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老少边穷”地方社区矫正发展研究5篇范文

第一篇：试论“老少边穷”地方社区矫正发展研究

试论“老少边穷”地方社区矫正发展研究

[论文摘要]以广西XL县为样本，对社区矫正工作展开调查，发现“老少边穷”地区社区矫正工作偏远山区社区矫正工作由于经验和资金问题，在发展中面临着许多困难。上级重视、资金到位、人员到位，只有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山区的社区矫正工作才能得到发展。

[论文关键词]社区矫正 “老少边穷” XL县

为了解“老少边穷”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运行情况，笔者选择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广西XL县为样本，从2012年2月到2013年2月，先后对该地区开展了三次社会调查，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和对比分析，笔者发现类似地区社区矫正的一些特点。

一、XL县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XL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端，地处桂、滇、黔三省（区）结合部。XL县是一个集老、少、边、山、穷于一体的山区小县，全县有2个镇6个乡96个村（居）委会765个村民小组，境内居住着壮、汉、苗、瑶、彝等15个民族，现有人口15.4万，其中农业人口占到80%以上。“老”即革命老区、“少”即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边”即边境地区、“山”即山区、“穷”则是指经济欠发达。到目前为止，XL县共设立了8个基层司法所，其中8个基层司法所有6个为“一人所”。

（一）社区矫正主体概况

全县的社区矫正工作总体由XL县司法局负责，每个基层司法所负责相应的乡镇，在农村地区，所谓社区的概念就相当于村庄。基层司法所是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最前线，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执行，负责对矫正对象的考察和监督，同时他们还要承担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安置帮教等八九项法定职责，所以基层司法所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而真正投入社区矫正的力量十分有限。

对矫正对象个管理，由设在乡镇的基层司法所为主导，由于资源有限，XL县8个司法所有6个为“一人所”，对矫正对象的监督和管理均由所长一人完成。对由于处于偏远山区，各个村落分布广泛，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所以入户访查开展难度大，对矫正对象的考核，主要以电话考核为主。此外，矫正对象会定期到司法所进行思想汇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要求“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社区服务，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社区服务时间不少于八小时。”而在XL县各个乡镇的司法所，对矫正对象来说社区的基本就是其所处在的村庄。但是各司法所只设立在乡镇所在地，矫正对象参加社区服务只能到乡镇司法所帮忙打扫卫生。这样的社区劳动既不能让矫正对象所处的村庄的村民看见，也不能帮助矫正对象修复社会关系。失去社区的劳动就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矫正对象为了劳动而劳动，缺少了与同村人的交流。

（二）社区矫正对象概况

截至调查结束，XL县司法局共接收矫正对象63人，其中仅有1人是非农村

户口。在63名矫正对象中，属于逐利类犯罪（滥伐林木、盗窃）27人，属于纠纷解决类犯罪（故意伤害、故意杀人）7人，属于性犯罪1人，属于事故类犯罪（交通肇事）3人，属于失范类犯罪（非法持有枪支）24人。可见在贫困地区犯罪多以追求利益和无知犯罪为主。

二、XL县社区矫正工作新动态

2011年4月XL县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启动，到调查结束为止XL县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在人员和部门的建设上没有得到很完善的发展，但是在社区矫正工作程序和设备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一）矫正程序新动态

按照过去的程序，在法院判决生效和矫正对象到司法局报到前会存在一段空白期，在这个期间矫正对象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在此期间矫正对象发生意外也难以判定责任。从司法实践来看，其他部门与司法局之间的衔接断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服刑人员文件接收存在时间差，二是对异地服刑人员情况掌握不一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XL县司法局和XL县法院在2012年8月，第一次实现了矫正对象的当庭移交。当庭交接模式的试行，实现了社区服刑人员的无缝衔接，有效避免脱、漏管，避免了矫正对象在法院判刑后到司法局报到前的空白，防止了矫正对象在此期间的意外而导致的责任不清，还尽早掌握了社区服刑人员的第一手资料，为前期针对性开展矫正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矫正设施新动态

基层司法所是社区矫正的前线，但是各个基层司法所都存在着设备老旧或设备不全等问题，2012年12月，XL县司法局投入社区矫正经费50000元，为8个司法所更新了部分设备，设备的更新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作效率，改变了社区矫正工作启动以来的老局面，但是这些经费还不能完全满足8个司法所在山区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

2013年1月，XL县司法局启动了“司法E通”，让首批矫正对象用上GPS手机，美中不足的是每台手机要收取矫正对象600多元的手机费用，在XL这样的贫困县农民的人均收入仅仅为4000元。600元的手机费绝对不是小数目，加上每个月的使用费用，这也许会变成矫正对象的一个负担。而从行刑成本角度看，社区矫正比监禁刑更节省公共开支。有人粗略统计，在2005年，中国每监禁一名罪犯的年度平均费用为人民币1.1万元左右。如果参照国外社区矫正与监狱经费的比例的话，即社区矫正经费不超过监狱经费的20%，社区矫正既然节省了那么多的国家资金，可以考虑逐步地适当地减少偏远地区贫困矫正对象的花费，或者是向上海等先进地区学习，将手机的购买模式改变成为租借模式（矫正对象只免费拿到手机，只需要缴纳话费，当矫正期到后归还手机），维护贫困农民的生活稳定，进一步促进社区矫正的工作的发展。

三、XL县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影响因素

（一）财政因素

根据调查收集到的材料显示，2011年7月XL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的启动资金仅为8000元，同期人民调解工作的经费为30000元，而普法工作的经费则

达到了70000元。2012年12月XL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上升到了50000元，比较去年提升了很多，但接收的矫正对象已由2011年的6人增加到了57人，接收矫正对象人数提升了近十倍，而在同一时期人民调解及安置帮教经费达到了368000元。而作为试点地区的武汉，“2011年，落实专职社工经费159万元，专项经费125万元，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经费116万元。2012年，又向财政部门提出将原按每名社区矫正人员1000元拨付专项经费的标准提高到2000元。”

社区矫正是一项刚刚开展的工作，它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相对比较欠缺。对于XL县这样贫困山区县而言，满足经费需求无疑是开展工作的关键一步。上级主管部门也应在各方面对山区给予照顾和扶持，这样才能帮助山区社区矫正工作快速发展。

（二）地域因素

XL县是典型的山区县，除县城外，各个村落分散在各个山头，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的特点。“大散居”指的是村落与村落之间距离较远，相对于城市的社区而言，社区与社区之间地理位置相对密集；“小聚居”指的是每个村落的面积并不大，居住人口并不多，大家共同生产生活。在和司法局工作人员聊天中，他们形象地形容山区的村庄分布是“山看山很近，走起路来远”，加上山路崎岖不平、雨天泥泞不堪，造成了对矫正对象的辅导和监管的困难加大。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十条要求“司法所应当定期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的社区了解、核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等情况。”对于XL县这样的山区县来说要做到《办法》第二十条是很困难的，首先每次查访都需要开几小时的山路；其次如果提前通知矫正对象，按农村风俗矫正对象家里一定会先准备好饭菜，不管家里条件怎么样，不管干警什么时间到，所以为了不增加矫正对象负担，提前通知查访还需要干警们带上一些肉和粮食；最后如果不提前通知矫正对象，当到达矫正对象居住地后，有很大几率找不到人，特别是矫正对象到山里劳作时，即使带上定位手机也不一定有信号。

（三）组织因素

1.社区矫正工作人员

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社区矫正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不是一部法律、一个机构就可以圆满实现的，而是需要专门的国家机关与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共同参予，采用多种措施，多管齐下，方可取得预想的效果。但是在XL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却只是单纯依靠司法局和司法所干警，在一份名为《XL县司法局基层司法所队伍力量配置情况》的报告中写到：“全县现有司法所工作人员16人。其中司法所司法行政专项编制16人、落实到位16人；地方行政、事业编制人数为0；目前XL落实到位公益性岗位人数0人，协警员、协理员0人，其他人员0人。”由此看来“有人口无人手”是XL司法局存在的严重问题。根据收集文件显示具体有以下几点：一是人员素质问题，XL司法局部分干警全日制教育文凭是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虽然经过在职教育取得大专文凭，但是文化基础相对薄弱，部分人员属早年乡镇选用人时剩余人员，政法素质偏低，加上部分干警没有经过业务培训，工作时靠的是老经验和老办法，难以应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和新业务。二是人员偏少问题，目前编制不足，近年来无新人员，又因局机关要增设股室，从各司法所抽调部分干警到局机关上班。三是人员老龄化问题，因编制等原因长期没有人员调入，造成队伍建设断层，部分干警老龄化。四是公益性岗位问题，公益性岗位一直没有安排到位，落实公益性岗位人员0人。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十七条中要求“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状态、行为特点等具体情况，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矫正其违法犯罪心理，提高其适应社会能力。”但是依照XL县司法局和各司法所缺人又少钱的状况，根本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来完成对矫正对象的心理辅导和个别教育。要完成《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要求在XL县这样的偏远山区根本不现实。

XL县其实可以学习罗田县的做法，“在罗田县，作为社区、村（居）群众参与的骨干和代表就是社区矫正志愿者。严格说来，他们也许不大符合有关文件规定的志愿者的条件，但他们有自身的优势： 跟社区服刑人员熟悉，同宗同族，同本土文化风俗，彼此有高度的认同感和信任度。通过他们独特的极其个性化的方式，将政府及其社区矫正机构所要求的工作落到实处。”这样因地制宜利用地方优势的方法很值得借鉴。

2.社区矫正矫正对象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比重很大的国家，有约7 亿人口生产生活在约100 万个村庄。作为农村人口的社区服刑人员，在我国的现有社区服刑人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截至2010年3 月，全国已试行社区矫正的地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303234 人，其中属农村人口的社区服刑人员212833 人，占70.1%。XL县就是一个典型山区县，全县15.4万人口中有75%属于农村户口，目前XL县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比例更达到了98%。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帮助落实社会保障措施。”但是在XL县这样的贫困山区，63名矫正对象中属于逐利类犯罪就有27名，他们因为贫穷而犯罪，而且他们文化水平有限。司法局和司法所要完成《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要求是相当困难的。

（四）主观因素

社区矫正是一个新开展和新发展的工作，笔者在进行调查期间也会协助XL县司法局办公室的工作，在办公室时会接收到很多县政府的文件，但是在这些文件中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文件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少。在收集到的文件中笔者还发现在XL县司法局人员编制中都是属于政法编制，而地方行政、事业编制为0人，落实的公益性岗位、协警员、协理员也是0人。XL县司法局为了争取人员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曾在2011年11月7日该提交了《关于要求从政府聘用人员中安排10名人员用于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的请示的情况说明》，但至2013年，当地有关部门也没有给XL县司法局安排聘用人员。

