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问题

第一篇：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问题

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问题

一、我国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

公益诉讼并不是民事诉讼法中一个法律用词，中国知识写作网，包过。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大家通常把民事诉讼法中五十五条涉及的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污染环境案件归纳为公益诉讼案件。这两种案件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公益案案件，其规定范围过于狭小，因为早在2012年江伟教授主持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就提出把公益诉讼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还进一步细化在特别程序中引入公益诉讼制度[1](P64)由此可见我国目前民事诉讼法五十五条规定的案件范围是远远小于公益诉讼本应有之范围的，这也为建立未成年人保护的公益诉讼奠定了立法上的可行性前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我国未成年人(0-18岁)人数已达299668269人。[2]

其数量属于世界首位，这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事业提出更高要求。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不仅仅是要保护其刑事司法中利益，更重要是要保护其更为广泛的民事利益，因此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体现在：第一是未成年人身心特点，难以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我们现有的民事诉讼程序是根据成年主体设计的，是建立在成年行为人参与程序中具有的行为认知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和程序的后果的判断力。而未成年人控制、预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建立未成年保护公益诉讼是十分必要的。第二是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不足，法律规定由监护人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疾病和经济等其他原因，导致监护人无法行使自己的监护权，由此造成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侵犯。第三是商业行为中侵犯不特定群体的案件，其案件复杂，证据收集困难，仅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无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更加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二、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一)商业行为中侵犯不特定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商业活动把目标转移到未成年人群体，由于我国商业活动没有建立未成年人隔离措施，导致侵害未成年人利益也层出不穷。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种危害未成年利益行为。一是电子和纸质出版物以及影视剧中的暴力色情内容。由于我国未建立严格的商业电影分级和过滤制度，导致在纸质媒体或影视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暴力色情场景。而未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这些糟粕的洗礼，导致一部分未成年人过于早熟或行为暴戾、性格孤僻。二是网络游戏等电子娱乐产品对未成年人的毒害。随着网络的发展，我国快速进入了全民网络的时代。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显示，2013年中国6.18亿网民中,25周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规模为2.56亿，占网民总体的41.5%.从年龄分布分析，青少年网民主要集中在12-24岁，所占比例为88.4%.[3]

大量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导致网络成瘾。网络成瘾不仅造成未成年人逃学意志减退、淡漠人生、逃避现实等不良心理反应，而且造成在现实生活中模仿游戏场景造成恶劣的刑事犯罪。三是向未成年人兜售烟酒。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七条明文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着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但现实生活中依然有商家向未成年人兜售烟酒，为此靠传统行政处罚措施不能有效的遏制这种行为。综上可见这些危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往往存在侵害群体广泛性、不特定性，危害结果非立即显现性，如果依靠公民个人提起民事诉讼，往往立案困难，举证困难，败诉风险很大。因此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是非常重要的。

(二)特殊群体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案件

特殊群体未成年人主要是指残疾未成年人和其他因疾病原因遭受到歧视的群体。这些群体首先从自身年龄和心智上处于不成熟阶段容易受到外界伤害和歧视，这就要求我们法律对这些群体采取特别保护原则。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忽视对未成年人中患有残疾、病患特殊群体的保护。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8502万人。这其中未成年人约占13%.面对如此庞大的未成年人残疾人群体，社会缺乏相应的关爱，社会上经常出现歧视未成年残疾人、以及侵犯残疾未成年受教育权等现象。面对这些残疾未成年人我们一方面呼吁人们保护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要采取切实制度保护未成年残疾人利益。

同时由于艾滋病、肺结核等疾病，目前人类无法医治或无法完全医治，导致一些未成年人在同患病的父母生活中被感染，还有一些儿童虽然没有被传染这些疾病，但在其他人眼中这些群体视同“瘟神”,对他们避而远之。近些年来因艾滋病、肺结核被歧视未成年人的报道经常见于报端，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些教育、医疗机构也谈“艾”色变，常常将其拒绝门外。这些特殊群体未成年人的教育权和医疗保障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目前我国在对患有传染疾病的未成年人保护还缺乏有效措施，笔者认为单单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往往是亡羊补牢，当务之急是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三)对未成年人实施暴力、虐待、遗弃的监护权剥夺

