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第一篇：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文章标题：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初步建立和日趋成熟，民事主体循利而动，在民事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不惜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国有资产流失、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行业垄断，以及不正当竞争等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案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谁来代表国家和公众提起诉讼？目前，对于追诉

民事主体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问题上，我国法律在由谁作为诉讼主体行使诉权尚处于立法的“真空”状态。这种立法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某些当事人通过民事、行政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既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也不利于法律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诸如上述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发生后，因为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或有关主体不敢起诉、不愿起诉，无力起诉、起诉不力，而使得国家、社会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由此可见，在我国建立保护因当事人违反行政法、民商法等私法而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的公益诉讼制度，并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众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已经成为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立法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以下，笔者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公益诉讼的起源和概念

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的程式诉讼中有关于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划分，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公益诉讼乃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以提起。到了近代，以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均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并可以上诉。在英美法系，公益诉讼制度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诉讼；另一种是由私人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个人的利益，以国家名义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

我国对于公益诉讼的定义，过去讨论较少，现行法律中也无任何规定，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也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我国诉讼法只规定有共同诉讼、代表诉讼和代理诉讼，除此之外，没有从诉讼的效果或诉讼的目的上划分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笔者认为：所谓公益诉讼，应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其主要的法律特征有：

1、公益诉讼是与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私益诉讼是因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而引发的诉讼；公益诉讼则是因保障国家或公共利益而引发的诉讼。

2、公益诉讼包括基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产生的诉讼即我国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诉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国家公诉”；以及特定的国家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民事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和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有关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后者在我国立法上处于“真空”状态，本文的“公益诉讼”特指排除“国家公诉”外的公益诉讼。

3、公益诉讼应当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和公益行政诉讼。

二、赋予中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权的合理性

（一）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诉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将是一种抽象权力，而法律监督本身将必然是无力和苍白的。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对一切法律活动有权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均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最突出、最主要的职责是代表国家把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民事被告人、行政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和违法事实提供给法院，要求其依法进行审理和裁判，并对审理的过程及裁判的结果进行监督。刑事案件由于直接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的安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诉讼的诉权。对于检察机关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对行政、民商事的法律监督，法律应当同等的赋予其相应的诉权。唯此，当民事主体通过民事行为、行政机关以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能够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提起诉讼，以达到起法律监督的目的。

（二）将公益诉讼权赋予检察机关是由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的。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军事机关。公益诉讼权从性质上属于司法范畴，将其赋予司法机关行使理所应当。我国的司法机关具体包括审判机关即法院和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院。若将公益诉讼权利赋予审判机关行使即由法院主动追究违法行为者的责任，必将违反“不告不理”诉讼基本原

则，从而陷入法律冲突的泥潭。故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有如下优点：其一，检察机关是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司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行使国家诉权，由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于法有据；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地位超脱，不易受干扰。其三，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

（三）赋予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权是由于公益诉讼自身性质决定的。首先，公益的特点就是涉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该类利益较公民的人身、财产利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不便把握性，个体公民或法人往往感受不到该类利益的存在，或者不能及时全面的感知因该类利益受到侵害而造成自身利益间接受损的状态，如基于行业垄断而造成的移动电话“漫游资费”居高不下等事实。其次，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额巨大，诉讼费用较高，个人往往无力负担，或者不愿负担；最后，公益诉讼案件取证较难，被告往往是大集团或行政机关，公民个人的法律专业水平无法与之抗衡，原、被告双方在实体地位、司法资源及诉讼手段上差距较大。在我国官本位思想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在行政诉讼中尤为明湿。故为了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差距，将公益诉讼权赋予检察机关不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市场经济效益原则、能有效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国有资产流失、公害案件以及随着行政权的扩张等案件，侵害的不只是单独的民事主体，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公众，直至一个国家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若要求单个主体提起诉讼，其必然将承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不符合公平负担的原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代表，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职责。由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人参与诉讼既符合其职能要求，又能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彻底的解决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构建

