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官心理压力[合集5篇]

第一篇：基层法官心理压力

基层法官心理压力

看到法官坐在庄严的审判台上开庭审理案件，往往会让人羡慕。但是你可否想过这些法官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特别是作为承办全国80%以上一审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到底为什么会承受这些心理压力呢？ 据有关统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到基层、业务部门工作，有法官说：“我周围有很多人不想在一线办案，即使在一线，也不愿意多办案，不愿意办难案。为什么？怕烦，怕出错案，这正是心理压力大的表现。我想做一个公正、超脱的法官，凭证据规则去认定事实、判断案件，但实践中经常遇到阻力，不尽如人意”。调查测试的结果表明，心理压力偏高是法官群体普遍的心理状态。

 心理压力偏高除了对基层法官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外，也对基层法院人才机制产生危害。近十年来，许多法院时时面对人才流失的尴尬。法官心理压力的具体表现

作为承办全国80%以上一审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交互作用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据报载，05年底，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以问卷、座谈以及个别访谈等形式，对基层法院法官的心理压力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高达52.6％的法官或多或少存在心理问题。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法官心理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疲劳或压抑心理症状。不少法官感觉工作压力过大，工作频率过快，工作要求过严，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因担心出现差错而时时如履薄冰，常常处于一种“案未结、心难安、情难稳”的压抑状态，时间一长有疲劳感和厌倦感。

（二）是不平衡心理症状。有的法官认为法官与公安等其他政法部门人员相比，要求更高、管理更严、责任更重、工作更累，但在有关待遇方面则是地位偏弱、经费偏少、工资偏 低、条件偏差，如公安警察有警衔级别津贴，而法官级别已评定多年却至今没有津贴，觉得自己吃了亏。

（三）是浮躁心理症状。极少数法官不满现状，羡慕党政领导机关干部提升机会多、晋升快、办事方便，不能安心工作。

 基层法官心理压力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期望值和法院自身要求也越来越高，法官办案压力大，又怕出错；二是相当一些科班出身的法官感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自身无法很好地调适；三是法官年龄相近，受„官本位‟的影响，相互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大了心理压力；此外，还有对自己定位高、追求完美而无法实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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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使他们身兼公务员与法官这两种身份，处境有时很尴尬。现阶段，法官的工资与职级挂钩，对法官和公务员采用同样的标准，这就造成法官的尴尬：一方面，他要精于专业，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专家型法官；另一方面，他又要时时考虑领导对自己的评价，寻求职位的晋升，同时不断提高管理能力，才能让自己感到有更好的立足之地。公务员属于“公仆”、“干部”，其具备服务性、从属性、主动性的内在要求。而法官则意味着居中裁决，被动、独立以及与社会的适度隔离。作为法官，要秉持司法独立的原则，具备独立的思维和对案件自主决策的能力，公正地不受非法干涉地审理案件。作为公务员，又要下级服从上级，顾全大局。当个体身兼公务员与法官这两种身份时，就被置于了这样的尴尬境地，容易产生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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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法官在办案时更容易产生心理压力，定办案数、案件评比、上诉率、改判率等等，都像一块石头压在法官心里。如果一旦审到“关系案”，法官就要权衡再三，甚至夜不能寐；或者是遇到领导、上级交待的案件时，如果不按领导意思去办就很有可能被排挤、打击甚至免职；如果违心去审判，又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法律，对不起人民。法官经常处在这样两难境地，必然造成心理压力大。再者，我国现行的法律规章对法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小到文明用语，大到职业道德，中央政法委“四条禁令”、“十不准”和省高院“八不准”，还有错案追究制度等等，就像紧箍咒，使法官做什么事都如履薄冰，顾虑重重。此外法官在执业过程中，常被拉出来评头论足，如行风评议、创满意评选等等。而法官在自己的司法活动遭受公众的误解和非议时，很少有辩解机会。

 那么，应该采用什么途径减轻基层法官的心理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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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认真的调查，借鉴一些好的经验做法，笔者提出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首先，应该建立有效的基层法官职业保障体系，提高基层法官的社会地位，减少基层法官的职业风险，保证基层法官能尊严、理性地投入工作。其次是建立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确保法官专业素养的同时必须保证法官有较高的心理素质。由于很多年轻法官接触社会的时间较短，更容易对法官职业由憧憬、向往而变为困惑、失望。所以，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磨砺，对法官职业以及社会现实有了深入的认识，才能够自如应对各种矛盾并有效地进行自我心理调控。只有达到这样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才符合从事法官职业在心理层面上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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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可以开设心理咨询与心理讲座以帮助基层法官减轻心理负荷。可以借鉴公安机关的做法，建立心理服务中心和心理咨询热线。实践证明，通过专家咨询谈话来缓解警察心理压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于可以采取匿名方式咨询，心理热线就显得非常便捷，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此外，还可以邀请心理专家到法院做定期的心理讲座，政工部门找法官开展经常性的交心谈心活动。通过心理辅导，促使法官树立正确的成就观与价值观，增强职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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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官本身，自己也要加强思想修养，学习先进典型的事迹，并从中得到启发。不要与社会其他行业去攀比，减少攀比心理。另外，法官要慎独、慎行、慎言，要轻名利，重名誉。法官是神圣的，法律是至上的。法院要经常通过研讨会、集体活动，组建法官沙龙、讲座等形式，增强法官之间的交流和价值观的融合，使法官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基层法院因为机构规格和职位数量的限制，使法官的晋升机会较小，因此，建议实行基层法官职务晋升与职级晋升的“双梯制”，以提高基层法官的显形待遇。同时上级法院出现法官员额空缺时应从下级法院优秀法官中选调，以畅通基层法官晋升晋级的渠道，这样可以克服基层法官因升职空间狭窄而产生的苦闷、懈怠等心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另外，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也是关键。目前，基层法院的工作不仅要接受来自当地人大的评估考核，还要接受上级法院的考核。有些考核内容与审判工作的性质、规律不相符，如果单纯以改判率、发回重审率论质量，以结案率论效率，势必会致使基层法院忙于应付，法官为此身心俱疲。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综合考核评估体系，营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工作环境，也是解决法官心理压力的途径。

