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合集五篇）

第一篇：解析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粤高法发[2003]20号 二00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2003年8月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广州召开了全省部分法院和检察院参加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座谈会。省委政法委、省人大内司委、省公安厅、省司法厅有关同志及部分法学专家、律师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自《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我省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行政审判活动积极履行检察监督职责。我省各级人民法院也依法严格、稳妥地开展了民事审判监督工作。检察院和法院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为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今后的工作中，全省各级法院和检察院要进一步规范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工作。根据“精审监”的原则，正确处理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和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的关系。

与会人员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下简称《办案规则》)等规定，就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现将讨论的意见纪要如下：

一、关于检察建议的问题

检察建议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一种监督方式，已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办案规则》所确认，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的认可。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案件审判活动中，或者已审结的案件中存在需要纠正的问题，可以依法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在提出检察建议时，应注意检察建议的准确性，以提高检察建议的采纳率。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未被人民法院采纳的，同一检察院不就同一案件再次提出检察建议。对于当事人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或人民法院已再审的案件，当事人对驳回的通知或再审的裁判仍不服，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检察院不再提出检察建议。检察院如认为法院的裁判有错误的，可依抗诉程序办理。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避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应在民事、行

政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应当制作《检察建议书》送交同级人民法院。

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由人民法院立案机构统一受理，不得退回。检察建议属再审内容的，人民法院收到该类建议后，应当对案件进行复查，认为人民检察院对个案提出的检察建议正确，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可依法启动再审程序;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对审判工作提出的检察建议正确的，应及时改进工作。人民法院在接到人民检察院对案件问题提出检察建议后，没有特殊情况，一般应在6个月内将处理情况告知提出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二、关于民事、行政抗诉的问题

人民检察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下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提起的抗诉，可由作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的同级人民法院接受。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函转作出原生效裁判的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下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上级人民法院的来函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如果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再审判决提出抗诉的，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要求同级人民法院提审，同级人民法院一般应考虑提审。根据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不适用抗诉程序处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不应提出抗诉。已提出抗诉的，由人民检察院撤回。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应提前七天通知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不派员出席法庭的，按撤回抗诉处理。向抗诉机关申诉的对方当事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依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缺席审理;经依法传唤，向抗诉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表示撤回申诉申请的，抗诉机关应当撤回抗诉，按撤诉处理;经依法传唤，当事人均不到庭，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但原审判决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检察人员应出席再审法庭，宣读抗诉书，发表出庭意见，不应中途退庭。检察人员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应在开庭后书面向再审法院提出建议或纠正意见。

已裁定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审理期限内审结，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应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再审终结后，再审法院应将判决、裁定书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三、关于人民检察院查阅、复印案卷的问题

人民检察院在提出检察建议或提起抗诉时，需要查阅案卷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配合，热情接待，及时为检察人员安排阅卷场所，并尽量提供其他便利条件。由于法院的案卷既要保证上级法院调卷审查和本院立案再审的阅卷审查，又要保障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查阅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能否调(借)人民法院档案的电话答复》的规定，案卷不调借出人民法院。因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的事实依据全部在正卷中，副卷中没有事实材料，处理的结果和适用的法律依据则载明在裁判文书中，故检察人员办理民事、行政案件阅卷的范围是正卷的有关内容。检查人员在查阅案卷材料时，可以摘抄或者复印有关材料，由法院档案管理机构加盖印章证明材料来源。检察院查阅材料可直接与法院审监庭联系。

发布部门：广东省其他机构 发布日期：2003年08月25日 实施日期：2003年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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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加强民事检察监督效果的几点思考

加强民事检察监督效果的几点思考

高邑县人民检察院 刘如卿 李仲辉、论文摘要：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诉讼监督的价值基础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且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也要求有相应的检察监督和约束。但由于立法上的不明确，致使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问题，从而提出解决对策并将此制度加以完善，以期使检察监督发挥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司法公正的检察职能。【关键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完善建议

民事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的法律监督。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以上规定,为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行使法律监督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在对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作了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至第190条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范围和程序。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公正,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民事检察监督的价值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用“监督”来约束“诉讼”是“诉讼监督”的基本目的。诉讼监督，意在对诉讼活动的察看和督促。广义的诉讼监督是指包含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法律在诉讼活动中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狭义的诉讼监督仅指专门国家机关即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诉讼监督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诉讼监督是国家法制的调解系统。法律系统投入运行之后，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总是会出现偏离预定轨道的情况，监督机制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各种干扰的影响，及时地调节法制环节，消除偏离现象，保证系统向预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诉讼监督是使法制在诉讼阶段得以实现的最有力的保障。

第二，诉讼监督是民主制度的保障机制。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一对范畴，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和内容。诉讼监督，作为国家法制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与民主制度关系极为密切，监督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式。

第三，诉讼监督是权力制衡的有效手段。在诉讼中，通过权力制衡，通过规范与完善各监督主体的职能，一方面使 被被监督者不滥用权力，严格依法办事；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诉讼公正。

二、民事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权在现阶段主要表现在再审监督，采取的是事后监督方式，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民事行政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民事行政案件检察监督的任务在于对可能存在的因裁判者原因造成的司法不公，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以督促裁判者公正司法并为合法权益人提供一个利益救济途径，是为纠正审判偏差和错误而确立的一项特殊制度。然而，由于立法规定的不具体，相关部门特别是检法机关对于法律理解的不一致，致使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在实务开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

（一）抗诉监督的范围不确定

《民事诉讼法》第187条将抗诉的对象确定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将抗诉的原因规定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等四种情形。这条规定并未明确抗诉监督的范围是基于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做出的所有生效判决、裁定，还是仅限于在某些程序中做出的生效裁判；其次，对裁定的抗诉是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的10条裁定，还是仅仅为这10条裁定中的部分裁定，法律也并未作出具体规定。由此，检察机关认为抗诉监督的 范围应包括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全部裁定。基于这一认识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法院在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中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而且对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破产程序中做出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驳回起诉的裁定提出抗诉，而且对先予执行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法院则认为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的裁判仅限于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做出的某些裁判，且抗诉的裁判必须满足事后监督的要求。因此，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对执行中的裁定，对先予执行的裁定，对破产程序的裁定的抗诉于法无据，不予受理。我国《民事诉讼法》设定的检察监督是事后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既不能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启动审判程序，也不能通过参加诉讼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只能等到诉讼结束，法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监督。这说明检察机关抗诉受到时间和程序的双重限制。前一重限制表明检察机关不得单独对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对管辖权异议，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如果认为这些裁定确有错误，只能等到一审或二审判决生效后，在对判决抗诉时一并提出抗诉。后一重限制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当错误裁判落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范围可以适用这一程序再审的，检察机关才能够提出抗诉。检察监督作为一种权力，同样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基于审判独立的理念，检察监督的范围也不应太过宽泛。然而在实践中确实存 在着个别法院违反管辖规定受理诉讼，违法采取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措施的现象。在破产程序、执行程序中也存在着滥用司法权违法做出裁定的情况。对于这些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是完全必要的。在抗诉监督不能达到监督的效果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创设一些替代监督形式，以最终达到诉讼公正的目标。

（二）案件的再审法院不合理

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上级法院几乎一律以裁定或函转的方式将案件交给做出被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审理。实践中的这种做法颇为不妥，严重影响了法律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1）法院的这种做法不符合诉讼立法的精神。我国《民事诉讼法》之所以没有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检察院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其立法意图在于一方面是为了对抗诉的条件把握得更加准确，使抗诉的提出更为慎重，但另一方面，显然也包含了在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情况下，应由上级法院予以再审的意思。

（2）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对错误裁判的纠正，也不利于发挥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职能。尽管在再审中需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审判人员仍需面对较大的压力，不利于纠正错误审判。

（3）检察机关的职能和地位，决定了上级法院不宜将案 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根据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专门监督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这种监督不只是一种观察，也不只是一种判断和评价，它必须能够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因此，法律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用以制约其他国家权力行使的权力。而要使这种监督权真正起到制约作用，具有相应的权威，至少其地位和效力应与被监督的权力是平等的或相对峙的。因此从维护检察机关的权威出发，我们认为既然上级检察机关以就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上级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能以裁定或函转的方式再将案件交给原作出被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予以审理。

（三）原抗诉机关对原审法院再审后维持原裁判再次抗诉

对下级法院再审后做出的维持原裁判的判决、裁定，上级检察机关（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则不予受理。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0月6日在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做出批复时所体现出来的：凡是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抗诉的，无论由同级法院再审还是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人民法院均不受理。只有在原抗诉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应当受理。检察机关对该批复持有异议，认为它不当地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因此尽管有了这一批复，在一些地方原抗诉的检察机关对由原审法院再审后维持原裁判的案件，仍然再次提出抗诉。最 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批复有其合理之处：维护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防止了抗诉再审的无限循环，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但从另个角度分析，此批复不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监督职能。检察机关收到申诉后，一般都会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慎重的选择，挑选那些符合抗诉条件，有把握抗诉成功的案件进行抗诉。对抗诉后维持原判的案件，检察机关再次抗诉会格外慎重，非有法定理由一般不会轻易地又一次提出抗诉。因此不予受理此类抗诉不利于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如按批复中由原抗诉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则会引起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级别上严重失衡和增加上级检察机关工作负担，增加监督成本等诸多问题。笔者认为，由上级法院自己进行再审，是解决此问题的合理方法，由此就不会出现抗诉与再审的多次循环。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上级法院再审后做出的判决，只有原抗诉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才有权提出抗诉。