在近几年XL县的发展中，发展工作的重点几乎都集中到了经济文化产业的建设当中去，而县城的形象建设和经济的发展确实能给予地方更好的政绩。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和山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几乎是两个极端，其实在类似XL县这样的山区小县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需要更多投入和帮助的，能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帮助会极大地促进山区社区矫正工作发展。

四、初步结论

社区矫正从2002年8月在上海率先试点到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正式将其纳入我国的法律制度，期间形成了上海、北京、浙江等一

些模式。如“上海模式”高度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倡导社会工作的理念在社区矫正中的运用，强调社区矫正的社会化、人性化管理和人文关怀，但是执法环节薄弱；如“北京模式”重视国家的执法人员在社区矫正中的主导地位，社区矫正试点是对原有的由公安机关作为监外执行主体的继承与改革的完善；如“浙江模式”主要是由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承担社区矫正管理工作，拥有明确的政策依据支撑、密切的部门配合、充足的经费保障。事实上，2012年1月10日开始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基本也是以城市社区为基础设计的，没有考虑到贫困山区的现状，因此，《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很多的要求，在XL县这样的山区贫困县很多时候只能是形式或者连形式都难做到。

总的来说，“老少边穷”地方的社区矫正问题主要存在于自然、资金、人员这三个方面，出路在于通过以资金和人员这两个方面上下工夫，减少自然因素对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影响。在《一个山区农村社区矫正的模式》中所提到以“县——乡镇——村——中心户”来进行的农村社区矫正运行模式则非常值得借鉴。这样既减少了各基层司法所的工作压力，也使矫正对象有了一种归属感和农村少有的“社区”感。利于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司法所“忙不过来，社区、村居委会插不进去。”的现状，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在“家”中矫正的特点。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在社区矫正相关条例的制定中，考虑贫困山区的特点，因地制宜，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

第二篇：2013年毕业论文-社区矫正的发展与研究

吉林大学远程教育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中文题目社区矫正的发展与研究

学生姓名 xx

专业法学

层次年级 2009秋专升本学号200910xxxxx

指导教师职称

学习中心xxxxxxxxxx

2012年 9 月22 日

成绩

摘要

社区矫正这种对罪犯开放式的执行刑罚方式,与封闭式的监禁执行方式相比,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如今已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社区矫正蕴涵人道、公正、效益和民主四大方面的价值。发展社区矫正是实现我国刑事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应当从观念更新、立法完善、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理论研究诸方面入手，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随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各地的社区矫正工作已全面进入实质性阶段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由于迄今为止全国仍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模式和规定，导致社区矫正工作暴露出许多问题，有待于我们研究和解决。

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思考和探讨制约社区矫正的发展问题，从而提出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一些构想。

关键词：社区矫正价值构想

目录

一、社区矫正的定义辨析 1

二、社区矫正的价值蕴含 2 2.1人道 3 2.2正义 3 2.3效益 4 2.4民主 4

三、开展社区矫正的社会价值及其意义 5 3.1帮助服刑人员更好的改造和回归社会 5 3.2解决监管场所拥挤,节省国家资源 5 3.3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彰显人文关怀 5

四、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现状及主要存在的问题 4.1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现状 6

五、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几点构想 9 5.1更新刑罚观念，实现刑事政策的合理化 9 5.2理性认识社区矫正的效能 10 5.3将社区矫正的发展纳入司法改革的大视野 11 5.4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及时跟进 11 5.5抓紧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12 5.6社区矫正的推行过程中要严防腐败的滋生 12 5.7要加紧社区矫正的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工作 结论 14 参考文献 15 致谢 16 12

一、社区矫正的定义辨析

尽管社区矫正在西方已经有数十年的发展历史，但迄今为止，各国立法中并未明确界定社区矫正的定义，而学者们也没有对此达成一致看法。正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Duffee所指出那样，社区矫正的概念如此模糊含混，使人恰如盲人摸象，未能一窥全貌。在西方学界，关于社区矫正的定义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下列几种：

1、美国犯罪学者Fox主张：“社区性犯罪矫正为坐落于社区，并且运用社区之资源以增补、协助、支持传统犯罪矫正之功能。”但他将缓刑和假释排除在社区矫正的范围之外，认为缓刑和假释属于传统项目，不属于那种促使罪犯重新回归社会的革新措施。

2、美国学者Sandhu认为，社区矫正乃指发生于社区之所有犯罪矫正活动而言。这一定义涵盖了传统的缓刑与假释制度，是一个范围相当广泛的定义。

3、美国学者Hahn认为，社区矫正是指任何能够降低使用机构处遇以减少机构监禁时间，或可藉以缩短犯罪人与正常社会距离之措施，包括缓刑(probation)、假释(parole)、转向计划(diversion)、监外教育(education release)、监外作业(work release)、返家探视(prison furloughs)等处遇措施。Hahn将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描述为“矫正系统之设计是否具有减少与整体社区疏离之功能。”这种观点不是从地点，而着重从功能的角度定义社区矫正。

还有人未直接对社区矫正下定义，但对社区矫正的具体方案作了分类列举。如Clear及Cole依对犯罪人控制的松严程度，将其分为下列三类：

1、由传统观护部门所职掌之监督方案(Supervision Program)，如观护处分、社区服务、罚金等；

2、由社会上专业人员担当，对药物成瘾者、少年犯等适用的，具有集中咨询、治疗、培训性质之居留方案(Residential Program)；

3、由传统矫正部门所督导指挥，协助犯人早日重返社会之释放方案(Release Program)，如工作释放、教育释放、中途之家、返家探视、与眷属同住等。

上述关于社区矫正定义的各种观点中，第一种将缓刑与假释排除在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缓刑与假释作为历史最为久远、发展最为成熟的监禁替代措施，充分体现了依靠社区改造罪犯的思想，应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后面几种观点，虽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社区矫正的特性，但都存在外延过于宽泛的问题。将所有发生于社区的犯罪矫正活动或所有具有减少罪犯与社区疏离功能的矫正措施都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这抹煞了社区矫正同监狱的开放式处遇制度的界限。类似于监狱实行的狱外劳动、与眷属同住、返家探视（我国称离监探亲）等制度，虽然创造了罪犯与社区接触的机会，但罪犯仍处在监狱机关的管理、控制之下，因此只是监狱行刑中的开放式处遇，而不是完全置于社区环境中服刑改造的社区矫正措施。此外，罚金的执行在国外被一些学者列入社区矫正的范围，但笔者以为，罚金虽然是一种重要的非监禁刑，具有替代监禁的功能，但罚金的执行大多是是一次性的，缺乏一个持续性的教育改造过程，社区力量也基本上不介入罚金的执行，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罚金不属于社区矫正制度的范畴。

在我国,目前广为接受的关于社区矫正的定义是由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该定义认为，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根据该定义，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下列5种罪犯：

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4；被裁定假释的；

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采纳了上述定义，因此，这一定义应是代表着官方观点的权威性定义。

上述定义较为全面和准确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内涵，总体而言是一个科学的定义，但其中回归社会一词值得推敲，因为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只有被判刑入狱的人才有回归社会的问题，对于被判处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的罪犯而言，由于并没有因自由被剥夺而与社会隔离，因此也就不存在空间意义上的由监禁状态向自由社会回归的问题。笔者以为回归社会一词似表述为再社会化更为合适。所谓再社会化，是指改变行为人原已习得的背离社会主流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从而改过迁善，再度适应社会的过程。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行为人基本社会化失败的产物，可以说所有的罪犯包括被判非监禁刑的罪犯都存在再社会化的问题，因此以再社会化一词取代回归社会的表述从逻辑上更为周密，从内涵上讲也更加贴切。

二、社区矫正的价值蕴含

社区矫正体系中的某些具体制度，如缓刑、假释等，在19世纪即已经产生，但社区矫正成为系统的思想却是二战以后的事。一般认为，现代社区矫正观念源于二战结束之初对退伍军人的心理辅导。当时西方国家有许多老兵在退役后遭受社会不适应症之困扰，为协助他们完成由军旅生活向社会生活的过渡，一些社会团体和社区志愿人员专为这些老兵提供各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成效显著，有关司法部门受此启发，遂将此种做法引入刑事司法体系。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社区矫正思想日趋成熟，其具

体措施日益丰富，并广为各国刑事立法与矫正实践所认可与接受。2.1人道

人道主义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关注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追求人的幸福和人的解放。刑罚人道性是现代社会中刑罚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发展历史，即是刑罚从严酷走向宽容、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刑罚的人道性要求刑罚的制定、适用与执行都应与人的本性相符合，尽可能地宽缓。由刑罚的人道性进一步引发出罪犯人权思想，即罪犯并不因犯罪而成为人的异类或社会弃儿，作为人，他们仍然具有人的尊严和生存发展的权利，法律在依法剥夺罪犯的某些权利的同时，必须保障其未被剥夺的那些基本权利。

近代以来，监禁刑成为最重要和最普遍的罪犯处遇方式，这较之古代社会以身体刑和生命刑为主的罪犯处遇方式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监禁刑自身存在某些难以克服的弊端和缺陷，监禁刑在将罪犯隔离于正常社会的前提下实施惩罚和改造，难免会给罪犯打上“监狱化烙印”，削弱其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影响改造效果和回归目标的实现。相比之下，社区矫正使罪犯在不与社会隔离的环境中实现其再社会化，从而避免了罪犯因入狱服刑而带来的交叉感染和监狱化烙印，有利于维系罪犯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使罪犯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此外，社区矫正强调社会力量对矫正的参与，可减少监禁处遇导致的使罪犯机械式地强迫和服从的负效应，使罪犯与矫正者发生积极的互动作用，提高了罪犯在矫正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动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天性。”作为刑罚发展的历史必然，作为人类法治文明演进的结果，社区矫正集中体现着刑罚的人道价值，浓缩着法律的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文明执法，对罪犯实施人性化监管与改造”的现代行刑理念的具体展开。2.2正义

公正又称正义，从词源学上说，它具有正当、公平、平等的含义。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对于一切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应加以改造或废除。公正是刑罚的生命线所在，而刑罚的公正性既表现为罪行与刑罚的均衡，也表现为报应与预防的统一。通过对犯罪人适用适度的惩罚，使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样一方面使社会公众的正义需求和报应情感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也促使罪犯从痛苦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惩罚性是刑罚的基本属性，而惩罚意味着给罪犯带来一定的痛苦或利益损失。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人性化的刑罚执行活动，其惩罚强度相对于监禁处遇而言显然要低，但毕竟也包含着一定的惩罚意蕴。例如，接受社区矫正的罪犯的人身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必须遵守一些特殊的行为规则，履行特定的义务等。由于这些罪犯的罪行比较轻或者在狱中表现良好，人身危险性不大，不必予以关押或继续关押，对其适用非监禁刑就能实现报应和预防的双重目标，因此社区矫正制度具有公正性。2.3效益

