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一

第一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

（一）问题1：一些夫妻离婚后，双方均不愿履行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由此产生一些问题：如，按照婚姻法有关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但祖父母、外祖父母能否以“父母有能力抚养”为由，作为原告起诉要求该未成年人的父母承担监护之责；如未成年子女作为原告起诉父母要求履行抚养义务，应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但因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只有父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的，才可变更由父母以外的其他人担任监护人，故诉讼中子女的法定代理人难以确定等。

答：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由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对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负有抚养义务，是建立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无力抚养”的基础上的。因此，对于父母有能力抚养，而未尽到抚养义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当然可以要求该未成年人的父母履行抚养义务。而且，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属于不履行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0条的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又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分别审理。”本规定不仅明确了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对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可以起诉，要求其承担民事任，而且更进一步明确了各种情况下应当分别适用何种审理程序的问题。因此，本问题涉及的情况，可以适用上述规定来解决。

对于第二个问题涉及的情况，我们认为，虽然父母是子女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但是，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在理解相关规定的时候，不仅要对这些规定作文意解释，从字面上理解，更应当对其作目的解释，结合法律规定的目的来认识和理解，而不应僵化看待法律规定。法律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而不是妨碍未成年人实现其权利。父母与子女在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时，父母如果继续作为法定代理人，显然不能实现法律要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既然在诉讼中父母不适合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那么，可按照监护人的顺序规定，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7条、第68条的规定，为该未成年人指定代理人，代理其参加诉讼。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等于直接变更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只是在涉及抚养问题的具体诉讼中，因为父母与未成年人存在直接的利害冲突，暂时否认父母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资格。当然，如果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提出变更监护关系要求的，则应当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按变更监护关系的程序作出处理。

问题2：减免案件受理费在法律文书中如何表述?闵行法院也提出，对于港币的返还问题，在法律文书中如何表述? 答：对于案件受理费的减、免问题，应当在裁决文书中写明依照法律规定，应该缴纳的案件受理费数额，然后，再写明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决定准予减收数额，或者决定准予免交。对于包括港币在内的外币的返还问题，根据我国关于外汇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要求返 还外币，在现实中可能会导致一些当事人不能履行。但是，鉴于外汇市场的汇率也是不断变动的，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写明兑换基准日期不一定合适。因此，当事人一方要求对方返还外币，依法可予准许的，可以直接写明对方当事人应当返还外币。不能返还外币的折算问题，可以由执行人员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

问题3：对于中国公民加入外国国籍并取了外国姓名，后又在我国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如何表述其姓名?

答：我们认为，为了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同时也有利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对于有中文姓名但定居境外的当事人，无论其是否具有中国国籍，均可以先写明其中文姓名，然后以括号注明的方式按其所惯常使用的文字，写明其在外国使用的姓名。

对于无中文姓名的外籍当事人，如果在诉讼中曾以该当事人的中文音译姓名作为其姓名，或以其他方式确定过中文姓名的，比照前述办法处理。

另外，对于外国国籍当事人的住址等问题的表述，如有必要。也可参照前述办法处理。

问题4：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双方以借款形式确定补偿金的，是否支持? 答：我们认为，这种同居关系是一种非法的人身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为解除这类同居关系所承诺的“补偿”，无论由哪一方作出，在性质上均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债权或者债务。如果能够查明这种“借款”是一方为解除这种非法同居关系，“补偿”对方而出具的，则男一方起诉要求其履行的，不能支持。

问题5：劳动者出差后未归还预支差旅费余额，单位要求归还的，属劳动争议还是其他民事纠纷? 答：如劳动者预支差旅费是基于职务上的需要，出差费用就应由单位负担，出差者仅需提供相关单据与单位结算。因此，这种关系与基予个人需要向单位借款的性质是不同的，不应按借款关系对待。实质上它是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中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合同履行中劳动者有给付劳动的义务(出差也是劳动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则有负担因劳动而发生的费用的义务(如供给出差费用等)。故只要查明劳动者确实是预支差旅费，双方的纠纷系为结算因“公”出差费用而发生，就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问题6：在抚育费纠纷中，抚育费的变更应当从何时起算，有几种不同意见：(1)从判决生效当月起；(2)从判决作出之月起或从案件受理次月起；(3)从变更条件具备之月起。希望统一实践中的不同做法。

答：我们认为，抚育费的变更应以发生了得请求变更抚育费的事实为依据，而这一事实往往在当事人起诉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因此，只要确实具备了得变更抚育费的事实，原则上就应当以该事实发生之月为变更抚育费的起算点。当然，处理具体案件时，还要考虑当事人的诉请并结合其他相关因素作出合理的判断。

问题7：在法院决定将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时，原告未授权其代理人对反诉事项进行代理的，有的法院规定，原告代理人必须在办理授权委托后才能对反诉问题进行代理，有的则认为应由法院依职权予以处置，若合并审理，则原告代理人不需补办手续。另外，被告提出反诉后，若原告未到庭，也未授权其诉讼代理人处置反诉事项，有的法院对反讲部分的审理即作为缺席审理。希望统一做法。

答：我们认为，被告提出反诉时，原告的本诉诉讼代理人无处置相应事项权限的，法院应当征求原告是否补充授权的意见，合并审理的抉定不能替代原告授权与否的自由和权利。原告补充授权其本诉诉讼代理人处置相关反诉事项的，则可以继续审理；如经过征询原告意见，原告既不补充授权其本诉诉讼代理人处置反诉事项，经合法传唤又不亲自到庭参加反诉事项审理的，则可以依法对反诉部分缺席判决。

问题8：区分所有权建筑物中，对于侵占全体业主“公摊面积”部位的行为，受损害业主以相邻纠纷为由起诉的，应以何种案由来处理? 答：我们认为，区分所有权房屋中公摊面积部位是由相关业主共同享有的，各业主之间是一种共有关系，而且，这种共有关系的内容是共有人可以共同合理使用或利用公摊面积部位。因此，共有人中的成员，只要实施了不合理的使用、利用，或者是侵占公摊面积部位的行为，就是侵害了对公摊面积部位享有合法权利的其他共有人的利益，构成侵害财产权利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此类案件应以与侵害财产权利的侵权行为相应的案由加以处理。

问题9：授权委托书中仅授权代理人“代为签署有关文书”，而无代为起诉的授权，委托代理人代理在境外的原告签署民事起诉状并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如委托代理人主张起诉状是由原告本人签署，不能提供证实原告真实签名的证据时，又应如何处理? 答：我们认为，授权他人代为起诉，必须有明确的授权。仅授权“代为签署有关文书”的，显然不包含代为起诉的授权，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对于境外当事人提交的起诉书，无法证明签名的真实性的，应当提供规定的公证、认证文件，不能提供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要求其补办，不能补办的，应当驳回起诉。

问题10：依据合同法第114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或者过低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相应予以减少或者增加。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39条：“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一般以不超过合同未履行部分的价金总额为限”的规定进行调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准来确定违约金是否过高或过低。因此，违约金调整的尺度应如何把握? 答：我们认为，违约金是否过高或者过低，本来就是相对于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害而言的，故而，以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害为准来确定违约金是否过高或者过低，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原则。而非违约方遭受的损害，往往也是就合同未履行部分而产生，最高人民法院在前述司法解释中所称的“一般以不超过合同未履行部分的价金总额为限”的标准，我们认为这仅是在遵循前述原则的基础上，对具体类型的纠纷中如何确定违约金标准的列举。因此，如当事人的损失能够确定的，可以损失为基准确定违约金是否过高或者过低；如当事人的损失无法确定的，则以不超过合同未履行部分为准，来确定违约金是否过高或者过低。

问题11：对于分期支付房屋租金的，诉讼时效应从约定支付每一期租金之日起计算，还是应当从整个租赁合同终止时，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答：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应当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约定分期支付租金的，每一期租金都有各自产生的时间，都是一笔独立的债，债务人只要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履行该笔债务，即侵害了债权人关于该笔租金享有的权利，诉讼时效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欠交租金或者拒付租金之日起计算，适用1年的诉讼时效。

问题12：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承租方不支付租金，出租方便断电、断煤(气)、断水，是否构成先履行抗辩?承租方是否应当支付出租方断电、断煤(气)、断水期间的租金? 答：我们认为，在租赁合同中，当事人既可能约定先付租金后使用租赁物，也可能约定先使用租赁物，然后再付租金，因此，是否构成先履行抗辩，须结合具体案件具体判断。而且，出租方断电、断煤气、断水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况下，也可能包含不同的意思，如以不让承租方继续使用房屋为目的而断电、断煤气、断水的，就应当认为是要求解除合同；如以使承租方支付租金为目的的，则构成对欠租部分的相应抗辩。至于出租方采取前述行为后，承租方应否支付相应期间租金的问题，我们认为也应当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当断电等行为尚未根本影响承租方使用房屋的，如以居住为目的的租赁合同，承租人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如果只是使用起来不方便，但仍然能够实现居住目的的，则继续使用房屋的承租方仅得相应减少租金，而不能完全不支付；如断电等行为从根本上影响了承租方对房屋的使用的，如以经营餐饮为目的租赁房屋的，出租方采取前述行为，必将使承租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此时，承租方就不必继续支付该期间的租金。但是在后一种情形下，承租人如果在断电期间仍然占用了房屋的，则应结合出租方是否要解除台同、是否已经给予其合理的搬出期限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应给予出租方相应的补偿。

问题13：未成年人请求支付抚育费的，是否应当受诉讼时效限制? 答：法律要求义务人向未成年人支付抚育费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维护未成年人的生存权。而且，考虑到未成年人往往都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现实，有必要给予其特殊保护。因此，在其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以前，请求义务人支付抚育费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在其已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提出追索请求的，则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问题14：探望纠纷的案由应为“探望权”纠纷还是“探视权”纠纷?探望权的行使到何时为止?未成年人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可否起诉提出探望请求? 答：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探望权”，而没有称“探视权”，因此，以后关于探望问题的纠纷，案由应统一为“探望权”纠纷。探望权的行使到被探望的未成年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时终止。

关于探望权的行使主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离婚部分”的起草说明中指出，婚姻法第38条规定行使探望权的主体，只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而“探望权的规定是修改后婚姻法新增加的内容，主张行使权利的主体范围不宜过于扩大化，故《解释》对行使探望权的主体问题没有采取将范围扩大化的建议”。因此，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不能直接起诉要求行使探望 4 权。但考虑到我国的传统习惯，可以告知其在该未成年人的父、母行使探望权时，探望该未成年人。

问题15：当事人起诉要求离婚，经审理查明该婚姻实际上属于无效婚姻的，法院能否主动宣告该婚姻无效?在宣告婚姻无效时，法院对财产、子女抚养等问题也一并作出判决的，如何在判决书中表述? 答：当事人起诉的请求虽然是离婚，但法院查明的事实是该婚姻应为无效婚姻的，法院应宣告该婚姻无效，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一并作出处理。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仅制作一份判决书，写明该判决中宣告婚姻无效部分不得上诉，其余部分可以上诉。

问题16：在追加抚育费、变更抚养关系案件中，一方主张行使探望权的，可否作为反诉一并处理? 答：我们认为，构成反诉的条件是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相互有牵连，并且能相互吞并或抵消。而追加抚育费、变更抚养关系与行使探望权之间不存在吞并、抵消关系，二者的基础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也不同，所以不能作为反诉一并处理。但考虑到两个案件都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产生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问题17：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当事人约定开发商违约应当按日向买方支付违约金的，违约金的诉讼时效如何计算。

答：诉讼时效应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开始计算。违约行为一经发生，其侵害了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即已确定，而违约金无论按日计算还是按月计算，都只是对如何确定违约方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的标准或计算方式的约定，并不是因为有这种约定而重新产生了新的债务。违约金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当然，在房屋预售合同纠纷中，还要充分考虑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事由。

问题18：按规定被判决不准离婚(或申请撤诉、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那么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当事人未上诉的案件，该“六个月”的起算日期应为判决宣告日还是判决生效日?如起诉时尚不满六个月，但移送给承办人时或者移送后不久即满六个月的，是否继续审理，如何计算审限? 答：我们认为，“六个月”的起算日期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算。因为在相应的判决、裁定没有生效之前，所谓的“判决离婚、申请撤诉和调解和好”的事实尚处于不确定之中，不能以这种不确定的事实作 为计算“六个月”时段的起点。对于起诉时尚不满六个月而立案时未注意到，移送时或移送后不久即满六个月的情况，我们认为，从严格执法的角度考虑，以裁定驳回起诉为宜。

问题19：精神损害赔偿是在计算赔偿总额(包括精神损失)后根据双方过错比例确定?还是在计算其他物质损失后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单独酌定?如某案中物质损失20，000元，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过错比例为30％与’70％，精神损失以10，000元计，第一种方案的赔偿总额即为(20，000+10，000)×70％，被告赔偿为21，000元，按照第二种方案，即为 5 r'20，000元×’70％+精神损失，精神损失酌定为10，000元，即为24，000元。请问哪种方式妥当? 答：精神损害赔偿可以相对独立于物质损害赔偿，并且本身就没有一个客观的计算标准，因此，在受害人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可以视其过错程度等因素，将其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酌情降低，不必计入总额后再按比例确定。

问题20：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刑事案件被害人不得在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或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如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单独提起物质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同时请求精神赔偿的，对精神赔偿请求是否受理并处理? 答：我们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刑事案件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一律不予受理。

问题21：劳动者未按期领取工资等，用人单位确认拖欠工资并写下欠条的，后劳动者诉至法院，是作为劳动争议还是作为一般债务案件? 答：我们认为，对于这类案件，目前仍然要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处理须首先经过劳动仲裁裁决，然后才能进入诉讼程序。

问题22：由于一些当事人对法律规定知之甚少，以致超过法定期限申请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未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老年人，认为法院在作出判决或调解书后，会依照职权对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执行，一般不主动向法院申请执行。而当他们的权益未得到实现而向法院咨询时，才得知已超过法定申请执行的期限，从而影响了权利的实现。为此，该院建议在含有执行内容的法律文书的尾部，写明申请人申请执行的有效期限。

