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现行规则中探寻行政公益诉讼的出

第一篇：关于在现行规则中探寻行政公益诉讼的出

在现行规则中探寻行政公益诉讼的出路

曾 艳

根据传统的诉讼理论，只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人，才具备起诉的资格，成为一名诉讼正当的当事人。这种认定原告资格的传统标准被称为“直接利害关系原则”，以这样的原则来认定诉讼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其防止诉权的滥用及节省诉讼资源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法治的进步，如果只允许“直接受害”的个人才能代表自身起诉，则大多数案件中涉及的公共利益将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为了回应实践的需要，公益诉讼便随之诞生。其实，早在罗马法时期就有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分。一般来说，私益诉讼是为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是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

行政诉讼对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起着重大作用，但限于“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原告资格认定，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难以进入行政诉讼。现实中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的事件又经常出现，因此近年来理论与实务界对行政公益诉讼都较有研究。但几乎所有学者都以参照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立法为路径，主张我国也应在现有的行政诉讼规则之外另行构建行政公益诉讼。

因此，我们认为，行政诉讼不仅应该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个体利益，也应维护公共利益。《行政诉讼法》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也渗透着公益保护的思想，并未排斥行政公益诉讼的存在。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并不缺乏对公益的权衡维护，只是缺少公益事件进入诉讼的渠道，这集中体现在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局限上。因此，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应以该原告主体资格的局限为路径，寻求公益事件进入诉讼的突破，而不应另行构建。在现有规则之外另

行构建，将带来两者的不协调，就如日本民众诉讼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即使另行构建行政公益诉讼规则，也应拓宽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

一、现有行政诉讼规则对公益诉讼的限制

1、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发展沿革。

行政诉讼的当事人适格判断，不同于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往往以民事实体法的权利有无为依据。而行政实体法上的公权概念及范围并不明确。“故于判断当事人适格时，如何自实体法上探求以及当事人于诉讼上应有如何举动始谓适格，乃发生问题。”2因此，各国行政诉讼制度都规定了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如德国《行政法院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致其权利受侵害”、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九条的“有法律上利益者”。随着利益的多元化、分散化，为维护团体利益、公共利益，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原告主体资格。于是《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突破了《行政诉讼法》“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标准，采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而且列举相邻权、公平竞争权的利害关系人也可提起行政诉讼。可见，原告主体资格已经有长足的发展。虽然《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律上利害关系”对纳入行政公益诉讼仍有障碍，但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产生实际影响”标准，则体现了立法者面对现实需要的困惑和寻求突破的心理。行政诉讼制度在不断发展，救济渠道也应不断拓宽，对于原告主体资格也应不断寻求突破，以切合司法实践的需求。公益诉讼正是这样一种呼声。公益诉讼正是原告资格不断放宽、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的渠道越发畅通的产物3。可见，公益诉讼实质上就是原告主体资格在法律规则上遇到困惑与寻求突破的反映。

2、“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标准存在不足。

在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有在其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虽然有了拓宽，其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该解释对原告主体资格作了一个重要的限

制——即“法律上”利害关系。尽管起诉人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但这种利害关系如果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或者受法律保护的，那么，起诉人依然不具有原告资格，法院也就当然不会受理。“法律上”的标准不仅不明确，因为行政实体法较少规定权利和利益，不同于民事实体上对权利和利益的规定体例;而且，“法律上”的标准排除了为维护事实上利益而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这正是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着制度上的障碍，也是我们必须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3、对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关系的误解。

公共利益是指一定范围内的整体利益，与该范围内的个体必定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或者事实上的利益，或者法律上的利益，不存在超越一切个体的抽象的公共利益。超越个体利益的，纯粹的公共利益，应当不存在。既然公共利益与个体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关系，就可借助于现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改造和拓宽予以纳入，以达到维护公益的目的。笔者认为，主张另行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学者，大都基于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绝对割裂的认识，认为公共利益就是不关所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是抽象的利益，因此无法通过他们启动诉讼。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构建行政公益诉讼之前，应弄清行政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在原告主体资格上的联系。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为维护公益，就与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事项，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所提起的诉讼。”4这个概念科学地界定了两者的关系。“无直接利害关系”，而非“无利害关系”，说明了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而正是这种“无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被现行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所认可，才引发公益诉讼的思考。为了纳入公益诉讼，笔者认为通过扩大化解释“法律上利害关系”来容纳“无直接利害关系”，而不能从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来引进公益诉讼，理由是：首先，公共利益有时候容易确定，有时候比较困难。5其次，应尽可能地从制度本身内部寻求发展，而非人为地引入另一种制度。考察司法审查发达国家的经验不难发现，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之初，为解决行政公益诉讼与传统诉讼制度的冲突，这些国家也没有立即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改造，而是在既有法律制度框架内通过扩充相关法律条文的内涵来实现的。6

