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选择

第一篇：浅析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选择

浅析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选择

摘 要：深化行政体制的改革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制度能够及时监督政府的工作，将政府行为界定变的更加的清晰。权力清单制度成功打造出了一个透明和阳光的政府，在推进权力清单制度执行的过程中，需要建立行政机关权力清单的监督考评机制，保证权力清单的可持续性，这样以来最大程度上促进了权力清单制度的深入贯彻落实。

关键词：权力清单;政府权力;意义;路径选择;执行建议

权力清单，是指我国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使用清单的方式将政府所行使的各项职能以及相应的权限，以多样的方式向公众展示出来，让社大众知道;各级政府和政府必须完成清单上所展示出的职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清单上没有展示的权力和职能不能行使。权力清单的主要公开步骤包括：首先，进行整合各级政府、政府部门和行政人员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和权力，其次，要确保行政机关执行过程的规范化;最后需要公开政府职责权力、权限、执行流程和运行结果等一切有关政府的各个方面。

一、行政权力清单的意义

建立和完善权力清单制度，能够使政府权力的实施变得更加的制度化，使政府的权力限定变得更加的透明，建立和完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性一步，也促使了政府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的革新。

1.建设法治政府。法制政府是我国所追求的重要一项任务，法制政府的构建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法律体系基础上，将政府的权力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政府需要依据法律的要求行使各项权力，杜绝权力的滥用。我们所理解的法制政府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和限制权力的主体;二是行政权力的执行需要符合法律的要求。行政权力清单使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变得明确，使政府行政人员明确自己的权力执行范围。清单是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一个关键点，以清单的方式及时将政府权力的范围向大众公布。

2.建设廉洁政府。我国的贪污受贿情况十分的严重，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正处于潜伏期。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社会监督和举报制度的不完善，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很难被纪律检查机关所发现，简单的来说就是违法者和检查者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二，违纪的官员很好的处理了人际关系，其行为很难被揭发;三;纪律检查部门在执法的过程中受到了权力人物的阻碍。

3.建设阳光政府。政府权力执行的变得透明其实就是为了提升政府为人们服务的能力，这是建设阳光政府的需要，也是和谐政府和人民关系的要求。行政权力清单要求政府的权力范围向人们公开，其优点有两个：第一，人民可以根据权力清单来了解政府的详细权力，权力清单除了公开行政机关的权力之外，其他的都需要以权力流程表的方式进行公布，清楚的显示出政府部门所负责的职责、运行流程、办理流程和时间等，以具体的行动向社会服务。第二，人民能更好的监督政府的权力行使。

二、权力清单的路径选择及实践过程

1.行政权力流程情况分析。以北京西城区的权力流程图为例，西城区的政府在公开权力清单的基础上，制作出了两千多张的行政权力流程图，非常细致的绘制出各项的具体信息。

图一 行政处罚权力流程图

制定标准的流程图使各项权力变得更加的详细，降低了执法人员的自由空间，使行政处罚变得更加的透明和合理。

2.权责制度的建立。将每一位行政人员的权力都做到了最细化，并且将每一位行政人员的权力都公布给社会大众。在法律的基础上明确分化每一位人员的权力和职责，甚至需要细化到对每一位人员的选拔、调动、奖励和晋升等，建立起权责制度。

3.行政权力与廉政风险的结合。在完成行政权力清单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建立了廉政风险防控等级制度。在网络上所公布的行政人员的具体权力之后好需要公布此项权力的廉政风险等级。详细的廉政风险等级分为三个等级：一级是指廉政风险最大，很容易产生腐败的权力类别;二级没有一级的风险大，但是也是相对于比较容易产生腐败的权力类别;三级的风险是最小的，不是很容易产生腐败权力的类别。