答：我们认为，虽然不能说未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就是程序上的错误，但是，一些当事人对法律知识了解较少，也是现阶段的客观现实，不能不考虑，否则的话，即使审判的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最后仍然可能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为此，我们建议各法院的法官们在审理案件终结时，尽量把工作做得细致一些，对于没有律师代理的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一定的关注，采取口头告知，或者由各法院自行制作一份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书，把几种可能的执行期限都写上，由办案法官根据个案的情况，把与本案有关的期限加以明示，使当事人能够确实了解执行期限，也使审判工作取得圆满的结局。

问题23：在物业管理纠纷中，如何判断物业管理企业履行服务是否存在瑕疵? 答：不同物业小区在档次、设施、结构、区位等方面往往千差万别，以致物业服务的内容也会各不相同，要把每个物业服务项目的标准都细致、明确地罗列出来，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明确标准的情况下，为了高效、及时解决此类纠纷，可以由法官结合特定小区物业的档次、收费数额等因素，酌情判断物业企业的服务是否存在瑕疵、瑕疵的程度以及业主抗辩权可以成立的范围。

问题24：在建筑装潢合同、相邻纠纷等标的额较小的案件中，审计和鉴定的费用往往超过标的额，对此类案件是否一定要以审计、鉴定结论作为依据? 6 答：我们认为，在审理此类寨件时，既要合理运用证据规则，又不能忽视便于当事人诉讼的基本诉讼原则，还要注意尽量提高诉讼效率。因此，对于建筑装潢、相邻纠纷、物业管理以及其他一些争议标的额在10，000元以下的小额纠纷，一般情况下，如果经过查看现场或者查看被损坏的财物，以普通人的判断就能认识到损害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能够大致判断损害的范围、程度的，法官也可以不经过鉴定、评估而直接酌情作出判断。但是，法官在作出此类判断之前，应当公开其酌情的理由以及作出判断的过程。

问题25：在合同纠纷中，原告根据合同约定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被告主张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予以调整的，被告的这种主张是反诉还是反驳? 答：我们认为，被告提出变更违约金的主张，仅仅是为了抵消原告的一部分请求，除此以外并没有提出更加积极的、要求原告向自己为一定行为或者给付的主张。因此，被告的这种主张不构成反诉，而仅仅是一种抗辩，应当在诉讼中一并处理。

问题26：解除合同纠纷，合同被解除的效力从何时起算? 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分约定解除(合同法第93条第l款)及单方解除。单方解除的条件是法定的，当法定解除合同条件成就时，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可直接行使解除权，终止合同，事先未必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审理，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只是确认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效力，不存在法院自行决定合同解除以及确定合同解除效力时间点的问题。在当事人已经行使解除权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法院如否认其解除合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就不存在解除效力的起算问题。如确认其有权解除合同的。则解除的效力应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时起算。

实践中，存在当事人未通知对方当事人径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我们认为，如人民法院审理后确认当事人行使解除权正当的，起诉书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之日视为解除通知到达之日，合同自该日起解除。在租赁合同纠纷中，合同经通知解除后，承租人实际迁让前占用房屋期间的使用费一般可比照原租金支付标准计算。

问题27：当事人未明示请求确认合同解除，仅要求返还钱款的，法院是否要在裁判主文中先增加判明解除合同? 答：当事人提出的返还钱款请求，既可能基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也可能基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提出，但无论基于何种基础，总之均须有请求权基础。因此，对于当事人未明确其请求权基础的，可以先向当事人释明，要求其进一步明确，如果当事人确实不能明确的，则可以根据当事人举证情况、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等因素综合判断，确定其请求权基础。至于是否需要在裁判主文中增加确认解除合同的判决问题，如果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已经分析清楚当事人提出返还钱款主张的基础，且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均无异议的，就不必再在判决主文中重复了。

问题28：如何判断法院审理的内容是否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对当事人基于对法律适用认识错误提出的主张，包括请求基础、请求数额等问题，法院是否可以主动适用正确的法律或者标准作出裁判? 答：是否超越当事人诉请的范围，是一个根据具体案件来判断的问题，很难给出更明确的标准。但是，尊重当事人的诉请范围，也不是说法院的判决必须与当事人的诉请主张一模一样，在当事人的诉请范围比较宽泛时，只要在这个宽泛范围内支持或者驳回其请求的内容，就不能被认为是超越当事人诉请范围。如当事人主张赔偿10，000元，法院仅支持了2000元，这虽然与当事人的诉请不同，但不能认为超越了其诉请范围，这应当是不会存在争议的。如果当事人的一个主张包含着其他主张，则裁判的结果是仅支持其被包含的某个主张，同样也不是超越当事人的诉请范围。

至于第二个问题，关键涉及如何解释当事人的意思所包含的内容问题。如果能够查明当事人确实是因为错误认识而主张错误的，也可以确认。但是，由于这样做涉及解释当事人意思问题，故应在判决书中对解释的过程、理由等给予充分说明，以便当事人各方以及二审法院了解该情况。

问题29：对探望权问题未经法院裁判，一方要求中止探望权的，是否受理? 答：根据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要求行使探望权的，可以立案受理。中止探望权是否可以单独起诉并未明确，我们认为目前暂时以不单独受理为宜。问题30：相邻双方就相邻问题达成合意后，一方反悔的，如何处理? 答：我们认为，不动产的相邻双方可以就相邻问题作出约定，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并无关于人役权和地役权的法律规定，因此，即使当事人双方的约定是以设立人役权和地役权为内容和目的的，也不能产生物权的效力，而只能产生合同效力。当事人一方违反约定的，另外一方只能根据协议约定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包括继续履行约定等责任。

问题31：业主违反“业主公约”、“装修守则”或违章搭建的，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委员会谁有权作为原告起诉? 答：业主之间就装修、搭建等事宜达成的公约，是以各个业主为主体达成的协议，其权利义务应当由业主承受，物业管理企业的职责只是根据物业服务协议和业主委员会的授权，为物业的正常使用提供服务，其本身并不是相关权利义务的承受主体，故一般不能直接对业主的违约行为提起诉讼。而业主委员会作为维护业主公共利益的机构，对于个别业主违反相关约定。侵害全体业主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或者要求其排除妨害。

问题32：相邻房屋安装的防盗铁栅栏，是否都构成相邻损害防免关系中的安全隐患? 答：对于这一问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曾专门发文明确过，对于相邻防盗窗的安装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首先，要看防盗窗的安装是否确实有给相邻方造成被盗等危险情况的存在，如不存在这种危险，就不存在排除危险或者相邻妨害的问题；其次，对于存在给相邻方造成不但情况的，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能简单的一拆了之，还要看有没有其他补救措施，我们并不主张一概判决拆除。当然，对确实给相邻方构成妨害，又无其他补救措施的，则应支持相邻方的合法诉请。

问题33：雨水打在雨篷上发出的声响是否构成对相邻方生活的侵扰? 8 答：我们认为，一般而言，下雨滴水只是一种暂时的自然现象，不构成对相邻方的侵扰。当然，对此问题也不要绝对化，在具体个案中可能还要根据雨篷的安装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等等因素来确定。

问题34：售后公房登记的所有权人未经其他共同居住人同意，将售后公房出售的行为是否有效? 答：不动产上的权利以登记为公示要件，买受人没有义务去查明买卖的房屋是否还有其他未经登记的用益权利人。因此，买受人与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达成买卖房屋协议，又无违反国家禁止性法律法规情况的，应确认该协议有效。至于售后公房其他未经登记的同住人的权益，应由出售人负责解决。

问题35：在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承包方)以劳动争议为基础起诉，要求工程发包方支付工资(欠款)，经法院再三向其释明后，仍坚持主张不改变案由及原来诉讼主张的，如何处理? 答：我们认为，在诉讼中法院经审查，发现当事人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如果已经开庭审理的，可以以其主张在法律上不能成立为由判决驳回起诉；如果尚未开庭审理，已经有确实、充分的理由确定其主张的请求权基础不当的，则可以裁定驳回起诉。由于上述驳回起诉仅限于当事人主张的请求权基础不正确，因而在法律上其诉请不能成立的情况，所以，当事人再以正确的请求权基础提出主张时，不发生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受理其诉讼的问题。

问题36：在二手房交易中，当事人约定卖方迁出户口，并由买方迁入户口，但卖方嗣后拒不迁出户口，买方起诉要求迁出户口的，是否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答：我们认为，对二手房买卖纠纷，如果当事人以卖方违约为由，要求卖方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买方要求卖方实际履行约定，将户口迁出并将自己户口迁人的，法院可以告知该当事人，违约损害赔偿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但户口迁移问题属于行政管理问题，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法院也无权作出此类民事判决，故该请求判决继续履行的主张属于依照法律规定法院不能强制当事人继续履行的事项。当事人坚持迁移户口主张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问题37：在医疗纠纷中，当事人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存在争议，经法院委托区医疗事故鉴定机构鉴定后，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法院经再次委托上海市医疗鉴定机构鉴定后，当事人仍不服，要求向中华全国医学会申请鉴定。对此情况是否准许? 答：我们认为，一般医疗纠纷如果不存在医学论证上的重大、疑难问题，且也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情况，在上海市医疗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后，即不允许再向中华全国医学会申请鉴定。否则，在当事人不能提出充分理由反驳鉴定结论科学性的情况下，民事诉讼将因当事人之间的“鉴定大战”而无限拖延下去，而且，重复鉴定也只会浪费包括司法资源在内的更多社会资源，不值得提倡。

问题38：继子女在与继母共同生活期间，对继母在生活等方面都给予了关怀。在自己的生父去世后，继续对继母在各方面进行了照料，并在继母死后还出钱为其购买了墓穴。对于这种情况，可否认定继子女与其继母之间已经形成了扶养关系，并且可以继承继母的财产? 答：扶养关系形成与否，要从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了扶养与接受扶养的事实来判断，其表现是扶养人对被扶养人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条规定，尽到主要扶养义务的判断标准是扶养人为被扶养人的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认定继子女与继母之间是否形成扶养关系，也要以此为依据。但是，也要认识到，主要扶养义务的内容也是相对的，可能会因为被扶养人自身经济和健康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同的案件中，即使同样认定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相互可以继承的财产份额也可根据相互间扶养协议权利义务享受承担的不同而有所调整，具体数额的大小，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问题39：公有住房在限制交易期间内转让，在超过限制交易期后诉至法院的，如何认定转让协议的效力?如转让双方约定待限制期后再办理有关转让手续的，该约定的效力如何? 答：售后公房的转让，根据过去的规定是有期限限制的，但是，这种限制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只要当事人订立转让协议的意思表不是真实的，可以确认其合同有效，以避免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滥用合同无效制度，随意撕毁合同。

对于当事人约定在经过限制交易期限后办理有关手续的约定，属于对合同的履行附加了一定期限的行为。因为限制交易期限是固定的，也是在订立合同时就可以明确知道该期限届至日期的，故而该约定属于附期限而非附条件。而民事法律行为是可以附期限的，因此，该合同条款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条款。

问题40：商品房的买受人在人住房屋后，认为相邻建筑物对其采光构成影响，而该建筑物已经全部销售完毕的，买受人是否还可以对该相邻建筑物的原开发商提起相邻妨害之诉? 答：相邻妨害诉讼的当事人，必须是相互毗邻的不动产所有人、利用人，而不能是对不动产不存在任何占有、利用关系的其他人。买受人以相邻妨害为由对建筑物原开发商提起诉讼的，属于被告不适格。但是，如果买受人认为开发商的建造房屋行为本身，对自己房屋的采光构成影响的，可以以开发商的建造行为构成一般侵权为由，对其提起侵权之诉。至于该请求在实体法上能否成立，则要经过审理才能判断。审判人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可以对该情况予以释明。如经释明后，原告仍坚持其原诉请理由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问题41：夫妻一方以婚前存款等财产在婚后购置的房屋或者其他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答：婚前财产在婚后的形式转化，不影响该财产的性质。因此，夫妻一方以婚前存款在婚后购置的房屋，仍然属于购置方的婚前财产，如果对方没有出资，则不能主张享有房屋的份额。同样，婚前其他财产的形式转化，也不影响其作为婚前财产的性质。另外，婚前财产产生的孳息，如婚前存款的利息等财产，也属于婚前财产。

问题42：用人单位在自己制定的工作规则中规定，职工盗窃单位物品的，按照被盗窃物品价格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罚款等对职工违纪行为进行处罚，这些规定是否都有效? 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只有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实施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措施的机关，才能依法定程序和权限，对违法者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而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不是行政执法机关，无权对职工的违法行为进行罚款。

但是，用人单位以减少违纪职工工资的给付、降低违纪职工的待遇、免除职务，甚至终止劳动合同等劳动法许可范围内的措施，对违纪者作出内部纪律处罚，是为了维持单位对职工进行正常管理所必要的，应当准许。因此，用人单位的规定是否有效也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单位对于违纪职工的处罚规定，是否在劳动法许可的范围内，以及其处罚与职工的违纪的程度是否大致相当。如扣发违纪职工工资的，也还应当为其保留符合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规定的工资，作为生活的保障。如果职工违纪情况严重而被终止劳动合同的，则不如此保留。

此外，有些用人单位的工作规则对职工违纪行为规定的罚款措施，虽然字面上是“罚款”，但实际上却属于在劳动法允许的范围内，采取的与违纪者的违纪行为相适应的相当于违约金的处罚措施的，此类规定应有效，用人单位可以依此对违纪者进行处罚。

至于劳动者的违纪行为应当承受什么样的处罚，才是与其行为比较适应的，应由审理案件的法官根据用人单位劳动规则本身的具体规定、劳动者违纪行为的性质、严重程度、危害程度等因素综合判定，如果用人单位的处罚明显不合理、公平的，可以酌情变更。

问题43：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如以“×帮服务社”或“帮×服务社”为名称的“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当其某成员以该组织名义起诉，而其他成员反对的，还是否可以该组织作为诉讼当事人? 答：该组织作为原告时。必须经全体成员中的多数同意，否则，不能以该组织名义参加诉讼。其成员以其名义进行诉讼，包括以加盖其公章等形式参加诉讼，而多数成员都表示反对的，应当驳回。

问题44：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公司产品销售作出特殊贡献的销售人员，按销售额的比例奖励给该人员。因该公司未雇佣其他雇佣人员，公司的股东之一郎直接负责公司产品的销售。现该股东向公司主张销售额的奖励费。该争议属于股权商事纠纷还是民事纠纷? 答：该争议的焦点是付出劳动的人员，是否可以向承诺的公司主张支付销售奖励费，而不是对某人是否可以享有股权及股东利益而产生的纠纷。而只要付出了公司要求的劳动，无论身份如何，就是可以要求相应的报酬的。因此，我们认为该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而不是涉及股东权益的商事纠纷。

