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互联网舆情热点事件大盘点暨2016年网络舆情形势研判报告（五篇范例）

第一篇：2015年中国互联网舆情热点事件大盘点暨2016年网络舆情形势研判报告

2015年中国互联网舆情热点事件大盘点暨2016年网络舆情形势研判报告

2016-01-13编者按：仿佛就在一瞬间，2015将至年末，成为过去。回顾这一年的中国互联网舆情走势，相比2014，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舆情态势，形势也愈发严峻。作为一名一直致力于网络舆情观察的基层，谨以此文，献给这一年的中国互联网。同时，附上贫猫对各起事件的点评，敬请多指正。

一、上海外滩踩踏事件

舆情概况：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正值元旦跨年活动，很多游客市民聚集在上海外滩迎接新年，因上海市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通往黄浦江观景平台的人行通道阶梯处底部有人失衡跌倒，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拥挤踩踏事件发生，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

舆情盘点：事件发生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因其“平民化”、“交互性”等低门槛传播特点成为舆情主要的传播媒介，之后随着@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介入而迅速成为全国热点舆情事件。与此同时，伴随着#上海外滩踩踏事故#这一类微博话题的不断涌现，舆情出现第一波发酵，阅读量更是呈几何级增长。随着事件具体处置的进展，以财新网、新京报为代表的南方系媒体开始介入深度评论，由此产生第二波舆情高峰，围绕“上海官方有无应急预案”、“事故发生还有何原因”等话题引发的观点交锋逐渐汇成这波舆情高峰的主流。通过对整个舆情走势的剖析，发现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点：一是迎接新年的喜庆与踩踏事件本身的情感消极形成的巨大情感反差是事件在发生后迅速发酵成全国舆情热点的主要原因；二是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为代表央视主流媒体报道更侧重于事件本身的事实描述，而以财新网、新京报为代表财经系媒体则趋向于评论的延伸性解读，两者形成的传播焦点差异化，使得整个舆情事件的发酵更快、更高热。事实上，媒体对事件的解读往往取决于其天然立场，因财经系媒体在深度评论解读中夹带了太多的资本立场直接导致其备受公众质疑；三是哈尔滨大火的突发影响了踩踏事件的后舆情发展曲线，使得事件在整个舆情发展走势图上出现了特有的连贯断裂现象。

老猫点评：南方系的深度介入和炒作，拉开了2015年网络舆论战的序幕

二、哈尔滨仓库大火事故

舆情概况：2015年1月2日13时14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古头道街的北方南勋陶瓷大市场的三层仓库起火，过火面积1.1万平方米，事故造成5名消防员遇难、14人受伤。

舆情盘点：因受两日前上海踩踏事故的舆情影响，哈尔滨大火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通过对这起火灾事故的舆情观察及分析，发现哈尔滨官方普遍存在“舆情意识缺乏”、“应对不接网气”、“读不懂网络情绪”、“只唯上不唯下”的应对短板，这些都使其饱受舆论诟病，甚至引发次生舆情灾害。首先是哈尔滨官方发布主体选择错误。但凡重大事故，网络权威发布的主体都该是一个地区的党委宣传部门，因为唯有@哈尔滨发布 这样的地区宣传发布类平台，才具有对事故信息统筹、协调的再分配功能，选择@平安哈尔滨这样一个分管业务的职能类官方微博去发布横跨多部门的事故信息，难免会出现对“本部门职责内信息的过度强化，部门外信息却三缄其口”的发布尴尬，信息源的发布不对称由此可见一斑；其次是大篇幅的领导重视让哈尔滨官方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话语主动权。不过500来字的发布通稿，竟出现多达200多字的领导重视篇幅，不得不引起众多地方官方的深入反思，要知道在网络中体制内人员只占有非常小的数量比例；再次就是夸大细节，拒不认错的态度引爆了第二波舆情高峰。随后被澎拜新闻冠以“领导疑穿万元羽绒服”的眼球标题，舆情搭车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显现。

老猫点评：哈尔滨官方微博不懂网络舆情，只不过是各级各地官方微博主管人员及小编无知无畏的一个缩影。

三、新四军假借条事件。

舆情概况：从2014年11月开始，新四军借条的舆论**就没断过，1月23日，鉴定结果出炉：因该借条空白处内容用当代圆珠笔填写，借条用印为当代化学印油，借条中简化字多次出现，故该借条为假借条。

舆情盘点：2014年11月，新京报刊登题为《河南村民要求政府兑现新四军68年前3万元借条》将事件带入舆情**，对我党新四军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如今鉴定结果出炉，造假板上钉钉，但为新四军正名的报道却少得可怜，与之前部分财经系媒体使劲推送的舆论场面形成巨大反差，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讽刺。与部分媒体报道的偏向性相比，网民反应却值得欣慰，越来越多的网民已不再轻易相信媒体报道与观点，而会将报道本身进行常识性过滤，并提出质疑和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点在此舆情表现中异常明显。

老猫点评：新某报、财某网与人某网等媒体，在这起假借条事件的持续炒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用心不言自喻。抹黑军队一直以来是某些媒体与网络公知的主要话题。

四、深圳娃娃鱼事件。

舆情概况：2015年1月21日，南方都市报3名记者对深圳东湖水库明珠海鲜山庄暗访，发现多名深圳官员在里面用公款消费野生保护动物娃娃鱼，当记者亮明身份后，遭到了其中一名官员殴打，事发后南方都市报对此事件进行连续轰炸性报道，使事件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舆情盘点：事件因一起聚餐而起，却没随着聚餐结束而完结，一场浩浩荡荡的舆情**由此展开，虽然最后以深圳东深公安分局局长王远平被免职，同时给予行政记大过，东深派出所所长陈川舟被行政记过处分而收尾。但舆情走向却并不朝着深圳公安局管理层预想的方向发展，网民开始围绕“一个退休的老警察请一些旧同事吃饭怎么了”，“娃娃鱼是人工养殖的”，“人均190元，且都是自己掏钱”、“记者标题决口不提野生还是养殖、一个人打记者还是群殴记者”，“打人不对，但为何打人呢？”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反问，开始将舆情矛头转向深圳市公安局，不少网民指责其有为平息记者怒火，不惜伤害基层民警感情之嫌。这种舆情表现很大程度反映出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对某些媒体记者过于放大自己权力表现出不满情绪。

老猫点评：又是南方系与南方公安机关的一场肉搏战。从情报的精确获取，到照片的精心处理，再到新闻的精心炒作，在专业媒体的攻击下，深圳公安不打败仗就奇怪了。伊拉克战争，为何美军要先摧毁萨达姆的雷达与防空？

五、叙岚求是网评论文章**事件

舆情概况：2015年1月24日，求是网刊发评论文章《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文章经澎拜新闻篡改标题以“求是点名贺卫方、陈丹青”基调传播扩散后，引发舆情持续发酵，掀起关于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争辩。

舆情盘点：许多人直至现在依然不太明白，一篇评论文章何以会掀起如此舆情波澜，投稿、发表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事实上，任何舆情事件发酵都有其内在原因，求是文章**当然也不例外，主要由以下几方面：一是高校领域的意识形态思想本就相对自由，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并未受到足够重视，部分高校已成为意识形态沦陷的重灾区；二是自习总书记“819”讲话将意识形态放到党的极端重要位置后，高校内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得到了明显限制；三是作者宣传部门的身份令一些人感到是一种信号的释放；四是求是网中共中央机关党刊网站的权威身份；五是澎拜新闻等部分媒体截取其中举例成分来制造整篇文章都在点名批判个人的眼球点；六是贺卫方、陈丹青本就是公知群体中妄图以西式民主颠覆中共政权的代表人物。这六点内因足以让这起事件迅速成为全国舆情，进而引起公知大V群体的疯狂围攻，用意也较为明显，希望借此继续独揽网络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老猫点评：疯狂围攻，人肉信息，定点拔除，设置话题污名化，威胁恐吓，这已经成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模式。

六、柴静雾霾事件

舆情概况：2015年2月28日，昔日央视节目主持人柴静一部记录中国雾霾的片子开始疯传于中国互联网，片子被各大视频网站竞相转载，由此在网络中掀起了一股质疑中国环境、社会、体制的高热舆情。

舆情盘点：这部片子之前，一些为高层管理者提供舆情内参的国字号舆情分析机构都对今年的网络舆论形势报以乐观态度，认为经过这两年的网络管理和干预，舆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前景形势已然一片大好。但这部片子所掀起的舆情颠覆犹如一道惊雷，除了响当当的“打脸”之外，也预示着这一年的舆情形势可能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美好”。雾霾是整部片子的引子，更是当下每一位老百姓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片子以雾霾入手，却并未顺着雾霾走，“全盘宣扬私有化”取代雾霾成为片子最重要的目的主线，最后那不起眼的“福特民主基金会”更是有如暗夜里的幽灵让这部片子变得不再单纯。从舆情角度来看，这更像一个舆情宣言，宣告着今年的舆情颠覆会更接“地气”，会打着与老百姓粘合度更高的民生类问题做文章，食品、医疗、化工、涉警、城管等都将成为今后舆情颠覆的重点照顾对象，事实也证明了后续的发展的确如此。

老猫点评：一个基本不设防的周末，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打着民生、环保的幌子，以美国某基金为支撑的一场攻势悄无声势地开始了。这是颜seGM的预演。这场网络战役中，对方并未用足全力，而中国这一方的防御阵地与实力已经被对手摸清了。

七、毕福剑视频事件

舆情概况：2015年4月6日，一段关于毕福剑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毕福剑以侮辱已故领袖的方式唱着经典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由此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舆情盘点：“饭桌上的戏言”、“对开国领袖无底线的侮辱”、“央视主持人的特殊身份定位”、“偷拍行为是否也有突破日常伦理之嫌”等等都让这起**能在瞬间席卷全国，成为关注焦点。纵观事件的舆情走势，有几个点值得关注和分析：一是为何舆论一改之前对污蔑开国领袖言论的隐忍立场，掀起了一股对毕福剑的“口诛笔伐”；二是偷拍者其偷拍行为虽然也被公众谴责，但为何没能减少谴责毕福剑的声音；三是央视受其“牵连”，名誉俱损，是否与其长久以来的管理不力有关；这三点足以说明了2015中国网络舆论一个很明显变化，那就是曾以发表诋毁开国领袖和英雄人物搏出位占据舆论话语权的公知大V已开始引发民意反感，网上民意的真实度开始凸显，舆论话语权逐渐从“意见领袖”开始剥离，相应的网上舆情走势曲线也更接近于其该有的舆论体现。

老猫点评：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精心设置的局。毕山雕只不过是充当了道具，最后成为炮灰。那些导演们事后还若无其事、贼喊捉贼地责问是谁拍摄和泄露了私人场合的谈论。老毕事件，撕裂的是社会的基层民众的信念，暴露的是包括央视在内的众多媒体舆情的政治意识淡泊。

八、加多宝事件

舆情概况：2015年4月16日，加多宝在其“多谢活动”中重点感谢了作业本，其在官微中写道：“多谢作业本，恭喜您与烧烤齐名。作为凉茶，我们力挺你成为烧烤摊CEO，开店十万罐，说到做到。”随后，@作业本转发了该微博，并称：“多谢你这十万罐，我一定会开烧烤店，只是没定在哪天，反正在此留言者，进店就是免费喝。”广大网友立即发现，2013年@作业本曾在微博上戏谑已故英雄邱少云“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们拒绝为半面熟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的烤肉较好。”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网上更是掀起了一股“抵制加多宝热”，众多网民纷纷响应。以共青团中央、共青团福建省委、浙江团省委、南平团市委为代表的共青团官博首先发声，谴责这种利用侮辱革命先烈进行无底线营销的行为，中国青年网更是以六评加多宝的专题评论形式将加多宝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舆情盘点：加多宝事件的舆情走势更像是社会民众对长期以来在网络上肆意污蔑革命先烈的情绪反感，尽管加多宝动用了与其达成合作的媒体平台为其立场辩护，众多都市类媒体口径高度一致的洗地立场也成为一道有意思的高级“水军”展示风景线，不仅如此，加多宝甚至还利用关系动用行政干预将@共青团中央 的官博限制转发，但这些处置措施非但没能起到舆情降温的效果，反而引发更大的次生舆情灾害，积攒多年的舆论公信力再受重创。与此相反，以@共青团中央 为代表的团系官博却因在加多宝事件中敢于发声、敢于表明立场的表现，赢得了不少中间网民的支持。

老猫点评：共青团中央在2015年的舆论场多次优异的表现，不但让众多网民看到了希望，也让公知及无良媒体恨之入骨。加多宝事件，看似商业营销，实质就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无论是作业本背后的大佬，还是为加多宝排队做广告的早报晚报快报都市报，无不显现出各级宣传部门工作重心的偏移和政治上的麻木不仁。

九、庆安枪案

舆情概况：5月2日12时许，黑龙江绥化市庆安县火车站候车厅，因涉嫌暴力袭警的徐纯合被执勤铁路民警李乐斌开枪击倒当场死亡，事件传开后，公众围绕“是否符合开枪条件”、“徐纯合与李乐斌的身份背景”等焦点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舆论热议。

舆情盘点：庆安枪案是警方挽回舆论尊严、“死磕”律师集体行动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典型案例。认证信息为律师的这部分群体成了这起舆情事件的不二反角，形成了围攻的梯队化，一是以@李方平律师、@李长青律师等中V组成先锋梯队，这部分人意在利用事件制造个人影响力；二是以@袁裕来律师、@徐昕等律师界大V组成扩散传播梯队，这些人是为了达到舆论干预的目的；先是围绕“李乐斌”身份背景展开人肉，随后制造徐纯合的“上访户”背景，最后干脆以央视视频剪辑为理由进行舆论拷问，然这次警方的舆情处置吸取了处置山西王文军案的深刻舆情教训，以权威发声、直面疑问等一系列应急预案进行处置，加上广大正义网民积极发声对抗“死磕”律师混淆舆论的对冲，此案定性未受到影响，以李乐斌开枪合法收尾，受到公众认可。

