民就业难度大。同时，由于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

制度的短缺，导致不少农民失业失地。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得

不到妥善解决，生存风险极大。

4.部分失地农民丧失了基本的“国民”待遇。大量农民失地失业，使其成为

典型的弱势群体，丧失了基本的“国民”待遇。一是他们失去了土地，不再是原

来意义上的农民，没了土地这个基本的生活保障；二是失地农民并未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因为他们失地后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畴，尤其是我国二元体制的存在，不能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

二、构建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1.有利于减少征地矛盾和纠纷，促进各项政策落实。近年来，由征地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很多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进而导致失地农民

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矛盾加深，纠纷不断，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建立失

地农民保险制度，切实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在征地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减少矛盾就封的产生，促进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实。

2.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突破口。长期以

来，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现实状况，农民一直未被纳入社会保险制之中，客

观上造成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均衡。按照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城乡一

体化的总体要求，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为失地农民提供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失地农民逐步平稳的吸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城乡人员两种身份制度的差

别，使失地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促

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3.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城乡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必然要求。在“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成为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缩小城

乡差别，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三、针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走向城镇化是必然趋势，但在这个过程中，决不能牺

牲农民的利益，必须给他们基本的社会保障，使其也能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和

利益。因此，针对失地农民社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以下几个解决对策。

1.改进补偿方式，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必须在确认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以

市场的价值为基础，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补偿。社会保障基金是建立社会保障制

度的关键和核心，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所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可由政府、集体和

个人三番反共同出资来承担该基金的筹集。同时，由国家劳动部门设立专门的社

会保障基金账户。

2.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切实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按照现行的土地征用

制度，农用土地再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前必须先征为国有，具有强制性和垄断性。

政府通常以很低的土地补偿费将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在以市场价格将土地转

让出去，从中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而失地农民却不能享受到利益分配，使农民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坏。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维护农民在土地征

用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应该坚持征地收益分配向农民倾斜的原则，让失地农民拿

大头，政府的中头，集体拿小头，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解决征地产生的矛盾，保

护农民的利益，而且可以和谐干群关系，为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

3.促进失地农民再就业，增强其养老保障能力。重新就业是改善失地农民家

庭经济状况的根本途径。然而，在以技术知识为重的今天，失地农民由于文化水

平低，缺乏在城市谋生的技能，且他们市场意识浅薄，缺乏资金积累。在促进失

地农民在就业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应为失地农民提供受教育和培训机会，一个有

效的措施就是建立再就业培训基金。

4.分层次、分重点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现阶段，失地农民的社会保

障制度建设可以先从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社会保险

制度建设入手，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其他内容，为失地农民提供适度的社会保障替代模式，充

分发挥社会保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的“稳定器”、“安全网”作用，对解

决失地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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