第二篇：基层法官

基层法官成“弱势群体”？

来源： 今晚报关键字：弱势群体;基层法官;基层法院;定纷止争;法院系统作者：杨明 张海林2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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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3000多个区县级法院的法官，这是法院系统内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全国八成案件的一审由其审理；他们也是最艰难的群体，作为定纷止争的第一站，他们常常不被了解，不堪重负，甚至把自己称为“弱势群体”。

在今年10月末，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做的关于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里，基层法官被描述为“工作和生活压力较大、职级待遇较低、队伍不够稳定、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基层法官应当是保护弱势群体强有力的屏障，现在自己却成为弱势群体，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汤维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法官为何“苦不堪言”

记者了解到，始于2008年年底的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改革与完善政法经费保障是其中重要一环。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基层法官的境遇在意见出台接近两年后，情况并无改善甚至更糟？在工作报告中，王胜俊用了一组数据释疑：2008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1493.95万件，年均审结民事案件597.58万件，这个数据比前5年年均结案数增长了22.82%。案件量大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法官“苦不堪言”。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戴玉忠将法官的加班状况描述为“白+黑”与“5+2”。另一方面却是待遇不见增长。全国人大代表、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李其宏表示，他在基层法院当副院长时，月工资不到1600元。即便法官如此辛苦，司法效果似乎依旧不佳。对司法不公的批评声一浪盖过一浪，在今年年中，甚至发生过枪击法官、向法官泼硫酸等恶性事件。汤维建很早就发现了法院系统的这个悖论，且这个悖论在这两年似乎越发明显：案件量大、法官极度辛劳；但当事人却不满意、社会舆论评价偏低。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表明：94%的法官反映心理压力较大；50%的法官认为工作繁忙、无法顾家是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60%的法官认为工作压力对婚恋造成一定影响。而一组来自辽宁法院系统的数据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辽宁法院系统患恶性肿瘤、脑中风等疾病的法官有402人，已去世56人。

法官人数够不够

是法官数量太少，案件总量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还是法官待遇确实低到了不可忍受的水

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贺一诚认为，我国的法官数量并不少。按国际惯例，13亿人口，应该有13万法官，可我们现在有19万法官。19万这个数据，亦为最高法院报告所证实。

而根据香港大律师公会大陆委员会委员张耀良今年10月2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做的一次演讲，内地的法官数量已足以令香港司法界瞠目。张耀良介绍，香港总人口700万，配备律师8000多名，全职法官仅185位。也就是说，内地的法官占总人口比，是香港的接近5倍。

案件量似乎也不应是大问题。长期研究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惯例，由19万名法官来审理每年五六百万的案件量，应当是能够承受得住的。

但现状却是法官们每日疲于奔命，侯猛认为，这与效率有关。“基层法院遇到的不少案子都遭遇‘打招呼’，法官哪敢轻易裁判，甲方托人打了招呼，你就不知道乙方会不会找个更厉害的人来打招呼，这种情况下法官只好先拖着。”拆迁业务律师王才亮认为，法官疲于奔命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法官干了其实不该由法院去管的事情。“比如房屋拆迁，本该由政府的拆迁办管，但一些法院的法官不审案子，专管拆迁去了。”他认为这种情况现在非常普遍。

4年流失法官近2万人

待遇过低是唯一没有严重争议之处。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双战表示，局部待遇低确是事实，“决策层应该思考，要体现对这支队伍的关心；但是期望值不能过高，不能老和待遇最高的职业相比。”

吴双战所指的职业，亦是中国法官谈及待遇时最常挂在嘴边比较的职业：律师群体，而西方国家以及香港地区的法官待遇，也常被当做参照系。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0月30日发布的工资指导价位，律师群体在今年的平均年薪是28万。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估算偏低，“是将实习律师亦算在内的结果，实际上，北京律师人均年收入在2004年时就达到50万元。”根据张耀良提供的数据，香港高等法院法官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北京市高等法院法官5年的工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振华介绍，1995年出台的《法官法》第38条规定，法官享有审判津贴、地区津贴、保险和福利待遇，但这些一直没有落实好。

在法院系统内部，还存在编制内、编制外法官之别：编制外的法官，因为待遇福利差了一大截，近些年来甚至频以上访形式维权；而编制内法官，也因地区、层级差别，矛盾重重。

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系统因待遇低、压力大，流失了近两万人，其中不少是各部门业务骨干。而这个数据，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区差异的加大，一直有增大的趋势。

“给我5年时间，等我业务精湛、人脉广泛，我一定会脱离法院系统。”北京市一位基层法

院法官如此向记者描述她的未来。据她所述，在同一个法院系统内，持她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加薪？扩编？

给法院系统加薪、扩编的呼声，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司法界人士共鸣。

侯猛向记者表示，法官加工资的要求应当考虑，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的法官。不过，对于中国法官工资与西方靠拢、与律师靠拢，侯猛并不赞同。“有人说美国法官的高收入保持了法官的中立性，因此我们也要搞高收入，这完全没有可比性。”侯猛认为，薪水与国际接轨的前提是，我们的法官是否也具有同样的工作能力。“美国法官之所以拿那么多工资，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至少干了七八年律师，再经律师协会推荐，州长或总统选择，议会最后决定，才当上法官；即便是当上法官后，每天也还要工作15小时以上。”北京市京华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兵向记者表示，这些我们的法官现在还做不到。

关于扩编，记者采访到的学者普遍表示，暂时不扩为好。案件审不过来，可以先通过法院内部人员配置转变的方式来解决。

侯猛告诉记者，实际上，基层法院约有60%的法官并不审理案件，而是在从事其他诸如后勤、办公室、执勤、宣传、理论研究等行政性工作。“不能一提到法官数量少，就请求中央增加编制。”他指出，要警惕最后增加的编制都是政治部、办公厅、司改办等行政编。

第三篇：基层民事法官如何办案

基层民事法官如何办案

——从一则案件的审理看法官角色混同 黄湧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上传时间:2008-4-13 浏览次数:2190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前言