刑罚的效益价值也就是刑罚的经济性，是指国家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或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惩罚犯罪。具体而言，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在刑事司法中，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即可，便没有必要适用较重的刑罚。刑罚的运作是一种高消耗性的活动，而刑事司法资源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监禁刑的执行更是费用高昂，这意味着加重了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增加了社会因犯罪而受到的侵害。而社区矫正不需要象监狱那样在机构设置、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巨大负担，同时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改造罪犯，从而大大节省了国库支出，有助于缓解监狱拥挤现象。据英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英国每年对一个监禁犯的投入高达7000英镑；而对保护观察者所投入的资金是每人每年520英镑，对于处以社区服务令的罪犯投入更低，大约是每人每年490英镑。由此可见社区矫正的经济性是比较明显的。2.4民主

民主的首要含义在于“社会成员参与”。司法民主是现代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人民参与司法，是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司法民主的充分实行才能促进权利平等，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司法民主在审判活动的重要表现，是在诉讼中实行陪审或者参审制度，允许民众直接参与司法审判；而在行刑活动中，司法民主意味着行刑活动对社会的适度开放和社会对行刑过程的积极参与。行刑民主化是司法民主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可以说，在刑事法运作的各个环节中，行刑是最需要社会参与的一个环节。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立足于社区，依赖于社区的罪犯处遇方式，一方面给予公民一种“参与”的感受，“赋予每个公民一种主体地位，使人人感到自己对社会成员有责任和参加了自己的政府，”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形成公民权利对司法权力的制约，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开展社区矫正的社会价值及其意义

我国于2003年开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迅速,覆盖面稳步扩大,社区矫正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覆盖全国91%的地(市、州)、72%的县(市、区)和65%的乡镇(街道)。

3.1帮助服刑人员更好的改造和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有利于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防止交叉感染,削弱罪犯在监管场所服刑所产生的孤独感,增加罪犯的社会责任感。②罪犯在社区中服刑,他既是服刑改造,又为社会劳动,受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有利于建立平等融洽的人际关系,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使他们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有利于重新回归社会。3.2解决监管场所拥挤,节省国家资源

我国监管场所关押量大,基础设施和物资条件差,文化教育等软件方面的保障又跟不上时代发展,罪犯的身心受到不利影响,从而影响改造质量。社区矫正是将符合条件的部分罪犯放置在社区中,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和行为约束,将监管费用分散转嫁到整个社会,由社会正常周转补给,这一制度有效减少了刑罚执行成本,缓解了监狱的压力,使监狱能够集中财力、警力、物力去矫正那些恶习较深,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特别是矫正那些极端不配合改造的少数罪犯。3.3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彰显人文关怀

社区矫正是充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罪犯真正运用好“宽”的刑事政策,对依法从宽处理、可不收押的罪犯置于社会上、家庭中加以管教、改造,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把宽严相济真正落实到刑罚执行之中,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犯罪发生。

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现状及主要存在的问题 4.1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现状

从当前世界刑罚发展趋势来看，社区矫正发展迅速且成效显著，许多国家建立了以社区处遇为塔基的金字塔型的罪犯处遇结构，监禁处遇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大多数罪犯被放到社区中利用社会力量帮教改造。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罪犯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比例达到全部被判处刑罚者的70％以上，其中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新加坡76.15％，法国72.63％，美国70.25％；就是适用率比较低的韩国和俄罗斯，也分别有45.90％、44.48％的人被适用缓刑或者假释；在日本，目前约有3/5的罪犯在保护观察官的监督下接受社区矫正措施。

反观我国，由于受传统的重刑主义、泛刑观念的制约，社区矫正的作用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在很低的水平线上。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区矫正措施的适用率一直偏低。从1999年到2001年，被判处缓刑者仅占各年判处刑罚罪犯总数的15％左右；假释率从1996年到2000年，一直徘徊在2％左右；从1999年到2001年，每年大约只有1.2％的罪犯被判处管制；监外执行也是如此，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仅占在押犯总数的1.13％。另一方面，由于执行机制的不健全等原因，这些社区矫正措施的执行效果总体而言也不尽人意。尽管现行立法明确了非监禁刑的执行由公安机关具体负责，所在基层组织配合，然而，公安机关由于任务繁重、精力有限，实际上无暇顾及行刑工作，致使对社区服刑罪犯的管理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社区矫正措施的执行效果不佳，反过来导致司法当局更加依重于监禁刑的适用，一些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也被送入监狱服刑；另一方面，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犯罪高峰，国家通过实施“严打”战略以缓解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由此造成监狱人口的迅速增长，监狱容量与监狱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从而给监狱的管理和改造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据一项统计资料显示：“严打”整治斗争以来，我国监狱在押人员数量大增，２００２年达到１５１万人，是１９８２年的２．３９倍，其中短刑犯和青少年罪犯占相当大的比例。监狱拥挤问题导致监管资源紧张，监狱无力对一些重刑犯、顽危犯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改造，监狱环境“交叉感染”又造成一些青少年或轻刑犯罪人员入狱后犯罪恶习进一步强化。同时，刑满释放人员因为长期监禁，回到社会后适应能力差，就业困难，加之普遍存在的社会歧视现象，这些人很容易再次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此外，监禁刑适用的强化无疑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据统计，在我国，目前关押改造一个罪犯的年平均费用已超过7000元，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开销。社区矫正发展滞后的现状，影响了我国刑罚效益的整体发挥，制约着刑事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因此，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刑罚趋向，从有利于实现罪犯再社会化的宗旨出发，打破罪犯处遇模式的封闭性，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建设，这应是我国行刑改革的重要方向。我国有关决策部门审时度势，在借鉴国外经验和对我国行刑现状周密调研的基础上，及时作出了构建和发展社区矫正的重大决策。2002年8月，上海市率先在三个街道的范围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同年北京市也开始在三个区县进行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通过总结这些小范围试点工作所取得的经验，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6省（市）为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省（市），从而正式拉开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序幕。目前，社区矫正试点的工作规范与刑事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逐渐显露。这些现存的矛盾与冲突，与世界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科学发展的要求是相背离的。笔者认为当前社区矫正存在的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与现行法律相驳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加以规范。“两院两部”《通知》中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公安机关的职责是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并履行有关法律程序。而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对判处管制、缓刑考验期间的考察、假释考验期的监督、暂予监外执行的管制监督等都是由公安机关执行。由于立法滞后使社区矫正实践有驳于现行法律，从而导致现行法律规定与实践的冲突，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有违法治精神的重大问题。社区矫正在法律规范上的不完备和滞后性导致试点工作的风险逐渐增大，这很不利于社区矫正的发展。因此，必须解决立法中存在的空白问题。

（二）定性比较模糊

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还是一种刑罚？就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上看，“社区矫正”既不属于刑罚的一个典型种类，也不属于刑罚执行方式（具体运用）的一个典型种类。目前我国某些地区制定的社区矫正规定，包括很多专家学者把社区矫正的性质都界定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这固然是现实考虑及与其他法律相妥协的产物。社区矫正就是一系列非机构性处遇措施，强调运用开放的、社区的资源来矫正罪犯，已实现罪犯的回归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其显著特征就是全部矫正体制的设计减少与社会的隔离，并不局限于某几种刑罚执行方式或是被法院直接适用的一些刑罚方式。因此，即使目前我国的制度设计限制了社区矫正适用空间的架构，探索的步伐还没有远到足以在更宽广的领域里更全面的展开其实践，但对社区矫正的定性则必须超越这些有形的局限，以一个自由度更大的更宽广的范畴来为我们提供立法和实践的指引。

（三）职责不够明确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根据“两高两部”通知的精神：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司法、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劳动等13个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其试点工作。实践中由于涉列的部门较多，职责与权力不明确，社区矫正工作竟变成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反而使过程复杂化。如，有的地区由于法律文书送交不及时，发生漏管、脱管现象。缓刑、管制、监外执行的罪犯在审判机关判决后，有的未及时和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办理交接手续就将罪犯释放回家，使这些罪犯回来后不按时到司法所报到，给矫正工作带来困难。

（四）管理手段缺乏强制性

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情况上看，各地区矫正的形式和内容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在培训的内容、教育的形式、劳动的方式、心里的引导上对社区服刑人员做出了一些规定，但这些内容较为空洞抽象，易流于形式。客观上看，司法行政部门在行使职权的时候既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没有可以为其行使职权进行保障的强制措施，很难收到矫正之实效。既然称为矫正，便决定这种处遇方式必然以矫正为着重点。在监督社区服刑人员遵守法律规定、履行矫正义务的同时，更应制定矫正方案，利用社会力量和社区资源矫正其人格和习惯。由于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对社区矫正内容规定几乎是空白，造成基层司法行政机关无强制权，从而直接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五）队伍力量薄弱 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工作，不同于与其他工作，它的特点体现为工作性质和对象的特殊性，因此需要有高素质的、稳定的工作队伍。但是，目前一些矫正工作人员由于缺少专业的矫正知识，特别是专业人士，如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等，仅有的一些矫正工作者往往是从一般的社区工作者“蜕变”而来，经过简单的培训匆匆上岗。其自身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还不到位，工作方法有简单粗糙；在与社区服刑人员接触和个别谈话时，缺乏人性化的工作手段，感召力和亲和力不够；有的还不能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开展工作和解决问题。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几点构想 5.1更新刑罚观念，实现刑事政策的合理化

我国自古就有“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思想，重刑主义的观念由来已久，至今仍深植于公众意识之中。重刑观念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过分崇尚监禁刑的威慑功能，把犯罪同坐牢、蹲监狱等同起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将罪犯绳之以法，社会正义才能得到伸张。对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管制、缓刑、假释等非监禁措施，许多老百姓并不完全理解，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一个罪犯被判处管制或缓刑后，很多人都误认为他“没事了”，不会把他同罪犯身份联系起来，甚至会引起一些群众尤其是受害人及其亲属的不满，觉得法院判决不公，轻纵罪犯；对于假释的罪犯，人们则往往误以为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自由，“出来就没事了”。每当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较为猖獗的时候，许多民众往往将其原因简单归结为处罚太轻、打击不力，多判、重判成为普遍的社会呼声。据有人在北京市进行的一项犯罪受害者抽样调查，北京市居民与其他国家大城市的居民相比，在对同一犯罪选择量刑时倾向于选择重刑，几乎没有人选择非监禁刑。在要求重判严惩的舆论压力之下，许多司法人员为了迎合民意，而在非监禁刑的适用上倾向于保守的立场。

刑罚观念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社区矫正的发展应当从观念的更新开始。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宣传社区矫正的价值和意义，倡导科学的刑罚理念，逐步淡化民众的重刑报应思想，并唤醒其对罪犯矫正事业的参与意识，改变“刑罚就是关押”、“犯罪改造是监狱的责任”等陈旧观念，从而为社区矫正的发展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