第二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为妥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赔偿权利人同时起诉赔偿义务人以及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赔偿义务人和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和商业险为同一保险公司，赔偿权利人请求在机动车强制保险和商业险范围内一并赔付，且该保险公司也明确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一并予以审理。

第二条赔偿权利人仅起诉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向其释明申请追加赔偿义务人作为共同被告；经释明后赔偿权利人仍不申请追加的，人民法院可依职权追加赔偿义务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第三条赔偿权利人仅起诉赔偿义务人的，人民法院应向其释明可申请追加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并通知保险公司可申请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经释明后赔偿权利人仍不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也不申请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应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第四条机动车强制保险合同中有关纠纷解决方式的约定，对赔偿权利人不具有当然约束力，但赔偿权利人自愿接受的除外。

第五条《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机动车所有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系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按份责任；证明机动车所有人过错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机动车所有人需承担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负担。

机动车所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租用人或借用人不具备驾驶资格、酒后驾车或存在其他不利于安全驾车的事由，或者机动车存在安全隐患等情形的，应认定其具有过错。

第六条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实际经营人与名义经营人不一致的，由实际经营人和名义经营人对超出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第七条机动车在承包期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包人承担赔偿责任；发包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条未经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许可，擅自使用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在管理上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九条为机动车使用人提供泊车、代驾等服务过程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提供服务方承担赔偿责任；接受服务方确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条机动车在质押期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质押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质押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机动车在维修业者管理期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维修业者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机动车驾驶受训人员在培训活动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培训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机动车陪练过程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陪练人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驾驶人未取得驾驶执照的，由驾驶人与陪练人对超出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四条同一道路交通事故中有数家保险公司的，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的赔偿数额，以数家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总和为限，并由各保险公司均等负担；但其中无过错机动车方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无责任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强制保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垫付责任；保险公司垫付后，可向赔偿义务人追偿。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垫付责任。

前款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致害人，被保险人与致害人不是同一人的，对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但被盗抢车辆除外。机动车已经转让并交付但未办理保险变更手续的，受让人视为被保险人。

本条所称“人身伤亡”是指道路交通事故导致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包括财产性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所称“财产损失”是指道路交通事故导致受害人的车辆等实物财产毁损、灭失的损失。

第十六条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对事故发生也有过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不足部分，可相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未参加机动车强制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机动车所有人在相应的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对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八条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无偿搭乘者损害的，应适当减轻本车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本车驾驶人有重大过错的除外。无偿搭乘者有过错的，应相应减轻本车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机动车维修费用一般应依据保险公司出具的定损单确定。被保险人主张依据维修发票赔偿维修费用的，应证明其所主张维修费用的真实性、必要性和合理性。人民法院可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确定机动车维修费用。

第二十条已获得机动车维修费用等财产损失赔偿的赔偿权利人，又主张机动车贬值损失赔偿的，一般不予支持；但属于待售中或者运输中的新车受到损害等特殊情况的，可酌情予以赔偿。

第二十一条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在合理时间内确实无法确认受害人的身份及其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保险公司支付受害人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可予以受理。

前款所称“受害人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一般可参照城镇人口赔偿标准计算；并先支付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先行垫付的丧葬费或抢救费用，超出部分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存保管。

第二十二条本意见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篇：婚姻律师带您解读《上海高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

婚姻律师带您解读《上海高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

------------------婚姻家庭案件一向是上海法院系统审理的重点类型，上海高院针对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先后出台过若干意见，在此，我们挑选出2004年《上海高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中与婚姻案件审判有关的问答，并注有解析。

一、民事诉讼程序方面。

1、对于有未了解民事诉讼的企业法人，人民法院是否可以限制其法定代表人出境？

答：根据我国出入境管理法法规的规定，当事人有未了解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出境管理部门，限制其出境。企业法人虽然不存在出境问题，但由于涉及企业法人的许多诉讼事项需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作出决定，因此，如果特定案件的审理确实有限制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出境必要的，也可以限制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出境。

解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印发的《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１９８７〕公发１６号的规定，有未了结民事案件（包括经济纠纷案件）的，由人民法院决定限制出境并执行，同时通报公安机关。因此，人民法院有权对婚姻家庭案件中，有未了解的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进行限制出境。实践中，限制出境的主体，往往是有财产给付尚未履行的情况。

2、夫妻双方离婚后，未办理复婚手续，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现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法院是按事实婚姻处理，还是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答：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解释

（一）》第5条之规定，应以行为发生的时间加以区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夫妻双方离婚后，未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按事实婚姻处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后，夫妻双方离婚后，未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按解除同居关系对待。解析：根据该条款，是否形成婚姻关系主要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时间。以1994年2月1日为准。

3、对于中国公民加入外国国籍并取了外国姓名，后又在我国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如何表述其姓名？

答：我们认为，为了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同时也有利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对于有中文姓名但定居境外的当事人，无论其是否有中国国籍，均可以先写明其中文姓名，然后以括号注明的方式按其所惯常使用的文字，写明其在外国使用的姓名。

对于无中文姓名的外籍当事人，如果在诉讼中曾以该当事人的中文音译姓名作为其姓名，或以其他方式确定过中文姓名的，比照前述办法处理。另外，对于外国国籍当事人的住址等问题的表述，如有必要，也可参照前述办法处理。

解析：随着涉外案件的增多，外籍人士在判决书中如何表述也应当予以规范，中国法院的判决书不可能以英文为主文，只能写中文。应注意的是，在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外籍人士名字的拼写是否错误。

4、当事人起诉要求离婚，经审理查明该婚姻实际上属于无效婚姻的，法院能否主动宣告该婚姻无效？在宣告婚姻无效时，法院对财产、子女抚养等问题也一并作出判决的，如何在判决书中表述？

答：当事人的起诉的请求虽然是离婚，但法院查明的事实是该婚姻应为无效婚姻的，法院应宣告该婚姻无效，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一并作出处理。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仅制作一份判决书，写明该判决中宣告婚姻无效部分不得上诉，其余部分可以上诉。

解析：法院若查明婚姻关系无效，可以直接作出宣告无效判决，当事人不能对该部分上诉，只能对其它财产分割、子女抚养部分上诉。

5、在追加抚育费、变更抚养关系案件中，一方主张行使探望权的，可否作为反诉一并处理？

答：我们认为，构成反诉的条件是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相互有牵连，并且能相互吞并或抵消。而追加抚育费、变更抚养关系与行使探望权之间不存在吞并、抵消关系，二者的基础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也不同，所以不能作为反诉一并处理。但考虑到两个案件都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产生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解析：一方追加抚育费或变更抚养关系，另一方主张行使探视权，可以一并处理。但是，若不符合管辖的规定，则不应合并处理。

6、按规定被判决不准离婚（或申请撤诉、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那么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当事人未上诉人案件，该“六个月”的起算日期应为判决宣告日还是判决生效日？如起诉时尚不满六个月，但移送给承办人时或者移送后不久即满六个月的，是否继续审理、又如何计算审限？

答：我们认为，“六个月”的起算日期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算，因为在相应的判决、裁定没有生效之前，所谓的“判决离婚、申请撤诉、调解和好”的事实尚处于不确定之中，不能以这种不确定的事实作为计算“六个月”时段的起点。

对于起诉时尚不满六个月而立案时没有注意到，移送时或移送后不久即满六个月的情况，我们认为，从严格执法的角度考虑，以裁定驳回起诉为宜。解析：即第二次起诉离婚的时间必须在第一次判决结束且判决生效的六个月后再次起诉。

7、在二手房交易中，当事人约定卖方迁出户口，并由买方迁入户口，但卖方嗣后拒不迁出户口，买方起诉要求迁出户口的，是否要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答：我们认为，对二手房买卖纠纷，如果当事人以卖方违约为由，要求卖方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买方要求卖方实际履行约定，将户口迁出并将自己户口迁入的，法院可以告知该当事人，违约损害赔偿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但户口迁移问题属于行政管理问题，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法院也无权作出此类民事判决，故该请求判决继续履行的主张属于依照法律规定法律不能强制当事人继续履行的事项。当事人坚持迁移户口的主张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解析：房产内户口迁移问题，不属人民法院管辖。在离婚案件中，法院处理此类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如何确保对方户口迁出，是律师应注意的工作内容。

二、财产分割方面。

1、夫妻在婚前或婚后所签订的一方应当对另一方忠实、不得有婚外情，如有违返，违反的一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约定，是否具有可诉性，法院应否支持当事人的诉请？

答：《婚姻法》第4条规定的忠实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协议，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所以，经高院审委会讨论，已明确：

（1）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一）》的规定，对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4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2）对夫妻双方签有忠诚协议，现一方仅以对方违反忠实协议为由，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协议或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除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情形外，夫妻一方在离婚案件中以对方违反忠诚协议或违背忠实义务为由，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或损害赔偿的，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对此诉请不予处理。

（4）之前已审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相关案件不再调整。解析：对于忠诚协议，目前法学理论界有二种观念： 第一种，此协议不应受法律保护，理由如下：

第一、此类约定的履行与制裁，是亲情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法院并不适于处理此类复杂而敏感的亲情问题。所以，无论是从协议的目的还是内容来看，双方都无建立法律关系的意图，这是一个默示“排除法院管辖”的协议，所以不受法院强制力保护。

第二、《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的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只是一个宣言，一种法律价值取向，结合最高院关于《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三条，法律没有把夫妻双方相互忠实规定为一项义务。因为有配偶者与他人通奸或者发生“婚外情”仅仅是道德问题，法律虽不鼓励，但也不应加以限制，当事人也不可以通过契约加以限制。理由是，涉及到人身自由的权利，不能通过合同契约加以限制，即使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也不应例外。第三、侵权损害不能通过合同契约预定。理由是在侵权法中实行的是填补损害的赔偿原则，如果允许当事人对此侵权损害事先约定，就违反了填补损害的原则，也会造成有钱人任意侵犯他人权利的恶果。

第四、个人隐私权、人格权应高于“忠诚原则”。如果法院赋予“忠诚协议”以法律效力，则为了确定一方当事人有“违约行为”，一方当事人或人民法院就有举证证明和查证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使婚姻另一方甚至是无辜第三者的隐私暴露于公众之下。

第五、赋予“忠诚协议”以法律效力的另一个后果是鼓励婚姻当事人在结婚前都缔结这样一个协议，以“拴住”对方，这样势必会增加婚姻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会使建立在纯洁的爱情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变质，婚姻不免变成类似商人买卖的讨价还价。第二种观点认为，此协议应受法律保护，理由如下：

第一、婚姻法允许夫妻双方可以自己约定财产的处理方式，拥有对财产的处理权。同时，新婚姻法也规定，如果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非法同居等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此外，夫妻相互保持忠诚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违约赔偿的“忠诚协议”，实际上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所以应该而且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二、只要“婚姻协议”在制订时，婚姻双方自愿约定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约定的赔偿数额有可行性。同时，双方在协议中体现的是各自的真实意愿，并且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约，法律就应该认可它，法官就应该采信它。

根据2004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以上意见可以看出，目前法院对于忠诚协议采取的是一种不予支持的态度，这与2002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的观点是相悖的。但是，司法实践中，有些争议的处理往往是不能在法律条文上找到具体处理和裁判方式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解答。虽然上海市高院的解答与曾经辖区的判例处理不同，但可能考虑的角度、高度不同，对于高级别法院的指导意见，低级别法院的态度可能很难逾越。

综上所述，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是否能在产生争议后得到法院的支持是值得商榷的。当然，如果在上海，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其它地区，则还需要收集相关判例予以甄别。

2、按1994年上海市政府《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94方案）购买的公有住房，购房时的未成年同住人，可否确认为售后房的产权共有人？

答：在1994年上海市政府《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规定》及以后的有关出售规定中都明确，购买公有住房的对象是获得者得新分配住房的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职工和在住所地具有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或年满十八岁的同住成年人，未成年人的同住人不是国家这种优惠政策的当然享受者，不被赋予购房资格，当然也就不能确权为售后公房的产权人。其次，我们认为94方案这一规定也是合理的，因为让公有住房的承租人（包括同住人）以优惠价格购买公有住房，使之成为产权房，成为权利人的一项远远大于买价的私有财产，是基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所执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即工资中不包括住房消费，而是以国家福利的形式将住房无偿分配给职工使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有住房出售，是将工资中不曾包含的住房消费返还给职工，作为未成年的同住人，虽然其在公有住房中有居住使用的权利，但是，这种居住使用权是基于多种原因造成的，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中，包括为其提供可供政党生活的居住生活空间等。未成年人对父母承租的住房有居住使用权利，正是基于父母的义务，而不是基于其对公有住房的权利，其对公有住房这一财富取得并未付出劳动，所以不能成为当然的权利人。

解析：按94分法购买公房产权后，产权证往往不是记载的所有产权人。这一条高院解答，主要是确认，未成年人虽然户口在房内，但产权售后却不享有产权的份额。这样的争议，在实际中是常常遇到的。

3、按94方案购买公有住房、具备了可以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人，生前未曾有主张权利的，其继承人能否主张继承共有份额中其应得的份额？ 答：对此问题，审判实践中一直有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具备可以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对售后公房产权的共有属当然共有，即无论其生前是否主张权利，都是系争房屋的共有人，死后其应得份额应由其继承人享有。另一方观点认为，具备可以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人，要求确认售后公房产权共有，应以提出主张并经确认为认定依据，生前未主张的，应推定对房屋产权归属在登记人名下并无异议，因此继承人不能再主张权利。我们原则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不动产的取得和转移都要进行登记，所以产权登记是证明权利的有效凭证，一般应以登记为准。但是限于94方案的缺陷，许多欲成为共有产权的人，无法登记在为共有产权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院已在1996年发布的沪高法（1996）250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公有住房出售后纠纷的若干意见》第9条中规定“按九四方案购买的房屋，产权证登记为一人的，在诉讼时效内，购房时的购房人、工龄人、职务人、原公房的同住人及其有购房资格的出资人主张房屋产权的，可确认房屋产权共有”。这一条规定，不是一概否认94方案产权证登记的效力，因为有些家庭中具备可以 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人在购房时确实放弃了权利，而是作为一项补救措施，允许主观上不想放弃产权、又无奈于规定，无法登记为共有产权人的，可以通过主张房屋产权，成为共有产权人；如果其生前未主张房屋产权共有，则视为同意房屋产权归于产权登记人。