一直认为，转轨期的中国司法，为世界司法史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样本。今天的中国基层民事法官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常处于多种角色的互动之中。翻摆案件审理这一“多棱镜”，在镜头的一面，我们仿佛看到法官们犹如孤坐于法律城堡之中的僧侣，不食人间烟火一样地操摆手中的法条，从对概念逻辑的严密的推演之中，寻找判决的答案；而转动一下镜头，我们又易窥见基层法官走出了法律城堡，在田野、炕头貌似悠闲地与案件当事人聊案，倾听社会大众见解，并适时对判决结论作出一些微调；再看镜头的第三面，你可能又会发现一位完全不同的法官形象，从那位忙于请示汇报的基层法官匆匆身影中，你完全可能认为，他（她）仅是一名合格的公务员。基层法官的角色，在法律人、社会人、行政人之间游荡，这或许是转型时期中国法官所特有的现象。写作本文，意有三：一是想以一个真实的司法场景为分析对象，对当前的基层法官司法样式作一番整理，告诉外界，我们是怎样做的；二是想进一步探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制度与社会背景何在？三是试图摸索一条路径，探索当前我国基层法官合适的角色选择。当然，如果本文能唤起人们对基层法官处境的理解，并进一步对基层司法予以支持的话，那将是一大幸事。

本文的写作格式，采用的是对自己办案手记的逐部评论、解剖，进而阐明表象后的意义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我希望，这些真实的法官办案手记，能为学者们研究现阶段中国基层法官司法实务提供样本。但这种写作方法可能面临的危险是，手记的凌乱性很可能会导致文章的各部分之间的断裂。为克服这一缺陷，在手记的各部分，我均用一句话的形式对手记内容进行提炼，并将角色的分析与对应的手记内容进行链接。在结论部分，我会对全文作出总结。

从一则案件出发 这是一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从我接手案件到作出判决，审理时间125天（其中鉴定耗时40天）。案件共有三位当事人，原告甲是一名年逾八旬的老人，被告乙是一所大学，被告丙是一名学生。经审理查明，2005年12月4日下午，被告乙所属社会科学系学生会组织学生进行篮球比赛，被告丙所在的球队一方发动快攻，将球大力甩至底线处，被告丙纵身跃起救球，落地时将位于比赛场地底线外约2米远的原告撞倒在地，事发后被告将原告送至医院，经诊断原告右股骨颈骨折。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用25942元。事发后，大学发动师生为被告丙筹措现金5790.7元，该款已支付原告。原告的伤情经法医鉴定属八级伤残。另查，事发地点是一下沉式的体育场，行人不由此经过。事发后，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请，请求判令被告乙、丙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4151.3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擅自进入被告乙校园后，又进入相对封闭的下沉式的体育场内，根据自身的年龄及活动场所，原告理应合理估计到潜在的风险，而原告没有充分考虑其年事已高及行为的潜在危险性，在前排他人均能避让救球球员的情况下因自身疏忽及行动迟缓未能避让救球球员，导致损害的发生，可以认定原告对自身安全没有尽到一般人所应尽到的谨慎注意义务，其过失应属重大过失，其后果将导致被告的民事责任得以减轻。被告乙作为一个管理者，应当对校园内的学生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对活动的安全性提供一切必要的保障。但就本案已查明事实，球赛之旁观群众均临近于比赛边线，被告乙对此未予警示，亦未派人参与球场秩序的维护，没有尽到善良管理人所应尽到的管理义务，其过失属一般过失。被告丙在跃身救球时应当考虑到紧靠边线观众的人身安全，在起跳力度上有所把握，但从本案之球场底线与损害发生地之间的距离近有2米判断，被告丙在救球时起跳力度过大，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主观上存有判断不周的过失。但考虑到篮球运动的对抗性特点及当时比赛的激烈程度，对被告丙的注意义务不应要求过高，被告丙的过失在程度上应属轻微过失。在具体赔偿责任的确定上，确定被告丙承担责任的比例为损失金额的5%，即2406.85元，由于被告丙已于事发后支付原告5790.7元，故其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在原告与被告乙间，根据过失大小及原因力比例，确定原告应自行承担损失金额70%的责任。被告乙应承担损失金额25%的赔偿责任，即12034.25元。

办案手记

（一）初阅案卷的一种直觉：1月5日，立案庭将案件移送。初翻阅原告诉状及举证材料，围绕原告诉请，隐约感觉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过错的判定及共同侵权行为的是否构成。初步感觉原告、被告学校均有一定责任。被告学生的责任模糊。

（二）寻找学说：1月9日，晚上在家中上网搜索到学者张新宝2人合著《共同侵权行为十论》一文，对于判断本案二被告的责任类型（连带或按份责任）可供参考。

（三）围绕原告的请求权基础进行法条分析：1月18日，明日要开庭审理本案。再阅诉状，原告的请求权基础在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依该条，侵权行为的成立应具备四要件：主观过错、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本案最关键的问题是应对原告、被告的过错有无及程度作一判断及量化。围绕该问题，应查明：球场边线与原告的距离，以探明被告丙起跳力度，研究其是否尽到谨慎义务；被告乙作为球赛场地管理者，是否已对球赛的举办尽到秩序维护义务；原告自身对预防损害的发生是否已尽到足够的谨慎义务。

（四）开庭中释明权的行使：1月19日，今日开庭。依归纳焦点进行庭审。发现原告就诉请中的伤残赔偿金一项未申请伤残等级鉴定，被告律师认为已过申请鉴定期限。考虑原告未请专业律师，而从其受伤部位分析，伤残情况又极可能存在，庭上建议被告律师采取务实的处理方法，以免原告另行起诉导致双方诉累。被告同意鉴定。对原告行使释明权，告知可申请鉴定。