笔者在撰写本文前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发现，目前不少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倾向于我国借鉴和发展英美法系公益诉讼的模式，构筑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为主，其他公益团体和社会组织公益诉讼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但笔者认为我国的公益诉讼权仅赋予检察机关更具合理性，其理由在上文中已阐明，在此不作赘述。

四、检察机关进行公益诉讼的范围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和现存的立法、司法体系，将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目前亟需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侵犯国家利益的案件。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案件，往往对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交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而对已经流失的国有资产则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追缴。将该类案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通过启动诉讼程序，可以达到追究侵害人的经济责任、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的目的。

(2)公害案件。公害案件是侵害人因其违法行为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件。公害案件多表现为环境污染案件：如擅自采伐造成资源的破坏性开采、毁坏风景名胜、违规排放污水、废气等案件。该类案件一般较为复杂，应当将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

(3)垄断案件。垄断案件多表现为不正当竞争案件，如公用企业的限定购买或不合理搭售行为、地方政府的地区封锁行为等引发的案件。目前在我国很多公用事业是由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垄断经营的，如供电、邮政、电信、铁路运输等等。消费者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将该类案件归由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范围也是十分必要的。

(4)其他损害公益的案件。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根据这一规定，检察机关应有权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社会和公共利益的合同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并依法追缴行为人非法所得，以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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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民事检察

民事检察:行使调查权的三个原则 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行使调查权的基本原则是，少用、慎用、非确有必要时不用。如何合理使用调查权，我认为应把握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应把调查作为阅卷的补充手段。

一般而言，案件的诉讼过程及法官的判决依据都会在案卷中全面予以反映通过阅卷可以审查审判中程序是否合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是否充分，由此确定是否提出抗诉，因而不需要启动调查程序。

只有具备需要调查的情况且依据

法律规定应由检察机关调查的，才可启动调查程序。此外，通过

阅卷还可以确定调查方向、调查的重点和目标，使调查更具针对性。

二是调查应以查明审判行为的合法性为核心，重点审查审判过程中是否具有不当作为和不当不作为。

一种情况是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可能具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单纯通过案卷审查往往难以发现和确认，必须由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收集足够证据予以证实。另一种情况是指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收集或者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时，却没有收集或收集不全面、不真实的。实践中又包括三种情形:一是案件可能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这时仅仅依靠对原案卷的审查和对原审当事人举证的甄别无法查明真相，检察机关应主动调查取证。二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程序性事项，法院据以作出决定的依据可能存在错误的。三是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按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法院没有收集或收集不客观的。对后两种情形，检察机关首先要判断是否存在应予调查的情形，进而查明是否存在足以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性，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事实和证据，才能决定是否提出抗诉。

三是调查不得代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一旦举证不能、举证不足、举证不及时，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个人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司法机关不应越俎代庖。实践中，有些检察机关过多动用调查权，千方百计收集应由当事人提出的有利于改判的证据，据此提出抗诉。这种方式极不可取，它不但破坏了当事人民事诉权的平等性，还会有损于检察机关的公正形象。

第三篇：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

优先原则的机制与方式

【关键词】调解优先 民行检察 和解

【摘要】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数量不断激增，如何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实现公平正义，是当前政法工作的重要任务。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总则都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法律上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法律监督权限。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是一种新的工作思路，笔者从基本的民行基本原理入手谈谈就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如何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机制与方式一些体会。

一、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基本原理

民事行政检察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活动。他是是检察权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方面的具体体现。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1 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维护司法公证，维护司法权威”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因此检察机关监督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是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运用法律手段，是保证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提高审判工作质量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二、检察机关调解优先原则的涵义

调解制度是指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在检察机关作出抗诉决定之前，双方当事人存有和解意愿而在检察机关办案人的主持下，本着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达成和解协议的一种办案形式。

“调解优先”原则的优点在于动员社会各个方面力量，进行多元化办案。政法工作者能细致入微、更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知道当事人所知所想，以调解的途径处理人们之间的矛盾，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利。