二、行政公益诉讼在现行规则中的端倪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规则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比较适合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因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对于行政公益诉讼应该是能够有所作为的”7。现行行政诉讼规则具备公益利益的维护功能，且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也并非截然分开。经过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考察，可以得出他们也同私益诉讼存在紧密联系。比较从现行规则寻求突破，与另行构建两种体例的利弊，以及现行规则中存在公益诉讼的端倪。

1、行政公益诉讼可通过私益启动。

行政公益诉讼，往往与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的私益无法分开，没有绝对的行政公益诉讼。在法国，越权之诉被认为是客观诉讼，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适法性，而非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但主观与客观的区别正变得模糊，公益与私益的划分并非一目了然。越权之诉在当代越来越具有主观因素，因为申诉人必须在利益受到损害时才能提起越权之诉，越权之诉同样具有保护申诉人利益的作用。而且，从申诉人提起越权之诉要求撤销行政决定的利益来看，既包括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8在日本，司法实践中，“撤销诉讼与民众诉讼有性质相近的可能性”9。因此，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诉讼的本质，是通过制度的设计，依靠原告对私益的感受及利己的心态而寻求启动司法救济。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样可以通过不同样态的、多元的与公益存在不同程度联系的私益这一杠杆来达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中“法律上利益关系”并未完全排除“无直接利害关系”，可以纳入公益诉讼。

2、行政公益诉讼，与现行规则的协调。

在现有诉讼规则之外另行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可能致使两种制度的失调。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9条规定：只有具有法律上利益的人才可能提起请求撤销处分或裁决的诉讼。而民众诉讼与此相反，第5条规定：民众诉讼系以与自己法律上利益无关的资格所提起的诉讼。民众诉讼是以与自己法律上的利益无关的资格提起的诉讼，因而不是“法律上的争讼”，而是为了确保法规的正确适用这种一般利益而承认的诉讼。所以民众诉讼只有在法律上有规定时才能提起。10日本的民众诉讼与包括撤销之诉的抗告诉讼，原

告资格不同，提起诉讼要求也不同。抗告诉讼限于“具有法律上利益的人”，而民众诉讼则限于“法律上有规定”才可提起。第5条中将民众诉讼限于“与自己法律上利益无关”，就将抗告诉讼与民众诉讼两者截然分开。这种在私益诉讼之外另行构建公益诉讼的体例，在司法实践中也遇到困难。东京高等法院在对于住民请求撤销特别区区长所为变更町名的决定，以及都知事依该法定所为的公告的案件中，认为该诉讼如视为抗告诉讼，欠缺诉的利益;如视为民众诉讼，则无法律依据，显不合法11。但东京地方法院则认为町名的改变，对该区域住民的生活、财产权以及交易关系等法律关系，都有深远影响，因此该变更决定是相当于“行政机关的处分”，并认为原告系因町区域、町名的变更，而以居住地区的住民身份，主张其法律关系受到不利影响，应认为具有提起撤销判决的法律上利益12。民众诉讼虽然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但因“法律上有规定”而有其局限性。该案例即被认定“欠缺诉的利益”且“无法律依据”而被排除于司法程序之外。在现在规则之外构建公益诉讼，就可能产生既非“法律规定的”公益诉讼，又不符合私益诉讼“诉的利益”的事件。而且，这种立法体例也没能解决现有私益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不够宽泛的弊病。如果从现有行政诉讼规则出发，通过扩大解释“法律上利害关系”，则可纳入行政公益诉讼，又可避免不协调，这正是我国应采取的立法体例。

3、扩大解释现有规则，同样可以起到维护公益的目的。

美国《清洁空气法》认可了行政公益诉讼，其中规定：除非有例外情况，任何人均可针对任何违反本法的人或行政机关提起诉讼。该条款并未限定原告主体资格，理论上任何第三人均可对无关自己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但对于第三人对无关自己的行为起诉的理由基础，则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这两种不同的认识正是本文所比较的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两种思路。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对第三人原告资格的态度也尚有分歧。有的法院认为，议会有权创设私人检察总长诉讼，议会如果作此规定，就应当得到法院的尊重。还有的法院则认为，如果在一国之内存在受到污染的水或空气，最终它会对我们造成不利影响或让我们遭受损害，因此，承认第三人的原告资格。13这两种观点中，前者从议会设定公益诉讼的立法权出发，认为法律有规定就认可第三人资格，侧重于立法机关对公益的考虑，而不更多考虑第三人与该公益的关系。这种观点就很可能在立法上主张独立创设各种公益诉讼类别，而不顾及现存规则的利用;而后者

则从该第三人与公益的关系入手，认为公益与第三人总有一定程度上的关系，从而援用现有的私益诉讼规则来容纳公益诉讼，认可通过现在规则的扩大化解释同样可以起到作用。这两种观点正是目前大多学者的观点，与本文观点的不同之处。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都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一个公民能否主张另一个公民的权利呢?一般情况下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在有限的领域内允许。第三人若要取得原告资格，必须指出他们所主张权利的权利人之间必须有紧密的联系。”14可见，美国司法实践也认可“无直接利害关系”，排除超越、空洞的公益诉讼。这种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实行的做法，也说明我国从现有规则探寻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三、解读“法律上利害关系”，引入行政公益诉讼