三、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建议

依照检察机关检察监督职能的要求，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应当加强其监督效果的体现，而其核心就在于构建和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在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创建并运用了一些颇有成效的检察监督方式：

（一）检察意见

检察意见是体现检察效率原则的一种监督方式，是指在 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通过协商的方式，提出检察意见，建议人民法院再审予以纠正错误。实践中，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后，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不走抗诉的程序，而是有同级检察院直接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依法再审。法院不是按照检察院启动的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而是按照法院启动的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法院再审结束时，应当将再审结果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再审法院不接受检察意见的，检察院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正确，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由上级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这种做法有利于将矛盾消灭在基层，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合作，同时也实现了检察监督的效果，是一种较为成功的监督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检察意见的适用范围作出了专门说明：“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若认为建议人民法院自行纠正效果更好的，可以使用此文书，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宜抗诉的案件，对于调解、支付令、决定等案件，可以此文书建议人民法院纠正。”在实践中，运用检察意见这种监督方式，应明确以下问题：

（1）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应当是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

（2）同级人民法院接到检察建议后，应当对该案件进行复查，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原审判决、裁定确有错 误的，应当裁定进入再审程序，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认为原判决、裁定没有错误的应当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3）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参与诉讼监督审判活动。

（4）再审终结人民法院应当将再审判决书送达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二）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是对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活动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性错误，或者是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应当予以改进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或改进意见的一种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具特别的强制效力，仅仅是提出问题，供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参照纠正或者参考改进。在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接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后应当进行研究，确认检察建议书提出的问题后，应当予以纠正或者在工作中进行改进。纠正或者改进后，法院应当就纠正或改进的情况通知做出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三）特定案件的民事起诉和诉讼参与

在我国所有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合适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这是检察制度的目的所在。当一个民事行为侵害了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或者侵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了国家或公共利益的损害，因不是直 接侵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往往无人享有诉权，即使法律赋予其起诉权，也常常以起诉与否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无直接的关系而无人起诉。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就可以以原告身份启动诉讼程序，使人民法院有权对这种案件行使审判权，同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于此类案件的诉讼参与权，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保护社会和公共利益。但是，检察机关的起诉权和民事诉讼参与权毕竟不同于公民和法人的此类权利，不能没有限制。否则，就会因检察机关的过多介入而影响公民自主行使权利，同时也使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效果大打折扣。检察机关起诉和参与诉讼的民事案件主要应为以下两类：（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在实践中，国有资产主要是在投资、转让、处分等重大民事活动中流失的。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的代表，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向法院提起公诉，并派员参加诉讼。对于关系重大国有资产的投资、转让、处分等案件，应有权参与到诉讼中，了解有关国有资产的具体情况，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作好坚强卫士。（2）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

审判职能具有消极的一面，法院不能积极主动地去解决纠纷，这在技术上就要求有主张权利的诉讼主体去启动诉讼 程序以维护合法权益。但实践中对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尤其是公害事件，其引起的不满程度很高，但因此而形成的诉讼却寥寥无几。针对这种情况，无论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还是出于确保公共利益不受损害的考虑，都应当设定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主体，向法院起诉或参与此类案件的诉讼，监督审判活动，保护社会和公共利益。

第三篇：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加强民事审判工作规范化，促进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确保司法统一，市中院于2009年8月20日在莒南县召开全市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全市两级法院分管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民一庭庭长及部分人民法庭庭长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认真分析探讨了当前民事案件的特点和发展态势，研究探讨了部分民事案件审理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就某些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达成了共识，现将有关内容纪要如下：

一、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问题

会议认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民主法律制度的完备，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公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维护自身权利的自觉性日益提高，特别是“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等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逐步形成，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越来越多。当前，各种新类型侵权、特殊侵权大量涌现，交通事故赔偿、医疗事故赔偿、产品质量赔偿、危险责任赔偿等占了很大比例，从而使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呈现“多、奇、新、特”的现象；诉讼请求数额不断增加，赔偿由低额化向高额化方向发展；诉讼主体由单一化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由个人责任向团体责任发展；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所保护的权利范围不断扩展。我国《民法通则》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认定、赔偿范围和标准规定的比较原则。最高法院及省高院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文件，但仍难以解决审判实务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为此，会议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伤残鉴定问题 伤残鉴定涉及专业技术，人民法院对鉴定中适用的标准及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很难进行实质审查，实践中应充分运用证据规则及权利处分的原则，灵活作出处理。首先，对于当事人不提异议的，原则上不主动进行实质审查，直接予以采用；对于当事人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但在规定期限内不交纳鉴定费的，视为放弃再次鉴定的权利；对于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无证据证实鉴定本身违反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及鉴定单位、人员缺乏资质的，原则上不支持重新鉴定。

1、关于伤残鉴定适用的标准问题

除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有明确的鉴定标准以外，对于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经省高院批示，伤残等级参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确定，其他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伤残等级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确定。未按上述鉴定标准进行鉴定，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在规定期限内交纳鉴定费的，应准予重新鉴定。关于医疗事故的伤残鉴定，因卫生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卫生部令第32号，2002年9月1日施行》已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对应的伤残等级作出明确规定，该规章与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冲突，故在医学会已经作出医疗事故等级鉴定的情况下，不应再通过司法鉴定机构单独作出伤残等级鉴定，而应直接依据卫生部的上述规定确定患者的伤残等级。

2、关于患者提出医疗事故或过错鉴定而医疗机构不配合，其过错程度如何确定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认其医疗行为有过错且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外，还应参照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批复》（卫政法发„2005‟28号，2005年1月21日）第一条：“医疗机构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不如实提供相关材料或不配合相关调查，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责任。患者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判定医疗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请求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医学会按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对患者人身损害的后果进行等级判定，若二级、三级医疗事故无法判定等级的，按同级甲等定。责任程度按照完全责任判定”的规定精神，判令医疗机构承担全部过错责任。

3、关于患者提出医疗过错诉讼，医方提出事故抗辩，患者拒绝配合事故鉴定如何解决的问题

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鲁高法[2005]201号《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精神，医疗行为既构成医疗过错又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方既可以以医疗过错进行抗辩，亦可以医疗事故进行抗辩，人民法院对该选择权应予充分尊重。如医疗方选择医疗事故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审理。如患方拒绝配合事故鉴定，人民法院可依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行使释明权，告知其拒不配合的不利后果，并可以医方提供的病历等资料提交医学会进行鉴定，作为判决的依据。

（二）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及异议审查问题

根据多年来的司法实践及相关司法共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具有民事证据效力。但是，交警作为相关行政专业部门，其认定结论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人民法院原则上应予尊重，作为有效证据采纳，但个别明显不合理的事故认定除外。

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的，可以申请上级公安机关复核，但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案件的除外，故在人民法院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期间，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原则上不予支持。但如当事人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为慎重起见，可以暂时停止但不要书面或口头裁定中止案件审理，等待该上级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如该上级机关否认原事故认定书，可参照行政前臵程序的原则，等待新的事故认定书确定后，再行认定处理。

（三）关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标准的确定问题

有的观点认为，在确定赔偿标准方面可不再区分城镇、农村居民标准，按照就高不就低的精神统一适用城镇居民标准确定相关赔偿数额。这种观点突破了最高法院已有司法解释的规定，亦与我市农业大市的市情不符，如完全采用，将导致由农村居民（被告）以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农村居民（原告）损失的不公正后果。在新的规定出台以前，为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又不过分突破现有规定，采取适当放宽，严格掌握的原则，“农村户口的按照农村标准，城镇户口的按照城镇标准，二者难以区别的按平均值计算”。下列情况可按城镇标准计算：

一是在城镇居住连续一年以上，有城镇暂住证或在城镇有购买的房屋、公安机关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有劳动局备案的劳动合同等证明的；

二是符合最高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规定情形的。

三是居住地已划入城市规划区，虽属农业户口但无地耕种的；

农村居民虽然住在农村，但从事个体工商经营或者其他按农村标准计算明显偏低的情况，按二者的平均值计算，即按（城镇标准数额+农村标准数额）/2的方式确定赔偿数额。

（四）关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标准问题 医疗事业属于公益非营利事业，其民事责任应适用限制赔偿原则，否则既不利于医疗技术的发展，亦将最终加重全民的医疗开支负担。因此，在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应依据最高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优先适用国务院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省高院《2008年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鲁高法[2008]243号）第二条第二项虽然基于公平原则，主张可以有条件适当突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数额，但实践中应从严掌握，如确需援引该会议纪要精神，应事先向市中级法院汇报。

