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对广电的影响

第一篇：文化体制改革对广电的影响

文化体制改革和广电行业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们的年会，重点是发展行业的趋势和投融资政策，特别是六中全会以后，大家都对中央的新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样一个决议所振奋，新的精神肯定对我们广电行业会带来诸多的一些影响，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简要的分析，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我想有三个问题共同探讨：

一、我国传媒单位的市场机制和体制模式

传媒行业我想今后会呈现一种融合化的发展模式，而在媒体这个领域，广电行业历来处于核心的位置，“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但重点还是放在公益性角度来讲，正像刚才沈总说的。从我们传统体制看，这中间大概经过一个演变，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体制特征和原来不同，但和最终的体制，我们希望未来改革所能达到的目标，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传统体制是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体制特点，同时是资源条割分布的体制，资源碎片化，内部人员机制也是缺乏效率的。目前我们的体制基本有三种类型。

传媒体制的变化，一是经营性的传媒企业；二是工艺性的传媒单位，包括电台、电视台；三是比较特殊的，属于事业企业制，传统管理的行业，包括广电集团和报业集团。还有其它类似的，按照分类改革的指导思想，一是完全经营性的，二是完全公益性的，三是过渡性、混合性的事业化改革、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对这几个模式是不是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1、整体来看，从传媒全行业来看，我认为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体制或组合型体制。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行业中间，公有制还是属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但它已经不同于改革之前完全由国家或国有资本安全垄断的情况。具体就传媒单位来说，除了一些专业化的公司之外，凡是大一点的企业差不多都形成了事业中包含有企业，企业中包含有事业，换句话说尽管推进了分类改革，事实上一些大的传媒机构，比如电台、电视台这样一些纯公益性的，我们目前把它界定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但它下面事实上在产业链上下游中间还包含了一些产业化的，可以分出来，通过改革以后推向市场的产业化部门或单位，所以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播出平台现在是公有制的，或者国有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定位为完全公益性的，但产业链的上下游分开了，上游节目制作面向社会放开了，下游节目的发行、节目的传输初步放开了，这样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性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又带来一个新的特征，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之间有一个体制落差。这个体制落差对我们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2、行业管理体制下的专业性的广电机构，目前我们广电行业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在所有的文化行业中间广电的行业管理特征是最鲜明，最明确，也是最突出的，当然其它行业也都有行业管理，不能说没有，但像广电这样的行业管理、行政管理这么明确，我觉得也还是其它行业所少见的。一是新闻出版，二是广电。在行业管理体制下，应该说所有的传媒机构，毫无疑问大家都是行业性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它还没有形成跨领域的、综合性的，符合文化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跨区域、跨行业的传媒机构，大型的混合型的传媒机构现在在中国还没有。

比如说全国性的，已经覆盖各个领域，和国际传媒巨头一比这个差距就出来了，国际大的传媒机构，跨国性的传媒机构都是覆盖多个领域，一个是产业链的上下游、纵向的，这个链条是完整的，横向的，它一般都会涵盖多个领域，无论从美国迪斯尼新闻集团、时代华纳传媒机构来看是这样的，从其它国家来看也是这样的。当然，围绕这些综合性的大型传媒机构有一大批配套的专业机构，基本是这样的格局。

但由于目前受传统文化体制的影响，目前我们的各种格局还没有形成。

二、我国传媒单位的投融资政策分析

为了解决我们广电和整个文化产业里，促进产业发展，从十六大以来，政策研究室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投融资政策，投融资政策很多我就不细说了。投融资政策最后有几点结论说一下：

1、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扩大文化产业对外开放领域，促进文化投融资市场化、社会化。这已经改变了刚才说的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开放领域逐渐在扩大。

2、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特别是以去年九个部门金融支持文化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标志。金融和文化产业发展金融进程越来越快，促进了文化投融资的多样化、资本化和证券化，有一批文化企业，包括广电的企业已经上市，资本化和证券化水平逐步在提高。

3、我认为是公共财政支持文化产业，特别是重点传媒单位的力度越来越大，同时设置了对外投资设置必要的投资准入门槛，保障国家的文化信息安全。国家财政对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建设公共文化体系，同时对外资也设置了一些必要的门槛。所以，目前我们这个领域的开放我认为还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开放。

在广电这个领域，第一个还是国有资本、行业资本的投资领域；第二个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第三是内资；最后是外资。基本形成了梯度的对外开放领域，梯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区域性的梯队开放是类似的，最开始开放沿海，然后开放中部，最后开放西部，有一点类似，但它基本是按所有制，按国内和国外资的，按行业内和行业外资的，这样的政策安排很大程度上有对行业保护的含义在里面。这有利于我们行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大规模、大范围配置社会资源有诸多的限制，这点大家应该是有体会的，对产业的发展，对产业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约束。

4、根据传媒的不同定位和特点，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投融资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实行有区别的文化投融资政策和投融资模式。目前我们是一种国内外有别，厚内薄外的政策特点，如果说我们的经济领域已经全面对于开放，但文化领域我们设置了一些必要的投融资准入门槛，还没有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但文化领域这样的特点，有产品公共性的特点，所以目前还很难做到或者将来也不会做到全方位、无差别的开放，这在文化领域我觉得和经济领域不同，将来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国际上对文化领域的开放和文化贸易都是有共识的，按法国提出来的另外性的原则，按联合国提出的文化多样性的公约，允许发展中国家设置必要的壁垒，保护本国市场。

我们国家现在还处于转型阶段，所以这样一些投融资准入的壁垒，无论是行政壁垒还是其它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都还是必要的。对于保护我们自己的市场，逐步提高竞争力还是必要的，对这样的政策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对广电的影响，应该说文化体制改革是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深刻的一场涉及全局的变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文化体制改革我认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相互衔接，相互影响。过去我们把文化很大程度上看成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但今天的文化已经不完全是意识形态，比方说我们产业化这一块，它事实上已经构成的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文化供应的扩张，人们对文化的产业和商品属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文化的双重属性认识越来越清晰，所以，文化一方面需要突出内容，需要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也还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给市场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产生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对这一点认识应该说越来越清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文化体制改革这一方面来说，不仅会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体制保障，同时也会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有所促进。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艰巨，现在我们改革了十几年，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也许以后还要很多年，就说因为在市场条件下，经济领域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探索文化发展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将来如何与国际市场结合，这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国情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这是几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一是文化的特殊性，既有意识形态，同时它又是商品，而作为市场经济来说，我们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文化，市场机制本身是个“双刃剑”，它既有能促进发展的作用，同时又有逐利、市场失灵的问题，这需要长期的探索，同时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如何解决好我们自己文化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度。

西方国家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在文化体制上怎么样促进发展，又能加强有效管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新闻集团报出英国窃听的大丑闻，前一段英国出现了年轻人的**，烧了几十个汽车，几十个城市反政府的游行，最后政府甚至要动用手段把微博、互联网一度要关掉，美国也是要在“9·11”以后对个人的隐私以及信息传播有大范围的侵犯个人权利的情况。这说明在现代条件下，尤其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中间确实有诸多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如果不加强监管，某些方面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当然这样的监管政策一是有利于发展，二是有利于引导，三是有利于监管，这三方面需要结合起来，并不是一味地监管，影响发展，但是发展也要有利于社会稳定，也要有利于传媒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次六中全会也是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网络的发展和管理问题。