三、民行检察工作中应当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申诉调解制度是建立在诉讼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之上的，虽没有法律的授权，但其是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依法行使了处分权，使民事申诉案件处于事实上的终结状态。在此种情况下检察机关终结案件，既未违反法律规定，又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法理之中。

1、调解优先原则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符合

民事案件当事人在不违反公共利益、不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处分本人民事上的实体权能和程序权能，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即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抗诉程序上应当同样适用。作为民事检察抗诉程序，它既是民事诉讼的司法救济程序，也是民事诉讼的补充程序，它虽然不在法院环节上，但它仍然属于民事诉讼程序范畴。申诉和解，正是当事人这种民事自治权力在抗诉阶段具体运用的体现，所以它应是一种合法的办案形式。

2、法律监督的职能赋予检察机关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根据法治理念，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所以权力要用权力来制衡，这是权力配臵的基本原则。为防止民事审判权力 3 的错用和滥用，配臵民事检察，是针对民事审判的制衡，是一种专门监督，具体形式是提起抗诉，纠正错误的裁判和追究审判人员的民事枉法裁判行为。而民事检察抗诉形式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权威的监督形式，已上升为法定形式。但申诉和解，在不启动再审程序的前提下，仅通过当事人的民事自治权利，对原审裁判做出一定的修正，达到了监督的目的，是一种自治的、间接的、有弹性的法律监督形式。从目的上说，二者目的一致、异曲同工，因此均应视为检察工作的业务形式。

3、实现民事检察司法公正要求适用调解优先原则 抗诉的程序十分严格，一般是“上抗下审”，甚至有的要经过几级审查，手续繁琐、周期性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民事诉讼都不会有全胜的赢家，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后，民事申诉人对争取更大利益的希望已经不大时，自然会考虑这种和解的因素。同时赢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也面临着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若被执行人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其诉讼亦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局面。故对这些当事人存有和解意愿的申诉案件。而申诉和解的形式操作简便，无需启动再审程序，通过同级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沟通，在短时间内便可以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同样能达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和维护司法公正的效果。它的特点与民事检察抗 4 诉相得益彰，因此理应成为民事检察抗诉的一种补充形式。

四、民行检察工作中如何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申诉调解制度不仅可以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作为民行检察抗诉职能的补充，与强硬的诉讼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1、建立调解优先机制应该注意的问题

然而作为一种监督方式的探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较多的问题。申诉调解制度并无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规则》均未规定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可以采取申诉调解这种办案方式，往往造成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办案的不信任以及法院的不理解。

申诉调解制度作为检察监督方式的创新方式，并没有完善而详细的操作流程，在实施过程中，办案人员只能靠自己的工作方式实施，错误难免出现。法院对调解的协议效力又具体的规定，但是检察机关的调解协议效力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一大问题。

申诉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无明确规定。调解协议现在只靠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执行。若当事人反悔，司法机 5 关不得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一旦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后果不堪设想，这也让许多基层院不愿意把调解工作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的一大原因。在和解成功后，在调解协议上只有当事人的签名，检察机关不盖章，检察人员的签名也只能以见证人身份出现。检察机关人员作为“调解员”的身份不明。

2、贯彻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对策措施

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要切实贯彻民行调解优先的原则，结合基层检察的工作实际，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完善立法，健全申诉调解制度。对于法律而言，一项制度的建立，关键的第一步就是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申诉调解职能是一项探索扩大民行检察的监督方式，延伸民行的触角的新形势。因此，在立法机关在对有关法律进行修改时，应该扩大民行检察的监督方式，赋予我们检察机关申诉调解职能，并对检察机关在申诉调解中的地位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实际的操作性。

调解协议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为生效，当事人不得反悔。在健全制度的进程总，就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主持的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对双方当事人理应具有约束力，当一 6 方当事人反悔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该调解协议。

其次，构建调解网络，完善联动机制。调解工作的实现，作为基层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我们不能等、靠、要。要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拓展调解渠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主动与司法局联系，将人民调解员纳入了法院诉前纠纷调解网络。建立调解员个人工作档案，实行调解员调解案件登记、回访、考评等规范管理。民行检察作为一项公权力，也是民事活动的重要部分。所以与此同时，我们加强坚持开展巡回调解送法下乡活动，把田间地头、作坊车间等纠纷点、争议地作为诉讼调解的有利场所。