解析：因为历史原因，在上海公房变为售后公房的情况较为常见，因为上海市高院专门针对94方案作了专门规定，因此，对于基于94方案而来的售后公房的系争房产的分割，不能一概认定产权归属以产权证登记为准。但是，若未登记在产权证上的实际共有人未在生前主张共有份额，视为放弃。

4、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双方以借款形式确定补偿金的，是否支持？

答：我们认为，这种同居关系是一种非法的人身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为解除这类同居关系所承诺的“补偿”，无论由哪一方作出，在性质上均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债权或者债务。如果能够查明这咱“借款”是一方为解除这种非法同居关系，“补偿”对方而出具的，则另一方起诉要求其履行的，不能支持。

解析：此条主要确认因解除不正当“同居”关系为目的，一方向另一方以“借条”名目给付的补偿款，不具备法律保护的效力。

5、授权委托书中仅授权代理人“代为签署有关文书”，而无代为起诉的授权，委托代理人代理在境外的原告签署民事起诉状并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如委托代理人主张起诉大辩论是由原告本人签署，但又不能提供证实原告真实签名的证据时，又应如何处理？

答：我们认为，授权他人代为起诉，必须有明确的授权。仅授权“代为签署有关文书”的，显然不包含代为起诉的授权，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地于境外当事人提交的起诉书，无法证明签名的真实性的，应当提供规定的公证、认证文件，不能提供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要求其补办，不能补办的，应当驳回起诉。

解析：对于代为起诉、上诉的授权，必须明确具体，不能以“代为签署有关法律文书”的方式授权。对于境外来的法律文书中有当事人签名的材料，必须经过认证或公证认证后才能提交法院，否则可能会面临被驳回的境地。在实践中，一般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在一审的授权委托书中没有记载代为上诉的授权，容易在实际操作中出现问题。

6、夫妻一方以婚前存款等财产在婚后购置的房屋或者其他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答：婚前财产在婚后的形式转化，不影响该财产的性质。因此，夫妻一方以既然前存款在婚后购置的房屋，角然属于购置方的婚前财产。如果对方没有出资，则不能主张享有房屋的份额。同样，婚前其他财产的形式转化，也不影响其作为婚前财产的性质。另外，婚前财产产生孳息，如婚前存款的利息等财产，也属于婚前财产。

解析：婚前财产不随着婚后形式的演化而转变为共同财产，即这个道理。实践中，相当多的人甚至律师死抠婚姻法第十七条，认为凡是婚后取得的财产都是共同财产的观点是不对的。这一点，按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的话讲是“万变不离其踪”。

三、子女抚养方面的问题。

1、一些夫妻离婚后，双方均不愿意履行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由此产生一些问题，如，按照婚姻法有关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但祖父母、外祖父母能否以“父母有能力抚养”为由，作为原告起诉要求该未成年人的父母承担监护之责；如未成年子女作为原告起诉父母要求履行抚养义务，应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但因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只有父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的，才可变更由父母以外的其他人担任监护人，故诉讼中子女的法定代理人难以确定等。

答：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由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对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负有抚养义务、是建立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无力抚养”的基础上的。因此，对于父母有能力抚养，而未尽到抚养义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当然可以要求该未成年人的父母履行抚养义务。而且，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属于不履行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0条的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民法通则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又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分别审理。”本规定不仅明确了其他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对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可以起诉，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而且更进一步明确了各种情况下应当分别适用何种审理程序的问题。因此，本问题涉及的情况，可以适用上述规定来解决。

对于第二问题涉及的情况，我们认为，虽然父母是子女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但是，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在理解相关规定的时候，不仅要对这些规定作文意解释，从字面上理解，更应当对其作目的解释，结合法律规定的目的来认识和理解，而不应僵化看待法律规定。法律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而不是妨碍未成年人实现其权利。父母与子女在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时，父母如果继承作为法定代理人，显然不能实现法律要保未成年人的目的。既然在诉讼中父母不适合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那么，可按照监护人的顺序规定，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7条、68条的规定，为该未成年人指定代理人，代理其参加诉讼。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等于直接变更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只是在涉及抚养问题的具体诉讼中，因为父母与未成年人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暂时否认父母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资格。当然，如果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提出变更监护关系要求的，则应当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按变更监护关系的程序作出处理。

解析：上海高院这个问答主要说明：其一，若有能力的父母不愿意抚养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要求父母履行；其二，若有能力的父母不再继续适合做子女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为子女指定代理人。

2、未成年人请求支付抚育费的，是否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答：法律要求义务人向未成年人支付抚育费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维护未成年人的生存权。而且，考虑到未成年人往往都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现实，有必要给予其特殊保护。因此，在其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以前，请求义务人支付抚育费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在其已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提出追索请求的，则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解析：对于尚处于十八岁之内的子女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可以追溯到二年以前，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对于已满十八岁的子女要求给付抚养费的，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3、探望纠纷案由应为“探望权”纠纷还是“探视权”纠纷？探望权的行使到何时为止？未成年人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可否起诉提出探望请求？ 答：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探望权”，而没有称“探视权”，因此，以后关于探望问题的纠纷，案由应统一为“探望权”纠纷。探望权的行使到被探望的未成年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时终止，关于探望权的行使主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离婚部分”的起草说明中指出，婚姻法第38条规定行使探望权的主体，只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而探望权的规定是修改后婚姻法新增加的内容，主张行使权利的主体范围不宜过于扩大化，故《解释》对行使探望权的主体问题没有采取将范围扩大化的建议”。因此，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不能直接起诉要求行使探望权。但考虑到我国的传统习惯，可以告知其在该未成年人的父、母行使探望权时，探望该未成年人。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疑难案件问答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疑难案件问答

一、涉及房改政策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问题的提出] 1998年7月，宏达公司（甲方）与张建（乙方）签订《职工购房内部协议》，约定：甲方为照顾乙方利益，依据现行房改政策及一定优惠条件将原产权属于甲方的住房售与乙方，乙方付足房款后，即取得该房屋产权。1999年12月，双方又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契约》，约定：宏达公司将公有住房一套出售给张建，按照市政府1998年成本价计价，房款共计17万元。张建一次性付款，实际支付购房款共计15万元，还约定张建享受处级干部“房改房”政策待遇。签约后，张建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宏达公司将该买卖契约上报市房改部门审批时未获批准。张建原为宏达公司部门经理，现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合同。按照2001年房改政策，以一般干部的住房控制标准计算，张建应付购房款38万元。2002年8月，张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宏达公司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承担过户费用等。审理期间，宏达公司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无效，张建返还房屋等。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讨论本案例时多数人认为，涉及房改政策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应当结合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断。如果当事人争议的核心是房屋买卖，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处理时涉及房改政策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如果当事人争议的核心为是否适用房改政策以及如何适用房改政策的，不属于民事权益纠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拆迁纠纷，人民法院是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问题的提出] 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存在较大争议。比如，政府主管部门的拆迁批复和房屋《拆迁许可证》下达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拆迁安置协议，为此，拆迁人或者被拆迁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对方当事人按照当地政府的有关政策履行拆迁安置义务。鉴于目前我国房屋拆迁的立法不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又比较原则，对此类纠纷应否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分歧，以至于审判实践中出现适用法律不统一，对当事人权利保护不均衡的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就正确处理房屋拆迁纠纷案件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如下意见：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拆迁纠纷，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三、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 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否构成反诉

[问题的提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重要成果，也是《婚姻法》的一大亮点，其对维护健康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保护离婚当事人中无过错一方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指因一方过错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向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该项权利的享有主体是离婚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面过错方就其过错行为承担责任。过错方的过错行为是法定的，即依照《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及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除了以上4种情况之外，不得再以其他事项主张属于有过错的行为。法律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对婚姻当事人中所有的过错都一律进行追究，它只能追究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至于哪些行为属于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由于每个人感知能力和千差万别，对是非评价也会迥然不同，故应由法律来统一规范，从而有一个直观的、统一的衡量尺度。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过错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过错要件，其不仅要求侵权方的侵权过错，还要求被侵权的配偶一方须无过错，只有无过错的一方才有资格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对于什么是“无过错”，《婚姻法》中未作规定，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一方与他人婚外同居，可能是因为另一方性格粗暴、不懂感情所致，也可能是另一方沉溺于赌博、不理家务所致，有无过错很难区分、梳理清楚。作者认为，这样就把问题人为地复杂化了。自古以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要分清夫妻感情问题上的孰是孰非的确相当困难。但从《婚姻法》的规定来看，所谓过错，都应当是比较严重的过错，只要一方没有实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4种法定违法行为，其就应该属于无过错方。有人提出，对于因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由此受到损害的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是否可以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作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中无过错的一方，不宜作扩大解释，将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也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不妥的。至于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因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行为等受到损害的，可以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另外寻求司法救济。

从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来看，离婚损害赔偿是与过错行为密切相关的，它体现了在离婚时对过错方的惩罚和对无辜者的保护。比如《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墨西哥民法典》第288条规定：“如果因离婚导致无过错的一方的利益遭受损害或侵害时，有过错的一方，所谓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应负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第1056条也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

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来看，离婚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基于侵犯了配偶身份权而提起的赔偿，包括了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属于违约责任范围，其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对合同的违反所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弥补合同一方当事人受损财产利益为限，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只有在侵权行为场合下的损害赔偿才会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又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从婚姻的本质要求和立法状况综合分析，将离婚损害赔偿归之于侵权责任比较合理。同时，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应以离婚诉讼的提起为前提，它必须依附于离婚诉讼之上。最终在法律上得到支持的条件是侵权行为导致了婚姻关系破裂，造成了离婚的后果，这也是由离婚损害赔偿的特性决定的。如果当事人的离婚诉讼请求没有被法院支持，则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也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仅有法定过错情形还不足以支持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请求权，必须是由于法定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可以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在审判实践中，离婚与离婚损害赔偿之诉一般有两种结合方式：一是无过错方提出离婚请求，并同时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二是过错方提出离婚请求，而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对于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一种可能是无过错方在一审、二审程序中均不同意离婚，也就不会考虑到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从切实保护无过错方的角度出发，应当允许其事后再提，即在离婚后1年内提出。另一种可能是无过错方一审时不同意离婚也不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时看到法院可能判决离婚，便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请求，这时人民法院可以先进行调解，能够调解成功当然事半功倍。调解不成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30条第（3）项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1年内另行起诉，而不是发回重审。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无过错方离婚后另行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请，这种离婚与离婚损害赔偿之诉的分离，是为了让无过错方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而且是在当事人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后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构成反诉，而是属于诉讼请求的合并。

四、他人能否代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

[问题的提出] 司法实践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论结婚抑或离婚，应由其自行决定。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离婚案件的被告时，一般允许其近亲属作为代理人，或者由人民法院在其近亲属中指定代理人参与诉讼。但是，对于他人能否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提起离婚诉讼，则存在不同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结婚还是离婚都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其并非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离婚案件的被告参与诉讼，对此没有争议。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提起离婚诉讼的情况下，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之初，就存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的，此时应当提起婚姻无效之诉，提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前的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行为能力丧失的原因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则先需要解决程序上的问题，变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配偶的监护权，由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

五、亲子鉴定能否强制

[问题的提出] 在确认亲子关系的诉讼中，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亲子鉴定能否强制？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能否直接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集体讨论形成如下倾向性意见：亲子鉴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原则上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但是如果非婚生子女以及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有相当证据证明被告为非婚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且非婚生子女本人尚未成年，亟须抚养和教育的，如果被告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亲子关系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应当推定其亲子关系成立。

上述意见形成的理由：

第一、亲子鉴定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亲子鉴定既涉及人与人之间亲情关系的变化，又关系到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因此，对要求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双方自愿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依法应予支持。

第二、申请亲子鉴定的一方应当完成相当的证明义务。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因此，在一方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案件中，提出亲子鉴定主张的一方应当承担与其主张相适应的证明责任。只有申请人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足以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的基础上，才能够请求进行亲子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掌握申请亲子鉴定一方的证明责任，合理及时把握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转换的时机，是判定亲子鉴定中举证妨碍的重要条件。如果过份强调申请一方的证明责任，必将使申请人的实体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如果轻视或忽略申请一方的证明责任，则可能导致权利滥用，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被申请人隐私的保护。总之，亲子鉴定的随意化必将带来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第三、举证妨碍的认定条件应当从严掌握。如果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导致亲子关系无法确认的，应当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但应当严格掌握以下条件：首先，提出申请的一方应当是亟待抚养和教育的非婚生子女或者非婚生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其次，提出申请的一方已经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证明责任；再次，被申请人提不出足以推翻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最后，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只有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才能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

第四、人民法院对亲子鉴定中涉及举证妨碍的案件应该从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等原则出发区别对待。鉴于亲子鉴定中的情况异常复杂，目前尚难以确立统一的标准。各地法院在积极探索、慎重处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时，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统一的司法解释。

六、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

[问题的提出] 责任保险合同的受害第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其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应如何确定，审判实践中一直有不同做法。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对此问题实有研究的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关于责任保险合同中受害第三人的请求权应如何认定问题，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讨论，原则同意作者的意见，即受害第三人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另补充认为：

1、在受害第三人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损害赔偿，当其将保险人列为被告时，亦应将投保人列为被告，这不仅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也有利于保险人行使其抗辩权，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2、在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发生损害赔偿诉讼纠纷时，法院通知保险人参加诉讼的，保险人的诉讼法律地位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七、由亲属参与民事纠纷的调解代当事人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广大农村和城镇特别是广大农村，一人发生民事纠纷后，不少亲属都主动出面参与调解，甚至代纠纷当事人签订民事赔偿协议，那么这类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除监护人外，如果没有得到纠纷本人的同意，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如果不构成表见代理，对这类案件如何处理？下面分析一个具体案例来看如何处理这一较为普遍的问题。