具体我想从四个方面做简要的探讨：

第一，促进市场分类体制改革及其影响

六中全会又按以前的改革思路，基本上这还是按照以前的改革思路，也就是说它还是一种分类改革的指导思想，但六中全会提出来“要科学界定文化单位性质和功能，区别对待”，这就存在首先要界定的问题，怎么去科学地界定，哪一些可以界定为公益性单位，哪些可以界定为产业化领域，这要进一步界定。我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样的界定是可以有变化的，我们和国际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目前界定的一些广电的公益性在国际上可能是产业化的，这中间显然是针对发展阶段的不同。所以，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有可能我们的政策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的政策，换句话说，我们这种体制模式可能还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模式，它还在改革中间，也就是从猿变成人还没有最终完成，是不是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它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这个政策会不会稳定一个阶段需要探讨，比如电台和电视台，现在全部界定为事业单位，将来有没有可能分出来，另外它会不会按国家电视台、公益电视台或商业电视台进行区分，我认为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对市场主体进行分类改革，我个人认为还是在改革的进展之中，现在我们还处于改革的一个特定阶段。另外，行业性的改革分类，我认为大家也要密切关注，比如新闻出版，过去我们把所有的报刊、出版社都界定为最初的事业单位，都是公益性的部门，后来把出版这快分出来了，出版开始转企改制了，后来把非时政类的报刊界定出来，把它逐步由公益性部门分出来，现在要开始进行转企改制。党报、党刊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中央到地方它分了好几个层次，除了中央这个层次以外，还有省、市，几乎我们每个地市都有一两个报刊，只有少量县级有机关报，比较少了，但是还有。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党报、党刊都按照公益性地对待，是不是实事求是？我觉得可能将来这样一些政策可能也会发生变化。真正对党报、党刊界定，工艺性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对全国、对整个面上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按照市场分类的改革，我认为分类改革有利于推动改革，如果不分类很难起步，所以，分类改革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从最近十年来看，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节目制作，包括发行、传播这些领域逐渐市场化。这样有利于改革的推进，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改革还有待于深化，需要继续推进，应该说改革到目前还没有完全完成。

文化也特别讲到，我们也要创新投融资体制，支持国有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吸引社会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造。这句话说明我们社会资本、产业资本已经被允许逐步进入了，这些年来，在这方面的投融资也非常活跃。从上市融资来说，广电传输网络这块参与得比较多，投融资也非常活跃，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节目制作也是比较多。对广电行业的影响分类还不是特别清晰，因为产业链很难把它区分看来，有一个有机的联系在其中，按照制播分离这样的指导思想，把产业链上下游分开进行改革实际上很难做到，我们业内很多同事也感觉到制播很难实现分离，所以改革从这里入手，但把它作为终点恐怕就不是很现实了，所以有分有合，我认为最终的结果应该是有分有合的，不能把产业链完全割裂看来，完全割裂看来可能不符合我们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公益性上，文件提出来要推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进一步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推动一般时政类报刊社、公益性出版社、代表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文艺院团等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改革。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这样的公益性门类，从政策层面来看，它现在开始尝试实行企业化的管理，北京的公益化已经开始（启）动了，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广电、新闻出版就是文化传媒的部门是一种体制类的门类，我认为将来会是混合型的，从业务体制特征看，它应该说是一种复合型的，公益性中包含了产业化，产业化中包含了公益性可能将来会成为一种常态。

第二，文化产业跨区域、跨行业资源整合的影响

这也是从前年2009年《国家文化产业进程规划》开始明确提出来的，接着在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的文化中都把跨地区、跨行业的资源整合都明确地提出来了，刚才我们说了，这种行业管理的体制，条块分割的体制造成了文化资源的碎片化，是我们广电、新闻出版这些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资源难以整合，效益不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要推动资源整合，解决文化资源碎片化的问题，就必须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培育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同时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相关产业文化含量，延伸文化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跨体制的整合，二是跨行业，文化向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应该说这是完全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对广电这个领域来说，可能我们面临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就是未来和信息产业，和文化其它行业比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因为广电有很强的公共性，主要是内容生产和内容播出，和其它行业不同，尤其和信息产业不同，信息是个载体，上面走的应该是内容，所以，广电和信息产业长期以来也是存在着诸多的利益上的博弈，和其它行业当然也还有一些利益上的博弈，特别是和信息产业利益上的博弈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大一点。这涉及到未来体制和政策上的安排，国家政策部门在“三网合一”、“三网融合”条件下会做出合理的安排。当然，这中间体制在选择空间上还是有相当大弹性的。

既然跨地区、跨行业，产业的融合发展是一种趋势，可能对我们广电部门来说，一方面等待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按照市场的原则，去主动地推进。很明显，信息产业部门和我们相比，它有强大的资本投入能力，它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投入能力可能比我们要强得多。当然，其它产业，随着国家对这个领域越来越重视，所以也会对广电行业有投资的愿望，所以，我们怎么样主动地按照市场原则去推进，我们自己的优势是内容和平台，那么我们依托我们的平台建设，平台机构和内容资源，吸引资本去整合相关的资源，这个可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不可回避的，需要探讨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中间还是有市场化整合的空间。

未来这项工作如果做得太晚有可能出现一个局面，国家政策还给你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可能有些领域被其它相关行业、产业整合了，这种局面我认为是有可能出现的。当然，从全国整体市场来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比如某些领域被其它产业部门，包括电信部门整合掉了，这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从广电自身的利益出发，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我觉得未来这方面的体制改革将来可能市场推动的力量会越来越大，同时政府在考虑这个因素的时候它的出发点是国家播放权，这是基本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底线，国家从考虑的基点上来说最主要的是播出平台要掌握在国家手里，二是内容有一部分，其它的会大幅放开。传输这块我认为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就行了，也不一定非得是本行业的资本。所以，在产业链、产品链的各环节我觉得他会有不同的考虑。这给我们广电人提出了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我们从自己行业的资源来看是有优势的，但另一方面来说，可能面对的挑战也会比较大，而且这块将来变动会比较大。

第三，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

政府文化管理体制，从省以下看，副省级城市很多地方已经完成了整合，就是文化、新闻和广电，叫文、新、广，很多地方都成为文新广三局合一的部门，有的地方把旅游和体育局合并起来，深圳合并了六个局，大部分是三个局，随着文化融合的趋势越来越强，三局合一甚至四局、五局合一，这种地方整合恐怕很快就能完成，但在省级以上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开始，目前还是以行业管理为主。在这样的宏观管理领域也出现了中央和地方的落差，地方整合大部分已经完成，它已经合起来了，但在中央和省这两个高层它还是一个行业管理的体制。所以，地方一般都是这样的，几个部门合起来，但对外又是挂几个牌子，比如三个牌子照挂，文新广，五个牌子照挂，上面要下发文件或开会，我还能对应上。这样出现了对下市场资源的整合，对上条条的管理，这样出现了很大的落差。