（五）关于享受误工费及赡养费的年龄确定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当事人年龄超过（包括）60周岁的，即进入老年人行列，原则上不再参与营业性劳动。对于农村居民，其承包地等由子女耕种，收入无偿归老年人所有，故亦不存在误工费的赔偿问题，但却存在赡养费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享受赡养费的年龄为6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上的当事人原则上不计算误工费损失。

（六）关于农村居民误工费、护理费的标准问题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加消费性支出大致相当于其年收入数额，可以该两项统计数据之和作为计算农民误工费、护理费赔偿的依据。

（七）关于误工时间的确定问题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实践中，个别鉴定机构应受害人申请，在鉴定书中一并对伤后可能误工时间作出说明，个别鉴定机构甚至一方面作出伤残等级的鉴定结论，另一方面又出具伤后误工时间的结论，致使有的案件将误工费计算到评残日之后。会议认为，误工时间原则上应以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对鉴定机构出具的证明应严格审查，原则上不予采纳。

此外，个别受害人出院后迟迟不做伤残鉴定，致使按照最高法院解释计算的误工期限过长，既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又不利于维护诚信和谐的社会秩序。根据民间医疗常识，如确实存在过分迟延伤残鉴定的问题，原则上支持住院时间加15天的误工费用，必要时，可酌情增加至出院后3个月的期间。

（八）关于残疾器具的配备标准问题 司法实践中，残疾器具的配备一直存在合理费用难确定的问题，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于2008年3月4日制定下发了鲁劳社[2008]13号《山东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臵管理暂行办法》，该文件规定的费用标准符合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不论何种原因致残，需配制器具的，其费用标准可参照该规定执行。

（九）关于农村建筑施工中合伙、承揽、雇佣关系的确认及责任划分问题

合伙、承揽、雇佣在法律概念上比较清晰，但由于社会生活尤其是农村社会生活的特别复杂性，很难将此类法律概念与农村的一些行为相对应，农村建筑施工问题尤其如此。经协商，会议就此类问题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1、基于效益原则及当前惯例，农村房屋建设方与施工方原则上构成加工承揽关系，建设方为定作人，承建方为承揽人，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由于农村住宅多为低层建筑，原则上承揽人不需要具备建筑企业资质。原建设部曾有关于农村工匠资质的规定，现已作废，故不能以施工人无资质为由责令建设方承担选任责任。

2、施工方的负责人即俗称的工头与其他施工人员之间原则上构成雇佣关系。实践中工头往往并不比其他施工人员多拿报酬，多亦有限，但工头往往以此为业，相当于经常临时雇用并随时解聘雇工的雇主，故不能仅仅因其在一项具体工程中不多取报酬为由即否认其雇主身份。

3、实践中确实存在多工头联合承揽工程的问题，亦存在多名不以此为业的农民临时承揽建筑工程的问题。此时，施工群体与建设方构成加工承揽关系，多工头或共同施工人因共同承揽构成合伙关系，适用合伙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

基于上述的法律关系，在施工中发生人身伤害，原则上由雇主即工头承担雇主责任，或由合伙人分担损失。由于农村建筑技术要求低，有的建设方作为定作人在进行现场监督时，在较大程度上发挥类似于雇主的指挥、控制作用，或者提供的物料、器具存在瑕疵，故有些案件可依照定作人指示有过错等法律规定责令建设方适当分担责任，以确保受害人能够得到充足的赔偿。

（十）关于校园人身损害赔偿问题

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涉及复杂的人身监护及责任年龄等问题，实践中一直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会议就相关问题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1、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10周岁以下的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为本身不存在过错问题，故应根据原因力理论合理确定侵权各方监护人承担的过错责任。10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公民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应根据其辨别控制能力合理确定其责任。在幼儿园及小学的初级阶段，学校的管理责任较重，在发生校园人身损害时应适当加重其过错责任，其校内规章制度本身原则上不能作为其尽职的依据。中学及高中阶段，由于学生年龄增长，辨别及控制能力提高，学生之间发生的伤害事件，只要学生手册有相关约束性规定，或发生事件前教师已予以必要的劝导、制止，学校即不应再承担相应过错责任。必须强调，学生家长始终是学生的监护人，学校仅以其管理是否存在过错为由适当承担责任，不承担监护人责任。作为公益单位，人民法院在判决学校承担责任方面不宜过于苛刻。

2、学校组织的劳动科目根据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属于卫生教育的一部分，原则上不应理解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构成雇佣关系，因此发生伤害事故，应从学生的辨别控制能力及学校相关管理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合理确定各方的责任。

3、体育竞技活动本身即存在一定的风险，如因此造成损失责令学校承担责任，不仅不利于体育课程的正常开展，损害学生的长远利益，亦与冒风险即应担责任的原则不符。故体育活动只要在合理的危险、强度范围内，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危险因素，学校即不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但在对抗性竞技活动中，明显违规的一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在各方均不负违规责任的情况下，涉事故的学生各方可平均分担责任。如学校组织抢救措施不及时导致损失扩大，可适当承担责任。

（十一）关于交通事故中强制责任险问题

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出台并实施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法律适用方面造成一定的分歧，会议就下述问题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1、出借车辆的强制险适用问题。车辆出借后，即存在肇事人与强制险投保人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发生事故，强制险所在保险公司是否仍应承担责任？会议认为，应该承担。因为设立强制险的立法初衷在于以社会保障的方式分解个人风险，优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减轻车主损失。出借车辆的肇事人对于车主及保险公司来说亦是第三者，由保险公司予以赔偿既符合公平原则，亦与法律规定相符。

2、无证驾驶引发事故的强制险适用问题。强制责任险针对的是车辆而非具体驾驶人，如因无证驾驶导致该险种不适用，无疑与强制险的立法本意不符。会议认为，因无证驾驶引发事故，保险公司仍应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责任，并可在承担责任后向肇事者追偿。

3、应投保强制险而未投保，事故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事故发生后，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由保险公司全额赔偿，超出部分，按责任比例赔偿。如车主未投保强制险，全额按责任比例赔偿，将使受害人因肇事者的这一违法行为进一步受到损失。为此，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六条规定，未投保强制险的，先由肇事人按照交强险限额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超出部分再按责任比例赔偿。该规定属于地方法规，与相关上位法的立法精神相符，应当作为类似案件的判决依据。

4、发生事故车辆投多份强制险的法律适用问题。实践中，一些大型货车往往投多份强制险，如车头在一公司投强制险，挂车在另一公司投强制险等。该类车辆如发生事故，可由所有参保公司均担相关损失。

（十二）关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在施工中其雇员发生伤亡事故，出借资质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

对此，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即使出借人与实际施工人有约定，亦属于其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受害的外部第三人。出借人在实际承担责任后，可依据其约定对实际施工人进行一定限额的追偿。

二、关于建筑施工纠纷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1、关于劳务分包人直接起诉建设方要求支付工程款能否支持的问题。劳务分包人与建设方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无权直接向建设方主张权利。实践中，为减轻诉累，可告知其将承包人，建设方列为被告，由建设方在拖欠工程款范围内对劳务分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如劳务分包人坚持不列承包人为被告，可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2、关于家庭装修是否适用《建筑法》调整的问题。根据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家庭装修不适用建筑法调整，可依据合同法及相关法规、规章处理。

三、关于农村宅基地的问题 农村宅基地问题涉及复杂的国家政策和社情民意，如把握不好，极有可能导致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脱节。经会议磋商，就相关问题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1、一户村民占有多处宅基地的问题。根据土地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农村居民一户原则上仅享有一处宅基地，超出部分，由相关部门依法收回，对地上附着物，由相关部门予以补偿。对于因买卖继承等原因取得农村宅基地的村民，如本人不符合申请宅基的条件，仅对地上附着物（包括房屋）取得所有权，由相关部门在收回宅基地的同时予以补偿。由于收回宅基地属于政府行政职权及村民自治的范围，实践中亦存在行政执法及村委行使职权不确定的问题，为搞好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衔接，对于涉及一户占有多处宅基地的纠纷案件，应尽量回避对土地权属的确认，以“即使原告不享有使用权，在相关部门行使职权之前，被告侵占亦无依据”等模糊理由，判决被告承担相应责任。对于地上附着物部分尤其是房屋、树木等，因相关法律、法规承认其合法权益，不存在与行政职权、村民自治衔接的问题，可以作为普通民事权益予以充分的保护。

2、关于宅基地权使用权的认定问题。根据临沂市人民政府临政发[2005]43号《临沂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新取得宅基仅能取得选址意见书，只有在房屋建成并经复核其占地与放线一致后才能颁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实践中，各乡镇亦按此规定操作。应该说该规范性文件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精神是一致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给与充分尊重。对于当事人依据选址意见书在放线后实施的建设行为，被告阻拦的，应作为侵权案件受理，避免“无土地证即无法施工，无法施工即不能取得土地证，无土地证即不受理”类似电脑程序死循环现象的发生。