再次，注重调解方式方法，真正贯彻落实调解优先。办理调解案件，我们要树立一个群众利益无小事、老百姓的事情比天大的思想，用心去做每一件事。一定要坚持“背靠背”原则。一般来说，进入申诉阶段的当事人双方已经完全对抗，面对面坐下来协商已是不可能，通过背靠背方式，既能避免双方的正面冲突，又能尽量回避双方不利团结的话题。在调节过程中讲话前一定要准备充分，讲的时候要全面。背靠背时，重点讲不利因素，但并不是说有利的不需要讲。讲的时候还要有利、不利都“全”，最好让当事人在你的引导下，作出自己的权衡和选择。调解时一定 7 要情法交融，情理兼顾，给予当事人以情感支撑，体现检察机关执法为民的宗旨，但这并不等于会满足当事人的漫天要价和无理要求，对于法律和政策问题，该严肃的一定要严肃，确保检察机关掌控局面，保持权威。

最后，激励机制，将调解工作纳入考核项目。办理申诉调解案件，需要办案人员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要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办案人员，赋予办案人员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决定权；同时将调解成功的案件纳入上级检察机关考核项目，作为一项工作业绩进行考核。

五、结语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是政法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职责，而实践证明，强化调解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可以将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增强民行检察监督的效能，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使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地统一，就应当更新“以抗诉为重心，唯抗诉论英雄”的传统执法观念，在民行检察申诉环节大胆尝试运用“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参考文献】

[1] 杨大培：《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的构建与申诉和解》，载中国检察网；

[2] 高洪宾、朱旭伟：《民事检察监督不宜强化》，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6月27日第3版。

[3] 张春生、李旺城：《民事检察调解可行性的法理分析和实践探讨》，载于正义网2005年7月24日。

[4] 韩善宏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民行检察申诉和解制度，载于北大法律网2009年5月31日

[5] 金明焕主编：《比较检察制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第1版。

第四篇：试析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试析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乌兰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这次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执行检察权。执行检察监督是对法院执行活动最有效的监督途径，应当遵循民行检察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根据实践需要，应适度扩大执行检察监督范围，规范监督方式，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和规范化建设。

论文关键词 执行检察监督 监督范围 检察建议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现，民事执行是民事法律得以实现必不可少的形式和途径，是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确立和展示的纽带。近年来，各地民事执行工作都存在“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主要包括怠于执行、执行案外人财产、增加被执行人以及执行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近些年来，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在民事执行监督这个领域进行了许多有效的尝试和探索。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文件，在部分省、市、自治区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同时对执行检察监督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规范。人民检察院在国家司法体制中的独立地位和在诉讼活动中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它对民事执行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应当说，作为专门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是最为有效的监督方式。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基于法律监督职责，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决定及执行行为进行监督，并依照法定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对执行活动中的实体和程序瑕疵予以矫正的司法制度。今年8月份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235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执行检察权，使得检察机关开展执行检察监督拥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仅用一个条文对人民检察院的执行检察监督进行了授权规定，对监督范围、方式、程序、权限等一些具体问题还应进一步论证和细化，使这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取得更好的监督效果。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依据

《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我国的检察机关是行使国家法律监督权的专门机关，有权监督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与执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其实质是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执行活动中的体现与落实。

在这次修改之前，《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人民检察院有无执行监督权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该条中“审判活动”的理解上，即“审判活动”是否包含了执行行为。笔者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法官在执行阶段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失职渎职等行为拥有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方面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在追究民事执行人员的失职或滥用职权行为时，必然要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相关审查和监督，对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就成为该法的应有之义。可以说，从刑事法律角度来讲，早已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行为的法律监督权。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民事诉讼法》第14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将民事执行活动正式纳入检察监督范围。

