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和解的合理性解析及制度构建

第一篇：民事检察和解的合理性解析及制度构建

民事检察和解的合理性解析及制度构建

莱山区人民检察院 张杰 宋爱军 金欣 从2001年到2010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66万余件，其中提出抗诉11.6万件，这些数字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法律监督作用。但抗诉并不是民行检察工作的全部，此外还需做大量的息诉息访工作，这项工作目前还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需要检察机关主动探索，其中民事检察和解是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改革中探索出的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由于民事检察和解在立法方面处于空白状态，相应地其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民事检察和解的概述

（一）民事检察和解的概念及特点

民事检察和解既非来源于教科书的理论，也非检察机关 的法定职责，考察实务部门的具体做法，笔者认为所谓民事检察和解, 是指检察机关对当事人有合意且向符合检察和解条件的民事申诉案件依法做和解工作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得以化解的制度。民事检察和解的特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1姜建初：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大力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Z]，2。第一，民事检察和解是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达成的。检察机

关民事抗诉审查期间，当事人对审查结果的预期尚不确定，再加上检察机关积极促成，当事人妥协让步达成和解协议，使抗诉程序终止。另外，检察机关尚未直接主持和解工作，当事人于案外自行和解，和解协议如交由检察机关备案，审查其合法性，同样具有终止抗诉审查的效果，上述情况均为民事检察和解。

第二，民事检察和解是检察官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在分

清责任、明确利弊后引导当事人达成的。其产生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中，已有终审裁决，胜诉方有申请执行的依据，不会轻易放弃判决利益，然而案件存在错误或瑕疵，或存在当事人拒绝执行，或存在案件虽合法但不合理之处。检察机关在明确双方的法律责任的前提下，引导其权衡利弊，使胜诉方舍弃部分判决利益达成和解协议。

第三，民事检察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对终审裁判确定的内容进

行的实体性处分。民事检察和解不是对诉前实体权利的再处分，而是对法院裁判确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体性处分。和解契约系双务契约，因为双方当事人均有妥协让步，然而

22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857页。在民事检察和解中至少应有一方当事人妥协让步为实体权利之处分，如果和解协议的内容仅是程序性权利的妥协，比如放弃申诉权等，则不应视为和解协议为民事检察和解，而仅作为检察息诉。

（二）民事检察和解与相关制度的区别

第一，与法院调解的区别。两者在性质上存在不同，法院调解是发生在诉讼程序中的调解，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通过自愿、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法律明确规定法院调解和裁判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效力，在实体上表现为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都依调解书或裁判书确定，在程序上都有结束诉讼程序和强制执行的效力，都可以通过再审予以纠正。因此，法院调解在本质上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行为，是一种诉讼活动，是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结束诉讼程序的一种结案方式。民事检察和解是由民事法律监督权洐生出来的权力,是检察机关在处理民事申诉案件中，为维护法院正确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以及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基础上促成的和解，不是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做出裁判的“第二法庭”，所谓争权之说,绝对是无稽之谈。

第二，与当事人和解的区别。当事人和解源于私权的可处分

性，当事人在诉讼的审判和执行环节均享有和解的权利，即对于法院所作的生效裁判，当事人可以和解，但不能取代和否定生效裁判的效力。民行检察和解则是在检察机关主持或参与、监督下所进行的和解，属于司法和解，是在检察机关处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进行的，它对检察抗诉程序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力，是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的一种客观表现和合法表现。民事检察和解不属于一般民法意义上的民事和解。有人认为，民行检察和解属于司法ADR(诉讼之外的选择性争端解决方法)的范畴。司法ADR属于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其种类多样，效力也有强弱之别，但其共同点在于都属于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其结果会对诉讼程序或抗诉程序产生影响。民事检察和解的产生和兴起丰富了司法ADR的内容，扩大了司法ADR的涵盖领域和视野。

第三，与执行和解的区别。有的人将民事检察和解视为民事案件执行和解，其原因是检察机关审查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其内容主要涉及生效裁判的执行力问题。但民事检察和解与民事案件执行和解是存在区别的：一是对象不同，民事案件执行和解仅针对具有可执行内容的给付判决，而民事检察和解即可以针对给付判决，也可以针对确认判决和变更判决。二是所处阶段不同，民事案件执行和解一般专指法院执行过程中当事人达成的民事和解，而民事检察和解指检察机关抗诉审查阶段，当事人达成的和解。三是效力不同，民事 3

434汤维建：《司法性质的特殊救济手段》[N],《检察日报》，2007-08-23。李拥军、董勋勋：“检调对接”中民行案件执行和解的范围，载《江苏法制报》2006年9月6日第3版。案件执行和解协议由当事人自愿履行且执行和解不具有终止执行程序的效力，当事人反悔的，可以恢复执行程序，且不影响当事人对本案的申请再审权；而民事检察和解，具有一定程度的请求力，且具有终止抗诉审查程序的效力且当事人不得再次提起申诉。

第四，不宜称为申诉和解。有的人将民事检察和解称为 申诉和解，笔者认为这样称呼不妥。一是申诉系宪法权利，民事申诉的外延较广，包括向法院申诉、向检察院申诉及向人大申诉等。二是对于已经制度化的申诉，即向法院申请再审和向检察院申请抗诉而言，申诉和解的效力与地位亦不同。法院在申诉审查过程中，不重视当事人的和解，而是在裁定再审后比较重视再审案件的调解结案，以降低再审案件的改判率。而检察机关在抗诉审查中一般比较重视主持当事人和解，以做到降低成本息诉罢访。