1、与“侵犯其合法权益”相比，解读“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弹性。

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必须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才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则总结司法实践的需要，提出了“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标准，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后者比前者的原告资格要宽泛得多，为引入行政公益诉讼留下了空间。

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在于公益事件的利益具有扩散性，不限于起诉人仅有，可能涉及众多的潜在的起诉人，起诉人受到的不利并不比他人特殊;甚至该利益与起诉人不具有直接关系。“侵犯其合法权益”无法兼容公益诉讼，首先在于该“权益”必须是合法的，即应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且，该“权益”应属起诉人所有，起诉人因具体行政行为所受的不利具有特殊性，超过其他人遭受的损失。在行政诉讼构建的初期，实行“侵犯其合法权益”具有历史意义。“法律上利害关系”虽然也强调“法律上”，但与“合法”相比，在判断识别上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且，“利害关系”可以根据具体案情的需要、相对人遭受损失的情形予以权衡。“法律上利害关系”富有弹性，因而有利于纳入行政公益诉讼。

2、从“产生实际影响”，反面解读“法律上利害关系”。

《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从正面规定原告应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相反，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起诉人即不具原告资格。《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对此做了排除性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该排除标准是“不产生实际影响”，也即：产生实际影响的，可以起诉，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该项规定事实上将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作为可诉行政行为的条件。“实际影响”比之“法律上利害关系”，更有益于纳入行政公益诉讼，明确了“利害关系”的实质在于“影响”，而且不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只要“实际”上产生了影响，该相对人即可起诉，寻求救济。“法律上利害关系”与“实际影响”形成一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范畴，应以“实际影响”作为辨别“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标准。

行政公益事件对起诉人的影响往往是轻微的、间接的，即使适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标准也勉强可以包容入内，但以“实际影响”为标准，则较为容易获得行政诉讼救济。影响公益的行政行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会对原告产生“实际影响”。从两个标准的差异，反映了对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划定的艰难。笔者认为，如何调和“法律上利害关系”与“实际影响”之间的矛盾，是现有行政诉讼规则能否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关键。“实际影响”虽然不是界定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明确标准，但可以作为解读“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一个尺度。“法律上利害关系”作为“实际影响”的形式标准，应在“法律上”寻求突破，不能以法律规范明确保护的利益为限，而应以法律意图保护的利益为视角。如果以法律规范明确保护的利益为限,就回归到“侵犯其合法权益”标准，《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所作的修改也就没有意义了。而以法律意图保护的利益，则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可以顾及被诉行为及起诉受损的具体情况，还可顺应司法形势的要求。可见，“法律上利害关系”体现了高超的立法技术，能够包容现代公益诉讼对行政诉讼的需求。因此，对“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解读，“实际影响”才是真正的密码。只有涵盖了“实际影响”，也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也即，只要该受“实际影响”的利益不是非法与不正当的，就应当识别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存在。

3、参照域外立法，解读“法律上利害关系”。

WTO诸多协定中，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资格规定为：认为受经审查的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均可提起诉讼。这里使用的“不利影响”，类似于《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中的“产生实际影响”标准。以“不利影响”的表述，就可以容纳行政公益诉讼。“不利影响”也突破法律规范的限制，反映出司法救济对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放宽。美国司法审查中的原告资格标准主要为“事实不利影响标准”，即相对人只要利益受到所指控的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他就具有了原告资格，而不管这种利益是否有特定法律的直接规定，也不管这种利益是人身利益、经济利益还是其它利益。15美国法律在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判别上也经历了从严至宽的过程，原先只认可当事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在1970年数据处理服务协会诉坎普案之前，采取的是“法律利益”标准。可见，经过该案的审理，原告只要主张“事实上”遭受了损害，损害又是现实、特定的，且该损害属于法律或宪法所保护或调整的利益范围之内，就有起诉资格。英国也遵循类似规则，《最高法院法》第31条第1款规定：除非法院认为原告就其要求进行审查的事项存在足够的利益，否则法院就不允许司法审查之诉继续进行下去。从域外“不利影响”、“事实上的利益”、“足够的利益”的原告主体资格标准，可见以“实际影响”解读“法律上利害关系”能融入世界行政公益诉讼的潮流之中。