综合执法部门现在也基本上都已经整合了，我认为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加快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因为实行大部门制，条条管理才能弱化。长期来看，条条管理应该逐步弱化，这应该成为一种趋势。世界上很少有我们这样的国家有条条的管理体制特征。

完成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文化管理体制也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也是突破了条条管理和块块管理，特别是条条管理以后的政策性的管理，当然，这还是一种探索，具体形态，我看发的材料里已经有了，国家财政部已经成立了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办公室，北京市正在酝酿成立，以后各地会按中央的统一部署去成立资产管理部门。

里面还有一个内容是推进文化的法制化进程，从我们从2002年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和改革，基本上是一种行政和政策性的推进，未来应该转变为一种法制化的推进，当然目前是一个政策性阶段，政策化推进和法制化推进并举，文化领域的立法比经济领域的立法要落后得多，而政策推进又由于政策变动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很稳定。只有法制化了以后，这个领域最终才会形成明确的架构；各种利益主体的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界定下来，最终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利益关系，稳定的管理架构。

这次六中全会还特别提到关于市场准入和退出政策，我们一般讲准入不怎么讲退出，新闻出版领域已经把退出问题明确地提出来，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它现在把出版社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经营情况好的，在市场里有一定的竞争力；第二类是比较好，在市场有一定的竞争力，问题不大；第三类是一般的，不好不坏；第四类是已经丧失竞争力，这样有一部分，平均下来是4：4：1，中间比较好的相对量大一点。新闻出版总署明确提出来要建立退出机制，比较差的这一部分会通过市场整合，行政化改革逐步整合掉，有的就吊销新闻出版经营资格，这对我们广电行业提出了警示，我们有些领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行业状况我们比纸媒体要好，新闻出版领域大部分是纸媒体，我们广电的情况比纸媒体要好，但也给我们提出了警示，所以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我认为目前还是处于过渡状态，也没有最终完成，比如省和中央改革是不是要进一步推动，如果进一步推动的话，那么从管理体制上就更加明确了行业管理会进一步弱化，明确了各个领域应该实行跨行业的经营。我认为跨行业的经营对我们是一个最大的挑战。目前广电行业还是个强势行业，现在关键看哪些领域先放开，哪些领域后放开。

第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影响

为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们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这样的战略安排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尤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为了实现建设文化强国这样的目标，这次六中全会也特别强调了重点支持主流媒体在境外的发展，我认为这会带来新的投资机遇。当然，文化“走出去”也很不容易，要走出去可能还要利用市场的机制，利用境外的一些传媒渠道，包括合作的机制，在这中间，我认为特别是对传媒领域投资的中介机构、咨询机构，他们对市场比较熟悉，而国有文化企业特别是国有文化传媒机构，比如广电不是特别熟悉，所以能在这方面发挥很好的作用。

对国有传媒机构特别是大型传媒机构来讲，在推进国际化，进入国际市场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会大幅度提高你的市场化水平。因为依靠传统的国有机制，很难和国际市场进行对接，所以在国际市场对接的时候会大幅度提高我们的水平，对我们的体制改革会有一种强制性的要求，过去对这块不是很迫切，随着六中全会以后，国家对这块高度重视，我认为应该进行一些新的探索。过去长时间我们是搞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经济领域已经这样走过来了，我认为在广电和文化产业领域可以借鉴，什么话呢？“改革可以作假，开放是真”，开放做不了假，这个领域真要开放，外资或内资它就进来了，这个作不了假，他进来就会推动这个领域实质性的变化。但体制改革过程中间有一些是可以作假的，就是作秀，就是实质性的改革并不多，但玩很多花样。这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过去搞股份制，搞股份制改革中间有一点意义不是特别大，就是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它也是股份制，是法人参股，但是对推动改革有没有特别大的实质意义？有一定的作用，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但实质的意义，对他的经营机制产生变化，对他的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变化，意义并不是特别大。我想这样一种现象可能对我们有所参考，实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特别是主流媒体国家会大力推动“走出去”，目前应该说“走出去”的“步伐”还比较缓慢，当然，这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在推动主流媒体“走出去”中间，会对我们的体制有一些强制性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在某些领域，不是全部；另一方面要利用国际通道，国际资本和国际人才这样一些资源来进行广泛的整合，来高起点地发展。

这是我今天说的一些内容，讲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我本身不是广电人，所以有些发言可能不一定很对，今天也是探讨性的内容。谢谢大家

第二篇：令人费解的广电体制改革

令人费解的广电体制改革

2007-7-17

http:// 从2004年秋季开始，在部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地区进行的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经过近3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在一部分人的叫好声中尘埃落定了。目前，这个以改革的名义，由非职能机构主导，在比较特殊的状态下建立起来的新的广电体制究竟怎么样？与传统体制有什么差别？运转状况又如何？是广电行业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概括地说，这次广电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大致可归结为8个字，即“并局升台，局台分离”。并局，即将原广播电视局与同级文化局、新闻出版局合并，组建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行政管理职能为一体的新的政府组成部门——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升台，即合并电台、电视台，组建广播电视台（集团、总台），并升格为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分离，即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局台实行彻底分离，成为规格相等、互不隶属的同级机构。

各个层级由于原有广电体制有所不同，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深入程度也有所区别。省一级只实行升台和分离，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局仍然完整保留。县（市）一级只实行并局和分离，升台早在上一轮改革中已经完成。地市一级则并局、升台、分离并举，是体制改革中调整最多、变化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层级。

这样的改革，给局台都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对局来说，从原来各自独立的业务相对单一的政府专业管理机构，变成了合三为一的业务相对多样的政府综合管理机构。广电虽然名义上是行政职能和业务工作的三分之一，但分管广电工作的，一般只有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半个副职，内设机构中的一个处（科）室，机关干部中的一两个人。县（市）一级力量更弱，大多没有独立的科室和专职的工作人员。因此，就广电来说，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行政管理机构的矮化、小化、弱化和边缘化。同时，在省以上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仍然独立存在的情况下，地市及其以下的各级文广新局，要同时接受省以上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版权）三个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完成三个职能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交给的工作任务，并履行机构自身正常的各种管理和服务职能，其工作的繁复程度和面临的各种压力，显然是很大的。

对台来说，主要是通过内部合并而实现整体升格，使得领导班子、中层干部等一批干部的职务，在短时间内普遍得到了自然提升，并因职务的提升而同时带来了个人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其他各种待遇的提高，从而为担任领导职务的所有人，带来了实际的切身利益。因此，从某个方面说，这次改革实际上是对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拔高和提升，并直接导致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巨大改变：

一是设立主体改变。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由原来的“县以上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设立”，变成了现在的当地党委和政府直接设立。名称和呼号不是经由国家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审批而规范使用，而是由当地党委和政府直接发文确定和授权使用。如目前地市一级的“广播电视总台”，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直接命名并授权使用的。

二是隶属关系改变。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由原来的政府序列变成了现在的党委序列，由原来的隶属于同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领导管理，变成了现在的隶属于当地党委和政府直接领导管理，传统的广播电视体制格局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局台关系已经彻底瓦解。

三是机构规格改变。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从原来的同级政府部门的准级规格，升格为现在的同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正级规格，从原来政府主管部门的副厅（局）长兼台长，变成了现在的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台长。如某市所辖9个县（市、区），其中已有7个广播电视台的台长，是体制改革以后由当地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兼任的。