（五）对判决先例的收集：1月23日，从本院法官了解，2001年本院有一案件与本案有相似之处。从档案室调取该案案卷，该案案情为一学生至某中学所属一不收费游泳池游泳时溺水而亡，死者家属状告中学，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诸项。法院认为，原告自身存有重大过失，但学校在游泳池安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疏漏，未尽善良管理人所应尽管理义务，判决由学校承担20%的赔偿责任，原告上诉后，厦门中院裁定维持原审判决。此为学校未尽管理之责之适例，可值参考。另从《人民法院案例选》查找到一案例，为足球运动员之间在比赛中发生碰撞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责任编辑的观点认为，体育竞赛有其特殊性，应适用民法中的“自甘风险”原则，主张运动员之间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原则，在本案确定被告丙责任上是否可借鉴？

（六）案件请示：2月13日，向庭长请示本案，庭长建议从体育运动的对抗性与旁观群众的人身安全两项价值中寻找平衡点，进而确定被告丙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另，庭长认为，学生的参与体育运动是系学生会组织的，是否可视为一种职务行为，而据此认定学生个人不承担责任。此为一有新意的观点。值得思考。

（七）探求原告意见：2月16日，与原告代理人再次确定鉴定事宜。告知本院于2001年判决并经中院维持的学生游泳池溺水案，间接探求原告对各方应承担责任比例的意见。原告代理人认可原告方亦应承部分责任观点。

（八）看现场：3月1日，到事发现场，从被告丙起跳点与碰撞点距离看，直觉判断被告丙在救球时力度较大，有轻度过失。

（九）听取在校生意见：3月8日上午，与厦门大学的两位在校生（在本院从事法官助理工作）讨论本案，同学们言：要求篮球赛中的非职业球员在比赛的一刹那对行为是否有危险作出判断，是否过苛？另，学校对于校园内的学生活动，应有安全保障的义务。此为校园生活亲历者的意见，可参考。

（十）阅读法学著作：3月27日，越来越感觉过错的判断是一精细的法律问题，查阅王泽鉴先生《侵权行为法》一书，先生认为，判断一侵权人是否有过错，应考量侵权行为的危险性，对于危险性较小的行为，一般不应对行为人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联系本案，在常态下，篮球赛的旁观者对于球员的冲撞可予闪避（如本案站于原告身前的旁观群众均对被告学生的冲撞有效地进行了闪避）；另从实践看，此种冲撞造成的损害一般不大。因此，似可认定，学生之救球行为危险性较小，对其危险预见能力不能高要求。

（十一）调解工作：4月上旬，多次与被告乙代理人联系，建议该方拟定调解方案，迟迟未有答复，最后代理人告知，校方只有校长能对此事“拍板”，但校长公务繁忙，无暇顾及。调解工作只得作罢。

（十二）听取运动员意见：4月23日，电话征求一篮球运动员的意见，球员认为，比赛中，球员的眼光应在于其他球员及篮球上，而观众的眼光则在于场上球员，因此观众对人身安全的防范义务更大。这一观点似符合生活常理。

（十三）拟定判决书，庭长签发：4月26日，依原告、被告过错大小及原因力，确定原告、被告大学、被告学生对损害的承责比例分别为70%、25%、5%。庭长同意处理意见，签发判决，择日宣判。

法官角色评论

（一）法典、学说、先前判决——法律人角色

回顾我的办案手记，我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法律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的第一步工作是在制造一个“茧”，并将自己置身于“茧”壳之中。而“茧”之材料，包括法典、学说与习惯。

1.法典。本案中，当我看完原告的诉状后，直接把眼光注视到了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 [1]：《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见办案手记之3）。审视它的内容，该条系规定一般侵权行为诸要件；进一步查找它在民法体系中的位置，发现该条位于债权—债权的成立—侵权行为之债的成立这一子目录中。研析该条，可知原告之诉求若欲成立，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构成要件，即被告具有主观过错、被告行为违法、原告产生损害后果、被告行为与原告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与四个法律要件与诉状陈述事实之间进行“上位规范与生活事实间来回穿梭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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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流程后，我发现，本案的焦点应在于对各方的过错有无及大小作一判定。此为本案之法律焦点。该法律焦点可具体化为以下事实焦点：(1)原告甲进入校园的正当性、行人是否须经案发球场通过、被告丙救球时原告周围其他旁观学生的反应（以探明原告是否有过错及大小）；(2)事发时球场秩序是否正常及被告乙是否已履行维护义务（以探明被告乙是否有过错及大小）；(3)被告丙救球时起跳点与发生碰撞点距离、当时比赛情况（以探明被告丙是否有过错及大小）。透视以上的思维过程，始终是以法典为依托，从原告诉状中“未经加工的事实”作工作的起点，在案件事实与法条间穿梭，将“未经加工的事实”逐渐转化为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此为典型的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2.学说。从办案手记的第2、10处记载可知，就本案的审理，参考了王泽鉴先生所著的《侵权行为法》一书及学者张新宝的论文。其中，王泽鉴先生论著中关于过错判断的理论（依行为危险性大小确定预见能力），对本案确定被告丙之过错大小起重要的参考作用。通过对学生之救球行为危险性的分析，我认为对其危险预见能力不能过高要求，最后仅认定被告丙具有轻微过失。学者张新宝的论文则对于本案之侵权行为的类型判断（即为共同侵权或为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基于二被告之间既不存在意思联络，行为间又非直接结合，因此在判决中我认定二被告行为间不构成共同侵权，被告间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以上关于学说的运用，实为法官之法律人角色的又一注脚。需要探求的是，这种以学说为办案参考的做法是否具有正当性。关于学说在我国民事审判中的地位，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司法中，似将学说中的“通说”作为法理引入判决依据之中。[3]我国大陆地区的民事审判实务界，对于学说在判决中的直接援用则持否定态度，但由于我国大陆地区至今没有一部《民法典》，《民法通则》规定的简陋性常导致法官的适法困难，因此学说的重要补充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实践中，法官们一般是将学说作为对法律条文理解的依据，充当法条的营养成份，进而弥补法条规定的不足。