4、以保护规范理论，解读“法律上”的含义。

以往以法律规范明确保护的权利或利益，判断是否给予起诉人寻求救济的机会，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行政诉讼的发展。为了更加宽泛地保护各种应当保护的正当利益，应深入辨析、挖掘法律规范的本意。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发展，法律规范明确保护的权益毕竟有限，因此应进一步探求立法者制定法律规范时的意图，以洞察立法者所欲保护的利益范围。而法律规范就是司法者解读该“法律上利益”的工具，以该法律规范是否有意保护该利益为标准，决定是否赋予原告主体资格。随着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不断拓广，保护规范理论逐渐为理论及实务界青睐。“保护规范理论，为德、日及台湾地区通说”16。如，台湾行政诉讼中，对于原告诉讼资格，学者一般认为原告须主张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才能起诉。至于如何判断“法律上利益”，通说则采法律上保护利益说，而其判断标准一般采保护规范理论。而且，“保护规范理论”之范围逐渐扩大，辨别某一利益是否受法律保护，除构成公权力根据之个别根据法规外，该法规整体，根据法规以外之其他相关联法规，乃至宪法(尤其有关基本权利部分)有关之规定，均属所谓“保护规范”，得作为导出“法律上利益”之根据。17可见，作为判断“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工具，已经超越了起诉人所主张利益依据的实体法规范，还涵盖该实体法的上位法等整个法律体系，甚至连宪法都可以作为辨别利益是否受保护的规范依据。保护规范理论对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界定方式，符合现代诉讼理念的发展。法律规范对起诉人利益的要求，不是凭空而造的，应考虑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特别应考虑现有规则是否有其他有效的应助途径。诉的利益的内容在于纠纷解决的必要性与实效性，当原告认为存在着这种解决纠纷的必要性与实效性时，就可以提起诉讼18。行政公益诉讼正是当代中国急需纳入的制度，但现有规则却存有障碍，诉之利益理论对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而对行政公益诉讼领域的诉之利益，保护规范理论再合适不过了。这样，所有正当的利益都将得到认可，极大地拓宽了“法律上利益”的内涵，与“实际影响”达成一致，只要起诉人受该被诉具体行政的“实际影响”，该影响又不是非法、不正当的，保护规范理论均将其识别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这样就完全可以纳入行政公益诉讼。

四、结语

为维护公益，有必要纳入行政公益诉讼。但与其另行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引发与现在制度的不协调，不如从现有规则出发，通过扩大解释“法律上利害关系”以容纳公益诉讼。《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的“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较之《行政诉讼法》的“侵犯其合法权益”有了明显发展，但要适应行政公益诉讼，应结合“实际影响”、“不利影响”以及保护规范理论进行解读。通过对“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扩大化解释，公民、法律或其他组织认为其事实上受到实际影响的，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当然，行政公益诉讼也并非无所不包涵，域外的行政公益诉讼也大都限于“法律规定”。因此，我国从现有行政诉讼规则完全可以探寻到行政公益诉讼，可以达到域外对公益保护的水准。你好哦啊，

第二篇：行政公益诉讼

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事件总有发生，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履行职责，侵害了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也屡见不鲜。公民或社会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子很多，但是，他们最终会因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告资格而不被立案或驳回起诉。这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确认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一项关键举措。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定义和特点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或可能的违法行为已经损害公共利益或将要损害公共利益时，即使该行为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按照司法程序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诉讼类型。

从行政公益诉讼的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归纳出行政公益诉讼的几个特点：

1、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必须是行政行为侵害到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公共利益的可能，并且该行为没有直接侵害到原告的利益。传统的行政诉讼旨在对私益的保护，当私人利益遭受到侵害时，公民通常会积极主动地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相较于普通的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旨在对公益的保护，即使其中可能会涉及到个别特定人的利益，但与公益相比，还是微乎其微的。公

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是出于“公心”而非“私心”。传统的行政诉讼大大限制了原告的起诉资格

2、公益损害的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已造成了现实的损害，也可以是尚未造成现实的损害(潜在的损害)，但有损害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点与任何一种诉讼类型都是不一样的。民事诉讼、行政自诉、刑事自诉均以客观的已发生的现实的损害为起诉前提，也就是既有违法行为又有违法行为造成的结果，否则法院不予受理。而行政公益诉讼则明显地具有预防性，不需要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结果的现实发生，只需要根据情况能够合理地判断有发生损害的潜在可能性即可。这样做的优势是显而易见，最有效地保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防范于未然，不至于产生无法挽回或者不可估量的损失。

3、行政公益诉讼主体具有广泛性。在私益诉讼中，法律规定必须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可以提起诉讼。而在行政公益诉讼中，起诉人一般是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直接的成立利害关系，他们只是通过法律的授权，按照司法程序，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了诉讼。所以当行政行为侵害了国家、社会的利益时，使得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时，即使是与行政行为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检查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都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4、行政公益诉讼的效力并不仅惠及当事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往往是对社会不特定多数人都产生影响的，就会出现不特定的多数人都具有原告资格，但是最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只有一部分人。所以，法院的判决不仅作用于直接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还可以惠及没有直接参加诉讼的其他当事人。