四、关于房屋产权问题

1、关于小产权房问题。小产权房产生的背景原因非常复杂，处理起来亦因以点带面问题非常棘手。实践中可根据有无相关职权部门颁发的权属证书确认其法律效力，不予主动的实质审查。对于其买卖合同的效力，可根据其是否同一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予以确认。

2、关于房屋所有权的确认问题。土地权属争议属于政府职权范围，不存在争议，但在房屋产权确认问题上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给相关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程序纠葛及利益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建设部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已废止）、建设部《房屋登记办法》（取代前者）等的规定精神，房屋权属争议并非政府专属的行政解决范围。政府对房屋产权的登记仅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申请材料的真实、合法性由申请人自行负责。产权登记后，如政府发现申请资料不实，可主动纠正，注销相关登记。由此可见，房产证仅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即如无人提出异议，推定产权证书持有人即是相关房屋产权的享有人。但如发生争议，由于房屋登记部门在确权时并不负责实质审查，相应纠纷理应通过包括法院审判在内的民事手段解决。事实上，1998年建设部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亦规定，包括法院判决在内的裁决书亦是产权登记部门确权的依据。因此，民事审判在房屋产权确认方面较产权登记部门具有优先性，产权登记部门应以法院的判决确权，而非法院依据产权登记进行审判。在法院判决与产权登记不一致的情况下，产权登记部门应以法院的判决进行更正（在执行程序中以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不动产产权异议登记的判决进一步确认了上述思路的正确性。人民法院在受理房屋产权确认方面的案件时，不应以是否存在房屋权属证书为要件，更不应以产权证书存在为由责令当事人先行行政诉讼，而应直接作为普通民事案件予以受理，并对产权归属作出确认。但对于与涉争房屋产权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侵权案件，侵权人以原告产权有瑕疵等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对持证人的产权问题不宜主动予以审查，而应以产权无论归属何人，被告均不得随意侵犯的思路（内部掌握），对其异议不予支持，作出合理判决。

3、关于承租人房屋优先购买权问题。在房屋租赁关系中，尤其是商业用房的租赁关系中，常常发生出租人将一幢房屋出租给数人，每个承租人只承租其中部分楼层或者部分房屋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租人整体出售房屋时，部分房屋的承租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理由是：承租人仅租赁部分房屋，其余部分不是租赁权的客体，出租人整体处分的房屋，在法律上为一物，承租人对其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同理，出租人的房屋分别出租而整体出售的，各承租人也不能集体主张优先购买权。

4、关于商品房数次买卖的处理问题。关于“一房数卖”合同的履行问题，应区分以下三种情况：（1）先办理商品房登记手续的买受人取得商品房的所有权。因房屋的过户登记是物权变更范畴，既然已过户，房屋的产权人就已发生变更，再要求原房主履行合同已不可能，应按物权公示及对抗性原理，确认已登记过户的房屋实际履行的效力，而排除其它合同的履行。（2）出卖人先行交付的买受人取得商品房的所有权。如两份合同均未办理登记，其中一份合同已将标的物房屋交付，也就是其中一份合同已得到实际履行，这种履行体现了卖房人的意愿，也是合法履行，应当遵从合同的实际履行原则，维护已完成的交易。（3）两份合同均未办理登记且标的房屋尚未交付的情况，属于两份合同均处于未实际履行的状态，签订在先的合同应优先得到履行，合同未得到履行的买房人可以通过违约赔偿等方式主张权利。

五、关于婚姻家庭案件的若干问题

婚姻家庭案件属于传统的民事案件，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等都比较配套、成熟，司法惯例也较多，但近几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相关认识问题亦存在统一的必要。

1、关于婚约财产诉讼中的主体问题。由于婚约问题来源于历史传统，婚约彩礼的实际控制人既可能是婚约当事人，亦可能是婚约当事人的父母，司法实践中很难查清。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

（二）若干问题的解答

（二）》中对“可诉请返还彩礼的当事人范围如何把握”的问题曾作出如下解答：“由于实践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只限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或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对于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以男女双方为原、被告的彩礼返还诉讼，或在涉及彩礼返还的离婚诉讼中，被告提出原告不是实际给付人或自己不是实际接受人的抗辩，由于彩礼给付实际就是以男女双方为利益对象或代表，因此人民法院对此抗辩可不予采信。”上述解答亦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可在审理类似案件中参照适用，即：既可以婚约男女一方单独列为被告参加诉讼，亦可将婚约男女一方与其父母或父、母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不能将婚约当事人的父母单独列为被告进行诉讼。

2、关于离婚纠纷中因彩礼导致生活困难的事实认定问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鲁高法[2008]243号《2008年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曾作出客观标准性质的规定，但实践中仍很难认定。个别当事人通过所在村委出具证明，由于当前的特殊社会背景及国情，对该类证明应从严审查，即使予以认定，返还的数额也不宜过高。具体返还比例要根据彩礼是否在男女双方共同生活中发生了必要的消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等具体事实，综合把握。在处理方式上也应当灵活运用，特别是彩礼已转换为夫妻共同生活的财产时，可将彩礼的返还与分割共同财产一并考虑，在分割中体现彩礼的返还。

3、关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另一方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的问题。最高法院《婚姻法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对此有明确规定，该规定系以夫妻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原理制定的，并不意味着判决夫妻共同赔偿即认定相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中未以自己名义举债的一方仍可根据共同债务、个人债务的法律规定，在实际承担责任后向另一方追偿。实践中，个别法院未在说理时引用全文，直接认定相关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导致相关当事人（尤其是已经离婚的）不理解上诉，增加不必要的诉累。为避免类似判例的发生，各县区法院在判决此类案件时，应强调相关当事人不能举证证明上述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详细事项，然后作出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的判决，不要在此类案件中就债权人主张的债务作夫妻共同债务或个人债务性质的认定。

4、关于离婚生效证明及告知判决生效前不得结婚的问题。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个别离婚案件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即出现了与他人结婚的问题，亦有个别当事人到中院申请出具离婚生效证明的问题，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新任法官对旧有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不了解，亦可能因管理不严、培训不到位等造成。经协商，会议就此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是一审离婚判决宣判后，人民法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当事人一方收到判决书，须待对方收到判决书，过了上诉期限，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才可另行结婚问题的复函》（[1958]法研字第22号）的相关规定，告知双方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任何一方不得结婚。如有一方在宣判时未到庭，或者距离人民法院较远不能及时收到判决书，应当告知宣判时到庭或者收到判决书较早的一方，须待对方收到判决书，过了上诉期限，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有法院出具的生效证明），才可另行结婚，上述告知事项应当记录在卷。

二是生效证明的出具问题。一审离婚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民）发„1991‟33号《关于第一审离婚判决生效后应出具证明书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应当事人的申请，为其出具判决生效证明。其格式与民事判决书的格式相同：标题为山东省××县（区）人民法院（另起一行）证明书；再起一行靠右为文书编号：（）×民初字第×号（同案件立案编号）；正文内容为：本院关于×××诉×××离婚一案的（）×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已于×年×月×日生效；再下靠右为年月日加盖印章（不需要合议庭署名）。

三是为避免离婚判决生效后结婚证不收回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原则上立案后或开庭时即应收取双方的结婚证，并入卷。如认为不应判决离婚，可复印后原件退回。该做法已经形成有效的司法惯例，资深法官执行的很好。但近年来，随着人员更新，业务传承出现断层，该惯例有逐渐淡化、消失的迹象。民间借贷案件亦存在类似问题，即亦存在判决后不收回借条原件入卷从而导致重复起诉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希望在今后的审判工作中继续遵照执行。

二ＯＯ九年十一月十

第四篇：2005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2005)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鲁高法〔2005〕201号

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2005年8月21日—23日，省法院在龙口市召开了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就部分民事案件审理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对一些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形成了基本共识。现将《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省法院。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在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中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加强民事审判的规范化建设，促进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省法院于2005年8月21日—23日在龙口市召开了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分管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民一庭庭长、其他与省院民一庭业务对口的民庭庭长、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的院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人员认真分析探讨了当前全省民事案件的特点和发展态势，研究讨论了部分民事案件审理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就某些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达成了基本共识，现就有关问题纪要如下：

一、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问题。

会议认为，近年来，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局面，劳动关系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增大了劳资关系的比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企业自主权扩大、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富余劳动力的下岗安置以及劳动用工、工资、保险制度的重大改革，企业的劳动关系由过去的政府行为转变为企业行为，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劳动争议纠纷，而且与过去相比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了集中性、对抗性、群体性和社会性的特点。特别当前一些用人单位无故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金、经济补偿金，忽视职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安全保护，随意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引发恶性安全事故和职工群体性事件，因此，当前劳动争议案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引发当事人上访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了我省民事审判工作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会议要求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中，要切实落实好“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贯彻好“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司法指导方针，尊重劳动者的价值和劳动权利，突出把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放在首位。特别要充分发挥民事审判保护人民利益，促进我国社会文明、进步、协调发展的职能作用，积极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会议就当前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达成了倾向性意见。