老猫点评：庆安枪击事件，从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升格为网络热点甚至成为焦点事件，这与背后的推手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央视的白某人，还是事后证明雇佣假访民集 访的死磕，或是极力煽风点火的无良媒体与公知，他们抓住警方高层迟迟没有回应的缺陷拼命造势，其态已呈疯狂。庆案事件虽然最后由最高层拍板定性，但其深远的影响，以及2015年7月份公安部打掉了锋锐律师事务所所带来的舆论冲击，堪称2015年最经典的舆情事件。

十、东方之星客轮沉船事件 舆情概况：2015年6月1日，重庆游轮东方之星在行驶至湖北省监利县时，由于暴雨大风导致邮轮翻沉。全船人员除船长和一名水手以及部分乘客获救，其余人员全部翻沉。

舆情盘点：这起发生在年中的重大沉船事故，在网上的舆情走势且呈现出“不大相配”的平稳，这种后续“极不和谐”的平稳走势，与两篇文章息息相关。一篇是6月2日，@张忆安-龙战于野 的《东方之星客轮倾覆事件舆情分析》，这篇在2日就发表的事故舆情分析，是这起事故在沉船打捞起之前舆情走势呈现平稳的最关键原因。第二篇是@小兵章嘎 的【当船沉下去的时候，浮上来的不止是真相】，这篇发表于6月5日的文章，直接给这起事故的舆情走势定下了基调，这也是一日之后舆情唯一有起伏的波澜点却能被迅速平复的主要原因。6月6日发生了舆情波澜，财经网、新京报、网易等媒体纷纷以【“东方之星”姊妹船97年曾出事部分船员弃船逃生】为题意图将两起毫无关联的事故人为勾连起来制造热点，因前期两篇文章的舆论定调，加上后续【告中国互联网全体嗜血公知檄】、【长江客轮沉没后的舆论颠覆】等一系列破解文章推出，使得舆情的后续呈现出了平稳的走势。老猫点评：东方之星事件发生后的网络舆论博弈，基本显现出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舆论处置真实水平。掌握事件真相的绝对优势，却被那些谣言围攻得体无完肤；长时间沉默，惜字如金的信息发布，在无良媒体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力。此役，自干五显示了强大的正能量，这也是舆情最后得以平息的主要原因。

十一、肃宁枪案、毕节儿童自杀舆情事件 舆情概况：2015年6月9日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河北沧州肃宁县发生特大枪击案，两名公安干警不幸牺牲，二是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又发生一起4名儿童服食农药自杀身亡。

舆情盘点：这两起发生在9日的突发事件，正处于“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的舆情尾波阶段，这种压抑情绪的舆情连贯也让整个6月的舆情处于持续高位运行的态势。白岩松在这起舆情事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新闻1+1》的那句“是什么让一个50多岁的老汉端起了他的猎枪”引发的舆论反感，使其成为中国网络舆论形势基调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显性转折点。“723”动车事故以来，“骂党、骂政府、中国该反思”等“眦必中国”言论成为某种舆论时尚。而这一切都随着此次白岩松被一致谴责而告一段落，这里面是有着更深层次原因的。网络未进入中国时，因贫富差距变大、权力滥用、违法乱纪等问题在民众心中的情绪积怨不断增大，且均处于隐匿状态，然随着新媒体、社交媒体的兴起，泄洪般的负面情绪得到了空前释放，这就能解释为何曾经网络中只要是黑政府、黑中国、黑政权的言论无论对错都能获得公众支持。但这种舆论假象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淡出舆论视野，毕竟舆论场其本质就是现实真实民意的虚拟投影，而非情绪投影。白岩松被“口诛笔伐”恰恰是一个转折点，预示着今后舆情表现将越来越趋向于真实的社会民意。

老猫点评：作为国家媒体，央视长期包容这种煽动阴暗心态，无视人伦底线、攻击抹黑政府部门的主持人，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十二、优衣库不雅视频事件

舆情概况：2015年7月14日晚，微信朋友圈里疯传一段“三里屯优衣库试衣间”的不雅视频，并附上不堪入目的照片。7月15日上午，优衣库官方作出回应，否认营销炒作。15日下午，国信办约谈新浪、腾讯负责人，责令其开展调查，对涉嫌低俗营销等行为进行严厉查处。15日晚，北京警方已晚带走包括优衣库不雅视频男女主角等5人进行调查。

舆情盘点：网络中普遍存在的对涉黄话题的猎奇关注度形成了这股不雅视频席卷网络的原动力，这更像是互联网接入中国以来，官方对网络传播内容的审核缺位导致的舆情表现，也再次证明微信朋友圈相对封闭的媒介圈可能表现出比微博更强的社交粘合属性，如何对私密朋友圈的传播空间进行适当的干预，将是今后互联网管理部门面临的一大难题。

老猫点评：回顾一下东莞扫黄，就不难发现，当巨大的商业利益受到刺激的时候，色情就会象瘟疫一样迅速传播。而那些营销商及背后的利益集团，则会无节制去炒作，宣扬他们的价值观。

十三、7.22文登事件

舆情概况：山东文登青年侯聚森（@侯聚森-侧卫36）因在百度贴吧（纳兔纳年纳些事吧）中表明爱国立场，而与吧友陷入口水骂战，7月22日，小侯在其校门口遭到4名外地青年的围殴，4名外地青年使用了辣椒喷雾器、甩棍等多种暴力器械，直接导致侯聚森头部、背后等多处受伤。

舆情盘点：文登事件对今年整个网络舆情大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相反还会被网络不断地提及和强化。文登事件的多焦点性令舆情的发酵途径呈现出波澜状的起伏跌宕。“爱国立场为何会遭遇异地报复”成为第一波舆论峰值的焦点，随后围绕“个人信息是如何泄露的？”、“这个纳兔纳年纳些事吧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等舆论猜疑都将舆论目光汇聚到了文登警方身上，而文登警方过早的“约架”定性不仅没能让舆情降温，反而掀起更大波澜。山东警方在这起舆情事件中的舆论公信力受到空前重创，这点在之后对山东警方频现的舆论质疑就可见端倪。老猫点评：文登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几个从来不敢想像的画面：一是警方官方微博与公知们的暧昧，二是百度贴吧的藏污纳垢，三是公知们抱团作战的威风八面。同时文登事件的处理，也让人们知道了几个真相：一是打击网络谣言，并非是一件易事，打铁自身不硬，最后只能沉默。二是公知支持的人和事，正常人都得反过来想。三是追责往往只停留于底层。

十四、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舆情概况：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随后，受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传播平台介入影响，舆情持续发酵，连续多日高位运行，成为今年最具典型的热点舆情事件。

舆情盘点：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舆情走势无论从舆情影响，还是从应对处置及今后突发事件的舆论场格局变化来讲，都具有典型意义。纵观当下突发事件的舆情发酵走势，往往都会经历四个阶段：事件突发后的各种信息爆料（失控点在于谣言）、部分大V及媒体介入传播、评论进行深度解读、营销及各种利益相关者加入“炒作”行列。四个阶段按照时间顺序相互承接又互相影响，舆情也随之不断发酵、扩大影响。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之所以会有如此大舆情波澜，除了事故本身的原因，和天津方面舆情处置的束手无策有着莫大关联。

1、对不实信息、谣言处置不力使得信息传播失去了权威把控。这点在天津港舆情事件中最为明显，泛滥于微博、微信朋友圈的谣言点燃了舆情的第一把火。

2、内部发布权限不清、权威发声不力，令天津官方失去了传递权威信息的舆论话语权。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包括#天津港特别重大事故#、#天津塘沽大爆炸#等众多微博话题的主持人中唯独没有天津官方，从而失去了对话题内信息进行优化、推荐、置顶等众多天然传播优势，舆论话语权再次沦陷。

3、有分量的评论解读全无，将信息源解读权拱手相让。官方权威信息往往是对事实的简要陈述，那么对于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置来讲，就需要一些能说服民众的深度解读文章，来讲清楚“为什么这样”的道理，很显然，在天津爆炸事故的舆情发酵中，天津官方的信息源解读是缺位的，这直接导致了天津官方将舆论解读权拱手让于一些怀揣“炒作”、“煽动”的媒体与各类自媒体账号。

4、对营销、利益相关者介入“炒作”者干预不力。往往待到舆情走势发展到这个阶段，再介入处置已为时晚矣，当然这并不是说任其发展，不需干预介入，这个阶段的舆情虽然对本地而言已基本定性，很难反转，但对其他拥有天津类似情况的地方来讲却显得至关重要，若干预不力就会衍生出影响各地的“舆情搭车”现象。天津港事故后，在全国各地频现涉危化品质疑和舆情聚焦就是天津方面对第四阶段的舆情干预不力导致。得关注，那就是谣言的单向传播更倾向于微信，而对于事件本身引出的观点交锋更多的出现在微博，两者呈现出的信息传播“分工” 渐趋精细化，也使得突发事件的舆情发酵更快、传播更为迅速。

老猫点评：天津大爆炸事件，从事件发生一开始就充斥了各种谣言，贫猫为此先后写过五六篇帖文，将相关的造谣媒体和个人一一揪出来，可惜，除了郑州晚报官方微博被关闭一周外，这些谣媒和谣棍至今依然相安无事。谣言，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各类突发事件的主要舆论引导，这是一种悲哀，更是法律的苍白。

十五、9.3大阅兵

舆情概况：201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阅兵仪式，在今年负面舆情一波接一波之时，这股舆情注入了难得的正面气息。

舆情盘点：前些年，网络中充斥着对爱国言论的舆论打压，甚至有人对发表爱国言论的人贴上“爱国贼”的标签，意图来混淆“爱国情感”与“贼”定义的伪逻辑，此次网民表现出对大阅兵的空前积极更像是对这些年来网络乱象的强烈不满和爱国言论被打压的一次强势反弹。话题#指尖护卫大阅兵#更是在几日内阅读量超亿人次，还衍生出如#我愿接受祖国检阅#、#缅怀革命先烈#等一系列付诸实践的衍生话题。舆情中曾出现以“眦必中国”、“体制黑暗论”为己任的搅局者，利用各种无端的理由进行负面谴责，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言论非但没能获得大多数网民的支持，反而引发中间网民更大的舆论反感，以另一种角度使得更多的中间网民参与到此次大阅兵的正面发声来。

老猫点评：网络上的爱国与仇国力量，在大阅兵的同时，也走上了网络各个角落。然而，家国情怀，才是当代网络舆论的主流，无论象贺、张、冯、任，还是南方系等媒体，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这次阅兵，也让人看到了中国网络的希望，至少，很多人都敢于站出来，公开说：我爱中国！

十六、任志强炮轰共产主义事件

舆情概况：2015年9月21日，共青团中央因发布一条指出“广大共青团员既要把共产主义当成最高理想，又要当成实现过程”的微博而引起知名地产商人、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的炮轰，其微博转发并评论道“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此评论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共青团中央发表著名景临的文章【与任志强先生榷】，任志强以长文反击，舆情热度持续上升。

舆情盘点：长期以来，关于“共产主义”，一直饱受公知大V的无端抹黑，许多地方却以“政治中立”、“管好自己”、“这是党中央该抓的”等种种理由约束属地内官博、私博不要介入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放任不作为的态度直接导致产生了“线下执政党，线上地下党”的荒诞现象。以共青团中央为首的团系官微今年来的改变是巨大的，秉承共产主义的组织立场，敢于在网络中发声，虽遭受部分公知大V的围攻，但带来的正面宣传效果是显著的，舆论的天平也逐渐开始向该有的共产主义立场转移。

老猫点评：任推墙不倒，中国墙必塌。究竟是谁，才是他背后的“领导”？

十七、山东青岛大虾事件

舆情概况：2015年10月4日，肖先生携妻女来青岛旅游，在“善德海鲜”吃饭。正赶上店里的朱先生一桌与老板发生争执，原来38元/份的蒜蓉大虾在结账时变成38/只，事件经青岛当地广播电台播散后，迅速成为全国热议话题。

舆情盘点：各地都在发生的游客载客事件，因青岛的一把舆情火焰而迅速成为全国大火。这足以说明了一点，在互联网的“无边界”概念下，看似普遍现象的事件极有可能因一起爆料而成为全国舆论热点，这对各地官方“各扫门前雪”的管理理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如果没有“一盘棋”的舆情处置理念，这类事件就得不到根本性解决，舆情搭车现象就会源源不断。

老猫点评：各个政府部门的懒政行为和舆情的无知，让这只天价大虾成为当时网络的主宰。重金打造、装备精良的青岛舆情处置团队在此事件中暴露出疲弱的战斗力。

十八、深圳光明新区滑坡事件

舆情概述：2015年12月20日中午11：40分左右，深圳市光明新区一淤泥渣土受纳场的人工堆土发生滑坡事故，截至12月28日13时30分，事故共造成34家企业无法恢复生产，外围受影响企业36家。据国土资源部官微通报，该收纳场主要堆放渣土和建筑垃圾，由于堆积量大、堆积坡度过陡，且没有防护措施对堆土进行支护，导致失稳垮塌。12月25日，经国务院“12.20”滑坡灾害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不属于自然地质灾害。12月27日，深圳市光明新区原城管局局长徐远安在深圳南山区某小区坠楼身亡，舆情再起波澜。