四是运行机制改变。改革以后，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政府主管部门，可象其他独立机构一样，直接参加上级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召开的有关会议，直接向上级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请示汇报工作，直接对下位的播出机构制发公文，直接主持召开有关广电系统的各种会议，直接组织举办行业性或社会性的各种活动。而这一切均无须报经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同意，也没有通报告知的任何义务。

对于这样的改革，人们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主要集中在某些高层的主流话语层面，认为“好得很”；另一种观点主要反映在局台等实际工作层面，认为“糟得很”。究竟“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恐怕需要长期的实践来检验，现在也许还不能过早地轻易下结论；限于眼界和水平，笔者也不敢说三道四，妄加评论。

从理论上说，改革以后局台职责的划分确实比以前更加明确了。局是政府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专司行业（行政）管理职能，有利于在利益完全超脱的情况下，做好当地广播电视的监管工作；台是党委和政府的直属事业机构，专做办台和事业发展工作，有利于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办好当地的广播电视事业。但是，在传统体制尚未普遍改革，广播电视的管办内容又难以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一个地方局、台两个级别相等且不相隶属的广播电视机构的存在，在实际工作中，就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行政成本成倍增加。原来，一个地方广播电视只有一个系统，一个机构，一套班子，局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台是局的直属事业单位，但现在除局以外，还有与局同级甚至地位更高且不相隶属的台。由于各地广电都有局台两个主体，管理工作也便一分为二而有两个对象，上级部门既要面对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局，又要面对作为事业主体的台。如省里开会，地市文广新局要参加，同级广播电视台也要参加；文件文广新局要印发，同级广播电视台也要印发；工作汇报文广新局要听，同级广播电视台也要听。上级机关出差，文广新局要去，同级广播电视台也要去；文广新局要招待，同级广播电视台也要招待。与原有体制相比较，现在由于同级主体一增为二，上级管理部门的工作量至少增加了一倍，行政成本也至少翻了一番。同时，改革以后局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领导职数虽然有所减少，但台内的工作人员和中层干部职数却大量增加，并因整体升格而普遍提职加薪，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播出机构的经济负担。局台关系普遍紧张。由于历史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新组建的局和台之间，普遍存在着十分微妙的关系，特别是谁大谁小、谁管谁等问题，已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无形而又敏感的问题。就局来说，既然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广播电视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那么对台里该管的事还是要认真地管。而对台来说，既然已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直属单位，与局又是不相隶属的兄弟单位，而且又是副部长兼台长，政治地位显然比局更高，自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接受局的监管。这样，局台之间一个要管，一个不让管，在实际工作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摩擦和矛盾。局里不作为，凡事你好我好大家好，局台之间倒还相安无事，局里一作为，凡事依法按规来论处，局台矛盾就会迅速激化。为了处理好关系，目前局对台大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超然态度，能不管的尽量不管，非管不可的也只是口头或书面告知即止；而台则认为自己与局已没有任何关系，凡事只要向当地党委和政府负责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与局里打交道。有些事情通过局里其实只是履行一下程序，或者纯粹只是走个过场，但很多台里也不大愿意。似乎什么事情只要通过局里，就意味着局在管台，就仿佛台里矮了几分，因此，凡事能不与局里搭界的就尽量避免搭界。从改革以来的运行情况看，在这样的体制和思想影响下，目前各级局台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好的。有的貌合神离，虽近在咫尺却老死不相往来；有的表里不一，虽场面上说好但私底下却说不好。坦率地说，局台之间如果只是个别地方不协调，有矛盾，那可能是人为的工作方法不当等问题，而如果是普遍性的关系紧张，则显然就是体制上的根本性问题了。

工作矛盾空前尖锐。广播电视体制虽然实行局台分设、管办分离，但局台之间许多实际工作却是密切相关、无法分离的。如前些年总局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统一安装卫星信号监控设备，这显然属于办的范畴，应该由台里出资购买并组织实施，但是，由于这个文件是通过局的渠道来下的，有些台就认为是政府的事情，要求局给台以专项拨款，否则就顶着不办，而局是监管主体，并不负责有关办的事务，显然不可能给台拨款，于是相关工作就很难落实。对社会上存在的有线电视私拉乱接等现象，台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强烈要求局去监管，而局对台的任何依法监管，则都会程度不同地遭到抵制。如某县有群众举报当地广播电视台播放非法影片，文广新局依法派人到台里查处，结果引发了局台之间一场空前的大冲突，最后，当地宣传部长出面调停，并借此宣布今后凡文广新局派人到台里检查，必须事先经得宣传部同意，致使依法监管无法实施。此外，在日常工作中，由于一个层级同时存在着局台两个广播电视主体，互相之间又普遍缺乏通气协调机制，不同主体之间开会撞车、出差扎堆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弄得基层台站十分为难。有趣的是，现在局里常常感叹广电体制不顺，觉得对台的管理无从下手，无法作为，而台里也不时抱怨广电体制不顺，觉得局里是在无事找事，多管闲事。

政府监管徒有空名。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的，而在改革以后，特别是在播出机构序列转移、规格提升、地位提高的情况下，传统的广播电视管理关系就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和变化。目前，尽管省以下政府广电主管部门仍然存在，但管理职能基本虚化、管理力量严重削弱、管理手段明显减少，特别是对台的行政管理关系已经名存实亡。局机关既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管理工作可以去做，也没有多少规定性的监管职能能够履行。有关广电方面的日常工作，大多只是“参会听讲、文件传阅、信息转达、审核盖章”，而且往往只能听过算过、看过算过、转过算过、盖过算过，其他的就无能为力了。主要的新闻宣传工作，现在各地大多归口当地党委宣传部来领导和管理，局里既不参加有关新闻宣传的例会，也不组织有关新闻宣传的活动，自然不再承担新闻宣传的管理职能。在新体制下，局台是资质相等的同级机构，局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所谓管理，实际上是利益完全超脱且无任何实质内容的管理。有关会议局里参加的，台里也都参加了；有关文件局里发到的，台里也都发到了；有关请示事项局里可报送的，台里也可报送了。许多工作由台里直接向上级和有关方面请示汇报，倒还迅速有效，硬要报经局里则反而增加了中间环节，降低了办事效率。因此，在现有模式下，国家政府有关广播电视政策法令的贯彻落实，靠的不是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的依法监管，而是各个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自觉执行。局要对台实施监督管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在不能真正履行监管职能的情况下，局的存在实际上是多余的。

