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中的周恩来[大全]

第一篇：文革十年中的周恩来[大全]

文革十年中的周恩来

鲍剑勇

关键词;文革周恩来奉献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一首文革期间“反动诗人”心声真实的写照。回首那段历史，也真是放眼处皆血红啊！

文革，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然而在这场灾难的背后一直有许多人为拯救这个民族牺牲奉献着自己的生命。文章主要讲周恩来为了抵抗灾难，做了许多人们不知道的事，拯救很多无辜的人，自己也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痛楚，他真正是奉献了一生。

一,鞠躬尽瘁

文革时期周恩来主要担任着总理和外交部长的职务。其实这两件事情已经让他忙的不可开交了，当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席卷而来时，周恩来誓死与中央文革尖锐对立，保护了许多老革命干部。

“文化大革命”初，当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时，周恩来一直努力以组织原则说服造反派，不要随意揪斗刘少奇，以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后来，“文化大革命”施虐全党全国，刘少奇首当其冲，蒙受奇冤。周恩来已是无能为力，他为此也为没能保护好刘少奇而深自内疚。其实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不正确的话，不过我觉得在那种情形下，人都是活着很纠结的，无法做到尽善尽美。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心态和作用，有着更多的理解和宽容，1980年8月，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认真而诚恳地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往．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在斗争最高潮时期。周恩来仍然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张名单首先提到了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子力、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同时，也包括了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首脑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周恩来保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是真诚的，也是不遗余力的。为了让参加两个“大闹”的老同志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他拟定并经毛泽东批准了名单。这些老同志如期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姓名第二天见报。按照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表明他们不是打倒的对象。围绕着对这批高级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绞尽脑汁地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认为，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联系或影响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通过同他们的合作，可以团结一大批人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解放后，他多次讲过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要有新的发展。周恩来在“文革”中坚持了“统一战线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他所起的作用，正如胡耀邦所讲：使许多朋友理解和原谅了我们的许多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念。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保护的朋友和他们身后一大批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台工作的舞台上时，心中不禁升起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操心的事情是最伤人最耗费精力的，这个时期总理过度劳累积劳成疾，留下了很多病根子。但他依然鞠躬尽瘁，为人民挤出自己生命最后几点火光，驱散人民心头的黑暗阴霾。

二,死而后已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望着，望着„„”

1976年，刚过新年的第八天，我们的周总理就与世长辞了。这是我小学学的一篇课文叫做“十里长街送总理”。还记得这篇文章写得很沉重，配上那黑白照片更加让人无法停止悲痛。周总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们又开始孤独了。其实周总理已经病了很久了。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尽管日理万机，由于身体素质好，一直很少生病,而“文革”中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和内心的极度焦虑，使得周恩来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长期的劳累与缺乏睡眠，1967 年2 月2 日，医生诊断周恩来患有心脏病2 月3 日，工作人员和几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劝周恩来注意睡眠，保重身体。周恩来看到后，在上面签字答复：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而在4月处理广交会的问题时，他又连续工作长达84 小时未睡眠。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紧张与严重睡眠不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自此以后，周恩来每晚睡觉前开始吸氧，并每天服药4 次。当时从周恩来应要求为国庆节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均因手发抖而未成功就可以看的出周总理已经病的很深了。1972 年5 月12 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 个红细胞。5月18 日，74 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1974 年,周恩来的癌症继续恶化，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肿瘤发展快，恶化、溃烂、出血量增多，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严重困难。初时，凝结的血块较小，小便时稍微用力即可排出，后来血块大了不容易排 出，排尿时异常痛苦。工作人员看到周恩来用晃动身体、扭腰、不由自主的跳动等方法，把堵塞在尿道口内的血块移开，或是挤出来。当一些小血块随尿液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后，周恩来往往会长嘘一口气，额头沁出汗珠。此时，精疲力竭的周恩来会躺到沙发上静养一会儿，积蓄力量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真是令人见之心痛，闻之动容。如此病秧的身体与精神，周恩来仍然没有放弃为国家事业而继续奋斗，我真的无话可说了。1974 年6 月1 日,周恩来告别了生活26年的西花厅,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 医院,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323 天。然而病魔一直纠缠着他羸弱的身躯。自6 月1 日住院, 做了第一次手术, 到1976 年1 月8 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去坚持工作啊，而周恩来却一直没有放弃。1976 年1 月8 日上午9 时57 分，周恩来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终年78 岁。在他弥留之际，周总理留了他生前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 要你们。”这也是多么坦然淡定的话语。仿佛死才是一种解脱。总理他奉献了一生，无欲无求地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孑然一身，正气凌然。

后记：我选这个题目也可以称得上是解决了我个人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吧，记得当年在读初中历史时候，我和父亲聊天聊到周恩来时候，当时父亲就说周总理是一个世故圆滑的当官的，然后他解释到周恩来在文革内乱中因为明哲保身而做了很多违背良知的事情。我当时也好奇问什么在个连刘少奇主席和邓小平等一系列领导人都被打倒的年代里，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他却能安然无恙的继续从政，我当时的确不明白，也站在了父亲的阴影下看待他。如今我搜了一些资料，也了解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基本情况，也对周总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现在觉得冰心老人说的好对：“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中的第一位完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我想在这里为我之前的无知向他致歉！

第二篇：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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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周恩来在这样的处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两条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少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一．自我保护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抗争策略。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一。

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１９８０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毛泽东要搞“文革”，周恩来挡不住。“文革”中，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内心并不赞成，为了避免与毛泽东产生直接冲突，也不得不采取附和态度。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得不表态，如果他不表态自己也要被打倒；还要看到，他附和也好，不附和也好，刘、贺等人都是要被“打倒”的。在保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多作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二。

“文革”中，周恩来多次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甚至江青对他的攻击，他基本照单全收。因为他们的批评，搞不好就要升级，一升级就被打倒。不让升级就必须把所有东西承担下来。周恩来通过作自我批评，化解了一波又一波对他的恶意攻击。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自我批评，接受大家帮助。周恩来开始不明就里，一面检讨，一面说明事实。但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一下讲周恩来不能贯彻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推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一下讲周恩来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周恩来争辩说，我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这一顶，被认为态度不好，又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发话，政治局会议改由王洪文主持，不要周恩来主持，并扩大会议范围。周恩来一看势头，马上就把所有罪名承担下来。由于周恩来检讨“深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周恩来终于化解了这次极其凶险的政治恶浪。坚决抵制致命的陷害，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三。

“文革”中，周恩来曾遭遇致命的陷害，这就是“伍豪事件”。对这样的致命陷害，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又果断的抵制与澄清，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平息了可怕的**。１９６７年５月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讲红卫兵在旧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叛徒集团的脱党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断然地予以反驳，并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争取支持。５月１９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

二．积极发挥作用

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往往是在毛泽东出台政策之前，通过提出正确的意见影响毛泽东，间接发挥自身作用。比如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提出一系列限制“文革”恶性发展的意见，尽管