我国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国家，“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种糟粕的观点一直被人们奉为治家格言，体罚教育成了很多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根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调研数据发现697例案件中84.79%的案件是父母施暴，其中亲生父母施暴占74.75%,继父母或养父母施暴的占10.04%;所有案件中父母单方施暴的案件更为常见，占76.47%.家庭暴力的行为不仅使得对未成年人造成阴影，也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威胁。我国为防止家庭暴力，在国家层面上发布《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同时地方已有浙江省出台《浙江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陕西省出台了《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但这些法律或地方性法规存在着操作层面上的缺陷，很多法律、法规都规定对未成年家庭暴力行为采取救助措施，但缺乏相应的可操作措施。笔者认为西方国家在禁止家庭暴力措施值得我们学习，美国很多州都规定监护人实施暴力、虐待、遗弃的强制起诉制度，即当执法人员发现或有足够理由相信监护人对监护人实施暴力、虐待、遗弃等行为，执法人员必须逮捕其监护人，并在随后提出监护权剥夺的诉讼。同时挪威更建立了无条件司法起诉制度赋予公诉机关不需经过受虐待未成年同意，即可向其父母提起诉讼。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尽快将家庭暴力、遗弃未成年人案件纳入公益诉讼制度，由国家代为起诉父母，从而达到对未成年人保护。

三、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一)未成年保护行政组织及社会团体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但从具体工作层面来看，主要是以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

其中更多的是由设在各地共青团下面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各地妇女联合会下设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来行使的。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代为提起公益诉讼。让其代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优势在于：第一是未成年人工作的专业性，由于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长期致力于儿童权益保护工作，这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建立了充分的专业基础。第二是拥有良好的组织协调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作为协调性的机构，其工作职责就在于协调各部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由于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牵涉到教育、卫生、工商、公安等众多部门，协调好这些部门对收集证据，进行诉讼至关重要。第三是法律的专业性。近些年来随着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日益增多，各地的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纷纷加强对违法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打击力度，有些地区还成立相关法律维权办公室并对其工作人员进行法律培训，在此期间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法律业务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让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代为行使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职能是十分可行的。

(二)检察机关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保护未成年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保护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合法权益，有些地区检察机关还建立起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笔者认为让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也是有十分有利：首先，检察院根据宪法规定是法律监督机关，所以有义务也有权力监督保障《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赋予检察机关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可以有效地保证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使。其次检察机关有丰富的诉讼资源和司法经验，能够保证全面收集到有关的证据，从而可以保证案件的胜诉率。再次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中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公诉程序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熟悉，为民事公益诉讼积累了相当了诉讼经验。由此可见赋予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也是非常合适的。

四、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中的心理干预机制

心理健康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要内容。大多数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在遭受到侵害后，心理就受到严重创伤，而在诉讼过程中为了避免对未成年人的二次伤害，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中的心理干预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在大多数案件尤其涉及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起诉前通过对未成年人心理评估机制是维护未成年人心理安全的首要措施。在公益诉讼起诉前，必须由心理评估人员对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评估，通过评估的结果，我们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做出合理的判断。这对我们进一步做出是否需要起诉，是否支持未成年人出庭作证，以及是否公开未成年人案件的信息做出相应的判断。只有在诉讼前对未成年人心理做了充分的评估，才能在之后的诉讼过程中对其心理达到很好的保护。同时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过程的漫长性、复杂性，在诉讼之中对未成年人心理进行积极辅导是非常重要的。但最后未成年心理恢复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对未成年的公益保护不能仅仅体现在诉前和诉中，还要在诉讼后加强对未成年人康复心理治愈。

参考文献

[1]江伟，主持人。李浩，姜启波,廖永安,肖建国,邵明,孙邦清,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2]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全国人口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2011-04-03.[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EB/OL].2014-06-05.[4]青少年维权网，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查与研究报告[EB/OL].[5]杨晓慧，基于“全人”社会化需求视角探究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建构[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6]邓思清，公益诉讼制度的程序构想[J].当代法学，2008,(2)：88-93.[7]中国知识写作网

第二篇：公益诉讼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心得体会

公益诉讼促进未成年人保护 心得体会

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下称未保法）第 106 条规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相关组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督促、支持其提起诉讼；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本条规定通过在单行法增设公益诉讼条款的方式，解决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实践探索上位法授权不足的障碍，为检察机关依法开展涉及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诉讼活动明确了法律依据。笔者认为，从贯彻落实未保法修改精神的工作全局，公益诉讼对未保法修改特别强调的国家责任立场，具有以诉讼机制予以实现的特殊价值。