舆情盘点：与“8.12”天津港爆炸事故舆情处置相比，深圳官方的舆情处置明显要好得多，其中国土资源部官微第一时间权威发声称该收纳场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堆放渣土和建筑垃圾的人祸，随后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将其定性为安全责任事故，并展开追责。两者形成的权威谴责主流声音为这起事件的舆情走势定下了基调，深圳官方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在新闻发布会向全市人民道歉的诚恳态度在舆情发展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深圳市光明新区原城管局局长徐远安在深圳南山区某小区坠楼身亡，引发各种舆论猜想，但因前期舆情处置得当，并没出现大范围评论解读的失控局面。

老猫点评：也不能说在无良媒体和公知面前，政府的舆情处置都打了败仗。至少这一战，没输太多。此战与柳州市柳城县爆炸案规模相当，成绩都可以打60分。

十九、甘肃甘肃永昌女学生跳楼坠亡事件 舆情概述：2015年12月28日下午，甘肃永昌县一中学女生在当地城关镇御山城市广场高层坠亡，原因系其偷窃当地一超市巧克力时被营业员发现，在遭遇超市方及其母亲责骂后选择轻生。29日下午，死者家属前往超市讨要说法，造成现场近千人围观聚集，部分不明真相群众开始起哄并冲击超市，30日上午，个别群众到华东超市门口摆放花圈再次引起群众围观，当地出动警力维护现场秩序。下午14时左右，数千名群众再次聚集，出现了冲击超市大门，损坏周边道路隔离栏及公共设施，围攻现场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损坏执勤车辆等违法行为，金昌市长张应华闻讯赶来进行现场处置，并被打伤。

从与政府并不多大相涉的事件，发展成连续两日聚集，殴打市长、暴力冲击警车的群体性事件，给各地官方的舆情反思是深刻的，有几个点是需要关注的。首先，“小女孩”、“在校学生”等先天性弱势群体标签是这起悲剧引发舆论关注的内在原因；其次，“偷巧克力”与“选择跳楼轻生”间并不具备常规逻辑推理的因果关联性，很容易让舆论对“女孩之死”留有不小的猜想余地，由此形成舆情持续发酵的线性态势；再次，超市方的“沉默失声”与女孩家属的“维权哭诉”造成舆论在还原事件真实情况中出现信息不对称，由此出现对真相的认知偏倚，直接造成后续的群体性事件；还有，部分不法人员趁机煽动闹事，发泄心中反社会情绪与不满，是29、30日连续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外在原因；最后，“市长被打”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地一些人发泄心中不满的偏激心理，也折射出当地政府公信力处于较低水平。这些种种都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民生类舆情线上线下具有较强的关联度，民众更容易被煽动。

老猫点评：瓮安事件的翻版，只不过最后结果有差别。

2015年总体网络舆情态势特点分析

一、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越来越隐蔽，纯口号式的宣传影响力逐渐下降。左与右，这是为区分中国现行持有不同政治立场观点的人而贴上的政治标签，从目前我国网民对于政治讨论的参与情况来看，关心我国政治走向及参与到我国政治体制讨论的人群只占了全体网民非常小的比例，但这种情况却并未在前几年的舆论场得到客观的体现，一些怀有另类政治目的的网络意见领袖对社会现象的“泛政治化”评论直接导致了我国的网络舆论生态背离了舆论场该有的社会主流价值导向，由此一度造成了“网上一出事，事事涉体制”的互联网“政治化”局面。事实上，政治安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主权安全，这种偏离舆论场本质导向的“政治化”现象必然会受到国家管理层的管控与约束，随着习总书记8·19讲话后，相关政策的一项项落地，这些纯以左、右出位的意见领袖自然能意识到政治管控的红线，在这种红线意识的约束下，单纯以意识形态来呈口舌之快的左右之争也将越来越被边缘化，毕竟真正关心政治的民众本来就少，之前许多网民跟着意见领袖参与，并不是因为真的感兴趣，无非是发泄些心中的不满罢了。如今，随着国家管控措施的逐渐介入，这种现象被边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涉民生类突发舆情大幅度增加，线上线下关联度进一步加强，民众更容易被煽动，舆论形势也更为严峻。相比2014年，今年涉及民生的突发舆情呈现大幅度增加趋势，且横跨多领域多部门，环保、教育、涉警、安全生产、医疗、食品安全均有不同程度涉及。此时看来，2015年初的《穹顶之下》更像是一个舆论策略转型的宣言，宣告自2015年开始网络舆论形势正式进入涉“民生”时代，之前纯以“推墙”、“凿船”言论为颠覆策略的推墙派已悄然改变策略，更倾向于利用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类突发舆情进行针对性炒作、集中性煽动，这种煽动效应隐蔽性强，线下影响度大，且较易刺痛公众的敏感神经，引发的舆论颠覆往往容易延伸到线下，引发群体性事件，这点从漳州古雷PX爆炸案、庆安枪案、毕节儿童自杀案等等这一系列的突发舆情中就可见端倪，舆论形势非但没能有所改观，反而渐趋严峻。

三、因官方舆情应对不力而衍生出的“舆情搭车”现象，拷问着各地官方的舆情智商。舆情搭车是指，当一个突发舆情未得到官方足够重视和有效处置时，往往会在网络中衍生出由这个热点展开的各种舆情传染效应。天津港特别重大爆炸事故，由于天津地方与交通部之间迟迟达不成发布主体的共识，加上天津官方的舆情应对不力，直接导致了此次事故的“舆情搭车”传染效应很快在全国各地逐渐显现。青岛天价虾事件，也是如此，就因为当地物价部门一句“现在休息，等上班了再说”而使得舆情不断发酵，不仅事后青岛相关部门吞下了舆情处置失败的苦果，而且还衍生出各种与此相关的传染效应。例如：刚过几日，舟山的陈年旧事就再次被重提，而与“天价虾”事件有着本质区别的宁波“青蟹”也莫名其妙地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看似毫无关联的“舆情搭车”却一次次拷问官方的舆情意识与智商。

四、政务微博频出低级事故，凸显网络政务建设短板。政务微博作为官方与民间“上通下达”的中间平台，却因“领导认识不到位”、“管理员媒介素养缺失”、“制度设计空白”等各种原因而陷入“僵尸微博”、“微博个人化”、“微博娱乐化”的尴尬境地，非但显现不出政务微博该有的信息源属性，反而频出各类低级舆情事故，令政府公信力蒙受巨大损失。面对出事故后的“舆论补救”，一些政务微博表现出的担当缺失令人失望，例如@和顺国税12366官微发出侮辱警察的言论引发舆情后，非但没能表现出直面错误的责任担当，反而以“被盗号”之类的滑稽理由意图掩盖，而@南芬网安面对舆论的一致质疑干脆关了评论。这类政务微博在如今“互联网”的形势下表现出这般极不匹配的舆情意识与应对能力，令人遗憾，若还不能有所改观，今后势必成为一大舆情隐患。

微信舆论场属性渐趋精细化，两者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发酵传播效率进一步提高。这几年，随着对微博、微信舆论场自我净化和社会研究的逐渐深入，两者的舆论场属性也有了进一步的精细化区分，微博的强媒介属性决定了其在针对社会公共事务、现象的观点交锋方面更受公众青睐；微信的强社交属性注定了其在单向传递信息方面更具有优势。今年一些突发事件的舆情发酵走势已反复表明，两者对于突发舆情的传播相比之前更为高效和快速，例如：天津港特别重大事故突发舆情走势中就可以看出，谣言的单向传播更倾向于微信，而对于事件本身引出的观点交锋更多地出现在微博，两者呈现出的信息传播“分工”，使得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发酵更快、传播更为迅速，当然对官方应对舆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2016年网络舆情形势研判预测

一、意识形态舆论话语权争夺将是贯穿2016网络舆情的一条主线。2015年，党中央对网上舆论导向、网上意识形态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将网络安全问题提升为网络主权、网络政权的高度，并将网上舆论导向正式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且单独列段，这些都将对2016年这个“十三五”规划开头之年的舆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受“网络世界依附于现实而存在”、“前些年网上舆论话语权丢失”、“国家开始制定网上言论秩序规则”等因素影响，大喊“反党”口号的推墙言论将逐渐淡出网上舆论表演舞台，取而代之得是利用某个具体舆情或传播媒介进行具体事件“意识形态化“、“体制弊端化”，已达到争夺网上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最终目的。

二、文革发动五十年在即，部分政治利益诉求者将借此发挥，谋求集团政治利益，境外反华势力也将趁此进行舆论搅局。2016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从2015年后半年舆情态势发展看，已有一些政治利益诉求者开始重提文革浩劫，且在舆论上形成明显对立的两派，这两派本质上的目标是一致的，利用舆论上的“争论”、“骂战”，来谋求一致的利益诉求，当这种舆论造势到一定程度时，境外部分媒体就会趁机介入炒作，以达到其反华的根本目的。

三、涉国际地缘政治、社会制度、价值观等舆论议题将比2015年有明显增多，比重明显加大。当下全球经济依然低迷，因地缘政治、社会制度差异、价值观不同引发的国际关系摩擦不断，国际反恐局势依然严峻，这种对抗性博弈也将因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而逐渐加剧，极有可能围绕“涉疆、涉南海、涉台湾、涉宗教、涉反恐”等敏感领域掀起针对中国的舆情波澜。

四、环境、教育、食品安全、涉警等与老百姓粘合度较高的舆情将呈多发趋势。《穹顶之下》为何能在朋友圈刷屏，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为何能聚焦全国目光，深圳“12.20”滑坡事故为何能掀起一股针对城市管理固有顽疾的连番拷问，这些舆情能持续高位运行且频受舆论关注，原因就在于这些都是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话题，都真实的在现实中发生着。这一类舆情往往有具体的网下事件，往往说明了一些现实问题，但这些与民众粘合度较高的舆情事件也容易在不良诱导下，形成对具体现象、具体原因以及解决方案的认知偏倚，如《穹顶之下》说明的雾霾问题是真实的，但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全盘私有化”。从2015年的舆情发展态势来看，这一类民生舆情事件在2016年将呈现高发、多发态势。

五、历史遗留问题、全国普遍问题将是2016年热点舆情的主要焦点。青岛大虾事件引出的“宰客”现象在各地屡有发生，天津港事故引出的危化品管理问题在各地也都有存在，这些都预示着全国共性问题、普遍问题将成为2016年热点舆情的潜在高风险爆发点。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规划”、“偏远地区留守儿童问题”、“雾霾环境治理问题”、“东西部教育不平衡引出的教师、学生等问题”、“各种环境污染引出的食品安全、癌症高发等问题”这几类。

六、极端天气引发的自然灾害依然是2016年舆情灾害的主要媒介。地震、旱涝、台风等极端天气势必造成部分地区居民人身安全威胁及财产损失，也极容易引发利用极端天气进行“炒作”、“营销”的舆情。这一类舆情灾害中，“红十字会”、“政府救援”、“医疗服务”等将是重点关照对象，也容易被各种“段子”、“谣言”所抹黑。

七、因受目前政府部门舆情应对意识缺乏、应对能力缺失等原因限制，“舆情搭车”现象将在2016年舆情走势中扮演重要角色。一边是网络舆情形势的复杂化、多样化，包括突发事件的发酵时间大幅度缩短，微博微信舆论场对突发事件的传播效率进一步提高，舆情类别的民众粘合度加强；一边则是各地政府舆情意识的缺乏与应对手段缺失，舆情认知度停滞不前，应对手段缺乏，应对思维行政化；这种不相匹配的舆情发展趋势，将使得舆情搭车现象在2016年舆情发展中呈现多发，舆情灾害的负面效应进一步积累。

八、经济转型，下行压力导致的“企业倒闭”、“员工讨薪”等社会问题都将成为明年潜在的舆情风险。受全球总体经济形势低迷影响，加上国内正逐渐推行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一些企业不可避免的面临“淘汰”威胁，由此必然衍生出“员工讨薪”、“集体维权”等负面效应，受“老板跑路”、“无力偿还”等现实因素影响，舆论矛头最终极有可能指向各地政府部门，成为潜在易爆发的高位舆情风险。

第二篇：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5日上午召开了“2011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2011年《社会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同时面世。这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连续第四年为社会蓝皮书撰写“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

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中国网络舆论继续着迅猛发展的势头，截至6月30日，中国的网民数量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往往是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

今年的报告研究周期内（2009年11月11日至2010年11月8日），尽管没有出现2009年“欺实马”事件、邓玉娇事件、“钓鱼执法”事件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事件，但根据五大网络社区和新浪微博客的统计，一年来围绕热点事件的发帖数量依然有较大增长，在全年20大热点事件中，帖子超过5万条的热点事件有13项，其中发帖超过10万条的事件有7项，超过100万条的有2项。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中国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

新疆智障“包身工”事件

·时间：2010年12月13日

·地点：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

·事件：10多名工人（其中8人为智障者）三四年来在该工厂遭到非人待遇

工厂“黑雇工”

恶劣环境下，一年工作365天，一分工钱都领不到

12月10日，冬天的戈壁滩寒冷而荒凉，托克逊县库米什镇工业园区内大部分工厂已经歇工，只有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机声隆隆，忙碌依旧。

走进工厂，只见地上近20厘米厚的粉尘没过脚踝，飞尘四扬。一位穿着破烂夹袄的工人把大石头一点点敲碎，另一位工人蹒跚着，推着小推车，把石碴送到粉碎机旁；机器旁一位工人铲一锨石碴，停一下，提提系着尼龙绳的裤子，再铲一锨„„简单、重复的劳动，呆滞的眼神，迟缓的动作，没有一个人说话。

工人们头上、衣服上都落满了厚厚的粉尘，除了一名工人的鼻子上“挂”了片烂布外，没有一个人戴防护口罩。

2008年年初，李兴林夫妇承包了这家工厂。谈起使用“智障工”，老板李兴林非常得意：“工人在这里可以吃上饭，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行善。”