3.对上级法院先前判决的参考。我国不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因此先前的判决不能作为一个判例予以援用。但这不说明，先前之类似判决（尤其是上级法院的类似判决）对下级法院以后的判决不发生影响。从《法院组织法》的规定看，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非领导关系，但实践中，上下级法院间的业务指导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另，下级法院的判决正当性往往需依托上诉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维持来寻求。因此，一个下级法院的法官一般不会拒绝参考上级法院的类似判决。从办案手记5的记载可知，本案的审理中，我发现了本院曾经审理并经中院判决维持的一件相类同案件，此案件的责任比例的确定，对本案的判决结论（尤其是被告乙的责任比例确定）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三方面，均系围绕法律本身所进行的思考，而以下之部分，则与法律无直接关系。

[4]

（二）自身阅历、当事人态度、社会意见——社会人角色 1.自身阅历。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出身、学习历程、社会交往情况等对人之思想观念、处事方式等的影响甚为深远。因此，人之惯常行为模式受制于社会，应为必然，法官亦不例外。解剖自身，本人出身于干部家庭（家庭中成年者清一色均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从小所受教育较为传统；在学习历程上，历经小学中学大学及在职的研究生学习，学习生涯长达19年，是所谓的“三门生”（家门——校门——单位门）；在社会交往方面，因职业使然，与人接触较为谨慎，除同学、文友、球友外，社会交往面狭窄。凡上种种，决定自己的处事观较为保守。因循守旧的观念在思想交锋上优于开拓创新，反映于审判工作上，此典型表现为在司法上以一般人的感受为基准，怕审判结论反常态，标新立异。从以上办案记录中对多人的意见征求及请教上，这种稳妥、谨慎的司法观暴露无遗。

2.当事人态度。在以上的办案手记7中，观者可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竟然要有意识地想办法探求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意见，以求掌握当事人对判决的预期底线，此在西方法官看来，有些匪夷所思。然在中国现今之司法土壤中，此做法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从工作性质上看，如苏力先生所言，“在中国，基层法院法官在处理司法问题时一个主要的关注就是如何解决好纠纷，而不是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5]案结事了，是每一位一线法官最直接的工作目标，而当前和谐社会观的提出，更把这一“息争”的政治诉求定位于司法的终极追求。而如何做到“息争”呢？把判决这一产品做到当事人满意，是实现当事人不争的唯一途径。因此，在判决结论的确定之前，一名民事法官为了尽可能使当事人息争，运用调解策略，推测当事人对判决结论的可能接受程度，进而将判决结论在自由裁量的幅度内微调，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笔者所接触的一些民事法官（特别是有经验的资深法官），多少均有相似的“审判技巧”。

3.社会意见。司法者在审判中应尊重社会意见，无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法官均有共识。但在程度上又有区别。凡社会信任度高的法院，法官在司法时较不易受社会意见的左右（如英美司法）；而在一公众普遍对司法持一定怀疑态度的司法场境下，法官在司法时为追求结论的正当性，往往对社会对判决的预期甚为敏感，为使一项判决得到社会的认同，在判决结论作出前广泛探求社会意见，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判决结论合于主流民意，是消除公众对法院不信任感的应对之策。大量的数据表明，我国法院在社会信任度上存在缺失，因此在敏感案件的审理中，不少法官如履薄冰，往往将判决的社会接受度作为衡量判决成败的重要指标。再从文化土壤上观察，历史上，我国有“情理法”司法的传统，因此，判决结果是否合于“人情”，是判决正当性的重要依据。综上原因，我在本案的审理中，实际上通过不同的方式探求了社会阶层的意见，如与案件审理对象有同质性的在校学生意见、一位职业篮球运动员的意见，通过对以上意见的综合分析，逐步形成案件的判决脉络。

（三）案件请示、行政级别上的顾虑、对上级法院先前判决的参考——行政人角色

1.案件请示。读者注意到，在办案手记的6、12，我就案件审理的情况，曾向庭长讨教，并就案件判决拟定，获得庭长的同意。此项内容，应为较具中国特色的案件案件请示制度的一部分。[6]关于案件请示的性质，在诸多探讨我国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的专论中均有论及，学者及法官们多将之归为现行法院行政化管理体制带来的弊端，认为其有悖审判独立之精神。对于法院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我不想详述。只想从基层法官的司法心态角度，谈谈对案件请示的认识。简单说，基层法官对审判之独立是“即爱又怕”。应当说，绝大多数法官是渴望审判独立的，法官职业的魄力在于，它给了一名法官独立思考的空间及独立决断的权力，这因符合人之渴望自我实现的本性，而给法官带来精神上的愉悦。[7]然实践中，以下两方面严重困扰着渴求独立的法官们：一为超大的法外空间。现行的《民法通则》仅是一部民法的基本法，其条文加之《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不足900条，较之《法国民法典》的2281条、《德国民法典》的2385条，其粗放性质凸显，“法律真空”大量呈现。如此疏松的民事立法，导致了大量的法律漏洞存在，法官在面临这些法律漏洞时，往往无所适从；二为错案追究制的实施。在我国的干部任免体制上，法官之职级升迁系由院党组决定的，而错案的发生率是院党组在衡量一名法官绩效的基本指标（部分法院已将法官的错案率记入法官档案，以历史资料形式保存），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对法律所赋予的独立审判权往往是“爱恨掺半”。此时，案件请示制度的设立，为法官自我开脱提供了便利之门。案件是集体决定的，“在某些时候确实成了法官个人不恰当地推卸责任的一种方式”。名非独立的行政人。

2.行政级别上的顾虑。从办案手记11可知，本案审理中，我曾一度想做一下本案原被告的思想工作，争取调解解决本案。但在征求被告乙的意见上，遇到了麻烦。经数次通知，被告乙代理人并未应法庭要求提出己方的调解方案，在法庭询问其为何不明确调解方案时，代理人称，除非校长，校方无人愿意对此问题进行“拍板”，但校长公务繁忙，根本无时间对此决策。最后，调解一事不了了之。在这件看来是小事的处理上，我很无

[8]