二、案例分析

随着我们国家的飞速发展，社会的不断变革，在我们的身边总是会发生一些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事情。大多数人是抱着一种围观的心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意对行政机关提起诉讼。但是，我们同样会看到，还是会有那么一些充满正能量的公民、社会团体组织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了行政公益诉讼，控诉行政机关违法作为或不作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以此来维护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1、石家庄市民李贵欣因环境污染状告石家庄环保局

【案件简介】 2014年2月20日9时，石家庄空气质量指数337，严重污染，健康建议：老年人、病人应留在室内，减少体力消耗，一般人避免少户外活动。对于许多石家庄市民来说，面对300多的空气污染指数，大多已经麻木，毕竟空气报表的现象已不罕见。但是，石家庄市新华区的李贵欣却做出了不一样的举动，他拿着行政诉讼状到裕华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诉状中的被告是石家庄市环保局，李贵欣的诉讼请求是不仅是要石家庄市环保局依法履行治理大气污染的职责，还要求石家庄市环保局对其因大气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进行1万元的赔偿，并且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案件结局】立案并不顺利。2月19日上午，李贵欣先后到省高院、石家庄市中院立案大厅，均未被受理。20日9时，裕华区人民法院接受了他的诉讼材料，之后进行初步审查，七个工作日以内答复是否受理。但是，在距离全国两会召开还有两天时，李贵欣主动撤诉了。“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别给国家添堵了”。

2、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研究所诉福建省林业厅向归真堂“活熊取胆”违法颁发许可证案 【案件简介】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研究所通过信息公开途径获悉了福建省林业厅分别于2009年和2008年向归真堂颁发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野生动物经营加工许可证》，因为持有这两个许可证，归真堂得以合法经营。该所认为福建省林业厅向归真堂颁发许可证的行为，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遂

于2012年12月28号，以福建省林业厅为被申请人向国家林业局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向归真堂颁发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2013年2月份，该所又针对《经营加工许可证》直接向福州市中级法院提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向归真堂颁发的《野生动物经营加工许可证》。

【案件结局】2013年4月8号，原告方律师臧云收到了国家林业局寄来的复议决定书（林复字【2013】3号），该决定认为福建省林业厅向归真堂颁发许可证的行为，与申请人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研究所无利害关系，驳回行政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申请。而针对《经营加工许可证》提起的行政诉讼，得到的答复是原告主体资格法律依据不足。

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行政公益诉讼最终因为不具备原告资格而不被立案。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是指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虽然上述的两个案例中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和社会组织与行政行为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该行政行为侵犯的的确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确实是被社会不特定多数人所享有的，社会上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公共利益的享有者。所以，当公民或社会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因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限制，所以，在法律实务上行政公益诉讼就变得非常棘手。因此，尽快地确认原告资格对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是十分关键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域外一些国家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比较先进，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与环境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为我们所用。

三、域外经验

1、英美法系国家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1）美国的私人检察总长理论

在现代法制中，美国是最早重拾古罗马公益诉讼传统的国家，也是现代公益诉讼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作为现代公益诉讼的初始国和已形成健全的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美国从1940年桑德斯兄弟广播站诉联邦委员会案和1943年纽约州工业联合会诉伊克斯案中发展处私人检查总长制度，也就是行政公益诉讼，即当违法最为危害公共利益时，国会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授权私人或者团体针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的非法作为与不作为行政性提起诉讼，也可以有一个公共官吏提起诉讼制止违法行为，而受到授权的人即相当于私人检察总长。

“私人检察总长”是指当政府怠于保护公共利益时，通过法律授权提起诉讼的方式来保护公共利益的私人。Frank大法官：“既然国会可以授权检查总长代表公共利益，也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授权任何非公共官员的个人，或者指定的团体来提起诉讼，即使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这样的人，一旦获得授权，就是所谓的私人检察长。”

“私人检察总长”理论即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国会可以授权检察总长对行政行为申请司法审查，也有权以法律形式制定其他人作为“私人检察总长”，主张公共利益。就是说，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公民都可以以检察总长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而不管事实上或法律上公民与被侵害的客体有某种特殊关系存在。这是与传统的行政“诉讼理论”矛盾的，但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和能够体现法律精神的。

与美国同属于英美法系的英国也在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领 域内规定了相类似的“检察长理论”。

2、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1）法国的越权之诉

法国的行政公益诉讼表现为越权之诉。所谓的越权之诉是向所有的行为相对人敞开的一种诉讼渠道，旨在撤销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这是法国在公法领域最古老的诉讼类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地发展、完善。这种诉讼渠道是向所有的行政相对人。开放的，而且是不需要法律明文承认，没有法律条文规定谁有起诉资格，而是法院都需要受理。