面对这样的广电体制和运行机制，许多工作在第一线的同志都深感迷惘和困惑。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究竟是什么？目前试点地区所建立起来的广播电视体制，究竟是基层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还是过渡样式？如果是终极目标，那么这个体制如何进一步理顺？相关的问题怎么解决？如果是过渡样式，那么过渡期该有多长？下一步究竟怎么改？应该朝什么方向改？也就是说，广播电视体制究竟要改到哪里去？改成什么样子？这是各地改革中必须明确的一个首要问题。目前，部分试点地区已经改了，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还是老样子，广电系统实际上出现了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今后怎么办？这也是有关方面必须面对并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广播电视的体制改革是否需要依法？如以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设立主体问题为例，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8号）第二章第十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由县、不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浙江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1997年8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六条第3款规定：“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是“领导本级广播电视台，组织广播电视的宣传”。1991年由当时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施行的《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广电部第5号令）第二章第七条规定：“行政区域性的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站，一律由本行政区域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开办。”1994年由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施行的《有线电视管理规定》（广播电影电视部第12号令）第二章第8条规定：“行政区域性的有线电视台，由当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并于2002年4月30日起实施的《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安全管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第13号令）第一章总则第三条规定：“地方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安全管理工作。”时至今日，这些法规规章仍然未被废止，应该是完全有效而且必须遵照执行的，但目前的改革举措却使它们都成了一纸空文。在这样的情况下，广播电视的体制改革究竟是应该让法规规章服从于现实，还是让现实服从于法规规章呢？如果是让法规规章服从于现实，那么就应该根据现有模式，及时修改相关法规规章，使之于现实状况相适应；如果是让现实服从于法规规章，那么就应该根据法规规章的规定，及时纠正现实改革的偏差，使之不与法规规章相抵触。从而使法规规章的规定与现实的体制模式统一起来，避免不应有的矛盾和尴尬。

（三）在强调“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情况下，在局台分设，且不相隶属的体制下，广播电视工作的管与办究竟应该如何区分？由谁来区分？管由谁来管，运用什么手段来管？办由谁来办，通过什么途径来办？管办之间谁来沟通？谁来协调？等等，都是实践中需要具体明确的问题。实际上，要对广播电视的所有工作都区分管与办，并按照局台之间管与办的分工来分配和安排工作，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如各地正在组织实施的新时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究竟是管还是办？哪些是管哪些是办？由局里来组织实施还是由台里来组织建设等？就是现实工作中必须厘清的一个问题。其他工作其实也一样。一般来说，在现有模式下，管办能够明确区分的工作，落到起来就比较容易；管办难以明确区分的工作，落实起来就比较困难；而既要管又要办的工作，落实起来就会互相推委和扯皮。今后，在具体的广播电视工作中，谁来做经常性的管办区分工作，并分别交由局和台来实施呢？

（四）新体制下的局与台究竟是什么关系？当地的部、局、台在广播电视上究竟分别处于什么地位，承担什么职能？工作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工作流程应该如何设计？工作秩序应该如何建立？应该说，改革以后，局台是不同序列、不相隶属的兄弟单位，互相之间没有传统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没有行业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当地文广新局作为政府序列的一个部门，要对已属党委系统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进行监管，既不合适，也不可能。硬要文广新局来管理，非但起不到应有的监管作用，反而还会产生各种不必要的矛盾。同时，各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虽然都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但其配置结构是层级递减的，即越是高层，行政管理的内容越多，职权越大，越是基层，行政管理的内容越少，职权也越小。因此，作为基层的政府主管部门，在广播电视方面实际上是没有多少行政管理职能可以经常行使的。即使还有一些职能需要行使，但在现有体制格局下，也起不到应有的监管作用。因为实践证明，在几十年一贯制的“块状”行政制式下，同级机关的监督管理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的。如同级审计、监察、纪委机关无法有效地在同级行政层面上行使监督职能一样，同级广电部门之间也根本无法真正行使监督管理的职能。有鉴于此，各级文广新局是否还有必要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进行监管呢？如果不要监管，那么文广新局有关广电管理的职能就应该取消，有关广电的管理工作就不应该继续承担；而如果要监管，那么国家政府就要明确文广新局对当地广播电视台管理的性质，就要授予相应的职权，并要有实施管理的制度设计和机制安排来保障，不然的话，所谓监管就是一句空话。

第三篇：文化体制改革

一，文化体制改革简况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最富纲领性的指示。

福建要建设文化大都市，必须加快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这虽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诸多配套条件，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互衔接，统筹安排。但是，非搞不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文化系统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文化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阐明了深化文化系统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结合文化建设实际,明确了文化系统体制改革的方针、原则和目标要求,对进一步推进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意见》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切实贯彻“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工作方针,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紧紧围绕加强公共文化服务、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理清思路,明确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文化系统体制改革。要坚持“两手抓,两加强”,创新体制,转换机制,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全面发展。

二，主要问题：

文化体制改革如今在全国搞得轰轰轰烈烈，但实际改革中也存在了很多问题和矛盾。加之文化体制改革起步较晚，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工作准备不足，因而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条块分割的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作用主要是。特别是：有些地方只是把机构和人员整合在一起，没有真正地达到资源共享，并且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开展工作也有诸多不便。一些基层有抵触情绪，认为改不改都一样，而有些参改单位的工作人员精神恍惚，不知自己明天命运将会如何？文化体制改革是直接市场化吗？还是要更严格的监管？ 1．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仍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就文化领域而言，民营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有文化经济的平稳增长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说明国有文化单位的体制改革还比较滞后。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缺乏动力，配套政策不完善，改革难度大。文化制度改革是否流于形式 ？



2．文化市场体系改革和发育相对迟缓、对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日益凸显

目前，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有所改观，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与全国统一的产品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尚未全面接轨，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这也是我国文化市场上缺乏战略投资者，国有文化产业集团难以通过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经营，迅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

3．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界定不够清晰，传媒行业的深化改革和体制安排面临困惑集中表现为传媒文化产业集团“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对外融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难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战略与其事业性质的体制特征存在着内在矛盾，如果不加调整，其改革目标存在着落空的可能。是不是把文化事业单位推向市场，鼓励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进入文化领域。企业体制改革，广大职工都下了岗，文化体制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现在职工很茫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情绪极不稳定



4．国家文化宏观管理和监管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这方面的改革涉及到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事关系等诸多方面，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对文化市场微观主体经营活动干预过多的问题仍较普遍；政府职能方面的“缺位”和“越位”并存，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职能交叉、行政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依然突出。从而，不仅导致了市场微观主体的交易成本过高，而且依靠以专项资金为主要手段和行政推进为主要方式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配置资源的传统体制，存在着管办不分、资助覆盖面窄、监管缺失等弊端，抑制了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要发展模式的市场微观主体的内生增长动力，影响我国文化竞争力的提高。

5．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体制改革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目前，文化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如何管理，已有2006年7月财政部发布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加以规范，而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的管理、监督和运营体制如何改革，还存在着不同看法和做法。福建设立了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办公室，浙江、江苏则由省国资委统一行使这方面的职能；重庆设立了国有文化传媒控股公司，负责运营市属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我国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具有巨大的运营和增值潜力，但由于体制安排不尽合理，这种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6.文艺院团体制仍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的保障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二是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三是一些院团面向市场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强；四是演艺市场体系尚不健全；五是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这些问题，是改革发展中必须面对的困难，我们必须按照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和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当中逐一解决。把基层演出团体都推向市场，地方党委政府搞节庆活动、主题活动、“三下乡”惠民活动，如何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政府订单采购是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7.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保证公民和媒体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的言论自由，否则永远是一潭死水！文化艺术作品要来源于大众，服务大众，让大众吐弃的“金钱文化”必然导致社会的畸形。新闻改革的方向是不是 能够保证公民和媒体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的言论自由。