（一）因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职工下岗、整体拖欠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等劳动争议纠纷的处理问题。因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职工下岗、整体拖欠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等劳动争议纠纷，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政策性比较强，而且多数案件具有群体性的特点，并涉及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系，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和社会的稳定。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和2003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这些案件多数是在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中出现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人民法院不宜以劳动争议案件立案受理。根据上述两个会议的精神，我省法院近几年来对这几类劳动争议纠纷，一般都没有受理，但各地法院掌握的不统一，有些法院对个别企业在改制中出现的个案劳动争议则予以受理，还有的法院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要求和支持下也受理了部分整体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金、经济补偿金的劳动争议案件，一些法院还采取将群体性纠纷分解成个案的办法受理了类似的案件，而且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鉴于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有新的规定和精神，对此会议达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对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等劳动争议纠纷，仍坚持原来的规定和过去的做法，一般带有群体性的纠纷，特别是企业改制中涉及到的历史遗留问题，原则上不予受理。

（二）因用人单位拖欠社会保险费用引发纠纷的处理问题。会议认为，根据《劳动法》和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按时足额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既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行政部门、税务机构的法定职责，因此，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如果不能按时足额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应由税务机构或者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收，这属于行政管理行为，由此产生的争议，应属于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范围，所以凡是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无论劳动者起诉用人单位要求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还是起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求发放社会保险金，均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可以向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对于用人单位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仍然属于劳动关系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关系中发生的劳动争议，法院可以受理，但根据目前我国社会保险的管理体制，用人单位必须整体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社会保险机构不允许劳动者个人开立帐户，法院在判决中也无法确定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数额，这就造成法院对社会保险费的案件难以执行，因此这类案件目前以暂不受理为宜。

（三）关于《劳动法》规定的“60日”的理解和适用问题。关于《劳动法》规定的60日申请仲裁期限如何在诉讼中适用的问题，一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争论。这种不同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审判执法的标准，导致在审判实务中对同一事实，适用法律产生很大差别，出现不同的审理结果。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当前审判实践，会议认为，《劳动法》规定的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期限的性质，应是一种除斥期间，是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期限。将《劳动法》规定的“60日”理解为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在审理当事人的请求超过60日的案件时要准确理解《劳动法》的立法精神，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超过60日就驳回诉讼请求，而要根据不同性质的劳动争议纠纷确定不同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特别对劳动者追索工资等劳动报酬引发的一些纠纷，在追索时限上必须从宽掌握。如果用人单位明示拒绝支付劳动报酬，或承诺另行支付劳动报酬的期限已经届满，或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被拒绝的，一般可以视为争议已经发生，劳动者应在劳动法规定的60天期限内申请劳动仲裁；如果用人单位未明示拒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承认拖欠劳动报酬，但未明确偿付时间的，争议发生时间可以从劳动者追索之日起算。

（四）关于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纠纷的处理问题。当前，有的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规定，随意解除劳动合同而不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高额违约金，限制劳动者的自由就业权利。会议认为，对于这类案件，人民法院要积极受理，通过公正裁判，维护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制止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对解除劳动合同的，除因劳动者过失性解除的外，用人单位均应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拒不支付的还要支持劳动者请求的额外经济补偿金。关于终止劳动合同后是否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比较复杂。前几年，由于我省地方性法规中明确规定终止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经济补偿金，所以，对劳动者的请求一般予以支持，但该文件已经废止。国家现行法律也没有终止劳动合同后可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因此，终止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已经缺乏法律依据。鉴于当前劳动法实施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出发，省院于今年的6月份下发了《关于劳动合同终止后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答复》，明确了劳动合同终止后，用人单位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但考虑到我省关于劳动合同制度的地方性法规实施比较晚，因此以《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为界限，在该条例实施之前（2002年1月1日）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不论何时终止合同，用人单位均应当酌情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条例实施之后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不再支付经济补偿金。

（五）关于违反劳动合同违约责任的处理问题。会议认为，劳动法、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以及劳动部和地方性人民政府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处理这一问题欠缺实体法规范。因此，对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违反劳动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的处理，要尊重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涉及到劳动者违约，计算违约金原则上按照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标准；劳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但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的，法院可以根据造成损失的情况给予适当调整；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金，但劳动者违约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劳动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义务的，可以参照劳动部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关于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的处理问题。会议认为，根据1996年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及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的确认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对劳动行政部门认定的工伤结论不服的，应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对劳动者直接起诉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工伤的，应驳回起诉。对工伤职工或者工伤职工的近亲属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以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为前提，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作出处理；对劳动部门没有作出工伤认定结论或者劳动者以一般民事侵权赔偿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用人单位可以以构成工伤事故为理由进行抗辩，并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劳动部门没有认定工伤或者用人单位也不能证明构成工伤事故的，则可以按照一般民事侵权赔偿予以处理；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省级劳动能力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如果劳动者的工伤系第三人侵权所致，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用人单位仍应承担劳动者的工伤保险待遇，但劳动者也可追究第三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即劳动者可以在工伤事故中获得双重赔偿，但因工伤事故产生的直接费用，原则上不予重复计算。

（七）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处理问题。当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和省院都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及时、审理好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依法保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纳入财政预算。会议认为，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形成的纠纷要区别对待：农民工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者事实劳动关系比较明确的，应适用《劳动法》的规定予以调整，纳入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范围；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可以认定为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农民工追索工资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可以以追索劳动报酬为案由直接受理，这样更利于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八）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的处理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正确理解《劳动法》第二条的规定，该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受劳动法调整，该条款实质包含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形成的劳动关系，也包括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第2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合同关系的受劳动法调整。对该款规定应当理解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才能形成劳动关系，才能按照劳动争议纠纷加以处理。对没有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是否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劳动法没有明确规定。会议认为，由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用工问题上受到有关政策的限制，按照《劳动法》第二条第2款的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招用的劳动者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才能形成劳动关系，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临时用工按照雇佣关系处理。

（九）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当前，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及地方性法规比较多，内容上存在较多冲突，特别是劳动制度的改革正处于深化阶段，许多改革措施还未上升到立法层次，劳动政策对审判的影响进一步加大，这都给我们法官在适用法律上造成一定的难度。现行的劳动法规、规章和政策都是在劳动法的框架内制定的，因此，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是我们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同时还要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劳动部和山东省发布的一些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虽然不能直接作为法院适法的依据，但从司法实践中来看，这些规章对我们处理好劳动争议案件的确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可以参照这些规章处理相关的劳动争议案件，但如果行政规章之间以及与地方性法规之间存在冲突的，则应选择参照适用对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有利的规定进行处理。

二、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问题。（略）

三、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问题。（略）

四、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处理问题。（略）

五、关于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处理问题。（略）

第五篇：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为在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中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加强民事审判的规范化建设，促进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省法院于2005年8月21日—23日在龙口市召开了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分管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民一庭庭长、其他与省院民一庭业务对口的民庭庭长、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的院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人员认真分析探讨了当前全省民事案件的特点和发展态势，研究讨论了部分民事案件审理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就某些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达成了基本共识，现就有关问题纪要如下：

一、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问题。会议认为，近年来，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局面，劳动关系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增大了劳资关系的比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企业自主权扩大、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富余劳动力的下岗安置以及劳动用工、工资、保险制度的重大改革，企业的劳动关系由过去的政府行为转变为企业行为，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劳动争议纠纷，而且与过去相比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了集中性、对抗性、群体性和社会性的特点。特别当前一些用人单位无故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金、经济补偿金，忽视职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安全保护，随意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引发恶性安全事故和职工群体性事件，因此，当前劳动争议案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引发当事人上访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了我省民事审判工作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会议要求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中，要切实落实好“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贯彻好“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司法指导方针，尊重劳动者的价值和劳动权利，突出把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放在首位。特别要充分发挥民事审判保护人民利益，促进我国社会文明、进步、协调发展的职能作用，积极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会议就当前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达成了倾向性意见。

（一）因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职工下岗、整体拖欠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等劳动争议纠纷的处理问题。因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职工下岗、整体拖欠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等劳动争议纠纷，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政策性比较强，而且多数案件具有群体性的特点，并涉及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系，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和社会的稳定。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和2003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这些案件多数是在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中出现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人民法院不宜以劳动争议案件立案受理。根据上述两个会议的精神，我省法院近几年来对这几类劳动争议纠纷，一般都没有受理，但各地法院掌握的不统一，有些法院对个别企业在改制中出现的个案劳动争议则予以受理，还有的法院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要求和支持下也受理了部分整体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金、经济补偿金的劳动争议案件，一些法院还采取将群体性纠纷分解成个案的办法受理了类似的案件，而且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鉴于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有新的规定和精神，对此会议达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对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等劳动争议纠纷，仍坚持原来的规定和过去的做法，一般带有群体性的纠纷，特别是企业改制中涉及到的历史遗留问题，原则上不予受理。