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对毛泽东是产生影响的。不久，毛泽东批准了一些稳定局面，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文件。又比如１９７２年，周恩来建议批判极“左”思潮，开始毛泽东没同意，但不久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明显是受到周恩来影响的。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来发挥自身作用。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总体思想是错误的，但期间也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对毛正确的意见积极宣传贯彻落实。比如毛泽东讲要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就大张旗鼓地抓生产。在保护老干部方面，毛泽东有一个很好的党外朋友叫章士钊，受到红卫兵冲击，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出来缓解一下。毛泽东把这样的问题交由周恩来办。周恩来就列了一份要保护的干部名单，把好多人都列了上去，讲这些人是不能动的，要保护的。

巧妙阐述毛泽东的意见，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思维很快，他是诗人，形象思维非常好，想到什么说什么，但一句话出来后，政策上不可能那么具体可操作。周恩来就利用这一点，在出台具体政策上发挥作用。比如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夺权，但对于什么权可以夺、怎么夺没有具体东西出台。周恩来就讲夺权是要夺的，夺什么权呢？一是夺走资派的权，不是走资派的权，不要夺；二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权不要夺。可以组织两个班子，造反派一个班子专搞文革，老的领导班子继续抓生产。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出自己的解释，对“文革”的错误起到限制作用。

通过主动揽责，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自己的错误，这样纠错就容易得多。比如对大跃进的错误，他在１９６２年１月七千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大跃进过程中的某些错误，早就要求我们把指标降下来，是我这个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对主席的指示理解不到位，指标虽然降了一点，但仍然高，责任在我，我要交帐。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自己把责任揽下来就容易纠正，使得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能得到顺利推行。

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客观造成的，从而加以纠正。

比如讲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三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原因大家知道，主要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但是周恩来讲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他讲这几年的自然灾害不仅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甚至从他们这一代记事起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自然灾害虽在局部较严重，但远没到粮食严重减产的程度。他讲自然灾害造成困难，那么政策调整就是面对自然灾害来的，而不是面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来调整。这样毛泽东也就能够接受。

第三篇：文革论文

文化大革命成就了谁？

牟宗辉

历史学

1321010019 摘要 本文着重剖析了文革时期各个集团的利益获得，从各个集团剖析，分析了各政治集团人员受到了文革怎样的影响，谁在文革中成长，谁在文革中获利，以及文革到今日人的影响，体现出文革时期各股政治力量交错博弈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 成就 影响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50年前的那场浩劫，打乱了新中国应有的发展进程，出现了各种政坛新星、政坛直升机，纵观这十年，无数的人起来了，无数的人下去了，邓小平三起三落了，刘少奇彭德怀被打倒了，四人帮得权了，林彪集团得势了，青年学生到乡下去了，工农兵大学生进城来了。多少的变数，多少的未知，变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在这个什么都乱了的时代，在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究竟成就了谁？让我们来逐一分析。

首先，要说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我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于我国我党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着实不敢有太多的评价，但在历史已经评价定义之后，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万年的错误，那么再来考虑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改变了新中国发展的一片大好形势，增加了刚刚稳定的国家政权的投机性。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在长时间的社会**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这些也使得毛泽东同志晚年猜忌多疑，说文革成就了毛泽东，简直是无稽之谈。国家建设被耽搁，最高权力被架空，想必毛泽东被人也没想过文革会带来这样的后果。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造成了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巨大的伤害。所以文革基本可以说是毁掉了毛泽东的伟人形象。

第二个说林彪集团。其实在我看来，林彪集团煽动文化大革命，策应此运动实在多余。首先，党内对于毛林二人的暧昧关系有目共睹，都知道二人的微妙关系。在麾下众多的战将中，毛泽东对林彪是器重的，是信赖的。说不上是刎颈之交，却也是患难知己，毛泽东愿意向林彪倾吐心声，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其说是批评和责难，不如说是耳提面命，悉心栽培，毛泽东对林彪急了，也就是一句：“你这个娃娃，懂得什么！”完全是一副兄长的模样，换上别人，毛泽东未必这么宽容。同样林彪对于毛泽东是尊重的，拥护的。（1）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林彪变了，开始顺着毛，在老革命家被迫沉默的时候，他手舞足蹈地高兴地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做这些，就是不断地巩固自己的位子。同时，文革的深入和更坏作用的产生，是从林彪开始的，林彪开始搞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以保卫自己在党和政权中的位置，回过头来想，林彪貌似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文革如果不深入，那么四人帮就不会得权得势，王洪文就不会影响到林彪第一接班人的位子，也是因为林彪本人非稿浮夸风、盲目崇拜，才会使得毛泽东对其心生厌恶，转而猜忌，进而排斥。由此看来，林彪的失宠更像是一个必然，是自己给自己的必然。文革之前，林彪的势力范围就已经不断扩大，而毛泽东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考虑与过问，放手让他培养嫡系。在林彪叛国出逃的时候，毛泽东也只是淡淡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且不论林彪坠机的原因，单纯从言语中得知，毛泽东不想杀林彪，而且林坠机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情绪是低落的，所以可以认为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信任林彪，而对林彪的错误也是一直以一个长辈的要求等着他悔改。林彪机毁人亡的后果应该是自己造成的。如果文革早早过去，那么刨除健康因素林彪就可以顺利的当选国家领导人。但是林彪由于自己的身体原因，急于上台，到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第三说江青集团，四人帮无可辩白，文革中坐着直升机凌驾于最高权力之上，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四人帮无疑是成功的，工人出身的王洪文竟然可以染指最高权力。但四人帮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究竟获得什么了？一无所获。江青在狱中自杀，张春桥狱中患病，王洪文抑郁而终，只为了一时的位极人臣，最终还是在1976年10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联同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由，把四人帮哄骗到中南海怀仁堂，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协助把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一逮捕。事后，华国锋接任最高领导人，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均遭到法院审判。在这样的高位，四人帮最终还是覆灭，所以他们也不是赢家。

第四，老一辈将帅、革命家。老革命家们在文革中多数惨遭迫害，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在文革中不幸逝世，刘伯承一心教育，远离政治中心，徐向前元帅和叶剑英元帅保留了实力日后平反，彭德怀在文革中被推上风口浪尖，最后也被迫害致死。文革中的老革命街们都形成了鲜明的两极，要么迫害致死要么顽强生存，而日后正是因为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人的左右，文革前后权力等对比，其实老一辈革命家并没受到太多改变。