越权之诉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违法的行政行为，保障良好的行政秩序，而不是限于保护起诉人的主观权利。该诉讼着眼于公共利益，力求保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对事不对人的客观诉讼。越权之诉的判决发生对事的效果，而不以申诉人为限。法国最高法院认为，法律中排除一切申诉的条款，不能剥夺当事人提起越权之诉的权利。只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不许提起越权之诉时，当事人的申诉权才受到限制。法国的越权之诉有着自己的制度特色。越权之诉有三个特点，一是公民通过起诉来反对行政机关的某个行政行为，法官主要是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二是越权之诉是有关公共利益的起诉，此类诉讼不需要律师，公民自己提起即可，这种诉讼对起诉人诉的利益的理解面是宽泛的。三是越权之诉的起诉人放弃起诉后还可重新提起诉讼。越权之诉主要体现出法国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牵制和约束。这种诉讼的出发点主要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与制约，确保行政法得到客观和公正的适用。

（2）日本的民众诉讼

日本在不同时期受不同法系影响，在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发展方面，更多地体现了大陆法系模式的特点，并且概念界定较为清晰，相关制度也较为成熟。日本在行政案件诉讼法第五条中将行政诉讼分为控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和改正机关诉讼四种形式。民众诉讼实质上就是行政公益诉讼，它不限于救济起诉者的利益，而是日本公民以选举人的身份提起的请国家或求纠正公团机关违法的诉讼，作为行政救济案件的一种形式。东京地判1970年10月14日判决，关于过街桥设置可能权妨害道路通行证权、侵害环境权并损害健康，认可原告请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初，日本兴起一类以纳税人身份提起的要求公开交际费开支的诉讼。90年代初，日本兴起一类以纳税人身份提起的要求公开交际费开支的诉讼。90年代中期，又发生了针对政府机关招待费、接待费的诉讼。

四、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

1、公民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问题

因为我国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所以按照现有的行政诉讼法，与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是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但是，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机关提出维护、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并且公民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是维护公民实体权利的必然要求，虽然行政权力所侵害的公共利益不属于任何某个公民的个人私益，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行政权利的违法行为已经侵害了公民的实体权益，公民已经具备了诉的理由。而且面对越来越多的政府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我们不可以在无动于衷。所以，扩大原告资格的范围至越来越多的利害关系人，是符合宪法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

2、社会组织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问题

首先，社会团体设立往往基于一个特定的宗旨，代表的是这个区域里多数人的共同利益。社会团体本身的公益性团体优势，使得其在行使诉权时，能够充分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地考虑相关问题，而不至于产生一些偏激的想法。

其次，社会团体一般具有其自己特有的专业知识，对本团体内相关事务十分了解，这有助于推动诉讼的进行。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当要求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以及其与所造成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性问题时，具备一些专业上的知识确实可以在证明过程中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最后，社会团体作原告代表着多数人的利益，众多的利益受害者很难被全部收买，这可以阻止被告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启动后进行不正当的干扰。

3、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问题

近年来关于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争论不断，笔者对此持认可态度。

首先，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合法性的监督室其职责所在，是宪法赋予其的一项重要的权力和义务，任何人和组织都无权剥夺。而且检察机关的参与，还有利于防止和遏制审判中的枉法裁判。

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力不断地扩张和膨胀并涉及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不再仅仅是社会和国家的“守夜人”的角色。那么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身份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行使监督权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可以有效地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起到限制行政权的作用。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繁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地快速发展，生环境地日益恶化，社会矛盾地不断激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救济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而确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制度，构建起来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在借鉴域外的经验的同时，还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虽然这个过程会很艰辛，但是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国家一定会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我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符合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人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发挥法律赋予的权利，来保护公共利益。

第三篇：国外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新型诉讼形式，在西方法治国家已发展的相当成熟，只是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之称呼不一，诸如民众诉讼、公民诉讼、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等等，但内涵大体相当。通过对海外各发达法治国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考察和比较，可以为我国建立这一制度提供先进经验，并同时证明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一）英国

行政公益诉讼在英国被称为“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指检察总长在别人要求禁止令或宣告令或同时请求这两种救济时，为阻止某种违法而提起的诉讼。按照英国法律规定，检察总长代表国王，有权阻止一切违法行为，包括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且也可以依职权，为公共利益而主动请求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但在实践中，检察总长却是只应请求人的请求而动。而且，检察总长一旦赋予请求人必要的起诉资格后，对公共利益就不再表现进一步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退出了诉讼，而让案件像其他普通私人诉讼一样进行下去。在此过程中，检察总长只是把他的名字出借给请求人而已。

但英国这一诉讼制度的不足是：检察总长是否出借它的名字完全由他自己自由判断。上议院的判例已经设定，如果检察总长拒绝同意请求人，法院便不能对他行使自由裁量权提出质疑，也不能容许私人单纯以公众的一员的身份，既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而检察总长判断时到底遵循什么规则却不得而知。