确立未成年人公共权利由“宣言”到“诉讼”的实现路径。现代法治经验表明，即便一项权利被赋予得很充分，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机制予以保障，所谓的权利也仅仅是观念中的存在，并没有其他实际价值。因此，将公民权利落到实处，必须要以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来说更是如此。修订后的未保法第 3 条第 1 款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凸显此次修订更加强调国家责任的履行，值得充分肯定。但既往经验表明，虽然有关法律法规广泛规定了未成年人权利，如果缺乏具体权利的落实机制，就会导致立法赋权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如何真正落实好本次立法修改对于未成年人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的保护，应该强调创新未成年人权利的诉讼程

序保障机制，将宣言式的立法赋权具体化、实质化是确保立法效果充分实现的重点。

具体来说，修订后的未保法的很多亮点都涉及未成年人群体的公共利益，例如关于不得安排商业性活动、推销商品、提供有偿课程辅导；保障校车安全；公共场所设置搜寻走失未成年人的安全警报系统；住宿经营者的询问义务；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信息的管理等等。这些立法修订内容如何落地？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公益诉讼司法维护机制。在前期试点过程中，有的基层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比如，针对某违规运营推广网络赌博平台，长达数月没有被有效阻断屏蔽，导致大量未成年人下载使用的问题。通过公益诉讼，督促本地网络管理部门配齐岗位人员，及时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督促网络平台整改，消除了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面临的网络风险。

督促履行未成年人保护分散的行政责任。长期以来，影响我国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权益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公共保护的行政履职不足。原未保法构建了一个多元主体协作配合的权利保护网络，但共同责任承担的立法设计原则导致不同职责部门履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职责过程中存在任意性和弹性化。实践中看似很多部门都承担保护职责，但实际上反而将未成年人公共利益保护的责任稀释了。此次立法修改强调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也明确了有关的牵头部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实践中如何统合牵头部门和参与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责仍需思考。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目的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设定公益诉讼的制度意义在于，通过发挥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功能，在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建立起司法监督行政的具体制度。同理，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行政责任履行虚化问题，特别是怠于履职的行政不作为，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比如，有的基层检察机关针对学校周边商店向未成年人销售“私彩”的违法经营问题，通过公益诉讼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以公益诉讼为倒逼机制，推进政府专门制定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等相关单位的具体职责任务和整改措施，实现督促不同的行政管理主体履行职责。经过公益诉讼的诉前治理，已经在当地县域范围内所有学校周边杜绝这一类违法经营活动。这样，公益诉讼的督促整改，涵盖了涉及不特定或多数未成年人的生活、健康等息息相关事务的公共利益，能够发挥弥补管理漏洞的兜底作用，进而修复受损的未成年人的公共利益，保障了未保法得到有效实施。

从结构与功能视角理解，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本质上是一种偏重督促行政履职的司法机制，容易将行政管制没有发现或不愿意呈现的问

题显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行政治理之不足，并且建立起行政管制与司法治理相互依存的公益保护行动链接，形成多元治理机制在公益保护层面的耦合。这正是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有助于改变行政机关怠于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关键价值所在。

推动解决社会转型时期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结构性矛盾的公共政策意义。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之前有案例折射出实现公民社会性权利尚缺乏足够社会支持条件。通过诉讼促使现行的法律得到执行、促使政府履行职责，这正是公益诉讼实现公共利益方面的社会与法律变革的最终目标。域外司法实践也表明，这也是解决转型社会问题较为经济有效的途径。以修订后的未保法强调校车安全来说，针对农村中小学生上学出行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的问题，有的基层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推动行政机关开展辖区“黑校车”专项治理，在打击非法运营的基础上，形成组织正规运输公司与学校签约，新增开通农村公交线路，新增投放客运车辆，实行错峰放学，高峰时段增加车辆等一揽子行政解决方案，有针对性解决本区域农村学生“出行难”问题。这个典型案例告诉我们，通过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检察建议，能够督促行政主管部门重视相关问题，甚至可以在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专业研究，提出执行不到位存在客观困难的时候，由更高层面的党政统一协调，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即便确实存在一时难以解决的客观困难，那么通过公益诉讼这一渠道，也可以为缺乏权利保护手段的未成年人发声，引发公众和社会