也许，在目前的立法及相关制度设计下，法官们倒乐于成为一奈。若是当事人是一般人的案件，我会直接通知当事人到庭调解，但本案，我却无能力通知被告乙的负责人到庭。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在我国的干部科层结构中，本人名义上是一名行使审判权的法官，但在等级上仅是一名科员，相较于本案之校方领导（正局级），相差距离极大，且不说领导同志们是否肯赏脸参与调解，就是参与了调解，要在调解中说服领导做一些让步，我看也是难上加难，弄不好还可能引致行政权力介入本案，加大审判的难度。因此，在几经曲线努力无果后，本人选择了对调解工作的放弃。在对这件事的处理上，自觉或不自觉间，我已将自己视为了行政阶层中的一员。

3.对上级法院先前判决的参考。办案手记5中对上级法院先前判决的参考不仅体现了基层民事法官的法律人角色（个中可以看出“遵循先例”的影子），亦折射中国司法的行政性色彩。在我国的司法等级链条中，下级法官虽不负有服从上级法官意见的义务，但在法官的录用、培训、晋升问题上，上级法院有很大的决定空间。出于对自身前程的考量，在类似判决的处理上，基层法官一般不敢有太大的自由空间，一种类于行政服从的阴影始终萦绕在基层法官的身边。多重角色之下——我们如何选择

已经看到，我国基层法官所正在进行的司法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法律职业、社会意识、权力阶层分别要求法官必须扮演好“法律人”、“社会人”、“行政人”的角色。在此复杂的角色扮演中，法官要拿捏好个中分寸，难度极大。特别是在角色之间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法官更是如履薄冰。如何处理好三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值得法官同仁们深入探讨。个人认为，在确定什么是我们的角色选择前，应先明确什么是我们不能选择的。司法的行政化，是我国特定时期司法的一项特色。其成因，诸如众多学者所分析的，在于现行体制。而体制问题，非庶人所能左右，故我们虽怀善良的动机希望将司法的行政化色彩淡化直至消解，但目前，我们仍得扮演好体制所设定的角色。我们所能做的努力或许仅在于，躲藏于法律城堡之中，凭借法律的盔甲为正义做一些抗争（此在下文会论及）。

在法律人与社会人二重角色的扮演中，个人认为当前我国基层法官应以法律人角色为主，以社会人角色作为检验标准，而在二者严重冲突时，以社会人标准对法律人标准做必要的修正。

（一）法律人角色——我们的基本定位

1.现代法治的要求。从宏观上看，现代法治社会，在权力的构架上是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作为相互制约的权力予以设计的，一般认为，在以上三个权力中，司法权基于其被动性特征，是最不危险的，也是权力能量最小的。因此，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制约与平衡要求法官必须坚守规则的阵地。

2.司法正当性的要求。在权力的行使上，司法权的正当性来源于立法（代表人民的意志并且经过了人民全体或其代表的投票表决）。在概念法学盛行的年代里，有一个美丽的神话，即认为司法是对法典的忠实贯彻，司法的过程，仿如自动售货机的工作一般，司法者只要投入硬币（案件事实）于售货机（法典），售货机就能吐出货物（判决结论）来。但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发现世上根本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立法，司法的能动性已为人们所广泛认同。但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如何能动，司法均应以法律文本为依托，在法律解释学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法律解释的第一步工作是文义解释，即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文本意思对法律作出理解，只有在法律的文义不明时，方有依其他法律解释方法进行修正的机会。[9]

正因为规则的出身能使法官找到支持判决的合法性渊源，法官在司法中，最主要的角色定位应是法律人。

3.当代中国司法权面临处境的迫切要求。今天的中国司法，典型地呈现出一种地方化的色彩。法院在人、财、物上对地方的依赖直接导致在涉及地方重大利益的案件裁判中，法院往往无法抵制地方党政部门打着“三个有利于”、“稳定压倒一切”等旗号的行政干预。从性质上看，所谓“三个有利于”、“稳定压倒一切”等口号均非法律标准，而体现为一种社会要求。若依此种内涵不明但外延极大的社会标准断案，法院极易沦为“正义”面罩之下保护地方私益的工具。因此，在司法权可能被行政权边缘化的今日中国，明确法官的法律人角色，将为法院公正司法提供一面盾牌。通过捍卫法律的概念和逻辑，法官们可以巧妙借助成文法律背后所蕴含的立法权力支撑，在目前中国司法权地位式微的制度背景下，以法律推理的科学性对抗地方权力对司法干预的随意性。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法律解释不仅仅是追求真理的手段，更主要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技术。也正是通过这一套技术，法律知识和传统才可以与政治权力相抗衡。”

（二）社会人角色——一个检验的视角

[10]

1.传统中国“情理法”历史的要求。第一，在传统上，中国的司法官吏们大体上遵循的是“天理、人情、国法”三者统一的办案标准，此典型体现在西汉董仲舒所倡导的“春秋决狱”之中。司法官吏们在断案中以儒家经义为标准，“以国法为中枢，使（前述）三者协调统一，以确保社会有序，国家稳定”。

[11]

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结构与长久的文化积淀，决定中国古代官吏在司法中必须保证自己的判决符合民意和人情。第二，历史上，中国的民众也更倾向于将是否符合民意、人情作为判断司法裁断之正确性的依据，而将法律之规定放在第二位。情入于法，使法与伦理相合，易于为人所接受；法顺人情，易于在民众中推行。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此天人格局中，中国法的准据便在人心，„„法律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在此，„„法之无效，法之在于人心中不合法，甚至视之如闹剧，原因也在此”。

[12]

个人认为，在现代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对法律适用必须合乎情理性的考虑大于法律的概念与逻辑，在此情境之下，我国基层法官在扮演法律人角色时，应当注意从社会人的角度审视法律人的结论，以防止法与情的过分脱节。

2.现阶段我国司法信任度缺失的要求。有人比较美国法官与中国法官在对待民意问题上的态度发现，我国法官在对待民意问题上，普遍对民意予以了较高的重视。实践中，公众舆论倾向是我国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没有充分信心能够使公众舆论发生逆转的情况下，法官不愿把自己的判决建立在与公众舆论完全相反的基础上。” [13]个中原因在于，我国民众对法官的信任感不高，较之美国法官，我国法官