原告：程先礼、张复英、张疆生、程诚、程伯乐

被告：金谋龙、江兴龙、金海青

2002年1月27日，被告金谋龙在安枞公路旁伐树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杨桥镇西安村村民程绪保（原告程先礼民、张复英之子，张疆生之夫，程诚、程伯乐之父）骑自行车从公路上经过，被拉树的绳子绊倒，从自行车上摔下受伤。金谋龙等将程绪保送往A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2002年2月5日，程绪保因医治无效死亡。程绪保死后，其家属将尸体抬至金谋龙家门口，要求金谋龙赔偿，并采取了其他一些过激行为。为防止事态扩大及保护金谋龙的安全，A市郊区化安分局杨桥派出所干警将金谋龙带到派出所。同时，被告江兴龙（金谋龙的姐夫）、金海青（金谋龙的弟弟）作为金谋龙的亲属参与了调解。2002年2月7日，双方就程绪保死亡的各项费用6万元，签订协议时付3万元，2003年1月5日付1万元，至2006年1月5日付清。协议签字生效。由于金谋龙不在调解现场，由江兴龙、金海青代金谋龙在协议上签字，并由二人将金谋龙的兄弟姐妹及其妻的兄弟姐妹凑齐的3万元交付给原告方。2002年2月8日，在江兴龙、金海青将钱交付后，金谋龙从派出所出来，江兴龙将原告收条交给金谋龙。之后，金谋龙与镇司法助理员汪晖及原告方一道到杨桥法律服务所对该协议办理了见证。在办理见证时，金谋龙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思。见证后，汪晖将协议书送给金谋龙，金谋龙在拿到协议时口头表示有异议。江兴龙、金海青于2002年4月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协议，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此后，原告起诉三被告共同赔偿已到期的1万元及逾期利息。一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被告金谋龙一次性支付原告补偿款1万元，并承担此款从2003年1月29日至款付清时止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江兴龙、金海青负；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对于亲属代签赔偿协议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后多数人认为，如果纠纷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也没有证据表明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除配偶代签协议构成表见代理以外，其他亲属代签的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但是，从审判政策考虑，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协议，也不要轻易认定为无效，而应该尽可能寻找其他法律根据，维持协议的内容。如本文开始列出的案例，一、二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进行判决就是很好的思路。这样才能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能使纠纷得到妥善处理，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当然，如果该协议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如果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可以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也应当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八、批评性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的认定

[问题的提出] 具体案例：中国青年报社在《中国青年报》登载《这些记者叫西部真头疼》的文章，引题为“要吃要喝要赞助，规格要高接待要好，稍不如意翻脸就恼”。该文中有一段内容为“„„某中央大报的记者在相邻的地区受了一点点‘冷遇’——地委只出了一个副书记接待，来这个地区后，马上向当地领导扬言，‘我回去一定要让你们省委把那个地区的宣传部长撤了！’搞得该地区的同志小心翼翼，生怕照顾不周，又在哪个细微之处得罪了这个‘瘟神’。没料到，此公一天突然要走，晚上的火车，中午才让宣传部去买软卧车票。当晚只有一班车，所有卧铺早已卖完。宣传部的同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一张硬卧，此公大发雷霆，声称，‘我某日报记者居然坐不上软卧！回去非让铁路局撤了你们火车站站长！’宣传部的同志只好把他请到车站，从联网售票电脑上一查，软卧票数天前就已卖完，就这张硬卧，也是站长从别人手中生生地要回来的。此公一看没辙，只好骂骂咧咧坐硬卧走了。”某报记者认为该文损害了其人格尊严，构成名誉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认为，虽然批评性新闻报道会使被批评者的名誉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当批评性新闻报道的出版自由与被批评者的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应当向维护批评性新闻报道的出版自由方面适当倾斜。批评性新闻报道虽然与一般的新闻报道不同，但是仍应受到法律、行业规范及社会公德方面的约束，并应以真实事件的基础上，作出适当的评价。根据《解释》第8条、第9条的规定，批评性新闻报道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要看批评性新闻报道评判基于的事实是否真实、评判观点是否恰当，是否有披露个人隐私，从而导致特定受害人名誉权受损的事实。从本所提案例的事实看，有关部门证实报道事实基本属实，且没有揭露被评者的隐私，虽然个别评论用语不当，但基本在社会公众可接受的范围内，故而该新闻报道不构成侵害名誉权。

九、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时如何适用法律

[问题的提出] 某高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信息月报》中，就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时，赔偿项目的确定是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及《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处理，还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即此类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具体案例为：王某到白某的工厂（该工厂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打工时致左臂骨折，后复位的骨骼错位，诊断为陈旧性骨折，经某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五级伤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后一致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这一规则。

十、第三人侵权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主责任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雇佣合同在劳动力市场异常活跃，相对应，雇用合同纠纷案件也逐年呈上升趋势。雇员在从事雇佣事务中，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侵害，要求雇主承担责任的案件时有发生，但对于此类案件如何处理，理论界及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研究认为，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十一、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问题的提出] 2002年2月10日，李某在魏某经营的娱乐城消费时与吴某发生争执并遭吴某殴打。在整个过程中，娱乐城的保安未进行任何劝解、阻止，也没有及时报警。李某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脱离危险，但支出救治费用共计两万余元。

由上述案例引发的问题是：如果受害人在经营场所受到来自于第三人的侵害，经营者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则该民事责任的性质和范围如何确定？经营者承担责任后，是否还可以向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体讨论，形成一致意见认为：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的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经营场所内，因第三人介入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有过错的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确定该责任承担的范围时，不能动辄就课以针对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应视义务违反人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而定。经营者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一种补充赔偿责任，因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属于终局责任人，所以经营者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该第三人进行追偿。

十二、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问题的提出] 某日凌晨，甲驾驶小货车沿国道由北往南行至1330km+400m处，撞到路中间撒落的石块后，方向失控，与迎面正常行驶的小客车相撞后翻车，甲当场死亡。事后，经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122事故处理大队处理，认定甲没有仔细观察路面情况，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且超员，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甲的亲属认为市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公路局）未履行好清扫路面障碍物的义务，导致甲车毁人亡，故诉至法院请求赔偿相关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集体讨论，多数人认为，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责任，适用《民法通则》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处理。

十三、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如何处理

[问题的提出]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反映民事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提出，在审理涉及侵权或者合同纠纷时，常常遇到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侵权损害事实确实存在，但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法或者难以确定损害的具体数额，对此如何处理，把握不准，需要明确界线。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中力量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运用自由心证原则只限于侵权事实难以确定的情况。如果侵权事实已经确定，只是侵权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时，则是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是有密切联系的，没有限制在特定的领域；自由心证原则适用于侵权事实的确定和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领域，而不仅仅适用于侵权事实确定的领域。对于能否适用自由心证原则确定侵权赔偿数额问题，大家原则同意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提出的倾向性观点，即在已能认定损害确实存在，只是具体数额尚难以确定或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结合一些间接证据和案件其他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由心证，适当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但这一规则只适用于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民事案件，不适用于合同纠纷等其他民事案件。

十四、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

[问题的提出] 1983年11月17日，国务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房屋所有人出卖租出房屋，须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1988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承租人享有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作出了规定。但是，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因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纠纷，当事人往往提出两种不同的请求：（1）有的承租人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2）有的承租人则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依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与出租人之间形成亲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诉讼请求权的行使范围如何理解？对当事人不同的诉讼主张如何裁判？近年来，一些法院不断提出了不同处理办法，希望予以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上述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后，形成两种观点。

多数人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承租人对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准物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具有秀权效力的表象，应当依法保护。将优先购买权理解为形成权，法律依据不足。它只是优先缔约的权利，而不是保证买到的权利。对准物权的保护必须要和所有权的保护有所区别。所有权是绝对的权利，所有人出卖自己的所有物，应当尊重其缔约自由的权利，不能过多干涉，因此，承租人不能直接主张依据第三人购买房屋的条件取得房屋，只能请求确认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通过无效之诉，依据买卖不破租赁等原则，承租人的利益照常可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对于“同等条件”应作宽泛理解，不仅是价格条件，还包括付款条件，以及出卖人（所有人）提出的其他条件等。

少数意见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就是对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的限制性的权利，优先权不能理解为优先缔约权，考察其内容，应当包含可以优先买到的权利，否则优先权没有实际意义，实质上体现不了对承租人权利的保护。另外，承租人主张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在判决时不需要判决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而是变更所有人与第三人买卖合同的主体，这种裁判方法和判决的执行都不会有法律上的障碍。因此，承租人可以请求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可以据此请求判决。

十五、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未经审批能否转让

[问题的提出] 问题是从下述案例提出的：1998年12月，原告以划拨方式取得7万余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用于新建客运中心项目。1999年9月，原、被告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原告将上述土地的使用权及地上房屋转让给被告，总价款340万余元。被告在依约支付了310.3万余元后，向国土局申请受让土地，与国土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同时取得了土地上房屋的所有权证。因尚欠27万元未付，原告向其追偿，被告则以其已支付的13万余元土地出让金应抵算价款为由而拒付，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欠款27万元。庭审中，被告表示除应计算土地出让金外，还要求原告就交易额开具增值税发票。

提出的问题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及地上物未经审批能否转让，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转让后土地的受让方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能否补正，土地出让金应由谁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研究认为，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不得转让；已经订立转让合同的，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效力补正的原理，政府主管部门追认批准，并由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交土地出让金，或者由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受转让方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交付土地出让金，或者转让合同签订后，政府主管部门将转让土地直接划拨给受转让方使用，当事人间订立的转让合同可视为有效。但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及手续的补办须在一审起诉前进行。

十六、未经所有人同意的出租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

[问题的提出] 问题由江苏省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民事案件引出：1994年，无锡A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将所建商厦五楼大厅分割出售，该大厅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原告赵某以人民币214.236元的房价款购得其中九单元的房产，建筑面积为21.64平方米，包括公用部分分摊面积。买卖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22第规定：“该物业的设计功能及用途为商业，买方不得将该物业用作工业或不符合上述设计功能的其他用途。”赵某于1996年4月人领取了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证。此后，该大厅一直闲置。200年1月28日，A公司向赵某邮寄挂号信一份，载明：商厦五楼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使用，已经长期空置，经公司多方招商，现有投资人拟在此开办餐饮项目，初步洽谈租期为5—8年，首年租金为每平方米150—180元，每年递增2.5%—4%，请你在半个月内予以回复，否则公司将视作你已同意并授权公司统一出租你的九单元房产。该挂号信因逾期无人领取于2000年3月6日被退回A公司。2000年3月16日，A公司召开五楼业主会议，赵某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业主（占全体业主的绝大部分）同意将A商厦五楼中自有房产部分继续委托A公司出租给第三方使用，委托期限延长至2006年12月31日。2000年3月22日，A公司与B公司（餐饮公司）签订了一份《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将珠宝城商厦五楼进行装修及营业。赵某购买的九单元地点位于B公司所开酒店的吧台位置。

赵某以其享有产权的九单元被B公司侵占，请求判令B公司迁出九单元并给付其自2000年4月至2003年3月的租金人民币10，000元。

受诉法院另查明：商厦系由A公司开发的商铺。该商厦五楼共有40位业主（含第九单元业主和A公司），大部分业主同意委托A公司将商厦五层自有房产出租给第三方使用。庭审中赵某确认商厦五楼所有空间没有进行隔断，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割使用，赵某购买九单元后从未获得过收益。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本案讨论后形成两种意见。倾向性意见认为：应当驳回越某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考虑到赵某已经支付了对价并取得了房产证的实际情况，尽管九单元没有墙壁与商厦的其他部分分隔，但产权证上明确的关于房屋四至的记载足以证明其构成独立的物，因此应当认定赵某对九单元享有独立的产权。由于商厦五层没有建成小商品市场，因此包括赵某在内的所有产权人都承认业主们购买的“单元”房产不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在此条件下，考虑将商厦整体出租无疑就是一种能够较好地发挥物的效用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符合大多数业主的利益，也并不损害赵某的合法权益。因为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四项内容，既然连赵某都承认九单元不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那么，对赵某来说，最现实的受益方式就是通过整体出租取得租金收益。从判决的社会效果考虑，人民法院也应当裁决赵某服从商厦五层绝大多数业主的意愿，因为，每个业主所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每个业主所购“单元”不具有独立使用价值是不争的事实的前提下，他们就商厦是否应当整体出租问题所发生的争议是私权的碰撞。处理这种私权碰撞时法官首先要考虑的原则不是当事人个体之间的民族、性别、信仰、地位、财产的差异，而应当尽可能协调所有业主的利益，力争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促进交易、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权人的利益。基于这种考虑，比较两种判决结果的社会效果就可以看出：如果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不仅B公司要从商厦五层迁出，商厦要因此和B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这部分损失必然要由所有同意出租的业主分担。这不仅使大多数业主遭受经济损失，也使赵某本人的“九单元”从能够获得租金收益的状态重新变为闲置状态。这样的处理结果无疑会引起商厦五层绝大多数业主与赵某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些业主中的部分人因此设置障碍或者采取某种不理智的行动，则赵某不仅根本无法使用九单元并从中受益，而且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引发事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公平原则，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选择能够最充分地发挥物的效用、使各方当事人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的裁决结果，不失为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赵某所购的九单元在商厦五层中处于相对较为优越的位置，赵某也因此比其他业主支付了更高的价款，有商厦五层整体出租的情况下，如果赵某主张九单元的单位面积应当比其他位置的单位面积获得更多的租金，则其诉讼请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少数人认为，本案的处理有两种途径可以考虑：第一个途径是，不去探究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登记发证行为的正确与否，仅仅以赵某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为依据，认定其具有商厦五层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则人民法院只能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判决B公司从商厦五层九单元迁出，并向赵某支付房屋使用费；第二个途径是，依据物权原理，认定越某虽然购买了商厦五层九单元并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但由于九单元没有与其他部分相隔，又不具有独立使用价值，无法构成独立的房屋所有权。由法官行使释明权，告知赵某可以以A公司向其出售的房屋不具有独立性，又出面组织其他“业主”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致使其对商厦五层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无法行使为由，诉A公司侵权。