那么文革究竟成就了谁？我的答案可能会让您大跌眼镜——文革中的知青们。为何这么说？

我知道很多知情不愿提起这段历史，是心理永恒的伤疤。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知青，由于他们多数来自于大、中城市和内地，并具有一定的文化，他们的到来，既为农村带来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又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生力军，还为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知青思想活跃，工作勤奋，学习刻苦，思维敏捷，善于吸收知识营养，敢想、敢说、敢干，充满了青春活力，与边疆各族人民以及农垦职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经过艰苦的磨炼，他们中有一大批在锻炼中迅速成长，一方面由于是年轻人，所以朝气蓬勃，思想单纯，富于幻想，易于接受新事物。求知欲强但识别能力低，看待事物易犯主观片面，处理问题容易简单冲动。另一方面，知青有一定知识，因此对社会变革比较敏感，喜欢质疑和争论，富有理想和献身精神，开始思考 “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类问题。然而他们往往又是急躁的理想主义者，人生观、道德观的不定型使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由于自我实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所以经常会有苦恼、迷茫、沮丧与不安伴随着他们。

我作为后来人真的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理解不到他们的痛处。但是我从历史角度分析他们确实最大的受益者，是文革中发展最快的一批人。

文革给了这一代人身上抹不去的烙印，坚毅果敢，百折不挠，正因为多了这么多年的历练以及多少年的苦读与不放弃，才导致了知青们成为了新中国半个世纪知识水平最高的一群人，而且他们经历过大风大浪，早就磨平了身上的棱角，在政治上也平步青云，习近平李克强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经过了一个时代的磨练，文革知青们早已把身上的缺点全部抛弃，作为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他们是完美的。

与其说文革毁了一代人莫不如说文革成就了一代人，这一代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成为共和国史上质量最高的一代人。文革给了这一代人独一无二的时代印记，独一无二的群体特征，也正是这一种灾难一样的历练，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成为了祖国几十年来发展的中流砥柱。

所以说，文革成就了他们。

第四篇：反思文革

反思文革，重新认识毛泽东！

任继愈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提高了中国人的鉴别力和抵抗力，对于没有法制的“民主”和没有纪律的“**”有了免疫力，对于各种外来思潮有了抗干扰能力。因此，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风雨”般的洗礼，是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文革以后，“反正”干部轻装上阵，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其中的历史玄机，印证了毛泽东“不破不立”、“大乱而后大治”的战略思想。文化大革命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准备和思想动员，其中的因果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文化大革命是官僚体制的“自我革命”，是彻底清除贪污腐败、防止干部队伍思想僵化的一次实验。对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提高了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剂“防疫

有了“文革”的大调整和大清理，邓小平的时代就显得干净利索、一帆风顺，成本很低、代价很小。跳出具体是非的纠缠，抛开一时得失的计较，丢掉个人恩怨的包袱，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用“整体历史观”的方法审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对比“法国大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苏联“解体”式的“历史调整”，“文革”的历史代价在过渡阶段的“政治**”中是比较小的。在“文革”中打倒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上山下乡”、“深入群众”、“改过自新”，一旦“文革”结束，全部平反上岗，成为改革开放的“生力军”，他们富有活力、思想解放，他们精力充沛、具有“空闲”多年的积极性爆炸性地释放出来，成为毛泽东为中共保留的“战略预备队伍”，这又是多么英明的远见？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的“历史传奇”，它与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局势相呼应，共振、共鸣，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演绎了“荒诞”、“怪异”的“革命戏剧”。对比当时的美国和欧洲（法国为典型），中国的事情绝非偶然。“文革”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中国特色”的一场政治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洗礼，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其中的因果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许多荒诞、怪异的事情并不亚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体制僵化、贪污腐败、堕落变质，这不是执政党的内在危机吗？“利益集团”只能上不能下，怎能不脱离群众？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和重大失败，我们应该历史地看、辩证地看，只有心平气和地检讨和审视，才能避免重蹈覆辙。相反，那些幼稚的见解、偏激的观点和极端的评论不正是“文革遗风”吗？

在十年“文革”期间，领导干部被“整顿”和“清理”，积习难改、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下台以后“深入基层”，无非是“劳动改造”、体恤下情，而“工农兵”上台、“草根阶层”翻身执政，陈永贵、吴桂贤等毫无靠山和“背景”的“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副总理，这种角色转变给整个中国的思想观念造成了怎样的冲击？纵观历史变革，“工农兵”上台执政都是在“血雨腥风”中完成的，而“文革”却是如此“和平”过渡，这不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吗？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们以牺牲自己和“中共领导集团”的利益为代价，保全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并未受到“文革”的“伤害”，相反，“统治阶级”被打倒，劳动群众“扬眉吐气”，这有什么不好呢？“文革”适当地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发热”过程，保全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这不是国家之福吗？要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环保运动”和“生态学革命”正是随后大规模经济开发的警告。如果考虑到六十年代欧洲“绿党”的影响和“绿色和平组织”的历史意义，60年代的中国，发展放缓一些并非坏事。现在，检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成败得失，许多事情已经追悔莫及。“文革”的经济迟滞，或许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刘少奇集团被“打倒”，所谓的“刘邓路线”被拖延了10年，这就给整个中国经济调整和飞跃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从长计议，莫非天命耶？

仿照古风，吟成几首，抛砖引玉，欢迎斧正！反思文革 张正春

文化大革命，主席一声令。打倒当权派，批判刘和邓。反帝反封建，批林批孔孟。九州狂风起，一枕黄粱梦。人间大民主，世上照妖镜。欲观众生相，工农商学兵。善恶现原形，大浪淘沙净。烈火炼真金，明心见真性。天雨洗红尘，世界真清静。改革一身轻，开放能稳定。

毛泽东赞 张正春 其一

楚人毛泽东，生在韶山冲。赤心救中华，壮志斗群凶。弱势战强敌，根基立农工。推翻旧社会，新华第一功。乾坤换日月，齐唱东方红。长征行万里，跋涉何匆匆？ 声东又击西，大闹玉皇宫。出没鬼神愁，开合风雅颂。纵身波涛起，美帝怕惊弓。揭穿纸老虎，羞煞北极熊。团结亚非拉，四海共尊崇。全民大跃进，天下皆为公。改造旧山河，豪气如长虹。文化大革命，造反最光荣。精英落魄后，草根是英雄。自由无纪律，民主乱哄哄。九州无宁日，万世有孤忠。阴阳相颠倒，上下相贯通。思想大解放，风雨随蛟龙。尘埃落定时，寒霜送秋鸿。寂寞赏红梅，大雪压青松。冬去春又来，鸟语百花丛。轮回多少次，善恶相始终。浮沉千古事，往来一时空。中华兴礼教，法制守正宗。大乱思大治，国运日兴隆。和谐呈祥瑞，大地尽包容。全球一体化，世界归大同。其二

国庆六十赞毛公，中华千古第一雄。群凶争霸无宁日，独立乾坤学悟空。西行路上多磨难，爬山涉水取真经。人定胜天多壮志，天下有谁能识君？ 其三

大庆虽六十，文明续五千。精神昭日月，中华换新天。评毛泽东与蒋介石

从长计议莫伤悲，来日方长断是非。水火不容双虎斗，阴阳互补四海归。刚柔相推成大器，往来不穷比翼飞。尘埃落定有真相，众生平等无尊卑。

第五篇：文革作业

浅看“五七道路”