（二）因用人单位拖欠社会保险费用引发纠纷的处理问题。会议认为，根据《劳动法》和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按时足额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既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行政部门、税务机构的法定职责，因此，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如果不能按时足额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应由税务机构或者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收，这属于行政管理行为，由此产生的争议，应属于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范围，所以凡是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无论劳动者起诉用人单位要求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还是起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求发放社会保险金，均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可以向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对于用人单位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仍然属于劳动关系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关系中发生的劳动争议，法院可以受理，但根据目前我国社会保险的管理体制，用人单位必须整体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社会保险机构不允许劳动者个人开立帐户，法院在判决中也无法确定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数额，这就造成法院对社会保险费的案件难以执行，因此这类案件目前以暂不受理为宜。

（三）关于《劳动法》规定的“60日”的理解和适用问题。关于《劳动法》规定的60日申请仲裁期限如何在诉讼中适用的问题，一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争论。这种不同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审判执法的标准，导致在审判实务中对同一事实，适用法律产生很大差别，出现不同的审理结果。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当前审判实践，会议认为，《劳动法》规定的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期限的性质，应是一种除斥期间，是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期限。将《劳动法》规定的“60日”理解为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在审理当事人的请求超过60日的案件时要准确理解《劳动法》的立法精神，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超过60日就驳回诉讼请求，而要根据不同性质的劳动争议纠纷确定不同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特别对劳动者追索工资等劳动报酬引发的一些纠纷，在追索时限上必须从宽掌握。如果用人单位明示拒绝支付劳动报酬，或承诺另行支付劳动报酬的期限已经届满，或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被拒绝的，一般可以视为争议已经发生，劳动者应在劳动法规定的60天期限内申请劳动仲裁；如果用人单位未明示拒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承认拖欠劳动报酬，但未明确偿付时间的，争议发生时间可以从劳动者追索之日起算。

（四）关于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纠纷的处理问题。当前，有的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规定，随意解除劳动合同而不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高额违约金，限制劳动者的自由就业权利。会议认为，对于这类案件，人民法院要积极受理，通过公正裁判，维护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制止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对解除劳动合同的，除因劳动者过失性解除的外，用人单位均应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拒不支付的还要支持劳动者请求的额外经济补偿金。关于终止劳动合同后是否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比较复杂。前几年，由于我省地方性法规中明确规定终止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经济补偿金，所以，对劳动者的请求一般予以支持，但该文件已经废止。国家现行法律也没有终止劳动合同后可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因此，终止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已经缺乏法律依据。鉴于当前劳动法实施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出发，省院于今年的6月份下发了《关于劳动合同终止后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答复》，明确了劳动合同终止后，用人单位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但考虑到我省关于劳动合同制度的地方性法规实施比较晚，因此以《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为界限，在该条例实施之前（2002年1月1日）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不论何时终止合同，用人单位均应当酌情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条例实施之后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不再支付经济补偿金。

（五）关于违反劳动合同违约责任的处理问题。会议认为，劳动法、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以及劳动部和地方性人民政府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处理这一问题欠缺实体法规范。因此，对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违反劳动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的处理，要尊重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涉及到劳动者违约，计算违约金原则上按照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标准；劳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但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的，法院可以根据造成损失的情况给予适当调整；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金，但劳动者违约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劳动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义务的，可以参照劳动部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关于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的处理问题。会议认为，根据1996年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及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的确认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对劳动行政部门认定的工伤结论不服的，应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对劳动者直接起诉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工伤的，应驳回起诉。对工伤职工或者工伤职工的近亲属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以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为前提，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作出处理；对劳动部门没有作出工伤认定结论或者劳动者以一般民事侵权赔偿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用人单位可以以构成工伤事故为理由进行抗辩，并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劳动部门没有认定工伤或者用人单位也不能证明构成工伤事故的，则可以按照一般民事侵权赔偿予以处理；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省级劳动能力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如果劳动者的工伤系第三人侵权所致，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用人单位仍应承担劳动者的工伤保险待遇，但劳动者也可追究第三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即劳动者可以在工伤事故中获得双重赔偿，但因工伤事故产生的直接费用，原则上不予重复计算。

（七）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处理问题。当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和省院都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及时、审理好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依法保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的精神，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纳入财政预算。会议认为，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形成的纠纷要区别对待：农民工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者事实劳动关系比较明确的，应适用《劳动法》的规定予以调整，纳入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范围；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可以认定为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农民工追索工资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可以以追索劳动报酬为案由直接受理，这样更利于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八）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的处理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正确理解《劳动法》第二条的规定，该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受劳动法调整，该条款实质包含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形成的劳动关系，也包括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第2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合同关系的受劳动法调整。对该款规定应当理解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才能形成劳动关系，才能按照劳动争议纠纷加以处理。对没有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是否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劳动法没有明确规定。会议认为，由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用工问题上受到有关政策的限制，按照《劳动法》第二条第2款的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招用的劳动者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才能形成劳动关系，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临时用工按照雇佣关系处理。

（九）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当前，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及地方性法规比较多，内容上存在较多冲突，特别是劳动制度的改革正处于深化阶段，许多改革措施还未上升到立法层次，劳动政策对审判的影响进一步加大，这都给我们法官在适用法律上造成一定的难度。现行的劳动法规、规章和政策都是在劳动法的框架内制定的，因此，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是我们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同时还要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劳动部和山东省发布的一些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虽然不能直接作为法院适法的依据，但从司法实践中来看，这些规章对我们处理好劳动争议案件的确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可以参照这些规章处理相关的劳动争议案件，但如果行政规章之间以及与地方性法规之间存在冲突的，则应选择参照适用对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有利的规定进行处理。

二、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问题。近年来，随着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已经成为我省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在建筑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纠纷案件越来越多，处理难度越来越大。为依法及时公正地审理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结合我省民事审判工作实际，会议认为，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时要坚持以下原则：第一、要坚持引导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的原则。要按照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认真行使审判职权，合理干预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要通过确认合同是否有效，认定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引导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以内部联营、挂靠等方式承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以及分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的，应依法认定为无效。要注重运用裁判手段，促进建筑市场诚信体系的建立。只要双方在合同中对违约责任作出明确约定的，不论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都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要注意通过违约金的适用，制裁违约行为，提高失信成本，以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和建筑市场正常秩序的建立；要注意维护当事人利益关系的平衡，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的，甚至超过工程价款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据合同法的规定，结合违约造成损失的情况适当调整。如果双方约定的工程款价格明显低于建设工程的成本价格，则违反了有关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第二、要坚持依法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依法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建设单位无正当理由拖欠工程款的，在确定支付工程款或者利息时，都要充分注意保护承包人的合法权益。对因承包人的原因，造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如果工程已经经过竣工验收且质量合格的，应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对承包人将建设工程转包或者非法分包给实际施工人的，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起诉发包人，请求发包人在拖欠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清偿工程款的责任，并追加承包人、转包人或者非法分包人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第三、要坚持确保建设工程质量的原则。要树立“质量优先”的观念，通过司法手段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对于超资质承包工程的，要在认定合同无效的基础上判令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承包人只在合理期限内对工程结构、基础工程的质量承担责任，其他质量问题由发包人承担；对承包人建设的工程质量不合格且经过修复也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强制性质量标准的，承包人请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不予支持。第四、要坚持合同原则。对于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符合强制性规范的有效合同，应严格按照合同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目前国家调整建设工程的法律规范有60余个，这些法律规范可以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区分不同规范的性质，以便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作出准确判断。国家颁布的工程定额取费标准属于任意性规范，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结算标准与合同履行期间实施的工程定额取费标准不一致的，应以合同为准；对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款一次包定的，即所谓“大包干”合同，如果没有出现合同约定以外的情况，如设计变更、施工变动等,一方当事人反悔申请通过鉴定确定工程款的，一般不予支持；对于工程价款合同约定不明确或者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可以通过评估或者鉴定的方法确定工程价款；对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工程款的计价标准和办法的，发包人提出工程需要有关部门审计评估或者要求按国家核定的资质取费标准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或者一方无正当理由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的，一般不予准许。

（一）关于施工许可证对合同效力的影响问题。会议认为，在建设工程正式施工前发放施工许可证应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项目加强监管的一种行政手段，主要目的是审查建设单位或者承包单位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建设或者施工条件，具有行政管理的性质，如果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该管理规定，应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理。因此施工许可证应属于管理性规范，非影响合同效力性的规范，而且领取施工许可证时，施工合同已经签订，因此，施工许可证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有效要件，是否取得施工许可证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二）关于建设工程造价的鉴定问题。合同对工程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工程竣工后，当事人双方又不能达成结算协议的，也无法采取其他结算方式结算工程款的情形下，可以委托工程造价审计部门对工程款的数额予以审定，但要防止鉴定出现过多过滥的现象。为此会议确定了以下原则：建设工程的造价或者工程款的数额不通过鉴定可以确定，则不作鉴定；必须通过鉴定才能确定工程价款的，要尽可能减少鉴定次数，能不重新鉴定的，则不重新鉴定；必须通过鉴定才能确定工程价款数额的，要尽可能地减少鉴定范围，能不全部鉴定的，则不进行全部鉴定。在一审诉讼中已经委托鉴定的，如果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具有相应的资格，鉴定程序合法，且经过一审庭审质证，鉴定人也出庭答复的，当事人就鉴定的事项上诉请求二审重新鉴定的，原则上不予支持。