7.文化体制改革中，某些文化企业盲目追求市场效益最大化，忽视意识形态属性，导致经济效益愈发背离社会效益。

其他领域的改革实践证明，在社会事业中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容易造成公益性质降低、贫富差距拉大等不良后果。这启示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的方向不能变，坚持正确的导向不能变，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动摇。具体说，就是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8.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观念因素和瓶颈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体制性障碍主要表现为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相混淆，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既造成一些国有文化单位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以致效率低下、生存艰难、越来越边缘化，也造成市场主体的缺失、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的短缺。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些制约发展的观念性因素仍旧存在，文化生产力的解放首先需要思想观念的解放。同时，在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富有效率的微观运行机制上，如何加强宏观管理与增强微观活力的有机结合还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以前，在行政管理上存在上面是“三国演义”、下面是“八国联军”的尴尬，现在通过改革，各地市成立了新的文广新局，而上面的管理体制变革不大，特别是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应用生成诸多新的文化业态，出现了产业融合的趋势，为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和强化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文化管理行业壁垒有待进一步破除。因此，在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要统筹协调体制改革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相关利益冲突错综复杂，改革愈发艰难，为推动改革可以将科技作为文化发展的支点，通过技术升级抵消改革成本，最终实现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的综合平衡与稳步前进。其中，文化大部制的构架可能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

9.改革中出现了为改革而改革的倾向。

必须明确改革的目的是加快文化的发展，激活文化的活力，促进文化的繁荣。实践证明发展是硬道理在文化体制改革中仍旧适用，必须用发展的思维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用发展的成果检验改革的成效，以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就当前改革现状而言，存在诸如繁荣文化事业和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结合得不够紧、城乡文化统筹还不到位、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和创新发展现代文化相脱节等问题。其中，在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尤其要统筹协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既要坚持文化传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又要基于本土的民族文化立场与国际文化相交流，使传统文化以现代形态走向世界。

10.文化面向市场已成为改革的共识，但各地在文化如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在文化作用凸显，文化日益成为发达国家争夺的“焦点”的语境下，文化不单纯是娱乐和观念的传播，而是成为创造财富与价值的方式和渠道。因此，文化体制改革要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与提升旅游附加值相结合，与提升区域文化形象相结合。当下，注意力成为稀缺的资源，只有那些有特色有趣味的文化才能吸引眼球。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大行其道，日益成为世界诸强倚重的力量。就现实境遇而言，在欠发达地区旅游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利用文化来发展旅游产业、提升旅游业的附加值已成为世界旅游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和主潮流。因此，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地域、行业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在理解改革的迫切性时，出现了某些激进甚至极端化的做法。

三，主要原因：

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又一次涉及全局性的深刻变革。其深刻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它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必须相互衔接、同步推进。而且，由于文化产品所具有的“内容意义”和意识形态特性，以及文化艺术生产的不确定性、其成果难以量化评价的模糊性、投资和消费的审美偏好等，使之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的过程中，既有利用市场机制发现价格、放大文化的财富效应，以及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运营效率的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商业价值追求的趋利性与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与人民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等。由此可见，文化建设如何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需要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借鉴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能做出符合国情的制度安排.意见和建议：

四，几点建议：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坚定理想信念。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要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对青少年的德育培养，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当前，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轰轰烈烈的改革中出现了一系列难以破解的难题，如何探寻破解难题的思路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

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文化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时明确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控制文化体制改革的节奏，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克服改革步骤上出现的偏颇，成为我们要着力思考的问题。文化体制改革既涉及经济基础又关乎上层建筑，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项思想性、政策性很强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偏激冒进，要统筹考虑。要想有效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科学谋划改革的全过程，准确把握改革的节奏，既要积极推进，又要稳步实施。要在实践中克服那种“稳妥推进改革就是不改革”的错误认识，力争做到科学改革、有效率地改革，以确保改革的成效。

1.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要把握好正确方向。

把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结合起来。正确认识文化属性。文化的内涵是价值观，是精神，是审美，而文化的存在方式，一是各种类型的文化产品，二是各种形式的文化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文化产品还是文化服务，在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也具有商品、产业和经济的属性，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其价值。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给错误的观点、反动的意识形态提供传播的空间。另一方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划定红线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鼓励健康文化，允许通俗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在文化建设、创造和生产中，尊重市场规律，注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文化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和产业，我们既不能将整个文化都交给市场，搞所谓“文化产业化”、“文化市场化”，同时也要加强对文化产业的监管，制定规则，确保其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导向。

必须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厘清“两个属性”的关系。文化具有产业属性，同时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既不能用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排斥它的产业属性，阻碍文化产品走向市场;也不能因为文化的产业属性而忽视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使改革走向歧途。二是必须坚持“两个效益”的统一。文化创造财富，自然会产生经济效益。但文化产品是特殊商品，必须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三是把握好“两个格局”的和谐共存。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中，要确保国有文化资本的主导地位，通过鼓励、引导非公有资本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加强文化市场监管，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在加快建立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中，要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渗透，在发展中保护民族文化，以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

2.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要把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与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结合起来。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在改革中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社会效益。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则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改革中贯彻“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着力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同时我们必须明确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文化就具有教化的功能，从文化发展的本源来看，文化还具有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功能，二者辩证统一。如果我们只强调文化的教化功能，而忽略满足群众需求的功能，就会导致我们高居于群众之上，只考虑希望群众受到什么教育，脱离群众的现实需求。文化的教化作用发挥的前提是要为群众所接受，如果某一种文化形式不能让群众普遍接受，何谈教化作用？只有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让更多的老百姓看到、听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做到入耳、入心、入脑，老百姓才有可能接受。因此：

第一，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要坚持政府主导，主要由政府重点扶持，但同时要深化内部改革，重点改革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增强发展活力，提高服务质量。第二，要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需要置换职工身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处置不良资产等，政府须为此筹集改革成本，安排专项资金。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但政府要通过招标、采购、奖励、补助等形式给予引导和扶持。比如，政府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第三，公益性文化事业主要由政府主办，但也要鼓励社会参与，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如开办私立图书馆、博物馆等，但政府必须加强监管。一些公益性的文化产品可以向社会公开招标采购，或以冠名的方式鼓励社会认购。一些剧院、剧场等国有文化设施，也可以探索国有民营的新路子，委托专业公司或民营企业管理，以提高其效率。第四，必须明确国家支持不是国家包揽。文化发展，需要国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但必须改进投入方式，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五，在思想观念上须明确事业和产业不是相互对立的。事业和产业是文化发展的双轮，相互促进，不能顾此失彼，必须把两者共同抓好。

3.把握关键环节，深入推进改革。

要按照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的要求，贯彻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积极推进管办分离，努力实现从办向管、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管直属单位向管全社会的转变，更好地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第二，改进管理方式。实现由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多种管理手段的转变。充分发挥政策法规的调控作用，努力实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按照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要求，探索建立新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探索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提高文化市场执法能力。第三，创新管理载体。发挥文化领域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作用，以及群众文化组织在提供文化服务、活跃文化市场、规范行业行为中的功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一是用市场手段搞活文化生产。二是用市场手段盘活文化资产。三是用市场手段搞活文化融资。四是用市场手段激活文化人才的创意灵感。

