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尤需防风险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尤需防风险
2015-02-16黄奇帆：
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中国经济运行数据，大家最关心的GDP，2014年的增速为7.4%，可以说，这一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那么，如何适应这种“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20日，在重庆市级两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有一番解读，认为应当着重防范和应对中高速发展中的经济风险。
以下是黄奇帆录音整理。为方便阅读，岛叔给大家加了小标题。长，但绝对值得耐心阅读。
经济靠什么“稳增长”？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我理解，经济发展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显著标志之一。大家要明白，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增长”是前提，而“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又是“稳增长”的手段。没有这四个手段，发展动力就会缺失，“稳增长”就稳不住了。
比如抓改革，去年我们搞基础设施领域的PPP改革，吸引了1300亿的国内外资金；搞国有企业集团五个路径改革，吸引了1000亿资金。这样，就吸引了2300亿。去年重庆经济发展那么快，基础设施照样上，政府性债务又削减了1000亿，风险更加可控，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又如抓开放，重庆这些年着力抓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以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为依托，特别是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形成了江北国际机场空港、寸滩水港、团结村铁路枢纽站三个国家级一类口岸，在旁边配置了三个保税区。这样，使得我们的进出口总额从原来的60多亿美元变成了955亿美元，六年时间翻了四番，这也是一个巨大动力。
再如调结构，重庆本来是老工业基地，“傻大黑粗”的东西很多。通过近年来的持续努力，我们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万亿，电子信息和汽车各占5000亿，都分别增长了20%，其他支柱产业都增长了1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着重抓了产业集群，汽车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国内外10个品牌商，同时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10多个品牌商和代工商，零部件企业有860多家。还有重庆的服务业，去年金融业和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一般服务业，这也是调结构的一个体现。总之，没有调结构，稳增长也是一句空话，调结构也是一种动力。
还有惠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动力。这些年，重庆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有”目标和生态环保等民生支出占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持续实施了22件民生实事，今年还将按照重点民生实事滚动实施机制的要求，重点办好25件民生实事，这不但可以解决一大批群众反映急迫的问题，也会通过惠民生扩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那么防风险呢？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仍然要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
中国经济的风险何在？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
比方说防金融风险，宏观上就是要把握好融资结构。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70%、80%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金融有问题，搞得不活。一个地方的信托、租赁、小贷、抵押、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不到发展，高利贷、典当行、“老鼠会”等就会盛行，容易导致金融“三乱”。当然，如果一个地方50%、60%的融资都是靠利息比银行高几个点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会导致这个地方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很高。
要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关键是要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直接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去年，重庆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是直接融资。今年，我们提出新增6000亿元融资，要做到25%来自直接融资市场，45%来自银行，30%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前，我们的直接融资大体只有10%左右，希望通过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能够形成银行、直接融资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45：30:25的融资比例。
经济生活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产能过剩的风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有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
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
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企业普遍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
县长和企业家都不要碰过剩产业
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
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
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
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
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商业零售额，却建了100万平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一万元，肯定赔本。
四是写字楼，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
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包括钢材市场、建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家具市场等。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00亿元。中国毕竟只有一个义乌，从现实出发，我们举全市之力搞一个是可能的，如果每个县城搞一个，肯定过剩。
六是城市综合体。这种集百货零售、写字楼、餐饮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一个区县城奋斗三五年搞一个，是能够盈利的，如果一时兴起，搞上五六个，量变引发质变，大家就都会亏本，这样的生意做不得。
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比如光伏电池，那是高科技产品，是新兴战略产业，也是节能环保产业。但前几年，全国大干快上，产能严重过剩，照样一年亏损几百亿。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搞这类项目，化医集团也有投资冲动，但都被市政府压下了，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
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要有基本的行业分析。
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工业、服务业的产能过剩会带动整个金融的产能过剩。同样，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也会搞得过剩，诱发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前车可鉴。这方面，没什么高端产业和落后产业之分。信托投资看似高端，搞自我循环，会遭遇过剩危机。县城里家家楼下搞小饭馆，最后没有顾客，也是全面亏损。反之，哪怕你是洗脚理发，只要与市场需求匹配，经营得当照样赚钱。
总之，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才是好产业，我们搞调结构，关键就是把过剩产能压下去，把有市场、有效益、有资金流量的产业发展起来。这样，经济发展才会顺畅，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更有基础。
第二篇：黄奇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需防风险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需防风险
——黄奇帆在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内部讲话（录音整理稿）
黄奇帆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我理解，经济发展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显著标志之一。大家要明白，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增长”是前提，而“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又是“稳增长”的手段。没有这四个手段，发展动力就会缺失，“稳增长”就稳不住了。
比如抓改革，去年我们搞基础设施领域的PPP改革，吸引了1300亿的国内外资金；搞国有企业集团五个路径改革，吸引了1000亿资金。这样，就吸引了2300亿。去年重庆经济发展那么快，基础设施照样上，政府性债务又削减了1000亿，风险更加可控，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又如抓开放，重庆这些年着力抓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以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为依托，特别是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形成了江北国际机场空港、寸滩水港、团结村铁路枢纽
2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企业普遍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
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臵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商业零售额，却建了100万平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一万元，肯定赔本。四是写字楼，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包括钢材市场、6
第三篇：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不断凸显和释放，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变换也悄然进行。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经济新常态。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原因，机遇与挑战，经济建设