（三）关于“黑白合同”情形下工程款结算的处理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建筑市场中，按照法律规定实行强制招标投标的项目领域，经常会发生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签订两份合同的情形。其中一份是招标人与中标人根据中标文件签订的合同，即中标合同，另一份则是内容与中标合同不一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社会上将这种现象称为“黑白合同”或者“阴阳合同”。从实践中的情况看，有些黑白合同之间内容相差不大，“黑合同”只是与中标合同之间存在细小差别，内容上没有实质性变化；而有些黑白合同之间则存在着重大实质性的修改，如“黑合同”在工程价款、工程质量以及工期等方面均与中标合同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双方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发生纠纷，往往会对依据那一份合同作为处理纠纷的依据产生分歧，双方当事人也可能持有对自己有利的合同主张权利，这就给人民法院如何正确认定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带来一定的困难。正确理解司法解释规定的“黑白合同”，是准确处理好此类纠纷的基础。“黑白合同”之间必须存在实质性违背，即中标合同之外的合同必须在工程价款、工程质量和工程期限等方面与中标合同具有实质性背离，而不是一般的合同内容变更。在具体量化“黑白合同”与依法变更合同的界限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需要法官正确把握裁量的标准。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招标的建设项目经过招标投标程序确定中标人后，需要向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这种备案制度并不意味着中标合同必须经过备案后才生效，而只是从证据法意义上确定以备案的合同作为结算工程款的依据。审判实践中曾经出现了当事人双方请求按照“黑合同”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的情形，对此，会议认为，“白合同”是依据招标投标这一法定形式确认的，虽然“黑合同”可能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合同内容规避法律规定、合同形式不合法，不能代替“白合同”即中标备案的效力，即不能依据“黑合同”作为结算工程款的依据。

（四）关于发包人以承包人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作为拒付工程款抗辩的问题。建设工程合同由于工期较长，履行过程中经常发生设计变更、施工变动、延长工期以及双方对工程价款决算协商不一致等情况，导致工程竣工后工程款长期不能得到清偿，承包人一旦起诉，发包人往往以承包人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作为抗辩事由，拒付拖欠的工程款。处理这类问题时，要注意保护承包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双方未就工程款决算达成一致，或者工程款数额未确定的，或者承包人提出结算书后发包人不及时审核和签字的，发包人以此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拒付工程款的，不予支持。

三、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问题。会议认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民主法律制度的完备，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法制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公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维护自身权利的自觉性日益提高，特别是“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等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逐步形成，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会越来越多。当前，各种新类型侵权、特殊侵权大量涌现，交通事故赔偿、医疗事故赔偿、产品质量赔偿、危险责任赔偿等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从而使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类型呈现出“多、新、奇、特”的现象；诉讼请求的数额不断增加，赔偿由低额化向高额化发展；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主体由单一化向多极化发展，由个人责任向团体责任发展；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所保护的权利范围不断扩展。我国《民法通则》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认定、赔偿范围和标准规定的比较原则，尽管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出台了一些有关侵权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但仍然难以解决审判实务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为此，会议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

（一）关于共同侵权中侵害行为直接结合的认定问题。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侵害行为直接结合构成共同侵权是指数个行为结合程度非常紧密，对加害后果而言，各自的原因力和加害部分无法区分。其构成要件包括：

1、各行为人都有积极的加害行为，而且加害行为具有时空上的一致性；

2、损害结果是一个整体，各行为后果在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中是无法区分的；

3、各行为人的加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就是原因行为直接引起损害结果，不存在中间媒介的传递。对于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中加害行为间接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不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按照过失程度及原因力的大小来综合确定责任份额。

（二）关于残疾赔偿金及残疾辅助器具费用认定的有关问题。残疾赔偿金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受害人是否因伤残而导致实际收入减少等情况，参照伤残等级来综合确定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和赔偿基数。对于残疾器具费用的赔偿一般采取一次性赔偿的方式，也可以根据赔偿义务人的请求、结合赔偿能力和提供担保情况，确定以定期金方式赔偿。

（三）关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问题。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权利人为死者的近亲属，其内容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而不是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死亡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不属于死者的遗产，不能依据《继承法》第十三条确定的遗产分配原则进行分割，应根据与死者关系的远近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合理分配。

（四）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问题。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限于受害人因伤致残或死亡等情形，损害结果不是很严重的情形下，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上不予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费的具体数额可参照省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的标准，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的主体为残疾受害人本人或死者近亲属，其他人不能行使或继承。

（五）关于城镇、农村人口不同赔偿标准的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针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确定了不同的赔偿标准，这是考虑到当前我国城乡差别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但随着我省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差别逐步缩小，从保护受害者利益出发，在两种标准存在交叉的情形下，可以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确定具体的赔偿标准。对于农村人口在城镇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城镇人口标准计算损害赔偿数额；对于实行城乡户口统一登记管理的地方，计算标准也可以统一适用城镇人口统计标准。

（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精神，人民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时应当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依据；对于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06条及119条规定处理，赔偿标准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所规定的赔偿标准。对于医疗侵权纠纷，当事人无论是选择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还是选择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性质并未改变，只是因我国医疗事故处理及损害赔偿特殊的立法政策而可能导致赔偿数额不同。因此，对于当事人按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起诉医疗机构的，医疗机构可以提出构成医疗事故抗辩，出具医疗事故鉴定书或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经鉴定能够证明受害人的损害确实是医疗事故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否则应当按照《民法通则》及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处理。对于有关当事人拒不配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而使医疗事故鉴定无法进行的，在经法官释明后仍拒绝配合的，由其承担相应的后果。

（七）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是一类特殊的侵权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其责任主体一般应根据对机动车运行支配权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对于机动车挂靠经营情形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则上应由挂靠人或者实际车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被挂靠人从挂靠车辆的经营中取得利益的，应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对于机动车出借情形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则上应由借用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出借人在出借行为中存在过失的，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对于机动车实行租赁、承包情形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则上应由承租人、承包人与出租人、发包人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对于机动车未过户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的，原机动车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承担责任，由买受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经机动车驾驶人同意，无偿搭乘他人机动车且在交通事故中遭受损害的，由驾驶人依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八）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问题。在机动车驾驶人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且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非机动车一方、行人对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的，减轻机动车一方70%—80%的赔偿责任；非机动车一方、行人对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的，减轻机动车一方50%—60%的赔偿责任；非机动车一方、行人与机动车一方对交通事故负有同等责任的，减轻机动车一方30%—40%的赔偿责任；非机动车一方、行人对交通事故负有次要责任的，减轻机动车一方10%—20%的赔偿责任。

（九）关于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第七十五条及第七十六条规定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是法定险，与目前商业性的第三者责任险性质不相同，在国家还没有出台第三者强制责任险的具体规范之前，诉讼上不宜将商业性的第三者责任险等同于道交法上的第三者强制责任险。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即使肇事机动车参加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也不宜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直接追加所参保的保险公司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不能直接判决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应依据保险合同关系另行解决。

（十）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问题。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做出的，是证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没有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认定书确定案件事实及因果关系。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于事故原因、责任等无法做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确定具体的赔偿责任。

四、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处理问题。会议认为，婚姻家庭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各级法院必须高度重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通过对婚姻家庭案件的公正裁判，依法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关系的和睦与稳定。《婚姻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出台了《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二），对离婚的标准、无效婚姻的处理、同居关系的认定以及财产分割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依据《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民事审判工作实际，会议就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的一些问题达成倾向性意见：

（一）关于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问题。会议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所拥有的各类财产越来越丰富，夫妻之间共同财产的分割变得日益重要。在适用法律上，处理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不仅需要适用《婚姻法》的规定，同时还要依据《公司法》、《教育法》以及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认定夫妻共同财产要把握以下原则：

1、要准确理解夫妻财产制的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新婚姻法丰富了夫妻财产制的具体内容，在规定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同时，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和特定财产的夫妻个人所有制，取消了夫妻个人财产经过一定期限就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做法，对于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继承、受赠的财产能否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规定了条件限制。依据上述规定，在认定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时，首先看双方有无约定，有约定且约定不侵犯第三人利益的，以约定为准。其次看财产的来源，主要是看婚前所得，还是婚后所得；是婚前的劳动经营、投资收益所得还是继承受赠所得，是继承受赠所得的，看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是否确定了财产的归属。三是财产的获得是否与特定人的人格和身份利益相联系。四是看财产是否为一方生活所专用。以此来确定是夫妻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2、要分清财产制之间的逻辑联系。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分为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法定财产制包括婚后所得共同制和特定财产的个人所有制。在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的逻辑关系上，前者是基础，后者是补充。只有在夫妻之间存在明确约定且约定有效的情况下，才适用约定财产制认定财产的归属。在婚后所得共同制和个人所有制的逻辑关系上，前者是基础，后者是补充。凡是夫妻财产没有明确约定的，都适用法定财产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任何财产，只要不能证明是夫妻个人所有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3、要严格按照证据规则的要求认定夫妻共同财产。当前，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存在着举证难、认证难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夫妻双方或者一方与亲属之间的债权债务难以取证；夫妻双方或者一方隐瞒实际收入或隐匿财产难以举证。这些情况下，只能通过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加以解决，符合证据规则的，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调取证据，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推定的办法确定夫妻财产的性质。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具有优势性的情况下，按照法律真实的原则妥善解决。但是对于通过离婚逃避债务的，一旦查清，应当责令离婚的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关于一方婚后所得的下岗补助金和买断工龄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下岗补助金是人民政府支付给下岗职工的生活费用，具有未来生活保障金的性质，这部分费用是专门用来安排下岗职工生活的，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质，如果将下岗补助金或者失业救济金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将会影响下岗职工一方的生活，因此，无论从下岗补助金的性质，还是从财产效能上看，都不宜将下岗补助金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所谓买断工龄款，即用人单位一次性对职工进行经济补偿，职工获得补偿离开工作单位，从此单位不再对职工负担经济责任所支付的款项。买断工龄款的结构构成比较复杂，主要是对职工放弃工作岗位后对职工今后生活所提供的一种基本保障，性质上类似养老保险金，这种款项是与特定人身密不可分的，应当视为一种个人财产，一般不宜作为共同财产分割。