三、权力清单的执行建议

1.明确权力制度要求。权力清单的公布需要的不是享有权力的政府而是根据法律规定的范围作为公开的内容，权力清单需要以法律为基准，追求权力的公正和合理。权力清单制度的主要工作内容需要有严格的清单内容制作出的流程和步骤，由于行政权力的范围很广，所以需要具体区别于不同的等级，需要严格遵守自上到下、先易后难的顺序推进。清单是一项新的制度，公开权利清单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其中的要有求很多，很多细节性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指出。

2.监督考评机制。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之后，需要建立起科学的监督考评机制，其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行政机关是不是重视这项机制;第二，行政机关是不是严格遵守这项机制，确定出自己权力的范围;第三，行政机关是不是出现隐瞒这项机制的情况。

3.保证监督持续性。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需要长时间的进行，不是一项短期内和一次性完成的工作，必须确保其监督的持续性。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权力是不断变化的。行政权力并不是一直保持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不断的变革，行政权力一直表现出的是容易变化的特点。这也就说明权力清单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权力清单随着行政权力的变化，而不断作出适应的挑战和改变。通过很多次的试点方案可以知道，一次的清单公布是很简单的，一直保持权力清单的完整性和即时性是很艰难的。所以，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必须要时刻保持动态化和持续性的特点。（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伟凯.论“权力制约协调”机制的哲学诠释[J].前沿，2011（22）：15-19

[2] 郭华生.有限政府权力界限的多维解析[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3（2）：23-25

[3] 魏琼.简政放权背景下的行政审批改革[J].政治与法律，2014（9）：12-17

[4] 程守燕.从“权利清单”到“责任清单”――对政府职能部门权限划分的思考[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3）17

第二篇：权力清单制度

权力清单制度：给行政权力打造一个制度的笼子

李 强

2014年02月19日08:28

来源：《求是》

面对浙江民营经济早发先发、资源要素禀赋先天不足的状况，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摆在历届省委、省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坚持政府自身改革先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激情与创新活力，既是浙江的成功经验，也是浙江一以贯之的自觉追求。在实践探索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是简单的“放”与“收”的问题，根本的是要形成科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行政权力与其他权力一样，天然具有扩张性，在运行中一旦偏离设置权力的本来目的，就会出现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腐败等异化现象，导致政府职能履行不到位、行政效率低下、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决定，就是为了给行政权力打造一个制度的笼子，使之科学有效运行。这个笼子以法律法规为材质，置于阳光下接受监督。

依法制权是权力清单制度的根本理念。从本质上讲，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权力是人民让渡给行政机关代为行使的那部分权力。因此，一切行政权力必须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法律法规没有授权、现实中却在行使的行政权力，概属违法。明确权力清单，就是明确非授权即禁止的原则，最大限度防止政府的越位、缺位与错位。而对于市场来说，则要明确负面清单，也就是明确非禁止即准入的原则，最大限度破除市场壁垒，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明确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是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一环。

阳光行政是权力清单制度的最大特点。既然一切权力都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为什么还要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呢？这个制度安排的关键就在“清单”二字，就在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是第一步，还要把它放到阳光下，置于群众的视线里。一方面，告诉群众政府拥有权力的数量、规模和边界。另一方面，告诉群众政府行使每一项权力的依据、流程和时限。这样就杜绝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权力异化空间，便于群众监督行政权力运行。

权责一致是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原则。权力意味着责任，行政权力应当授之有据、行之有规、错之有责。公布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也就同时公布了其责任清单。为保证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还要建立对违规用权的监督问责机制，以防止行政权力肆意膨胀、为所欲为，出现异化。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做实以下几个环节。开展政府部门职责清理。2013年，浙江省政府着眼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积极推动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选择性放权、形放实不放、明放暗收等问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如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一是在广度上做文章，就是全面梳理、评估、确定政府部门现有行政权力，做到不留死角；二是在深度上做文章，就是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法制化、长效化，走出行政权力膨胀—压缩—再膨胀的怪圈。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开展政府部门职责清理，就是做好这两篇文章的有力抓手。通过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实行减政放权，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把行政权力纳入法制的轨道公开运行，接受群众监督。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建立科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全面清权。行政权力的根本依据是法律法规，基本依托是政府部门的职能。因此，清权要对照法律法规及“三定”方案，结合工作实际、群众要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情况，认真梳理各部门及内设机构主要职能及行政权力。在清权过程中，既要摸清权力的总体情况，也要摸清每一项权力的情况；既要看权力是否合法合规，也要看权力是否合时合需；既要看权力运行的内容，也要看权力运行的程序；既要看权力运行的结果，也要看权力运行的效率；既要看权力行使，也要看责任承担。从而全面梳理出各项行政权力，掌握其法律依据、运行程序、行使效率及对应的责任。