舆论的广泛关注，并且在持续的讨论过程中，逐渐形成应当解决问题的共识，这就是公益诉讼推动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公共政策的意义所在。

总之，在法律法条由“字面”到社会治理具体措施发挥效用的过程中，由于公益诉讼特殊的诉讼机制与未成年人保护国家责任的契合性，将对及时维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形成未成年人权益综合司法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篇：关于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4次会议、2018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3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3月2日起施行）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结合审判、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主要任务是充分发挥司法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督促适格主体依法行使公益诉权，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第三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应当遵守宪法法律规定，遵循诉讼制度的原则，遵循审判权、检察权运行规律。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提起公益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被诉行政机关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查收集证据材料；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应当配合；需要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依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公益诉讼案件，可以适用人民陪审制。

第八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向人民检察院送达出庭通知书。

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并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派员出庭通知书。派员出庭通知书应当写明出庭人员的姓名、法律职务以及出庭履行的具体职责。

第九条

出庭检察人员履行以下职责：

（一）宣读公益诉讼起诉书；

（二）对人民检察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予以出示和说明，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

（三）参加法庭调查，进行辩论并发表意见；

（四）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案件，由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员参加。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移送执行。

二、民事公益诉讼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初步证明材料；

（三）检察机关已经履行公告程序的证明材料。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本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以反诉方式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后，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

人民检察院已履行诉前公告程序的，人民法院立案后不再进行公告。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等诉讼请求。

第十九条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检察院诉讼请求全部实现而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

三、行政公益诉讼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依法履行职责，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出现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继续扩大等紧急情形的，行政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书面回复。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证明材料；

（三）检察机关已经履行诉前程序，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纠正违法行为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本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第二十四条

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人民检察院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违法。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区分下列情形作出行政公益诉讼判决：

（一）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判决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并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

（二）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诉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三）被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判决予以变更；

（五）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未超越职权，未滥用职权，无明显不当，或者人民检察院诉请被诉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可以将判决结果告知被诉行政机关所属的人民政府或者其他相关的职能部门。

四、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未规定的其他事项，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解释自2018年3月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本文由只做刑案的智豪律所编辑整理。

第四篇：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问题探究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问题探究

【摘要】 目前，由于我国法制不健全，法律规定不完善，在检察机关对于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该管不管，能不能提起公诉的问题上，理论界仍有很大争议。所以，加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 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 问题研究

1.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1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实现其基本职能的根本要求。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近几年来，检察机关为实现其监督职能，采取了一系列检察监督方式。如检察意见、检察建议、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和解、民事行政案件抗诉等，这些方式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国外许多国家的检察实践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因而有学者提出：“现代诉讼的基本理论认为，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最突出、最主要的职责是代表国家公众把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民事被告人、行政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和违法事实提供给法院，要求其依法进行审理和裁判，并对审理的过程及裁判的结果进行监督。”

监督与诉讼是有机结合的，实现监督是诉讼的目的，诉讼是实现监督的形式和手段。对此列宁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督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理解，不管什么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检察长的唯一职权是把案件提交到法院判决。”由于检察机关并无最终裁判权，但随着案件移交至法院及法院的受理，实现了监督权与诉讼权的转化。

1.2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能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公害案件以及随着行政权的扩张，侵害的不只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公众，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若要求单个主体提起诉讼，其必然将承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不符合公平承担的原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代表，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义务。由其作为公益代表人参与诉讼既符合其本质要求，又能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彻底的解决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1.3检察机关提出公益诉讼也是完善国家诉权的重要途径。国家诉权是指国家起诉损害其利益，破坏其管理秩序行为的权力。这里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作为管理者，对破坏其管理秩序的，给予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但这并非诉权的内容），这是公法领域的诉权；二是国家作为特殊民事主体，对损害其利益的，寻求司法保护的请求权，是私法领域的诉权。前者是我们熟悉的公诉权，而后者在我国还几乎是空白。因此允许检察机关对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是对我国国家诉权的健全，有利于充分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1.4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可行的。国家为了保护其利益不受侵犯，法律应当把起诉作为一种义务赋予特定的起诉主体，使主张公益的起诉变成一种公权力。根据公权力不得随意委托的理念，接受这种义务的起诉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而不可能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此外，由于有的案件涉及几个交叉的国家利益，这就会造成几个部门的互相推诿或重复劳动，有的涉及到地方利益，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而起诉不能；由法院主动追究违法行为者的责任又不符合“不告不理”诉讼原则的要求。为此，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的要求。为此，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诉讼，有以下理由：其一，检察机关是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司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行使国家诉权，由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依法有据。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监督机关，法律地位超脱，不易受干扰。其三，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与其它部门相比，更能胜任这一职责。其四，外国的检察实践已经证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切实可行的。