另一方面，刑事决策者应当确立“有选择监禁”的刑事政策，并以此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有选择监禁”的主要内涵是：基于监禁刑仍是一种十分必要的刑罚措施，在抗制犯罪的斗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监禁刑本身存在诸多弊端，监狱并非矫正罪犯的理想环境，因此，一方面应从总量上控制监禁刑的适用，另一方面，应当实现监禁刑资源的合理配置，监狱只应当关押那些对社会危险性最大的犯罪人，既以有限的空间来监禁那些该监禁的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力发展社区矫正，将不必要监禁或不需要继续监禁的罪犯放到社会上接受改造，使监狱集中力量改造那些危险性较大的罪犯，实现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的相辅相成，在两种行刑方式的动态平衡中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

需要指出，在我国发展社区矫正，必须处理好“严打”政策与社区矫正的关系。在我国目前犯罪态势依然严重、社会治安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的形势下，坚持“严打”政策，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严打”必须将法治、讲策略，“严打”的对象范围应有合理限定，即应限定在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上，不能把“严打”对象无限制扩大。同时，“严打”活动的重点应放在严密法网，提高刑罚的必定性和及时性上来，而不能把“严打”片面理解为“多判重判”。“严打”期间仍应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和区别对待的政策，不能因为实施“严打”而冷淡社区矫正措施的适用，形成所谓水涨船高的局面，这是违背刑法的公正性的，同时也不会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从根本上讲，“严打”同社区矫正并不矛盾，合理地发展社区矫正，有利于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去打击那些严重犯罪，从而更好地实现“严打”的预期效果。5.2理性认识社区矫正的效能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体现着人道、民主、效益等时代精神的罪犯处遇制度，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在我国构建和推行社区矫正制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任何犯罪矫正方案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在看到社区矫正具有的诸多优点和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其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并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和减少这些负面作用。同监禁处遇模式相比，社区矫正对犯罪人的威慑和警戒效应比较弱，同时在满足受害人及公众的报应心理方面也有欠缺。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正义诉求和社会安全的维护，实现功利价值和公正价值的有机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范围应合理界定，既不能过窄，也不能过宽。范围过窄，会使罪行轻微的罪犯感到高不可攀，失去改造动力；范围过宽，则会使罪行较重应予关押的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从而削弱刑罚的威慑力，同时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影响公众的心理安全感。

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应限定在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如罪行轻微、人身危险性较小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初犯、偶犯、过失犯及假释者等，绝不能将重刑犯、危险分子推向社区服刑。在此问题上，西方国家是有前车之鉴的。如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由于推进社区矫正的实践过于激进，使大量重刑犯留在社区服刑，造成了社区矫正的使用泛滥，罪犯重犯率急剧上升，使民众对这一罪犯处遇措施的信赖和支持锐减，也使社区矫正的发展一度陷入低谷。我国在推行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必须吸取西方国家的教训，使社区矫正工作谨慎推行，健康发展。

5.3将社区矫正的发展纳入司法改革的大视野 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主要在司法行政系统展开，但社区矫正的推行绝不是司法行政部门一家的事情，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过程，需要立法、司法、行刑各个环节的衔接和互动，需要专门机构和社会大众协调和配合，从深层次看，还涉及到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再分配。当前来看，现行刑事司法体制已不能适应社区矫正的发展，为此，应当将社区矫正的发展纳入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进程中，统筹规划。应尽快健全社区矫正组织与执行体制，为社区矫正的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建议在司法部成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局，省、地市及县区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负责社区矫正的管理与实施，同时借鉴国外的模式，建立专职的社区矫正执法队伍。5.4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及时跟进

就目前来看，由于相关立法滞后，使社区矫正的推行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乃至陷于“合法性危机”的尴尬局面。例如，按照一些省市搞社区矫正的做法，一般是街道司法所负责社区矫正的实施，但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都由公安机关执行，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是对非监禁罪犯进行监督考察的法定机关，由司法局（所）负责社区矫正的做法显然同现行法律相抵触。再如，一些地区社区矫正试点中借鉴西方的社区服务刑，让社区矫正对象从事一定的无薪工作。在我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社区服务刑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由基层司法机关创设了一个新刑种，虽然其创新精神值得赞誉，而且社会效果也不错，但这毕竟是游离于法律体系的做法，其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

司法改革也要遵循依法行事的原则，应尽可能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推进司法改革。对于某些确实有必要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改革措施的试点，也应当取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为尽快解决必须尽快社区矫正面临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加紧有关立法的制定。从长远计，笔者认为，应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将社区矫正的内容纳入其中，而不是象有些学者主张的那样，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这样有利于提升刑事执行立法的整体地位，促进狱内行刑与狱外行刑的一体化。5.5抓紧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社区矫正工作涉及面很广，参与单位较多，工作流程复杂。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如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矫正效果的评估机制、缓刑与假释决定前的听证制度、信息交流与工作沟通机制、教育培训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经费和装备保障机制等。5.6社区矫正的推行过程中要严防腐败的滋生 社区矫正是人性化的罪犯矫正方式，但在缺乏严格法律规制、司法人员素质不能完全保障的情形下，这一制度很可能被人钻空子，成为一些具有特殊关系或背景的人逍遥法外或避重就轻的保护伞。在社区矫正的推行中，必须强调法治和公正原则，严格依法适用，依法行刑，决不能刑事执法权力个人化，将商品交换原则引入执法领域，以经济利益主导执法工作。另外，必须强化对社区矫正的决定与实施过程的监督，让社区矫正活动在阳光下进行。如通过听证会的形式，就是否采用社区矫正方案征求包括被害人在内的社区的意见；推行狱务公开制度，把社会普遍关注的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问题进行公开和公示；同时应建立包括内部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检察监督在内的多方位监督体系，有效地推动这一新兴行刑领域的公正执法。

5.7要加紧社区矫正的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工作

人才短缺、理论研究薄弱是目前各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面临的普遍问题。为此，必须加紧社区矫正的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工作。建议有关高校开设相关的专业课程，同时建立专职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培训和资格认证制度，尽快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社区矫正人员的组成应是多元化的。应建立以专员人士为主体、以志愿人员为辅助的社区矫正队伍结构。专业人士包括以法律知识背景为主的、具有执法职能的社区矫正官员，以及不具有执法职能但精通社会学、心理学等专门知识的社会工作者。此外，应鼓励社会各界人士以社会志愿者的身份介入社区矫正工作，包括在校大学生、离退休人员、家庭妇女等，只要是热心公益事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可以协助专职社区矫正人员对罪犯进行帮教。结论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取得的进步也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世界关注中国，中国也关注世界。在进入新世纪后不久，中国大陆在矫正领域中开展的改革，当以社区矫正的试行和推广在国际上最为引人注目。此 项改革与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有关。但是，这一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变化和矫正制度的实际发展需要，吸收外界先进经验和开展国际合作只能对改革起到协助和促进的作用。参考文献

[1]林茂荣，杨士隆.犯罪矫正原理与实务.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 [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 [4]（美）科恩著、聂崇信等译.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陈震武.社区矫正制度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监狱学刊,2006 [7]冯卫国.构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 [8]郑川、张庆珊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与社会创新管理工作[J].中国检察官,2009 [9]（法）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致谢

即将结束的两年大学生活之际。感谢教过我的老师们。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他们在学业上对我的悉心指导，以及孜孜不倦、严谨细致的科研态度，更令我受益非浅。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她在我的课题研究和论文完成过程中，给予了我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感谢我的辅导员给我的指导和关怀。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中都给予了我热情的关心和帮助。感谢我的授课老师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中给予的帮助和教悔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还要感谢学院的领导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和支持，是他们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感谢各位专家和评委耐心审阅我的论文，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感谢所有曾经给我理解、关心与帮助的朋友们。

感谢与我共同学习、生活的同学，在毕业设计的过程中你们不止一次的对我进行了帮助，因为你们对我的帮助使我可以不断的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感谢所有曾经给我帮助的同学和老师。

第三篇：我国社区矫正法律问题研究

题目：

学生姓名:

入学时间：

指导教师：

试点单位：

毕

业

论

文

我国社区矫正法律问题研究 马 睿 学号：1***3 2011秋 专业：法律专业

郭 松

彭 水 县 司 法 局 重

庆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2013年10月21日

摘要

社区矫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种非监禁刑,我国于2003年开始此项工作的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社区矫正代表着当今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八)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全面确立社区矫正制度,进一步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专门化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处于初步建立的阶段,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比如,适时制定《社区矫正法》、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是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规定社区矫正官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执法人员等等。因此,我国要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首先要明确此制度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必须在建立相应的社区构建与完善矫正战略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建立相应的社区矫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顺利开展。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八,社区矫正制度,刑罚改革,完善路径,刑罚完善,立法,执行主体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4(一)社区矫正的概念和特征.........................................................4(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5 1.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发展进程.....................................................5 2.我国社区矫正的主体和对象.......................................................5 3.我国社区矫正的矫正措施和法律监督...............................................5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6(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不统一.....................................................6(二)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不明确.....................................................6(三)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不健全.....................................................7(四)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7(五)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7 1.社区矫正在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仍存在误区.........................................7 2.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8 3.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9

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思考...............................................9(一)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9(二)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9(三)健全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10(四)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11(五)落实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11 1.改变思想认识领域的误区.........................................................11 2.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11 3.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12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

(-)社区矫正的概念和特征

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义,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议案提案人陈旭认为:社区矫正是对罪行较轻或狱内服刑表现较好的罪犯,在执行一定的刑期后,运用社会力量在社区环境继续执行刑罚的一种开放型改造方式。2003年,《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它的定义是: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一概念注意到了社区矫正中充分利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对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重要性,更具有现实合理性,因此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社区矫正制度总体上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社区矫正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不同于社区工作者的社会工作,与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更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差别。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社区矫正中包含了对罪犯的惩罚功能。尽管社区矫正的惩罚严厉性与其他刑罚活动相比较低,但是它的惩罚性和威慑性还是存在的。社区矫正的对象必须服从矫正机构的管理和监督,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和行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区矫正对象的某些权利被剥夺,社区矫正对象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律义务。第二,社区参与性。与其他刑罚不同,监狱不再是专门的行刑机关,而是由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对犯罪分子进行帮教、监督。我国目前由街道、镇司法所具体从事社区矫正的日常工作。社区参与性既体现在矫正对象的矫正活动在社区中完成,接受社区矫机构的矫治、教育和监督,也体现在社区为矫_正工作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社区资源能够为矫正工作所充分利用。第三,非监禁性。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不脱离其原来所在社区和家庭,享有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工作和日常生活也不会因为服刑而受到较大的干扰,始终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社区矫正与其他传统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最本质的区别之一。使罪犯置身于普通的社会环境中,同时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对罪犯的关爱,帮助罪犯适应社会生活,更有利于保证改造效果、避免其重新犯罪,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最终目的。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