二、开展民事检察和解工作的合理性解析

（一）民行检察和解符合我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

民事检察和解符合民法的调解优先原则。民事诉讼法明确规

定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应当适用调解优先原则。当事人和解是当事人对自己私权利的处臵，当事人在申诉阶段和解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也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的：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也符合民法领域“法无禁止则自由”的原理。无论是当事人自行和解或是检察机关引导下的当事人和解，均体现了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符合民法理论中的私权自治原则。

自古以来“和文化”就是我国的主流文化，古代的纠纷解决奉行无诉是求，历来倡导和为贵，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传统伦理观念与法律文化的终极目标。民行检察和解是一种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其直接目的是解决纠纷。在大多数情形下，和解所能发挥的平息纠纷、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功效，是其他检察监督手段无法达到的，另外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是成熟法制社会的必然选择。

（二）民事检察和解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效率原则 从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而言，一项制度结构是否合理、实用，效率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即以效率来考察在一定社会制度中法律的制定和选择问题，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最大特点。现代社会里，法律存在的目的就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消除外部成本中不利于社会效率的因素，从而达到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使效益增加。因此，在诉讼程序的设计和执行上都必须以提高诉讼效率为出发点，民事检察监督同样必须

55由科斯及其追随者创立“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遵循这样的原则。运用“民事检察和解”程序与运用“民事抗诉”程序都必须有相应的诉讼投入，有投入必然要讲求收益，因而，两者同样应当注重法律经济学所称的“效用最大化”。在目前的民事检察监督的程序设计和监督方式上都有不符合效率原则的问题。如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民事诉讼监督受法定诉讼程序的限制，一件案件要经过数次的重复审查，特别是两审终审的案件，要经过基层检察院、市级检察院、省级检察院层层审查后，认为法院的裁判确有错误，向高级法院提出抗诉，由高级法院裁定再审。由于诉讼环节繁琐、办案周期长，使得办案效率不高，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而运用民事检察和解，只要当事人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形成合意，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快速解决争端问题，可以避免“曲折”程序带来的再次诉讼所牵扯的巨大人力物力投入，从而节省有限的司法成本，实现司法资源的效用最大化。

（三）民事检察和解体现了“柔性正义”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司法则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就是寻求司法对其利益重新平衡。而利益的平衡涉及公平正义的分配，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司法行为是一种正义生产行为”。但是正义的实现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有学者提6(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68。出和谐正义论，即通过保障多元主体进行沟通、对话来规制社会发展，这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下具有生命力。当前，法院的裁判一般都能顺利执行，但有些案件由于当事人认识、情感上的原因纠缠不休，而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又没有及时、透彻地释法说理，从而加重了当事人的不满；有些案件是法院的裁判文书存在瑕疵但又不符合抗诉条件或无抗诉必要；还有一些案件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依照裁判执行，如果严格依照裁判处理则会引发义务人的抵触情绪，社会效果不好。因此严格执行裁判的刚性做法就需要微调，这就要求司法机关注意“软性的”司法手段，即多用调解、和解等协商性司法手段，通过谅解与必要的妥协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民事检察和解就是检察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所作出的柔性处理方式，既促成纠纷的彻底解决，又为当事人实现了正义。

（四）民事检察和解体现了对当事人私权利的尊重 民事检察和解的基础在于民事纠纷的可处分属性，该属性最能反映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如学者所言:“无论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如何，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的自治性和平等性始终会影响诉讼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关87 7指人类目前的状况需要改变正义的理想，从倾向于我们所属的社会的目标转向到倾向于各个社会之间相互谅解的理想，(英)尼尔·麦考密克,奥塔·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66-267。8龙宗智：转型期的法治与司法政策[J]，法商研究，2007(2)：58-62。系并产生制约作用。”对于民事纠纷，通常实行“私法自治”的原则，纠纷主体对发生纠纷的民事权益具有处分权，这种可处分性可延伸至民事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除了部分家事案件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必须由法院依职权移送执行外，其他案件的生效法律文书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执行方式。可见，民事裁判生效后权利人仍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即使当事人将案件申诉至检察机关。虽然案件经过了法院的司法裁决，具有了法律拘束力，但这样的“矫正正义”当事人并不满意，且该争议仍是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这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处理民事申诉案件时可以采用和解的方式来化解矛盾。民事检察和解就是通过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来变更裁判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奉行处分权主义的体现，而“处分权主义服从于民事诉讼保护私权的目的以及私法自治的更高理念”，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选择权的尊重。

（五）民事检察和解符合法律监督方式的理性发展 最初民事检察和解只是息诉的工作方法之一。由于民事申诉案件的复杂性，检察机关仅凭释法析理，有时难以达到息诉服判，案结事了的目的。如有的案件标的较小，对当事人权益无重大影响，抗诉意义不大；有的案件虽有裁判上 9

910

11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7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9条。11张文志等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0的瑕疵但不符合抗诉条件；有的案件抗诉于法无据，如调解。民事检察和解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难题而由检察机关探索出的非诉监督方式。对于上述案件检察机关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鼓励、促使当事人自愿对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或者对有瑕疵的生效裁判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达成新的实体性处分协议，最终在均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化解矛盾。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肯定了这种实践中的探索，并首次提出可以通过检察和解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保障宪法和法律完整统一实施的职责。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的目的和功能需要一系列的手段来保障，而根据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仅能通过抗诉这种事后监督方式。单一的抗诉监督和单纯的纠错功能的定位显然不能适应现行需要，但民事检察监督的司法实践并未受现行立法的绝对制约，创造性的探索了一些诉外监督方式，其中民事检察和解就是一种新型诉外监督方式。它弥补了现有法定监督方式的单调性和过程的冲击性，有助于检察机关实现保障法律统一实施的同时，也负载了检察监督制度的矛盾化解功能、社会功能等。法律监督实践的理性表明，既通过诉讼形式进行监督，又通过非诉形式进行监督，才不会将法律监督变成诉讼监督，使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变成诉讼监督机关，使一项国家政治制度变成诉讼监督的制度。