40岁的工人王力偷偷告诉记者，他的家在黑龙江望奎县，两年间他逃跑过两回，都被追回来，惨遭毒打。被问到是否领过工钱，已经干了4年活的刘双辉说：“还没跟老板说呢。”

附近一家石英厂的王老板说，“库米什镇工业园区的工厂一般每年10月停工，来年3月复工。因为劳动强度大，工人每天的工资最少150元。可一年365天，佳尔思厂从来没停过工，这些工人一分工钱都领不到。”

后经查实，该工厂的12名“黑雇工”都是智力障碍人员，其中，四川籍5人，安徽籍1人，黑龙江籍1人，河南籍4人，甘肃籍1人。

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库米什镇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非法使用“智障工”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12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作出批示：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把不法分子缉拿归案、依法严惩、公开处理，还人民群众一个公道。

黑色利益链

一人“收集”，一人使用，智障者成“挣钱机器”

面对记者调查时，老板李兴林并不承认非法用工。“我和四川省渠县乞丐收养所（也称四川省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签订过用工协议。”果然，李兴林拿出了一份《劳务协议》。

这份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08年9月9日，上面没有任何公证机关证明，只有两人的指印。协议书上写着：经甲（李兴林）、乙（曾令全）双方协商，甲方用乙方（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第二批队员5名，并一次性支付乙方9000元，甲方支付每人每月工资300元，以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给乙方。如果甲方丢失乙方队员，每丢失一名赔偿1000元。

用比市场价低得多的人工成本，获得更高利润，是李兴林的如意算盘。他的合作者——四川“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负责人曾令全做的却是“无本买卖”：从社会上“收集”智障流浪汉，“卖”到佳尔思建材厂当工人，工人工资全部汇到他的个人账户。两人合伙组成了一条非法倒卖、雇佣“智障工”的黑色利益链。

12月13日，记者电话询问四川省渠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等单位从未在该县登记注册过。

谁的责任？

成立工作组，调查监管不力的部门和人员责任

目前，12名智力障碍的“黑雇工”已被成功解救，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排。托克逊县政府将核实12人在佳尔思建材厂打工期间劳务报酬，尽快发还其本人。

这次事件，再一次挑战了人们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线。惊愕、愤慨之余，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

人们不禁要问：企业非法用工多年，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是如何履行职责的？四川这家派遣公司打着福利机构的幌子，多年挂牌非法贩卖劳动力，为何不予查处？

新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白莉认为，正是这种监督的乏力、不力、甚至不作为，才使得非法经营者能够蔑视人的健康和尊严，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托克逊县常务副县长杨锦也表示，“黑雇工”事件和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有关。库米什镇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从2006年成立至今，其“黑雇工”问题一直未被发现，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托克逊县委组织部、纪检委已经成立工作组，对相关监管不力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同时，组成数个工作组对全县劳动用工情况进行“地毯式”大排查。

白莉说，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智障人士权利的法规。然而，仔细研究条文，不难发现有些规定过于笼统，具体落实存在问题。

比如，政府建立的社会救助站，只规定救助城市无家可归的乞讨人员。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家庭无力供养和无人监护的智障人员如何获得救助？救助站仅仅解决智障人员暂时无人看管的问题。他们被遣返回去之后，如果又遭家人遗弃或无力照管，他们的权利如何得到保护和救助？

白莉认为，应当建立一种可持续的、长效的法律机制，才能使智障人员得到更加人性化的保护。

白莉告诉记者，“只有司法部门的严格执法，才是智障人员得到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惟此，悲剧才能不再发生。” 处理结果：

12月14日20时30分，新疆托克逊县人民政府通报：在四川警方帮助下，佳尔思建材厂非法用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兴林（佳尔思建材厂法人代表）已于14日被抓获，随后李兴林之子李成龙在成都被抓获。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曾令全也被四川警方以“非法经营罪”拘押。被李氏父子带走的12名“黑雇工”全部获救。职业压力排行榜 时间：12月8日

近来，关于职业压力排行榜的走红备受争议，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榜首的公务员的职位，明星，农民工均榜上有名，而其中，旷工居于最后一位也让网友议论纷纷。一份研究称十大压力最大行业 公务员居首，矿工垫底

8日，有媒体报道，某课题组研究发现，领导层级越高，心身健康水平相对越低。

该课题组统计发现，压力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中层为80分；经理层为75分；教职员工为75分；一般管理技术人员为72分；医务工作者为68分；社区人员为68分；下岗人员为68分；矿工为60分；一般企业工人为59分。其中，综合评定认为，中国公务员压力指数为10，排名第一。公务员 职业压力指数：10 播音员 职业压力指数：9 演艺明星职业压力指数：8 作家 职业压力指数：7 运动员 职业压力指数：6 农民 职业压力指数：5 农民工 职业压力指数：4 小摊贩 职业压力指数：3 下岗工人 职业压力指数：2 矿工 职业压力指数：1

360行，公务员压力排名第一？这两天，《压力最大职业排行榜》在网络上迅速走红，3 其中将公务员排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名。虽然这则帖子的排名广受质疑，但工作、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却是大家感同身受的。

作为都市人，从踏出校园那一刻开始，工作、房子、孩子、升职„„压力层层加码，直到自己变成了“高压锅”。昨天，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大家眼中的热门行业，如今都成了高压行业—— 台州“房票门”

台州“房票门”源于今年11月初，台州一工商干部被曝出涉嫌倒卖“房票”牟利20万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1月中旬，台州市纪委出面成立联合调查小组，重点整肃“房票”等房地产业乱象。

何谓“房票”？其实就是靠关系低价购买内部房，再转手获利。

台州市民小陈上半年为了购置婚房，跑了多家房产公司，却屡屡被告知“没房了”。有中介告诉他，对热门房源，只有通过买“房票”，才能买到“直改名”的一手房。

“直改名”就是对于那些还没办理房产证的房子，卖房人把房子转手卖掉，然后通过开发商和房管部门的内部关系让买房人与开发商重签一份合同，一切仍是按照商品房买卖手续办理，而“房票”就是这种非正规交易的产物。

“房票”曾一度垄断台州热门楼市。掌握了一手房源的房东，在收取买房者房票的加价后，私下里将房源直接改名转让给买房者，但不通过二手房交易的正规程序。模拟题：

一、请问你对章子怡的诈捐门事件如何看待？

二、请问你对张家界将南天一柱改名为哈里路亚现象怎么看？

三、请问你对北大才子卖猪肉，高考状元卖糖葫芦，新闻媒体为他们宣传后都让他们找到了相应的工作怎么看？

四、如何看待方舟子被肖传国雇人行凶事件？

五、如何看待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第三篇：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特征及统计分析

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特征及统计分析

【摘要】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从民意的呈现中透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关键及社会矛盾的纠结点是一个重要方法。通过舆情检测分析表明，我国相当多的政府机构及官员对于网络背景下的社会政治相当不适应，社会的政治紧张度正处在一个高位运行的情势中，亟需构建社会的“安全阀”机制及对民众的精神抚慰机制。

【关键词】网络舆情 统计分析 民意表达 监督机制

我们正处在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而民意历来是社会情势的晴雨表。因此，从民意的呈现中透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关键以及社会矛盾的纠结点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一年多以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北大方正共同开发基于第三代搜索技术的舆情分析平台，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计算”民意，把网络舆情、民意数字化，建立如同股市指数一样的“舆情指数”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舆情、民意的变化法则。

2009舆情监测的主要发现

全年舆情热点事件呈两个小高峰分布，5月份舆情热点事件最多，10月份则平均舆情指数最高。整体来看，全年舆情热点事件呈两个小高峰的M型分布，其中5、6、7三个月的舆情事件个数最多，为第一个高峰期，一定程度上说明网络热点事件频发与季节变化等存在一定的关联度；11月由于“临时性强奸事件”等事件的拉动，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其余月份基本上维持在20个左右，网络空间处于基本稳定的阶段运行。全年来看，总体舆情指数可以表现出全年12个自然月网络空间的总体压力值，舆情指数越高表示网络空间的压力越大。如果说每月的舆情总指数代表了每月的网络空间的压力，那么每个事件的平均指数则说明了事件本身的烈度。经过平均化计算，全年单月平均舆情指数最高的月度是10、5、6、11等几个月度。全年所有舆情指数在90分以上的舆情热点事件总计20个。分别是：“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钓鱼执法”、“纸币开手铐死事件”、“河南农民张海超开胸验肺”、“杭州飙车案”、“绿坝遭遇杯葛”、“29岁市长事件”、“重庆打黑风暴”、“浙江湖州临时性强奸事件”、“内蒙古豪车女检察长”、“奥巴马女郎蹿红网络”、“甲型H1N1流感肆虐”、“湖北石首群体事件”、“国庆阅兵”、“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吉林通钢股权调整引发打人致死事件”、“力拓间谍门”、“2009年全国两会”。以

上事件基本上反映出2009年影响力最大的网络热点事件，无论点击率、评论数量和网民情绪共振度都是全年所有热点事件中最为强烈的，因此值得研究和深思。全年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中，“争议”、“官员”、“最牛”、“死亡”等词的频次最高。为了更好地为舆情预警做必要的准备，我们把全年发生的60分以上的舆情热点事件的新闻源（第一篇新闻报道或者第一个帖子）抓取下来，进行词频分析，结果显示700次以上的词为“争议”、“官员”、“最牛”、“死亡”和“言论”等，主要涉及的是一些争议性话题和负面性新闻信息，涉及到的主体主要是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说明这些词一旦进入网民视阈，极易刺痛网民“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引起网民的心理共鸣，进而引起网民的意见啸聚，成为网络热点事件。

全年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烈度分布：以黄色警戒界别为主。根据通用的警戒分类方法，我们将舆情指数为90-100分之间的热点事件的警戒级别划分为红色；80-89分之间的划分为橙色；70-79分之间的划分为黄色；60-69分之间的划分为绿色。达到红色警戒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数量占到全年总数的8.1%，橙色警戒的占到总体30.5%，黄色警戒的比例最大，为35.8%，绿色警戒的为25.6%。总体来看，全年所有事件的平均舆情指数为77.1，说明2009年全年整体舆情状态是相对祥和的，处在黄色的警戒级别上。

政府部门及个别官员的行为不当是目前网络热点事件集中领域。从下图可以看出，政府部门行政不当是网络热点事件最为集中的领域，占到总体的1/5，其中主要是公检法系统的不当行为造成网民的口诛笔伐；其次是个别政府官员违法乱纪行为，占到总体的近1/5；再次是国际事件，以上三个领域占到了总体的一半以上；还有1/10以上的事件是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法规引起网民的反弹或支持等。

公检法系统、职能部委、外国等主体是网络热点事件主要关涉主体。在网络热点事件中，虽然网民是事件的主体，但作为事件本身来讲，研究其关涉主体对于网络舆情的传播和预警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对2009年全年发生的热点事件进行关涉主体的梳理看出，公检法系统（包含城管）、职能部委、外国、市政府、县级官员等主体是全年网络舆情的主要关涉主体，以上五类主体占到了总体的近60%，尤其是公检法系统，占到了总体的1/5。

全年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分布出现了向县级等行政区域转移的趋势。通过检测分析表明，全国级事件占38.2%，直辖市等一线大城市占30.2%，县级及以下占17.5%，地级市占12.3%，省区占1.9%。中央、一线大城市和县级及以下为网络热点事件发

生的重点行政级别，三者占到了总体的80%以上。从我们上半年的监测数据来看，网络热点事件出现了由中心城市向级别更低的县级区域转移的趋势。

负面信息更能引起网民的关注。心理学研究表明，由于人们对外部信息安全的天然禀赋，人们对外部世界可能影响信息安全的负面性信息具有天然的接近性和高关注度，通过我们对全年的网络热点事件进行信息倾向研究发现负面信息更能引起网民的关注，占到总体的64.2%，即占到了总体的2/3，正面信息仅为9.8%，多为提升国民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的正面消息，这个发现对我们目前主旋律的宣传思维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全年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首发主体：传统大众媒体与网民的比例是2:1。我们将2009年全年的网络热点事件的首发媒体进行统计，发现传统媒体依然是设置网民议程的主体性的议程设置者，占到了总体的2/3，而网民设置的议程仅占到总体的1/3，也是议程设置的重要主体。

市级及以下论坛是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集中首发论坛。研究表明，网络热点事件的首发主体中1/3左右来自网民，网民发布信息主要依赖的是论坛，因此研究网民发帖集中的论坛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通过我们对以网民为首发主体的信息进行研究，市级及以下论坛是网民作为首发主体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主要原发地，占到总体的37.5%，这一点在网络预警中尤其值得关注；其次是天涯、猫扑等主流论坛，占到总体的20.6%；再次是地方新闻媒体论坛，占到总体的15.7%。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虽然很多议题的首发论坛是市级及其以下论坛，但这些信息只有经过网络搬运工向主流论坛搬运后，被主流化以后才成为热点事件，即存在一个信息差序流动和主流化的过程，大致是沿着这个传播路径实现了影响力和信息流的转移：市级以下论坛—网络搬运工—天涯等主流论坛—网络搬运工—各类论坛，这种传播路径存在一个重要的信息结点—主流论坛和一个重要的信息桥—网络搬运工，因此研究网络搬运工和网络意见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平均每个网络舆情热点议题存活时间为16.8天，大多数集中在两周以内。经过相关搜索，我们大致圈定了每个热点议题的存活天数，经过加权平均计算，我们计算出每个议题的平均存活时间为16.7天。网络热点事件的存活时间大多集中在1~15天的短期，即网络上更多的是喧嚣，说明网民对一个变化不大的议题专一度不高，议题对网民来说“保鲜期”不长，除非该议题信息系统中又有新的变量和元素的介入，如周正龙拍虎照事件。持续在一个月以内的议题占到总体的85%，但还需要注意，60天以上的超长议题还是存在的，占到总体的3.1%，如重庆打黑风暴。