在考虑本案的处理途径时，赵某与其他购买商厦五层房屋的“业主”之间和关系是需要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赵某和购买其他“单元房”的业主一样，由于所购房屋不具有独立性，或否认定赵某与其他业主之间为商厦五层的共有人，然后，按照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权利来处理本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78条之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按份共有，是指数人按其应有部分对于共有物的全部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在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对共有物的处分虽应得共有人全体的同意，但各共有人有权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并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共同共有，是基于共同关系而共有一物。共有人全体对共有物享有所有权，共有人对共有物并无应有部分的划分。按份共有的发生原因，可能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多为数人出资购买，还可能由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将共同共有变为按份共有；而共同共有的发生，多由于合伙、继承。对照本案情况可知，无论从发生原因，还是从法律特征看，赵某与其他购买商厦五层“单元房”的业主，既不符合共同共有的条件，也不符合按份共有的条件。因此，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不宜适用民法中所有权共有理论来处理本案。

十七、交房、办证与诉讼时效

[问题的提出] 商品房买卖合同（包括预售合同）对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房屋及办理所有权登让（俗称交房和办证）的期限作出约定。如果买受人在约定交房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请求出卖人交房或者出卖人虽已交付房屋，但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忘记到所有权变更登记，买受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才请求出卖人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其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此问题涉及买受人实体请求权成立与否，实务及理论界亦争议颇多。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经讨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基本同意作者的观点，并形成如下倾向性意见：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出卖人交付房屋的期限届满，买受人根据合同约定可以请求出卖人交付房屋。其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在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上，应当区分具体情况：房屋具备法定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果房屋尚不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房屋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之日起计算。

二、出卖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亦已实现对房屋的占有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移转房屋所有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十八、人民法院能否主动援用诉讼时效进行裁判

[问题的提出] 法院能否主动援用诉讼时效进行裁判，在理论界有分歧，在审判实践中的做法也不统一，实有研究的必要。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本质上涉及如何理解《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本文从诉讼时效届满后果的立法主义谈起。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集体讨论后多数人认为，人民法院不得主动援引诉讼时效进行裁判。

十九、离婚案件中对“夫妻公司”如何处理

[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夫妻公司”（即股东仅为夫妻二人的公司）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在离婚案件中对这类“夫妻公司”的财产如何分割，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并不统一，各种观点也完全迥异，确有进行探讨、研究之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后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公司法》对于股东身份无限制性规定，故夫妻双方作为股东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离婚案件中否定“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没有法律依据。工商登记中载明的夫妻投资比例并不能绝对等同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工商登记所载明的事项只是设立公司时形式上的需要，则应按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去片是。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夫妻公司”的问题时，既要以《婚姻法》为依据，又要兼顾《公司法》中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用一方的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夫妻公司”，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均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二十、复转军人与安置单位之间就安置问题发生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问题的提出]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院审理的李某某等10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劳动争议纠纷上诉一案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主要案情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男，汉族，1979年11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某，男，回族，1978年5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褚某某，男，汉族，1979年5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汉族，1979年9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某，男，汉族，1979年12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某，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某某，男，汉族，1978年2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桑某，男，汉族，1980年8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某，男，回族，1977年4月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住所地：亳州市谯城区文帝路。

上诉人李某某等人系1999—2000年冬季退伍士兵，退伍后，先后被亳州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分配至被上诉人亳州市烟草专卖局进行安置。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根据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皖烟劳（2000）294号文件精神在2000年7月决定，从2000年起所接受的退伍士兵全部安排在所属的多种经营企业工作，工资和奖金介于正式工和集工之间。包括本案上诉人李某某等10人在内的21名退伍军人在得知此情况后，表示不满，认为其应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机关订立劳动合同而不愿与其所属二级企业即多种经营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且工资待遇应和国有正式工相同。为此，还集体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烟草专卖局上访。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为解决上述人员的生活困难，遂临时安排上述人员在局机关所属的稽查队工作。

在双方当事人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2002年8月29日，李某某等21人向亳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02年10月11日，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毫州市烟草专卖局应与李某某等21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为其交纳社会保险费及补发工资差额263，124元，支付工资损失65，637元。该裁决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后，毫州市烟草专卖局表示不服，于2002年10月29日向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没有与李某某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及补交社保费、补发工资、支付工资损失赔偿费、补发各项福利的义务。原审法院受理后，除徐某某及本案上诉人以外的其他10人已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下属的多种经营企业亳州市安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军区皖政（2002）17号《关于做好1999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规定：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不分所有制性质和组织形式，都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置退役士兵的义务，„„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积极探索指令性安置计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途径，„„对到非国有经济单位就业的士兵，接收单位除确保其享受本单位“同工种、同岗位、同工龄”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外，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保证他们在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及住房等方面，与本单位职工享有同等待遇，要引导和鼓励符合就业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军区皖政（2001）22号《关于做好2000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也有与前述文件相同或类似的规定。

2000年7月5日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皖烟劳（2000）294号《关于接收安置城镇退役士兵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

一、鉴于从现在起烟草主业要逐步大量减少用人，承担艰巨的人员分流任务，决定从2000年起，我省烟草系统接收安置的城镇退役士兵（含系统内职工子女），安排到所属的多种经营企业工作。

二、安置到多种经营企业工作的城镇退役士兵的身份按接收的多种经营企业的性质来确定，其工资水平、福利待遇、保险由接收单位自主确定，按接收单位的规定执行„„。

2000年9月22日，安徽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在接待同样对安置不满而上访的凤阳县退伍士兵时，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其主要内容是：

一、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对退伍士兵安置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接收和安置12名退伍士兵到蚌埠烟叶复烤厂下属集体所有制企业，符合国务院、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

二、12名退伍士兵每人每月收入不少于400元。

三、退伍士兵转变择业观，服从分配，逾期半年不到单位报到，取消安置资格。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将该会议纪要转发至全省烟草系统各单位。

2003年1月19日，安徽省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针对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关于本案中退伍军人安置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以皖民安字（2003）2号文件答复：保障退役士兵第一次就业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职责和义务。其就业形式应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人机制确定；安置部门开具到系统主管单位的分配行政介绍信，并非安置在系统主管单位，而是由系统主管单位根据本系统单位的用工情况再分配落实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04年7月5日对本案进行了讨论，一致同意作者就本案提出的分析处理意见，认为：李某某等10人在亳州市烟草专卖局稽查队工作期间，因工资福利待遇与该局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李某某等10人因安置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根据这一意见，2004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以（2004）民一他字第15号函答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如下：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李向阳等十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据你院报告查明的事实：李向阳等人为退伍士兵安置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发生争议，并集体到有关部门上访，该局为解决李向阳等人的生活困难遂临时安排其在局机关所属的稽查队工作。此后，李向阳等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请求裁决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支付其在稽查队工作期间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经研究认为：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国务院《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的规定，安置单位与退伍义务兵就安置问题建立的关系是安置与被安置的关系，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7条规定的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建立的劳动关系，双方发生的争议是安置争议，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调整的劳动争议。如果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将李向阳等人临时安排在稽查队工作，不是对他们的安置，当然不发生与之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认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李向阳等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的安置争议，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条件。

2、李向阳等人就其被临时安排在稽查队工作期间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发生争议，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1条第（2）项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裁决后，当事人依法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二

十一、责任保险中第三人是否享有独立请求权

[问题的提出]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依照责任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按照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按照保险单约定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因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受损失为目的，又被称之为第三人保险或者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保险的给付，与第三者的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国《保险法》第50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在理解和适用该法条时，对受害人（责任保险合同的第三人）能否直接请求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存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研究，多数人认为，根据《保险法》第49条之规定，责任保险中的受害第三人作为合法的请求权人在被保险人未及时支付赔偿费用时，可以依据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疑难案件问答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疑难案件问答

发表时间：2008-7-10 8:23:00 阅读数次： 30

一、涉及房改政策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问题的提出]

1998年7月，宏达公司（甲方）与张建（乙方）签订《职工购房内部协议》，约定：甲方为照顾乙方利益，依据现行房改政策及一定优惠条件将原产权属于甲方的住房售与乙方，乙方付足房款后，即取得该房屋产权。1999年12月，双方又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契约》，约定：宏达公司将公有住房一套出售给张建，按照市政府1998年成本价计价，房款共计17万元。张建一次性付款，实际支付购房款共计15万元，还约定张建享受处级干部“房改房”政策待遇。签约后，张建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宏达公司将该买卖契约上报市房改部门审批时未获批准。张建原为宏达公司部门经理，现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合同。按照2001年房改政策，以一般干部的住房控制标准计算，张建应付购房款38万元。2002年8月，张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宏达公司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承担过户费用等。审理期间，宏达公司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无效，张建返还房屋等。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讨论本案例时多数人认为，涉及房改政策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应当结合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断。如果当事人争议的核心是房屋买卖，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处理时涉及房改政策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如果当事人争议的核心为是否适用房改政策以及如何适用房改政策的，不属于民事权益纠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拆迁纠纷，人民法院是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问题的提出]

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存在较大争议。比如，政府主管部门的拆迁批复和房屋《拆迁许可证》下达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拆迁安置协议，为此，拆迁人或者被拆迁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对方当事人按照当地政府的有关政策履行拆迁安置义务。鉴于目前我国房屋拆迁的立法不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又比较原则，对此类纠纷应否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分歧，以至于审判实践中出现适用法律不统一，对当事人权利保护不均衡的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就正确处理房屋拆迁纠纷案件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如下意见：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拆迁纠纷，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三、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

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否构成反诉

[问题的提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重要成果，也是《婚姻法》的一大亮点，其对维护健康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保护离婚当事人中无过错一方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指因一方过错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向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该项权利的享有主体是离婚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面过错方就其过错行为承担责任。过错方的过错行为是法定的，即依照《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及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除了以上4种情况之外，不得再以其他事项主张属于有过错的行为。法律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对婚姻当事人中所有的过错都一律进行追究，它只能追究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至于哪些行为属于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由于每个人感知能力和千差万别，对是非评价也会迥然不同，故应由法律来统一规范，从而有一个直观的、统一的衡量尺度。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过错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过错要件，其不仅要求侵权方的侵权过错，还要求被侵权的配偶一方须无过错，只有无过错的一方才有资格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对于什么是“无过错”，《婚姻法》中未作规定，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一方与他人婚外同居，可能是因为另一方性格粗暴、不懂感情所致，也可能是另一方沉溺于赌博、不理家务所致，有无过错很难区分、梳理清楚。作者认为，这样就把问题人为地复杂化了。自古以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要分清夫妻感情问题上的孰是孰非的确相当困难。但从《婚姻法》的规定来看，所谓过错，都应当是比较严重的过错，只要一方没有实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4种法定违法行为，其就应该属于无过错方。有人提出，对于因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由此受到损害的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是否可以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作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中无过错的一方，不宜作扩大解释，将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也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不妥的。至于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因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行为等受到损害的，可以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另外寻求司法救济。

从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来看，离婚损害赔偿是与过错行为密切相关的，它体现了在离婚时对过错方的惩罚和对无辜者的保护。比如《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墨西哥民法典》第288条规定：“如果因离婚导致无过错的一方的利益遭受损害或侵害时，有过错的一方，所谓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应负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第1056条也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

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来看，离婚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基于侵犯了配偶身份权而提起的赔偿，包括了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属于违约责任范围，其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对合同的违反所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弥补合同一方当事人受损财产利益为限，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只有在侵权行为场合下的损害赔偿才会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又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从婚姻的本质要求和立法状况综合分析，将离婚损害赔偿归之于侵权责任比较合理。同时，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应以离婚诉讼的提起为前提，它必须依附于离婚诉讼之上。最终在法律上得到支持的条件是侵权行为导致了婚姻关系破裂，造成了离婚的后果，这也是由离婚损害赔偿的特性决定的。如果当事人的离婚诉讼请求没有被法院支持，则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也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仅有法定过错情形还不足以支持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请求权，必须是由于法定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可以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在审判实践中，离婚与离婚损害赔偿之诉一般有两种结合方式：一是无过错方提出离婚请求，并同时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二是过错方提出离婚请求，而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对于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一种可能是无过错方在一审、二审程序中均不同意离婚，也就不会考虑到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从切实保护无过错方的角度出发，应当允许其事后再提，即在离婚后1年内提出。另一种可能是无过错方一审时不同意离婚也不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时看到法院可能判决离婚，便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请求，这时人民法院可以先进行调解，能够调解成功当然事半功倍。调解不成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30条第（3）项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1年内另行起诉，而不是发回重审。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无过错方离婚后另行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请，这种离婚与离婚损害赔偿之诉的分离，是为了让无过错方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而且是在当事人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后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构成反诉，而是属于诉讼请求的合并。

四、他人能否代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

[问题的提出]

司法实践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论结婚抑或离婚，应由其自行决定。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离婚案件的被告时，一般允许其近亲属作为代理人，或者由人民法院在其近亲属中指定代理人参与诉讼。但是，对于他人能否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提起离婚诉讼，则存在不同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结婚还是离婚都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其并非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离婚案件的被告参与诉讼，对此没有争议。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提起离婚诉讼的情况下，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之初，就存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的，此时应当提起婚姻无效之诉，提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前的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行为能力丧失的原因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则先需要解决程序上的问题，变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配偶的监护权，由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

五、亲子鉴定能否强制

[问题的提出]

在确认亲子关系的诉讼中，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亲子鉴定能否强制？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能否直接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集体讨论形成如下倾向性意见：亲子鉴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原则上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但是如果非婚生子女以及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有相当证据证明被告为非婚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且非婚生子女本人尚未成年，亟须抚养和教育的，如果被告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亲子关系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应当推定其亲子关系成立。

上述意见形成的理由：

第一、亲子鉴定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亲子鉴定既涉及人与人之间亲情关系的变化，又关系到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因此，对要求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双方自愿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依法应予支持。

第二、申请亲子鉴定的一方应当完成相当的证明义务。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因此，在一方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案件中，提出亲子鉴定主张的一方应当承担与其主张相适应的证明责任。只有申请人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足以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的基础上，才能够请求进行亲子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掌握申请亲子鉴定一方的证明责任，合理及时把握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转换的时机，是判定亲子鉴定中举证妨碍的重要条件。如果过份强调申请一方的证明责任，必将使申请人的实体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如果轻视或忽略申请一方的证明责任，则可能导致权利滥用，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被申请人隐私的保护。总之，亲子鉴定的随意化必将带来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第三、举证妨碍的认定条件应当从严掌握。如果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导致亲子关系无法确认的，应当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但应当严格掌握以下条件：首先，提出申请的一方应当是亟待抚养和教育的非婚生子女或者非婚生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其次，提出申请的一方已经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证明责任；再次，被申请人提不出足以推翻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最后，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只有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才能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