（六）民事检察和解是检察机关完成政治使命的必然要求

政治性是司法的一个基本属性，司法的功能使命都是由其政治属性决定的。检察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和公正廉洁的法治环境，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政治使命。新形势下党中央要求司法机关着力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三项重点工作”要求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方式要探索和创新，对民事申诉案件的处理要注重社会矛盾化解，民事检察和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由检察机关主持和解，既不失司法机关的权威，又具有法院外第三方的公信力，一般比强制正义更能为当事人所接受。民事检察和解对于纠纷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化解具有抗诉所不具备的灵活性和优势，理应成为民事检察监督的一种方式。法律监督方式和手段的多样性、多元化与法律监督目的和职能的唯一性、统一性并不矛盾。诉讼形式的监督和非诉形式的监督统一于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积极主动地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其政治任务的必然要求。

三、关于民事检察和解的制度构建

（一）民事检察和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21

213

公丕祥：当代中国能动司法的意义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0(5)。

谢鹏程：法律监督关系的结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6)。第一、民事检察和解工作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首先从办案数

量上来说，民事检察和解案件还没有形成办案规模，在民事申诉案件中所占比重较低，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与当前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任务不相适应；其次存在工作发展不均衡现象，主要是指各基层检察院间存在民事检察和解工作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各基层院办案数量的不均衡反映出民事检察和解工作开展的不协调，其中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方面对民事检察和解不重视的原因。

第二、民事检察和解协议的效力履行问题。由于民事检察和解仍处在探索创新阶段，法律对民事检察和解并无明文规定，只有法律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我们通常以检察机关内部文件或检法两家会签文件的形式出现。检察和解协议不是法定的正式法律文书，因此，一旦当事人反悔或不予履行，检察和解协议将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能强制执行，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影响到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的发展未来。

第三、检察和解工作机制的标准问题。由于检察和解工作是在“实践先于理论”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一切工作只能在摸索创新中前进，根本没有固定模式可循。虽然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建立了相应工作机制，但在民事检察和解的适用条件、范围等具体程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没有建立统一完善的工作制度体系，这一问题必须从立法层面加以解决，否则将不利于检察和解工作的深入发展，并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民事检察和解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和操作模式 第一，原审裁判确有错误，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这类案件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案件虽符合抗诉条件，但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经当事人同意，在检察官主持下，在抗诉前以和解方式解决纠纷，终结诉讼程序；二是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出抗诉，在法院裁定再审前或再审过程中，引导当事人和解结案。这类案件的被申诉方在发现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充分，原审裁判有可能被改判的情况下，会主动要求与对方当事人和解。还有一些本身就因“执行难”才来申诉的案件，再审无论是改判或维持，还会面临执行难问题。检察机关针对这类案件，积极向法院提出解决难题的建议，或配合法院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并会同法院做好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争取案件再审能和解结案。

第二，原审裁判虽有错误或瑕疵，不符合抗诉条件或无抗诉必要的案件。这类案件争议不大或标的较小，检察机关从诉讼经济等因素考虑，对此类案件一般不会抗诉，但这并不意味着错误或瑕疵不存在，当事人因不服裁判，往往会反复申诉或上访。由于已取得、个案的差别，同样的标的额对不同的当事人也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而以此为标准不作抗诉，同样不能平息当事人的纠纷。对于这类案件，检察机关通过搭建平台，引导、促成当事人和解，既满足了当事人的诉求，又较好地履行了监督职能，同时化解了社会不和谐因素。

第三，原审裁判正确的案件。这类案件主要可分为两类情形，一是原审裁判正确，但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或案件按原判执行存在困难。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若从办案规则出发，直接作不立案决定即可，但从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出发，简单的不立案是不够的。检察机关通过开展释法工作，引导、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让和解设定的权利义务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既达到了监督的目的，也有效解决了纷争。二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因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引发的申诉案时有发生，该类案件虽不符合抗诉条件，但却是与公众追求的事实真相不符，若检察机关消极办案，简单的释法工作很难让当事人息诉服判，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纷争，从这一角度看也有进行民事检察和解的必要。

（三）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的基本原则

由于和解强调的是当事人的合意，强调一种交流沟通，不像诉讼一样具有严格的程序，因此应加强基本原则的柔性保障。基本原则既为检察机关主持和解提供了行为准则，也为限制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依据。

一是自愿的原则。检察机关的和解必须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所谓自愿包括实体上的自愿，即和解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而非外界的压力所致；也包括程序上的自愿，即调解与否应当遵循当事人的意志，由其选择是否和解。当然，自愿并非完全放任当事人的行为，检察机关也有适当引导的责任，增强其迅速解决纠纷的决心，使其充分认识“和则双赢，斗则两伤”的意义。

二是合法的原则。这里的合法是指检察机关主持和解应当符合法律规定，这包括实体与程序两方面。所谓实体合法,即由于民法的规定多是授权性的，对于合法性的掌握一般指不得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的利益。所谓程序合法，即首先应尊重当事人和解的选择权，保障当事人拥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遵守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的相关规定。

三是公正性原则。公正性是当事人在检察机关主持下进行和解的保证与基础，其基本体现就是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主持和解过程中表现出的公正中立，其中公正是内涵实质，而中立则是外延表现。当事人正是通过对检察机关中立表现的充分观察，才能充分信任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这种中立不是消极中立，检察机关应当合理介入当事人的实体纠纷，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利用自身的司法经验与局外人中立的身份，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分析，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或调解方案，促进当事人合意的达成。