一、写在前面的话

“走五七道路”、“上山下乡”、“知青”这样的名词，对于我们这些八零后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相当的陌生，即使略知一二，恐怕也有如听隔世之语。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看起来甚至有些荒谬的事情和相似的经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竟会在一个又一个家庭里发生。

在没有接触这段历史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五七道路”，身边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也没有几个知道“五七道路”的具体含义。其实这也不怪，三四十年前的事对于当时还没有出生的我们这一辈来讲确实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这些词汇对于千百万当年风华正茂的上一辈而言，却是刻骨铭心的。这些用他们青春、理想、汗水、无望诠释过的词汇，已永远印记在他们心底，并伴随着他们走过了大半生。

说来惭愧，直到真正开始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知道邻居家已去世的爷爷在文革期间也曾是一名“五七战士”，老爷爷生前很喜欢讲述自己以及家庭的故事，可我那时年纪小不懂事，从来没有想过认真去聆听，现在想起这些，真的十分后悔。我只知道邻家叔叔在很小的时候全家下过乡，过过几年苦日子，至于个中细节，从来没有认真地了解过。这次的作业给了我一个机会去真正意义上接触那段特殊的岁月，揭开表层的面纱审视文革留下的烙印。在这次不算是正式的“采访”中，我惊讶地发现平时乐观且总是面带笑容的叔叔在讲述那段历史时脸上时常会露出伤感、深沉的表情。叔叔在全家下乡的时候只有八岁，文革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都已经留下了如此伤痛的记忆，可想而知，对于老爷爷来说，下乡那近四年的时光是怎样的痛苦和艰难。这次，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位叔叔亲身经历的文革岁月，算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来自于我的专业，它推动我去了解、深入这段充满血与泪的历史。

二、关于“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是中国近代文革时期《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封信的论述，远远超越了对部队农副业生产作批示的范围，而对军队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预示着军队统摄全局的社会稳定作用），甚至对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设计。如果说《给江青的一

封信》、《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之于文革“破”的纲领，“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⑴“五七指示”勾勒了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这同1958他年设想的人民公社差不多, 但增加了“ 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⑵

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摘要公布了这封信，并第一次对此进行了权威的解读，比较敏锐地触及到了毛泽东遐想的核心。文章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⑶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对理想国的一次展望。除了紧迫的现实政治目标和生存需要外，还有他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驱使他投下赌注。这个美好新世界，是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封闭自足为特征的，政社一体化的农业文明的典范。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自给自足、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把低水平公平当成最高目标，不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模式。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文革时的许多现象，诸如五七干校（建立之后又经历了它自己的演变）、战备学校，校办工厂，工厂、街道的农场，在校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等“新生事物”和社会实践，都是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孕育、产生的。⑷

三、采访内容

说明：此部分内容为录音整理，采访对象是从东北移民来广州的邻居家叔叔，转换成文时省略部分与主题不相关语句，并交与当事人校正。采访时间为2009年5月20日，地点在邻居叔叔家中。为方便记录，以下内容所涉及人物，本人简称为我，叔叔简称为叔。1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年轻时候的您父亲与母亲—老爷爷及老奶奶吧。

叔：我父母都生于一九二几年，你老爷爷在伪满时期的长春财政局工作，你老奶奶奶在邮政局工作。当时他们俩都算是知识分子了，尤其是你老爷爷，年轻的时候在伪满时期的日本商科学校的财政专业毕业，成绩非常好，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在学校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书，还经常写写诗、演演话剧什么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挺小资的人。当时他们学校有个日本老师，特别喜欢你老 1． ⑴⑷王禄林《初探》，《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2．⑵黄瑶：《毛泽东为何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3．⑶《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1966.08.01 [1]。

爷爷，也很器重他，他们俩的关系很好，后来日本投降了，那个老师就回日本了，但是你老爷爷和他一直都有联系，经常写信交流，文革后才停（止来往）的。

我：老爷爷毕业以后是不是一直都在财政局工作？

叔：没有，你老爷爷毕业以后先在财政局工作，后来转到建设银行了。不过他一直都是搞财务工作的，他上学学的就是这个嘛。而且我爸爸专业学的很好。刚解放的时候，那会儿国家不是搞企业公私合营嘛，他作为专业工作组（的成员）经常去上海那边儿参加这些工作，后来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公认的专家了，尤其是在基建会计和核算方面，经常发表些文章啊什么的，他们单位的人也总是有什么不懂的就都问他，你老爷爷还带学生，前几年他生病的时候还有学生来看他呢。咱们家你大姑（注：叔叔的大姐）受你老爷爷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她现在也是会计师嘛。

我：那后来文革开始了以后咱们家受到的冲击有哪些？

叔：还是相当大的。66年到69年吧，文革刚开始，各方各面的冲击就都有了。有说你老爷爷出身不好的，因为他那辈是经商的嘛，（当时）就有人说你老爷爷是资本家的后代，你知道资本家在文革的时候是要被批的多惨的。还有说你老爷爷是为伪满政府效力的，伪满政府是日本人建立的，你帮日本人做事，那还得了？！而且后来日本投降了，他和那个日本老师还一直有联系，这事儿也被人当成把柄了，说你老爷爷是日本特务，唉，说什么的都有。你老爷爷吧，做人特别老实，发现怎么解释都没用，后来也就没再怎么解释了。你想想，这些原因，你老爷爷在文革的时候能不被批吗？后来到了69年，咱们全家就下放到东北农村去了。

我：下乡的时候你多大啊？还记得刚下乡那个时候的情景吗? 叔：记得。我那时候才八岁，你大大爷（注：叔叔的大哥）十九岁，你老姑（注：叔叔的小妹妹）最小，才五岁。好像是69年12月吧，忘了是二十几号了，好像是二十六号。你老爷爷你老奶奶、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家八口坐了一天的车才到的那个村，当时后面跟着三大卡车，一辆装家具的、一辆装衣服啊、锅啊这些生活用品的，另外一辆装的全是你老爷爷的书，后来那些书也几乎全没了，太可惜了。我记得那几天下大雪，一下车的时候眼前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别的什么也看不到，那片地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大片沼泽地，夏天长满草，冬天被雪一盖，就是一片白色，当时觉得那真叫一望无际啊！我和你大爷、老姑他们一看见那么一大片雪，就想着往雪里冲，小孩儿贪玩啊，一冲可到好，没走两步就走不动了，雪那么老深，根本动弹不得，后来还是那儿的村民把我们弄出来的。那地方好像是吉林省九台县的一个叫二道的小队，反正就记得（那里）特别穷，整个村子都没有电，你知道最穷的家是什么样吗？最穷的家里什么都没有，最多就有一口锅。那时候农村里面的房子窗户都没有玻璃，只有窗框，玻璃这种东西，想都不敢想。大多数人家里都是拿塑料啊、牛皮纸啊什么的往窗户上糊一层，塑料都算得上是高档品了，再差一点的就只能用报纸。你想想啊，牛皮纸怎么能挡风呢？吹吹不就破了？更何况是报纸？！所以你说那时候的日子（有多苦）„„我记得咱家对面有户人家，家里穷的就剩一床棉被了，东北啊，冬天的时候那个冷啊，他那一床棉被一家好几口一起盖，有时候孩子冷了还得从（棉被）里面掏点棉花出来补棉衣，你没经历过，什么叫做刺骨的冷啊？那时候我就知道