经济新常态是指国家在经济发生危机后，通过调整进入到的一个缓速增长的“过渡期”，相对而言还有旧常态，旧常态是一种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的是数量的递增以及成本的控制，而“新常态”则开始追求规模化以及质量化的发展目标，所以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异性[1]。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7月末，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11月 9日，习近平在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7.4%，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地扩大。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并定义了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速度，这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这就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动力，这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新常态并非经济转型成功并进入理想发展阶段的标志，相反，新常态表明中国经济进入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红利加速消失、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变得更强、结构转变压力加大的时期。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和改革进入新阶段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转换的必然结果[2]。
二、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原因
科学认识新常态，既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背景，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既需要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外因与中国经济的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部因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促进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的总体持续低迷状态，直接降低了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速度。内部变化：中国经济内部的实质性特征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些实质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在进入新常态以前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数量扩张。在这一阶段，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生产资料成本（尤其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资料成本）相对较高。经济的最大竞争优势是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形成的较低商品价格。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粗放型扩张来实现。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向注重质量、追求效率的集约增长。这种转变既适应新常态下需求的趋势性新变化，又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2.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首先，进入新常态的产业结构在孕育新的升级。一方面，供给能力过剩的传统产业要通过转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环保产业和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内的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其次，进入新常态的需求结构呈现积极的新变化。再次，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最后，区域结构有所改善。
3.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首先，经济发展所依靠的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转向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逐步显现。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加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经济新常态下，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经济规模决定的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态下的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和保障。第三，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上升，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部门。第四，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积极推动职能转变，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结合，共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应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在适应新常态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为什么近两年全社会总是关注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这实际上是在新常态下各个方面不适应的表现。特别是我们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加快、全面依法治国任务繁重等.因此，我们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加快发展与升级发展并重[4]。
四、建设好经济新常态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把经济新常态建设好。
1、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现在，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并逐渐形成主流。这就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足，急切需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的涌现，一定要创新投融资方式，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5]。
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使矛盾得到化解。
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6、从市场竞争方面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
[6]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相信，只要坚持创新思维，坚持改革，经济新常态建设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张伟菊.积极面对经济新常态实现中国发展改革新突破[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5:210.[2]齐建国，王红，彭绪庶，刘生龙.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J].经济纵横,2015,3:7-17.[3]高建昆,程恩富.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适应与引领[J].当代经济研究，2015,9:51-59.[4]张占仓.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J].河南科学,2015,33(1):91-98.[5]李佐军.引领经济新常态应解决十二大难题[J].中国中小企业,2015(2):72-77.[6]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J].政策瞭望,2014(12):52-54.
第四篇：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
目 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 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2 二 经济“新常态”的起源„„„„„„„„„„„„„„„„„„„„„„2
（一）国外的起源„„„„„„„„„„„„„„„„„„„„„„„„2
（二）国内的基本脉络„„„„„„„„„„„„„„„„„„„„„„3 三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 3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3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4 四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和挑战 „„„„„„„„„„„„„„„ 5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5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挑战„„„„„„„„„„„„„„„„6 五 结论 „„„„„„„„„„„„„„„„„„„„„„„„„„„„„ 7 参考文献„„„„„„„„„„„„„„„„„„„„„„„„„„„„„ 9
中国经济“新常态”
摘要: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稳定崛起。从2002年起，“新常态”一词在欧美国家出现，主要形容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习近平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2014年11月北京APEC第22次会议和在澳大利亚的G20峰会上，中国经济新常态成为广泛关注的热词。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经济发展新常态确定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旋律。本文首先介绍经济新常态的提出的背景、起源、定义以及五大基本特征，然后阐述了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最后提出建议，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中国该如何在增长中促发展，发展中促增长。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机遇；挑战
一、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142倍，从世界第十位跃居第二位，占世界份额11.5%，年增速9.8%，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只有2.8%。近几年来，我国一直保持高速的发展特征，持续的高速增速并不能说明掩盖经济发展瓶颈。面对潜在危机，中国在2008年的40000亿计划在短期内使经济有所好转，同时外媒称“中国拯救了世界”。但使中国避开了最佳调整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最好时期，附加带来的各种负面特征如地方债务、通货膨胀、市场要素价格扭曲、生产率水平降低、整体竞争力减弱。[1]产能过剩是我国目前经济的最大问题，40000亿计划使得问题比以前更加严重。政府花钱，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好转，但不具备不可持续性。必须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计划，单纯的刺激政策亦不能振兴当前的经济状况，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新一轮的体制改革亟待进行，必须渐进地消化“40000亿”这一应急政策带来的后续，这成为接下来的改革目标。[2]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总书记两提经济新常态。在2014年5月10日的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经济新常态；在2014年7月29日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第二次提到经济新常态。针对总书记的两提“新常态”，人民日报三天发文阐释，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一文指出：“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表明我国未来经济预计进入发展换挡期，将出现常态化的中高速发展阶段。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相继进入拐点时期，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常态化的趋势。[3]