四是诚实信用原则。它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随着民事诉讼法的发展，以逐步扩大适用到民事诉讼领域，成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具体适用中，对于检察机关主要是限制权力滥用，尊重当事人主体地位，尊重其和解的选择权，禁止采取强迫欺骗等手段强制当事人和解；检察机关应认真依职权调查当事人在和解中是否诚实善良，要防止其以和解的名义拖延诉讼，或是当事人串通以和解的方式来损害国家、社会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具有保密义务，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使用或披露当事人在和解程序中的陈述，尤其是对其不利的陈述。当事人的主要义务是真实全面陈述的义务，尤其是对和解意愿真实的陈述；禁止矛盾行为，它要求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前后必须一致，否则由其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四）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的具体程序

民事检察和解程序的启动应以检察机关告知，当事人申请为主。实务中，笔者认为可以设臵以下几种程序：一是会见申诉人制度，认真听取申诉人意见。要求检察官不仅要通过仔细审阅申诉书、生效判决、裁定及相关证据资料，对案 1

414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4。件有一个初步认识，还必须与申诉人本人会面，在交流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解申诉人是否有和解的愿意或存在和解的可能。该制度有利于检察官充分了解案情，也是民事诉讼直接原则和言辞原则在民事检察监督环节的进一步体现。二是风险告知制度。立案后，告知双方当事人民事申诉案件的立案依据、审查程序、双方当事人可能承担的诉讼风险以及检察和解所产生的法律效力，释明申诉与执行、和解与判决等有关法律规定，告知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民事自由处分权。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使当事人在真正自愿的前提下处分自己的权利义务。该项制度是民事诉讼中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诉权保护的延伸。三是建立公开听证制度。其作为和解的必经程序，在检察官的主持下实行公开听证，通过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消除当事人疑虑，减少对立情绪，引导双方当事人分析利弊、寻求减轻诉累，妥善解决纠纷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听证制度保障了检察和解的公开、公正。笔者认为这些实践中好做法应通过规范化的制度加以落实和推广，如可以在检察机关《办案规则》中加以确定。

（五）健全考核机制，将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纳入考核项目

办理民行检察和解案件，需要办案人员有足够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需要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也需要有恰当的激励机制来鼓舞办案人员。笔者认为应当将和解成功的案件纳入上级检察机关的考核项目中，作为一项工作业绩予以认可，才能真正激发民行检察人员的工作情绪，在实践中以“不能给当事人一个满意，也要给当事人一个明白”为原则，用扎实丰富的法律知识来解惑释疑，用热情周到的服务、耐心细致的解释平息申诉人心中的“积怨”，化解影响民生和谐的各种矛盾，充分发挥民行检察工作在改善、服务民生及保障和谐社会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六）保障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的效力确认

这一直在学术界和司法界存在不同认识, 为了有利于民事检察和解工作的发展, 笔者认为对和解协议的内容仅做合法性认定即可, 在民事申诉案件的审理程序方面作出确认效力的认定。在制作或审查认定和解协议书效力时只要不违背国家禁止性法律规定，都可以确认为合法有效的和解协议。针对一方又反悔的, 除协议约定违约责任内容外，必要时通过有关中间人或公正机关见证或公正予以确认，针对案件双方当事人不愿公开和解行为的, 不进行公开宣传；当事人不愿书面协议写明赔偿金额，经双方协商签字，同样具有相应的效力；针对一方当事人因在检察机关和解，而不愿承担法院执行阶段的执行费，可及时通知法院予以处理。一般情况下，和解协议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一次性的履行，避免引起其它争执。凡是涉及法院正在执行的民事申诉案件，检察机关应积极与法院沟通，送达和解协议，便于法院及时有效地对案件执行终结。

总之，民事检察和解是具有司法性质的特殊救济手段，符合当下中国司法实务界提出的“能动司法”的口号，有助于司法职能的实现。检察机关通过促成当事人的和解，使其服判息诉，减轻了法院的再审压力，节省了司法资源，也提高了法律共同体的权威，应鼓励这项制度的继续发展。

第二篇：民事诉讼中和解制度

民事诉讼和解制度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事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随之而来的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也越来越多，处理的民事纠纷也纷繁复杂。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指出：人民虽然对司法只有相当低度的信任，但当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人们除了上法院没有太多选择时，司法机关仍然可以被大量的案件瘫痪，司法人员频频传出“过劳死”。因此，在司法机关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和解制度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途径。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和解也逐渐成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使得中国逐渐建立的法治除了严肃之外也多了些人情味道的渗入，多了几分亲和力。同时，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诉讼费用过高的缺点，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进而节约了大量的诉讼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概述

1、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概念

对于和解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国台湾学者陈计男指出“诉讼上和解,是指当事人于诉讼系属中，在受诉法院约定相互让步，以终止争执之发生，同时又以终结诉讼中全部或一部为目的之合意”。而章武生教授在《诉讼和解》一文中认为“诉讼和解，是一种诉讼行为，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主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终结纠纷的行为。”姜伟教授则这样分类和解，通常分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上和解。“诉讼外和解，顾名思义，乃是当事人在诉讼系属之外，在没有国家司法权力参与的情况下，互谅互让从而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诉讼外和解本质上属于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契约，对当事人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行为属于私法行为；如果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凡是在诉讼系属中经当事人之间协商让步而达成的合意，均属诉讼上和解的范畴，包括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从而以原告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而通常意义上的诉讼上和解则是指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双方于诉讼的期日，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因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和解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畴内解决纠纷为目的的契约行为。

2、诉讼和解制度的性质

诉讼和解是按照程序进行的，对其性质作何解释，各说不一，国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大体观点分为四类，即“私法行为说”、“诉讼行为说”、“两行为并存说”、“一行为两性质说”。