什么叫做刺骨的冷了，风“呼呼”一吹，是真的能把棉衣穿透啊，把人冻得生疼生疼的„„

我：天啊，完全想象不出来（那个场景）。那你们家当时住在哪？条件怎么样？

叔：咱家刚到的时候车开不进去那条村子，就在路边把我们放下来了，后来是那些村民带我们找到要住的“新家”的，我记得那个房子是租一家姓李的，我们管他叫老李，那房子是个土房，土房就是用土坯建的房，房顶用茅草铺着，一共有五间房，老李家住两间，咱家住两间，中间那屋公用，放两家做饭用的灶台啊、杂物啊什么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刚到那个家门口，你老姑就“哇哇”大哭，她才五岁嘛，什么都不知道，看见不是自己家，就说什么都肯进屋，缠着你老奶奶说要回家。

我：那当时爷爷奶奶在刚下到农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叔：那他们的心情肯定是很难受的了。以前听你老爷爷说过，刚接到通知说要下放的时候，他和你老奶奶哭过好几回啊。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小啊，不知道将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们不一样啊，他们知道农村的条件是怎么样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以为一去就回不来了，永远都得待在那么一个小地方，过那种苦日子，再加上头上被人挂了那么多罪名，你想你老爷爷能不郁闷吗。

我：跟我说说下乡后家里的生活吧。

叔：恩，下乡以后你老爷爷就帮县里做一些工作，他们知道你老爷爷原来是搞财务的，就让你老爷爷帮公社啊、大队啊这一级的单位做一些指导还有检查的工作，所以那时候你老爷爷经常要在各个公社、大队之间来回地跑，你老奶奶也帮队里做一些工作。大大爷和二大爷在队里参加劳动，你大姑、大爷还有我就上学。上的是什么学校我现在记不得了，反正就记得上学要走很远的路，每天早上五点多就得爬起来，那个路特别难走，都是那种泥泞的小路，有的地段连路都没有，就不能算路了，得穿过一堆草才行。我们穿的鞋都是很差的布鞋，鞋底啊，鞋面儿啊，都很薄的，走着走着鞋就被露水给打湿了，然后到下午放学了（鞋）差不多干了，每天都是这样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穷嘛，什么都得省着用。我刚才不和你说了你老爷爷拉了一卡车的书都没了吗？那时候冬天柴草都是湿的，下雪嘛，没有东西烧啊，你老爷爷就把他那些书点了来引柴火，那些书现在都很难（在市面上）找到了，大部分都是线装书，现在想想啊，如果当时没有下乡的话，这些书估计都能保留下来，肯定非常珍贵。

我：那吃的呢？是不是全是玉米碴？

叔：呵呵，有玉米碴，窝窝头，有时候摘点儿野菜啊什么的，咱们家相对来讲算好的，你老爷爷还能想办法弄到一点儿肉啊、鱼啊、白面儿馒头啊，不过那（机会）也是很少很少的，而且你想，咱家那么一大家子人，每个人也就能分那么一小点儿，不过能有肉吃，那就像过年一样啊，那可真的是营养品了。

我：我听说您二哥是在下乡的时候没的，当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叔：你二大爷是在70年冬天没的，死的时候才十八岁，特别突然。有天早上，吃完（早）饭后，我二哥说他肚子有点儿疼，你老奶奶就劝他别去队里干活

了，你二大爷（注：叔叔的二哥）怕队里的人说闲话，说城里人娇气，就说没事儿，后来还是去队里干活了。当时他们干的活儿就是把冬天堆的化肥运到田地里面，春天的时候要用，东北冬天冷啊，那些肥料都结冰了，冻成一块儿一块儿的，就得有人用镐头（把肥料）弄碎才好（搬）运，你二大爷就是在那块儿负责弄碎肥料的。他当时来回不停地抡镐头，得用力啊，就刺激到肚子疼的那块儿了，后来他实在疼的是受不了，就告诉你大大爷，（大大爷）找来了队里边唯一的一个医生，现在看那哪是什么医生啊，就是稍微懂一点点医疗常识的人，这个“赤脚医生”看了一下，说问题不大，吃两片去痛片就好了，可是（吃了以后）一点儿作用都没有。到了中午的时候，你二大爷已经疼的不行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了，那个“赤脚医生”还是说没什么大碍。

一直拖到下午，人都已经疼的昏过去几次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队里就派了一辆马车要把你二大爷送到县里的医院去看，你大大爷和另外一个赶马车的人一起送他过去。其实吧，那路不是特别远，也就四五十里，相当于现在二十多公里吧，主要是当时那路吧，特别难走，地上都是雪，坑坑洼洼的，人走的可能都比马快。你说谁能想到你二大爷这就回不来了呢？走了不到俩小时，天就黑了，你二大爷已经疼的没有意识了，就马车的那个速度，可能还没到人就不行了，你大大爷着急啊，就在周围到处打听，后来有人告诉他附近有个部队，里面应该有医生，你大大爷就骑着马车的那匹马往部队赶，那匹马身上什么缰绳啊、马鞍啊都没有，在路上就把你大大爷给颠的摔下来了，当时地面刚好有块儿大石头啊，他的后脑勺就撞在那个石头上，当时就晕过去了，后来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醒过来，一醒又重新骑马往部队赶，到了部队以后找了个医生过来，你二大爷那时候已经死了，你大大爷不相信啊，坚持要把你二大爷送到县里的医院，到了县医院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时候，医生再怎么看也没用啦，人已经没了，后来查出来你二大爷得的就是普通的急性阑尾炎（穿孔），要不是在路上耽误那么久，肯定能治好的，及时动手术就行„„

你二大爷吧，特别爱学习，很聪明，如果他能高考的话肯定是上清华北大的料，可惜了呀„„而且吧，因为你大大爷不是（在途中）从马上摔下来脑袋磕到石头了吗，可能这就留下了病根儿，你大大爷回城里不久就检查出得了脑瘤，医生说这可能和剧烈撞击有关，回城后过了两年，你大大爷就又没了。当时你老奶奶一听到你二大爷死了，当场就昏过去了，醒了以后就跟疯了一样，就完全精神失常了你知道吧，人就崩溃了啊，（那段时间她）经常趁我们不注意就跑出去大叫，又笑又哭，总得有人去找她把她领回家，你老爷爷也是，一夜之间头发就白了，愁的啊。