第四、人民法院对亲子鉴定中涉及举证妨碍的案件应该从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等原则出发区别对待。鉴于亲子鉴定中的情况异常复杂，目前尚难以确立统一的标准。各地法院在积极探索、慎重处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时，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统一的司法解释。

六、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

[问题的提出] 责任保险合同的受害第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其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应如何确定，审判实践中一直有不同做法。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对此问题实有研究的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关于责任保险合同中受害第三人的请求权应如何认定问题，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讨论，原则同意作者的意见，即受害第三人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另补充认为：

1、在受害第三人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损害赔偿，当其将保险人列为被告时，亦应将投保人列为被告，这不仅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也有利于保险人行使其抗辩权，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2、在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发生损害赔偿诉讼纠纷时，法院通知保险人参加诉讼的，保险人的诉讼法律地位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七、由亲属参与民事纠纷的调解代当事人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广大农村和城镇特别是广大农村，一人发生民事纠纷后，不少亲属都主动出面参与调解，甚至代纠纷当事人签订民事赔偿协议，那么这类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除监护人外，如果没有得到纠纷本人的同意，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如果不构成表见代理，对这类案件如何处理？下面分析一个具体案例来看如何处理这一较为普遍的问题。

原告：程先礼、张复英、张疆生、程诚、程伯乐

被告：金谋龙、江兴龙、金海青

2002年1月27日，被告金谋龙在安枞公路旁伐树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杨桥镇西安村村民程绪保（原告程先礼民、张复英之子，张疆生之夫，程诚、程伯乐之父）骑自行车从公路上经过，被拉树的绳子绊倒，从自行车上摔下受伤。金谋龙等将程绪保送往A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2002年2月5日，程绪保因医治无效死亡。程绪保死后，其家属将尸体抬至金谋龙家门口，要求金谋龙赔偿，并采取了其他一些过激行为。为防止事态扩大及保护金谋龙的安全，A市郊区化安分局杨桥派出所干警将金谋龙带到派出所。同时，被告江兴龙（金谋龙的姐夫）、金海青（金谋龙的弟弟）作为金谋龙的亲属参与了调解。2002年2月7日，双方就程绪保死亡的各项费用6万元，签订协议时付3万元，2003年1月5日付1万元，至2006年1月5日付清。协议签字生效。由于金谋龙不在调解现场，由江兴龙、金海青代金谋龙在协议上签字，并由二人将金谋龙的兄弟姐妹及其妻的兄弟姐妹凑齐的3万元交付给原告方。2002年2月8日，在江兴龙、金海青将钱交付后，金谋龙从派出所出来，江兴龙将原告收条交给金谋龙。之后，金谋龙与镇司法助理员汪晖及原告方一道到杨桥法律服务所对该协议办理了见证。在办理见证时，金谋龙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思。见证后，汪晖将协议书送给金谋龙，金谋龙在拿到协议时口头表示有异议。江兴龙、金海青于2002年4月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协议，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此后，原告起诉三被告共同赔偿已到期的1万元及逾期利息。一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被告金谋龙一次性支付原告补偿款1万元，并承担此款从2003年1月29日至款付清时止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江兴龙、金海青负；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对于亲属代签赔偿协议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后多数人认为，如果纠纷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也没有证据表明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除配偶代签协议构成表见代理以外，其他亲属代签的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但是，从审判政策考虑，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协议，也不要轻易认定为无效，而应该尽可能寻找其他法律根据，维持协议的内容。如本文开始列出的案例，一、二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进行判决就是很好的思路。这样才能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能使纠纷得到妥善处理，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当然，如果该协议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如果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可以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也应当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八、批评性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的认定

[问题的提出]

具体案例：中国青年报社在《中国青年报》登载《这些记者叫西部真头疼》的文章，引题为“要吃要喝要赞助，规格要高接待要好，稍不如意翻脸就恼”。该文中有一段内容为“……某中央大报的记者在相邻的地区受了一点点„冷遇‟——地委只出了一个副书记接待，来这个地区后，马上向当地领导扬言，„我回去一定要让你们省委把那个地区的宣传部长撤了！‟搞得该地区的同志小心翼翼，生怕照顾不周，又在哪个细微之处得罪了这个„瘟神‟。没料到，此公一天突然要走，晚上的火车，中午才让宣传部去买软卧车票。当晚只有一班车，所有卧铺早已卖完。宣传部的同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一张硬卧，此公大发雷霆，声称，„我某日报记者居然坐不上软卧！回去非让铁路局撤了你们火车站站长！‟宣传部的同志只好把他请到车站，从联网售票电脑上一查，软卧票数天前就已卖完，就这张硬卧，也是站长从别人手中生生地要回来的。此公一看没辙，只好骂骂咧咧坐硬卧走了。”某报记者认为该文损害了其人格尊严，构成名誉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认为，虽然批评性新闻报道会使被批评者的名誉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当批评性新闻报道的出版自由与被批评者的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应当向维护批评性新闻报道的出版自由方面适当倾斜。批评性新闻报道虽然与一般的新闻报道不同，但是仍应受到法律、行业规范及社会公德方面的约束，并应以真实事件的基础上，作出适当的评价。根据《解释》第8条、第9条的规定，批评性新闻报道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要看批评性新闻报道评判基于的事实是否真实、评判观点是否恰当，是否有披露个人隐私，从而导致特定受害人名誉权受损的事实。从本所提案例的事实看，有关部门证实报道事实基本属实，且没有揭露被评者的隐私，虽然个别评论用语不当，但基本在社会公众可接受的范围内，故而该新闻报道不构成侵害名誉权。

九、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时如何适用法律

[问题的提出]

某高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信息月报》中，就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时，赔偿项目的确定是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及《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处理，还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即此类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具体案例为：王某到白某的工厂（该工厂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打工时致左臂骨折，后复位的骨骼错位，诊断为陈旧性骨折，经某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五级伤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后一致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这一规则。

十、第三人侵权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主责任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雇佣合同在劳动力市场异常活跃，相对应，雇用合同纠纷案件也逐年呈上升趋势。雇员在从事雇佣事务中，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侵害，要求雇主承担责任的案件时有发生，但对于此类案件如何处理，理论界及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研究认为，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十一、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问题的提出]

2002年2月10日，李某在魏某经营的娱乐城消费时与吴某发生争执并遭吴某殴打。在整个过程中，娱乐城的保安未进行任何劝解、阻止，也没有及时报警。李某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脱离危险，但支出救治费用共计两万余元。

由上述案例引发的问题是：如果受害人在经营场所受到来自于第三人的侵害，经营者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则该民事责任的性质和范围如何确定？经营者承担责任后，是否还可以向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体讨论，形成一致意见认为：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的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经营场所内，因第三人介入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有过错的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确定该责任承担的范围时，不能动辄就课以针对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应视义务违反人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而定。经营者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一种补充赔偿责任，因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属于终局责任人，所以经营者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该第三人进行追偿。

十二、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问题的提出]

某日凌晨，甲驾驶小货车沿国道由北往南行至1330km+400m处，撞到路中间撒落的石块后，方向失控，与迎面正常行驶的小客车相撞后翻车，甲当场死亡。事后，经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122事故处理大队处理，认定甲没有仔细观察路面情况，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且超员，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甲的亲属认为市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公路局）未履行好清扫路面障碍物的义务，导致甲车毁人亡，故诉至法院请求赔偿相关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集体讨论，多数人认为，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责任，适用《民法通则》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处理。

十三、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如何处理

[问题的提出]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反映民事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提出，在审理涉及侵权或者合同纠纷时，常常遇到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侵权损害事实确实存在，但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法或者难以确定损害的具体数额，对此如何处理，把握不准，需要明确界线。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中力量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运用自由心证原则只限于侵权事实难以确定的情况。如果侵权事实已经确定，只是侵权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时，则是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是有密切联系的，没有限制在特定的领域；自由心证原则适用于侵权事实的确定和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领域，而不仅仅适用于侵权事实确定的领域。对于能否适用自由心证原则确定侵权赔偿数额问题，大家原则同意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提出的倾向性观点，即在已能认定损害确实存在，只是具体数额尚难以确定或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结合一些间接证据和案件其他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由心证，适当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但这一规则只适用于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民事案件，不适用于合同纠纷等其他民事案件。

十四、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

[问题的提出]

1983年11月17日，国务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房屋所有人出卖租出房屋，须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1988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承租人享有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作出了规定。但是，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因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纠纷，当事人往往提出两种不同的请求：（1）有的承租人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2）有的承租人则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依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与出租人之间形成亲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诉讼请求权的行使范围如何理解？对当事人不同的诉讼主张如何裁判？近年来，一些法院不断提出了不同处理办法，希望予以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上述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后，形成两种观点。

多数人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承租人对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准物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具有秀权效力的表象，应当依法保护。将优先购买权理解为形成权，法律依据不足。它只是优先缔约的权利，而不是保证买到的权利。对准物权的保护必须要和所有权的保护有所区别。所有权是绝对的权利，所有人出卖自己的所有物，应当尊重其缔约自由的权利，不能过多干涉，因此，承租人不能直接主张依据第三人购买房屋的条件取得房屋，只能请求确认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通过无效之诉，依据买卖不破租赁等原则，承租人的利益照常可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对于“同等条件”应作宽泛理解，不仅是价格条件，还包括付款条件，以及出卖人（所有人）提出的其他条件等。

少数意见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就是对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的限制性的权利，优先权不能理解为优先缔约权，考察其内容，应当包含可以优先买到的权利，否则优先权没有实际意义，实质上体现不了对承租人权利的保护。另外，承租人主张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在判决时不需要判决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而是变更所有人与第三人买卖合同的主体，这种裁判方法和判决的执行都不会有法律上的障碍。因此，承租人可以请求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可以据此请求判决。

十五、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未经审批能否转让

[问题的提出]

问题是从下述案例提出的：1998年12月，原告以划拨方式取得7万余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用于新建客运中心项目。1999年9月，原、被告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原告将上述土地的使用权及地上房屋转让给被告，总价款340万余元。被告在依约支付了310.3万余元后，向国土局申请受让土地，与国土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同时取得了土地上房屋的所有权证。因尚欠27万元未付，原告向其追偿，被告则以其已支付的13万余元土地出让金应抵算价款为由而拒付，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欠款27万元。庭审中，被告表示除应计算土地出让金外，还要求原告就交易额开具增值税发票。

提出的问题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及地上物未经审批能否转让，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转让后土地的受让方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能否补正，土地出让金应由谁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研究认为，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不得转让；已经订立转让合同的，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效力补正的原理，政府主管部门追认批准，并由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交土地出让金，或者由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受转让方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交付土地出让金，或者转让合同签订后，政府主管部门将转让土地直接划拨给受转让方使用，当事人间订立的转让合同可视为有效。但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及手续的补办须在一审起诉前进行。

十六、未经所有人同意的出租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

[问题的提出]

问题由江苏省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民事案件引出：1994年，无锡A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将所建商厦五楼大厅分割出售，该大厅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原告赵某以人民币214.236元的房价款购得其中九单元的房产，建筑面积为21.64平方米，包括公用部分分摊面积。买卖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22第规定：“该物业的设计功能及用途为商业，买方不得将该物业用作工业或不符合上述设计功能的其他用途。”赵某于1996年4月人领取了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证。此后，该大厅一直闲置。200年1月28日，A公司向赵某邮寄挂号信一份，载明：商厦五楼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使用，已经长期空置，经公司多方招商，现有投资人拟在此开办餐饮项目，初步洽谈租期为5—8年，首年租金为每平方米150—180元，每年递增2.5%—4%，请你在半个月内予以回复，否则公司将视作你已同意并授权公司统一出租你的九单元房产。该挂号信因逾期无人领取于2000年3月6日被退回A公司。2000年3月16日，A公司召开五楼业主会议，赵某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业主（占全体业主的绝大部分）同意将A商厦五楼中自有房产部分继续委托A公司出租给第三方使用，委托期限延长至2006年12月31日。2000年3月22日，A公司与B公司（餐饮公司）签订了一份《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将珠宝城商厦五楼进行装修及营业。赵某购买的九单元地点位于B公司所开酒店的吧台位置。

赵某以其享有产权的九单元被B公司侵占，请求判令B公司迁出九单元并给付其自2000年4月至2003年3月的租金人民币10，000元。

受诉法院另查明：商厦系由A公司开发的商铺。该商厦五楼共有40位业主（含第九单元业主和A公司），大部分业主同意委托A公司将商厦五层自有房产出租给第三方使用。庭审中赵某确认商厦五楼所有空间没有进行隔断，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割使用，赵某购买九单元后从未获得过收益。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本案讨论后形成两种意见。倾向性意见认为：应当驳回越某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考虑到赵某已经支付了对价并取得了房产证的实际情况，尽管九单元没有墙壁与商厦的其他部分分隔，但产权证上明确的关于房屋四至的记载足以证明其构成独立的物，因此应当认定赵某对九单元享有独立的产权。由于商厦五层没有建成小商品市场，因此包括赵某在内的所有产权人都承认业主们购买的“单元”房产不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在此条件下，考虑将商厦整体出租无疑就是一种能够较好地发挥物的效用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符合大多数业主的利益，也并不损害赵某的合法权益。因为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四项内容，既然连赵某都承认九单元不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那么，对赵某来说，最现实的受益方式就是通过整体出租取得租金收益。从判决的社会效果考虑，人民法院也应当裁决赵某服从商厦五层绝大多数业主的意愿，因为，每个业主所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每个业主所购“单元”不具有独立使用价值是不争的事实的前提下，他们就商厦是否应当整体出租问题所发生的争议是私权的碰撞。处理这种私权碰撞时法官首先要考虑的原则不是当事人个体之间的民族、性别、信仰、地位、财产的差异，而应当尽可能协调所有业主的利益，力争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促进交易、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权人的利益。基于这种考虑，比较两种判决结果的社会效果就可以看出：如果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不仅B公司要从商厦五层迁出，商厦要因此和B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这部分损失必然要由所有同意出租的业主分担。这不仅使大多数业主遭受经济损失，也使赵某本人的“九单元”从能够获得租金收益的状态重新变为闲置状态。这样的处理结果无疑会引起商厦五层绝大多数业主与赵某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些业主中的部分人因此设置障碍或者采取某种不理智的行动，则赵某不仅根本无法使用九单元并从中受益，而且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引发事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公平原则，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选择能够最充分地发挥物的效用、使各方当事人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的裁决结果，不失为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赵某所购的九单元在商厦五层中处于相对较为优越的位置，赵某也因此比其他业主支付了更高的价款，有商厦五层整体出租的情况下，如果赵某主张九单元的单位面积应当比其他位置的单位面积获得更多的租金，则其诉讼请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少数人认为，本案的处理有两种途径可以考虑：第一个途径是，不去探究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登记发证行为的正确与否，仅仅以赵某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为依据，认定其具有商厦五层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则人民法院只能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判决B公司从商厦五层九单元迁出，并向赵某支付房屋使用费；第二个途径是，依据物权原理，认定越某虽然购买了商厦五层九单元并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但由于九单元没有与其他部分相隔，又不具有独立使用价值，无法构成独立的房屋所有权。由法官行使释明权，告知赵某可以以A公司向其出售的房屋不具有独立性，又出面组织其他“业主”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致使其对商厦五层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无法行使为由，诉A公司侵权。