2.关于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构建

2.1确立“以公诉制度为主，私诉制度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模式。与公益诉讼私诉制度相对应的是公益诉讼的公诉制度。就目前能够代表国家行使诉讼权利的三个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人民检察院来看，人民检察院是唯一适格的公益诉讼公诉制度的主体。人民代表大会虽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但其主要行使立法权等抽象的权力，一般不涉及具体权力的行使，况且允许其参与诉讼必然会导致其为部门利益而滥用立法权，从而破坏法律自身的正义性。政府是国有资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者，但其所实施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可能会侵害到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从而成为公益诉讼的被告人。因此，政府也不宜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而检察机关却因其自身的特点而符合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要求。首先，从检察机关的性质来看，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监督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维护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一种国家权力和法治活动。”从这一定义来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中，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包括起诉、参与诉讼以及依上诉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权力等。“只有这三项制度在民事行政领域相互联系、联结，才能构成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权的整体，才符合我国设立该项制度的本意。”其次，从人民检察院的地位来看，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是平行的三个机关，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对其负责，向其汇报工作。

2.2公益诉讼的范围。尽管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但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总则和分则规定却不相一致，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两部诉讼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是分则中又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能否提起公益诉讼是有争议的。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行为，将突破现有的立法框架，将扩大人民法院审判权势范围，实际上带来了重新界定我国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权限划分及监督制约机制等问题。

2.3在有关的法律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时，必须以私法的方式进行。当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问题。毕竟检察院是我国的国家机关，公法色彩比较、浓，而且其在日常生活中多以公法主体的身份出现。而公益诉讼所涉及的都是私法关系，要求在诉讼中当事人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在公益诉讼的私诉制度中当事人双方毫无疑问是以私法的方式进行诉讼的，为了保证整个公益诉讼制度的统一和谐，检察机关应当和其他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一样，以私法的方式参与诉讼。

目前，认为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会破坏“诉辩平衡”的机制是许多人反对这一制度的重要理由。他们的疑虑不无道理，若检察机关把公益诉讼的被告人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取证时也把办理刑事案件的做法照搬过来，必然会造成公益诉讼中平衡机制的破坏，从而破坏整个法制的合理体系。

因此必须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以私法方式进行，特别对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方式与其进行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严格区分。比如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原则上不享有司法权，只要没有涉嫌职务犯罪的情形，不得动用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对自己代表国家提出的诉讼请求负举证责任等等，以此保证公益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衡。

（作者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山分校）

第五篇：浅谈大众传媒与未成年人保护

浅谈大众传媒与未成年人保护

今年九月份，发生在浙江温岭的幼师虐童事件，我相信许多人肯定都印象深刻。从媒体最初关注到报到事件，有几幅图片大家也一定眼熟，一幅图是年轻的幼儿园女老师，两手拎着一名小男孩的双耳，将他双脚提离地面约10厘米。这个过程，老师一脸微笑，而男童的耳朵被扯得变形，张着嘴巴哇哇大哭。，还有几幅图片：被胶带纸封住嘴巴小男孩；被扔进垃圾桶的孩子；头顶簸箕的小男孩。在这些图片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孩子们惊吓和害怕的表情。看到这里，也许你会对这位幼师的行为感到愤恨，替孩子们的教育捏一把汗。但是，你是否想过咱们的媒体就这么赤裸裸的将孩子们的照片展示在我们面前，让孩子们的家长看到，让孩子们自己又看到，是不是对他们的另一种伤害？尤其是那些图片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又被转载数千万次，对孩子来说，可能会造成心理阴影。想想孩子长大了，会想到自己曾经“受虐” 的照片几乎被全国人民所目睹，他们又会作何感想？同时，这些事件被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尤其是那些图片），无形的给受伤的孩子们带上了标签，这无疑会造成二次伤害。也许你要说，向公众报道事实的真相是媒体的职责，难免会涉及未成年人的一些信息。但保护未成年人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如果一个国家连孩子都保护不好，还怎么能持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们的媒体也应该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在新闻报道与保护未成年人这两者中追求最大的平衡。对此，我认为媒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做。