到了七零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当时县里面换了个县长，原来（在长春时）和你老爷爷是在一个系统的，都在财政局工作，你老爷爷还给他上过课，他叫你老爷爷老师，这不有了这个关系吗，他就给咱们家安排到另外一个好一点儿的生产队了，也是因为你老奶奶的精神状况，一直住在原来那个地方可能精神就好不了了，新搬过去的地方条件就好了不少，住的啊、环境啊各方面都比原来强，你老奶奶到了71年初的时候慢慢就好起来了。

我：之后的日子是不是就好过了许多？是不是一直就挺平静的呢？

叔：哪有，后来又有两件事儿，现在想想也挺危险的啊，差点儿你大爷和你老姑也回不来了。

就那年秋天，有一天我和你大爷去地里采向日葵，向日葵都很高的，得有东

西割啊，你大爷当时手上拿着把镰刀。去采向日葵的路上吧，得翻过一堵墙，你大爷翻过去的时候不小心就翻到墙对面的一个沟里了，他的右手吧，就按到左手拿的那把镰刀上了，当时就把手切开好大一个口子啊，那血流的啊，衣服啊、鞋啊上面都是血，不停往外冒啊，大拇指和手掌这块儿差不多都被切掉了，我当时都被吓傻了，边哭边往家跑，到家以后你老爷爷你老奶奶马上就去队里找医生，医生赶过去的时候也被吓着了，那血止都止不住，没办法啊，（队医）就用一条塑胶管子把受伤那只手扎紧，然后叫人用马车送到公社医院去，你老奶奶当时被吓的不行了，死死抱住你大爷啊，生怕再有个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到公社医院以后吧，医生看看你大爷说这孩子的动脉被割断了，他们救不了，要救的话就必须得送到县医院。你大爷不停流血啊，不能再用马车送了，之前你二大爷那件事儿就是教训啊，速度慢成那样„„后来你老爷爷就想到县长了，他不是你老爷爷当年的学生吗，你老爷爷就想看看能不能托他帮帮忙，后来联系上了以后，县长就派了他的车把你大爷送到县医院了，还找来（县里）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做了一晚上的手术才抢救回来，就是这样你大爷的命才保住了。你大爷现在右手的大拇指这儿都不灵活，就是当时留下来的后遗症。

你大爷出院以后，你老奶奶就把他送回长春，送到你太爷——就是我爷家里了。那时候你大大爷也已经回长春工作了，在机车厂工作，就剩你大姑、老姑还有我和你老爷爷你老奶奶继续待在农村，他们（指老爷爷奶奶）可能也真是怕了，怕再出点儿事儿什么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几年，接二连三地出事儿啊。你大爷刚救过来，你老姑又病了，我记得是春节的时候吧，（她）身上突然冒出一个一个紫色的斑点啊，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紫癜，就是毛细管出血症，那种病当时也是很危险的啊，治不好也是要死人的，你老爷爷你老奶奶把你老姑背到县医院，医生看了以后说治不了，让他们送回长春治，你老爷爷你老奶奶又连夜往长春赶啊，你老姑问你老奶奶会不会死，你老奶奶一下就哭了，急的啊！到了长春以后马上就找医院给你老姑治病，过了半年多吧，才给治好的。你想想，这么多打击，你老爷爷你老奶奶的精神得脆弱成什么样？换做是任何人啊，都是很难承受的。

我：是，我知道。然后呢？咱们家是什么时候调回长春的？

叔：72年十月份搬回长春的，九月份的时候你老爷爷接到的（调回）通知。下放以前咱家住的是伪满时期的房子，日式的，挺漂亮的一个二层小楼，煤气、暖气啊、地板啊都有，还有卫生间和小院子。调回长春以后不能再在那儿住了，你老爷爷你老奶奶就花钱买了个小平房，那房子条件就很差了，没有煤气，也没有暖气，得烧那种煤炉做饭和取暖。冬天的时候晚上不敢烧煤炉啊，怕煤气中毒啊，所以（冬天）每天晚上都是冻的直哆嗦，厕所还离家特别远，得走几十米才能到，我那时候最烦的就是冬天上厕所了，本来就冷得不行，还得走那么远，吹着风，可难受了。不过和下放那个时候比，已经算很好的了，起码一家人能在一起，也比较安全。你老爷爷又回银行工作了，你老奶奶也回邮政局工作，然后你大大爷在机车厂干的也挺好，你大姑、大爷、我和你老姑在附近上学，一家人在一起，挺高兴的。

到了七四年，你老爷爷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年底又分了新房，新房条件比原来好很多，全家搬进新家，家附近有个大果园，可漂亮了。直到这次搬家，（我们）才觉得是真的安定下来了，才真的是摆脱了原来（的日子），过上了新生活。

我：最后一个问题了，你觉得文革这段经历给你带来的最大感触是什么？ 叔：恩，在文革那个年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生的命运不能自己掌握，因为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连的，国运不济，还谈何个人的命运呢？那时候什么都要高度统一，不能有自己的个人意见，人人自危，精神受到压抑，文革的悲剧不仅使国家停滞不前，也使无数（个）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深受其害。我们成了文革后的第三届大学生，是赶上了时代的进步，看看文革，再看看今天，就觉得今天的生活是真的不容易啊，我们确实该珍惜。

以上为采访内容，在整理采访内容时，我另外用自己的方式以第一人称尝试站在叔叔的角度重新把他所叙述的内容以一个类似个人回忆的形式呈现出来。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使我更切身地去体会那段历史。在我写的过程中，仿佛真的有种参与到当年那段岁月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从任何一本书本上都得不到的一种新的体验。既然我们这一代没有真正地经历那段历史，就用我们的心去一点一点感受当事人的情感，用文字尝试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无奈和泪水尽可能地展现出来，个人觉得这种再体验的过程要比我们单纯了解那段历史来得更加有意义，毕竟，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经历过文革的人或许更多需要的是真正层面上的理解。

“五七道路”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也可以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历史无不留有所处时代的历史痕迹。