减权放权。对梳理出来的行政权力，要具体分析。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权力，直接取消；虽有法律法规依据，但不符合改革精神和发展实际的行政权力，予以严格管理；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行使更方便有效的行政权力，一律下放给市县；可以转移给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行使的行政权力，予以转移；各部门之间相互交叉的行政权力，要统筹调整，理顺关系，防止推诿扯皮。通过分类处理，加快改变政府管得过多过泛，行政权力过于向上集中、呈倒金字塔配置的状况，保证该减该放的权坚决减到位、放到位。同时，各部门归并整合相同或相近的职责，明确应该保留、必须保留的权力，保证该管的事管住管好。

标准配权。对市、县政府的行政权力应实行标准化配置，这样有利于建立统一市场。根据浙江的经验，副省级城市，行政权力相对多些，为一档；地级市，行政权力相对少些，为一档；县一级层面，可根据情况配置经济强县、经济一般的县、纯城区、城乡混合区、实行特殊财政体制的区5个标准模板。通过标准化配置行政权力，使各市、县、区有一个基本统一的、权责一致的行政权力架构。

按图行权。对保留的行政权力，按照规范运行和便民高效的原则，着力减少运转环节，明确和强化责任，研究确定运行程序、办理期限和承办机构，编制履职流程图。履职流程图原则上按职责类别编制，但同类职责中存在关键性差异的项目单独编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程序的，依法编制流程图；没有明确规定的，按照便民原则编制。履职流程图的重点，是通过标准化管理的“刚性效应”，规范自由裁量权，防止制度在执行环节变形走样。

公开晒权。除了公开每项权力的授予依据、名称编号、办事流程、责任单位、监督电话等权力清单中的静态信息，还要实行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集行政审批、行政处罚、民意征集、效能监察为一体的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平台具备在线咨询、在线查询、在线申办、在线投诉、在线监察等功能，实现材料网上审核、环节网上流转、数据网上共享、过程网上监督。

建立健全配套制度，监督行政权力运行。权力清单明确了行政权力的法定权限和运行程序，为保证其科学有效运行创造了条件，但是防止行政权力的猛虎冲出笼子，还需建立健全以权力制约和监督为核心的配套制度，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大量减权放权后，政府更多地由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监管的任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事前审批是别人找上门，在机关看材料，鉴别把关；事中事后监管是自己走下去，到现场主动发现问题，采取措施。要通过优化流程、创新方法、建立长效机制，把事中事后监管纳入制度的轨道。

健全行政问责制度。要完善问责程序，公开问责过程，明确问责主体和对象，切实增强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根据权责对等原则确定问责事由，把行政不作为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一起纳入问责范围。加强机关问责文化建设，在行政系统内部营造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的浓厚氛围。