下面分别对这四种学说作一简单介绍：

（1）私法行为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中和解与诉讼外和解一样，本质上都是私法上的和解契约，是一种纯私法上的法律行为。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诉讼中和解是在法院的诉讼程序中进行的，除此以外本质并无不同。美国、英国的民事诉讼法学者多持这种观点，认为诉讼和解无论是在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还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都视为以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新契约代替发生纠纷的旧契约，如果一方违反合同，对方只能根据新合同提起违约之诉。美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界多倾向于这种观点，认为诉讼和解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不产生诉讼法上的效力，当事人达成诉讼和解后，想要结束正在进行的诉讼，就要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规则的规定，向法院书记官提出撤回诉讼的书面协议。

（2）诉讼行为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和解是完全不同于私法上和解契约的诉讼行为，尽管具有私法上和解的外观，但本质上是一种独立的诉讼上的合意。私法和解不能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而诉讼和解则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诉讼法上的效力。

该学说进一步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互相让步，是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一种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因此该派的观点又称为“合意说”；另一派则认为，诉讼中的和解，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将他们就诉讼目的相互让步的结果，一致向法院陈述的一种合同意义上的诉讼行为，故此派观点被称为“合同讼诉行为说”。在兼子

一、竹下守人著，白绿铱译的《民事诉讼法》中就是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事诉讼法认为诉讼和解笔录与确定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既终止诉讼程序，亦阻却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行起诉，和解笔录记载有当事人具体的给付义务的，还产生与给付判决一样的执行力。

（3）两行为并存说。

持该观点学者认为，尽管诉讼和解在现象是一个行为，但在法律上却存在着作为私法行为的和解与作为诉讼行为的合意两个行为，且两行为是并存的。此说的理论根据是，在实体法与诉讼法体系分离的法律制度下，以实体法为根据的私法行为不会发生诉讼上的效果，而以诉讼法为根据的诉讼行为也不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基于各自法律体系的要求，就不能仅仅从单一的法律体系看待诉讼上的和解。既然诉讼上和解一方面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一方面也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那么，产生并存的两种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也一定是两种相应的法律行为的并存。

（4）两行为竞合说。

持该观点行为的学者认为，不应将诉讼上和解是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存，而是把它看做同时具有私法上与诉讼上双重属性的一个行为。一方面，当事人在法官面前依法律规定的诉讼行为的形式进行诉讼和解，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因而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另一方面，诉讼和解亦直接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所以也具有私法上法律行为的性质。

德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普遍认可该学说。德国诉讼上的和解的立法依据是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期十九条，该条规定，“地方法院和州法院应在程序进行中努力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为此目的，得命令当事人到庭，或托他们教给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进行和解”。

这些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相互对抗和斗争，经年不息，使诉讼法理论界圣殿里烽烟弥漫，学术高潮也不断涌现。的确，诉讼和解的性质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诉讼和解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

1、英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据早年的统计，英国法院的和解率非常高，约有80%至90%的民事案件在法院是以和解结案的，其原因主要是当事人基于风险和成本考虑而作出的选择。同时，法院在促进当事人和解方面态度积极也是原因之一。1999年生效的《英国民事诉讼法则》以立法的形式多方面便利促进当事人和解，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自治的尊重。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英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将制定大量的《诉前议定书》作为目标之一，旨在通过强制当事人进行诉前文书交换和协商等，使他们能较为合理地预见自己的诉讼后果，从而为最终达成和解，加快纠纷解决进程而奠定基础。

2、美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在美国传统社会中，基于司法消极原理，和解等纠纷解决方式一般被认为是适合于法律以外的地方。一旦纠纷发生并诉诸法院时，就应当用正式的法律原则和制度来恢复法律秩序。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民事案件大幅上升，而通过判决来解决纠纷的方式既慢又昂贵，美国法院开始试行和解制度，因此诉讼和解在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1980年到1993年间，55%的案件或被撤销或被和解，7%的案件被移送或发回。1999年，向联邦法院起诉的全部民事案件仅有2.3%的案件进入审判。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在美国因和解而终结的诉讼数量之多并非始于近年，但和解不是诉讼程序的副产品，它变成了通过法院积极的行动而努力追求的目标却称得上最近的特征。

3、德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德国民事诉讼十分重视和解解决纠纷的作用，从立法上将其规定为一项重要制度，其立法依据是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的规定：“不问诉讼到何种程度，法院应注意使诉讼或各个争点得到和好的解决。法院为试行和解，可以把当事人移交给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被允许达成和解，而且法官亦常常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地促成当事人的和解。

虽然根据立法规定，诉讼上的和解可以发生在诉讼程序的任何程序，但实务中有法官劝试和解通常选择以下三个时期：首先是准备性口头辩论期日。在此阶段，法院将尽力在当事人之间试劝和解，而且法院还会在庭审前向当事人发出附有简短理由的书面建议，使双方当事人更有可能达成协议；再次是证据调查终了后。证据调查结束后法院与双方代理人之间就证据方案，听取当事人对和解方案的意见。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应当记入法庭记录，该记录可作为强制执行的根据。这表明诉讼和解协议具有终局判决的效力，能够终结本案讼诉。

4、日本的民事诉讼和解

在日本民事诉讼中，诉讼上的和解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一种重要形式一直被视为一项基本和重要的诉讼制度。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就规定“法官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使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尝试和解”。有关诉讼上的和解的程序应当在该诉讼的期日中进行。当然这种诉讼期日不仅仅限于口头辩论期日，还包括该口头辩论准备期日，而且在为和解而特别设置的和解期日，还应包括口头辩论的准备期日，而且在为和解而特别设置的和解期日中也可以进行和解程序。另外，在日本的简易法院程序中，还一种起诉前的和解。