4.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与促进文化发展结合起来。

推动文化大发展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全面繁荣文化事业和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紧密结合。二是重视城市文化建设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三是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和加快发展现代文化紧密结合。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进程中，既要扶持体现地区特色的传统文化产业，又要运用新技术，发展新型的现代文化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特别注意确保公益性文化机构保持“公益性”，不能搞商业经营，不能只为少数人或特定群体服务，损害多数人的文化权益。对待发展文化产业问题，一定要从传统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角度来认识，政府不能直接办企业，政府的职能是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做好政策引导，搞好市场监管，不能越俎代庖。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的方向不能变，坚持正确的导向不能变，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动摇。具体说，就是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当前在振兴文化产业中，要特别注意政府不能越位，不能只以GDP增加值为标准，不能把文化园区、产业基地搞成房地产项目，不能搞重复建设。同时，在发展途径上把握好“三个促进”：一是通过深化改革促发展。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促进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通过不断创新促发展。着力培育一批有自主创新能力、有知名品牌的文化企业，使之成为文化创新的主体，以提高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通过围绕主业促发展。要按照“以事业引导产业，以产业促进事业”和“文化走向产业、产业围绕本业、本业突出文化”的思路，利用文化战线自身的优势，通过实施资本运作，把文化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5.把推动改革的积极态度与稳妥的操作结合起来。

文化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转变观念。要想推进改革更新观念是关键。二是要试点先行，通过建立改革试验区，由点到面，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铺开。三是要稳步推进。在具体实践中，要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充分考虑不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充分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性质和功能。尊重艺术规律，不搞长官意志文化跃进。政府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是一种必然。政府的职责主要体现在：确定文化发展战略与方向、制定和颁布文化政策法规、制订文化发展预算、管理文化发展基金和专项资金；运用行政、法律等手段对文化市场实施监管，引导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保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指导群众文化活动、搞好文化保护、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举办重大节庆活动；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开展文化艺术教育、提供各种文化服务。

在管理文化事务上，要遵循两个规律，一个是市场规律，一个是文化规律或艺术规律。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文化有自身的独特规律，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需要千锤百炼，一件流传百世的精品力作需要时间打磨。在文化工作中，切不可揠苗助长，搞长官意志，搞文化跃进。

不能为吸引眼球而向世人展示文化糟粕。

五。深化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

要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继续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取得进展。推进国有院团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是，所有文艺院团都要面向市场、服务群众，体制机制全面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演艺生产力。

（1）对国家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基本要求推进改革。进一步完善投入政策,逐步增加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投入,改善投入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继续深化单位内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确定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明确服务目标、任务和责任,制定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建立健全以群 众满意度为重要标准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考评机制。保留事业体制院团中的公益性院团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积极推进内部机制的改革，逐步建立起“责任明确、行为规范、富有效率、服务优良的运行机制”。具有经营能力的事业院团要按照“政府扶持、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方针，实行企业化管理，逐步提高推广普及和引导潮流的能力。对于从事的艺术品种具有大众消费特征,有较强市场需求的,可以先行转企改制。国家兴办的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艺术表演团体,承担重要艺术创作、研究和艺术教育等公益性任务的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校等单位,继续实行事业体制,由国家重点扶持,并按照“政府扶持,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制定深化改革的措施。

（2）对国家兴办的演出公司、电影公司、中介机构等,福建要落实好政策保障,逐步向企业体制过渡。要认真落实改革中涉及职工利益的有关政策,切实做好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衔接。加快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支持和引导非公有资本发展文化产业、健全完善文化市场体系、支持民办文化事业发展、转变政府职能以及落实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等方面做出规定。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的国有院团，要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方针，加快转企改制步伐，逐步成为自主经营、富有活力的文化市场主体；已转制的院团，要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要通过兼并重组，积极培育扶持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演艺企业集团，使之成为演艺市场的主导力量和演艺产业的战略投资者。（3）对性质相近、种类相同、布局重叠的院团，福建要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合并、重组，从而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尽快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同时，可以与相关的演艺产业，如剧场、票务、广告、演出中介等机构和企业进行联合，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战略联盟，为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打造现代演艺产业创造条件，努力在演艺领域发挥保护、传承、普及和引领的作用。文化市场执法人员安置问题，原执法人员不符合参公条件不能进入市执法大队，由政府妥善安置。协商原执法人员安置办法，并拿出了多种方案供两区选择执行。同时，经市编办支持，原文化市场执法人员按照原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性质由所在区政府在同类型单位妥善安置，并认可编制。

六。突破创新，大力培育文化市场主体。福建要按照中央和省上改革精神，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在人员安置、统筹社保等方面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政策保证。2004年至2011年7月，先后完成了市新华书店、市电影公司、剧院、歌舞剧院、版社和区县剧团、电影公司的转企改制工作，全市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壮大。为了推动改制后文化企业的发展、培养龙头文化企业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有文化企业集团。按照“资源优化、主业突出、彰显品牌、稳妥有序”的原则，必须对文化企业进行整合重组，实现优势文化资源与资本战略平台的有效对接，为福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培育良好的市场主体。与此同时要统筹协调完成县区文化体制改革任务。

七．职能整合，实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文化主管部门要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

文化主管部门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既主管又主办，“裁判员”、“运动员”二合一。当前，要彻底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依法管理，是文化体制改革必然 合并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和广播电视局，成立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统一履行原文化局、新闻出版(版权)局、广播电视局的职能，基本实现了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成立市文化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建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建立起市、区(县)两级统一高效的执法网络，实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重心”下移。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有线电视台推行“网台分离”，成立有线电视宽带网络公司，实现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成功“联姻”； 福建必须对各地的原文化局、广电局、新闻出版局实行机构合并和职能整合，成立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原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及“扫黄打非”等行政执法力量，成立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加强组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理顺文化市场执法运行体制。实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八．精心谋划积极稳妥推进新闻媒体改革

在近年来改革探索的基础上，福建要将“两台一报”的改革列入福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行安排部署，电视台实现转企改制，引进外购节目。人民广播电台的制播分离节目要占全台节目播出总量的50%。比如福建日报社将报社原有的报刊发行中心从事业单位中剥离出来，由广告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独立法人网络有限公司，公司的成立为福建日报社报纸发行进一步走向市场、参与竞争奠定基础。尽快建立文化发展新闻发布制度

九．夯实基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为日益完善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尽快出台《关于福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建成完善福建博物院、三坊七巷，遗址公园等一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尽快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千场戏剧下乡巡演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形成市、区（县）、乡（镇）三级群众文化工作格局。同时加大对基层文艺演出团体的扶持引导，培养一批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的文艺“轻骑兵”。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通过政府采购、项目投入等方式，为基层群众提供文化产品，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对于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来讲，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一个都不能少。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现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和便利性，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以搞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的名义，推卸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责。

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系统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注重培育文化市场新主体，着力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文化要素集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的文化大都市。福建市已经完成电影、出版、发行、印刷、电视剧制作、广播电视内容制作等全行业国有单位的转企改制，为“十二五”时期加快文化发展奠定了新基础。《关于加快推进福建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文化产业的全面腾飞提供了制度平台。研制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开展试评估工作。培育文化市场的新主体，推动新华发行集团早日上市，争取广播电视内容制作企业早日上市。