整合各类监督资源。监督行政权力运行光靠政府自身力量远远不够，各级政府部门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把各类监督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制度合力。针对权力清单中确认的行政权力，要全面查找廉政风险点，实施重点监控。通过建立数字监察系统，实现对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公共资源交易等行政权力运行平台的全程监督、实时监控。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权力清单一经公布就具有刚性约束力，行政部门不得擅自增加项目，行使清单之外的权力，否则就是违法，将被追责。同时，也要根据法律法规和机构职能调整情况，定期修改完善、审核公布清单，确保权力清单科学有效、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35年，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为经济大省，我们的优势始终在市场、在民间。这背后，则是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面对市场时始终秉持的自律与自警，是对健全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执著探索。1999年7月，浙江启动省级政府部门审批制度改革试点；1999年9月，上虞成立全国第一家行政服务中心；2002年12月，温州启动政府效能革命；2008年7月，富阳开展以“清权、减权、制权”为核心内容的权力革命。现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则是这种探索的延续和深化。这项新的探索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行政权力运行体系，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现代政府，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第三篇：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路径构建

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路径构建

【摘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职权法定的必然要求，是建设法治政府、透明政府的重要举措。行政权力法律依据的具体要求为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构建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现路径，要明确权力清单不等于依清单行政，统一行政权力事项标准，统一法律依据，建立权力清单的动态管理机制，重点推进镇、街的行政职权清理。

【关键词】权力清单 法治政府 事项标准 动态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法治政府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及价值分析

地方推行政府权力清单的实践梳理。有关权力清单的内涵目前尚无统一的含义。有学者指出，权力清单是“把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所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①。《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将权力清单制度界定为：“将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对应的责任等，以清单形式明确列示出来，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②。权力清单内涵的表述方式各异，但其蕴含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其一，清单为权力清单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即行政权力在梳理、科学归类后以清单为载体，列单明细，对外公布。其二，权力清单的内容应包括行政职权、行使依据、主体及办理流程等。

从实践层面看，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试点、实践早在2005年业已展开。2005年，河北省邯郸市率先晒出市长权力清单，明确市长拥有93项法定权力。③这一举措对全国推行权力清单具有示范意义。2013年西城区作为北京市唯一的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单位，开通“西城区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网”，对区县一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展开清理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权力清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展开。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颁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为全国范围内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提供了统一模板和具体操作方式。

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价值。第一，职权法定的必然要求。法治政府要求行政权力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包括行政权力的来源法定、行政权力的运行法定、行政权力的救济法定。其中，职权法定是运行法定和救济法定的前提和基础。实践中，许多行政机关对本机关所拥有、掌握的行政权力及其行使依据并不清楚。行政权力边界的模糊导致出现各行政机关职权交叉、互相推诿的局面，严重影响行政权力运行的效能。通过行政职权清理和权力清单制定，梳理、厘清各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便于今后行政机关对照权力清单，秉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依法行政。此外，有权必有责，权力清单中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有规定。如果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权力，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权力清单制度将行政权力及权力运行流程图向社会公开，通过“晒权力家底”的方式，公开行政权力的名称、编码、类型、法律依据、实施主体、办理程序、监督方式等内容。权力清单一般通过网络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实行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接受公众监督。权力清单制度集中体现了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要求，成功实现将权力关进了透明的制度笼子中，为权力套上了“紧箍咒”。

第三，有利于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是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制定权力清单，对权力进行削减、下放、整合，是简政放权的必然要求。权力清单的制定过程要求遵循“职权法定”原则，对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权力予以取消；对宜于由下级政府和部门进行管理的事项，原则上应当将权力下放；权力清单制度为行政审批制度等多项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新的契机，有效实现以政府权力的“减”换取市场活力的“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三单”构成一个整体，共同为激发市场活力保驾护航。负面清单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企业不该做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共同为政府权力扎篱笆，通过明确政府职责和相关责任主体，推进政府简政放权以及政府职能转变④。概言之，行政职权清理工作有利于简政放权，充分体现了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是有效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良方。

有关行政权力法律依据的具体要求

形式不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行政行为合法要件之一。如果在权力清单清理中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不正确，未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援引了错误的法条，将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在清理过程中，形式不合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法的名称表述错误、法条表述错误等情形。

第一，法的名称表述错误。在清理过程中，常遇到法的名称错误的情形。如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的“生物”两字漏掉，而误写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将《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误写为《劳动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二，法条表述错误。在法律已进行部分修改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因未及时更新，会出现错误援引旧法条的情形。如未引用新法的第十五条，而依然沿用旧法的第十条；法条表述未精确到条、款。《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未标明“第一款”，而仅列明第二十八条。