在考虑本案的处理途径时，赵某与其他购买商厦五层房屋的“业主”之间和关系是需要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赵某和购买其他“单元房”的业主一样，由于所购房屋不具有独立性，或否认定赵某与其他业主之间为商厦五层的共有人，然后，按照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权利来处理本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78条之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按份共有，是指数人按其应有部分对于共有物的全部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在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对共有物的处分虽应得共有人全体的同意，但各共有人有权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并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共同共有，是基于共同关系而共有一物。共有人全体对共有物享有所有权，共有人对共有物并无应有部分的划分。按份共有的发生原因，可能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多为数人出资购买，还可能由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将共同共有变为按份共有；而共同共有的发生，多由于合伙、继承。对照本案情况可知，无论从发生原因，还是从法律特征看，赵某与其他购买商厦五层“单元房”的业主，既不符合共同共有的条件，也不符合按份共有的条件。因此，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不宜适用民法中所有权共有理论来处理本案。

十七、交房、办证与诉讼时效

[问题的提出]

商品房买卖合同（包括预售合同）对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房屋及办理所有权登让（俗称交房和办证）的期限作出约定。如果买受人在约定交房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请求出卖人交房或者出卖人虽已交付房屋，但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忘记到所有权变更登记，买受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才请求出卖人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其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此问题涉及买受人实体请求权成立与否，实务及理论界亦争议颇多。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经讨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基本同意作者的观点，并形成如下倾向性意见：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出卖人交付房屋的期限届满，买受人根据合同约定可以请求出卖人交付房屋。其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在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上，应当区分具体情况：房屋具备法定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果房屋尚不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房屋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之日起计算。

二、出卖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亦已实现对房屋的占有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移转房屋所有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十八、人民法院能否主动援用诉讼时效进行裁判

[问题的提出]

法院能否主动援用诉讼时效进行裁判，在理论界有分歧，在审判实践中的做法也不统一，实有研究的必要。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本质上涉及如何理解《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本文从诉讼时效届满后果的立法主义谈起。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集体讨论后多数人认为，人民法院不得主动援引诉讼时效进行裁判。

十九、离婚案件中对“夫妻公司”如何处理

[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夫妻公司”（即股东仅为夫妻二人的公司）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在离婚案件中对这类“夫妻公司”的财产如何分割，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并不统一，各种观点也完全迥异，确有进行探讨、研究之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后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公司法》对于股东身份无限制性规定，故夫妻双方作为股东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离婚案件中否定“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没有法律依据。工商登记中载明的夫妻投资比例并不能绝对等同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工商登记所载明的事项只是设立公司时形式上的需要，则应按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去片是。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夫妻公司”的问题时，既要以《婚姻法》为依据，又要兼顾《公司法》中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用一方的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夫妻公司”，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均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二十、复转军人与安置单位之间就安置问题发生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问题的提出]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院审理的李某某等10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劳动争议纠纷上诉一案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主要案情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男，汉族，1979年11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某，男，回族，1978年5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褚某某，男，汉族，1979年5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汉族，1979年9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某，男，汉族，1979年12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某，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某某，男，汉族，1978年2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桑某，男，汉族，1980年8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某，男，回族，1977年4月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住所地：亳州市谯城区文帝路。

上诉人李某某等人系1999—2000年冬季退伍士兵，退伍后，先后被亳州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分配至被上诉人亳州市烟草专卖局进行安置。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根据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皖烟劳（2000）294号文件精神在2000年7月决定，从2000年起所接受的退伍士兵全部安排在所属的多种经营企业工作，工资和奖金介于正式工和集工之间。包括本案上诉人李某某等10人在内的21名退伍军人在得知此情况后，表示不满，认为其应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机关订立劳动合同而不愿与其所属二级企业即多种经营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且工资待遇应和国有正式工相同。为此，还集体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烟草专卖局上访。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为解决上述人员的生活困难，遂临时安排上述人员在局机关所属的稽查队工作。

在双方当事人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2002年8月29日，李某某等21人向亳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02年10月11日，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毫州市烟草专卖局应与李某某等21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为其交纳社会保险费及补发工资差额263，124元，支付工资损失65，637元。该裁决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后，毫州市烟草专卖局表示不服，于2002年10月29日向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没有与李某某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及补交社保费、补发工资、支付工资损失赔偿费、补发各项福利的义务。原审法院受理后，除徐某某及本案上诉人以外的其他10人已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下属的多种经营企业亳州市安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军区皖政（2002）17号《关于做好1999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规定：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不分所有制性质和组织形式，都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置退役士兵的义务，……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积极探索指令性安置计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途径，……对到非国有经济单位就业的士兵，接收单位除确保其享受本单位“同工种、同岗位、同工龄”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外，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保证他们在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及住房等方面，与本单位职工享有同等待遇，要引导和鼓励符合就业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军区皖政（2001）22号《关于做好2000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也有与前述文件相同或类似的规定。

2000年7月5日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皖烟劳（2000）294号《关于接收安置城镇退役士兵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

一、鉴于从现在起烟草主业要逐步大量减少用人，承担艰巨的人员分流任务，决定从2000年起，我省烟草系统接收安置的城镇退役士兵（含系统内职工子女），安排到所属的多种经营企业工作。

二、安置到多种经营企业工作的城镇退役士兵的身份按接收的多种经营企业的性质来确定，其工资水平、福利待遇、保险由接收单位自主确定，按接收单位的规定执行……。

2000年9月22日，安徽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在接待同样对安置不满而上访的凤阳县退伍士兵时，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其主要内容是：

一、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对退伍士兵安置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接收和安置12名退伍士兵到蚌埠烟叶复烤厂下属集体所有制企业，符合国务院、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

二、12名退伍士兵每人每月收入不少于400元。

三、退伍士兵转变择业观，服从分配，逾期半年不到单位报到，取消安置资格。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将该会议纪要转发至全省烟草系统各单位。

2003年1月19日，安徽省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针对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关于本案中退伍军人安置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以皖民安字（2003）2号文件答复：保障退役士兵第一次就业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职责和义务。其就业形式应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人机制确定；安置部门开具到系统主管单位的分配行政介绍信，并非安置在系统主管单位，而是由系统主管单位根据本系统单位的用工情况再分配落实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04年7月5日对本案进行了讨论，一致同意作者就本案提出的分析处理意见，认为：李某某等10人在亳州市烟草专卖局稽查队工作期间，因工资福利待遇与该局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李某某等10人因安置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根据这一意见，2004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以（2004）民一他字第15号函答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如下：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李向阳等十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据你院报告查明的事实：李向阳等人为退伍士兵安置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发生争议，并集体到有关部门上访，该局为解决李向阳等人的生活困难遂临时安排其在局机关所属的稽查队工作。此后，李向阳等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请求裁决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支付其在稽查队工作期间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经研究认为：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国务院《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的规定，安置单位与退伍义务兵就安置问题建立的关系是安置与被安置的关系，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7条规定的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建立的劳动关系，双方发生的争议是安置争议，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调整的劳动争议。如果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将李向阳等人临时安排在稽查队工作，不是对他们的安置，当然不发生与之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认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李向阳等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的安置争议，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条件。

2、李向阳等人就其被临时安排在稽查队工作期间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发生争议，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1条第（2）项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裁决后，当事人依法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二

十一、责任保险中第三人是否享有独立请求权

[问题的提出]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依照责任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按照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按照保险单约定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因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受损失为目的，又被称之为第三人保险或者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保险的给付，与第三者的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国《保险法》第50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在理解和适用该法条时，对受害人（责任保险合同的第三人）能否直接请求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存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研究，多数人认为，根据《保险法》第49条之规定，责任保险中的受害第三人作为合法的请求权人在被保险人未及时支付赔偿费用时，可以依据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

 案件：买房人要求卖房人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案件，双方于2002年即已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房屋已经交付，但是卖房人至今未履行房屋过户登记义务。故此，买房人希望能够通过诉讼强制其履行该义务。由此引发一个问题：买房人要求卖房人办理协助房屋过户手续，是否受2年诉讼时效的限制？

目前，法院审判实践一般都不适用诉讼时效。根据笔者的归纳，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认为该请求权具有物权性质，不是诉讼时效的客体。《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疑难案件问答》中的倾向性意见认为：“出卖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亦已实现对房屋的占有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移转房屋所有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2、认为房产权属登记是房产产权管理的主要行政手段，也是依法确认房地产所有权的法定手续，协助产权人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是一种法律义务，不受时间限制。

3、认为从合同的主从义务来看，在主给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从给付义务不得单独适用诉讼时效。房屋买卖合同中，业主的主给付义务是交房，过户仅是对买方物权的确认，在房屋已交付的情况下，业主不能再适用诉讼时效对过户义务抗辩。

上述三种理由都是基于理论分析，未见具体法律依据。笔者将对上述三种理由逐一分析，以揭示出这些理论是根据实践需要借用，而并非学术的推演。

1、对于理由一，将过户请求权界定为“物权请求权”，从而进一步认为不适用诉讼时效，应是最普遍的。而物权请求权的基础，一为所有权，一为占有。然而，通说认为，物权请求权的性质是为回复物权的圆满状态。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相比，具有消极性质。具体来说，该请求权可以分为：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

实际上，并非所有物权请求权都不适用诉讼时效。通说认为，除已登记的不动产之外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我国《物权法》确立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主义。既然还未进行登记，买房人就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行使“物权请求权”就没有基础了。也有从占有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然而，前述理论同样适用于因占有产生的请求权。应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物权法》第245条第二款特别规定：“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

2、对于理由二，笔者认为完全是牵强附会。我国《合同法》第135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显然，卖房人协助买房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转移房屋所有权是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我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现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商品房购买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该条例规定的购房人的法定义务，其目的是为了“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加强对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促进和保障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理由二中所称“法律义务”成了一个没有所指的空洞概念。该规定使用了“应当”，在于倡导当事人及时履行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以维护交易安全，确保如实反映房屋交易状况。该规定并未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法律规范的分类来讲，该规定只是“倡导性规范”。

因此，当事人完全可以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不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以及约定超过90日的期限。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行政机关没有权力，也没有实际措施来强制房屋买卖双方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因此，说这是“法律义务”未免牵强。

另外，这里规定的仅仅是商品房转让行为。那么，如果在二手房交易中出现类似情形，该怎么处理呢？既然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是不是卖房人就没有“法律义务”协助买房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呢？

3、对于理由三，关键问题在于确定卖房人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是其主义务还是从义务？笔者认为是主义务。

合同履行中的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是学理分类。通说认为主给付义务指合同关系中所固有、必备的、自始确定的，并能够决定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如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交付标的物、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从给付义务指依附主给付义务而存在，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履行，从而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的义务。从给付义务具有补助主给付义务功能的义务。附随义务是指在当事人之间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由双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

由于我国《物权法》区分不动产和动产，规定了各自物权变动的公示形式。不动产为登记，动产为交付占有。在房屋买卖中，如果考虑到登记的公示效力具有对世性，并且现实中存在一房二卖的情形，登记显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过户登记”也是区分房屋租赁、借用、抵押等的重要依据。因此，该“登记”是房屋买卖合同所“固有、必备、自始确定的并能够决定合同类型”。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当事人双方一般都会对“过户登记”的时限、违约责任进行详细约定。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即规定：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一定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外，该司法解释第第19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同时，该司法解释在第15条规定了“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显然，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卖房人在迟延交房和迟延办证的情形下，买房人都有合同解除权。从体系解释来看，卖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义务与交房义务相同，都是主给付义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卖房人协助办理房屋过户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三种理由均不成立。至于为什么法院敢于在该问题上忽视我国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纷纷引用未经严格论证的理论，来证成自己的结论，笔者认为这实在是经过利益考量的结果。不动产关系人们的生活甚巨。而购房人相对于开发商来说是弱者。基于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法律保护弱者的理念，因此而排除了诉讼时效的适用。

笔者认为：请求交付房屋、履行过户登记和承担违约责任均属债权请求权，没有理由不适用诉讼时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

1、实际上，对于商品房买卖来说，适用诉讼时效基本不会影响买受人利益。

一方面，卖房人不能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是因其没有达到房屋过户的条件，从而还未起算诉讼时效。

另一方面，如果出卖人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成功，因房屋产权证书不能办理，买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应当解除，出卖人应当返还房款和承担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其援引诉讼时效是以承担严格法律责任为代价的。

2、房屋价值极大，倾买受人毕生财力，办证逾期时其会多次向出卖人提出办证要求，可以引起时效多次中断。

3、房屋已经实际交付，如果买房人已经实际交付了绝大部分购房款，并且买房人一直在所购买的房屋内居住。表明其有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意思，应当可以构成向卖方人主张继续履行卖方义务，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表示，从而中断诉讼时效。

4、可以先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确认房屋所有权归买房人所有之后，再依法向房屋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

5、从立法层面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法国和德国的诉讼时效为30年，日本诉讼时效为10年，台湾诉讼时效为15年。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普通诉讼时效为2年。我国诉讼时效借鉴的是前苏联的制度。如前苏联和若干东欧国家的诉讼时效为3年。就前面的讨论来看，能够一劳永逸将问题解决的，就是将我国诉讼时效期间延长。

而另外一个思路即是，可以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即使买房人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只要买房人持续占有房屋达到若干年限，依时效制度仍然可以取得房屋所有权，从而可以行使物权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