1.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发展进程

为了指导和规范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司法部于2004年5月9日印发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

行办法》,“两院两部”先后于2003年7月10日印发了《关于幵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5年1月20日印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9年9月2日印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文件,陆续出台了一批规章制度,保障了试点试行工作的进行。2011年5月1日幵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201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要求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刑丁寰翔、余建明、陈立峰等:《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依法规范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和帮扶,提高矫正质量,帮助其顺利融入社会。2012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的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改为第二百五十八条,修改为:“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要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至此,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初步确立。

2.我国社区轿正的主体和对象

(1)社区矫正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这是第一次在法律上确定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权,有利于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化建设步伐,并逐步建立专门、统一、健全的刑事执行、行刑司法体制。

(2)社区矫正的对象。根据中央批准的社区矫正试点意见,社区矫正的对象为: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的五种罪犯。在社区矫正试行工作中,司法行政机关针对五种不同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矫正措施。为体现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保持社区矫正试行工作的连续性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于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作出了特别规定,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公安机关,监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及时掌握有关信息。

3.我国社区娇正的矫正措施和法律监督(1)矫正措施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管制、缓刑、假释罪犯应当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会客规定,外出、居住地变更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对管制犯、缓刑犯可以适用禁止令。“两院两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法律的原则规定进一步做出了细化。一是规定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基本监管要求:如报告义务、外出需审批、进入特定场所需审批和变更居住地需审批等。二是规定了司法

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监督管理。三是规定了监管处罚、治安管理处罚及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明确列举了六种应当予以警告的情形、五种应当撤销缓刑和假释的情形和八种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的情形。

(2)法律监督

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规定相对笼统。《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和本办法规定的,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交付执行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整改,并将有关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种规定非常抽象和模糊。最基本的法律监督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法律规定的不足,使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缺少制度性的保障。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不统一

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社区矫正对象为以下五种服刑人员: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并且《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只明确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更明确规定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这就导致了现有的工作实际和法律规定的脱节,各种规定和法律之间相冲突的情况。

(二)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不明确

社区矫正的主体是社区矫正制度中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遵循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原则”。2009年“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同时,在工作机制上,要求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

但是在基本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只规定管制、缓刑、假释不再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只规定了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个基本法律都没有明确社区矫正的主体,使得实际承担社区矫正主要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权力资源匮乏,无法发挥行刑权的最佳效益。

(三)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不健全

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是十分复杂的领域,其内容不仅要有行刑,同时还要有教育和帮助服务。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规定不够完善比如,《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仅在第十九条、二十条规定司法所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个人生活、工作及所处社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实地检查、通讯联络、信息化核查等措施及时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当定期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旳社区了解、核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等情况。对保外就医旳社区矫正人员,司法所应当定期与其治疗医院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其身体状况及疾病治疗、复查结果等情况。这些监督考察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且只注意了执法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考察有关程序的规定,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矫正与帮助服务的具体项目内容;明显忽视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应有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总之,在实践中,社区矫正的手段和措施还较为单一,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局限于是一种帮教措施,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大多限于定时报告、填写表格等形式上的工作,而心理测试和心理矫正在我国也处于起步阶段,等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社区矫正的发展。

(四)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

社区矫正运行过程中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程序机制,包括社区矫正对象的审前人格调查和社会调查程序、危险评估程序、日常教育与分类教育组织程序、心理矫治程序、个案矫正程序、居住地与户籍地分离的异地委托程序、帮扶解困运行程序、考核奖惩程序、就业培训与就业指导程序等,这些都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非常缺失和应尽早完善的程序,均需要在《社区矫正法》中确认并成为一项法律制度。社区矫正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许多矫正规定尚以规定、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而实践中又强调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内运行,以至于基层单位在实际操作中难题很多;各种规定也多为原则性、章程性的规定,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加之缺少必要的业务培训,矫正工作易流于形式,无法实现矫正教育和监管。同时,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目前采取的走访、电话问询、请假报告等监管措施比较脆弱,容易脱管失控;公益劳动组织难,且效果不佳;真正的个案矫正和心理矫正幵展较少,使矫治效果难以得到保证。

(五)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 1.社区矫正在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仍存在误区

社区矫正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普及。社区本身在我国就是一个新生事物,我国的东部发达城市这几年社区建设发展很快,如上海、北京等地,社区的功能已相对完善,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区文化,再加上宣传力度较大,社区民众对社区矫正的含义和价值有一定的认识,能够认同社区矫正制度,有一定的参与热情。而我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社区建设相对滞后,广大的农村甚至还没有形成社区,普通民众对社区矫正不理解。群众更关心的是“社区安全”,担心犯罪人在社区内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认为只有隔离措施才能保卫社会 公众安全,而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严厉性都太轻,都不足以达到威慑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民众观念的保守和滞后制约了社区矫正的发展。并且,在一般民众当中,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同态复仇观念和机械的社会正义观仍然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决策者、立法者还是具体的办案人员,都会把重刑、监禁刑当作对付犯罪的最主要手段,而忽略或者根本不愿意考虑和使用非监禁刑处理刑事案件。刑罚观念的落后,人们对于社区矫正的不理解,居民对服刑人员贴上犯罪的标签,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虽然社区矫正人员目前的重新违法犯罪率较低,但这是建立在社区矫正比率很低基础上的。如果大规模推广导致重新违法犯罪率出现波动,民众的质疑和指责将大大削弱社区矫正的民意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变民众观念的任务还很重。

2.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和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矫正对象的数量将大量增加,这在实际工作中已初露端愧。而与此相比,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机构司法所,却普遍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首先,司法所基础建设薄弱、管理体制不顺、工作人员不足、队伍素质相对较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性、政策性及职业性要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始后,有的地方人手不够,只能从编外聘请部分人员参与部分工作,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特别是司法所所长不是公务员,他们在乡镇不仅身兼数职,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基层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中,且人员时常被更换,很不稳定;二是司法所辖区范围太小,不能满足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最基本的流动要求,不适合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三是司法所很难保证矫正工作者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化,并要执行大量的法律服务等工作,难以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目前,司法所的工作职责在社区矫正前已有人民调解、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多项工作,通常由于某项工作的紧迫,一人被挪作他用或者身兼数职,或者因工作需要内部调整更换岗位,都是免的,这就很难保证矫正工作队伍的稳定性与职业性。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其各项工作任务之间存在性质冲突。司法所原已承担的工作任务的性质主要是法律服务工作,而社区矫正虽然也有服务的内容,但其本质是刑罚执行。如果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就意味着司法所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执法权,但实际上,许多工作人员从事的法律服务工作与刑罚执行无关。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不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否也有执法权,如果没有,进行内部工作岗位调整时,是否只要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马上就能自动拥有执法权。

3.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来看,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依然是以国家及其专门的职能机关和工作人员为主导,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为辅助,这与国外相对成熟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各基层社区矫正部门和司法所缺少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是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没有经费,社区矫正工作寸步难行。在对各类社区矫对象开展监督管理、学习教育、心理咨询、公益劳动等社区矫TH具体业务时,需要工作经费作支撑;聘用社会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也需要经费作保障。社区矫.工作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各基层司法所实行社区矫正的经费没有任何保障,也没有人头经费可言,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思考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进和社区服刑人员的迅速增加,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虽然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但是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还没有出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依然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两院两部”虽然出台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但其法律位阶不高,权威性不足,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罚的执行。目前司法部正在起草《社区矫正法(草案)》,希望该草案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能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社区矫正的对象、主体、内容、程序、机构以及各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权责。结合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情况,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社区矫正的对象应明确规定为包括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等所有适用非监禁刑的罪犯,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结合不同刑罚种类的特征,以及社区矫正的工作特点,合理地确定社区矫正的执行范围,将“人身自由限制性”明显的刑罚种类和制度纳入其中,而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排除在外。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要限制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外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服刑人员在迁居方面是自由的,社区矫正工作限制剥夺政治权利服刑人员的自由流动于法无据;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服刑人员来说只要消极不行使其政治权利即可,并无实行社区矫正之必要,将剥夺政治权利服刑人员也纳入社区矫正之中,只会徒然浪费司法资源;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主要措施之一,其理论依据是使服刑人员重新社会化,而剥夺政治权利是资格刑的具体刑种,其理论依据在于防卫社会,二者的理论依据也不相同,因而不可贸然通用。

(二)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

加快社区矫正立法,统一、完善法律机制,对公检法司各单位的职责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加强分工协

作,提高社区矫正的运作效率。赋予司法行政机关以执法主体资格既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化,推进刑事执行一体化进程,又能突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提高工作效率,并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确保公正执法,也使公安机关退出社区矫.工作后的执法主体得到落实。《刑法》修正案(八)只明确了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不再由公安机关行使,管制、缓刑、假释不再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而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仅规定了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这些较为笼统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矫正机构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应制定《社区矫正法》对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做出明确的规定。目前,根据刑罚执行科学发展的规律和国外的经验,将社区刑罚与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在理论界已达成了共识。只有对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部门加以明确,才能促进社区矫正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健全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

1.尽快制定颁布《社区矫正法》,提高社区矫正的立法层级。对社区矫正的内容、措施、机构设置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以解决目前困扰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基层司法所在执行政策、装备保障以及人员编制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需根据《社区矫正法》的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并由各司法厅印发与实施细则配套的社区矫正执法文书格式,规范文书适用。

2.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立足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际,在现有试点工作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工作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而对罪犯和被告人进行惩罚和服务,并使他们在社区继续生活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同时,合理序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借鉴例如美国的家中监禁、中途之家、间歇监禁等制度,为社区刑罚发挥功能创造条件。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应将入住中途之家作为假释、缓刑的一种附加条件,由中途之家对假释、缓刑人员实施过渡性矫正、监管等措施。国外实践证明,这一功能极大的提高了假释、缓刑制度的科学性和矫正效果。

3.保障社区矫正人员权利。从充分尊重犯罪人的价值和关心帮助犯罪人的理念出发,既要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必要的观察保护和管束保护措施,促使其改善不良心理,改掉行为恶习;又要形成民政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良性机制,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再次融入社会,为他们矫正期满后能够迅速回归主流社会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社区矫正的价值——尊重和维护被矫正者的权利真正得以实现。

4.完善适用社区矫正前的调查评估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或“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刑前,由专门机构对罪犯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或假释裁定机关)在量刑时参考。审前调查制度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也是罪犯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应明确要求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需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进行调查评估,评估其对所居住社区产生的影响并以此来作为是否可以进行社区矫正的依据。

(四)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

1.对社区矫正辅助人员(专职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应予以确认。以便其参与刑事诉讼,协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工作,保证刑罚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以及社会安全、社会和谐等问题的妥善解决。