全年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意见的多元性分布：平均每个议题的意见类型为1.7个，单一化程度高。经过相关搜索，我们大致圈定了每个热点议题的意见类型（我们选取的是主要意见类型而不是百分之百全部的意见），经过加权平均计算，我们计算出每个议题意见多元指数为1.68，即2009年全年的每一个网络热点事件中平均的意见个数为1.68个。调查发现，一半左右的网络热点事件中意见类型比较单一化，大多数一元化、一边倒的意见类型（一致反对或者讨伐的，当然也有个别事件是一致支持和赞成的），占到总体的51.1%，还有一些是二元对立、争议性较大的议题，占到了总体的39.9%，这种意见类型分布多为尖锐对立争议性较大的事件，一般最后通过争论变为一元化的意见结构。以上数据说明意见类型相对单一的网络事件容易成为网络热点事件，从个人事件上升为公共性事件。

中国社会的政治紧张度正处在一个高位运行的情势中，亟需构建社会的“安全阀”机制及对民众的精神抚慰机制。从2009年5月份舆情热点事件的激增、总舆情指数的高企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社会的政治紧张度正处在一个高位运行的情势中。如果我们把舆情热点时间的数量比喻成社会“火药桶”的数量的话，那么，平均舆情指数则是每个“火药桶”的TNT当量。在这种政治紧张度居高不下的社会背景下，对于社会而言，我们亟需从体制机制上构建一个社会表达与宣泄的“安全阀”——让人们有苦有地方说，有不满有地方宣泄，社会的紧张能够借助某种娱乐和消遣得到一种社会代偿性的满足与精神抚慰。而网络无疑是最为便捷且成本低廉的“安全阀”与“代偿性满足”的表达与宣泄空间。因此，我们应该而且必须给网络的表达以更大的话语空间，给网络的内容呈现以更宽容的文化尺度。

当前舆情热点的纠结点在于公权力的实际使用与公民意识的觉醒及民众权利的矛盾与冲突。在前述2009年的舆情热点态势的定量呈现中，无论是热点事件的由头，还是热点事件的关涉主体；无论是网民评论与跟帖中的高频词，还是网络流行语及热点人物，都显示着公权力及公权力行使者对其的某些不当的使用与人民群众日益觉醒的公民意识和维权行为的冲突。公权力和官员，是一个社会的法纪标尺。在社会转型和道德失落的年代，人们对于公权力和官员往往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提出更迫切的要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的公权力机关及官员，似乎并没有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如前所述，2009年造成中国网络热点事件的原发帖近一半始作于市级以下的基层网站、贴吧，它所表达的一个明显事实是，今天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的成长速度要远高于基层官员的民主意识和执政水平以及公权力机构在机制体制构建方面民主化进程的速度。这种不平衡是造成今天官民冲突最为重要的缘由。用制度来约束我们的官员，用改革和发展来完善我们的政治机制与体制，无疑是当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必须破解的“哥德巴赫猜想”。

“草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议程的重要推动者、设置者，传统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正在被打破。网络的崛起，给了每一个公民一个可以向社会表达的“麦克风”，而网聚的力量又使昔日被忽略、甚至被轻视的那种“一盘散沙”式的民意得以集中表达。这一政治力量借助网络的崛起，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中最重要的改变。它改变着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改变着社会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改变就是社会议程设置的肇始者、推动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向着民众“草根”的方向倾斜。统计表明，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的议程设置的“份额”中，草根的分量已经三分天下，这是一种巨大的政治改变，已经并且日益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

目前相当多的政府机构及官员对于网络背景下的社会政治相当不适应，他们害怕、厌恶甚至拒绝网络中的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由于传统政治的惯性，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依旧以传统的方式面对网络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变故。他们对于来自网络的民意表达往往显得无所适从，缺乏应对危机、面对民意的素质和能力。他们或者竭力堵塞民意的表达，或者显得慌张失措。在多数网络热点事件中，草根的意见表达几乎成为唯一的意见表达，它显示我们的公权力机构还不善于和民众通过网络来实现对话和沟通，说明我们官员对于网络舆情的调控能力很低。实际上，政府机构及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如何有效地将自己的话语参与到网络环境下的社会对话中去，这种对话与沟通，虽然不能统一人们的思想，但至少可以使网络舆论的表达更加多元和平衡，它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社会共识的达成提供一种必要的参照系，并且也可以分散和缓解单一化的网络意见对于社会现实某种破坏性压力。（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本文是基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北大方正共同开发的第三代搜索技术的舆情分析软件平台所汇集的数据资料撰写）注释

①衡量某一热点议题的“舆情指数”主要由以下几个维度的指标构成，并赋予相应的权重计算而成：a．时间维度：反映某一议题的舆论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变化情况；b．数量维度：反映某一议题帖子的多少（总贴数和平均每天的贴数）；c．显著维度：反映某一议题帖子在论坛总帖子中的比例；d．集中维度：反映某一议题帖子在不同网友之间的分布；e．意见维度：反映某一议题帖子各种不同意见的分布情况。舆情指数在0—100之间，指数越大，表明该议题的社会影响度越大；舆情指数为60分是该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的“临界值”。

第四篇：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撰稿人：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

人民网北京12月22日电：中国社科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三位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也同时发表。这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连续第三年为蓝皮书撰写了“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在《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我们提出了“新意见阶层”这个概念，用以描述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表达意见的网民。近年来，他们凭借互联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优势，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畅所欲言，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2009年“新意见阶层”规模进一步扩大。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调查，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到3.38亿人，仅半年时间就增长了4000万人；全国互联网普及率25.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①]。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30年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凸显，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呈现激化态势。网民的表达意愿和参与意识持续高涨，踊跃发声建言。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上，“新意见阶层”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舆论能量。政府一方面强化网络管理，以抑制过于偏激的言论；另一方面对网络舆论的反应提速，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政府对网络民意的监测、反馈和吸纳机制。

一 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和流行语

（一）网络热点事件

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为数众多。根据对五大网络社区热点事件发帖数量的统计，发帖超过5000份的热点事件有16项（见表1），其中发帖过万份的事件有5项。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广大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

统计说明：

①入选舆情指的是较为具体的事件，庞大且笼统的事件只选取其中具体事件。②以上数字均为BBS原帖数，不含跟帖。

③此数据通过设置多个关键字多途径、全文搜索得出统计结果，并剔除了重复的帖子。

④随着网络热点事件的发展，有可能衍生出网络新词，存在一些帖子并不是讨论该事件本身，而是引用网络新词的状况，这里也一并计入。⑤以上数字不包含已被社区管理员从根目录彻底删除的帖子，但包括删除后还存在“快照”的帖子。⑥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时，表2-3同此。

2009年网络流行语多戏谑，反复引用和强调某些人的言论，突出其不合理性，以达到讽刺、鞭挞的功效，有些流行语也不乏自嘲或者搞笑的成分。必须结合具体网络热点事件，在熟悉该典故的人群中使用，它们才能有非常好的效果；若单独使用或者讲给不熟悉典故的人听，会显得莫名其妙。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时，网络跟帖使用超过100万次的网络流行语有10个（见表2），它们无不具有上述某种或几种特征。

二 网络舆论载体的新进展

（一）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见表3）。也就是说，约三成的社会舆论因互联网而兴起。特别是在传统媒体因为种种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互联网孤军深入，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例如2009年5月7日晚，杭州闹市区发生飙车撞人案，当地多数报纸第二天未作报道。但当晚杭州著名论坛“19楼”发帖《富家子弟把马路当F1赛道，无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回帖达到14万条，网民对蔑视生命的“富二代”给予强烈谴责。加上杭州警方明显偏袒肇事车主激起众怒，BBS上网民“人肉搜索”肇事者背景，受害者谭卓的毕业院校浙江大学学子致杭州市长的公开信也从浙江大学内部论坛流传到公网，飙车案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

（二）web2.0与web1.0形成意见反差

在传统媒体中，编辑部与受众之间是“我写你读”、“我念你听”和“我演你看”的关系。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也属于信息单向传播的web1.0形态，担负着宣传政府方针政策和舆论导向的使命。然而，以互动为特色的网络社区，属于网民自主发声、信息反向传播的web2.0形态。web2.0与web1.0之间经常形成一种隔阂和反差。在web2.0意见平台上，网民议政心直口快，某些政府管理措施经常处于被质疑的状态。

以曾经被要求推广的“绿坝——花季护航”上网过滤软件为例，各网站刊载有关方面的新闻通稿说：92％的用户认为有必要由政府采购过滤软件，70％以上的用户对软件表示满意。但一些门户网站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网友反对强行安装这款软件。

（三）互联网与手机结合，网络舆论更具杀伤力

有线载体（互联网）和无线终端（手机）结合，网友通过手机能够进行更为便捷的信息传播，而且不限于文字，还可以将现场拍摄图片、视频上传。特别是微博客，在2009年十分活跃。微博客可通过手机或网页登陆，随时随地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一次不超过140字。在微博客上跟从网民，无须对方同意。一些“意见领袖”的Twitter（总部在美国的微博客提供商）“跟从”者过万，对网民的感召力或煽动性极强。与西方微博客多谈论网民日常起居不同，中国微博客强烈关注时事。网民通过“跟从”链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时政新闻平台和论坛。由普通网民临时客串的“公民报道者”，可在微博客上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例如，在石首骚乱中，一位匿名网民在饭否网上实时播报街头消息约200条。微博客有效地突破了某些信息屏障，赶在了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第一时间发布大量第一手的信息，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

互联网和无线终端嫁接的另一个产品是微视频。微视频是短则几十秒、长不过半小时的视频短片，在突发事件现场，用手机、DV等非专业设备拍摄，然后发布到网上。例如2009年元宵节晚9时左右央视新址配楼大火，第一个报道的是网民“加盐的手磨咖啡”，9时4分在天涯社区发帖《CCTV大楼元宵夜起大火了吗？？？？》，上传了手机拍摄的火灾现场照片。2009年夏天土豆网等发布了一段网民视频《北京街头最痛心的一幕》，反映一女子在协和医院门口被公交车蹭倒受伤流血，拨打120急救电话40分钟仍未得到救护。网民跟帖感叹：“当别人发生灾难，在我们眼里就是故事。岂不知，当自己发生灾难，在别人眼里也是故事。这个世界不能太冷漠！”网友信奉“无图无真相”，特别是城市管理中一些老大难问题，如城管与商贩、拆迁户与开发商冲突的现场画面传到网上，更容易激起网民的强烈不满，引爆舆论。

（四）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放大舆论

网络舆论已深刻地影响到传统媒体。报纸记者、编辑和电视主持人习惯于到网上寻找新闻线索；网络“意见领袖”也乐于为报刊撰写专栏，到电视台做嘉宾访谈。网上的爆料，由传统媒体接手深入采访和评论，提升了可信度，更能引起政府重视；而传统媒体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报道，经互联网的放大，迅速凝聚民意，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新老媒体相互借力，推动了不少社会问题的解决。例如，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钓鱼执法”问题的解决，就是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联手推进的结果。职业经理人张军9月8日开私家车搭载一个声称胃疼的路人而“被钓”，12日他以“公子羿”为ID在天涯社区发帖控诉。“80后”作家韩寒在博客中转述和评论此事，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国庆节过后，传统媒体大举介入，挖掘出上海其他“钓鱼”案例，某区对黑车罚款获取天价收入，法院与交通管理部门串通制定审判指导意见，等等。特别是司机孙中界助人“被钓”后愤而断指自证清白的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在第一时间追踪报道，把舆论推向高潮。

（五）体制内报纸、电视台和网站积极回应网民关切

在上海“钓鱼执法”案中，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曝光上海可能存在“职业拦车群体”，《新闻1＋1》栏目制作专题调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人民时评》，与网民的愤怒和都市报的质疑相呼应，迫使上海浦东新区和闵行区政府认错。近年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不缺席、不失语，特别是勇于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与某些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和少数无良官员相区隔，表现出体制内改良政务管理、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的坚强决心。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在2009年针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得失加大了舆论监督力度。例如，在王帅因为发帖被“跨省抓捕”后，人民网于4月组织了四次在线访谈。第一次访谈时，当事人王帅刚刚取保候审，在一个秘密的角落上网讲述事件真相。在第三次访谈中，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承认警方执法错误，将对王帅进行国家赔偿。人民网还针对石首骚乱、杞县钴60事件、上海“钓鱼执法”等组织了一系列访谈，作出权威解读，有时走在都市报的前面发声，增强了政府背景网站的公信力。

从2009年11月份起，《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专栏、《中国青年报》“法制社会”版和《冰点》专刊、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手，在天涯社区开设“主流媒体”频道，这是体制内媒体深入网络社区与网民对话的一次集体尝试。

（六）调整网络表达形式，抑制“群体极化”现象

中国网民群体，包括网络管理员和版主在内，多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阅历和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使其很难在短时间内厘清事情背后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动因，非理性和过于主观的声音经常容易占据上风。从河北容城县“艾滋女”和279名“嫖客”案件看，网民和媒体都有可能以讹传讹，推波助澜，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所谓“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是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提出来的，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互联网的匿名环境、海量帖文的气氛渲染，观点相近人群的频繁沟通，更容易产生“群体极化”，并可能发展为人身攻击，甚至威胁社会正常秩序。为遏制网络“群体极化”，各网站、BBS和政府管理部门动了不少心思。如网易放弃了著名的“无跟帖，不新闻”的浪漫口号，代之以“文明上网，登陆发帖”的叮咛。继BBS以后，门户网站也开始要求注册发帖，让网民在登陆后多花一点时间来沉淀思考。新闻跟帖的显示比例缩水，有时显示数只有实际发帖数的几分之一。一些网站取消了新闻跟帖中的赞成、反对功能，似有避免单一网友的声音被过度放大的考虑；有的网站甚至把“反对”改成“举报”，更有压制偏激言论的意图。人气旺盛的天涯社区遇到敏感话题，经常锁帖或把跟帖控制在5页以内。