之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主要集中在民事抗诉再审后的诉后监督领域，主要对法院的裁判结果进行监督。应当说，将检察监督延伸到执行监督领域，对法院的裁判结果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是检察工作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必然需求。审判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要在法院的审判和执行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和正义的精神。豎如果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在执行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必然会损害审判公正，进而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和信心。审判程序的结束只是当事人实体权利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权益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当事人的自动履行或法院的强制执行。当前，能够自动履行的案件并不多，多数实体权益的实现更依赖于执行程序的保障。豏执行检察监督的专门性、专业性和针对性决定了其成为对法院执行活动最有效的监督途径。

二、明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定位和基本原则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对象是人民法院及执行人员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活动。检察机关开展执行检察工作，必须准确把握职能定位，坚持检察监督不能代行执行权的基本要求。执行检察监督作为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一项延伸和拓展，应当遵循民行检察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

（一）规范监督原则

开展执行检察应树立规范意识。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履行执行检察监督职责，监督程序、监督方式及法律文书都要有明确的依据和规范，避免随意性。

（二）居中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监督是以公权力监督公权力。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执行监督职责，既不代表执行案件当事人，也不代表人民法院；既不能代行执行权，也不能与法院共同执行或协助法院执行。

（三）有限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监督应当适度。凡属法院自由裁量权范围的事项，如证据的采信，实体法律问题的决定等，检察机关不得干预。检察机关执行检察启动的时机和采取监督措施的强度都要适当，避免干涉司法独立。

（四）同级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应主要实行同级监督，即执行监督的检察机关与执行法院级别相对应，改变现行的抗诉监督的上级监督模式，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公平和效率成为了法律最为核心的价值。将民事执行案件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并实行同级监督，正契合了当代社会公平和效率相平衡的法律价值观。

三、适度扩大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范围

根据“两高”会签文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监督主要集中在以下五种违法情形：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期限未将款物给付申请执行人的；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当事人、案外人的书面异议、复议申请作出裁定的；无正当理由自立案之日起超过两年未采取适当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执行的款物，并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后，仍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实践中，民事执行监督案件主要集中在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但法院怠于执行或者执行不力的（尚未超过2年）；超标的执行的；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的；执行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为更好的适应民事执行领域维护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有必要适度扩大目前的监督范围。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主要应包括人民法院执行民事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仲裁决定以及公证文书等活动，具体包括执行裁定、执行决定和执行行为。考虑到目前执行检察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具体工作内容还需要逐步探索，笔者建议在目前的五种情形之外，增加对超范围执行；执行案外人财产；执行人员不作为；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等措施；执行人员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几种情形的监督，以适应目前的形势需要。

四、规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在监督方式方面，民事执行监督应以检察建议为主，暂缓执行通知书、促成和解、移送犯罪线索等其他方式为辅。

（一）规范使用检察建议

对于执行裁定、决定及具体执行实施行为中确有违法和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问题的，检察机关可及时采取检察建议的方式指出法院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执行法院和执行法官及时纠正。检察建议的运用方法相对比较灵活，可以自由掌握，也便于法院接受。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违法情形拟发出检察建议的，应当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依据和理由以书面形式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回复有异议的，还可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

（二）暂缓执行通知书

对于执行后可能出现执行回转困难或根本无法实现执行回转的案件，以及案外人遭到错误执行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可以向法院发出《暂缓执行通知书》，尽量减少被执行人因裁判错误或执行错误而可能遭受的损失。检察机关的《暂缓执行通知书》一经送达，法院即应暂缓对本案生效裁判的执行。

（三）促成和解

检察人员在审查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如发现执行法官在执行过程中，未尽力进行执行和解或当事人双方有和解倾向的情况，可主动联系双方当事人，积极参与并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解决实际纠纷矛盾，实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四）移送犯罪线索

在执行监督工作中应注意收集和发现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在监督工作开展过程中，发现涉及执行工作人员涉嫌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线索，及时移送相关职能部门。