5、台湾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受受德国和日本法的影响较深，关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法规本质上大体相同。对于民事诉讼和解提起的时间，台湾民事诉讼法规定，不管诉讼程序到哪个阶段，都可以随时适用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法官开庭审理前和证据调查中，也可以视情况主动提起和解程序。台湾地区在传承德、日法律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自古以来和为贵的观点，台湾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和解也持积极态度，在诉讼中，法官尽可能的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当然这种和解也并非法官强制达成，要依据案件情况，当事人意愿等来进行。中国台湾的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诉讼行为与法律行为并存说”，当该和解得到当事人的双方认可，且在当事人同时到场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即可将该和解协议计入笔录，并同时具有了同法院判决同样的效力。将笔录送达双方当事人后，该协议即具有了终局诉讼的效力，和解成立后，就同一案件不得再次起诉。

四、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

（1）立法规定过于粗略，可操作性差，只停留在原则性规定层面。

关于诉讼和解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法条的内容中。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第51条对诉讼和解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992年7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1条更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此条规定明确了二审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处理方式。2004年9月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通过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中，当事人都可采用调解方式终结诉讼。该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2012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调解制度有了一些修改和完善，而对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仍然未做任何细化与完善。

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诉讼和解，但过于粗略，对和解的程序、和解的效力及和解协议瑕疵的救济等重要问题一概没有提及，没有独立的制度特征，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只是导致撤诉或者调解的原因而已。（2）诉讼和解不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其解决纠纷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诉讼和解制度本意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而存在的，但由于我国立法并未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不具有终结诉讼的作用，故其解决纠纷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或者选择撤诉或者向法院申请调解书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协议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能得到当事人的直接遵守。因此，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对于当事人的人权保障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若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原告选择撤诉从而终结诉讼，那么调解协议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重新确立了彼此之间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份和解协议是否能得到遵守，则完全有赖于义务人的诚实信用。原告若不想遵守协议，他可以再次起诉；同样，若被告作为义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原告也只得重新起诉。而事实上，被告为拖延诉讼恶意与原告和解，事后不履行的情况屡见不鲜，给原告带来极大的负担。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社会诚实信用的良好风气，而且当事人重复起诉，造成法院诉累，浪费司法资源，有违诉讼的公正与效率原则。

（3）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没有作明确的规定。通过国外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官作为民事诉讼进程的主持者在民事诉讼和解的启动和运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只有当事人主张才能启动民事诉讼和解程序，从而忽视了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解中的作用，法官在诉讼中比当事人更能全面地了解案情，更能明确的判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提升更具有指导性和说服力。

2、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1）从制度本身来讲，诉讼和解立法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就像靳建丽在她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比较研究》中说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健康发展都需要有完备的法律规范作保障。就诉讼和解而言，由于对和解协议的效力未予规定，直接影响此制度存在的价值。根据前文分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原告撤诉，双方都承担了潜在的风险，即对方有可能不履行和解协议而不必承担责任，而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重新起诉。因为和解协议对当事人即无实体上的拘束力又无诉讼上的执行力，所以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实际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人们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到法院，寄希望于法院能帮助解决纷争，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可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只得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自然会大受打击，也难怪人们对诉讼和解不感兴趣了。

（3）从外部原因分析，法院调解制度挤压了诉讼和解的生存空间。

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就己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社会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调解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无讼”思想，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轮回，经久不衰。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适应当时特殊社会形势需要，在处理纠纷时，“应照顾抗日各阶层人民利益为基础，对于民事案件，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法院调解对和平解决人民内部纠纷，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法院调解作为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被继承和发展，经历了从“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至“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的不断修正过程，在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特殊的立法背景，从而引导我国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走上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也以其独有的魅力被赞誉为“东方经验”。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立法背景、法治理念的转变，立法者不断加强对调解的立法，《民事诉讼法》几经修改，调解原则作为民诉法的基本原则，诉讼调解作为民诉法的重要制度的地位岿然不动，而诉讼和解却一直未受立法者重视。虽然诉讼和解被作为一项制度在立法中予以规定，但缺乏相应的程序配套，所以才会出现诉讼和解被法院调解取代的局面。

五、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具体建议

1、调整民事诉讼和解的适用时期。

当事人应该被赋予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提起和解方式解决纠纷，许多国家都有相同的规定。当然，这里的“任何阶段”仅指案件审理到判决之前的阶段，其他阶段暂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2、突出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

由于我国法治进程推进稍显缓慢，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较为不足。因此，要重视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解中的作用。一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法官作用：一是，诉讼和解的启动时间进行有效劝解。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常认为如果自己主动提出和解，一方面体现出自己的软弱，不敢进行法律程序。另一方面会给他人一个自己缺乏证据支持而迫不得已选择和解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要以第三人的身份，说明其中的利弊，提出和解的建议，这样容易令当事人接受。同时，法官对案情的了解和判决结果的预期有一个判断，他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二是在诉讼过程中凸显法官的作用。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僵持不下，通常情绪会表现为愤怒与激动，态度强硬，如果没有第三方在其中进行调解，很可能会降低和解的效果。当法官以第三人的身份出现进行调解，说清利害关系，会提高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成功度，促成双方和解的达成。三是审查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因此，法官要对双方的和解环节进行审查，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诉讼能力，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处分权，确定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体现，确定和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等。

3、民事诉讼和解的费用负担

通过对各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考察可以看到，和解制度具有降低诉讼费用与减轻法官负担的优势，并在各国进行了广泛应用。而我国并没有对诉讼和解进行明确的规定，这样会导致双方当事人对和解程序的不信任，降低和解的可能性，不利于这一制度的发挥。因此，我们应该明确诉讼和解的费用。对进入和解不同的阶段收取不同的费用，这样既提高双方当事人和解的积极性，又会缓解法官的审判压力。