三 网民社会心理和行为的演变

（一）网民社会阶层的分野

目前网上草根民众和知识精英的舆论并行发达。草根类舆论体现在众多新闻跟帖和普通网民的个人博客中；精英类言论则集中于微博客，文化界名人博客，凯迪网络、中国改革论坛等BBS，五柳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学术文化类网站。据2005年底对凯迪网络用户的调查，他们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拥有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和房产的比例高；与全国网民平均水平相比，本科学历高出21.8个百分点，研究生学历高出9.4个百分点，而在校生比例低了32.5个百分点；男性多，多数已结婚生子，喜欢阅读和旅游[②]。这些数据均提示他们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地位，这是凯迪网络成为知识分子思想园地的人口学基础。

网络草根和精英都同情弱势群体，痛恨社会不公，关注公权力尽责和诚信，维护社会道德底线。2009年，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断指抗议“钓鱼执法”等新闻事件上，精英和草根的意见高度一致。但在另一些问题上，网络精英与草根之间意见分歧往往很大。例如，在如何看待山西煤矿“国进民退”改制的问题上，普通网民多为口碑糟糕的“煤老板”绝大多数被整合而兴奋，但知识界对于山西政府是否尊重私营经济产权和市场契约颇有疑虑。

（二）网民的社会关怀大幅提升

网上参与人数最多的言论形式是新闻跟帖。例如，2009年6月12日、13日宝马、奔驰国产车型入选公务车的新闻跟帖踊跃，搜狐1430条，网易3261条，新浪14002条。这三大商业门户网站的用户三教九流都有，尤以学生和底层民众居多，因此，新闻跟帖更像“草根的围观”，他们强烈的社会和道德批判精神，提示所谓当今中国人“政治冷漠”的印象并不准确。

截至2009年6月底，1.81亿网民开设了个人博客或个人空间，其中1.13亿人平均每个月至少更新一次。过去，写博客主要是记述个人生活；2008-2009年上半年，针对“社会现象”发言的作者所占比例达到54.5％，比2007年上升了44.5个百分点[③]。以新浪博客为例，与“孙伟铭死刑”相关的博文271600篇，网民热议酒后驾车肇事应否抵命，该以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重庆“打黑”也是博客热门话题，在新浪可找到与“王立军重庆”相关的博文423308篇，找到与“文强重庆”（“打黑”中落马的最高官员）相关的博文1088049篇。网民强烈的社会关怀提示民气可用、民怨可畏。

（三）网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

随着网络言论载体的逐渐发达，相当多的网民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在网上结成各种虚拟的社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腾讯QQ网民结成的QQ群，据称有5000万个之多。依托于同学、同事、同乡等现实社会关系的除外，其他如影视音乐、动漫、游戏、车行天下、旅游、体育联盟、追星族、星座缘分等类别的QQ群，基本上源于虚拟的网络交往。在邓玉娇事件中，《新京报》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巴东县野三关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记者被打，相机被抢，媒体QQ群里几乎是实时播报。接着，记者编辑们在群里商量由谁来报道，财经网编辑自告奋勇尝试发稿。果然，半小时后，财经网挂出记者被打的新闻。由于网友经常加入不止一个QQ群，信息和图片可在瞬间从一个群复制流传到其他的群，具有病毒似的传染性，因此QQ群的动员和组织潜力巨大。

近一年来崛起的社交类网站SNS（SocialNetworkSite），能为用户提供个人博客、群组、照片、视频、音乐等多种朋友互动功能。如开心网面向白领，注册用户逾5000万；而校内网则垄断了在校大学生市场。现阶段SNS以娱乐内容为主，比如偷菜、占车位，但不乏关注社会问题的潜质。如新华社入住开心网后，开设“新华社电视”频道，从2009年5月11日清晨6时到13日下午推出汶川地震一周年电视直播节目，网民寄语留言多达63万条。SNS很可能成为今后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

“百度贴吧”是一种特殊形态的BBS，网友基于关键词而自由创建。百度平均每天新建贴吧8000余个，发新帖200万个。由于贴吧进行的是特定主题的深度交流，能够寻找和聚集利益相关人群，给一些地方政府和社区型国有大型企业带来很大舆论压力。例如，在石首骚乱中，当地政府封锁消息，在长达80个小时的时间里只发布了3条新闻，其中还包括一条匪夷所思的石首街头举行多部门联合消防演习的新闻通稿。但在“百度贴吧·石首吧”里，出现了近500个与此案有关的主帖，追踪报道石首街头的真实情况。

其他网络社群组织形式，包括BBS的版聚（活跃在同一论坛的网民线下聚会），作者社会背景相同或博文主题相近的博客圈（仅搜狐博客就有11825个圈子），豆瓣网的讨论群组（2.2万个），还有一些小的专业类网站，如户外运动类网站结成的“驴友”社群，当年率先质疑周正龙虎照的“色影无忌”摄影爱好者网站。

有学者认为，网络社群“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因而拥有比西方更大的民主潜力[④]。上海团市委一项调查显示，仅与团市委建立固定联络的网络社团就有几十个，包括车友会、音乐发烧友、收藏发烧友等。这些网络社团大都没有经过正式注册，但组织能力强，经常开展线上和线下的活动[⑤]。现阶段这些网络社团没有政治色彩，至多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或审美、价值偏好的小圈子。

（四）网民开始走下互联网

2009年，在一些突发事件中，部分网民不满足于网上的“口水战”，企图在网下有所表达。例如，在杭州飙车案中，就在警方宣布肇事车速仅70码的当晚，不少网友来到车祸地点文二西路，点起蜡烛、献上菊花，表示对遇害者的哀悼和公正办案的诉求。在邓玉娇案中，一些网友纷纷到巴东“旅游”，有的还请求为邓玉娇立“烈女碑”。当地政府感到压力巨大，长江航线巴东码头自抗日战争以来首次停航，宾馆宣布客满。在北京，西客站附近广场出现“行为艺术”，一个女青年以纱布层层缠裹自己，呈极力挣扎却无法挣脱状，身边摆放着几个大字：“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

7月16日，网友郭宝锋因在网上发布严晓玲“被轮奸致死”的流言，被福州警方以涉嫌诽谤而拘留。恰恰在这一天，“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传出一句无厘头的贴文“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知名网民“北风”受此启发，在线发起“一人一张明信片，喊郭宝锋回家吃饭”的活动。两个星期内，上百张明信片从全国各地寄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每张上面都写着“郭宝锋，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7月31日下午，郭宝锋取保候审，走出了看守所。律师认为，郭宝锋是被网民用明信片“喊”回了家。

可以这么说，互联网上的“新意见阶层”已经结成了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形成巨大舆论压力。网民从自身利益出发评议公共政策，经常能够有效地改变决策方向。

例如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就是在网民的质疑和激烈反对中，在7月1日强制安装起始日的前夕——6月30日晚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宣布推迟预装；后来又改口说，“绝不会出现在所有销售的计算机里一律强制安装的问题”，改进后的预装方案主要限制在学校、网吧等公共场合的计算机。“绿坝”事件是2009年网民作为“压力集团”整体发声和发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这种虚拟“压力集团”不是政治组织，现阶段在若干具体利益问题上具有温和表达不满和不服从的特征，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颠覆性影响。

（五）网络非理性情绪值得关注

2009年群体性事件对抗性增强。例如，在石首事件中，约7万民众走上街头，与数千名武警对峙，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中西部县域，影响多具有局部性和一过性。但在2009年群体性事件和其他一些突发事件中，现场民众和网民非理性情绪抬头，有蔓延趋势。例如，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股权调整引发职工不满，民营企业派驻的总经理被活活打死。新闻跟帖几乎一边倒地赞扬通钢“工人阶级了不起”，幸灾乐祸于“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场网络起哄属于“泄愤事件”，也就是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⑥]。

网络非理性情绪的另一个预警信号，是邓玉娇案中的“屠夫”现象。网民“屠夫”在凯迪网络向其他网民募捐，得到资助后赶到巴东，促成邓家聘请北京律师，到邓玉娇被羁押的精神病院会见了邓玉娇，并在博客里以第一手图片和文字报告案件进展。继邓玉娇案后，“屠夫”又到昆明为“小学生卖淫案”“闹场”，被云南秉持理性批评的“躲猫猫”调查委员会的网民“边民”用一场温和对话击退。“屠夫”“用杀猪方式参与社会个案的模式”，公民责任心可嘉，却不能归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常态，其对社会的潜在破坏性值得忧虑和警醒。

四 政府与网民互动，顺应与管理平衡

（一）政府上网从web1.0走向web2.0

政府上网工程启动10年来收效显著，到2008年底，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省市一级已全部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地市级和县级政府拥有门户网站的比例也分别达到99％和92％，很多街道、乡镇甚至村（居）委会都建立了网站或网页。

网络留言板成为党政机关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影响最大的是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截至2009年11月上旬，接收网友留言40多万条，37位书记或省长、95位地市主要领导作出公开回应。据不完全统计，约6000项网友提出的问题得到落实和解决。“地方领导留言板”也因此获得了2009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河南、天津等省市还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办理留言要求，安徽还规定不及时认真解决网友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予以严肃问责。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触网”，现身论坛、博客。2009年中，有15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来到人民网社区做在线访谈，回答网民关注的问题。7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现身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论坛，就昆明“小学生卖淫案”实名发帖，回应网络和媒体的质疑，并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10月，广东15个省直单位全部设立“网络发言人”。

（二）网络舆论应对提速，官员问责力度加大

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2009年，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快速应急机制，回应网民关切，网络舆情应对提速。如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仅两个小时，成都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当天连开三场，不断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让真相赶在传言前边。6月6日第四场发布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使质疑声音减弱。7日第五场发布会认定“有人带油上车”，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民众的思路和情绪与政府逐渐合拍。最终这一突发恶性事件平稳落幕。10月7日新疆建设兵团“最牛团长夫人”敦煌打人事件被天涯社区曝光，10日兵团领导批示进行调查，兵团新闻办立即向天涯社区发去回应，12日相关人员被免职。贵州省思南县一起“引水工程”引发的官民对峙，就是因为网上一篇帖子悄然改变了发展轨迹：乡政府表示放弃该工程，重新寻找水源。发帖人说：“多种力量汇合，最终促成杨家坳乡政府顺应民意，悬崖勒马，避免了流血冲突事件。这件事能够出现转机，应主要归功于网络。”

一个偏远地区乡政府能够如此重视网络舆论，与两年前“黑砖窑”事件中山西洪洞县政府对网络舆论沸腾一无所知形成鲜明对照，提示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

2009年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对严重违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员问责力度。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在问责的6种情形中，包括“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2009年中在网上网下造成恶劣影响的王帅案、邓玉娇案、石首骚乱、开胸验肺案、“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事件、重庆高考加分作弊案等事件发生后，当事官员先后被问责。

另外，由于近年来大量贪腐问题经网络举报后得到查处，2009年政府拓宽了网络举报的通道，鼓励实名，允许匿名。中央纪委、监察部于10月28日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受理群众对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开通之初一度因访问过多而导致服务器无法承受。中组部“12380”举报网站、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12309）等也相继开通。

（三）突发事件中的网络管理得失互见

遭遇突发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控制信息流动、统一宣传口径，成为一些干部的思维定式。就像陕西绥德县某官员所言：“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在2009年，出现了一些人为制造“没有网络”的情形。在邓玉娇案中，其家乡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的电视和网络信号一度因为“防雷击”而中断。无独有偶，湖北石首事件发生后，石首市区网吧断网，事发地一带还一度断电，但这都并未能阻止网上的舆论浪潮。

更荒唐的事情是河南杞县重现“杞人忧天”。6月7日杞县一辐照厂发生放射物卡源事故，情况在网上流传、发酵，政府却一直失语，7月17日，随着“放射源将爆炸”谣言的出现，大批群众纷纷奔向周边县市“避难”，杞县县城一度几成空城。在这起事件中，看似谣言是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的诱因，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公共事务透明度低下和政府公信力缺失。事后，杞县政府未能反躬自省，反而迁怒于网民，抓了5名在网上夸大事故危险性的“造谣者”和转帖者。

近年来，一些党政部门经常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群体性事件有严格定义，指聚众实施未经法律允许或批准的行为，如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绝食静坐、围堵交通、围攻党政机关等。而“网络群体性事件”，从字面看上看，容易被理解成通过网上组织串联，导致网下聚众行动、制造事端。但考察近几年的情况，因为互联网而产生网下聚众行为的事件并不多。像2007年厦门部分市民反对PX化工项目而上街“散步”，互联网（BBS和QQ群）和无线网（手机短信）的确起到了信息沟通和鼓动作用。但在更多的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采取了断网、屏蔽手机信号甚至中断电视转播的做法，事态的恶化跟互联网没有直接关系。而适度开放网络舆论，让公众的利益关切和焦虑、不满得到宣泄，恰恰可能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009年同时存在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尝试。如云南省委宣传部尝试推动云南媒体和网络“新政”。在年初“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宣传部在QQ群中发出邀请，由网民组成调查委员会。虽然网民参与司法调查于法无据，但毕竟体现了政府重建公信力的诚意和努力。8月，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煤矿与村民因施工纠纷引发的冲突，省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不得随意给群众乱扣“刁民”、“恶势力”等帽子，禁用、慎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别有用心”、“一小撮”等形容词。在这一事件中，群众提出7个方面的诉求，有6个获得圆满解决，剩下1个因不够合理而被劝阻。长期以来，“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一直是一些政府部门用来抵制民意、搪塞监督的借口。云南表现出地方当政者转换官方话语体系和处事思维的大胆探索，推动了以群众诉求为中心处理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机制创新，被誉为社会转型期“官民交流的范本”。