首先，我们的媒体要把未成年人群体作为关注的对象，也就是要把报道的视角指向未成年人。媒体要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具体说来，可以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受教育状况。关注未成年人的生活状况，我想举最近发生在湖南的一件事。浙江的一个大学生小梁去湖南凤凰的一个农村支教，发现孩子们每天早上所吃的竟是一片直径6厘米、厚1.5厘米的面包，一盒200毫升的牛奶。国家拨款3元弄的营养午餐，到孩子手上，就是一盒牛奶、一小片面包。小梁将此事在网络上告知大众，我们的很多媒体随之转发并进行跟进调查和报道，新华网随即派记者赶赴湖南凤凰调查事件始末，并随即向大众告知事件真相。小学生“巴掌大面包事件”被媒体报道之后，该校的相关负责人员立刻被调查，并得到处分。同时事件被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之后有不少爱心人士在网上给当地小学生捐钱，一些志愿者还盖起了新的食堂，让孩子们在冬天吃到了热乎乎的早饭，更重要的是孩子们都吃得很饱，不再挨饿了。在这件事中我想说，我们的媒体做的不错，至少经过网络曝光之后，媒体能立刻将视角转向孩子们，并且展开调查，及时报道事件信息，最终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相信经过这样一件事之后，很多学校在孩子们的饮食上会更加注意。这无疑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再来看一则新闻：11月16日清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内，发现5名男孩死亡，年龄均在10岁左右。经初步调查和勘验，5名男孩已排除外伤性致死和机械性窒息死亡，尸检结果显示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据介绍，在发现小孩死亡的垃圾箱内有木炭生火取暖的痕迹。垃圾箱旁是一个拆迁工地，据目击者此前描述，“孩子们在拆迁工地围墙里面，用一些写有广告语的塑料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围起来，并在里面住了好几天。看完这则新闻，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到痛心疾首！《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心酸的童话故事竟然在我们物质相对充足的今天上演。出现这样的悲剧，责任不仅仅在当地的政府和相关部门，我相信当地的媒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试问如果当地媒体能及时将视角放在这五个流浪的孩子身上，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据当地人民介绍，五个孩子在临死前的几个星期一至流浪在街头，附近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他们每天都在寒冷中度过，我不相信地方媒体会没有注意到。如果，他们稍稍注意一下，问问孩子们的状况，再好好调查和报道，孩子们就不会在寒冷中离开人世。所以在这个悲剧中，媒体的责任显然是没有做好。再来看看，媒体在报道孩子们受教育状况。今年秋季开学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件事：9月1日，湖北黄冈麻城市顺河镇3000余名学生需要自带课桌报到。据悉，整个顺河镇有5000多名学生，开学前约2000套新课桌被分配到镇上的一所希望小学和中心小学，仍有3000余人缺乏课桌。有的学生因此把茶几拿来当课桌，而留守儿童只能由年迈的奶奶扛桌子为其报到。这件新闻被媒体报道之后，同样是在社会上瘾以强烈的反响，一时间线上线下媒体纷纷关注此事，并跟进持续报道。之后，当地政府随即采取措施：立刻将该校的桌椅配备齐全，同时再筹措500万 2个月内全市配齐课桌。我想要不是媒体的报道，说不定至今麻城顺河的小学生还要自带课桌去学校上课，尤其是那些留守儿童，还要由年迈的奶奶背着沉重的桌子去他们上学。在这件事中我们看到了媒体的所表现出来的责任。将视角关注在孩子受教育状况上，发挥媒体的责任。

以上所列举的几个例子，主要想说明媒体在报道社会上每天发生新闻时要将视角放在未成年人身上，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受教育的情况。因为首先只有将关注点放在他们身上，才会发现问题和毛病，才会督促相关的部门去改正和采取相关的措施去解决问题。其他还有每年媒体关注学校的补课问题以及各项收费问题都是“保护”的体现。针对这第一个方面，我觉得湖南卫视有一档有关青少年励志节目《变形计》做得很好，不仅是报道新闻事实，更将商业价值和道德价值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档节目主要是帮城市的家长教育孩子，将城市里的“难管教”的孩子与生活在贫苦农村的孩子互换生活环境，让他们去体验不同的生活。从而使两个孩子都有新体验，进而获得对生活的新的、正确的认识。可谓是一举多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是可以将新闻报道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有效、完美结合的，这二者之间是有平衡点的。除了将报道视角放在未成年人身上，媒体还应该三思后虑如何组织、报道新闻事件，争取对孩子最大正面影响。所以接下来再谈谈媒体如何报道新闻事件。