2.进一步完善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保证制度。对暂予监外执行程序中的保证人条件、保证人义务、保证人责任做出更为严格的规定,以加大对保证人的制约力度,敦促保证人加强对被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日常管束和教育。同时,将缴纳保证金明确为监外执行的保证方式之一,以加强对罪犯的控制力。

3.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对脱逃社区矫正人员的抓捕工作。即规定“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期限内脱逃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应及时查找,规定期限内仍査找不到的,社区矫之日执行机关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密切配合”。

(五)落实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

1.改变思想认识领域的误区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更新完善刑罚观念。对社区矫正的专业工作人员来讲,应该加强其刑罚观念的培训,转变重刑主义倾向,使他们认可“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以矫正者不使为害”的工作目标;对普通民众来说,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宣传社区矫正工作从开展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民众认识到社区矫正不是“无罪释放”,而是对恶性较小的犯罪人的另一种刑罚处罚方式。要让全社会接受“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的理念,让社区居民认识到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需要,更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2.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

(1)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充实工作力量,完善工作制度,明确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建制、编制。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设置在司法行政部门内,由于司法行政机关编制有限,机构人员编制只能从内部调剂解决,工作力量明显不足,与所承担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繁重任务极不相适应。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在司法部下设立与监狱管理局平行的社区矫正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隶属于司法厅的社区矫正分支机构,统筹管理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吸纳非政府管理机构、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在现阶段,要大力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配备专业人员、拨付专项经费,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采用此种模式有利于提高矫正工作效率,而且各自的任务和责任较为清晰,不至于出现多头指挥、多头

检查、衔接脱节和相互推诿的现象。

(2)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协作配合,建立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度,保证社区矫正工作能够环坏相扣,不留死角。创新矫TH方法,探索建立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工作模式,建立社区矫.人员信息交换平台和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完善监督机构。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更是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机关。为防土司法腐败,维护社区服刑人员、被害人和社区公民权益,保障社区矫正健康发展,应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监所检察机构的原职权基础上,升格为统一的刑罚执行检察机构,负责对包括社区矫在内的全部刑罚执行工作进行监督。检察方式在借鉴目的监所检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的监督方式,可在社区矫机构和司法所派驻检察员,以加强对社区矫.工作的法律监督。

3.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

一是建立队伍。为适应工作开展需要,应当争取编制、人事、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健全工作机构,建立一支以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主(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协助、社会志愿者配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要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实现财政配套全额拨付制度和动态增长机制;要配齐社区矫正工作所需的办公设备和交通工具,建立装备保障机制。二是加强培训。应建立一整套的培训和教育机制,加强对各类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切实提高他们在法律知识、矫正监管、谈话教育、心理疏导、组织协调、危机管理、突发事件预防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使社区矫正工作者在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需求齐驱并进,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实现预期目标。三是明确执法身份。社区矫正是一项法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刑罚执行工作,必须有一支专业化的执法队伍。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对管制、缓刑罪犯规定了 “禁止令”。“禁止令”的执行,体现了刑罚的强制性、惩罚性,由于执法环境涉及的活动、场所、人员情况较为复杂,需要执法人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执法身份,以确保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布和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着各种困难和不足,尤其在基层工作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公众认同度低、社区参与不够、人才匮乏、经费短缺、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不强、司法所力量薄弱、立法滞后等问题都给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阻碍。本文主要从加强社区矫正立法,夯实基层基础建设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些设想。由于学术水平有限,只能对上述内容做粗浅的论述,存在诸多不足与不尽合理之处,只代表个人观点。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法律出版社,2004.10;[2]荣容、肖君拥:《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3;[3]周国强主编:《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2;[4]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6;[5](美)大卫.E.杜菲:《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巾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5;[6]但未丽:社区矫正:《立论基础与制度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4;[7]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8]姜祖桢:《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10.2;[9]刘强:《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5;[10]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11]丁寰翔、余建明、陈立峰等:《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13]刘志伟等:《社区矫正专题整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8;[14]刘强:《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比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2。(二)论文类

[1]赵丽宏:《构建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社区矫正》,学术交流,2009

(5);

3;[2]王志强:《论社区矫正在我国的构建与完善》,法制与社会,2007,(9);[3]唐德才:《论社区矫正的法治价值》,传承,2007

(6);[4]张桂霞:《关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5]周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与思考》,辽宁警专学报,2006,(7);[6]龚卫东:《论和谐社会发展视野中的社区矫正制度》,探索,2007,(1);[7]刘知音:《社区矫正工作的意义及作用》,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7,(5);[8]王顺安:《论社区矫正的利与弊》,法学杂志,2005(4);[9]翟中东:《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模式的选择》,河北法学,2012(4);[10]尹婕:《我国社区矫正之障碍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

(5)[11]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法学杂志,2003(5);[12]范燕宁:《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和适用意义》,青少年犯罪理论研究,2004(11);[13]刘强:《社区矫正的定位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法治论丛,2003(2);

[14]李康泰、韩玉胜:《刑事执行一体化初探》,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10);[15]夏进泰:《浅析社区矫正的基本理论》,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朱德宏:《论社区矫正制度的权利保障及其改进》,兰州学刊,2010(12);[17]胡印富:《美国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商业文化,2011(9);[18]刘强:《对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借鉴与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8(1);[19]余晋:《社区矫正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群文天地,2011(10)。

第四篇：社区矫正（范文）

兼收并蓄 勇于实践

努力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路子 海曙区西门街道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西门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区司法局的业务指导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截止今年9月底，我们街道已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49人，依法解除矫正18人；现有矫正对象31人，其中缓刑14人、假释10人、保外就医4人、剥夺政治权利3 人；共建立公益劳动基地13 个；累计组织开展矫正人员集中学习456人次、个别谈话教育576人次、组织公益劳动690人次、矫正对象共进行思想汇报458人次。我们街道接收的矫正对象人数占到了全区的四分之一以上，矫正对象的五类人员中，除了管制对象以外，其余四类矫正对象在我们街道辖区都有，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相对突出。

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伊始，街道党工委就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担任组长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把社区矫正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创建“平安西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纳入街道综治考核工作，街道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经常听取社区矫正工作的情况汇报，了解社区矫正工作进程，积极为社区矫正工作出谋划策，亲自指导社区矫正的各项工作，组织领导得到有力保障，使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同时，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路子。现将我们的主要做法汇报如下：

一、抓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矫正工作软硬件的同步发展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如何做好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为此我们认识到，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创造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即做好“两支队伍、两个场所”的建设。一支队伍是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之初，街道就在辖区内招聘了一批具有一定政治素质和法律理论知识，并有一定威望和号召力的热心居民，成立了以退休民警、教师、居委会干部、公务员、高校学生等九十六人的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并为他们颁发了聘书。为了加强对社区矫正志愿者的管理，西门街道司法所制定了《社区矫正志愿者管理办法》，明确了志愿者的工作职责、任务，规定了志愿者在矫正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使志愿者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提高业务素质，我们编写了《社区矫正志愿者工作指南》，邀请专门从事矫正工作的社会工作师和矫正工作顾问团成员为他们授课，使他们逐步掌握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方法，目前这支队伍正活跃在社区矫正工作的第一线，其作用的发挥越来越明显。另一支队伍是矫正工作顾问团队伍。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专业性较强，它融合了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了探索该项工作的科学管理，街道建立了一支由法律工作者、高校心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社会工作者、手语翻译老师等人员组成的专业顾问团，并制定了《社区矫正工作顾问团工作细则》。顾问团的成立，为我们的科学矫正提供了依法保障，目前我们与宁波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合作,请专业人员为一些特殊矫正人员进行心理测试，以测试结果为这些个案矫正对象制定了一套适合其自身特点的矫正工作方案；我们聘请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刘世宇法官为我们街道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矫正提供实务指导；我们还计划到市聋哑学校聘请哑语老师，教社区矫正工作者学习手语，为今后开展聋哑矫正对象的矫正工作做好准备。今年，街道司法所已安排社区矫正工作顾问团的成员为社区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授课三次，为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两个场所是指街道司法所的矫正工作室和社区的矫正工作站。为了保证矫正工作有专门的场所，街道专门腾出一间办公用房，建立了全区第一个矫正工作室，在矫正工作顾问团的指导下，根据矫正工作的特点，对矫正工作室的布局进行了设计，力争给矫正对象营造一个宽松、平等的环境，以减少矫正对象和工作人员之间的对立。物质保障上，街道专门为司法所配备了矫正工作专用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照相机、档案柜等工作设备，到目前为止，街道为社区矫正工作已累计投入经费20多万元。