（四）修复政府公信力是舆论应对的核心问题

网络舆情应对的核心，是修复政府公信力。在涉及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问题上，网民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所谓“刻板印象”，如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这类认知和情绪似乎不断得到某些突发事件的验证。另外，据2009年初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委托腾讯网所作调查，网民选择的举报方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传统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在健全的法治环境下本应成为首选的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举报，网民意向却如此之低。有网民感叹“信法（律）不如信（上）访，信访不如信（互联）网”。如何切实树立政府公信力和法制的权威，值得深思。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鼓励网络举报和网民监督截然相反，当前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不中听的批评视为诽谤，不仅删帖、封堵IP，甚至动用警力抓捕发帖人。在王帅案中，人民网作过一个网民调查：“河南灵宝青年发帖举报被囚八日，官方称其伤害领导，您怎样看？”投票结果认为这是“以‘诽谤’政府为由打压民声”的占到了93.4％。可见，这种做法对于政府公信力会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影响。理性地说，在正确对待网络舆论方面，不仅要合理拓宽网络举报和公民参与的渠道，更要慎用“网络诽谤”之类名目治罪。另外，网络言论的监管技术，包括要求网站提供网民IP地址，以收归中央管理为宜，主要用于国家安全目的；尤其不应允许地方基层政府把网络（包括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监管技术滥用于地方政治，特别是打击报复网民对领导干部个人的批评监督。

总体来说，现阶段政务信息透明度已然较高，网络舆论应急处置做得不错；但党务和人大、政协系统的信息透明度和舆论应对意识还有待提高和加强。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党务公开，促进党的组织建设创新，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是党建工作在互联网时代与时俱进的一项重要部署。人民网“强国论坛”网民称赞：“党委新闻发言人一小步，党务公开一大步。”

（原载于2010年《社会蓝皮书》，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未特别标明的网络数据均来源于此。

[②]广西南宁波普市场调查公司：《凯迪网络受众调查报告》，2006。

[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2009博客市场及博客行为研究报告》。

[④]胡泳：《网络社群的崛起》，《南风窗》2009年第22期。

[⑤]《〈瞭望〉文章：网络意见领袖“显性化”》，新华网，2008年6月24日。

[⑥]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年第1期。

第五篇：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 人民网：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发表于：2009-12-29 13: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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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撰稿人：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

人民网北京12月22日电：中国社科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三位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也同时发表。这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连续第三年为蓝皮书撰写了“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在《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我们提出了“新意见阶层”这个概念，用以描述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表达意见的网民。近年来，他们凭借互联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优势，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畅所欲言，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2009年“新意见阶层”规模进一步扩大。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调查，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到3.38亿人，仅半年时间就增长了4000万人;全国互联网普及率25.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①]。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30年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凸显，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呈现激化态势。网民的表达意愿和参与意识持续高涨，踊跃发声建言。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上，“新意见阶层”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舆论能量。政府一方面强化网络管理，以抑制过于偏激的言论;另一方面对网络舆论的反应提速，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政府对网络民意的监测、反馈和吸纳机制。

一 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和流行语

(一)网络热点事件 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为数众多。根据对五大网络社区热点事件发帖数量的统计，发帖超过5000份的热点事件有16项(见表1)，其中发帖过万份的事件有5项。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广大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

统计说明：

①入选舆情指的是较为具体的事件，庞大且笼统的事件只选取其中具体事件。

②以上数字均为BBS原帖数，不含跟帖。

③此数据通过设置多个关键字多途径、全文搜索得出统计结果，并剔除了重复的帖子。

④随着网络热点事件的发展，有可能衍生出网络新词，存在一些帖子并不是讨论该事件本身，而是引用网络新词的状况，这里也一并计入。

⑤以上数字不包含已被社区管理员从根目录彻底删除的帖子，但包括删除后还存在“快照”的帖子。

⑥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时，表2-3同此。

(二)网络流行语

2009年网络流行语多戏谑，反复引用和强调某些人的言论，突出其不合理性，以达到讽刺、鞭挞的功效，有些流行语也不乏自嘲或者搞笑的成分。必须结合具体网络热点事件，在熟悉该典故的人群中使用，它们才能有非常好的效果;若单独使用或者讲给不熟悉典故的人听，会显得莫名其妙。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时，网络跟帖使用超过100万次的网络流行语有10个(见表2)，它们无不具有上述某种或几种特征。

二 网络舆论载体的新进展

(一)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见表3)。也就是说，约三成的社会舆论因互联网而兴起。特别是在传统媒体因为种种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互联网孤军深入，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例如2009年5月7日晚，杭州闹市区发生飙车撞人案，当地多数报纸第二天未作报道。但当晚杭州著名论坛“19楼”发帖《富家子弟把马路当F1赛道，无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回帖达到14万条，网民对蔑视生命的“富二代”给予强烈谴责。加上杭州警方明显偏袒肇事车主激起众怒，BBS上网民“人肉搜索”肇事者背景，受害者谭卓的毕业院校浙江大学学子致杭州市长的公开信也从浙江大学内部论坛流传到公网，飙车案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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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web2.0与web1.0形成意见反差

在传统媒体中，编辑部与受众之间是“我写你读”、“我念你听”和“我演你看”的关系。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也属于信息单向传播的web1.0形态，担负着宣传政府方针政策和舆论导向的使命。然而，以互动为特色的网络社区，属于网民自主发声、信息反向传播的web2.0形态。web2.0与web1.0之间经常形成一种隔阂和反差。在web2.0意见平台上，网民议政心直口快，某些政府管理措施经常处于被质疑的状态。

以曾经被要求推广的“绿坝——花季护航”上网过滤软件为例，各网站刊载有关方面的新闻通稿说：92%的用户认为有必要由政府采购过滤软件，70%以上的用户对软件表示满意。但一些门户网站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网友反对强行安装这款软件。

(三)互联网与手机结合，网络舆论更具杀伤力

有线载体(互联网)和无线终端(手机)结合，网友通过手机能够进行更为便捷的信息传播，而且不限于文字，还可以将现场拍摄图片、视频上传。特别是微博客，在2009年十分活跃。微博客可通过手机或网页登陆，随时随地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一次不超过140字。在微博客上跟从网民，无须对方同意。一些“意见领袖”的Twitter(总部在美国的微博客提供商)“跟从”者过万，对网民的感召力或煽动性极强。与西方微博客多谈论网民日常起居不同，中国微博客强烈关注时事。网民通过“跟从”链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时政新闻平台和论坛。由普通网民临时客串的“公民报道者”，可在微博客上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例如，在石首骚乱中，一位匿名网民在饭否网上实时播报街头消息约200条。微博客有效地突破了某些信息屏障，赶在了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第一时间发布大量第一手的信息，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

互联网和无线终端嫁接的另一个产品是微视频。微视频是短则几十秒、长不过半小时的视频短片，在突发事件现场，用手机、DV等非专业设备拍摄，然后发布到网上。例如2009年元宵节晚9时左右央视新址配楼大火，第一个报道的是网民“加盐的手磨咖啡”，9时4分在天涯社区发帖《CCTV大楼元宵夜起大火了吗》，上传了手机拍摄的火灾现场照片。2009年夏天土豆网等发布了一段网民视频《北京街头最痛心的一幕》，反映一女子在协和医院门口被公交车蹭倒受伤流血，拨打120急救电话40分钟仍未得到救护。网民跟帖感叹：“当别人发生灾难，在我们眼里就是故事。岂不知，当自己发生灾难，在别人眼里也是故事。这个世界不能太冷漠!”网友信奉“无图无真相”，特别是城市管理中一些老大难问题，如城管与商贩、拆迁户与开发商冲突的现场画面传到网上，更容易激起网民的强烈不满，引爆舆论。

(四)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放大舆论

网络舆论已深刻地影响到传统媒体。报纸记者、编辑和电视主持人习惯于到网上寻找新闻线索;网络“意见领袖”也乐于为报刊撰写专栏，到电视台做嘉宾访谈。网上的爆料，由传统媒体接手深入采访和评论，提升了可信度，更能引起政府重视;而传统媒体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报道，经互联网的放大，迅速凝聚民意，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新老媒体相互借力，推动了不少社会问题的解决。例如，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钓鱼执法”问题的解决，就是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联手推进的结果。职业经理人张军9月8日开私家车搭载一个声称胃疼的路人而“被钓”，12日他以“公子羿”为ID在天涯社区发帖控诉。“80后”作家韩寒在博客中转述和评论此事，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国庆节过后，传统媒体大举介入，挖掘出上海其他“钓鱼”案例，某区对黑车罚款获取天价收入，法院与交通管理部门串通制定审判指导意见，等等。特别是司机孙中界助人“被钓”后愤而断指自证清白的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在第一时间追踪报道，把舆论推向高潮。

(五)体制内报纸、电视台和网站积极回应网民关切

在上海“钓鱼执法”案中，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曝光上海可能存在“职业拦车群体”，《新闻1+1》栏目制作专题调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人民时评》，与网民的愤怒和都市报的质疑相呼应，迫使上海浦东新区和闵行区政府认错。近年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不缺席、不失语，特别是勇于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与某些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和少数无良官员相区隔，表现出体制内改良政务管理、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的坚强决心。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在2009年针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得失加大了舆论监督力度。例如，在王帅因为发帖被“跨省抓捕”后，人民网于4月组织了四次在线访谈。第一次访谈时，当事人王帅刚刚取保候审，在一个秘密的角落上网讲述事件真相。在第三次访谈中，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承认警方执法错误，将对王帅进行国家赔偿。人民网还针对石首骚乱、杞县钴60事件、上海“钓鱼执法”等组织了一系列访谈，作出权威解读，有时走在都市报的前面发声，增强了政府背景网站的公信力。

从2009年11月份起，《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专栏、《中国青年报》“法制社会”版和《冰点》专刊、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手，在天涯社区开设“主流媒体”频道，这是体制内媒体深入网络社区与网民对话的一次集体尝试。

(六)调整网络表达形式，抑制“群体极化”现象

中国网民群体，包括网络管理员和版主在内，多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阅历和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使其很难在短时间内厘清事情背后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动因，非理性和过于主观的声音经常容易占据上风。从河北容城县“艾滋女”和279名“嫖客”案件看，网民和媒体都有可能以讹传讹，推波助澜，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所谓“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是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提出来的，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互联网的匿名环境、海量帖文的气氛渲染，观点相近人群的频繁沟通，更容易产生“群体极化”，并可能发展为人身攻击，甚至威胁社会正常秩序。为遏制网络“群体极化”，各网站、BBS和政府管理部门动了不少心思。如网易放弃了著名的“无跟帖，不新闻”的浪漫口号，代之以“文明上网，登陆发帖”的叮咛。继BBS以后，门户网站也开始要求注册发帖，让网民在登陆后多花一点时间来沉淀思考。新闻跟帖的显示比例缩水，有时显示数只有实际发帖数的几分之一。一些网站取消了新闻跟帖中的赞成、反对功能，似有避免单一网友的声音被过度放大的考虑;有的网站甚至把“反对”改成“举报”，更有压制偏激言论的意图。人气旺盛的天涯社区遇到敏感话题，经常锁帖或把跟帖控制在5页以内。

三 网民社会心理和行为的演变

(一)网民社会阶层的分野

目前网上草根民众和知识精英的舆论并行发达。草根类舆论体现在众多新闻跟帖和普通网民的个人博客中;精英类言论则集中于微博客，文化界名人博客，凯迪网络、中国改革论坛等BBS，五柳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学术文化类网站。据2005年底对凯迪网络用户的调查，他们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拥有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和房产的比例高;与全国网民平均水平相比，本科学历高出21.8个百分点，研究生学历高出9.4个百分点，而在校生比例低了32.5个百分点;男性多，多数已结婚生子，喜欢阅读和旅游[②]。这些数据均提示他们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地位，这是凯迪网络成为知识分子思想园地的人口学基础。

网络草根和精英都同情弱势群体，痛恨社会不公，关注公权力尽责和诚信，维护社会道德底线。2009年，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断指抗议“钓鱼执法”等新闻事件上，精英和草根的意见高度一致。但在另一些问题上，网络精英与草根之间意见分歧往往很大。例如，在如何看待山西煤矿“国进民退”改制的问题上，普通网民多为口碑糟糕的“煤老板”绝大多数被整合而兴奋，但知识界对于山西政府是否尊重私营经济产权和市场契约颇有疑虑。

(二)网民的社会关怀大幅提升

网上参与人数最多的言论形式是新闻跟帖。例如，2009年6月12日、13日宝马、奔驰国产车型入选公务车的新闻跟帖踊跃，搜狐1430条，网易3261条，新浪14002条。这三大商业门户网站的用户三教九流都有，尤以学生和底层民众居多，因此，新闻跟帖更像“草根的围观”，他们强烈的社会和道德批判精神，提示所谓当今中国人“政治冷漠”的印象并不准确。

截至2009年6月底，1.81亿网民开设了个人博客或个人空间，其中1.13亿人平均每个月至少更新一次。过去，写博客主要是记述个人生活;2008-2009年上半年，针对“社会现象”发言的作者所占比例达到54.5%，比2007年上升了44.5个百分点[③]。以新浪博客为例，与“孙伟铭死刑”相关的博文271600篇，网民热议酒后驾车肇事应否抵命，该以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重庆“打黑”也是博客热门话题，在新浪可找到与“王立军重庆”相关的博文423308篇，找到与“文强重庆”(“打黑”中落马的最高官员)相关的博文1088049篇。网民强烈的社会关怀提示民气可用、民怨可畏。