（三）关于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定与分割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居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夫妻双方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相应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范畴。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原则是：夫妻一方在婚前已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或一方与其家庭成员共同承包而享有的经营权，应确认为夫妻一方婚前个人财产，因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方是以家庭为单位，按家庭成员人数确定土地面积，没有成为家庭成员的夫或妻一方，对另一方在婚前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享有财产权，不能确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应当根据土地承包的情况，可以分开由双方分别承包，也可以将土地由一方承包，另一方给予适当补偿。

（四）关于房改房屋的分割问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了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这类房屋在离婚分割时往往产生争议，一方主张是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属于父母的财产。处理这个问题需要考虑房改政策，因为房改房屋属于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政策性房屋交易，应依据国家有关政策精神来进行界定。由于房屋原来属于父母一方承租的公房，房改时也是以父母的名义进行的，购买房屋的价格实行了优惠。按照房改政策，这类房屋仍属于父母的财产，对于购买房屋出资的夫妻共同财产视为一种债权，在离婚时可作为债权妥善处理。

对于以夫妻双方或一方承租的公房参加房改后，没有取得房产证明的，不影响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五）关于“夫妻公司”财产的分割问题。在离婚案件中对“夫妻公司”的财产如何分割，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统一做法。会议认为，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夫妻公司”财产分割问题时，既要以《婚姻法》为依据，又要兼顾《公司法》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用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夫妻公司”，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均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具体处理“夫妻公司”的财产分割时，可以考虑以下方案：第一，夫妻双方都有经营能力，并且也愿意继续共同经营的，可以根据《婚姻法》的有关处理夫妻财产的规定，直接分割双方的股权比例；第二，夫妻双方都要求解散公司进行清算，则可在清算后对公司剩余财产根据《婚姻法》的规定进行分割；第三，夫妻一方要求保留公司，另一方要求退出公司并请求获得相应补偿的，可以考虑通过将股权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方法来解决，既能使退出的一方的补偿获得实现，又能使公司继续存续下去。但如果没有第三人愿意受让部分股权的，则不能支持另一方退出公司并获得补偿的请求，这是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的退出将直接影响公司存续的合法性，还涉及在法律上具有人格的公司的利益，而且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公司存续期间，股东只能转让出资，而不得抽回出资。另一方要求退出公司无异于抽回投资。对此人民法院只能确认夫妻双方在公司中的股权比例，至于股权的实现或者转让，应另行处理。

（六）关于审理无效婚姻案件的程序问题。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无效婚姻的处理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

（一）明确了婚姻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这是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的直接依据。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权益争议案件，不能适用普通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应将其作为非讼案件来处理，比照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特别程序的规定进行审理。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确认无效婚姻案件，不得调解，实行一审终审，当事人不得上诉，但因无效婚姻引起的子女扶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七）关于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离婚问题。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论结婚还是离婚应由其自行决定。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离婚案件的被告时，一般允许其近亲属作为代理人，或者由人民法院在其近亲属中指定代理人参加诉讼。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起诉离婚的情况下，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之初，就存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应当提起婚姻无效之诉，提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前的监护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则需要根据特别程序变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由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

（八）关于亲子关系案件的认定与处理问题。近几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婚姻家庭中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动态变化，造成确认子女与父母之间血缘关系的案件有所上升。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亲关系仅靠法官的知识和经验是很难判断的，因此，涉及亲子关系的案件多数需要通过鉴定加以解决，但亲子鉴定因涉及到身份关系，必须稳妥慎重，原则上应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但是如果非婚生子女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有相当充分的证据证明未与非婚生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为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且非婚生子女尚未成年，需要抚养和教育的，如果未与非婚生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亲子关系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应当推定其亲子关系成立。

五、关于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处理问题。正确、及时地审理好房地产案件，不仅关系到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社会关系的稳定问题。会议根据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当前我省审判房地产案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

（一）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合同效力的认定不仅关系着土地交易关系的稳定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关系到房地产市场的有序发展。因此，在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上，会议认为，要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房地产司法解释的指导思想保持一致，即不轻易确认合同无效。

1、关于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7号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应审查出卖人是否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这是考虑到我国房地产市场目前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当事人在向人民法院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视为其具备预售资格。对于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的问题，从我国现行的有关不动产登记的立法规定看，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登记备案，属于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对合同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不是确认合同效力的必要条件，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2、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根据《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5]5号司法解释的规定，转让方转让土地使用权应当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所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有效的。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前，仍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或仍未获得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的，其所订立的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对此，我们应当严格掌握。

3、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资格对合同效力的影响问题。房地产经营资格是用来证明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经营能力和资信度的证明，审核和发放房地产企业的营业执照，是国家用来管理、控制和监督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否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资格，是开发房地产的必要条件，也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外承担责任的基本条件。在审判实践中，不能因为过分强调投资者的利益而取消国家的监督管理，对于当事人无房地产经营资格的，应确认合同无效。

（二）关于商品房数次买卖的处理问题。当前我国民事立法采用的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即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债权合同并办理了交付或者登记手续，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出卖人将商品房数次出卖所签订的合同，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均应当是有效的合同。在此情形下，先办理商品房登记手续的买受人取得商品房的所有权；其次是出卖人先行交付，买受人已经合法取得商品房的买受人取得商品房的所有权，但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恶意串通的除外；如果数买受人均未占有房屋，依法成立在先的买卖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履行合同的请求应予以支持。

（三）关于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是农民的重要财产权利，严禁宅基地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由于宅基地关系到农民的基本居住条件，所以获得农村宅基地要受农业人口身份上的限制，只有具有农村户口的人才能在本集体所有土地范围内申请宅基地。由于农村房屋的转让必然导致宅基地使用权的转移，依据当前我国的土地法律和政策，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会议认为，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应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只有房屋买卖的双方均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四）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的有关问题。

1、关于房屋租赁许可证对租赁合同的影响问题。依据《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就应当认定其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属于政府对房屋的一种管理行为。出租人没有办理房屋出租批准登记手续，不影响租赁合同效力。

2、关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处理问题。根据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结合司法实践经验。会议认为，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侵犯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院应判决其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以恢复出租人与承租人合法的房屋租赁关系，但不能判令出卖人直接按照与第三人约定的同等条件与承租人签订买卖合同。通过无效之诉，按照“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承租人的利益同样可以得到应有的保护。

3、关于优先购买权“同等条件”的理解问题。对法律规定的“同等条件”应当作宽泛理解，不仅包括价格条件，而且也包括付款条件以及出卖人提出的其他条件等。

（五）关于房屋拆迁纠纷的处理问题。审理房屋拆迁纠纷案件，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的房屋拆迁协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应依据国务院《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依据确认其效力。对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协议的房屋拆迁纠纷，一方当事人以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当事人按照当地政府颁布的拆迁政策规定的标准履行拆迁安置义务的，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裁决，当事人坚持起诉的，应当驳回其起诉。因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房屋拆迁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引起的房屋拆迁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拆迁引起的纠纷等，均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应由政府有关部门解决。

（六）关于房改房屋纠纷的处理问题。从国家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规定来看，房改房在法律属性上实质就是将原来出租给职工的住房改为出卖给职工个人，即由原来的租赁法律关系转为买卖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房屋买卖合同。其与一般房屋买卖合同有所不同的是，房改房的合同除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内容外，还要受到房改政策的制约，不完全等同于以市场价格支付对价。由于房改的买卖合同涉及到我国现行的房改政策，所以因房改引发的纠纷，法院是否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一直是审判实践中有争论的问题。会议认为，涉及房改政策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应当结合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断。如果当事人争议的事项是房屋买卖，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益纠纷（如追索购房定金、购房款、办理过户手续及产权证书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如果当事人争议的事项为是否适用房改政策以及如何适用房改政策的（如职工是否应当参加房改、如何计算优惠条件等），不属于民事权益纠纷，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