4、应当对和解书的制作予以规定。

只有当事人就他们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向法院作出一致的陈述，才是诉讼上的和解，其以双方当事人将和解协议提请法院审查为标志。当事人虽然私下达成和解协议，但未提请法院审查，则不是诉讼上的和解，应视为诉讼外的和解。经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对和解协议审查后认为成立的，应当制作和解书。和解书的内容包括：案由、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之间争执的纠纷、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和解书最后须由当事人签名，再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的印章。近年来，对着民事诉讼数量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解制度，该制度在我国法律制度中也非陌生。而其最令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对其解释的含糊其辞，对法律意志的发挥更是起到的压制作用。因此，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和解制度进行细化成为了一项必然之举。该制度的深入应用，既会更加有利于解决当事人双方的纠纷，也可以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减轻法官负担。

参考文献：

1、（日）兼子

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2、张卫平.《新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3、常怡.《民事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4、罗结珍译.《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章武生.《民事司法现代化改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7、包冰峰.《民事诉讼和解的瑕疵与救济》，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

8、闫广涛.《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法治2011年。

9、白焘.《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年。

10、包冰峰.《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反思》，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

11、张晋红、易萍.《论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完善》，法律科学1999年。

第三篇：民事检察

民事检察:行使调查权的三个原则 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行使调查权的基本原则是，少用、慎用、非确有必要时不用。如何合理使用调查权，我认为应把握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应把调查作为阅卷的补充手段。

一般而言，案件的诉讼过程及法官的判决依据都会在案卷中全面予以反映通过阅卷可以审查审判中程序是否合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是否充分，由此确定是否提出抗诉，因而不需要启动调查程序。

只有具备需要调查的情况且依据

法律规定应由检察机关调查的，才可启动调查程序。此外，通过

阅卷还可以确定调查方向、调查的重点和目标，使调查更具针对性。

二是调查应以查明审判行为的合法性为核心，重点审查审判过程中是否具有不当作为和不当不作为。

一种情况是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可能具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单纯通过案卷审查往往难以发现和确认，必须由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收集足够证据予以证实。另一种情况是指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收集或者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时，却没有收集或收集不全面、不真实的。实践中又包括三种情形:一是案件可能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这时仅仅依靠对原案卷的审查和对原审当事人举证的甄别无法查明真相，检察机关应主动调查取证。二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程序性事项，法院据以作出决定的依据可能存在错误的。三是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按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法院没有收集或收集不客观的。对后两种情形，检察机关首先要判断是否存在应予调查的情形，进而查明是否存在足以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性，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事实和证据，才能决定是否提出抗诉。

三是调查不得代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一旦举证不能、举证不足、举证不及时，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个人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司法机关不应越俎代庖。实践中，有些检察机关过多动用调查权，千方百计收集应由当事人提出的有利于改判的证据，据此提出抗诉。这种方式极不可取，它不但破坏了当事人民事诉权的平等性，还会有损于检察机关的公正形象。

第四篇：试析建立民事检察息诉和解机制

试析建立民事检察息诉和解机制，构建和谐社会

—徐明

发布人:徐浏览次 发布时间：2012-10-10 明

数： 15 9:33:59 民事行政检察息诉工作，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各个环节，通过释法说理，充分阐明检察机关不支持申诉人申诉请求的理由和依据，使申诉人接受检察机关作出的不立案、不予提请抗诉、不抗诉、终止审查等审查结果，并促使其自觉接受人民法院的原裁判结果的民事行政检察活动。民事检察息诉和解就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过程中孕育产生的，通过贯彻司法公平，建立利益的救济机制和干预机制，在司法环节上适用保护公开、公正的利益分配原则，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

一、建立民事息诉和解的意义。

有利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民行息诉和解不仅符合当前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诉讼意识，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理念，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理念。息诉和解制度既有助于强化民行检察纠纷的解决能力，也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当前检察实践中，民行检察工作中的息诉和解职能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随着普法教育宣传的深入开展，大多数当事人对法院生效裁判产生不满情绪后，来检察机关申诉就成为一个主要途径。而大多数不符合抗诉条件的申诉案件，通过民事和解监督方式，申诉人均能息诉服判，这与检察机关的息诉和解工作不无关系，检察机关做好申诉人和解息诉工作，已成为民行检察工作中的一部分，民行申诉阶段检察机关主持当事人和解，为迅速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了便利的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不和谐的社会因素。也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办案效率。民事行政检察对受理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再审条件的，依法予以抗诉或建议人民法院再审，对不符合法定再审条件的或不宜引起再审的，要以事说法，讲明道理，规劝当事人服判、息诉。民行息诉和解作为司法性质的特殊救济手段，其主要功能是检察机关在审查申诉案终结前，通过和解的努力，使当事人服判息诉，节约纠纷化解成本，减少和化解上访缠诉案件，不但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同时也发挥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提高了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提高了办案效率。

二、民事检察息诉和解的可行性。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下，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是公平正义。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妥善的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民事检察息诉和解机制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存在其可行性。

首先，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民事诉讼都不会有全胜的赢家，若按照法院判决执行，双方当事人都可能因官司而受到损失，如能“化干戈为玉帛”，促成当事人本着平等互利原则进行协商和解，则可能达成双赢的结果；当事人在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也自然会考虑这种和解的因素，这就为民事检察和解提供了情感上的基础。其次，申诉人一方认为法院的判决有错误，不愿意执行判决，申请抗诉；对方当事人强烈要求执行判决，由于申诉人申请抗诉，有可能拖延执行甚至于将来改判或者撤销原判无法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发生碰撞，有可能妥协，达成和解协议。即使某个民事案件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民事申诉人对争取更大利益的希望已经不大时，也自然会考虑和解的因素。同时，赢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也面临着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若被执行人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其诉讼亦可能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局面。因此，若能形成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和解协议，相信双方当事人是会同意并接受的。