二、经济“新常态”的起源
2014年11月在北京闭幕的APEC第22次会议和在澳大利亚闭幕的G20峰会上，中国经济新常态成为影响全球的热词。201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要求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首次全面阐释“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一）国外的起源
新常态（new normal），顾名思义，就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为常态”。11页据统计，2002年，新常态一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每个月出现50次，关注度有限。当时，美国所说的“新常态”主要含义为：
①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
②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4] 不同领域不同学者有不同解释，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二）国内的基本脉络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2014年12月9—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把发展速度适当调整以后务实迈向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的一种运行状态，与“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完全不同。[5]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
从字面上理解，所谓经济的“常态”是一个经济体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稳定性状态”的简称。显然，这里隐含了一个时期或阶段的概念，即所谓经济的“常态”应该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内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稳定性状态”的简称。依此定义，经济的“新常态”，由于有一个“新”字，那就一定是相对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或者是相对于“历史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在维度上难以穷尽，而且在内涵或形式上也无法完全控制或重复，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不可能简单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别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的经济运行状态，一旦趋于稳定，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那就是经济运行的“新常态”。[6]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 3
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根据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发言，中国经济新常态应包含以下五点内涵和特征。
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从1978-2011年，长达32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9.87%的高速增长。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实现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2012-2013年增长7.7%,2014年前3季度增长7.4%。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出回稳态势。[7] 二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经济结构包含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范畴，新常态下，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应当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比较利益较低。
三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本、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从当前的情况看，这三大要素均面临着诸多瓶颈约束，已难以支持我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
四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机制保障。过去，我们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显然，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可以具有更多的经济职能和管理权限。
五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此外，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区域战略的提出，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也在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
四、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和挑战
（一）经济“新常态”的机遇
发展新常态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总方针。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的趋势。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8]这种战略性概括引领新预期、凝聚新共识，引导国内外更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吃下定心丸，为中国在下一步全球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描绘出了美好愿景，激励国民以新状态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创举中。[9]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全球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痼疾，其中中美两国的贸易与金融失衡又是全球失衡的核心。这种失衡结构虽然使中美两国获得了某些利益，维持了中国三高模式(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和美国高消费结构，但积累的矛盾也对世界经济长期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此密切相关。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美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此时，中国提出了新常态战略，改变过去实行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低消费的模式，强调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基础，保持经济适度增长。这与美国提高储蓄好投资的战略相呼应，有助于中美两国经济失衡的调整，使世界经济摆脱过去的失衡结构，走上一条更为均衡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并以此带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传统世界经济结构下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经济新常态战要求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大调整，客观上需要相关产业的国际转移，其对象也只能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无疑将带动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大有利于其经济起飞。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同我国国内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作用一样，无疑也将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形成新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国际经济循环。新常态的特点之一是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我国以及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已经和正在建立一系列国际合作机构与机制，如金砖国家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以及RCEP、WTAAP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协议等等。通过这些机构与机制，将以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为核心，形成代表新兴经济体新的国际经济力量，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以IMF、世行、亚行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和权力中枢相平衡和互补，以此推进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并形成以我国为中心的、以新型南南合作为载体的新的国际经济循环，改变过去一家独大的中心-外围循环，推进世界经济双轮驱动格局的形成。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挑战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 6
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五、结论
面对经济新常态，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要从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放缓了2%-3%，经济发展
方式也必须摆脱过去的粗放型模式，转为依靠结构优化、生产率提高、开拓创新型模式。[10]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常态下的机遇，建立起足够的信心。一是仍处在新型城镇化的黄金阶段，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二是潜在的人才红利依然较大。三是体制改革红利依然较大。四是对外开放仍可释放足够的动力。五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下，政府间相互竞争的红利依然较大。因此，我们认为，新常态下的“紧日子”是可持续且比较健康的。