在办理执行监督案件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享有调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即有权调阅或复制人民法院的卷宗、审查案卷材料、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检察机关受理执行案件后，认为有必要的，有权向法院调取相关卷宗，法院应当迅速、及时地提供卷宗。检察机关在监督过程中，有权就当事人申请的或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展开调查和获取有关证据。检察机关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如询问、查询、录音录像、拍照、复印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予以配合。要注意的是，此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并非没有限制，法院不能依职权调查的，检察机关也不能调查，否则势必打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衡。

五、加强民事执行检察工作机制建设和规范化建设

民事执行检察工作和其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有着一些共同特征，但也有其自身的不同特点。要将这项工作顺利向前推进，必须根据其自身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和规范化建设。要建立健全执行监督办案机制和考核考评机制。首先，应制定适应工作需要的办案流程，包括受理、立案、审查、决定监督、发出法律文书、后续跟踪监督等程序和环节都要具体、明晰。其次，要有相对统一的法律文书格式，统计报表和相关工作制度也要健全。再次，要设计、实施一套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民事执行监督工作考核考评体系，考评项目、考评标准及分值都应规范和细化。科学的考核考评体系不仅能够进一步强化上级院对下级院执行监督工作的领导和指导，还能够为下级院指明这项工作的重心和发展方向，起到对工作的引领、促进作用。最后，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与人民法院信息沟通交流机制。开展执行监督要特别注重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及时协调解决好监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够保证执行检察权在合法、合理、健康的轨道上运行。

参考文献：

[1]马占花.小组合作学习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http://www.xiexiebang.com/（电子版）,2011,(23).[2]马占花.小组合作学习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25).[3]周文娟.小组合作学习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http://www.xiexiebang.com/,2012.[4]王淑华.合作学习在高中英语报刊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2.[5]齐心.高中英语教学中说写结合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J].中小学教师培训http://www.meiyuanjj.net/,2007,(11):54-55.

第五篇：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摘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法律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必须完善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检察监督制度。在所有行政行为中，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具有行政机关实施的主动性、调整范围的广泛性、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倘若不加以有效监督和制约，将极易被滥用去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因而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有效检察监督，检察识别是前提，检察建议、支持诉讼、提出抗诉是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坚持检察权的谦抑性是检察监督中检察监督权的正确定位。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检察识别;监督方式;权力定位;检察监督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条文明确了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法律监督的本质是防范、控制和矫正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保证国家意志的统一和实现。具体来说，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行政权和审判权进行监督和制约。然而，与检察机关积极行使监督权，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进行审判监督相比，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却一直囿于行政权的强势地位，没能有效实施，所以作为制约权力的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应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促使行政权在规范和制度中运行。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做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直接体现行政权的主动性、直接性和强制性，所以检察机关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有效方式就是对行政行为实施检察监督。在所有行政行为中，行政强制措施调整范围广泛，直接针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具有更明显的直接性和强制性，而且强制方式属于物理性强制，更应被有效监督，因而检察机关应重点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合理配置权力、推进检察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决定》要求“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阐明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态――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这将构成“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司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决定》明确提出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体现了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决心，也反映了目前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危害国家法治建设的现状。中央领导指出：“如果对这类违法行为置之不理、任其发展，一方面不可能根本扭转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行政乱象，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苗头性问题演变为刑事犯罪。”显然，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有利于规范行政权的运行，从而积极助推全面依法治国。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

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通俗地讲，就是对被检察监督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作出判定。检察识别是检察监督的第一步，是正确监督和处理案件的前提。如果识别出现偏差，就会影响事实的认定和程序的适用。而且，“识别”是一项智识性活动，检察机关不能简单沿用行政机关的判断，应该作出检察认定。

(1)识别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所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了4种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并作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兜底规定。可见，行政强制措施可分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

在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过程中，识别哪些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需要结合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把握以下标准：

第一，暂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维护和实施行政管理秩序而采取的暂时性手段，本身不是其管理的最终目标。如果某一行为对权益的处分具有最终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二，控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措施。如果某一行为具有制裁性、惩戒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三，从属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辅助性行政行为，它为另一种行政行为服务，具有预防和保障的作用。如对醉酒、精神病发作等状态下的人员限制人身自由，是为了防止该人危害社会;对财产的查封是为了防止该财产的转移，从而保障事后的行政裁判能够得到执行。