[14]更具有“寻找某种非人格的方法来使自己正当化的强烈动机。” 因此，关注社会，寻找共识，在很长的时间内，会是我国法官在审判中的重要工作。

3.司法民主化的要求。从实质上看，法官的法律人角色与社会人角色的冲突，实为司法的职业化与司法的民主化的冲突。在当前中国，司法的民主化渐成趋势（近期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即为适例），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倾向对判决的影响将越来越不容以忽视。

（三）对法律人与社会人角色冲突的处理

一般而言，法律人与社会人角色不会发生冲突，因为，法律不是无源之水，其根源来于社会，是对主流社会道德在规范上的确认。然法律的相对静止性与社会生活的流动性之间、法律语言的有限性与社会内容的丰富性之间存在沟壑，有时，从两种不同的角色看问题，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在严格的依法裁判有可能与道德和习俗相悖时，我认为，法官不能无视社会的主流意识，应通过对法律条文的修正保证判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但此非以牺牲法律价值为代价。遇此情形，法官应妥当适用法学方法论方面的知识，或依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或依价值补充方法、或依对法律原则的适用，科学、合理地理解法律，总言之，对法官而言，解决问题的答案最终应回归于法典本身。

结论

（一）较之西方法官的司法相对单纯性，我国基层法官的司法面临多重角色的挑战，法官辗转于法律人、社会人、行政人角色之间，担负着法律职业、社会意识、权力阶层的多重期待与压迫。

（二）在角色扮演上，个人认为，当前我国基层法官在司法中应着力扮演好法律人角色，并以社会人角色作为检验标准。在二者严重冲突时，法官当以社会人标准对法律人标准做必要的修正。

（三）关于基层法官的行政人角色，本与法官职业相悖，期待体制改革的浪潮能将其冲淡直至消解。

（四）当然，本文并没有穷尽影响法官判决的要素，法官的直觉（见办案手记1）、同情心（见办案手记4）都可能影响判决的结果（此当另撰文予以探讨）。在法官的判决进程中，诸神共舞势必难免。

注释:

[1]王泽鉴先生所著《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一书在我国大陆出版后，对理论及实务界均[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页。该产生较大影响，许多法官已习惯以请求权基础的思维方法来对每个案件的审理做定位。

书认为，审判过程，一方面须依事实探寻法律规范，另一方面须将法律规范适用于案件事实，其所涉及的是一种相互阐明的思考过程。

[3]王泽鉴：《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4]此处所指的法律，是指狭义上的法律，不包括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

[5]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实践中，案件请示的对象既可能包括庭长、也可能包括分管院长、院长及上级法院对应[7]刘岚、应启明：“基层法官心理压力有多大——来自宁波北仑区法院的访谈”，载《人[8]同注 [5]，第120页。181页。

庭室，涵盖的范围广泛。

民法院报》2006年2月28日第3版。

[9]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10]强世功、赵晓力：“双重结构下的法律解释——对8名法官的调查”，载梁治平主编：[1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12]**：“梁漱溟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法律生活”，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13]秦策：“法官角色冲突的社会学分析——对司法不公现象的理性思考”，载《南京师大[14]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学报》1999年第2期。第167页。

第四篇：用心当好基层法官

用“心”当好一名基层法官

——访全国模范法官、党的十八大代表陈辽敏

陈辽敏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从事司法工作15年，2005年至2010年共办结各类民商事案件4734件，结案率达95.36%，涉案标的额达7.29亿元，调解撤诉率为84.39%，无一超审限或引发缠诉上访。2010年以来，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女法官、全国模范法官、浙江省委授予的“人民的好法官”、浙江省十大“之江先锋”等荣誉。

办案多、办案快，是陈辽敏给大家的深刻印象。其实，在办案以外，她也是一个有心人，致力于加强诉调对接机制建设，用心将矛盾化解在立案之前。

2005年，陈辽敏刚调到西湖法院时，把做一名办大案的好法官作为人生理想：“办大案、办疑难案才觉得能体现一个法官的价值。”

然而，2007年4月，院里派她到刚成立的立案调解组工作。“说实话，当时我的内心有些纠结，我觉得立案调解工作繁杂、琐碎，太没挑战性了！”

倔强的陈辽敏没有气馁，而是踏踏实实做好这份“琐碎的工作”。“这是一个需要证明自己的岗位，当然也要做好牺牲和奉献的准备。”

每天陈辽敏几乎要安排7到8件案件，多的时候一天10多件。最多的一年调解了1200多件案件，创造了法院系统的纪录。

“我们调解不是简单的案结，更多的是要事了！”陈辽敏说，前几年一场离婚官司，一名海归硕士归国后闪婚，没过多久双方因性格不合，妻子提出离婚。这名海归硕士情绪激动，坚决拒绝离婚，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威胁妻子和陈辽敏。陈辽敏一次次做工作，但最终发现双方存在巨大裂痕。“如果你真的爱她，那你就该放手。”在陈辽敏的反复劝说下，这名硕士选择了放手，在法院大厅，男子号啕大哭。

“事后，我们又多次和这名硕士联系，让他多考虑辛苦养大自己的父母，不要做出傻事。同时，鼓励他放更多的精力在工作上。结果，一年后的一天，他找上门来，向我表示感谢，说他现在走出了人生的低谷，事业非常顺利！”

在陈辽敏的带动下，西湖法院的立案庭整个团队都成了先进，年轻法

官罗忠一年调解案件超过了800多件。

近年来，西湖法院案件逐年攀升，陈辽敏从自身经历认识到，再能干的法官也只能办有限的案件，只能化解有限的矛盾，“而源头治理才是一种标本兼治的社会管理模式，发挥诉调对接机制作用，才能更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在她的倡议下，西湖法院先后与浙江保险协会建立诉调对接制度、与西湖区司法所联合建立了驻法院工作站，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室。

现在的陈辽敏，每天更加忙碌了，除了办案，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还忙于她的网上调解工作室。这个集网上立案、案件查询、网上预约开庭或调解、网上咨询、网络在线调解等职能为一体的网站式便民诉讼平台，用平实亲和的方式传播司法正义，培育社会平等、真诚、理性、平和的诉讼心态。