第二，要更加精心地应对社会矛盾。过去积累的一些矛盾，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逐步凸显出来，而作为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手段还相对比较滞后。因此，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更加精心地应对，以免因小酿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第三，要勇于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我国经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但相对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应对新常态必须向体制改革要红利。要通过改革，使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趋于现代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成员。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法门利器，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注意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创新成果，信息技术、新能源、大数据利用等均是重要突破方向。
第四，要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等措施，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减小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有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企业改革，人员流动和教育培训等，充分挖掘、培养和形成人才优势，开发和利用人口质量红利。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人口质量红利，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新常态下实现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型的较高质量增长。
第五，要以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我们的政策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重要前提是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就是要保证在经济发展和推进体制改革时，能够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当然，福利的刚性又从另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这种改善必须是渐进和可持续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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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经济新常态—心得体会
题目中国经济新常态_——心得体会
学院名称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专业名称
旅游管理
学生姓名
张涛
学生学号
2016020754
任课教师
赵波
教务处制 2016年10月28日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11月9日，习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央全年总结发展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和未来走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全面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对我国谋求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面临着复杂的系统转型,也意味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这样的重大关口，如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新趋势，主动适应新变化，积极抓住新机遇，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寻找发展平衡点、选准改革突破口、牢牢把握主动权，实现“新常态”下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尤为重要.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是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作出的新判断。“新常态”必然带动深刻变革。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敏锐地意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应势而动、因势而谋，增强化危为机的本领，为全面深化改革赢得先机。
迎接新常态，施展新作为，就要牢固树立“发展为要、民生为大”的理念，从大处着眼，从完善工作机制入手，优化服务流程，满足群众诉求，把责任落细落小落实，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体现在党员干部的行动上，把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书写在群众生活的变化上。
回顾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今年上半年是7.4%，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经济增速在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脉络。这究竟是短期的调整，抑或景气循环周期的一个区间，还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
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来看，比较好的情况是增长速度大体反映了潜在增长率。影响潜在增长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结构、体制机制等等。而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工资成本不断上升，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则使得储蓄率趋于下降，进而带动了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变大，同样是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在2000年意味着900多亿元的增量，到2014年就要增加5600多亿元。历史地看，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达30%左右。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然。不仅如此，当前我国更面对着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大过渡以及科技革命的多点突破、加快应用。世界经济长期结构性调整、新一轮产业变革融合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相互叠加，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如果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甚至不惜用政策“推高”，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面对新常态，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现在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用“改革红利”把即将消失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创新红利”，为新常态下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面对新常态，我们还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创建新的竞争优势。要始终保持战略自信与战略耐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用“开放红利”稳固“全球化红利”，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激烈的国际经贸格局变化中争取主动。
面对新常态，如果我们跟得上时代步伐，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就能够抓住机遇，实现新一轮的创新大发展；如果因循守旧、止步不前，就会处于被动境地和淘汰行列。我们要把对新趋势、新时代和新机遇的把握，同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谋划新的发展。
新常态有利于就业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长平稳、物价稳定、质量提升。一是就业将更充分。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高于制造业，新常态下，服务业占比上升、GDP总量增加，就业状况也将明显改善。二是收入将更均衡。就业充分，劳动者收入提升也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新常态下，要扩大消费就应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者收入，收入分配将渐趋合理。三是社保将更完善。新常态下，要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就应精心编织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四是增长将更平稳。“旧常态”下，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出口需求受外部环境影响会经常变化，投资需求也会随着经济周期出现过热过冷的波动。而新常态下，更多依赖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将相对稳定，周期性波动的波幅会明显缩小。五是物价将更稳定。经济平稳增长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物价相对稳定。比如，物价在2012年和2013年仅上涨2.6%，2014年上半年更是仅为2.3%。六是质量将更提升。新常态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成为企业和社会追求的更高目标。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以改革开放红利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比如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加快释放资本潜力，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加充实的血脉滋养；比如科技创新，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新路就在科技创新上；比如扩大消费，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畅运行的关键环节。所以应在开辟新的消费增长点上下功夫；比如制度创新，通过各领域改革的联动集成，激发市场活力，构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机制。
应当强调的是，要渡过经济减速关口、平稳转向新常态，防控化解各类风险难以避免，也十分复杂，对于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以及信用膨胀、财政收支压力等方面的问题，还需强调底线管理、主动有为。当前，中央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着既定步调推进改革，态度和力度都表现出强大的定力和决心。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进取意识、时不我待的机遇意识、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让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新常态,新机遇。总的看,新常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积极的。面对新常态,关键在于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清除制约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等的体制机制“藩篱”,主动适应新变化,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新机遇、掌握主动权,为新常态下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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