(2)识别范围

《决定》立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让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且将其对象限缩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因而检察识别的范围是“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上，《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各种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其他行政强制措施”，都可归入“涉及公民人身”或者“涉及财产权益”。也就是说，只要确认了其为行政强制措施，就可以将其归入检察监督的对象之内。将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范围界定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可以避免超出检察机关能力范围的全面监督，既约束部分行政权力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尊重行政权力的运行的自身规律性。

二、检察监督的方式

检察机关对识别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应当采取合理有效、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构建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方式体系，是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监督的有力武器。

(1)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一条：“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因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完全可以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其纠正。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纠正、改正违法行为或移送案件的建议，包括纠错建议、改正建议、处置建议和移送犯罪案件建议等。但检察建议系柔性的法律监督方式，它通过被建议单位的自觉接受、主动采取行动而发挥作用。这也是当前学界及司法界普遍认为检察建议适用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根本性原因，为了更好地实施检察监督，必须切实提升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

一是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的义务。法律(至少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有关单位和人员)的义务。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接收者必须按照检察建议书中的要求，限期审查自己的有关行为，承认确有违法情况和漏洞的，要及时纠正或采取有效措施，并将纠正或改进情况通报发出检察建议的检察机关;认为没有违法情况的，应当及时回复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上级主管部门接到检察机关反映的违法情况，应当及时审查了解，并回复检察机关。

二是赋予检察机关提请惩戒权。对于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人员和单位，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没有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纠正或者改进的，或者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检察机关有权向其所在单位、有关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对其进行违法、违纪审查的建议，并且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提请惩戒处分。

三是建立检察建议约谈制度。即指检察机关在发送检察建议的同时，与被建议单位相约座谈，阐释检察建议内容，共同研究整改措施，帮助行政机关预防和减少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并将约谈与跟踪回访紧密结合起来的一项创新性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可以事先约谈相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沟通，了解案情、释法说理，这样既保证检察建议有的放矢、言之成理又可以提高被建议单位履行检察建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与跟踪回访制度相结合，有利于实现监督督促效应，确保检察建议的实效性与时效性。

(2)支持诉讼

《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对行政强制措施的不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公民、组织诉讼，有效缓解弱势群体不敢起诉、起诉难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行政相对人诉讼，但《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可以看作是支持起诉的原则性规定，而民事诉讼法作为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对于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与行政诉讼性质不冲突的民事诉讼规则。还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则可以认为是法律对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一种概括性授权。同时，现实生活中，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弱势群体，他们缺乏必要知识、资源、甚至勇气，当面对过于强大的力量侵害时，不敢起诉，不知起诉或者无能力起诉。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通过辅助权利人诉讼，保障当事人平等地享有参与行政诉讼的机会，符合支持诉讼的立法精神。

相对民事起诉而言，行政相对人起诉压力更大、起诉更难，实践中行政诉讼高撤诉率就是实证。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从有效监督行政权，解决行政相对人在受侵害后无力、不敢或不能进行诉讼的实际情况来看，支持诉讼应该作为一种监督措施。特别是针对实践中，符合起诉条件的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拒绝接收起诉材料、或者在收到起诉材料后不出具收据、不予答复的现象，检察机关以支持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将会很有实际效果。

2D00年以来，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支持诉讼模式。其中适合支持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模式有两种：其一，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的事前监督模式，支持当事人参加诉讼，但不介入随后的诉讼活动;其二，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并出庭支持诉讼，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

(3)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通过对错误的行政裁判结果提出抗诉，间接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特别是针对法院作出的涉及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裁判。行政抗诉是检察机关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定手段，从现行法律来看，将抗诉机制严格落实将会比各种创新的监督形式更有效果。