实质不合法。第一，法律冲突。在我国，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的位阶高于法规和规章。纵向而言，下一位阶的法不得与上位阶法相抵触。横向而言，同一位阶的法之间不能相互冲突。在职权清理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两种法律冲突，亟需解决。

一是上、下位阶的法律冲突。以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的相关法律依据为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为行政法规，《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为部门规章，下位阶的部门规章不得与上位阶的地方性法规相冲突。按照《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工程监理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的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依据《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第十九条，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强制性标准规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冲突的情形将造成执法过程中法律适用的困惑。该问题在区住建委进行职权清理时无法得到解决，应当通过相关程序递交有权机关予以处理。

二是同一位阶的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同样以上述两部法规为例，二者处于同一法律位阶，但二者针对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事项的法律依据存在明显的抵触：若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要“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而依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要“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一位阶的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将造成行政执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难题。

第二，将未对外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权力的依据。行政权力的法律依据应当对外公布。规范性文件制定后应当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公开。不为公众所知悉、未对外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权力行使的依据。如某市印发的《房改房售房备案工作规范（试行）》和《房改房权属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因未对外公布，故不能作为行政职权的依据。

第三，规范性文件违法为相对人增设义务。规范性文件不得在没有上位法的依据时，为相对人增设义务或者剥夺其权益。以行政征收为例，为确保相对人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政征收行为的侵害，应遵循征收法定原则。没有法律依据，擅自决定征收的行为，有违行政法治原则。

构建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现路径

明确权力清单不等于依清单行政。有学者提出“清单之外无权力”的观点，即“权力清单意味着不在清单之上的权力不能行使，即凡未列入清单的权力，行政机关均不得行使”⑤。该观点将权力清单与依清单行政等同，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诚然，权力清单对于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凡是列入权力清单的行政权力，行政机关应当严格遵守法律依据、法定程序来行使该职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权力清单之外就没有行政权力。主要理由如下：一是权力清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尚无法律层面的依据；二是权力清单不具有强制力；三是“清单之外无权力”无法反映出服务行政理念。

统一行政权力事项标准。权力清单是行政权力的表现形式，是将作为整体的行政权力进行分解、归类，细化为单一的行政职权事项。权力清理工作应当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然而目前权力清单的标准不统一，导致同一区域内同一层级政府部门的权力事项千差万别。这种差异会使公众对权力清单的合法性、合理性产生质疑，进而影响其公信力。各省、市以及上、下级政府应保持统一的分类标准。建议已经完成权力清单制定的部门按照此要求进行清理或修改，以保证法治的统一性。在理论上，要进一步研究行政行为类型化，为权力清单清理提供理论支撑。

统一法律依据，明确给付行政的法律依据应包括规范性文件。权力清单制定过程中，同一行政权力事项的法律依据应当相同，此乃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而在实践过程中，各地有关法律依据的标准尺度不一。有的地方将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作为法律依据；而有的地方，规范性文件也可以作为法律依据。笔者认为，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比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其设定权和实施权，应当从其法律规定。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行政行为，则应当从行政行为的性质出发进行分析。侵益性行为是剥夺相对人权益或者对相对人苛以义务的行为，须有法律的授权，规范性文件不能设定侵益行政行为。给付行政又称受益行政，与侵益行政相对应，是“通过供给、保障以及资助等方式使行政相对人获得某种利益”⑥。有学者认为；“在法治的条件下，给付行政必须受法律保留的支配”。⑦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伴随着服务行政的发展，政府不再满足于守夜者的角色，而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为公民谋福祉。各地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尽相同，其所提供的给付行政的种类、范围也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例如北京市与甘肃省对同一行为的行政奖励的金额不同。在我国现阶段，给付行政尚无法实现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规范性文件可以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做出给付行政。笔者认为，在行政职权清理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给付行政的法律依据除了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外，可以包括规范性文件。