二、抓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夯实矫正工作的坚实基础 在开展社区矫正这项工作中，我们街道严格按照《宁波市海曙区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结合街道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逐步形成“六化”矫正工作法。一是资料登记规范化。街道司法所和社区矫正工作站分别建立了矫正对象一人一份的书面档案，并率先在全区建立了社区矫正对象的电子档案，书面、电子的两套文档，确保了矫正对象信息登记的准确无误，建立了明晰、完备的基层矫正工作台帐。考虑到街道矫正对象档案的保密性，加强矫正对象档案的严格管理，司法所制定了《社区矫正对象档案管理制度》，对档案接收、档案借阅等环节作了明确的规定。二是矫正学习专题化。矫正对象的专题学习，采用街道司法所布置和社区矫正工作站自选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集中学习，矫正对象的常规教育可分为：一是入矫的规章制度作为必修内容要求学习；二是根据矫正对象性质的不同特点，针对性地组织学习；三是道德教育、时事教育经常性地进行学习；四是刑法、劳动合同法、物权法等新的相关法律法规分阶段性地进行学习。三是思想汇报制度化。针对不同处遇的矫正对象，在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我们从矫正工作的实际出发，严格按照分级管理的要求进行，对于普管级的矫正对象，每月底到司法所报到和上交思想汇报，对于严管级、宽管级的矫正对象，按照《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奖惩考核暂行办法》中的期限规定执行。四是公益劳动特色化。按照“符合公共利益、便于监督管理、矫正对象力所能及”的原则，各社区矫正工作站都建立了公益劳动基地，并设定具体工作岗位。如柳庄社区与物业公司签订公益劳动点协议书，设定了打扫卫生、整理文件、义务巡逻、帮扶老人四项公益劳动岗位，矫正对象按周轮换不同岗位参与劳动。五是帮困解难经常化。对矫正对象实行人性化教育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通过每月上门走访，了解关心他们的实际生活，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助解决心理、就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与问题。如北郊社区一名保外就医的矫正对象经批准长期在外地治病,当其返回宁波后,矫正工作站工作人员马上购买了水果上门探望,既体现了对他的关心,又能及时了解其思想生活情况。六是考核奖惩公开化。严格按照《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有关规定，对矫正对象实施定期考核，我们坚持做到考核标准统一，考核内容公开，矫正对象随时可以查阅自己的考核登记情况，严格的奖惩制度落实，充分调动了矫正对象改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为了彰显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严肃性，街道司法所制定了完整的矫正工作程序。矫正对象接收时有入矫仪式，由司法所长、社区民警、社区治保主任一起对其进行首次谈话，建立《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并向矫正对象发放矫正期间的权利和义务的须知，同时，矫正对象必须填写《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公安民警依照职权对其制作谈话记录，司法所与矫正对象监护人签订《社区矫正监护协议书》，发挥监护人在矫正中的作用，与矫正志愿者签订《社区矫正志愿者帮教协议书》，实施“一对一”帮教，街道还制定了《社区矫正志愿者结对帮教办法》。今年5月份开始，我们街道按照区司法局的要求，先行对矫正对象实行“两个评估”工作的探索，具体由司法所组织实施。即入矫初期进行风险评估，矫正过程实行质量评估，使矫正工作逐步趋于科学化管理。我们的具体做法是，风险评估：矫正对象前三个月，统一实行普管，三个月后，司法所根据矫正对象的个人成长经历、自控能力、心理健康状况、生活来源、悔罪表现等20项内容对其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划分为三级四等，“严管、普管、二级宽管、一级宽管”。不同的管理等级，司法所给予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的矫正处遇。确定为严管级的矫正对象, 每周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半月汇报思想一次,矫正工作站人员与社区民警每半月上门家访和走访群众一次,要求矫正对象必须参加工作站或司法所指定的学习教育活动和公益劳动,并在指定的区域活动;普管级的矫正对象每月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月上交思想汇报一次；确定为宽管级的矫正对象, 每季度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季度汇报思想一次,工作站工作人员每月电话了解情况。对于普管、宽管级的矫正对象按照要求定期进行走访和参加公益劳动。质量评估：矫正对象在矫正中期和矫正末期，街道司法所通过问卷的形式对矫正对象个人、家庭、社会环境、生存能力、个人认知等方面的调查，了解矫正对象的实际矫正效果和矫正工作质量。矫正对象期满解矫时，由社区民警、司法所长、社区矫正工作站人员、矫正志愿者共同参与解矫仪式，对矫正对象矫正期内的表现向本人反馈，矫正期满宣告书进行宣读，矫正对象进行表态发言，同时，社区矫正工作站还向解矫人员献花，祝愿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三、抓公益劳动基地建设，把握矫正工作的重要环节 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制度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参加公益劳动，他们既可对社会做出一些有益补偿，又能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能够陶冶情操，美化心灵。街道司法所十分重视加强公益劳动基地建设，推行了“一书一簿二制度”。“ 一书”是街道司法所与敬老院、物业公司等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签定“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协议书”并颁发聘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一簿”是“矫正对象公益劳动记录簿”，由社区矫正工作站站长具体负责对矫正对象公益劳动情况进行记录。“二制度”是指“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制度”和“社区矫正公益劳动考核制度”。对公益劳动基地的设置目的和原则、公益劳动的时间、公益劳动基地的建立权限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本着符合公共利益、矫正对象力所能及、操作性强、易于监督检查的原则。在公益劳动安排上，街道司法所采取集中劳动与分散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做到因人、因地、因事制宜，对一些自主选择公益劳动项目的矫正对象，我们计入公益劳动时间，对于他们特长的积极发挥，有利于自身的改造转化。

四、抓道德法制教育，规范矫正对象的日常行为

矫正对象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走进了社区居民的视野。他们在社区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不同的是，他们需要接受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街道司法所坚持以人为本、因人而异的原则，根据矫正对象不同犯罪类型、心理特点、年龄特征和生活状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对少数存在严重思想包袱、情绪十分低落的矫正对象，我们按照分类矫正的原则，实行个案帮教。如翠南社区一名年轻的矫正对象入矫后，与社区矫正工作站配合不密切，一直没有上交思想汇报，为此，街道司法所把她列入重点帮教对象，经过详细调查，摸清了她的犯罪原因，掌握了她原系甬江职高学生，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家里父母离异，学校毕业后一直无业，根据这一情况，司法所采用思想教育与解决困难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对其进行训诫谈话，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另一方面与监护人一起，帮助她寻找工作，以就业稳定思想，一段时间后，她有明显的悔改表现。目前该矫正对象能够服从管理，按时汇报思想，也找到了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矫正对象通过系统的法制教育，规范的日常管理，唤醒了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的勇气，换来了矫正对象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如矫正对象凌某主动向社区募捐善款200元支持慈善事业，并打算今后在条件许可时，开办一个敬老院。矫正对象倪某将医学保健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区老年人。今年四川地震灾情发生后，街道司法所作了统计，累计收到矫正对象捐款近万元，他们在奉献爱心的同时，鼓起了回归社会的勇气，感受到了和谐大家庭的温暖与快乐。

五、抓资源力量整合,保证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是贯彻刑罚宽严相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更是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原则。对能够服从矫正工作站管理、配合管理人员工作，行为矫正、心理矫正、效果明显、悔罪表现突出的矫正对象，我们给予充分的人性关怀和宽松的矫正环境，并向相关单位建议为他们申报减刑；对于那些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态度恶劣，违反规定，不配合矫正工作甚至重新犯罪的矫正对象，我们则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坚决、有力地予以惩处，从而确保社区矫正这一特殊行刑方式的严肃性。

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管理中，公安派出所始终履行着执法主体的职能，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十分重视各方力量的整合，特别强调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的协调工作。一是矫正对象必须接受社区民警、司法行政人员、治保主任的首次谈话，矫正对象必须接受社区民警的训诫。二是对在日常监管中出现的不服从管理、不配合矫正及思想上出现重大波动的对象，我们指定时间、地点，由社区民警和司法所工作人员共同找其谈话。三是矫正对象在执行外出请假制度、迁居及矫正期满等工作中，街道司法所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与公安派出所沟通，履行必要的手续。同时，我们还与区法院、区检察院经常保持联系，接受他们的业务指导，主动将社区矫正工作纳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保证矫正工作依法、顺利展开。

六、抓经验总结积累，探索矫正工作的新路子

街道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十分重视矫正工作经验的积累总结，做好横向纵向的信息沟通，遇到疑难问题及时与上级机关联系，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确保街道矫正工作有序进行。一是坚持矫正工作例会制度。街道司法所集中听取各社区矫正工作站的情况汇报，掌握矫正工作动态，交流矫正工作好的做法；二是积极报送各类矫正工作信息。我们街道矫正工作的做法被《浙江法制报》报道，矫正工作信息在《海曙通讯》、《数字海曙》等刊物多次录用；三是认真总结经验。街道司法所每季度编写一期矫正工作简报，发放每个社区矫正工作站及相关部门，简报内容主要介绍街道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社区矫正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时，搜集借鉴兄弟单位好的做法，从而提升了街道矫正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第五篇：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调查报告

【摘要】：作为我国刑罚执行理念的一次重大变革,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社区矫正所体现出来的发动社会力量来矫正改造罪犯的特点及在矫正过程中蕴涵的人文精神使其成为我国刑罚执行工作的一大亮点，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的一大亮点。但是,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人们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不足,社区矫正法律体系的不够成熟,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推广。本文试图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探析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及其相关问题,以期引起人们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理性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 社区矫正存在问题改进对策执行难

一、基本情况

2003年，我国在五个省市试点社区矫正工作并逐步推广。经过8年的发展，社区矫正工作已在我国全面试行。现在虽然在全国国地普及社区矫正工作，但就工作现状而言，由于社区矫正尚未立法，工作部门与人员队伍也没有专门化，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依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困难，今年以来，我通过查阅资料、个别访谈、实地调查、专题研讨等方式，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并形成了本调查报告。

二、现阶段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正处于试点摸索阶段，从各地试点情况看，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人们对社区矫正认识上的偏差、相关法律滞后等因素，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一）民众对社区矫正难于认同

在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罪犯”就意味着“坐牢”(监禁)，认为只有把犯罪人关在监狱里才是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担心把犯罪人放在社会上不保险，容易造成管理失控或者犯罪人会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认为犯罪分子被判刑后却仍然留在社会上就等于没有受到刑罚处罚，或最起码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且深根蒂固，所以，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一些群众表现出过度的忧虑、恐惧，尽量避免与服刑人员接触，这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二）适用的对象过少

我国长期以来都以执行监禁刑罚为主，非监禁刑罚为辅，对于非监禁刑罚的适用还处于非常薄弱的阶段。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情况包括三种刑罚和两种刑罚执行措施。三种刑罚指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两种刑罚执行措施指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然而在实践中，对于管制刑的适用率不高，而法律在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等的适用对象和条件上规定得又过于抽象和苛刻，导致实践中难以执行，适用的比率非常低。据统计，2000年全国各级法院被判处刑罚的罪犯总数为646431人，其中被判处管制的为7822人，占1.21%，判处缓刑的占15.85%。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予以假释的适用率仅为1.63%，在2001年监外执行的罪犯占在押犯总数的比率仅为1.83%。[5]实践中，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非常少，这就使社区矫正制度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充分发挥社会资源，促使罪犯早日回归社会，降低重新犯罪率，以及探索行刑方式多样化等一系列目标，都将难于达到。

（三）现行的法律规定滞后

在现行法律规定中，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完善修改。如有关缓刑、假释的法律规定过于严格。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可见法律对缓刑适用规定上，没有对缓刑的适用主体和行为条件予以明确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时，没有确切的参考依据，从而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缓刑的刑罚。另外，缓刑适用对象的范围为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缓刑的适用量，反映了刑罚执行制度上倾向于监禁刑罚，尽量减少适用非监禁刑罚的刑罚思想。立法及司法机关对于假释的适用也同样采用慎重的态度。如对于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以及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将无法通过假释这一法律途径尽早回归社会。此外，在适用假释时，“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作为实质性条件，其实为软性条件，缺乏考察、评定和检验的标准，造成实践中不易操作。从而在决定假释时，出于保障社会安全与稳定，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考虑，假释决定机关将会采取尽量不适用假释的做法，这样就不用承担失察等责任。

（四）社区矫正工作仅流于监控，矫正、教育及执行刑罚的严肃性不足

现行矫正制度包括了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在理论上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到各种制约。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现为报到、谈话及走访，由此，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