（二）美国

“行政公益诉讼”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美国作为典型的普通法系国家，并不将该类诉讼与其他普通诉讼相区别。也即，在美国所谓“行政公益诉讼”与其他普通诉讼一样受相同的法律调整，适用相同的诉讼程序。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2条规定：“因行政行为而致使其法定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人，或受到有关法律规定之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或损害，均有权诉诸司法审查”。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原告的资格经历了一个从“法定损害标准”到“双重损害标准”，最后到现在的“事实不利影响标准”的演变。即相对人只要其利益受到了所指控的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他就具有了原告资格，而不管这种利益是否有特定法律的直接规定，也不管这种利益是人身利益、经济利益还是其他如审美的、娱乐的、环境的利益等。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布卢南所说“如果原告证明他请求审查的行政行为在事实上对他造成了经济或其他损害，那他就有了原告资格。” 可见在美国，公民具有广泛的诉的利益。

（三）法国

法国的行政诉讼可分为完全管辖之诉、越权之诉、解释之诉和处罚之诉，其中越权之诉是法国最重要也是最具特色的诉讼制度，性质上属于客观诉讼.它是指当事人的利益由于行政机关的决定而受到侵害，请求行政法院审查该项决定的合法性并予以撤销的救济手段。该诉讼的基础是为了纠正违法的行政行为，保障良好的社会秩序，公民提起越权之诉的条件是，必须与所起诉的行政决定有某种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种，只要申诉人认为

自己的利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就可提起，并不要求与申诉个人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如果利益是集体的，或是公共利益时，其中的某一人可以提起，代表该利益的团体、组织也可提起。在实践中各种团体的作用尤为广泛和活跃，当他们的集体利益受到行政决定的直接影响时，一般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越权之诉。另外，在法国越权之诉可以免去律师代理，事先无需缴纳诉讼费用。

（四）德国

设置公益代表人制度并由其参加诉讼，是德国行政公诉的一大特点。德国十分注意在行政诉讼中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因为德国学者认为，对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不能用同一标准进行衡量。因此，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德国1960年颁布的《德国法院法》专门确立了公益代表人制度，即由联邦最高检察官作为联邦公益的代表人，州高等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分别作为州和地方的公益代表人并由他们以参加人的身份参与联邦最高行政法院、州高等行 政法院以及地方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并享有上诉权和变更权。作为公益代表人的检察官在性质上属于司法行政官，而且只受政府命令的约束。

（五）日本

在日本，行政公益诉讼被称为民众诉讼。所谓民众诉讼是指国民请求纠正国家或者公共团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并以选举人的资格或自己在法律上的利益无关的其他资格提起的诉讼。日本民众诉讼的原告可以是纳税人，也可以是利益受到普遍影响的选举人或者其他公众之一，只有在“法律上有规定时，限于法律规定者，才能够提起”，可以准用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的程序。作为民众诉讼的典型事例，有根据《公职选举法》进行的选举诉讼和《地方自治法》所规定的居民诉讼等。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民众诉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国民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客观上的法律秩序，使国民以选举人的身份通过诉讼手段制约国家机关或公共性权力机构行使职权的行为，监督行政法规的正确适用。因此，它具有客观诉讼的性质。日本实务中比较典型的民众诉讼形式有：选举无效诉讼、当选无效诉讼以及居民诉讼等。

误区之一：行政公益诉讼是国外通例，在当下有关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理由的论述中，一种十分流行的叙事格式是：域外各法治发达国家均已建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其先进经验证明了中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其实，深入考察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行政诉讼客观化过程中所建立的相关诉讼制度，不难发现，“行政公益诉讼是国外通例”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其间反映了我国学者对西方国家有关制度的误解甚至曲解。

第一，德国的公益代表人制度与所谓的行政公益诉讼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德国的公益代表人——无论是设在联邦行政法院的检察官还是设在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行政法院的公益代表人——只能参与诉讼，却不能提起诉讼。他们的任务在于维护“公益”，且所代表的只能是州或州的行政机关这一层级以上的公共利益。到目前为止，德国仅有巴登——符腾堡州、拜恩州等七个州运用授权设立了公益代表人。至于乡镇及其他实体利益的代表，则尚未引起重视。可见，德国的公益代表人制度仅具有形式意义，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制度。根据我国台湾学者蔡志方先生的考证，德国公益代表人的职责主要包括四项：协助法院适用法律，确定与具体化法律、提供学术情报、协助斟酌法律之精神、辅助法官、弥补法院经验之

不足、担保法院办案之不疏忽；在诉讼程序中代表大众，即代表沉默之多数，从法律秩序之维护，以保护大众之法律利益；减轻法院负担，协助法院迅速审理案件，避免因思虑不周致浪费程序；对机关提供各项法律情报与咨询意见。从实际担负的职责上看，这一制度与国内学者所言的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所谓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大相径庭。

第二法国的越权之诉并不是简单地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尽管“越权之诉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保障，是对事不对人的客观诉讼”，但是，越权之诉在当代越来越具有主观因素，因为申诉人必须在利益受到损害时才能提起越权之诉，越权之诉同样具有保护申诉人利益的作用。而且，从申诉人提起越权之诉要求撤销行政决定的利益来看，既包括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就后者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为了私益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就前者而言，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集团诉讼”及“机关诉讼”的诉讼形态。