建立权力清单的动态管理机制。权力清单仅为行政权力的形式载体，是行政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权力清单的公布，解决的是行政权力“列单明细”的问题。权力清单应当随着行政权变迁而不断变化，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实有必要。权力清单的内容应随着法律的立、改、废或者行政机构的调整而相应变化。一是因法律的立、改、废，权力清单需要相应调整。在该部门在进行职权清理时，某部法律合法有效，但是在权力清单公布后新法生效，旧法随着废止，这时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对权力清单进行调整。二是因机构和职能调整而需对权力清单进行调整。行政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是我国“大部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旨在破解各部门之间职能交叉不清、互相推诿等痼疾。因实施主体职能调整，需要增加或者减少行政权力的，应依据动态管理机制进行相应调整。三是行政权力取消。新公共管理运动要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有些行政权力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而逐渐取消，演变成社会权力。这时，权力清单的内容亦应随着调整。四是上级人民政府下放行政权力，需要对应承接。这时上级政府的行政权力转移、下放给下级政府，两级政府权力清单的内容都应当相应做出调整。综上所述，权力清单工作并非一劳永逸，应当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及时更新，查漏补缺。

重点推进镇、街行政职权清理。我国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乡（镇）四级。我国实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的乡镇和派出机关的街道办事处因直接与公民打交道，承载了大量的行政职能，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权力清理是清单制度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关乎该制度建设的成败。经笔者统计，省、市、县三级权力清理的速度远比乡镇要快。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权力清单制度主要倚赖自上而下的推动，乡、镇一级尚未全面铺开启动该项工作；二是镇、街的权力形式更为复杂，既有行政权力又有公共服务项目，很多行政职权的性质亟待予以统一界定。如发放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的特别扶助金的初审、发放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别扶助金的初审等事项都掌握在镇、街手中。这些事项的初审结果与相对人的权益休戚相关。该初审权应当定性为便民服务事项还是行政许可的初审权，各地区做法不一。笔者认为，该行为如何定性，取决于镇、街的初审权是实质的审核还是仅负责材料的转移递交。如果镇、街仅负责将行政相对人的材料移交给相关部门，并未进行实质审核，则该项权力系受委托行使职权，其责任归属为受委托部门；如果相对人对其初审决定不服，应当以具有该项职能的工作部门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或者行政诉讼被告。如果镇、街进行实质审核，则属于行政许可权的组成部分。此种情形中，镇、街的审核行为直接影响到相对人权益，应以镇、街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或者被告。未来，应当将镇、街行政职权清理工作作为重点内容予以推荐。

综上所述，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推行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的重要措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回应，对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促进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未来，要加强顶层设计，实现权力清单制度的制度化、法治化。

（作者为河北大学国家治理法治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法治河北实现路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B15FX046）

【注释】

①柳霞：“权力清单制度：将权力关入透明的制度之笼”，《光明日报》，2014年1月17日。

②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3/24/c_1114749180.htm.③“反思巨贪案：国内首份市长‘权力清单’邯郸出炉”，《南方周末》，2005年8月26日。

④郭金超：“李克强详解三张施政‘清单’：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人民网，2014年11月10日。

⑤杨伟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意义和落实”，《中国法律》，2014年第1期。

⑥⑦黄学贤：“给付行政适用法律保留原则若干问题探讨”，《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

⑧安徽省阜阳市编办：“安徽省阜阳市全面完成乡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建设工作”，2015年7月3日。

责编 /丰家卫（实习）

第四篇：＊＊学校权力清单制度

田家寨学校权力清单制度

一、制度概述

所谓权力清单，就是把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学校清单制度即将学校各部门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它着眼于依法优化和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致力于形成权责清晰、程序严密、运行公开、监督有效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以切实有效地解决权力运行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相互推诿、监管缺位、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突出问题。