重视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趋势，着力布局推进新兴文化产业发展，针对重大项目建立推进机制，明确领导责任，汇集各个部门力量，协同推进发展。建立扶持动漫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要成立有线电视整体转换工作领导机制，文化及创意产业发展工作领导机制和电子书产业发展工作领导机制，以及三网融合推进工作促进福建文化新兴产业文化及创意产业发展三网融合全面提速

十一。为突破文化产业的投融资瓶颈，制定和完善文化领域的地方立法，建设文化大都市。

福建要建立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担保资金，福建文化产权交易所（版权交易中心），文化产业投资私募基文化要素集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的文化大都市。同时，建设文化大都市，制定和完善文化领域的地方立法，把文化工作纳入法制化建设轨道，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法制环境，提高文化建设水平，实现文化市场的规范化、法制化管理。不能将整个文化都交给市场，搞所谓“文化产业化”

制定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08-2015》要确 定未来福建重点发展出版物流、新闻传媒文化旅游休闲、信息网络、创意设计、演艺娱乐和体育健身等七大产业，明确福建文化发展定位、思路、目标和措施。在配套政策方面，尽快出台《关于加快福建现代文化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及实施细则，从规划、用地、税收、财政奖励等方面扶持文化产业发展，放宽文化投资领域和条件，建立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公共财政不断加大文化建设投入，积极采取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以奖代补等办法，探索有偿使用、投资参股和融资担保等形式，放大财政资金的投入效应，逐步形成有利于文化创新的优良环境。

第四篇：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加快发展、文化日益繁荣，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综合观察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国文化建设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二是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照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投入力度，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三是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认真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精心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要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四是要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第五篇：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背景：

2007年9月7日，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和颁奖晚会在京举行。从今年4月1日起组织实施评选，经过预评、初评和公示三个阶段，共评选出268部优秀作品。其中，电影《张思德》、《云水谣》、《太行山上》，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延安颂》、《插树岭》、《亮剑》，话剧《立秋》等8部作品获得特等奖，电影《我的长征》、电视剧《八路军》、话剧《黄土谣》、歌曲《吉祥三宝》、广播剧《代表中国》、文艺类图书《笨花》等122部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电影《戎冠秀》、电视剧《红旗谱》、话剧《平头百姓》、歌曲《永恒的彩霞》、广播剧《有个同学叫江洋》、文艺类图书《八月桂花遍地开》等138部作品获得入选作品奖。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发展水平与高度。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把文化建设好，发展好，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要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体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不相适应，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与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环境不相适应，与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趋势不相适应。这些情况说明，文化建设的任务极其繁重艰巨，只有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创新，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我们才能繁荣和发展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课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迫切要求，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只有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我们才能切实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大力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

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及面临的问题：

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把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需要我们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改善社会风气，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良好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需要我们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注入强大动力，实现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质量和效率，文化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既拓展了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空间，为文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更加凸显了原有文化体制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基础和体制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文化领域在许多方面仍然停留在传统体制的模式上，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一些掌握大量国有文化资源的文化单位，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情况下，有些国有文化单位被“边缘化”，有的甚至难以为继。党的十六大提出，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的同时，要加快自身体制的改革，使文化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

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推动文化自身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特点，为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人民群众要求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社会提供更加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和增长的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文化自身的发展也迫切要求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使文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目前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存在的公共文化设施严重不足、设备陈旧、文化单位缺乏活力，以及外来文化产品大量涌入，侵权盗版屡禁不止，甚至腐朽文化沉渣泛起等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文化生产力还有待进一步解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还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要求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文化发展面向群众、面向市场，文化工作者各尽其才、各得其所，优秀文化产品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文化发展的活力，激励广大文化工作者创作和生产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促进文化自身繁荣，使文化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迫切需要。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推动我国文化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也使我们面临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我们的文化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文化竞争优势，文化产品进出口存在严重逆差。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基本结束，国外文化资本、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将不断涌入，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而我们的许多国有文化单位还停留在传统体制，不具备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实力。如果我们不加快改革发展，就会面临既走不出去又守不住的危险。我们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提高文化产品竞争力、促进文化“走出去”的体制机制，培育一批有较强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迫切需要。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哺育和传承民族生命力的载体，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面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交融，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环境，面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进行文化渗透的形势，面对我国文化市场资本和投入日益多元的复杂局面，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增强国有文化资本的市场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关系到民族精神与文化力量的丰富和增强，关系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安全和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现在，一方面文化市场上非公有资本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公有制文化单位游离于市场之外，造成“主体”缺位。这就要求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继续鼓励和引导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同时，进一步巩固文化领域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增强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效抵御外来不良文化冲击，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文化安全。

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一、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调整资源配置，逐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鼓励捐赠和赞助等各项政策，拓宽渠道，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公益事业。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解决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缺乏的问题，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完善城市社区文化设施，加强文物保护，扶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续支持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建设和改造文化服务网络。要改进和完善国家扶持方式，坚持和完善有关文化领域的重点扶持政策和措施。要以项目投入为手段，以激发活力为目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确保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要优化组织结构，整合内部资源，转变经营方式。要深化文化事业单位的内部改革，推进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不得相互混岗。

二、深化文化企业改革。转制企业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产权归属，做好资产评估和产权登记等工作。确认出资人身份，明确出资人权利，建立资产经营责任制。要确保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转制企业自工商登记之日起，实行企业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劳动人事制度，重视职工权益保障，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要切实做好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的政策衔接，妥善安排富余人员。要重塑文化市场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要着力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创新对外文化交流体制和机制。实行政府推动和企业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成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主体。

三、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整。要合理配置文化资源，盘活存量，优化增量，解决国有文化资产结构失衡、效益不高、闲置浪费问题，科学规划和配置公益性文化事业资源、报刊及广播电视资源，促进文化资源配置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要大力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培育和建设一批出版、电子音像、影视和动漫制作、演艺、会展、文

化产品分销等产业基地。重点培育发展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支持和鼓励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实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鼓励同一地区的媒体下属经营性公司之间互相参股。支持中小型文化单位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富有活力的优势产业群。要大力推进文化领域所有制结构调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升级，用先进科学技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四、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建设，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重点培育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演出娱乐、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市场。加强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培育和规范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兴文化市场，大力培育和开拓农村文化市场。要完善现代流通体制，深化国有发行企业改革，打破按行政级次、行政区划分配文化产品的旧体制，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形式。要建立健全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程度。推行知识产权代理、市场开发、市场调查、信息提供、法律咨询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建立依法经营、违法必究、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五、加强和改进文化领域宏观管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加强文化立法，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文化政策逐步上升为法律法规。继续执行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制定和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激励文化创新等方面的政策。各地可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相关政策。

六、切实加强对改革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大力支持、党委宣传部门协调指导、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实施、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文化体制改革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着力培养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专业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把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结合起来，把加强宏观管理与增强微观活力结合起来，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同时，要完善配套政策，使文化体制改革与劳动、人事、分配、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改革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