第三，日本的民众诉讼与机关诉讼仅仅是一种立法政策选择的结果。根据日本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只有“法律上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方能提起民众诉讼及机关诉讼。作为民众诉讼典型形式的住民诉讼实际上是一种融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于一体的新型行政诉讼形式。而机关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国家或公共团体机关相互间的职权纷争”，本质上属于行政权内部的纠葛，并无多少公共利益的成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些诉讼并不当然地归属于法院管辖，只是从政策角度分析，由司法权来解决更为合理、更为妥当时，在有法律予以承认的范围内，才例外地允许提起诉讼。”

第四篇：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

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

如果社会生活中存在乱排污水、滥伐森林损害生态环境安全、森林安全等公共利益的现象，而这些侵权行为又没有侵害特定公民的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没有履行监督和管理职责，那么该如何启动法律程序惩处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呢？

文章从案件来源、起诉主体、被告、诉讼请求、诉前程序等方面阐述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特点。

案件来源：一般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是在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的。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包括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审查起诉、控告检察、诉讼监督等等。

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只限于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赋予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权，但是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需要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提起公益诉讼案件的审批权下放至省级检察院的除外。

被告：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而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都可以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如：国土资源局、环境保护局、水利局、林业局、草原监督管理局、森林公安局、生态文明建设局等等。诉讼请求：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违法行政行为，并可以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确认无效，并可以同时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责令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

诉前程序：检察机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先行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依法办理，并将办理情况及时书面回复检察院。经过诉前程序，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由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检察院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推行，对全社会都是有益的，既可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又可以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职责，也能很好得维护公共安全，让大家生活在一个青山绿水、树木成荫、和谐健康的环境中。

第五篇：行政公益诉讼流程解析

行政公益诉讼流程解析

行政公益诉讼流程解析? ?1.谁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从管辖主体上来说，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具体承办部门是民事行政检察部门。

从管辖层级上来说存在四种情形：一般由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检察院管辖。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由市（分、州）人民检察院管辖。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应当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本区域其他试点地区人民检察院管辖。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法条链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一般由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检察院管辖。

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由市（分、州）人民检察院管辖。

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应当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本区域其他试点地区人民检察院管辖。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由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负责。

2.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条件：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初步证据。

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行政公益诉讼中，《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的明确列举，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三种诉讼请求：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违法行政行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但是该条文后的表述为“等诉讼请求”，意味着主要有列举的三种诉讼请求，但不仅限于列举的这三种诉讼请求。

法条链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第四十一条 经过诉前程序，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3.谁审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案件管辖主体上有两种情形：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案件管辖层级上：一般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但是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以及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公益诉讼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根据《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依法应当公开审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公开：一是庭审过程公开即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旁听庭审，并可以通过庭审直播录播等方式向公众和媒体公开庭审实况。二是法律文书公开即裁判文书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

法条链接：《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以及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公益诉讼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4.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公益诉讼是否允许调解或撤诉？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

人民法院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撤诉。但是，是否准许撤诉，由人民法院裁定。法条链接：《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人民检察院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第四十八条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

第四十九条 在行政公益诉讼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撤回起诉。5.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部门被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该做些什么工作？

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部门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做好答辩和准备工作。纠正违法行政之诉答辩的重点应为履职行为是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上；不作为之诉答辩的重点应为是否属于职责范围、是否已经履职以及履职是否到位、适当上。涉及多部门都应当承担责任的，即某些问题不止涉及一个政府部门的职责，应当按法律法规厘清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与各部门的职责界限，这也是在答辩时应重点注意的事项。做到法定的履职到位，法律明确界定是其他部门的，要再答辩过程中说明清楚。二是依据行政公益诉讼起诉状的要求，继续整改到位，争取人民检察院撤诉。三是加强与人民法院的交流。案外案内、庭上庭下都应主动与人民法院交流，争取人民法院的指导和帮助。6.判决后国土资源执法部门该做什么工作？

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部门应当会同律师或者本单位的法律顾问及时研究法院裁判结果。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案件，应当认真总结成功的整改经验。人民法院裁判败诉的案件，要全面总结败诉经验教训，提出整改措施。若对一审法院裁判结果不服，且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再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上诉。对于法院的生效判决应严格依法执行。法条链接：《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第十九条 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公益诉讼判决、裁定，当事人依法提起上诉、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或者其他当事人申请再审且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分别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审理。7.判断行政机关履职到位的标准是什么？

人民检察院判断行政机关“充分履职”应当满足四个条件：第一，第一时间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了违法行为；第二，行政机关已经穷尽了所有能够采取的公益救济手段；第三，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已经得到了有效保护；第四，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的，已经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了相关措施。

（作者单位：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