而且，社区矫正的本质是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这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这种刑罚执行的性质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存在着随意性，偏离了法律的轨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许多矫正规定尚以规定、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矫正部门在执行中存在束手束脚的现象。二是在矫正工作的对外宣传中强调其人性化的一面较多，强调刑罚执行的严肃性的一面较少，使不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受众产生了片面的误解。三是矫正工作开展前，缓刑、假释罪犯在由公安机关监督执行时确实比较松散，在重新规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不理解和阻碍。四是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本身具有抗拒改造的心理因素。多种原因造成了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权威性不足的问题，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了不良影响，也成为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五）社区矫正组织不健全，社区矫正层面单一，尚未形成全面完善的矫正网络根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对于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在其刑罚执行时均由公安机关代为管理。但是，由于公安机关本身肩负着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和刑事案件侦查等重大任务，在警力已经不足的情况下，还要对社区矫正人员予以监管改造，就显得力不从心。实践中公安机关仅做到对文件和档案材料上的把关和落实，对于社区矫正的教育转化、心理矫正、监督管理等重要工作内容就处于落空状态。而且，目前在试点过程中，社区矫正工作在吸纳社会志愿者、组建专业心理矫治队伍、社区力量帮教方面尚处于构思起步阶段。这样在工作中就极易因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机构和配套的社区矫正体制而出现互相推诿和责任不到位的情况。此外，社区矫正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专业矫正人员少，也直接影响了社区矫正制度作用的发挥。

四、改革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对策

基于我国现行社区矫正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我国改革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由于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立法不够完善，因此从长远来看，要克服我国现行社区矫正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应当通过立法手段加以解决。目前，应该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进行探索和研究。

（一）在现有法律制度下，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

一是扩大管制刑的适用。管制刑是我国唯一的一种具有社区矫正性质的主刑，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它的适用符合现代刑罚理念，对社会、更对犯人本身有着积极作用。因此，应当扩大适用管制刑。尤其要注意对未成年犯、老年犯、初犯、过失犯等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的适用。

二是扩大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有条件的暂缓执行或有条件的释放，对于那些并非怙恶不悛的罪犯来说，投入监狱或重新收监执行刑罚这顶悬在其头顶上的帽子具有更为直接和具体的威慑，从而有利于其改过自新。主管机关、监督机关、其他部门及社会应正确看待审判人员对缓刑或假释的适用，取消适用的比例限制，加大适用的数量。对未成年犯（占1.01％）、老残犯（占5.14％）和女犯（占4.13％，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动犯罪的）应考虑多适用假释。

三是积极尝试社区矫正的新形式。监狱可尝试多种途径，多种灵活的执行方式，加强犯人与社会的联系，例如，允许犯人到社会上试学、试工、试农；扩大适用《监狱法》规定的离监探亲制度；尝试作为释放前准备的休假制度，可以允许犯人在释放前的6个月内，每月数日返家。

四是加强社区矫正的执行。为缓解公安机关的工作压力，更为使得对犯人的社区矫正工作能够落实，各地可以成立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和民政部门联合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及协调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各项工作，同时，为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也可以吸纳社会志愿者参加。

（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不利于社区矫正的扩大适用，因此，要实现改革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目标，还需要对现行刑事立法进行改革。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将管制刑改造成为社区服务刑，对轻微犯罪者适用。“管制刑作为一种刑罚手段见诸于法律，是我国的独创。”它是中国这种手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颁发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单行法规中就做出了规定，并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广泛运用。但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的不断变革，对这一刑罚手段的适用和执行都带来了许多困扰和制约，近年来不断有人主张废除管制。此类主张的主要理由包括：一是管制赖以存在的新生人民政府需要处理大量反革命分子的特定历史条件已经丧失，党的基本路线和政府的工作重心都发

生了根本的转变，因此管制刑应当因时制宜地退出历史舞台。二是管制刑的存在有损刑罚体系的21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对建国以前该党取得政权之前所统辖的革命根据地内实施的管制制度的延续和继承，被认为“是过去在老解放区就义行之有效的办法”。科学在实践中，近年来管制刑的适用比例一直很低。如上所述，2000年前后，管制在适用的全部主刑中仅占1.2％左右，全国仅有数千起。因此，为了管制不致于在受观念和实际执行困难的情况下逐渐名存实亡，并在借鉴国际刑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可以对其进行改造，增加公益劳动的内容，更名为社区服务刑。在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社区服务刑制度日渐完善。它对于教育矫正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将管制刑改造成为社区服务刑既是使现行管制制度摆脱困境的需要，也是使刑罚制度在不断迈进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与国际刑罚制度接轨，使刑罚制度与政治手段不断分离的需要。应当说，由管制刑改造而成的社区服务刑，既保持了刑罚社会化的优势，又增加了新的内涵，更加适应在逐步建设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情况下的刑罚适用和刑罚执行的需要，更好地发挥这一刑种惩治犯罪，保护人权，补偿社会，预防犯罪的作用。当然，对犯罪人适用这一刑种应当附加一定的条件，这是各国通行的实践。具体附加哪些具体条件，笔者尚未仔细斟酌，但是赔偿被害人损失这一条是绝对必要的。22性。三是管制刑在实践中难以执行。

2修改缓刑、假释及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适当放宽缓刑条件中有期徒刑的上限标准。刑法第72条的规定可以适用缓刑的对象的范围过窄，以3年为界不合适。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的轻刑犯标准与其他国家的标准有很大不同。在我国5 年以下有期徒刑都应属轻刑范围，实践中被判3-5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占了相当大比例；而在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2年以上就算重刑犯了。因此，刑法第72条中“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宜改为 “被判处拘役、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适当缩短假释条件中已实际执行的期限。将刑法第81条第所规定的，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这一实际执行的必要期限，缩短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后经改判为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八年以上；或者将审前羁押的时间和改判为有期徒刑之前的时间包括在内，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在刑事司法实践当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的审前羁押时间有很大的不同，为了体现社区矫正的公正，实现其目的，将犯罪分子的审前羁押时间考虑在内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刑法第81条第2款 “对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的规定，也有些机械。在国外、尤其是美国，确实实行了从根本上剥夺不可改造的罪犯的犯罪能力的刑事政策，在立法上规定了对严重暴力犯罪分子判处没有假释的终身监禁。这一政策和立法的依据是有选择地剥夺犯罪能力的犯罪学理论，同时是为了应对近年来社会各界恢复死刑的强烈呼吁，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而在我国，整个刑罚制度都是建立在罪犯是可以改造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同时有保留着对罪大恶极的罪犯的死刑。无论是从刑罚哲学上，还是从实际需要上看，都没有必要在刑法中再做出这类不得假释的规定。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单一的假释制，而不是向我国这样实行假释与减刑双轨制。在不设置减刑制度的国家，对于罪犯判处不许假释的终身监禁能够从根本上剥夺罪犯的犯罪能力。而在我国实行假释与减刑双轨制的情况下，对罪犯不实行假释并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罪犯通过减刑照样可以回到或提前回到社会。因此，这一条款的规定宜改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二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累犯以及杀人、爆炸、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二年以上的，可以假释。

3为缓刑和假释规定明确、便于操作的实质性要件。刑法对适用缓刑和假释的规定都存在一个问题，实质性要件不够确定，所谓“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这样的条件执法人员很难掌握，实践中承办案件者害怕日后承担责任，对于可此可彼者，通常不判缓刑，不决定假释，这也是缓刑和假释适用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建议修改完善立法，为缓刑和假释规定一套确定的、便于操作的实质性要件，而且赔偿被害人损失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对于缓刑和假释的罪犯需要遵守的条件，现行法律都规定了基本一致的5条。这显得比较简单，针对性不强，因此在实践中因为违反缓刑或假释条件而被撤销缓刑或假释的案例极为少见。刑事立法对缓刑和假释服刑人员应当做出更加符合执行刑罚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现状，对罪犯更具针对性的条件。此外，立法还应当给予刑事司法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允许审判人员或者改革后的假释裁定人员针对罪犯的实际，确定其应当遵守的更加零活、具体的条件，以实现缓刑和假释的目的。

4扩大监外执行的适用。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出现法定的监外执行情况，应当及时适用监外执行。根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统计，2001年监狱系统获准监外执行的犯人仅占在押犯总数的1.13％，同期，还有5.14％的老残犯和0.20％的精神病犯仍在监狱内服刑。据监狱管理部门介绍，我国目前年龄最大的在押罪犯高达92岁，80岁以上的服刑人员并不少见。建议对这两类犯人扩大适用监外执行，这样既符合社区矫正的目的，也凸显我国刑罚的文明、人道，与政治文明的建设步伐相适应。.（三）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

如上所述，根据现行立法，我国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因而出现了各种执行不力的情况。要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有效执行社区矫正，必须通过修订立法来改革现行执行体制，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人员。銆€

首先，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如设置社区矫正局，负责全国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管理。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社区矫正处，负责本辖区内的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管理。在各县、市、区设社区矫正科，负责本地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管理。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设专人执行社区矫正，直接负责这部分罪犯的管理、教育、考察和监督工作。

其次，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队伍。有了执行机构和执行制度，还要有合格的执行队伍（工作人员）。非监禁刑罚的执行，也属于国家刑罚执行的范畴，因此必须由国家公务员负责执行，但是，又由于非监禁刑罚在社区内执行的特点，因此当地社会力量对矫正工作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为此，我们建议，应建立有专业人员和志愿者参加的执行队伍。社区矫正局应制定包括专业人员和社会志愿者的任职条件、招聘程序、工作职责和职权等相关内容的规章制度。专业人员，包括国家公务员和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在上述从上至下的各级机构都应确定编制、岗位、任职条件。社会志愿者，基层社区矫正结构在当地社区招募志愿者，协助专业人员管理、教育、监督并考察在社区内服刑的犯人。这些志愿者应具有较高专业水平，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当然也要有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设置专门的假释委员会

从假释的性质来看，它不是改变原判决，只是执行方式的变更，并非改变法院的判决，不涉及法院的职能——行使审判权的问题。另外，如前文所述，我国现法律规定假释裁定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有一定弊端。为此，我们建议修改立法，从体制上理顺假释的决定权，设立专门机构——假释委员会来决定对罪犯的假释，在各省设立分会，由假释委员会及其分会依照法定程序对假释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定。这也是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

结束语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制度和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减轻监狱压力，促进监狱的安全稳定；二是有利于对罪犯的分类管理与教育，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三是有利于罪犯刑满之后成功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四是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减轻国家行刑成本；五是有利于增强社区预防犯罪的意识，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在基层；六是有利于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增强社会稳定的基础；七是有利于与国际刑罚发展趋势接轨，探索和建立我国人道、文明的刑罚制度。

基于以上认识，司法部委托该该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将其研究报告于2002年报送中央有关决策部门。相关中央决策部门领导对报告予以肯定，并要求司法部开展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商相关部门解决有关问题，包括立法问题。此后，司法部决定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经过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协商，这三个部门与司法部已于2003年7月10日联合下达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选择了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6个省市开展试点，要求要求部门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9月8日，两院、两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议。在会上，6个省市的相关部门报告了本地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两院、两部的领导对开展试点的地区提出了要求。目前，上海市已在全市推开试点工作。北京市选择东城区等区县开展试点，并决定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也已经完成试点的准备工作，已近期内开始试点。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对于探索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