二、制度关键

清理

强调清理，是因为各级政府所掌握的权力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中央一再推动简政放权，就是要将地方政府手中不必要的权力削减掉。政府不是万能的，不能包办一切事务。

透明

没有透明度，权力就会处在混沌状态，对权力的监督也无从谈起。权力的公开当为普遍原则，不公开应是例外。凡是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公共权力，理应都在强制公开之列，接受民众监督。

执行

当权力清单制度逐步建立，当权力运行的程序、环节、过程、责任逐渐规范，这个时候，就应该强调可执行、可问责。执行到位与否，关乎权力清单制度最终的成效。

二、制度意义

权力清单有利于推进法治建设，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清单对各项权力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权力越界行为有了规范、制约、监督、查办、惩处的标准，有效减少了各种权力越界行为，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也给各种社会行为留下了足够活动空间，权力清单以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强调行政权力配置的科学性和行政权力运行流程的规范性，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与效率。

权力清单可以对各职能部门和不同岗位的职权与责任进行明确界定，对政务流程进行合理的标准化，有助于构建权责统一、清晰具体、密切协同且无交叉的权责体系和程序化、法制化的权力运行流程，提高行政管理的水平与效率。

权力清单致力于制度性授权，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能。权力清单是一种制度性授权，对事务的办理流程、相关的法律依据、需要提交的证据材料、岗位的权责范围以及奖惩措施等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可以改变我国政府部门内部管理财政控制加权威影响的粗放式模式，加强对实际工作的规划和指导，促使公职人员的工作作风和政府工作效能产生质的飞跃。

权力清单有利于加强社会监督，遏制滥用职权行为。我国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抽象化、不具体，使制度机制形同虚设，相关的监督主体无处着力。推出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将会使监督主体有了明确的监督方向与具体内容，确保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五篇：权力清单制度

权力清单制度迎难而进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法治政府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新要求

近年来，“权力清单制度”快速进入公众的视野。

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指出，“梳理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职权，公布权责清单，规范行政裁量权，明确责任主体和权力运行流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按照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部署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的要求，中央政府在建立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制度上作出表率。

今年3月，国务院审改办公开了国务院60个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共计1235项。按照国务院要求，各部门不得在清单之外实施行政审批。

地方政府及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也在加快推行。2011年8月，湖北省在全国率先晒出权力清单，分部门自行清理、专班审核确认、权力流程再造、权力对外公开等阶段有序推进。今年5月21日，广东省政府公布了该省政府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以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目录。其中，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涉及46个省直部门的694项行政审批事项。

可以预计，未来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即将提速。在此改革进程中，弄清“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与外延，理顺政府及其部门职权关系，破解难题，十分重要。

“行政权力”是法定的

行政权力是指国家管理行政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而行政机关的职权，则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具体法律表现形式。它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管理的事项；二是政府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需要进行的事项。

行政权力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在维护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能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行政权力是对社会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一种支配力量，如果不对其作必要的限制和规范，则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消极作用。

我国行政权力不同于实行三权分立制的西方国家。它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要受制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

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对国家事务、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领导与行政权力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法学界通常认为，行政机关的职权，必须依法律、法规，特别是行政组织法来设定，非依法律、法规不能设定或变更，即实行行政机关职权设定的“法定主义”。

在我国，行政职权也必须符合法定原则，即行政机关的职权的设定，应当有法定依据，主要是宪法和组织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法规性文件(如“三定规定”)等。

按照依法行政的基本原理，各级政府和部门实施行政管理、开展行政执法、提供行政服务，都应在法定范围内进行。但由于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广泛性、复杂性，权力范围模糊和多变性，给权力行使带来困难，容易出现滥用或超越职权、失职、缺位、错位等问题。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使职权法定、边界清晰、主体明确、运行公开，这是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法治政府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新要求。

准确理解“权力清单制度”