(三)网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

随着网络言论载体的逐渐发达，相当多的网民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在网上结成各种虚拟的社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腾讯QQ网民结成的QQ群，据称有5000万个之多。依托于同学、同事、同乡等现实社会关系的除外，其他如影视音乐、动漫、游戏、车行天下、旅游、体育联盟、追星族、星座缘分等类别的QQ群，基本上源于虚拟的网络交往。在邓玉娇事件中，《新京报》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巴东县野三关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记者被打，相机被抢，媒体QQ群里几乎是实时播报。接着，记者编辑们在群里商量由谁来报道，财经网编辑自告奋勇尝试发稿。果然，半小时后，财经网挂出记者被打的新闻。由于网友经常加入不止一个QQ群，信息和图片可在瞬间从一个群复制流传到其他的群，具有病毒似的传染性，因此QQ群的动员和组织潜力巨大。

近一年来崛起的社交类网站SNS(SocialNetworkSite)，能为用户提供个人博客、群组、照片、视频、音乐等多种朋友互动功能。如开心网面向白领，注册用户逾5000万;而校内网则垄断了在校大学生市场。现阶段SNS以娱乐内容为主，比如偷菜、占车位，但不乏关注社会问题的潜质。如新华社入住开心网后，开设“新华社电视”频道，从2009年5月11日清晨6时到13日下午推出汶川地震一周年电视直播节目，网民寄语留言多达63万条。SNS很可能成为今后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

“百度贴吧”是一种特殊形态的BBS，网友基于关键词而自由创建。百度平均每天新建贴吧8000余个，发新帖200万个。由于贴吧进行的是特定主题的深度交流，能够寻找和聚集利益相关人群，给一些地方政府和社区型国有大型企业带来很大舆论压力。例如，在石首骚乱中，当地政府封锁消息，在长达80个小时的时间里只发布了3条新闻，其中还包括一条匪夷所思的石首街头举行多部门联合消防演习的新闻通稿。但在“百度贴吧·石首吧”里，出现了近500个与此案有关的主帖，追踪报道石首街头的真实情况。

其他网络社群组织形式，包括BBS的版聚(活跃在同一论坛的网民线下聚会)，作者社会背景相同或博文主题相近的博客圈(仅搜狐博客就有11825个圈子)，豆瓣网的讨论群组(2.2万个)，还有一些小的专业类网站，如户外运动类网站结成的“驴友”社群，当年率先质疑周正龙虎照的“色影无忌”摄影爱好者网站。

有学者认为，网络社群“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因而拥有比西方更大的民主潜力[④]。上海团市委一项调查显示，仅与团市委建立固定联络的网络社团就有几十个，包括车友会、音乐发烧友、收藏发烧友等。这些网络社团大都没有经过正式注册，但组织能力强，经常开展线上和线下的活动[⑤]。现阶段这些网络社团没有政治色彩，至多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或审美、价值偏好的小圈子。

(四)网民开始走下互联网

2009年，在一些突发事件中，部分网民不满足于网上的“口水战”，企图在网下有所表达。例如，在杭州飙车案中，就在警方宣布肇事车速仅70码的当晚，不少网友来到车祸地点文二西路，点起蜡烛、献上菊花，表示对遇害者的哀悼和公正办案的诉求。在邓玉娇案中，一些网友纷纷到巴东“旅游”，有的还请求为邓玉娇立“烈女碑”。当地政府感到压力巨大，长江航线巴东码头自抗日战争以来首次停航，宾馆宣布客满。在北京，西客站附近广场出现“行为艺术”，一个女青年以纱布层层缠裹自己，呈极力挣扎却无法挣脱状，身边摆放着几个大字：“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

7月16日，网友郭宝锋因在网上发布严晓玲“被轮奸致死”的流言，被福州警方以涉嫌诽谤而拘留。恰恰在这一天，“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传出一句无厘头的贴文“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知名网民“北风”受此启发，在线发起“一人一张明信片，喊郭宝锋回家吃饭”的活动。两个星期内，上百张明信片从全国各地寄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每张上面都写着“郭宝锋，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7月31日下午，郭宝锋取保候审，走出了看守所。律师认为，郭宝锋是被网民用明信片“喊”回了家。

可以这么说，互联网上的“新意见阶层”已经结成了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形成巨大舆论压力。网民从自身利益出发评议公共政策，经常能够有效地改变决策方向。

例如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就是在网民的质疑和激烈反对中，在7月1日强制安装起始日的前夕——6月30日晚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宣布推迟预装;后来又改口说，“绝不会出现在所有销售的计算机里一律强制安装的问题”，改进后的预装方案主要限制在学校、网吧等公共场合的计算机。“绿坝”事件是2009年网民作为“压力集团”整体发声和发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这种虚拟“压力集团”不是政治组织，现阶段在若干具体利益问题上具有温和表达不满和不服从的特征，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颠覆性影响。

(五)网络非理性情绪值得关注

2009年群体性事件对抗性增强。例如，在石首事件中，约7万民众走上街头，与数千名武警对峙，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中西部县域，影响多具有局部性和一过性。但在2009年群体性事件和其他一些突发事件中，现场民众和网民非理性情绪抬头，有蔓延趋势。例如，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股权调整引发职工不满，民营企业派驻的总经理被活活打死。新闻跟帖几乎一边倒地赞扬通钢“工人阶级了不起”，幸灾乐祸于“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场网络起哄属于“泄愤事件”，也就是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⑥]。

网络非理性情绪的另一个预警信号，是邓玉娇案中的“屠夫”现象。网民“屠夫”在凯迪网络向其他网民募捐，得到资助后赶到巴东，促成邓家聘请北京律师，到邓玉娇被羁押的精神病院会见了邓玉娇，并在博客里以第一手图片和文字报告案件进展。继邓玉娇案后，“屠夫”又到昆明为“小学生卖淫案”“闹场”，被云南秉持理性批评的“躲猫猫”调查委员会的网民“边民”用一场温和对话击退。“屠夫”“用杀猪方式参与社会个案的模式”，公民责任心可嘉，却不能归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常态，其对社会的潜在破坏性值得忧虑和警醒。

四 政府与网民互动，顺应与管理平衡

(一)政府上网从web1.0走向web2.0

政府上网工程启动10年来收效显著，到2008年底，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省市一级已全部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地市级和县级政府拥有门户网站的比例也分别达到99%和92%，很多街道、乡镇甚至村(居)委会都建立了网站或网页。

网络留言板成为党政机关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影响最大的是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截至2009年11月上旬，接收网友留言40多万条，37位书记或省长、95位地市主要领导作出公开回应。据不完全统计，约6000项网友提出的问题得到落实和解决。“地方领导留言板”也因此获得了2009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河南、天津等省市还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办理留言要求，安徽还规定不及时认真解决网友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予以严肃问责。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触网”，现身论坛、博客。2009年中，有15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来到人民网社区做在线访谈，回答网民关注的问题。7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现身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论坛，就昆明“小学生卖淫案”实名发帖，回应网络和媒体的质疑，并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10月，广东15个省直单位全部设立“网络发言人”。

(二)网络舆论应对提速，官员问责力度加大

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2009年，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快速应急机制，回应网民关切，网络舆情应对提速。如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仅两个小时，成都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当天连开三场，不断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让真相赶在传言前边。6月6日第四场发布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使质疑声音减弱。7日第五场发布会认定“有人带油上车”，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民众的思路和情绪与政府逐渐合拍。最终这一突发恶性事件平稳落幕。10月7日新疆建设兵团“最牛团长夫人”敦煌打人事件被天涯社区曝光，10日兵团领导批示进行调查，兵团新闻办立即向天涯社区发去回应，12日相关人员被免职。贵州省思南县一起“引水工程”引发的官民对峙，就是因为网上一篇帖子悄然改变了发展轨迹：乡政府表示放弃该工程，重新寻找水源。发帖人说：“多种力量汇合，最终促成杨家坳乡政府顺应民意，悬崖勒马，避免了流血冲突事件。这件事能够出现转机，应主要归功于网络。”

一个偏远地区乡政府能够如此重视网络舆论，与两年前“黑砖窑”事件中山西洪洞县政府对网络舆论沸腾一无所知形成鲜明对照，提示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

2009年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对严重违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员问责力度。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在问责的6种情形中，包括“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2009年中在网上网下造成恶劣影响的王帅案、邓玉娇案、石首骚乱、开胸验肺案、“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事件、重庆高考加分作弊案等事件发生后，当事官员先后被问责。

另外，由于近年来大量贪腐问题经网络举报后得到查处，2009年政府拓宽了网络举报的通道，鼓励实名，允许匿名。中央纪委、监察部于10月28日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受理群众对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开通之初一度因访问过多而导致服务器无法承受。中组部“12380”举报网站、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12309)等也相继开通。

(三)突发事件中的网络管理得失互见

遭遇突发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控制信息流动、统一宣传口径，成为一些干部的思维定式。就像陕西绥德县某官员所言：“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在2009年，出现了一些人为制造“没有网络”的情形。在邓玉娇案中，其家乡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的电视和网络信号一度因为“防雷击”而中断。无独有偶，湖北石首事件发生后，石首市区网吧断网，事发地一带还一度断电，但这都并未能阻止网上的舆论浪潮。

更荒唐的事情是河南杞县重现“杞人忧天”。6月7日杞县一辐照厂发生放射物卡源事故，情况在网上流传、发酵，政府却一直失语，7月17日，随着“放射源将***”谣言的出现，大批群众纷纷奔向周边县市“避难”，杞县县城一度几成空城。在这起事件中，看似谣言是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的诱因，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公共事务透明度低下和政府公信力缺失。事后，杞县政府未能反躬自省，反而迁怒于网民，抓了5名在网上夸大事故危险性的“造谣者”和转帖者。

近年来，一些党政部门经常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群体性事件有严格定义，指聚众实施未经法律允许或批准的行为，如集体上访、***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绝食***、围堵交通、围攻党政机关等。而“网络群体性事件”，从字面看上看，容易被理解成通过网上组织串联，导致网下聚众行动、制造事端。但考察近几年的情况，因为互联网而产生网下聚众行为的事件并不多。像2007年厦门部分市民反对PX化工项目而上街“散步”，互联网(BBS和QQ群)和无线网(手机短信)的确起到了信息沟通和鼓动作用。但在更多的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采取了断网、屏蔽手机信号甚至中断电视转播的做法，事态的恶化跟互联网没有直接关系。而适度开放网络舆论，让公众的利益关切和焦虑、不满得到宣泄，恰恰可能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009年同时存在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尝试。如云南省委宣传部尝试推动云南媒体和网络“新政”。在年初“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宣传部在QQ群中发出邀请，由网民组成调查委员会。虽然网民参与司法调查于法无据，但毕竟体现了政府重建公信力的诚意和努力。8月，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煤矿与村民因施工纠纷引发的冲突，省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不得随意给群众乱扣“刁民”、“恶势力”等帽子，禁用、慎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别有用心”、“一小撮”等形容词。在这一事件中，群众提出7个方面的诉求，有6个获得圆满解决，剩下1个因不够合理而被劝阻。长期以来，“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一直是一些政府部门用来抵制民意、搪塞监督的借口。云南表现出地方当政者转换官方话语体系和处事思维的大胆探索，推动了以群众诉求为中心处理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机制创新，被誉为社会转型期“官民交流的范本”。

(四)修复政府公信力是舆论应对的核心问题

网络舆情应对的核心，是修复政府公信力。在涉及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问题上，网民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所谓“刻板印象”，如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这类认知和情绪似乎不断得到某些突发事件的验证。另外，据2009年初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委托腾讯网所作调查，网民选择的举报方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传统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在健全的法治环境下本应成为首选的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举报，网民意向却如此之低。有网民感叹“信法(律)不如信(上)访，信访不如信(互联)网”。如何切实树立政府公信力和法制的权威，值得深思。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鼓励网络举报和网民监督截然相反，当前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不中听的批评视为诽谤，不仅删帖、封堵IP，甚至动用警力抓捕发帖人。在王帅案中，人民网作过一个网民调查：“河南灵宝青年发帖举报被囚八日，官方称其伤害领导，您怎样看?”投票结果认为这是“以„诽谤‟政府为由打压民声”的占到了93.4%。可见，这种做法对于政府公信力会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影响。理性地说，在正确对待网络舆论方面，不仅要合理拓宽网络举报和公民参与的渠道，更要慎用“网络诽谤”之类名目治罪。另外，网络言论的监管技术，包括要求网站提供网民IP地址，以收归中央管理为宜，主要用于国家安全目的;尤其不应允许地方基层政府把网络(包括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监管技术滥用于地方政治，特别是打击报复网民对领导干部个人的批评监督。

总体来说，现阶段政务信息透明度已然较高，网络舆论应急处置做得不错;但党务和人大、政协系统的信息透明度和舆论应对意识还有待提高和加强。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党务公开，促进党的组织建设创新，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是党建工作在互联网时代与时俱进的一项重要部署。人民网“强国论坛”网民称赞：“党委新闻发言人一小步，党务公开一大步。”

(原载于2010年《社会蓝皮书》，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未特别标明的网络数据均来源于此。

[②]广西南宁波普市场调查公司：《凯迪网络受众调查报告》，2006。

[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2009博客市场及博客行为研究报告》。

[④]胡泳：《网络社群的崛起》，《南风窗》2009年第22期。

[⑤]《〈?望〉文章：网络意见领袖“显性化”》，新华网，2008年6月24日。

[⑥]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