就从文革时期说起吧，1966年整个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十年为中国的文革时期，现在也称十年**和浩劫。文革十年不仅是对整个国家的浩劫，也是对我的家庭的浩劫，文革使我的家庭失去了亲人、留下了太多的创伤和心酸，那真实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的父母亲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父亲解放前在长春伪满时期的财政局工作，母亲在邮政局工作。我的父亲毕业于伪满时期的财政学校，由于当时是日伪政权统治东北，学校大多由日本老师授课，因此父亲日语非常好。父亲按现在的讲法是一个好学生，学习刻苦，喜欢读书，成绩非常好，并深得一位日本老师的喜爱，日本投降后这位老师回到日本还一直与父亲通信联系，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父亲一生都从事其自己所学专业，一直在财政及银行工作，在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也做出了很多成绩。解放初期曾参加由国家组织的企业公私合营工作，作为专业工作组远赴上海等地参加此项工作。解放后，在财政局、银行系统工作期间，是公认的财务方面的专家、学者和老师，撰写和翻译了许多专业书籍和文献，也为解放初期培养了许多财务方面的骨干。但正象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父亲也没能逃脱文革对自己命运所带来的一劫。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期间，父亲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有来自家庭出身方面的，因为父亲的家庭是商人出身。有来自解放前在伪满时期工作过的经历方面的，说是为伪满政府效力。还有来自父亲解放后一直与日本老师通信方面的，说是父亲可能是日本特务等等。这些冲击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也带来了无尽的苦恼和委屈。父亲生性老实本分，平时除了工作就是读书，工作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解放后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为什么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受此不白之冤呢？

1969年，父亲作为第一批所谓响应毛主席“

五、七指示”的“

五、七战士”被下放到农村去锻炼，即走“

五、七道路”。1969年12月的一天，我们一家8

口，父母，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我，最大的哥哥19岁，最小的妹妹5岁，我仅8岁，3部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全部的家当，从城市奔赴那未知的陌生村庄，其中一部卡车满载着父亲多年节俭省下的钱所购买的各种书籍，这些书籍不仅仅是书籍，而是父亲的精神世界。在那一时刻，父亲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6个子女是父亲的未来希望；独爱的书籍是父亲的精神世界；而此刻命运却将父亲的未来希望和精神世界推向了无法掌控的茫茫荒野，等待他的是什么只有苍天知晓。

北方的12月已是严冬，气温零下二十多度，几天前刚刚下过鹅毛大雪，我们经过数个小时的路途颠簸，终于在傍晚到达了我们的“新家”。这是一个北方的偏僻乡村，我记得是吉林省九台县的一个叫二道的小队，这个小队在当时是非常穷的小队，没有电，村子的对面是一片沼泽地，当时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眼里看，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荒野。我们的新家是队里安排的，可能是租借一家李姓人家的土房，房子是用土坯建的，房顶是用毛草铺的，总共五间，李家住二间，给我们家住二间，中间是公用的，作为二家做饭的用的灶台、杂物堆放等。我们乘坐的客车无法开到“新家”门口，只能停在公路边，而公路离“新家”还有一段不算长的路，我们下车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世界，作为孩子刚开始还有一些好奇之心，下车后就想到处跑，由于刚刚下过大雪，地下的积雪很厚，没走两步就被陷在深雪里无法行动，就这样在村民们的帮助下，我们一家8口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了新家的门口，我清楚的记得，我五岁的妹妹在新家门口放声大哭不肯进“新家”的门，闹着要回家，我虽然不记得我的父母当时是否眼里满含心酸的泪水，但我现在想来，即使他们当时没有流泪，心里也一定被刺痛的在流血。就这样，从那天起，我们开始了长达3年半的“新生活”。

我们一家在二道小队生活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期间我的父亲帮助县里对公社、大队等一级的单位进行财务方面的指导和检查等工作，经常跑各个公社、大队。母亲也帮助队里做一些工作。我的大哥、二哥参加队里的劳动，姐姐、三哥和我上学，但我记不得他们上的是哪所学校，我只记得我上小学要走很远的路，要很早起床，沿着不固定、也不叫路的路走去学校，清晨草地的露水经常是将鞋子打得透湿，到了放学才基本上干，第二天又重复湿而干。虽然在这个偏僻而贫穷的小村的“新生活”充满困难和不习惯，但我们的父母还是挣扎着使他们的孩子们尽可能过的幸福。冬天柴草湿无法点燃，父亲就将其心爱的书籍用来做引火的燃柴；因当时物资匮乏，父亲无论走到哪儿都想办法带回一些在现在看来根本不是好东西的“好东西”给孩子们增加点营养。

最初的一年农村生活尽管清苦，但总还算平静，可是70年的冬天，一件突发的事情打破了这清苦的平静。那一年的冬天，天气好像格外的寒冷，连空气好像都要冻结。一天早饭后，我的二哥说他肚子有点痛，母亲说那你不要去队里干活了，但二哥说：“没事还是去吧，不要让人家说城里人娇气”。当时队里是将堆积的有机肥料在冬季运到地里，以便春天播种时用，由于严冬将堆肥冻结，需用镐头将肥料刨碎才能运输。二哥就是负责刨肥料的，由于不断的抡镐头，使他的肚子越来越痛，后来二哥实在挺不住了，大哥找来了队里唯一所谓的“赤脚医生”，实际也就是穿着鞋的有一点点医疗常识的人给二哥看看，这位“赤脚医生”说肚子痛不算病，吃点去痛片就好了，就这样吃了二片去痛药片。但到了中午二哥肚子已经痛的不行，接连吃去痛片也不管用，直到下午3点多，二哥已痛得几次昏厥，才感觉严重，这时队里才决定派一挂马车将二哥送到县里的医院看看。从我们的驻地到县里要四五十里（20多公里）路，如果按现在有汽车及好的公路算，那是不远的路程，可那时都是凸凹不平的土路，加上大雪的覆盖，马车比人走路快不了多少，甚至还要慢。就这样，我大哥和一位赶车人载着我二哥上路了，对于我正值青春好年华的二哥，这就是一条永远不归的路。在走了不到二个多小时后，天就黑了，这时我二哥已经不省人事，我大哥心急如焚，当他打听到附近有一个部队后，解下套车的马匹，飞身上马，顾不得这匹马没有马鞍等任何骑马的条件，疯狂的向老乡指的部队方向飞奔而去，由于马跑的太快，我大哥在途中摔下马来，头部撞到地下，顿时昏厥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醒来后重新上马狂奔，到达部队驻地后，请来了一位部队的医生，当他们赶回到原地时，部队医生说我的二哥已经死去。后来很晚到达县医院，经医生判断二哥是急性阑尾炎穿孔，主要是耽误的太久，如果是在今天这只是一个绝对不会死人的小病，只要动一个小手术就可以治好。一个十八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突然的消失了，永远的消失了„„。

二哥的突然去世，给父亲和母亲一个最突然、最无情的打击，母亲得到消息后当时就昏死过去，待醒来时，精神完全失常，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经常在无人注意的时候，一个人跑到荒野里痛哭、呼喊、苦笑，有时要很多人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找回她。父亲也因痛苦和伤悲而消瘦，原是满头的乌发也一夜之间现出了缕缕银丝。就是这样，每天还是要面对给他们带来噩梦的环境，这时一种怎样的精神摧残和精神打击呀！