权力清单包括政府权力清单和部门权力清单。所谓权力清单制度，是指政府及其部门或其他主体在对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梳理基础上，将职权目录、实施主体、相关法律依据、具体办理流程等以清

单方式进行列举和图解，并公之于众；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依法律、法规、规章及其清单进行，实行“法无授权不可为”。

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及其部门以“清权、确权、配权、晒权和制权”为核心内容的权力革命，其实质是给行政职权打造一个透明的制度笼子，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基本依据，也为企业、公民提供便利条件。它类似于一种办事指南、行政规程或项目手册，目的在于厘清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方便社会公众。

权力清单制度要求明确责任主体。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关于“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的规定，行政职权除由行政机关行使外，还可以由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行政机关授权或委托组织行使。

权力清单制度要求界定职权范围。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就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相关问题答疑》，主要执法职责分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等。

权力清单内的行政职权比行政执法权范围更广，主要是权力行使主体对外行使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权力或活动，大致分为行政执法类、行政管理类、指导服务类和其他四类。

其中，行政执法类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命令、行政检查、行政奖励、行政补偿、行政执行、行

政征用、行政征购、行政征收、行政规划等；行政管理类包括行政监督、行政救助、行政给付、应急处置、政府采购等；指导服务类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允诺等。

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将行政决策也列入行政权力清单，似应归为行政管理类。由于国务院已决定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因此权力清单范围不包括“非许可行政审批”。

此外，权力清单制度还要求公布权责清单、明确运行流程。理顺政府及其部门职权关系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需要理顺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职权关系，解决职权交叉、多头管理、多层执法等问题。

政府职权，主要是执行、管理、服务，办理授权或交办事项等；政府部门，行使经济、教科文卫体、资源环保、城乡建设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司法行政、监察、计生等部门管理职责，但涉及政府部门的工作方针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向本级政府请示或报告，由本级政府决定；涉及政府全面工作或跨部门的职权应由本级政府负责。

同时，有些法律规定了政府、政府部门以及部门之间的职权关系。如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各级政府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职权或责任，以及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或经人民政府

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等处罚权。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定规定”界定了相关部门的职权，这为理顺部门间的职权关系提供了依据。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也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关系。地方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行政工作，但外交、国防、海关等涉及国家主权的事项，金融、国税、外汇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事项，以及海洋、流域管理等跨行政区域的全国性事务，由中央政府管理。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保、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

按照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的要求，2014年国务院决定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

按照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要根据事务的性质、范围、管理的效率和经济性、公正性等因素，突出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重点。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还涉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职权关系。按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要求，地方政府要做好国务院和上级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的承接工作；市场监管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由市县政府负责；省级政府主要负责维护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以及对下级政府在市场监管方面的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

在探索中破解难题

作为一项新鲜事物，各地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和探索才能破解。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使行政权的来源具有法律依据。同时，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还要符合精简、统一、效能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化，行政权力应依据职能配置的要求和精简的原则确定。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要由中央统一领导，发挥地方积极性，并服务于提高政府效能的目标。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首先要“清权”(梳理政府及部门职责)；其次要“确权”(编制权力目录和运行流程图)；其三要“配权”(对现有权力进行调整、优化权力流程)；其四要“晒权”(公开权力清单和流程)；其五要“制权”(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清单，可由本级政府提出，经上一级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后，报上一级政府批准；其中，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清单，还应当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由本级政府部门提出，经本级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后，报本级政府批准。

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进程中，还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定变统一”，即坚持职权法定原则，将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定规定”等作为行政职权的依据，同时完善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规定和制度。

二是“点面结合”，既全面清理又突出重点，特别是要把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

三是“权责一致”，按照这一要求，在确立职权的同时要明确承担责任的主体。

四是“动静平衡”，建立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动态调整机制，及时调整行政权力事项、优化权力运行流程，同时适当保持相对稳定性。

五是“上下联动”，一方面及时出台中央文件，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和宏观指导；另一方面鼓励基层探索创新，地方特别是省级和较大的市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方面应有一定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