研究生小潘因为租赁公共自行车还车事宜与公共自行车公司发生矛盾，以至于影响学业。一天，小潘在网上浏览时，无意中发现“陈辽敏法官网上调解工作室”网站，于是试着在网上留了言，没想到第二天就得到了回复。

在仔细了解事情原委后，陈辽敏邀请小潘和杭州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一起协商此事。

在她的悉心说理下，双方都重新审视了己方的行为，并发现了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存在的漏洞，一起原本可能引发诉讼的矛盾纠纷在诉前就得到了圆满的化解。

目前像小潘这样的留言咨询已经有60多例了，对每个咨询，陈辽敏都会挤出时间亲自回复。

现在，陈辽敏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社会调解”工作上来，和当地街道、政府部门联手，提前参与社会矛盾的解决。“调解制度是我们的传家宝，现在社会矛盾比较多，法院提前参与调解，能极大地化解各种矛盾，这是我们法院系统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我希望能探索出一条路来。”陈辽敏说。

第五篇：浅谈如何加强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范文）

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法官是公平与正义的代表，也有着审判行业的法律规定和社会公众期盼的职业道德。法官要忠于事实、忠于法律，以确保司法公正，更要谦逊文明、勤勉敬业以保障审判效率。当前，我们正在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求广大基层法官必须认真践行司法为民的理念，必须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司法活动的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司法效果的第一标准，所以，司法为民就是新时期对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新要求。本文拟就如何加强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当前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各级法院不断加大对基层法官的培训力度，特别是2001年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实施以来，基层法院的部分在职法官和所有初任法官取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基层审判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基层法官的专业化程度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我们不仅要加强基层法官的业务素质教育，更要注重加强基层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就当前基层法院审理的许多案件看，影响审判公正与效率的因素不仅仅是法律规则的适用问题，法官的职业良知和工作责任心也是其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据今年的省高院工作报告，近五年来，全省法院共查处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违纪违法人员320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28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暴露出我们法官队伍在职业道德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就总体情况看，目前基层法官仍然存在的不良职业道德主要表现在：有的法官宗旨观念淡薄，工作责任心不强，案件久拖不结（执）；有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对待当事人态度生硬、蛮横；有的作风懒散，纪律松弛，自由主义严重等，这些不良的表现，既损害了基层法官的整体形象，也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加强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首先，加强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是认真践行“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的具体要求。“三个至上”指导思想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所具有的政治性、人民性、公正性的统一。对基层人民法院而言，新形势下必须认真贯彻好这这一指导思想，不断加强队伍建设，教育广大基层干警要在审判工作中努力落实好“三个至上”，真正让“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内化为广大基层法官的坚定信仰，外化为维护司法公正、促进公平正义的自觉行动。

其次，加强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是从源头上推进基层法官廉洁自律的现实需要。据今年省高院通报的几起违纪案例来看，目前，仍有极少数基层法官存在着违法违纪现象，这既有客观的、外在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内在的原因，但是缺乏良好的职业道德都应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加强基层法官廉政建设，既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去规范，又要依靠思想道德去约束，法律和制度是他律，思想道德是自律，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抑恶扬善。

最后，加强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是树立基层法院和基层法官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公众对法院和法官的评价，往往并不是来源于对审判工作的全面认识和了解，而是来源于对个案处理的观察和感受。法官公正的执法形象、庄严的审判活动、严格的审判程序，必然会使人们油然而生对法律的敬仰和信心，法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因此会成为一种人格力量，在人们心目中唤起对法律的信仰和尊崇，成为公平和正义的象征。同时，审判活动是面向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使得法官的职业道德具有很强的社会示范作用，基层法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参与审判活动的当事人和其他社会公众产生较大的影响。通过加强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可以使基层法官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积极倡导者和躬行实践者，进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三、加强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对基层法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对基层法官做好审判业务培训的同时，更要注重加强对基层法官的政治思想教育，要教育基层法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明确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教育基层法官严于律己，慎微慎独，勇于解剖自己，达到自我完善；要培养他们严谨的工作作风、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各项审判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理念。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坚定基层法官正确的职业道德信念。形成道德信念，是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加大在审判流程管理、公开审判、案件质量评查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管理力度，实行奖惩并重、优胜劣汰的管理体制，大力培养和使用专家型、复合型的基层法官人才。同时，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对查处的严重违法违纪、道德低下的人员，不护短、不避嫌、坚决处理，确保基层法官形成正确职业道德信念。

（三）坚持制度建设和物质保障两手抓。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官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法官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范畴，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和普通的行业道德。因此，首先，从制度层面上，法官职业道德应当由国家立法加以解决，而目前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

则》、《法官行为规范（试行）》等规范性文件调整，尚得不到社会层面的全面认同；其次，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看，法官一直被作为普通的国家工作人员管理，工资、级别、待遇还没有充分体现法官的特殊性，法官职业化进程有待进一步推进；最后，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物质基础，同样，法官职业道德的建设也离不开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从优待警的各项政策还要再进一步的落实。

（四）注重发挥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基层法院要不断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坚持用正面的典型塑造人、正面的形象影响人，积极宣传基层法院改革的历程与成效，宣传基层法官的清廉、高效与公正。这样不仅会激发广大基层法官的职业神圣感、使命感和自豪感，而且能吸收大量优秀的法律人才加入基层审判队伍，基层优秀法官流失现象也将会得到有效解决。

（五）积极发挥院庭领导的示范带头作用。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作为基层法院的院庭负责同志，一定要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锻炼意志品质，提高精神境界，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优良品德去影响和激励其他法官，带动和促进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全面发展。既要注重培养和宣传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廉洁奉公的先进典型，又要毫不留情地严厉查处道德败坏、违法违纪的人和事，充分发挥正反两方面典型的激励和警戒作用。

总之，加强基层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只有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方法才能从整体上提升基层法官的职业道德修养，才能迎来司法权威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