目前，多数人对民行检察工作的理解仍是片面的，认为民行检察工作的主要任务只是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提起抗诉，查处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是否有违法行为，而忽视了民行检察中的息诉工作的重要性。尽管检察机关内部对民行检察的息诉工作也有所规定，但是长期以来重抗诉、轻息诉的思想，或多或少的制约了民行息诉工作的正常开展。有时由于案件审结后不及时做息诉工作或是息诉工作简单、敷衍、应付了事，容易使当事人产生不满情绪，激化矛盾，引起缠诉、闹访、越级上访，影响到社会稳定。做好民行检察当事人的息诉工作，不仅可以消除当事人的逆反心理，而且还能向对法律一知半解的当事人解释法律，实现法治的一个良性循环。当事人也不必通过多次诉讼甚至多次上访等既浪费金钱又浪费精力的方法达到对判决的理解和执行，从而更好地实现了当事人自己的司法目的。当今举国上下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在这种“和谐社会”理念的大环境下，民行息诉工作不仅能达到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目的，还能够起到高效、便民的作用，更加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三、民事息诉和解的多元法律监督。

审判活动是极为精密和复杂的诉讼过程，其公正性不仅体现在诉讼实质结果，也体现在诉讼程序、诉讼文书、诉讼习惯以及诉讼效果等之中。现有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无论是刚性监督的抗诉、还是中性监督的检察建议，主要是通过诉讼过程来实现，显然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复杂性和精密性。特别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有时还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摩擦和不和，以致在新的层面和范围酿成新的或潜在纠纷。由于抗诉程序十分严格，一般是“上抗下审”，甚至有的要经过几级审查，手续繁琐、程序复杂且周期性长，而对一些案情紧急、标的不大的申诉案件，有时往往“远水难解近渴”，加之案情千差万别，当事人态度千变万化，如何更准、更快、更好地维护当事人权益，不能只用抗诉这种固有的、单一的形式去实现。加之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诉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需要创设多元化的监督方式，适应不同主体不同案件的不同需求，以弥补现有监督方式的单调性和过程的冲击性。民事检察和解适应了这一要求，它操作简便，无需启动再审程序，通过同级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沟通，在短时间内便可以对有错的民事裁判做出纠正，同样能达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和维护司法公正的效果。息诉和解的方式能够发挥其柔性监督的特点，有利于与法院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实现法律赋予的职能。同时，多年的法律监督实践表明，大量的监督工作已延伸于诉讼过程之前，或拓展于诉讼过程结束之后。以非诉讼手段履行检察官职责，在现代法治国家和地区已不乏先例。它与民事检察抗诉相得益彰，形成优势互补，因此理应成为民事检察抗诉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形式。作为一种非诉讼的法律监督方式，从一定程度上说，息诉和解工作是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自然延伸和另一种实现方式。

四、规范息诉和解促进和谐社会。

一是民事检察息诉和解自受理案件开始，至案件审结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均可进行。程序的启动应基于申诉人的意愿，依申诉人向检察机关作出的意思表示而启动。申诉人有息诉和解意向后，检察机关还应依照办案程序，听取被申诉人的陈述，与被申诉人沟通，使双方当事人逐渐消除对立情绪，缩小认识差距，达成合意。二是对息诉和解主体进行审核。一般应当由当事人本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参加，代理律师参加的，应当有当事人的特别授权。对息诉和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核。当事人息诉和解的，应当签订协议，并制作相应份数，由双方当事人各持一份，检察机关存档一份。涉及执行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将相关协议送交执行此案的人民法院，也可由检察官代为交送，以便于法院及时掌握和解的内容，及依照法定程序处理该执行案件。三是民事检察息诉和解主要采取的是在背对背沟通的基础上，再进行面对面的协商。一般而言，申诉人之间矛盾比较尖锐、情绪对立，在法院已作判决的情况下，自行沟通协商的可能性较小。即便申诉人一方有和解意向，也难以自行寻找协商的平台与机会。因此，他们能达成息诉和解协议，往往是在检察官的协调下进行的。即先由检察官代为转达一方和解意见，征求被申诉人的意见，调整双方认识上的偏差，形成共识和初步方案，再逐步缩小差距，促使当事人意见趋向一致，最后由当事人面对面就息诉和解协议各项内容进行充分协商，直至达成一致。补充方式是当事人直接面对面自行协商。可以采取检察官组织、协调下当事人面对面协商的方式进行，也可以由双方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此外，对于对一些疑难复杂的申诉案件，可以采取公开听证的方式，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案件的主要证据、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进行质询。还可与政府职能部门、有关组织沟通，取得他们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多方优势，促成申诉案件的息诉和解，有利于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五篇：民事和解协议书

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黄xx 乙方：张xx 甲乙双方本着真实守信的原则，综合考虑双方实际情况，就2016年3月发生的公共居民区受益使用问题，经双方协商，现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各方确认黄的自行车和助动车影响了张的出行方便，于是张在未与任何人商量下，在楼道门旁的公用部位装了一扇铁门，这下自行车和助动车就放不进去了。这一行为引起了其他居民的不满，黄某受居民之托与张交涉，双方很快发生争吵并打了起来。对此，各方予以确认。

二、甲方对此向其所在的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请求法律帮助，各方予以确认。

三、甲方在楼下存放数十辆自行车和助动车的行为对乙和其他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乙方在未与任何人交涉下私自在楼道公用部位装了一扇铁门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此外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对此甲乙均应停止侵害行为，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各方之间在履行本协议后相互之间不再有任何侵权纠纷。

五、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各方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为本协议书附件。

甲方：

乙方：

见证人（签字）

签约日期：

年

签约地点：

日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