过了大约半年后，七零年五六月份，新任县长得知此事，他原来也是财政系统的，父亲以前还给他上过课，他称父亲是老师，在他的安排下，我们家搬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生产队，他跟父亲说换一个环境可能对母亲的精神恢复有好处。新的生产队叫庆阳小队，条件在当时是比较好的，有电，我们家被安排在生产队队部里，住的还是新建的房子，我记得学校离我家不远，条件也好很多。由于环境的改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母亲慢慢的得以恢复，到了七一年初，母亲的精神才恢复正常，但我现在想来母亲的内心深处的这道伤口永远都不会愈合。

在那个年代，命运对我的父母是那么的不公，平静的生活还过了不到一年，新的打击又突然的来临。那是七一年的初秋，我与三哥去地里采向日葵，三哥手里拿着镰刀，在翻越一堵矮墙时不慎跌倒在沟里，一只手按到另一只手拿着的镰刀上，当时拇指连带部分手掌几乎被切断，血流如注，当时找来队医看时，队医已不知所措，在用过一些土办法止血不住后，队医只能用胶管将被割的手臂扎紧，减少鲜血的喷涌，队里马上套车往最近的公社医院送，这一情景又使我父母眼前浮现出一年多前那可怕的一幕，在去往医院的路上，母亲抱着我的三哥，不停地哀求他要挺住。到了公社医院后，医生检查完说动脉割断了，他们无法治疗，要转到县医院，如果用马车送到县医院，那我三哥的就会因失血过多而生命不保，这时父亲想到了县长，在跟县长联系上后，县长派他的专车接我三哥去县医院，并安排了当时县里最好的医生，连夜进行了抢救及手术，生命总算保住了，但由于失血过多和止血不当，尽管手被接上了，手臂却留下了一定的残疾。当我三哥出院时，母亲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儿子，命保住了就是妈最大的欣慰”。这时一个母亲多么无奈的心声啊。

接连的打击使我的父母精神极其脆弱，他们是那么的无助而无奈，三哥出院后，父母决定将他送到长春的爷爷家，而那时大哥也已抽调回长春，分配在机车厂工作，父母身边只剩下三个孩子。现在想来父母这样做是想减少孩子们在这里的风险，因为他们已疲惫的再也无法承受任何的精神打击，他们的精神基石已被无情的现实撞击得几乎粉碎。可是，命运并没有就此罢休，七二年春节前，我的

妹妹突然身上出现很多紫色的斑点，后来才知道这种病叫紫癜，是皮下毛细管出血症，如果治疗不及时也有生命危险，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更不要说农村了，此时父母的担忧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冒着严寒，背着妹妹先到县医院，后来县医院建议去省城长春治疗，父母又连夜赶赴长春。在路途中，7岁的妹妹在母亲的怀里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母亲，她看到母亲在不停的流泪，就轻声的问妈妈：“妈妈我会不会死呀？我不想死，死了就象哥哥一样永远见不到妈妈了。”童稚的话语本来应该象温柔的暖风吹佛妈妈的心田，可此时却象锋利的钢刀一样穿透了母亲的心脏，母亲泪如泉涌，将妹妹紧紧报在怀里，生怕无情的病魔将妹妹带走。总算苍天没有那么无情，妹妹的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痊愈了。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父亲接到通知，我们家可以返城了，这对于我们全家如同解放一样高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同年十月二十日我们家搬回了长春。下放前，我们家住的是二层小楼，位于市中心的公园附近，是伪满时期建的日式楼房，有煤气、土暖气、卫生间、地板、院子等，条件比较好，可回城后不能住在原来的房子了，是父母花钱买了一个小平房，由于没有经济条件，房子位置及条件都比较差，没有煤气，要靠煤炉取暖及做饭；也没有卫生间，要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夏天还算好过，到了冬天就比较难过了，晚上不能烧煤炉取暖，因为怕煤气中毒，所以晚上很冷，如果上厕所还要冒着刺骨的寒风走几十米才能到厕所。房子面积也比较小，一家7口只有二间房，好在下放的3年多我家的全部家当也所剩无几了，至少是父亲的一卡车书籍都已当柴草烧掉了，虽然很可惜，但却给人倒出了居住的地方。虽然居住条件较差，但父母及全家人还是比以前开心了，父亲又回到了银行工作，母亲也回到了邮政局工作，大哥在机车厂干的也不错。姐姐、三哥、我、妹妹分别在附近的中学和小学上学，就这样全家人总算安顿下来。

一九七四年，因为没有查出父亲有任何历史问题，父亲又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年末父亲又分到了新房，位置比较好，是新楼房，附近还有一个大果园。我们又一次搬了家，但这一次我们全家人都感觉到这是真正的新家，不仅条件大大改善，不用再烧煤炉，不用再顶着寒风上厕所，更主要的是父母的脸上又露出多年不曾有的会心笑容，这是逃离了磨难的笑容；这是精神解放的笑容；这是新生活开始的笑容；这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笑容。

四、后记——对于“文革”的一点感想

我们为什么要谈“文革”？因为“文革”的火种，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真正地熄灭过！

任继愈老先生曾在《大家》上说，“文革”对于中国来说就象是出水痘对于人一样，出了之后就不会再出了。不知道这对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是喜还是忧？我们应该庆幸还是遗憾？这样看来，好像是先辈们为我们承担了那个沉重的磨难！

我想，如果“文革”真的是水痘的话，它必然是要出的，只是恰好出在1966年到1976年之间罢了。那么，它发生的必然原因又是什么呢？一直以来，关于“文革”产生的原因不停地被人们所探讨、所争论，似乎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我们只能说“文革”是错误的，是一根歪的标杆，或许也正因为歪，它对后世才更具有启迪意义，影响也更深远！据说，真正出版“文革”回忆录的“受难者”还不到千分之一，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就呼吁那些为别人扣过尖帽子，那些

喊着“打倒牛鬼蛇神”并往别人头上扣屎盆子的人，能够站出来检讨一下自己。其实，季老先生或许并不是想要声讨他们，只是担心那种磨难白白被承受，怕“文革”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只是水痘那么简单，出过一次就不会再出，没有反省错误何以成为教训？没有教训，我们怎么又能保证这种灾难不会再次发生呢？

提到“文革”我们都会想到集体狂热，我们对于“文革”有太多太多的疑问。集体狂热中的人们到底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人最根本的自我是怎样一步步消失，怎样被某种思想所奴役的？这场无声无息剥夺人们自由的运动中，始作俑者又是怎样控制人民大众的大脑的？是否对“文革”的研究应该上升到另外一种形式？我们是否应该成立“文革研究所”等机构对这段真正意义上的“不能忘却的记忆”进行理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种研究将是一种警示，更是一种启迪！

十年**，十年的时间不仅仅影响一代人。我们无法确定，“文革”是否真的对中华民族精神没有起到蛊惑作用。往往这种影响是隐蔽的，潜移默化的，或许今天的你我思想中都有“文革”的影子，只是我们没有发觉。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位中国人都不希望那种极端的平等主义、怀疑主义和个人主义成为我们共同的民族文化，我们都不希望未来“文革”会再次出现，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中掀起另一场文化和思想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