三、检察监督中的权力定位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活动的本质是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然而每种权力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作用，既要让行政权发挥作用，又要让监督权得以落实，就必须正确“定位”检察监督权的角色，积极弥补“缺位”，极力避免“越位”。我国行政权和检察权分别为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是管理的权力，提供秩序;检察权是监督的权力，提供保障。两种权力在我国宪政体制内，相互独立而各居其位、各司其职;相互关联而分工配合、相辅相成。就行政强制措施来说，其本质是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表现，是治理国家的具体方式;其具有管理上的即时性、控制性和强制性以及违法行使损害人民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和范围广泛性，这决定了在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时，必须同时做到既尊重了行政权的自主性，又切实履行了检察权的监督职能。

(1)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

行政权是以一种主动、直接、连续、具体的方式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而司法权则被动地解决社会争端。行政强制措施更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紧急措施。这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充分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尊重行政强制措施临时性、紧急性的特点，在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不能以监督之名横加干涉，否则会使得行政行为效力的公定性、确定性、执行力丧失意义，进而影响行政权威，影响行政治理活动的进行，甚至导致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2)坚持检察监督权的谦抑性

“谦抑”本意是克制、妥协、宽容。检察权谦抑的理论主要应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也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权要尽可能保持克制、妥协和宽容。克制就是在启动阶段要忍一忍、放一放，妥协就是在过程中能合议就合议，能协商就协商，宽容是在结果上能差不多就算了，放他一马、饶他一把，就是这个意思。当把“谦抑”运用在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中，就有更丰富的含义了。

克制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被动监督原则。首先，为维护行政权运行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检察机关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应该以当事人主动为原则，检察院依职权为例外。其次，当事人不服行政强制措施，有多种救济方式，可复议，也可诉讼。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这些途径来维权，则检察机关不必也不应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所以，一般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请启动为前提。

妥协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合法性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不包括合理性的监督。检察监督为法律监督，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就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而言，既要尊重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又要充分考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客观情境、有关政策、行政习惯等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对于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的监督，更适合采取上级机关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方式。如果对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采取检察监督的方式，既不符合法律监督的属性，也不利于贯彻行政权运行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因此，不宜将行政强制措施的合理性纳入检察监督的内容。

宽容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结果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当事后结果监督为主，事中监督为辅。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实施的暂时性或控制性的行为，具有预防性、及时性和时限性，如果检察机关过早介入，有可能影响行政强制措施预防性和及时性功效，导致行政强制措施难以发挥其运行的目的，故而进行事后结果监督更为妥当。当然，若重大行政行为违法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检察机关也应对行政主体在特定范围内的重大行政行为进行事中监督。

四、结语

权力并不必然导致腐败，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则必然导致腐败，因此检察机关要不断提高监督水平，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对行政权实施检察监督，就更应当以法律和制度作为支撑。换言之，检察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行使法律监督权，应当有更加全面和坚实的法律制度支撑;有关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和方式方法等，需要法律予以进一步明确规范。

(4)严格、规范、充分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复杂、重大、疑难案件的过程中，在审慎审批、依法使用的情况下，可以灵活运用充分、必要的技术侦查措施。以当前的技术水平和配备，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电话监听，运动轨迹监控，恢复、获取手机联系记录、内容以及微信、新浪微博等即时沟通工具数据。从各地实际情况和成本、效率角度的出发，地级市一级检察机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积极配备一整套的技术侦查设备，若条件确实不成熟，应积极依托公安、国安、移动通讯运营商等单位进行侦查，以更好地利用好这把利剑。

(5)职务侦查人员的再教育

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情况，对于侦查人员的各方面素质都有更高的要求，必要的教育培训工作显得刻不容缓。教育培训的重点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学习和应对、加强出庭说明取证情况的能力。比如面对辩护律师刁钻提问时如何应对;侦查人员和出庭作证身份落差的心理鸿沟如何适应;面对法庭的调查，如何言简意赅，正确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6)做好与律师的良性互动

新刑诉法规定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且存在有碍侦查情形外，不得阻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所有案件侦查终结前，都必须许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健全与律师的沟通交流制度，重视听取律师的意见，在侦查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及时有效地听取律师的意见，并及时地给予积极、有效的反馈，从而有利于把握案件事实、定性。