谈到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说。首先媒体进行新闻报道要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和安全。在现在许多媒体在报道新闻事件的时候，将有关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相片等信息暴露无遗，尤其是一些报道未成年人的负面新闻时。例如近期报道福建一位酒驾母亲出事故之后，报道了这位母亲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本来媒体是好意要提醒大家要为自己的亲人考虑，不要酒驾。可报道出来之后大家都为事件感到可惜，随之儿子的照片在网上被大家不断转载。直到孩子的小姨出来恳求大家不要在转发了，怕对孩子的成长造成阴影。还有最近有媒体在报到武汉车展惊现身着比基尼的儿童摆着各种“成熟的动作”，同时将孩子们清晰的面部照片也报道出来。这无疑也是不妥的。虽然媒体的初衷是好的，是想提醒家长们不要这么功利，但这在无形中却伤害着孩子。这两件报道的报道方法都不妥，在涉及孩子们的负面报道中要注意保护孩子们，尤其是不要随意将孩子们的照片清晰的展现给受众，这让海门在日后的成长过程中会留下“污迹”。此外一些信息的泄露，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对孩子的安全又会造成隐患。所以媒体在报到时一定要注意各种有关未成年人的信息，不能轻易展现给受众。其次，媒体在新闻报道内容选取上要注意，不要一位将社会中的暴力等血腥事件展露无遗。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方法越来越方便，更别说孩子们了。每天一上网，各种不健康的，暴力的图片和视频会扑面而来，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替孩子们捏一把汗：每天都接触到这些，孩子们会怎么看这个社会，很容易让他们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前些年，一些电视节目将青少年的犯罪过程全部展现给观众，以至后来有人说这会导致青少年学着点是来犯罪。这也不无道理。所以媒体在报道内容的选取上，要站在青少年的角度上考虑，正负面报道“平衡”，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健康的信息环境。在进行一些负面报道时要充分考虑发挥其教育的作用，避免对未成年人产生负面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拉看看国外一些法律对媒体的限制：在加拿大，《加拿大广告标准准则》规定，不得将儿童作为广告对象。如加拿大魁北克政府颁布的有关儿童的广告禁令，规定所有广告不得直接以13岁以下的儿童为目标，并对涉及到儿童的广告，在时间和内容上都作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如不准用流行的动画形象向儿童推荐产品；广告不得鼓励儿童让家长去买某一商品等；在日

本，2003年制定了《关于规制使用网络介绍异性业务诱引儿童等行为的法律》，明确责任主体，防止新媒体对儿童的性侵害。另外，2003年日本制定《促进儿童的读书活动法》，设立每年的4月23日为“儿童读书日”。在美国，儿童网络保护政策已经构成基本的体系。这个体系是以《儿童在线保护法案》、《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三个联邦法律为基础，规范了商业组织、家庭、学校等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的行为。其保护的重点措施是：研制屏蔽性软件，要求学校、图书馆、网吧安装屏蔽性工具；设立与成年人分开的专门的未成年人的上网场所；对不良信息网站的严格管理，成人网站设定身份认证制度；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等等。在我国，虽然没有完善的相关法律，但媒体一定要以身作则，主动担负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这是媒体保护未成年人应该做好的第二个方面，即认真组织报道，将正面效应发挥出来，一些报道要考虑是否会对孩子的以后发展产生影响，要注重保护好孩子的隐私和安全；在内容选取上，要仔细考虑如果被孩子看到会产生什么影响。

以上是我从两个方面简单谈了一下媒体再报到新闻事件时该如何尽到保护未成年人责任。媒体既要讲报道的视角放在未成年人身上，同时又要考虑如何报道才能对未成年人产生积极影响。在这里，我不想再重复孩子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想利用童话大王郑渊洁在评价贵州毕节五名冻死的儿童时说过的一句话，“冻死儿童就是冻结未来”，所以媒体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一个国家的未来。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的健康的信息环境和成长环境，是所有么体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